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夏福礼的报告，《泰晤士报》这时严正表示，英国经济复苏的唯一途径乃是消灭太平天国。叛军已成为“阻挡我们摘取金苹果的龙”。诚如这些主编这时向读者说明的，那是很容易理解的人道问题：如果上海和宁波的茶叶市场毁于太平天国之手，英国政府将会调涨茶叶税，以保住其急需的茶叶贸易收入。那将使英格兰社会喝茶的下层民众，包括因为兰开夏纺织业垮掉而饿着肚子的那些人，日子不好过。他们指责那些提倡中立的政治人物，以高调而抽象的字眼谈论外交政策的道德责任，却未“关心人民所受的苦”。英格兰“追求绝对中立”，完全不关心“英格兰喝茶者或中国产茶者的死活，就和不关心兰开夏纺织工人的死活一样”。因此，干预的主要用意在于人道救助，不仅救助中国农民，也救助英格兰自己的穷人。他们主张，即使撇开老百姓受苦的问题不谈，光是基本的经济因素，“考量到英镑、先令、便士”，就表示“应该将横亘在我们和我们的金苹果之间的那条龙杀掉”。
但对于中国境内的杀戮惨状，《泰晤士报》主编群之隔阂无知，就和被他们嘲弄在空谈道德原则的那些政治人物不分轩轾。他们在一八六二年夏发表的漂亮主张——太平天国是人道威胁，因而协助清廷恢复中国秩序乃是英格兰的荣幸——随着不好的消息从亚洲传回，迅即从他们口中消失。因为防洪闸门已经打开，有了英国政府准他自主行事为后盾，舰队司令何伯正把英国带进一场反中国叛军的战争，而此举的道德后果几乎是深不可测。
与华尔常胜军结盟，并得到李鸿章的爽快同意后，联军于一八六二年晚春大举进攻上海周边的太平天国据点。最初进攻非常顺利，这主要得归因于太平军的装备较差。五月十三日，即攻打宁波三天后，一支来自上海与松江的联合部队完成了华尔的民兵队从未能完成的任务：用四十门重炮，包括一门六十八磅炮和四门一百一十磅炮弹的巨型海军阿姆斯特朗炮，连轰整整两小时后，这支部队从太平军手中拿下青浦。英法军队将青浦南城门炸成碎片之后，华尔的三千五百名华人部队冲进缺口，在军乐队高奏《天佑女王》之际，把被炮弹震得七荤八素的守军吓得退走。联军方面几无伤亡。
但不久后叛军就展现他们的反击能力，欧洲人不知不觉被拖进这场战争泥淖的更深处。拿下青浦四天后，法国舰队司令卜罗德领军攻打松江下方的南桥村。开打后不久，一名叛军狙击手开枪射穿法国舰队司令胸部，击破心脏一条主动脉，卜罗德那天晚上失血过多而死。不久后，悲愤的法军从叛军手中奋力拿下附近有防御工事的柘林村，屠杀该村包括妇孺在内三千人，然后放火烧掉整个村子，为他们挚爱的舰队司令之死报仇。
但联军初步的胜利保不住多久，因为攻破有城墙环绕的城市是一回事，守住它是另一回事，而且联军没有足够人力来守城。拿下青浦后，立即就有消息传来，说李秀成正率大军从苏州南下，欲趁常胜军不在之时扑向松江。华尔带两千部下折回松江，以协助抵御叛军进攻，留下副手法尔思德带领仅仅一千五百兵力驻守青浦，而青浦不久后也遭到包围。青浦的初期战事一结束，舰队司令何伯就立即带炮艇队回上海，因此法尔思德孤军守城。他们固守将近一个月，曾伏击一艘行经该城、载了武器与弹药要给叛军的法国走私船，借此取得补给。但法尔思德拒绝太平军以黄金交换他们弃守的提议后，他底下的欧洲军官几乎兵变，他不得不将其中部分军官关起来以镇住军心。然后，华尔与何伯于六月十日未经周详计划即前来援救——结果卡在何伯坚持要他们烧掉整个青浦城以免还得再派兵驻守，因而功败垂成。最后，华尔与何伯仓促撤兵，法尔思德麾下所有官兵遭屠（被他关起来的那些欧洲军官最先遇害，叛军先头部队将他们的头插在矛尖上），法尔思德本人遭太平军生俘。太平军将他衣服剥光，囚了两个月，才被李鸿章赎回。
此后，情势每况愈下。一位英国士兵描述了一批叛军俘虏被英国人与法国人交给清朝上海官府后的遭遇。夏天时，全球多家报纸开始刊载他的生动记述。根据他的记述，清军在英国军人袖手旁观下杀了这批俘虏。光是此事不足以引发危机，但他还写道，这次连婴儿和腹中的胎儿都未能幸免于难。他的记述有部分如下：
一名年轻女子，看来怀胎约八个月，先前遭周遭暴民施以种种残酷虐待，都未发出一声呻吟或叹息。暴民挖出她子宫中的胎儿，抓着胎儿的一只小手，举起给她看；她一看到胎儿，立即发出一声令人心碎、令老虎听了都心生恻隐的尖叫，然后，流着血、身子颤动的胎儿被丢到她胸脯上后，她使出最后一股超乎人类的力气，将双臂从按住她的人手上挣脱，猛然将胎儿抓到她流血的心脏上，至死抓着不放。由于抓得很紧，无法将母子分开，他们就这样一起被丢到尸堆上。
俘虏中另有一名等着被开膛剖腹的少妇，怀里抱着一名在开心叫着、跳着的十个月大的漂亮男婴。男婴被猛然从她怀里抢走，掷向刽子手，刽子手举起残酷的小刀，当着他母亲的面，刺进他柔嫩的胸膛。出生不久的婴儿被从母亲怀里抢走，当着母亲的面开膛剖腹。年轻壮丁遭开膛剖腹、截肢，割下的部位塞进他们嘴里，或丢向叫好大笑的中国人群里。
