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Karl Marx，“Chinese Affairs，” Die Presse，July 7，1862；reprinted in Schlomo Avineri，ed.，Karl Marx on Colonialism and Modernization（New York：Anchor，1969），pp.442-444.
[9] The Times，May 16，1862（editorial beginning “Nature has been so indulgent as to create for even the most noxious and ferocious of her offspring some humble friend”）.
[10] The Times，June 14，1862（editorial beginning “What is going on in China？”）.
[11] The Times，June 14，1862（editorial beginning “What is going on in China？”）.
[12] “Operations in China，” The Times，July 16，1862；Edward Forester，“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second of three installments，Cosmopolitan 22，no.1（November 1896）：34-38，p.35 on size of Ward’s force present.
[13] Sir William Laird Clowes，The Royal Navy：A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Queen Victoria（London：Sampson Low，Marston，and Company，1903），vol.7，p.166.
[14] Forester，“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pp.35-36.
[15] Forester，“Personal Recollections of the Tai-ping Rebellion，” pp.36～37.
[16] Sykes，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pp.84-85.
[17] Vice Admiral Sir J.Hope to the Secretary to the Admiralty，Shanghai，October 20，1862，in Further Papers Relating to the Rebellion in China（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3），pp.112-114.
[18] W.H.Sykes，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London Daily News，September 10，1862；reprinted in Sykes，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pp.46-47.
[19] “The True Danger in China，” The Economist，August 2，1862.
[20] “The Crisis of the American War，”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92，no.565（November 1862），p.636；James McPherson，Battle Cry of Freedom（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8），pp.552-553.
[21] “Bull in China，” Vanity Fair，August 30，1862，p.107.
[22] “English Consistency，” The Saturday Evening Post，August 9，1862，p.2.
[23] 关于其时理雅各在国内的名声，如纳斯勋爵（Lord Naas）1863年7月6日在英国下议院提及他时，称其为“几乎比任何其他英国人更了解中国之人，一个完全不偏袒任一方的见证人”。见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July 6，1863，vol.172，c.294.
[24] Holger Cahill，A Yankee Adventurer：The Story of Ward and the Taiping Rebellion（New York：Macaulay，1930），pp.193-194；Hallett Abend，The God from the West（Garden City，N.Y.：Doubleday，1947），p.180；Robert Harry Detrick，“Henry Andrea Burgevine in China：A Biography，” Ph.D.diss.，Indiana University，1968，pp.71-72.
[25] The Spectator of June 21，1862，quoted in W.H.Sykes，letter of October 17，1862，to the editor of the London Daily News，in Sykes，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p.62.
[26] 《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James Hope词条提及在其结束中国职务后，“对他的外交能力持保留意见”；对撤换何伯所引发的反感，见帕金顿（John Pakington）1863年2月24日在英国下议院的演讲：“请问，被指派接任詹姆斯·何伯爵士在华职务的那位英武海军上将已拒领其职，此事是真是假？现今有传言，说海军部已征求四位或五位有资格在舰上悬旗表示职衔的海军将官，以接替这位英武将官，还有传言说无法找到接掌该职之人。”见Hansard，vol.169，c.781.
[27] Sir William Laird Clowes，The Royal Navy：A History from the Earliest Times to the Death of Queen Victoria，7 vols.（London：Sampson Low，Marston and Company，1903），vol.7，pp.172-174.
[28] Cahill，A Yankee Adventurer，p.194.
[29] 简又文（Jen Yu-wen），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p.463-466；《英王陈玉成口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三册，第267页。
[30] 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pp.410-411.
[31] 《英王陈玉成口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三册，第267页。
[32] 朱洪章：《从戎纪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890年原版影印），第78页。
[33] 《洪仁玕（南昌府）亲书供词》，英译自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vol.3，pp.1511-1530，quotation on p.1528（该供词内容系编者对《北华捷报》在1865年7月15日，8月5日、12日、19日洪氏供词英译连载的校改版本，见同书，第1510页。——校注）。
[34] C.A.Curwen，Taiping Rebel：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36.
[35] 曾国藩奏稿，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1862年6月13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三卷，第1036页。
[36] 王闿运：《湘军志》（长沙：岳麓书社，1983），第63页；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第902～903页。
[37] 基于戈登的个人观察与记述，见Curwen，Taiping Rebel，p.298.
