就这些人事任命来说，如果一省受清廷的控制较稳固（例如江西），亲手挑选巡抚意味着曾国藩能将该省（大不如承平时期但总数仍很可观）的许多税收，挪去支应在战事最激烈的省份里他的部队所需的薪饷和物资。但在江苏和浙江之类受叛军控制的省份，巡抚一职比较像是悬在将领眼前的战利品；如果哪位将领能从叛军手中收复他名义上管辖的省份，他就能在该省省会坐上巡抚之位，享受随之而来的权力与威望。
当然，清廷正用同样的原则来驱策曾国藩为其卖命。他所获赐具有实权的高位显职，乃是朝廷所能给予他，让他甘愿在战争中冒生命危险消灭叛军保住王朝的最强有力奖励（其实是唯一能给的奖励）。南京则是最大的战利品。南京不只是叛军的首都，还是位高权重的两江总督衙门历来的所在地。如能击败太平天国，南京就可能是他的。在弟弟曾国荃正于湖南招募新兵以便攻打南京、他的门生李鸿章正在招兵买马组建淮军之时，曾国藩把最远的目标摆在收复南京和在南京等着他们——他自己、他的几个弟弟、整个曾家和曾家后代——夺取的不朽的个人荣耀。这是促使曾国藩效忠清廷不渝的最大因素。因为如果清朝垮掉，将无荣耀可得，将无权力可得，他的儿子也将得不到不朽的遗产。清廷引导他走到一个使这两个目标——为王朝收复叛军首都、为家族拿下南京城——同时存在且不可分割的境地。因此，为了诸弟和诸子，在王朝已濒于瓦解之际，他再度把自己和满清政权拴在一起。
* * *
那年冬天，洪仁玕过得并不如意。他在南京的官场生涯从一开始就受苦于紧绷的拉扯。他对族兄天王坚定不移的效忠把他拉往一个方向，而他欲拉拢洋人到太平天国阵营则把他往另一个方向拉。传教士要求他“修正”叛军教义，他自己这边的人则期盼他争取洋人支持他们的反清战争。事实渐渐表明，两者各行其是，都不可能实现。他出征安庆不在南京期间，这一紧绷关系迅速恶化，而且诚如郭修理看到的，到了一八六一年秋他返回南京后，他已濒于崩溃。洋传教士来到南京，带给他些许空洞的承诺，而他们所属国家的外交官，对待太平天国诸王粗暴且专横，提出离谱的要求，让主持涉外事务的洪仁玕为此受罚。洋传教士看准叛军一再拉拢洋人而占叛军的便宜，却未有任何回报。
洪仁玕以族兄对他的宠信为赌注，呼吁和洋人交好，许多率领太平军在外征战的王和统兵官，因为干王的要求而继续爱护他们的“洋兄弟”。但随着向洋人示好未受到理睬，他在都城开始受到批评。他成为耳语战术的靶子，有人指控他所器重的洋传教士在颠覆天王的权威，指控他保护并鼓励他们，从而使他本人说不定威胁到太平天国的存亡。这些指控令他难堪。郭修理登门拜访时，洪仁玕正努力脱离洋人圈子；他与洋人走得太近时，例如与郭修理走得太近时，出手保护他的是他忧心忡忡的亲哥哥。到了一八六二年冬，南京城里只剩罗孝全一位传教士。
然后，就连罗孝全都离他而去。
这位美国传教士说，他不得不离开南京，因为一八六二年一月十三日洪仁玕终于疯了。罗孝全说，那一天干王拿着一把长剑闯进他位于楼上的住所，“毫无预譬或正当理由”，当着他的面杀掉他的中国仆人。然后，“杀掉我那位无辜又无力保护自己的可怜男仆后”，洪仁玕转向他，想激这位白胡子传教士还手，以便用同一把剑了结他。洪仁玕“像极魔鬼”跳到仆人的尸体上，用他穿着绸布鞋的脚猛踩仆人一动不动的头。然后他冲向罗孝全，推开罗孝全坐的长凳。见罗孝全没还手，洪仁玕拿起一杯茶，朝罗孝全脸上砸去。然后他抓住这个老人，猛摇他，朝他右脸颊猛甩一个耳光。罗孝全转身，洪仁玕往他左脸颊又一个耳光，打得他两耳嗡嗡作响。罗孝全挨了两个耳光仍未还手，洪仁玕终于放下他，“像只狗般”对他吼，要他“滚开”。
一星期后，罗孝全搭上一艘行经的英国炮艇逃离，匆忙中丢下他的所有书籍和衣物。一月三十日他出现在上海，两眼圆睁，上气不接下气，回到他因加入叛军行列而暌违了十六个月的租界。对于凡是肯听他说话的人，他都向他们说洪仁玕已经发疯。抵上海后不久，他公布了他的遭遇，列出一长串的指控：指控洪仁玕杀了他的仆人，指控他曾想杀死罗孝全本人，指控他抢了罗孝全所有书籍和衣物。他写道，“我原是（这个）革命运动组织的友人”，但“过去我有多支持他们……现在就有多反对他们”。曾为叛军执掌对外宣传大旗的罗孝全，从此成为对叛军批评最尖刻的人。