此文作者请求世人原谅他成为这场杀戮的共犯。“但就此为止——这些情景，我再也写不下去，”他在此文最后说道，“如今我只能永远悔恨自己眼睁睁看着这种可怕景象。我再也不适合当军人。”但为那天的事担上最沉重道德包袱的是他的国家。他写道：“愿上帝原谅英格兰在这场战争里扮演的角色。”
这则骇人听闻的故事席卷英语世界的媒体圈，从格拉斯哥到纽芬兰，从路易斯维尔到旧金山，多个地方的报纸都刊出。它最早出现于印度的某份英语报纸，撰文者匿名。舰队司令何伯称它是“百分之百虚构”，尽管几乎没有人刊出他的说法。即使那真是虚构，何伯的驳斥反倒使更多人相信。他用来驳斥那个故事的主要证据，是上海道台吴煦的说辞。吴煦是华尔的上司（一般来讲，华尔抓到的战俘就由吴煦处决）。何伯丝毫未怀疑吴煦的真诚，说吴煦向他保证“各类囚犯……都受到仁慈而人道的对待”，仿佛当他们只是一群不听话的小孩般，“他未予以严厉对待，打算照顾他们直到化敌为友为止”。
无论如何，在一八六○年清廷劫持欧洲特使后，在政府一直将满人说成是一帮野蛮杀人犯的英国，这份令人毛骨悚然的记述立即得到民众的采信。那些反对干预中国内战的英国人，立即拿着这则故事大做文章。赛克斯上校投书伦敦《每日新闻》（Daily News）说：“我不管叛军是偶像崇拜者、佛教徒、儒教徒、穆罕默德信徒，或假基督教徒，他们是人；他们请求我们友善对待，而我们在屠杀他们时所流下的血，其腥气蒸发上天，使我们受到不利的判决。”《经济学人》严正表示：“真正的政策本应是除非绝对必要，避免干预……以及积极且一贯地阻止英格兰人插手（清）帝国事务。”该杂志主编开始担心英国已被深深拖入这场中国战争里，因而除了将该国纳为殖民地，别无他法来挽救英国的颜面。
尽管这则记述在英国激起愤怒和羞愧，在美国却激起强烈的报复之心。由于帕麦斯顿和罗素等英国政府主要官员明显偏袒南方邦联，一八六二年夏，在美国北方诸州，反英情绪正高昂。这时美国总统林肯尚未颁布《解放奴隶宣言》，因此，支持南方邦联的英国人可将美国内战称作民族解放战争，而非反奴隶制战争（这时南北双方都仍允许蓄奴）。在英国，许多自由派称颂美国南方抵抗北方专制政权，其中可能又以财政大臣格莱斯顿最不掩饰这一立场。同年十月，他在新堡告诉向他欢呼的听众：“毋庸置疑，戴维斯等南方领袖已打造出一支陆军；似乎正在打造一支海军；而且他们不只打造这两样东西——他们已打造出一个国家。”从而几乎和南方邦联站在一起。
英国政府明确支持美国的南方叛乱者——这时南方邦联在内战中占上风——相对地，美国北方的记者利用来自中国的悲惨消息，痛批约翰·布尔（John Bull，指称英国人的绰号）完全乐于为一个残酷野蛮的政权卖命，镇压远比蓄奴的南方邦联更无辜的一个运动组织。八月三十日出版的《浮华世界》（Vanity Fair）载道：
我们极优秀的朋友，布尔，目前在中国驻有军队。在中国驻有军队！干嘛？呃，就是镇压中国叛军，而必须承认，那些叛军正努力欲推翻他们威严的、崇高的、强大的君王。那约翰跟那场争吵有什么关系？一点关系都没有！
然后，他们结束开玩笑的对话，开始数落英国在这两场内战里的两面作风：“噢，约翰·布尔！约翰·布尔……你这个爱喝啤酒的大酒桶伪君子！这会儿祷告，过一会儿劫掠——这会儿表示同情，过一会儿抢劫——这会儿感到哀痛，过一会儿屠杀——这会儿可怜黑人，过一会儿把黄种人开膛剖腹……”
《周六晚邮报》（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更不客气，质问此事遭披露之后，英国人怎么敢对美国的内战说三道四。他们写道：“英国政府似乎把美国境内这场叛乱视为非常值得赞许的事，对中国人的叛乱则似乎抱持不同的看法。”然后该报引用这份暴行记述的一段文字，据此推断，“英格兰人自己的历史——从头至尾——一直是血、血、血的记录，在这种情况下，要他们对现今美国叛乱活动里必然令人痛苦的事装出极骇怖的样子，的确是强人所难！”
沉潜许久的理雅各，在愤怒、痛责虚伪以及报复之声此起彼落的此刻，重出台面，加入争辩。洪仁玕在伦敦传道会的这位老恩师和提携者，这时仍是香港上流社会最受敬重的成员之一，而由于他（在洪仁玕协助下）将孔子著作译成英文，他也逐步成为英国最顶尖的中国事务专家，日后将成为牛津大学的首位汉学教授。此前，他大部分时候不就叛乱活动的进展或他前助手的政治事业公开发表看法。但这时为回应英国干预中国内战之举，他浮上台面，为有关中国这场内战的国际辩论增添一股审慎理性的声音。一八六二年秋，英国境内各大传道会刊物刊出理雅各的一封投书，文中他强烈反对干预，表示：“听到我们政府已同意……舰队司令何伯的做法，甚感痛心。”他说，英国民众不清楚中国境内的真正情势，因为英国报纸的报道一直受到扭曲且流于偏颇，“以合理化用最暴力、最强势手段对付（太平叛军）的做法”。