[38] 曾国藩致弟函，同治元年五月二十日及同治元年六月二日（1862年6月16日、28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03、2606页。
[39] 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九月十一日（1862年11月2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28～2629页。
[40] 曾国藩致弟函，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九日（1862年11月20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38页。
[41] 曾国藩奏稿，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全集》，第三卷，第950页。
[42] 曾国藩奏稿，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全集》，第三卷，第948页。
[43] 曾国藩奏稿，咸丰十一年七月十八日（1861年8月23日），《曾国藩全集》，第三卷，第948页。
[44] 陈其田（Gideon Chen），Tseng Kuo-fan：Pioneer Promoter of the Steamship in China，Beijing：Yenching University Economics Department，1935，pp.37-38.
[45]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七月四日条（1862年7月30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786页；陈其田，Tseng Kuo-fan，p.41.
[46] Hosea Ballou 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2：The Period of Submission，1861-1893（London：Longmans，Green，and Co.，1918），p.35.
[47] Andrew Wilson，The “Ever-Victorious Army”：A History of the Chinese Campaign under Lt.-Col.C.G.Gordon ...（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868），p.260.
[48] Horatio Nelson Lay，Our Interests in China：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Earl Russell（London：Robert Hardwicke，1864），p.19.
[49] Horatio Nelson Lay，Our Interests in China：A Letter to the Right Hon.Earl Russell（London：Robert Hardwicke，1864），p.20.
[50] Samuel Wells Williams，The Middle Kingdom（New York：Charles Scribner’s Sons，1883），vol.2，p.694.
[51] “Memorandum，” enclosure in doc.151，in Ian Nish，ed.，British Documents on Foreign Affairs：Reports and Papers from the Foreign Office Confidential Print（Frederick，Md.：University Publications of America，1994），Part I，Series E（Asia，1860-1914），vol.19，p.207.
[52] 聘约全文影印收录于Morse，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vol.2，p.37.
[53] Frank J.Merli，The Alabama，British Neutrality，and the American Civil War（Bloomington：Indiana University Press，2004）；see chap.7，“The Confederacy’s Chinese Fleet，1861-1867，” on Bulloch and Lay.
[54] “Punch’s Essence of Parliament，” Punch，August 9，1862，p.52.
[55] “Events at Ningpo，” a letter to the editor of the London Daily News，dated August 29，1862；reprinted in Sykes，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pp.35-46，quotation on p.45.
[56]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February 5，1863，vol.169，c.81（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columns”。——校注）。
[57]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February 5，1863，vol.169，c.86（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columns”。——校注）。
[58]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February 5，1863，vol.169，c.99（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columns”。——校注）。
[59] Hansard，February 9，1863，vol.169，c.187.
[60] The Times，December 12，1862（editorial beginning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61] The Times，December 12，1862（editorial beginning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62] Horatio Nelson Lay，Our Interests in China，p.15；Sherard Osborn，“Progress in China，Part II：The Taepings and Their Remedy，” 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 93，no.568（February 1863）：133-148，see p.147.
[63] “The Anglo-Chinese Expedition，” The Times，May 8，1863；《泰晤士报》报道该船“被所有到场的海军及科学机构（人员）一致誉为最快的舰船之一”。（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在致国务卿苏厄德（Seward）的呈文中写道：“有人告我说其中一艘是世界上最快的舰船”。见Burlingame to Seward，November 7，1863，in Papers Relating to Foreign Affairs，Accompanying the Annual Message of the President to the Second Session，Thirty-Eighth Congress，Part III（Washington，D.C.：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1865），p.345.