后来才发现这位美籍传教士的故事，大部分是他个人所虚构。一如他曾鼓起如簧之舌夸张地颂扬叛军，如今他亦以同样的手法痛批叛军。那位“遇害”的仆人似乎后来出现于上海，活得好好的。罗孝全所谓遭洪仁玕抢走的书籍和衣物也送到上海，由这位老传教士领回。而他的故事，每次重述都不尽相同。在最早的版本里，他说洪仁玕那位“苦力哥哥”唆使他杀了那个仆人，但接下来几星期，他哥哥在这件事里的角色愈来愈吃重。六月，有份在香港出版的小册子说，罗孝全终于承认洪仁玕其实没有攻击那名仆人；殴打那名仆人的是洪仁玕的哥哥。而打人也不尽然是毫没来由，那个仆人犯了罪（罪名不详，有份原始资料说他在干王的步道上大便），罗孝全想庇护他，不让他受罚。正是这种偏袒作风，使洪仁玕招来府内自己人批评，而他哥哥动手打那个仆人，可能就是为了不让他受到那些批评。没有证据显示罗孝全本人受到攻击。那一天激动失常的，似乎是这位来自田纳西州的传教士，而非干王。
洪仁玕本人把他与罗孝全的争吵称作一件小意外，尽管他有可能刻意淡化其重要性以隐藏他心中的失望。对于此事，他只说由于“一日因些小误会（罗孝全）即便不告而别，逃出城外，无论如何不能挽留之”。但不管在南京那个寒冷的一月天干王与罗孝全之间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从那之后，在上海，再没听到有谁替洪仁玕讲话，从而也没听到谁根据宗教理由发言支持叛军。这事对太平天国对外关系的伤害很大。诚如当时某人所遗憾说道，这位美籍传教士的背弃南京，意味着“将我们新教传教士与太平运动连在一起的主要环节如今已经断掉”。从此，叛军与他们国度以外的世界之间没有直接的沟通管道——不管那是正确的、夸大的、不切实际的、批判性的或其他的管道。
这事就发生于上海洋人正在防备李秀成部逼近之时，时机可说再糟糕不过。在如此混沌的时期，这消息使任何可能替叛军讲话的人就此噤声。因为，至少就目前来看，太平天国最开明的王——温和、圆脸的洋传教士宠儿，引领中国进入十九世纪全球潮流的新政权首脑——似乎一直都是个假象。而随着干王的外在形象化为一缕青烟，随之跳脱出来的黑暗内在是只怪物，和其他所有怪物没两样的怪物。
* * *
一八六一至一八六二年那个冬天，曾国藩在安庆耐心扩编、训练他的部队时，在孤岛般的上海，乡绅和当地官员只能自求多福。他们于十一月时派了一支小代表团到上游安庆，泪眼乞求曾国藩派湘军到他们的沿海贸易重镇保护他们。他们承诺，只要他能保住上海，凭着海关收入和当地商人的捐款，他们每月能付给他数十万两银子。但曾国藩一开始并未答应，他很清楚上海是个大财库，但从战略上看，他的焦点在南京，上海位于南京的另一边，距离太远。从湖南农民的内陆视角来看，上海是世界的尽头。他告诉他们耐心以对，说李鸿章于来春训练好他的淮军时，他或许能找到办法帮他们。但那至少是几个月后的事，代表团空手而回。
鉴于太平军几乎肯定会在冬天这几个月期间来犯，英国人和法国人也未保证出兵保护，上海的有钱华人除了依靠他们花大钱组建（却几无战果可言）的华尔洋枪队，别无办法，上海商人给华尔的承诺——付以高薪，破城后任由他的部队洗劫——没变，于是在重赏驱策下，尽管英国政府几次阻拦，这位于美国塞勒姆出生的菲利巴斯特仍继续经营他的佣兵队。前一个夏天从舰队司令何伯的旗舰脱逃之后，华尔偷偷回到他位于松江的基地，重新召集他残破民兵队的余部。经过前面几次战败和英国人的查抄，只剩六十八名外籍佣兵，但他们仍拥有拿破仑野战炮，而且如果能攻破西北方约十五公里处的青浦城，他们仍能依约得到大笔财富。
前一年，华尔的洋枪队至少四度攻打太平军控制的青浦城，都未能得手，这个夏天他们再度进攻，依旧铩羽而归。他们使用和先前一样的打头阵策略——由他们这小股外籍部队先用火炮轰城门，强攻城墙，然后大批清军跟进，攻入城里，赶走守城叛军。但增援的清军再一次未准时出现。洋枪队惨败，华尔失去已残破的部队将近三分之一的兵力。这未让他得到上海洋人的同情；华尔在华组建民兵队之举，令上海洋人甚为难堪，因而得悉洋枪队在青浦惨败，他们感到宽慰。许多洋人希望他可耻的事业就此结束，上海的《北华捷报》宣称，继先前几次受挫，青浦再尝败绩，终于给外籍民兵队的“不光彩事业画下句点”。卜鲁斯于七月三日向罗素勋爵报告，他对“外籍兵团已遭解散，甚感欣慰”。
但华尔并未就此金盆洗手。美国境内的动乱开始波及上海租界时，他再度现身。一八六一年八月下旬，上海传言当地一艘名叫“涅瓦”号（Neva）的快速帆船已被一群加利福尼亚人（某上海居民口中的“狠角色”）买下。他们亮出一封盖有蒙哥马利市邮戳的信封，说那是美国南方邦联总统戴维斯（Jefferson Davis）所发的捕拿敌船特许证。香港的英文报纸《每日杂报》（China Daily Press）和《德臣西报》都报道说，这帮战时特准攻击敌方商船的南方邦联武装民船船员的头头是华尔。据这些报道，他这群人要用取自上海美国军火库的火炮装备“涅瓦”号（军火库主管是美国南方人），然后开始击沉中国沿海的北方联邦商船。