但他撰写此文不是为了替太平天国辩解。理雅各一直不是很看得起这个叛乱群体，自当年他力阻洪仁玕赴南京与他族兄会合时就是如此。因为他这个立场，洪仁玕等到理雅各返乡探亲、人不在香港时，才动身前赴南京。但接下来几年，他们两人的深厚情谊并未消解，得知他最喜爱的中国人已成为干王及洪秀全的总理之后，理雅各对这个叛乱群体的兴趣更为强烈。他照顾洪玕仁的哥哥和侄子，直到他们准备好去南京为止。而且这几年间他与洪仁玕偶有书信联络，更晚近时还写信提醒他，情势已在变，西方有人在讲太平天国不好的事，要他小心注意。
在这封投书中，理雅各坦承洪仁玕劝他支持太平天国从未如愿。尽管早期带有些许乐观，对于这个叛乱团体在宗教方面的教义和做法，他一如以往不以为然，而得悉洪仁玕纳妾，他尤其感到惊愕。仿佛在为死去的友人写悼文似的，他哀叹洪仁玕的实际表现证明他胜任不了他所担负的重大任务。他写道（文中提及罗孝全），那些扣在洪仁玕头上的罪名，的确是莫须有的指控。但“他背弃信仰，违背良心”，而且理雅各不相信中国叛军会成为真正的基督徒，即使有洪仁玕引导亦然。
但——而且这是他投书中最突出的一点——那不表示英国可以肆无忌惮对他们施暴。理雅各主张，太平天国对西方诸国友好是出于真心：“一八六○年，乃至前一年，我们若愿意与他们协商，就会发现他们称呼我们‘洋兄弟’出于真心善意，其中具有重大意义。”但如今，由于舰队司令何伯不明就里发动攻击，良机已失。清廷的残酷程度即使未甚于叛军，也和叛军不相上下，而外国的干预只会助长那份残酷，使残酷无休无止。理雅克警告道：“我们会在战场上杀掉数千人，而诸省巡抚会在刑场杀掉数万人……我们的高阶军官将会效命于许多杀人屠夫。”
理雅各说，满清在中国的日子已到尽头，就像斯图亚特王朝在英格兰或波旁王朝在法国一样。他们已是苟延残喘。英格兰在中国唯一可采行且符合道德的做法，乃是收手，恢复中立。不管会发生什么不好的事，那是中国的战争，英格兰插不上手。“但别跟着它（清廷）称他们为叛军，”理雅各在最后伤心说道，“别出借我们的军队和舰队去为它做它自己做不来的事。如果我们只做该做的事，按照上帝的旨意，中国会在不久后走到比现今更好的状态。不管发生什么事，国家作恶以成善，就和个人作恶以成善一样不可原谅。”
结果，根本不需来自海外的公开强烈抗议，舰队司令何伯欲肃清上海方圆五十公里内叛军的军事行动，很快就收场下台。事实表明，这一出击从军事的角度看根本不可能成功。由于未得到母国承诺增援，英法在上海的联合部队兵力太薄弱，即使有华尔协同作战，仍不足以在拿下城池后击退来犯叛军，守住城池。因此，卜罗德丧命和青浦惨败之后，何伯不得不承认挫败。他将舰队撤回上海，把联军攻下的地方放掉，让给李秀成，改为专心固守上海。但话说回来，那原本就是他的基本职责。关于何伯爱逾越命令的作风，伦敦的《旁观者报》（The Spectator）哀叹道：“不遵守英格兰命令这个慢性印度病已蔓延到中国。”十月，何伯将会卸任离华，由更加温和、更具外交手腕的舰队司令库柏（Augustus Leopold Kuper）接任（发布这个人事案之前，英格兰境内传言，有资格在舰上悬旗表示职衔的海军将官无人愿意接驻华海军司令这个烫手山芋）。“遭遇”号的乐德克上尉因在宁波逾越命令遭海军部正式申诫，皇家海家将不会再亲自上场打叛军。不受任何外国政府管辖的华尔，此后只得靠己力打仗，但他不在意，因为英法部队虽有很管用的重炮，却往往妨碍他们劫掠。
* * *
对曾国藩来说，那年春天是他在这整场战争期间最顺达的时刻。首先，出于与洋人在上海和宁波出兵干涉无关的某些因素，多隆阿的马队在皖北骚扰英王陈玉成方面有了重大进展。九月丢掉安庆后，陈玉成退到北边约一百四十公里处，自一八五八年就受叛军控制的庐州城。他以庐州为基地，开始召集太平军和捻匪盟军，计划兵分四路北征，进入河南与陕西二省，并可能继续往北京挺进，趁新朝廷虚弱的当头拿下京城，作为其最后目标。其中三路于一八六二年头几个月依计划北征，但英王本人受困庐州，被多隆阿马队和其他湘军部队包围。他们将其对外联系完全切断，使他收不到其他几路部队的消息，也就无从得知他们已在哪里攻下城池，无法确定突围之后他该把部队带到哪里。