十四 雨花
当时，夺人性命的不只如雨般落下的炮弹和弹丸、爆炸或短柄小斧与长矛；不只传染病和屠杀，或自杀；不只战区里令人苦不堪言的饥荒。在战区，衣着褴褛的幸存农民努力填饱肚子，向声称管辖他们的机构缴税。无处可逃。许多人离开原本人口稠密的江苏和浙江两省，进入上海或其他通商口岸，那些地方有洋枪洋炮，让他们觉得较安全。正有大批难民涌入租界的消息，令卜鲁斯深感忧心，他不想看到英国成为中国人民的保护者（尽管英国国内有人说，这正表明只要英国开口，中国人民就会蜂拥到它旗下，张开双臂接纳英国成为中国的新统治者）。
光是在上海，到了一八六二年，已经有一百五十万人挤进上海县城和租界，以躲避外面的战火。最有钱的难民住房子，但大部分是穷人，住在用草席搭的简陋栖身之所，或住在多到塞满水道的小船上。还有些难民连遮风避雨的席子都没有，他们挨在一块，风餐露宿。随着春天降临，绕过租界边缘的小河因季节性径流的流入，水色变褐，河中满是从上游稻田挟带下来的泥土和粪便。到处可见半腐的尸骸——有些是牲畜尸骸，有些是人尸——漂浮于恶臭难闻的水上。这些小河是上海难民用水的主要供应来源，而尽管饮用水照习惯都煮沸过，用来洗涤和用来做饭菜的水并未经过煮沸。
霍乱病例于一八六二年五月首度出现。这些病人先是出现痉挛，没有其他症状，然后开始呕吐。但接下来，来得又急又猛的腹泻危害最烈，使人拉得脸色苍白，全身虚脱，往往几小时后就身亡。但霍乱何时出现可能难以确定，因为大部分上海居民本来就苦于腹泻。到了六月，这病演变成不折不扣的传染病，住在船上的可怜难民大批病倒，住在简陋草席屋的难民也难幸免，房子和街头也出现密集疫情。在小小租界里，住在上海的约两千名洋人，一天有十或十五人死于霍乱，军舰上的船员也因霍乱而有多人病倒病死。但受害最惨的是居住在拥挤环境里的赤贫中国人。到了六月，每天有数百人病死。到了七月，每天数千人。疫情最烈时，租界里一天有多达三千人死于霍乱。上海街头横七竖八躺着未埋的尸体，其中有些尸体装在用薄木板制成的简陋箱子里，有些尸体则只是用草席草草盖着，在盛夏的高温里任其腐烂。
有些中国人称这种病为番痧，意思是外国传染病。霍乱从这个通商口岸往外扩散。它循着当年额尔金入侵北方的路线，沿着海岸往北扩散，这条路线如今有运送邮件的定期邮船往来行走。六月中旬霍乱抵达大沽要塞，然后循白河而上传到天津，在短短可怕的几星期内夺走天津两万条性命。它再从天津传到北京，肆虐毫无防御之力的帝都。
南方，因为某个原因，幸免于难，但就在霍乱沿着海岸悄无声息传往北京之际，它也循着长江及其支流传入内陆。来往于长江上的小船，那年夏天将这病从上海带进安徽——带进它们的贮水里，带进它们乘客的肠子里。它从曾国藩的大营透过湘军补给线往外扩散，到了晚夏，营垒里的湘军官兵大批倒下。七、八月时，他在奏折中向皇上报告了受损情况。位于雨花台山脚的曾国荃部有万人病倒、奄奄一息，占湘军围城兵力整整一半。在皖南的鲍超部，也有万人病倒，就连鲍超本人都罹病（曾国藩因此忧心忡忡，所幸他极为倚重的这位大将最终康复了）。浙江省左宗棠部的感染率达到五成，其他部队感染率更高，在皖南的湘军部队六至七成罹患此病。他报告道，有太多士兵病倒、垂死，他的军队无法主动出击。