当时美国在中国只有一艘海军船舰，即小型船“萨吉诺”号（Saginaw）。“萨吉诺”号从香港全速驶往上海以猎捕“涅瓦”号——但那是在船上两名支持南方邦联的军官得悉此任务而辞职之后。结果，“涅瓦”号船上载的不是火炮，而是威士忌，尽管先前的报道已在美国本土引起很大轰动，使华尔以美国在华冒险汉子的形象，或《纽约时报》所谓的“著名菲利巴斯特”的形象，骤然声名大噪。十一月九日，《纽约先驱报》（New York Herald）刊出社论，称华尔效命于北方联邦，想借此澄清他为南方邦联效力这个一直未消的传言。这篇社论说华尔其实打从骨子里反对南方脱离联邦，还引用了他先前写给纽约某友人的信佐证（这是他仅存的少数亲笔信之一，因为他的后代耻于他不道德的事业，后来烧掉他大部分书信）。“我想这时政府应已稍稍压下某些分离派恶棍的气焰，并夺回萨姆特，或至少围住萨姆特，”华尔在信中告诉他的友人，“我很遗憾未能与你一起参与此事。”
不管亡命之徒华尔站在哪一边，在美国内战的压力开始大大冲击诸通商口岸的租界时，华尔是当时在华最受瞩目的美国人。在上海，英国人是美国人十倍之多（有位美国人写道，“他们（那些英国人）是极令人反感的一群势利鬼”），而尽管在华美国人大部分是北方人，在华的英国人绝大部分支持南方。北方联邦的海军兵力几乎全被召回北美，以封锁南方港口——只剩下“萨吉诺”号，而该船于一八六一年十二月朽坏，什么都没留下。在华的美籍商人不得不靠英国军舰来保护他们的商业利益，而他们极痛恨必须仰人鼻息。英国人于晚宴上嘲弄美国人的内战时，两方就打了起来。
一八六二年初，为了所谓的“特伦特”号事件，上海英国人与美国人之间的恶感白热化。一八六一年十一月，在古巴附近，一名美国船长追上英国邮船“特伦特”号，登船逮捕两名南方邦联的外交官。英国愤慨于美国人强行登上英国船只，几乎就要对美宣战。英国部队乘船前往加拿大，准备从北方南侵美国时，舰队司令何伯备好他在上海的部队，随时可没收上海美国人的住居、船只和资产（尽管美国侨社流传一则他们乐见的传言：如果真发生这事，华尔会先发制人攻击何伯的船只，把那些船抢过来，用船上的火炮炮轰英国租界）。紧张情势最终平息，但在一八六二年整个冬天，每传来一声炮响，宣告有汽船从北美驶抵上海，就会有一群效忠北方联邦的心急美国人跑到码头，向船员打探消息，急欲知道祖国是否已和英国开打。其中一人预测道：“一旦开打，商业会完全瓦解，这里的美国人几乎个个都会赶赴旧金山。”
这个时候，太平军已在前来途中。第一批警讯发于一月十一日，远方火烧的浓烟开始遮蔽上海北边的地平线。隔天，新一波难民开始抵达城外，带着少许家当的老妇和小孩。火变得更近。钟声响起，火炮擦净，诸外国领事秘密会晤，筹划守城之道。当地志愿军集合到深夜，忧心忡忡从瞭望台上远望，看着照亮北边大地的火光逼近。美国人搁下恩怨，加入英国人和法国人的守城行列。有个美国人在写给母亲的信中说道：“如果有机会，我们要让英国人见识我们的本事不比他们差。”
他们的确该担心。虽说一八六○年轻易击退来到上海城外的太平军，但这一次，零星的报告指出，叛军的武器和训练比外国联军所预期的更精良。有位名叫戈佛史东（Goverston）的英国水兵，一月十八日声称在上海城外数公里处遭一支一万五千人的叛军部队俘虏，然后获释。叛军硬给他斟酒，讯问他上海守备的事。他说叛军配备英国和德国滑膛枪，还说叛军中一名阿拉伯人告诉他，另有一支配备埃菲尔德式步枪的叛军和一支秘密的欧洲人部队在赶来途中。据他的说法，叛军“看来气色很好”，吃饱喝足（然而戈佛史东自己坦承，他在上海时喝得太醉，过了上岸休假的收假期限，因而他有可能为了避免受罚而编造这整件事）。数天后，一支配备滑膛枪的两三千人叛军，攻下上海北边约十五公里处的吴淞镇，拿下黄浦江入长江三角洲的河口，使戈佛史东的说法有了更有力的证据支持。目睹这场战事的英国皇家海军某上尉报告，他们组织的完善、配备的精良——不只胜过薄弱的吴淞守军，也胜过他在白河见过的清朝精锐部队——令他“相当震惊”。
* * *
李秀成无意在攻占上海的过程中毁掉那里，因此施行大包围策略，测试洋人抵抗的决心。一月，李秀成部兵分五路——有些兵力为数千，有些达数万——拿下上海两边各约数公里外的两个镇。他的支持者开始将大张宣传告示打进松江和上海，承诺只要献城，就给予安全和保护。在这些告示中，李秀成提到过去一年他的部队行经江西、湖北和最近征服浙江之事。其中一份告示写道：“凡所经之地，其于投诚之百姓则抚之安之，其于归降之勇目则爵之禄之。”后面又写道，劝城中之人“着即放胆，亦照该等急早就之如日月，归之如流水”。至于洋人，他提醒他们勿插手，警告凡是“助逆为恶，相与我师抗敌，则是飞蛾扑火，自取灭亡”。