五月十三日，由于庐州城内粮秣愈来愈少，年轻的英王带四千部众突破庐州北侧的湘军围城阵地。多隆阿的马队扑向英王弃守的庐州城，英王则带领兵马往北疾行，日夜兼程，以和最靠近他们的友军会合——那支友军由苗沛霖统率，按照既定计划，负责攻打庐州西北边约一百一十公里处的寿州城。苗沛霖是来自皖北的民兵部队首领，原效忠清廷，一八六○年秋英王想解安庆之围而率兵初次穿过皖北时，苗沛霖转投太平天国。英王救安庆未果那一役，苗沛霖部是支持英王作战的一股重要势力，这次北征，苗沛霖部是四路部队中的一支。陈玉成抵达寿州城门时，看到苗沛霖部队官兵在场迎接，顿时松了口气，心想他们已攻下寿州。怪的是看不到苗沛霖本人。
由于通信中断，陈玉成不知苗沛霖遭清军大败于寿州，四月二十五日全军投降清廷。苗沛霖再度投靠清廷，答应将英王递交清军，换得清廷饶他一命。于是，陈玉成走过寿州城门欲和友军会合时，立即被对方拿下。六月遭处死。在供状中，英王毫无悔恨之意，只为部下难过。他告诉俘虏他的人：“是天意使我如此，我到今日无可说了，久仰胜帅威名，我情愿前来一见。太平天国去我一人，江山也算去了一半。我受天朝恩重，不能投降。败军之将，无颜求生。但我所领四千之兵皆系百战精锐，不知尚在否？至我所犯之弥天大罪，刀锯斧钺，我一人受之，与众无干。”
皖北发生此事时，英法联军在上海城外的征剿，为进兵南京的曾国荃几乎辟了一条坦途。为因应华尔与联军的联合出击，李秀成不得不将部队东调。他率主力部队从苏州下松江，亲自统率部署于上海周边战斗力较差的部队。这一兵力转移——几乎和皖北英王部队被灭同时发生——使安庆与南京之间长江沿岸的太平守军，无望得到来自北边或东边的增援，就在此时，曾国荃开始攻打这些太平守军，目标遥指叛军首都。
几个月前，没人能料到上海附近会出现这样的敌对态势，更别提在那边出现与太平军相抗衡且有战斗力的部队，因此，太平军突然东调，令相关各方都感到意外。长江沿岸的太平守军不敌曾国荃进攻，纷纷弃守要塞，烧掉营垒。他困惑于他们的不事抵抗，纳闷于他们准备在后面怎么对付他。他所不知的是，他们根本没有准备反击，因为太平军主力已移到他的攻击范围之外。败走的太平军退回南京自保，而在这点上，他得感谢舰队司令何伯。
这对太平天国来说大势不妙。叛军诸王一直知道曾国藩在安庆的部队将威胁下游的南京，但没料到湘军会这么快就来犯。洪仁玕就未料到情势会有如此转变，后来坦承“从未准备彼等能突如其来如是之速，我军毫无预备”。最重要的是，负责首都和天王安全的李秀成也没料到会这样。忠王以哀叹口吻说道，湘军于一八六二年春从安庆往长江下游进攻，连破未有周全防备的守军，直抵首都大门，一路势如破竹。
到了五月下旬，曾国荃部已来到南京郊外。避开南京城西北侧火力强大的岸炮炮台之后，他的水师支援部队在南京城正西北边（上游）的长江对岸占据有利位置。在南岸，湘军水师也拿下护城河与长江合流处，从而掌控该城护城河。曾国荃带部队走陆路来到南京城南方，在水师从北方掩护下，从南边攻打南京城。一八六二年五月三十日，李秀成仍在东边约三百公里外打华尔和法尔思德以控制松江和青浦时，曾国荃部一路挺进到就在南京南城门外的一座小山山脚。
他们要攻打的这座小山，由山顶的一处石造要塞守卫，山名雨花台。雨花台一名是在承平时期取的，相传南朝梁武帝时，云光法师在这座林木蓊郁的小山上设坛讲经，因说法虔诚所至，感动上苍，落花如雨，“雨花台”因此得名。这时，山上的树木已经全部砍掉，以建造营垒和瞭望塔。山上也不见一朵花。唯一的雨是灰蒙蒙的毛毛雨，使湘军士兵脚下的褐土在他们立桩筑营以及开始在山脚挖壕沟时，变成烂泥。
南京城墙冷灰色的墙面，让站在城垛下方十八米处地面上的任何士兵都感受到固若金汤的气势。但南京城墙有其罩门，雨花台就是罩门之一。这座陡峭的小山只有九十多米高，约八百米宽，正坐落在南京城南城门外，与城门直直相对。明朝时南城门是防御陆上来犯之敌的主要关卡，建造得特别宏伟堂皇：那是一座多层式的花岗岩巨构，设有可容数千部队的瓮城和藏兵洞，还有可骑马登城的马道，城墙顶上的走道宽度足以让两匹马并驰，又不至于干扰到戍守炮眼的炮手。
但由于驻守兵力远少于明朝设计这个城门时所规划的兵力，南城门谈不上是投射兵力之处，反而比较像是在一段攻不破的花岗岩城墙中防守较薄弱的点。从雨花台山脚到南城门厚重的强化木门，中间隔着长只八百米且完全平坦的一块地。男子步行八九分钟就可走完；疾驰的马则只要一分钟。从雨花台这一侧的瞭望塔往南京城望，可看到南京城墙内辽阔的城区——宫殿府邸的覆瓦屋顶、旧满城的废墟，乃至遥远另一头围住南京城北侧的城墙内墙面。从瞭望塔上，肉眼就可以掌握南城门顶上的动静，用小型望远镜便能算出胸墙上守军的人数。从地面上望去，长长的灰色城墙往城门两侧逶迤数公里远，但从雨花台上的瞭望塔望去，仿佛伸出双臂就能将整个都城抱在怀中。
曾国荃想拿下雨花台作为围攻南京城的基地。这时他还动不了石造要塞里的雨花台守军，但他已将部队驻扎在山脚。他辖下兵力不到两万，包括负责维持从长江来的补给线畅通的水师支援部队，但他们在南京城边缘的高土墙之间构筑了十座壁垒森严、彼此相连的营垒，开始掘壕固守。一旦完全站稳脚跟——尽管敌众我寡——他们就是敌人弄不走，就像附着在大型哺乳动物背上坚硬的小寄生虫。