李秀成集结大军于远处，大张旗鼓武吓城内守军，而由于上海对外交通遭缓缓切断，上海面临贸易衰退的威胁。他希望以此武吓和威胁，不费一兵一卒，让城中清朝官员自动出降。城内人心惶惶。舰队司令何伯派人赴香港调英国援兵，广州领事将上海岌岌可危的消息转告伦敦。这名领事说：“我们的防守兵力薄弱，要守的地方广阔，且中国难民人满为患，其中无疑大部分是叛军分子，一旦前方遭到攻击，他们就会在后方制造恐慌。”
当难民又一波波涌进已然人满为患的上海租界寻求保护时，有消息传来八万名太平军正从苏州进逼。消息说这批太平军打算从青浦搭船到下游的上海，预计于一月二十五日左右抵达。英法部队的主力守卫上海县城，挤满难民的广大租界则交由两百名志愿兵、一些配备步枪与刺刀的警察和位于最外围的一队旁遮普步兵保护。一月二十四日，也就是传说太平军抵达日的前一天，英、法当局在墙上贴出中文告示，宣布上海和相邻区域受联军保护。然后他们准备迎击即将来犯的敌军。
但一月二十五日，太平军并未现踪。隔天仍无叛军踪影，就在这时，上天介入。上海地处亚热带，夏天炙热，冬天气温很少降到冰点以下，但一八六二年一月二十六日，城中守军远望地平线，注意敌军动静时，开始下雪，一连下了三天，雪下在叛军与商人头上，下在难民与传教士头上，盖住房舍、城墙和田野，雪白一片。河川封冻，结了靠不住的一层冰，穿过乡间稻田的狭窄马道被雪盖住，不见踪影，因而移动几乎不可能。上海雪厚六十厘米，宁波三十厘米，整个长江下游地区瘫痪。到了一月三十日，（清同治元年，太平天国十二年）农历大年初一的吉日，东部沿海地区被冰霜覆盖。宁波一位传教士在坚固的房子里，火烧得很旺，夜里的室内温度仍只有零下十三度，而在屋外，散布于广阔田野的叛军士兵，在薄帐里发抖，快要保不住性命。
二月上旬天气转好，冰雪开始融化，元气大伤而士气低迷的太平军也振作起来，开始行动。但这时他们发现除了天候难题，在松江——进向上海的踏脚石——遭遇意料之外的抵抗，使情势更为不利。原来，过去几个月，华尔除了在他祖国的内战插上一脚，还在松江训练一支新民兵队。这支部队不同于六月时溃败的那支部队，主要因为他终于不再找欧洲船上的逃兵补充新血，而开始训练松江当地的华人部队。他留下前一支民兵队里为数不多而有经验的欧美人担任军官训练新兵，但除此之外便倚赖华人士兵，而由于华人士兵的薪饷只有外籍佣兵的十分之一，于是兵力大增。
华尔底下的外籍军官，大部分几乎自一开始就跟着他，而他的两名副手（他一召集到够多士兵而可以自称将军时，这两人随即晋升上校），都和他一样是美国人。其中一人是来自缅因州的捕鲸人，名叫法尔思德（Edward Forester），曾因兵变困在日本，后来来到中国。另一位是为人浮夸的南方人，来自南卡罗来纳，名叫白齐文（Henry Andrea Bungevine）。白齐文的父亲是法国军官，打过拿破仑战争，最后移民美国的查珀希尔（Chapel Hill），教法语为生。白齐文本人曾在克里米亚半岛的法军当过两年志愿兵，但在投入华尔麾下之前，他干过的其他工作包括报纸编辑、邮务员，还有九至十七岁在美国参议院当听差，都和后来的佣兵生涯八竿子打不着。
华尔教华人士兵回应英语命令，听标准军号声作息和进退。他要他们穿上欧式军服——灯笼裤配短上衣——个个都说军服非常帅气。炮兵军服是蓝色，步兵军服是绿色，步兵和炮兵都缠绿色头巾。盛夏时，他们全穿着红色镶边的白色灯笼裤和短上衣。华尔训练他的部队以变换快速的阵形打仗与移动；要他们排成列，组成步兵方阵，下令开火才能开火。那是英国入侵北京期间令他们大为满意的“广州苦力团”的翻版，差别只在这些人带的是枪，而非运送的补给。
他为他的士兵配备购自上海军火商的最先进武器：来自英格兰的埃菲尔德式步枪（就是一船船运到美国卖给南军和北军的同款步枪），以及英国滑膛枪和一些普鲁士步枪。经过固定的操练，他们据说枪法很准。华尔的弟弟亨利·华尔（Henry Gamaliel Ward）跟着哥哥的脚步来到中国闯天下。透过弟弟的牵线，华尔也开始寻找更重的火炮，可以的话，甚至想办法买进炮艇。钱不是问题；他的金主杨坊和与杨坊相似背景的人，手中满是他们从上海贸易中赚得的现金，为了保住身家财产，他们乐于出钱。为中国部队大规模购买军火，普遍认为有违道德（且未必合法），但亨利·华尔甚至大胆到想从美国公使手中买下美国船“萨吉诺”号（结果遭拒）。此事未能如愿后，他试图透过父亲从美国买进一批轻型炮艇。他父亲在纽约开了一家船务代理公司，想与在华的两个儿子联手赚大钱。
替中国部队装备西式武器的不只华尔一人，因为至少在宁波失陷之后，就有洋人将武器源源不断卖给叛军。那些武器不是最精良的，但大大优于这场内战一开始时使用的十七世纪火绳枪，而且出售量很大。这项秘密交易的详细收支记录如今难以找到，但根据被查获船货的记录，颇能了解其大概。例如在一八六二年，英国公司大卫维荪洋行（Davidson and Company）被查获旗下有艘船，透过新加坡欲运送三百门炮、一百箱小型武器，以及五十吨弹药给叛军。在另一个例子里，某艘被掳获的美国船上面的账簿揭露，该船所属公司刚供应吴淞叛军将近三千支滑膛枪、八百门火炮、一万八千颗弹丸，还有三百多万个雷管。江南是个火药桶。
一八六二年二月三日，大地仍未解冻之际，华尔的新民兵队打了重建后的第一场激战，面对来犯的两万太平军，成功守住松江。他们在城外设下埋伏——隐藏的炮阵地——奇袭在大雪纷飞中来犯而已元气大伤的叛军，撂倒两千多名叛军后，叛军统兵官才下令撤退。华尔的士兵生擒七百多名逃跑的叛军，将他们押到上海，交给道台处决。两天后，华尔的民兵队继续出击，攻打松江与青浦半途的一座小山，迫使太平军统兵官撤离设在该处的阵地。
上海乡绅的私人军队首度证明自己是支能打的部队。代理江苏巡抚之职的薛焕（即前一年夏天提出假证件证明华尔是中国公民的那位官员），建议将部队名称由平实但无法振奋人心的“洋枪队”，改为更有气势的“常胜军”。这个漂亮名称（流于拖大的名称，因为他们打过的胜仗不多），会被后来某些替华尔立传之人视为中国人崇拜该部队洋人领袖的表征，但其实用这新名字取代“洋枪队”，只是欲吸引更多通常讨厌洋人的中国人投入这个民兵队，同时想讨北京的欢心，好让这时终于公开面对世人的新政府不致怀疑非中国籍指挥官的忠诚。
说到忠诚问题，尽管洋人始终把这支民兵队叫作“华尔的部队”或“华尔底下受过训练的中国人”，但它其实是当地军事组织的一部分，而且华尔听从付薪水给他的上海官员和银行家指挥。他直接听命于上海道台吴煦，而从现存的一些命令公文来看，吴煦似乎相当尊敬他，以“将军”的中文尊称“麾下”称呼他，每写到他的名字就另起一行，让他的名字高于其他内文。但同时，他带有讨好之意的尊敬很有可能是出于担心，因为吴煦显然不相信华尔和他的民兵队行事会有所约束。特别值得注意的是，他似乎烦恼华尔部下无法无天的劫掠。在下给华尔进攻青浦的命令中，吴煦恳请他一打完仗就立刻离开。他写道，勿让常胜军进城，这样做事才利落，不会惹麻烦。然后他又重复同样的意思，强调：你们一破城，就把它交给（官军），回松江。别让常胜军进城。
尽管华尔底下的人有一些危险分子，但华尔是上海乡绅最大的希望所寄，他们竭尽所能让他不生二心。筹钱供养这支部队的有钱银行家杨坊，甚至于一八六二年三月将女儿常梅嫁给华尔。这是个奇怪的安排，因为就中国人的观点看，她是个瑕疵货：他的未婚夫还未成亲就过世，她既称不上是寡妇，在中国社会里又几乎嫁不出去。前一年夏天何伯逮捕华尔时，已和华尔有婚约的那个中国女子的遭遇没有史料可查，但那人肯定不是杨常梅。这桩婚姻主要是利害的结合，因为对银行家杨坊来说，那使他得以将华尔紧抓在身旁，有助于确保他的忠诚（而除了把他不幸的女儿嫁给洋人，她在上海商界眼中毫无价值）。对华尔来说，那有助于确保杨坊依约资助他的民兵队。位于中间的杨常梅一生成谜，唯一留下的东西是现今摆在美国马萨诸塞州塞勒姆一间博物馆里的少许首饰。
在上海，雪暴结束后，英国人和法国人赶紧强化防务。驻华皇家海军司令何伯和驻华法军司令卜罗德（Auguste Leopold Protet，与何伯同是第二次大沽口之役的败战将军）二月十三日会晤，签署守卫上海、反击太平军进犯的联合协议。两人开始草拟计划，欲组织一支能上战场和叛军对抗的地面部队，肃清上海方圆五十公里——何伯长久以来认定的势力范围——里的叛军。罗素勋爵已清楚告诉舰队司令何伯，英国不容许国民干预中国内战，除非为阻止英国国民受折磨或丧命，但就像他一贯的作风，何伯漠视命令，视情况便宜行事。
他们手上的兵力薄弱；有炮艇，但只有一千五百五十名正规军，其中六百五十人是英国人，其余是法国人，另有少许水兵当后备。此外有两百名平民志愿兵，包括美国人。上海城里和周边的清军，形式上有约一万人，但公认并不中用。如此薄弱的联军兵力，或许足以守住上海县城有防御工事的城墙，击退攻城叛军，但不可能于野战击败叛军。舰队司令何伯得想办法增强兵力，不然就得困守于上海城墙内。舰队司令何伯为何突然改变想法，决定另眼相看他一直拼命打压的那支民兵队的美籍变节菲利巴斯特，原因就在此。