* * *
湘军手中的火绳枪、刀剑和洋人军火贩子所卖的现代武器，威力相差极大，因此，曾国藩对洋人上门兜售武器无动于衷，就特别令人奇怪。他见过一些洋枪，觉得“洋物机栝太灵，多不耐久，宜慎用之”，射击二十或三十发后就得修理。但他之所以不用它们，主要出于哲学性的理由；他完全不相信不同的武器能使战局改观。弟弟曾国荃请他为进攻南京的部队弄来一些洋枪时，他写信告诉弟弟：“然制胜之道，实在人而不在器。”他以鲍超为例，说他“并无洋枪洋药，然亦屡当大敌”。而围攻南京的绿营将领和春与张国梁，一八六○年春时“洋人军器最多，而无救于十年三月之败”。曾国藩说军力强弱取决于才干，而非兵器。“真美人不甚争珠翠，真书家不甚争笔墨，然则将士之真善战者，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最后他还是禁不住弟弟一再地要求，一八六二年派人到广州与上海，买了一些洋枪洋药供南京驻军之用。但买的数量不多，他仍固执地认为他的军队必须仰赖传统兵器——抬枪和鸟铳、刀、矛、中国火炮（“劈山炮”）。曾国藩或许对洋人的小型兵器存疑，却深知较大型的洋人武器能令从未见过这类东西的中国人感到何等惊骇。射程达八公里的阿姆斯特朗炮之类的英国火炮，就有这样的震撼力，在中国小船根本无法前进的水上，以迅疾灵活之势逆流而上的汽船，其震撼力尤其吓人（长江沿岸有众多住在河上的纤夫，以纤绳帮人拉船为生；千百年来他们重重踩下的脚步，在岸边岩石上踩出深而平滑的脚印）。
最初曾国藩觉得，汽船除了可能用来在长江上下游间运送邮件外，对攻打叛军没有用处。一八六一年夏，他上奏咸丰帝，说湘军在水上已稳占叛军上风，湘军唯一的弱点在陆上，而汽船在这方面帮不了他们。但到了一八六二年春，李鸿章部队靠汽船运到上海一事，已使他相信汽船的确也可用于军事，但中国人不该仰仗洋人提供汽船，以免向他们租用时任凭他们坐地起价。
不管他自己有没有能力运用它们，他相信洋船和洋炮的古怪本身，就是它们的最大优势，而那种优势必须打破。诚如上海商人雇洋佣兵为他们打仗时知道的，诚如广州附近的中国统兵官要官兵穿上西洋服装时知道的，自英国打赢鸦片战争以来，中国沿海居民一直近乎迷信地认为洋人军队、洋船、洋枪炮比较强——而在曾国藩看来，那根本是错觉。他认为，中国该戳破那种错觉。他上奏道：“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恃其所独有，在中华则震于所罕见。”因此他鼓励清廷买一些回来，即使只为了减轻它们令中国人震慑的威力。“若能陆续购买，据为己物，在中华则见惯而不惊，在英法亦渐失其所恃。”
他在安庆大营亲自启动这个过程。一八六二年二月，他从上海买了一艘小汽船，邀几位中国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安庆设工坊，以了解其如何建造。这艘船不久就故障，他们无力维修。但到了那年夏天，他底下一名工程师制造出一件能用的原型蒸汽机。仔细检视那部机器，并看了机器如何用于推动轮子之后，曾国藩在日记里写道：“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也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一年后，他们会在安庆造出一艘长八·四米，能在长江以还不错的速度逆流而上的小汽船。
曾国藩的工程师在安庆的试验，还未能立即用于军事，但一八六二年夏，他们仍在开发第一部小蒸汽机时，他希望恭亲王从海外买几艘全尺寸汽船一事有了眉目。舰队司令何伯试图直接介入中国内战未果之后，卜鲁斯一直在想办法以不让英格兰再受难堪的方式助清廷恢复国内秩序。因此，任职于清廷上海海关的英国人，建议让清廷透过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恭亲王从英国买进几艘汽船时，卜鲁斯表示支持。伦敦政府尚未同意，但卜鲁斯希望伦敦政府认同这是使清廷得以自卫并保护通商口岸，同时不需靠英国军队代为平乱的最佳办法。