由于华尔似乎不再怂恿欧洲水兵弃船逃走，更重要的是，他的由中国人组成的新部队的确挡住了太平军对松江的进攻，于是何伯决定将他对这位美籍佣兵的敌意摆到一旁，试着和他结盟。华尔对保护上海兴趣不大，但联军炮艇的支持将使他更易攻下太平军所控制的城镇，于是同意和何伯并肩作战。到了二月底，舰队司令何伯提起华尔时，已改用带有高度肯定意涵的新字眼称呼他——不再是变节者或菲利巴斯特，而是值得尊敬的专家，“其与中国人打交道的经验，乃是我乐于大大仰仗的”。
对于何伯欲组建地面部队的计划，卜鲁斯初步表示同意。他在三月十九日的信中论道：“只要在中国有些许经验，就会确信待在城墙内固守，定会使来犯者相信我们怕他们，没本事和他们野战。”但尽管他同意何伯欲将叛军赶出上海周边地区的意图，却坚持要联军只能守上海本身，至于可能被叛军夺回的城镇，其驻防任务是清军的事。至于何伯欲与华尔合作的提议，卜鲁斯爽快同意。卜鲁斯认同何伯的看法，认为这位美籍菲利巴斯特所统率，由外国军官与华人士兵组成的混编部队值得效法，或许能使清廷打赢这场战争。在同一封信中卜鲁斯告诉何伯：“除了在奉行更高明原则的军队组织里，我看不到拯救这国家免于全面混乱和土匪横行的希望；华尔上校的部队的确提供了一个起点……理该予以鼓励和扩大。”
* * *
但对于雇洋人帮朝廷打仗，曾国藩抱持极审慎的态度。首先，他不认为他们特别能打。在祁门，他已知道李秀成的出征部队中有洋人，但把他们斥为“系用钱雇，无足轻重之鬼”。在他眼中，忠心比贪婪远更能激励人奋勇杀敌。但他承认在上海，找洋人帮忙或许在现实上不可或缺。二月二十日，即华尔在松江附近打了头几场胜仗后不久，曾国藩在奏折中坦承，借洋人佣兵助守上海乃至宁波，或许有益于清朝。他剖析道，洋人已在那些地方住下，因而可望为了他们的自身利害而助守。但他力劝朝廷勿让洋人会剿内陆叛军，特别是勿让他们助剿苏州或南京叛军。那些地方没有洋人聚居，欧洲人将纯粹是为了钱帮朝廷打仗，而这会滋生重大流弊。他写道：“不胜为笑，胜则后患不测。”事后他们会要求什么样的回报，谁都猜得到。因此，他重申只该让洋人助守上海，勿让他们会剿。
但由于安庆资金捉襟见肘，他最终决定不该把上海完全交由洋人去守，因为他本身需要上海。也就是说，只要这个国际城市独立运行，在道台吴煦和巡抚薛焕治下，上海乡绅就能养活自己的佣兵队，能向朝廷完粮纳税，但曾国藩的军队从中得不到任何好处——而如果湘军不开始替士兵大大加薪，则有哗变之虞。他在二月一日写信给弟弟曾国荃，显露其想法改变：“上海一县，人民千万，财货万万，合东南数省，不足比其富庶，必须设法保全。”十天后他写道：“闻上海每月实可筹银五十万两，不忍坐视其沦陷也。”
于是，曾国藩和上海乡绅终于有了合作基础。乡绅希望曾国藩到下游上海保护他们的身家和事业，曾国藩则把上海视为他攻打南京的军事经费来源和攻打苏州的可能基地。双方各有所图，但当下的目标一致，于是，到了一八六二年春，曾国藩一改十一月时冷落上海代表团的做法，决定试着派兵赴上海解围。如果成功，那支部队可以成为他切断南京对外联系战略中的第三支先头部队。问题症结仍在于如何让部队抵达上海。
上海道台吴煦替他解决了这问题。吴煦找上英国麦肯锡洋行（Mackenzie，Richardson & Company），与之签订合同，由该洋行用英国汽船将九千名官兵和支持人员从安庆运到上海——此举悄悄实现了洪仁玕一直无缘实现的计划。清朝官员和英国当局都推断（相当正确的推断），叛军的岸置炮台不敢向挂英国国旗的船只开火。巴夏礼在南京告诉太平天国诸王，英国人绝不可能运送补给物资给饿着肚子的安庆太平守军时，以草率无礼的口吻对他们上了一堂“中立权利与义务”的课，而这时舰队司令何伯碰到类似要求，做法却与巴夏礼截然相反。他很干脆就同意用英国汽船运送李鸿章的军队，因为那“有利于他不让讨厌的太平军靠近上海的计划”。
借由来回三趟的运送，不到一个月，李鸿章的六千五百名淮军及其支援人员就在四月底时赫然驻扎于上海，随时准备从东边往南京打。李鸿章取代薛焕，接任江苏巡抚之职，成为上海道台吴煦的上司，当地的清军也随之归他节制——意即常胜军自此听命于他。
李鸿章的部队如此迅速且安全运抵上海，令曾国藩大为欣喜，在太平天国的另一边，终于有了忠于他的部队。但运兵费用高得离谱：十八万两银子，相当于上海一个月关税收入的三分之一，或四万多名湘军士兵的月薪总和。“可骇而亦可怜！”他在一封家书里写道。那使他更加坚持他对接受外援一事的既有看法，他也由此认定，中国得自建汽船，才不会继续让洋人趁火打劫占便宜。但比有损国家尊严更糟糕的，那大大伤害他的文官职责——因为他不仅是军事将领，还是负有照顾所辖人民生活福祉之责的总督，而十八万两银子代表在国库空虚且他几乎供养不了安徽军队的一切所需，更别提照顾他所控制地区的平民大众时，让民间捐献的大笔金钱流入贪婪的洋人之手。一如他在同一封家书中写道，当时湘军的给养或许不足，但在安徽，就只有军人有东西吃。
最初，清廷命令曾国藩派其弟曾国荃而非李鸿章去上海。但曾国荃比曾国藩更想得到收复南京的殊荣，因而直接表明除了叛军首都，他不愿把旗下部队带到别的地方——甚至为此故意延搁带新招士兵从湖南回来的日期，直到曾国藩确定派李鸿章而非他赴上海，才动身赋归。因此曾国藩再一次抗命，而曾国荃在得到会让他在主战场作战的承诺之后，终于在三月回到安庆。新招的士兵被派去驻守据点，老兵则重新集合，再度跟着他出征。
三月二十四日，在安徽省内处于困苦挨饿的情况下，曾国藩送弟弟曾国荃从安庆出征。曾国荃率领两万湘军走陆路和水路，并由他们的弟弟曾国葆另率五千部队与他会合。曾国荃出征那天，李鸿章的淮军仍在为进赴上海做准备。曾国荃部循着长江北岸往东走，渐渐消失于远方。他们将进入太平天国的心脏地带，攻打位于心脏地带深处而整座城如同要塞的南京城。
* * *
随着太平军前进受阻，上海陷入远处敌人缓慢的围攻。米价上涨五成，面粉价上涨一倍。由于天气寒冷，木柴价涨了一倍多。但让上海城民提心吊胆的太平军进犯并未发生。上海反倒陷入度日如年的包围，所有人静观其结果。英国的地面当局确信，虽然保持中立，但他们可以反击对上海的直接威胁，而那无疑包括包围他们的叛军。在这点上，他们得到当地居民百分之百的公开支持；《华北与日本市场报告》（North China and Japan Market Report）推测，整个上海租界，除了那些靠着偷运枪支给太平军发财的洋人，这时全都乐于见到联军“以枪炮考验条约的中立条款”。
华尔与英法部队的联合作战，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一日首度小规模展开。他们进攻距上海约十三公里的高桥村。华尔统率六百人，何伯与卜鲁斯带总数五百人的海军部队，并让他们带着一只可发射六磅重炮弹的火箭筒登陆。战事很快就结束，叛军弃村而去，只有一名法国士兵丧命。尝到胜利的滋味，他们继续发动攻势。
对于初次的小冲突，上海洋人有喜有忧。有些上海洋人，尤其是传教士，乐见何伯主动攻击叛军。最近洪仁玕精神失常的消息，已使传教士不再对太平天国治下基督教中国的诞生寄予厚望。幻灭之后，他们感到愤慨，有些传教士更因为先前寄望之深，而在失望后由爱生恨，痛恨叛军。在三月十七日的私人信件中，上海的英国国教会主教表达了对舰队司令何伯出击的完全肯定，说他甚至希望何伯不只是保卫上海。“据说当局只想接到卜鲁斯要他们将（叛军）赶出这省内全部有城墙环绕之城镇的命令，”他写信告诉美籍传教士卫三畏：“其实我希望他们不只攻下南京。该动手将乡下这些怪物肃清了。”但有些传教士指责英国人激起太平军在乡间报复，使难民涌入上海城，从而制造混乱。有位传教士投书《纽约福音传道者》（New-York Evangelist），说：“上海人民正遭遇的苦难，有很大部分得归因于外国针对他们执行的政策。”
讽刺的是，何伯这次出击主要是为了上海商界的利益，但对何伯此举谴责最烈的人当中，却有部分人士来自上海商界。商人并非一致支持他的行动，许多商人担心，最近针对太平军采取的主动攻打方针会毁掉上海本身。英国贸易公司龙头怡和洋行（Jardine，Matheson & Company），一八六二年二月二十七日在内部传阅函件中写道：“联军司令正采取的方针，恐怕会带来天大灾难。”该函件描述了何伯与华尔联合进攻高桥的情况，说这类行动只会“激怒绝不可小觑的敌人”。鉴于上海之外的“整个乡间”“在太平军手中”，该函件警告，“若这项自杀政策坚持到底”，那“最后即使未毁掉所有贸易，也会大大干扰所有贸易”。
或许有些传教士希望对叛军开战，或许有些商人担心此事成真，但舰队司令何伯仍未得到伦敦批准如此做。英国政府的政策是绝对中立，因而上海周边的交火仍必须严予节制，只针对太平军围城部队对上海的直接威胁响应。小冲突中有人伤亡，但双方都仍在试探对方。严格来讲，“好斗吉米”没有发动攻势，他与敌人交火，都局限在上海近旁，但他其实很想甩开这个局限。
* * *