受清廷委托向英格兰订制汽船的是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他是个容易紧张激动的英国语言学家，以英国海军名将纳尔逊（Horatio Nelson）的名字取名（有踵武先贤之意，但睽其一生，看来是徒劳），和纳尔逊并无亲戚关系。他当外交通译时学会口说和阅读中文，一八五九年起受清廷之聘，在上海担任海关总税务司。一八六二年夏，他在英格兰老家休假，收到接任他总税务司职位的赫德（Robert Hart）来信，授权他代表清廷购买几艘汽船。那是非正式协议，李泰国并未与清廷签合同，只得到总理各国事务衙门届时会付款的口头保证。但根据这个相当简略的协议，李泰国策划了当时某人所谓“重振中国、让自己更上层楼的漂亮计划”。简而言之，他决定为清廷订购一整个舰队的先进军舰，配备整编的欧洲水兵和海军陆战队员。
李泰国极不喜欢被人当作佣兵，听到人说他在清廷底下做事，火气就上来。诚如他所喜欢说的，他“为他们”做事，而“非在他们底下”做事。他对中国人和欧洲人相对地位的看法，属于当时更加沙文主义的一种；诚如他在一封公开信中向罗素勋爵说的：“把有身份地位的人说成在亚洲野蛮人底下做事，实在荒谬。”为免他的观点遭人误解，他在那封信中接着厘清道：“目前，欧洲人与亚洲人之间没有平等可言……中国人与我们相比只是小孩；他们往往是难管教的坏小孩，应该把他们当小孩而非大人来对待。”后来另有一位与他同时代的人表示，这样的观点“与他和中国人共事一事很不搭调，不管是在他们底下做事，还是为他们做事都一样”，但眼前他自认是清廷在英格兰的代理人，也要求别人如此看待。
向英国政府讲述他的计划时，李泰国对太平天国或烦人的内战中立问题着墨不多，反倒是强调一队炮艇如何有助于英国在华的长远利益——例如借此确保长江通商的安全，借此消灭沿海海盗。最后，他也认为它们或许能打开中国内陆，让英国得以入内探察，尽管能否有这效果仍不明确（特别是因为这些船照理要受清廷管辖）。他还信誓旦旦地表示，这支舰队将使蒸汽动力和电报“在中国人支持下”引进中国，而那将随之“必然促成全帝国行政治理上的全面改革”（他略而不提在中国只有太平天国总理洪仁玕曾表示有意施行这类革新）。最后，他一再热切地强调，这不会是支佣兵部队，而会是英国舰队，以英国人为司令和水兵，而他们将为中国皇帝做事，而非在中国皇帝底下做事。
清廷或许会支付这支舰队的开销，但李泰国自行挑选了舰队司令，一个得过勋章的英国皇家海军上尉，额尔金第一次出使中国时担任“狂暴”号船长的舍纳德·阿思本（Sherard Osborn）。根据李泰国所拟的四年聘任合约，阿思本在中国只听命于皇帝。此外，皇帝所下达的命令只透过李泰国转达，李泰国将以相当于海军参谋长的身份驻在北京。他在合约里明订，由他亲自审阅皇帝所有命令，凡是不符“道理”者，均不传达给阿思本。这种做法若非反映了李泰国所谓中国人全是没长大小孩的看法，就只是反映了清朝皇帝本身还是六岁小孩的事实。
而邓洛普于一八六一年五月撤回他要求承认太平天国为交战团体的动议一事，就成为攸关李泰国能否为清廷购得军舰的重要因素（或许有人会想起，他是在帕麦斯顿和罗素一再保证英格兰目前和将来都会一直在华保持中立之后，撤回了该动议）。没有交战团体身份，中国叛军得不到英国《国外服役法》的保护。该法明令禁止英国公司将炮艇卖给与英国和平相处之政权交战的团体。清廷是中国境内唯一获得英国承认的政权，因此英国公司可自由将炮艇卖给清廷，用以对付太平天国。相对地，就在李泰国于伦敦努力为清帝订购作战舰队时，美国南方邦联的海军首席代表布洛克（James Bulloch）也正为了同样目的在伦敦，而李泰国如愿，布洛克却铩羽而归。美国南北双方获英国承认为交战团体，两者严格来讲都与英国处于和平状态，因而英国的造船业者依法不得卖炮艇给他们任何一方。
《国外服役法》只有一点妨碍李泰国实现其中国计划，那就是阿思本及其船员均受该法的约束。该法的最基本条文，是禁止英国国民为外国政府打仗，因此阿思本出任清朝海军舰队司令一事，需要英国政府的特别同意。英国国会仍希望英国在华保持中立，但帕麦斯顿和罗素于一八六二年夏天国会休会后发布两道枢密令（order in council），暂时取消该法的施行，使议员在来年二月复会之前无法讨论这两道命令，借此避开他们预期会碰到的议员反对。
第一道枢密令发布于一八六二年八月，下令暂时取消《国外服役法》的施行，好让李泰国和阿思本——命令中点出他们两人姓名——得以为中国皇帝效力。这道命令允许他们提供武装船舰给中国皇帝，也赋予他们为那些船舰招募英国船员的独有权力。这些船员只能投入李泰国和阿思本麾下，不能投入别人麾下。四个月后，帕麦斯顿政府再发布一道命令，大幅扩大原来允许的事项，使任何英国军官都可以合法为清朝皇帝打仗，批准他们“在任何军事、作战或其他行动里为该皇帝效力，为此目的前去海外任何一个地方或数个地方，接受来自该皇帝或听命于该皇帝的任何委任、授权或其他任命，接受报答他们服务的任何金钱、薪水或报酬”。