这样的情势不可能长久维持，几乎必然会有根本的转变，而由于一次意外，转变的临界点终于到来。四月二十三日，宁波的太平军举办庆祝活动。他们的统兵官范汝增在杭州升了职，刚从杭州回宁波。过去几个月，尽管北方上海周边有零星战事，宁波城里一直很平静，且华、洋商人的贸易日益热络。伦敦《泰晤士报》的香港记者在一个星期前报道，宁波太平军和以往一样“不与洋人为敌”，该地区的华商已“和守城的叛军首领达成谅解”，因而正恢复他们的生意。主要的进口商品是用以喂饱周边乡间人民的谷物，且宁波已开始出口英国最急需的大宗商品棉花。事实上，撇开棉花不说，由于浙江省战时无法满足稻米需求，以及英法船只能从丰收的暹罗廉价进口稻米供应该省所需，尽管丝和茶叶的出口大减，至一八六二年六月三十日截止的那个年度的宁波对外贸易，但整体来讲将比宁波仍在清廷控制下的前一年度成长八成二。夏福礼领事所预言的萧条并未出现。相对于杭州湾北岸上海附近的零星战火，这位《泰晤士报》记者语带乐观地表示，杭州湾南岸宁波的情况显示，“除了兵戎相向，还有其他与（叛军）打交道的方式”。
但夏福礼本人把情况预想得更严重，认为那是难逃的劫数。他在三月二十日写了封信给卜鲁斯，几个月后《泰晤士报》刊出该信内容。他在信中不再保留对叛军的强烈憎恨，而且坦承在宁波发生任何变化之前许久，他就已怀抱并滋长这份憎恨。他在信中告诉卜鲁斯：“在此我要……冒昧宣布，毋庸置疑（且我坚持这项看法已十年不变），太平叛乱是史上最虚妄的政治运动或群众运动，太平教义是历来最庞大、最亵渎上帝的强加教义或道德规范。”照着这条思路一路铺陈，最后此信得出其最具敌意的结论：“阁下请放心，对于这个运动，我们将只会获致正确的评价，且给它完全公正的对待，也就是它将被我们视为大规模的陆上海盗行径——所有人都感到憎恶的海盗行径——且被与这个庞大帝国通商的基督教暨文明国家以能力所及的所有办法将之从地表扫除。”
四月二十三日早上十点过后不久，正在庆祝的太平军在宁波东城门鸣礼炮，向范将军致敬。东城门面江，江的对面就是洋人居住区。礼炮瞄得不甚准，有几发炮弹越过江面，呼啸穿过法国炮艇“星”号（L’étoile）的索具，落在洋人居住区，打死两三名中国居民（确切人数不详）。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斑鸠”号（Ringdove），最近几日也差点遭太平军的滑膛枪弹射中。得悉礼炮误击事件后，“斑鸠”号舰长致函太平军将领抱怨此事，当天就收到恳切的道歉。宁波城中有两位太平军将领，一是范汝增，一是黄呈忠，来函致歉的是黄呈忠。黄将军保证会查出是哪些士兵所为，“予以严惩”。
在上海，舰队司令何伯一听说宁波传出炮击声，还未得悉道歉之事，就立即有所行动。他和法国舰队司令卜罗德派乐德克上尉率一支联合部队前去，以“使这项肆无忌惮的恶行（得到）应有的赔偿”。但乐德克驾“遭遇”号抵达宁波，迅即了解太平军统兵官道歉之事，觉得道歉合情合理。在乐德克看来，情势已经平息，因此在四月二十七日写了封表示友好的信给范、黄两位将军，接受他们的道歉。他写道，他们所表达的意思“很令人满意，并让人强烈觉得想要我们记住，你们希望维持与英国人和法国人友好的关系”，因而除了要求移走对准洋人居住区的那几门炮，以免再发生这类意外之外，他不会要求进一步的赔偿。他要他们放心，英国人立场中立，宁波叛军只要仍然对他们友善，“大可放心，我们绝不会主动破坏友好关系”。
但奇怪的是，隔天乐德克又修书一封给太平军两位将军。这一次他不再满足于前一天已接受的道歉，而是指责他们让英国人受到“严重侮辱”，“破坏我们希望与你们人民维持的和睦关系”。他写道，他奉派从上海“带可观的兵力”前来，“以为这些侮辱讨得……应得的道歉”。于是在四月二十八日，他不仅要求他们将鸣放礼炮的那几门炮从城门移除，还要求他们将面东朝向洋人居住区的炮全部移走，包括沿着江岸布设而仍在兴建中的新大型炮台。他警告道，他们必须在二十四小时内开始拆除那座炮台，超过二十四小时，英国人就会自己动手拆；如果英国人拆除时遭到开火攻击，“我将视之为敌对行为，将移走江上所有外国船只，将把我们的人移出洋人居住区，接下来很有可能会拿下宁波城”。
乐德克的态度突然从友善转为敌对，以及他突然收回先前接受道歉的立场，似乎出于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他似乎弄清楚意外有两件，而非一件：“斑鸠”号差点遭击中和后来炸死洋人居住区居民的礼炮，发生于不同天。他断定这构成侵略行为。另一个原因是他刚收到来自伦敦的新命令，那些命令是罗素勋爵针对一月时送回给他的那些报告终于做出的回应。后来的发展表明，夏福礼领事对宁波将毁的悲观预测、舰队司令何伯对太平军在杭州犯下种种暴行的暗示、巴夏礼所谓不久后必然会与太平叛军一战的说辞，三者综合的影响，使得英国政府朝他们三人一直希望的方向回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