但在招募人员的过程上有了意想不到的变化。英国政府能给予阿思本和李泰国招募英国国民加入清朝海军的权利，但无法授予他们中国任职令——那完全属于清朝皇帝的权限，得等到抵达中国，他们才能取得任职令。但离开英格兰之前，他们得先辞去在英国皇家海军的职务或得到皇家海军准予休长假，以便加入阿思本的舰队。因此，在这段过渡期，阿思本将带去中国的水兵和陆战队员，将在实质上没有官方任职令，从而在行为上将和佣兵——英国政府不欲他们成为的角色——一样未受管束，无法究责。
对此事的反应，首先出现于报纸。罗素和帕麦斯顿对华政策的一百八十度大转变，让人觉得近乎是明知不合理仍刻意为之：英国在一夜之间从满清的敌人，变成卖军火给清廷官方的贩子和有意拯救清廷的人。《潘趣》（Punch）杂志说得最贴切：“我们的勇武友人舍纳德·阿思本……将被派去摧毁、重击并消灭接近我们通商口岸的任何太平军。他肯定会得到一身的勋章，但罗素勋爵的提议在道理上说不说得通，我们就没那么确定。”前东印度公司董事长赛克斯上校投书伦敦《每日新闻》，以困惑的口吻写道：“卜鲁斯先生和麦华陀（Walter Henry Medhurst）、夏福礼一再于官方文件中表示，清廷是地表上最腐败无能的政府；他们拷打并杀害我们军官，杀害战俘，虐待囚犯，在在说明他们的残忍无情；而今我们政策的目标，却是让具有这些问题的政府恢复有效率的运作。”
到了来年二月国会复会时，这支舰队已是既成事实，国会不得不予以同意，但此事仍受到议员严厉批评。新会期第一天，一八六三年二月五日，保守党党魁迪斯累利（Benjamin Disraeli）——谈不上是个感情用事的道德家——责备帕麦斯顿突然一百八十度改变对华政策。他严正表示：“曾对鞑靼王朝动武的阁下，如今要支持那个鞑靼王朝，对中国皇帝的这些叛乱子民动武。我们的立场完全改变。我们要对太平叛乱团体动武。”在同一场发言中，他斥责帕麦斯顿未能为南方邦联介入美国内战（他所谓的“大革命”），但他接着说道，中国一事显示，帕麦斯顿百分之百愿意涉入与英格兰的关系远不如美国与英格兰之关系亲密的一个国家的内战。他哀叹道，政府中似乎无人清楚了解中国叛军是什么样的人或他们所真正代表的心声。“太平天国是谁？太平天国是什么？”他问，“先生，我认为我们与太平天国毫无关系。不管他们是爱国者还是土匪强盗，都与英格兰人民无干。太平天国该有什么地位，是中国的事，不是英格兰的事。”
在自由党方面，赛克斯上校挥着手中的中文《太平圣经》，以挑激口吻问所有在场者谁敢把太平天国称作亵渎上帝者，同时严正表示英格兰欲给予军事支持的“鞑靼幼皇帝”，“出了北京城墙”就几无影响力。三天后，他在平民院质询道，是否已同样允许英国军官投入太平天国旗下为其打仗，外交部次长莱亚德（Austen Layard）答道没有，并不客气地说：“政府没这个荣幸结识……太平皇帝。”
但在英格兰，对于成立这支舰队，主流看法是乐观其成。一八六二年十二月，在皇家地理学会有场温文有礼的辩论，“每个对中国事务有兴趣者”均与会。巴夏礼、李泰国、阿思本与财政大臣格莱斯顿，在这个场合谈论了这支舰队和中国的未来。李泰国以浪漫口吻谈这支舰队平息中国内战与促进贸易的潜力。阿思本说他要去中国“散播和平，不是去流血”，并希望在一段时日之后向大家报告“南京已在进攻结束后拿下，过程中完全未有太平军丧命”。更乐观的看法是李泰国以更天马行空的想象提出的建议：太平军或许会被说服完全放弃中国，而被移到东边的群岛上开拓土地，“那里有荒地、食物、人力和宜人的气候”。格莱斯顿给予阿思本和李泰国完全且衷心的同意，告诉他们去“将文明的福惠，而非文明的祸害，带给中国人”，显示自一八五七年以令人折服的言辞极力反对帕麦斯顿对华用兵的格莱斯顿，立场已经改变。
《泰晤士报》也赞成阿思本的远征，说英国人或许觉得中国人不如美国人来得亲，但“中国太平天国与清廷之间的战争攸关我们利害的程度，几乎和美国联邦主义者与分离主义者之间的战争攸关我们利害的程度一样大”。而由于阿思本的舰队即将启程，中国内战似乎会较快结束。《泰晤士报》说：“在中国有许多市场随着胜利的易手而开启或关闭，而兰开夏的高烟囱可能在有机会感受到下一场美国战役的胜负变化所产生的影响之前，就先感受到清廷获胜的正面效应。”
英国造船业者很高兴接下清朝这笔生意，并端出他们最好的成品。头三艘是买来的旧船，因而几乎立即就可派上用场（原叫“莫霍克”号、“非洲”号和“雅斯培”号，这时改名“北京”号、“中国”号和“厦门”号），其他船则必须从头订制，而且要花上一年才会建好。李泰国决定等所有船都造好，法定的文书作业都完成，再将整支舰队送到中国。一旦完成，将会有八艘船，包括七艘炮艇和一艘军需船。七艘炮艇大小不一，最大的是远洋军舰，最小的是吃水浅、能在中国混浊河水上飞速行驶的明轮船（明轮船不适合远航，必须将部件装箱运到亚洲，再组装成船）它们总共会搭载四十门现代火炮和四百名兵员，而李泰国坚持要他们清一色是“第一流的欧洲军官和水兵”。清朝此前从不需要海军旗帜，因此李泰国自行为清朝设计了一面旗：绿底、黄线对角交叉，中央有只小黄龙。
一八六三年夏天，船只已经准备好，随时可航往中国，而这时，经过测试，证明这番等待的确值得。它们或许没有最新的铁甲（用来和威力大抵薄弱的太平军火炮对抗，根本不需铁甲），但在其他方面它们是最先进的舰只。长七十二·三米的旗舰“江苏”号，一八六三年五月在朴茨茅斯附近的史托克斯湾试航时，最高航速达到十九节，在四趟试航期间平均航速达十七节，为有记录以来最佳的成绩之一。有人更说它是当时世上最快的军舰。
在英格兰，这支威力强大的军事舰队被取了几个优雅的名字。一般称之为英中联合舰队（Anglo-Chinese Flotilla），将它的任务称为英中远征（Anglo-Chinese Expedition），强调它所代表（或提倡它的人所宣称的）在英国与中国清廷之间，为保护共同贸易利益和打击沿海海盗所展开的君子合作。后来的史家会根据创立该舰队的两位英国人之名，将它称为李泰国—阿思本舰队（Lay-Osborn Flotilla）。但在当时的上海，这支舰队的唯一目的明显在于消灭太平天国，该地洋人震惊于英国改弦更张转而愿意为受人唾弃的中国清廷打仗。在上海，它有别的名字：吸血鬼舰队（Vampire Flee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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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The Ven.Archdeacon Moule，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1861-1863（Shanghai：Shanghai Mercury Office，1898），pp.19-20.
[2] The China Mail，May 22，1862；引于 Augustus F.Lindley，Ti-Ping Tien-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London：Day & Son，Ltd.，1866），p.536（中译本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第439～440页。——校注）。
[3] Stephen Uhalley，Jr.，“The Taipings at Ningpo：The Signifi cance of a Forgotten Event，” Journal of the Hong Kong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 11（1971）：17-32，see pp.27-28.
[4] 引于Lindley，Ti-Ping Tien-Kwoh，pp.537-538（中译本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440～441页。——校注）。
[5] “Events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July 29，1862.
[6] “The Rebellion in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14，1862.
[7] “Travels in China from Ningpo Through the Silk Country into the Fai Chow Tea District and on to Shanghai，” originally published in the Hong Kong Daily Press，July 10，1862；reprinted in W.H.Sykes，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Its Origin，Progress，and Present Condition（London：Warren Hall & Co.，1863），pp.49-5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