先进文明也找不到对治之道。上海英军发放所谓的霍乱带，也就是缠绕躯干使躯干保暖的法兰绒宽腰带，因为他们认为这病是肠子受了会出汗的寒气所引起。办公室设在北京的英军首席医官得知上海有许多住在小船上的难民死于霍乱后，认为卫生不佳不是致病因素（因为他认为这些难民属于上海居住环境较干净的）。他想找出符合科学的解释，怀疑是“大气里某些电子化学变化对某些体质的影响”所致。同时，在安庆，曾国藩命令麾下统兵官发放高丽参给患病官兵，冀望至少可稍稍缓解症状。但他把这场疫病的发生归罪于自己。他不知道这病已经扩散到何等地步，但认定他部队染上的病是上天对他领军带兵的审判，上天因为他掌握太大权力而惩罚他。他甚至奏请朝廷派另一位能分摊他职责的钦差大臣前来，减掉他一半权力，以平息上天的怒气，结束这场疫病。朝廷回道这场疫病不是他一人的错，还说这也不是“朝政阙失，上干天怒”。他读了如释重负，“感激涕零”。
在南京或更远的太平天国统治区并未传出什么疫情，但叛军辖下乡村人口的稀疏（相对于上海和天津地区城镇人口的拥挤）以及他们与通商口岸较无往来，或许使他们在霍乱透过国际贸易网、沿着帝国补给线扩散时较不易受到波及。但太平天国所控制最靠近上海的那些镇，靠往来不断的卖货郎和走私者（当然还有居无定所的民兵）与上海保持联系，而这些镇的疫情似乎和上海本身一样严重。冬天时中国内地十八省的疫情终于平息，霍乱经由满洲往东北扩散到帝国之外，然后越海传到不知情的日本。清廷正为内忧外患而焦头烂额，无力搜集到全面资料，但英国人试着这么做。他们的资料只限于狭窄的外国情报网，但九月时，他们靠罗马天主教会某个传教士的协助，估算在上海方圆约六十公里范围内——当时有人口数百万——约有八分之一人口死于霍乱。
* * *
雨花台的湘军阵地在遭到这波疫病袭击之前就已岌岌可危。弟弟不顾后果扎营于如此靠近南京城墙之处，令曾国藩深为忧心，而曾国藩首次向朝廷报告曾国荃部已抵南京城外时，提醒朝中大臣勿抱过高的期待。他指出先前绿营将领统率七万兵力包围太平天国都城八年，结果一无所成。相对地，他弟弟辖下只有两万兵力。
然后又爆发霍乱，到了一八六二年秋，曾国荃部有战斗力的兵员只剩原来一半。曾国藩派来可观的增援部队，但在将他能投入的兵力都派去围攻南京之后，身体健壮的围城士兵仍不到三万，且无后备部队可调用。但这些部队继续加深壕沟，强化防御工事。他们顶住雨花台山顶石造要塞守军的进攻，顶住南京城守军偶尔出南城门的攻击。无论如何，这几次交手双方人数相当。
但令湘军兵力锐减的那场疫病，让李秀成有机会停下他在东边的征战，返回南京。随着东边诸部队忙于照顾病人和料理死者，上海附近的战事趋于平息，李秀成抓住这机会，回应天王日益急切的召回要求。晚夏，他撤回苏州，在那里纠集三支部队出征以解救南京——一支攻打皖南的鲍超，一支攻打长江水师以切断湘军的补给线，第三支由李秀成亲自统领，攻打雨花台的曾国荃营垒。到了九月下旬，他们已在路上，从南京南边逼近曾国荃部。李秀成直辖兵力达十二万，但在他抵达之前，当地就谣传他统率三十万大军，甚至六十万大军，直奔而来，因此在李秀成大军到来之前，当地已陷入几乎使天色为之一暗的恐惧当中。
一听闻叛军准备解救南京，曾国藩立即开始运送米、盐、火药、弹丸给雨花台的弟弟——弟弟的营垒能容下多少，他就运去多少。但他没有增援部队可派，至少没有能抵御李秀成大军所需的兵力。鲍超被困在皖南，叛军在该地发动凌厉攻势以收复失土（十二月，叛军甚至夺回曾国藩在祁门的旧大营）。曾国藩也渐渐指挥不动多隆阿及其马队。
往北追击英王后，多隆阿开始不理会曾国藩的命令。曾国藩要他到南京守住长江北岸，以保护雨花台的曾国荃部，多隆阿借口不来。追根究底是个人嫉妒使然；多隆阿的两万马队在前一年阻绝英王屡次欲救安庆上居功甚大，但曾国荃是曾国藩弟，而且在收复安庆的功劳簿上名列首位。这位骄傲的满人将领已开始不满于自己一直扮演支援角色，不想再牺牲自己成就曾国藩一家的荣耀。因此他未将其马队带到东边的南京支援曾国荃，反倒受命督办陕西军务，率所部往西北进入干燥的陕西省，以镇压当地日益扩大的穆斯林叛乱。原来，陕西当地爆发穆斯林与汉人的暴力冲突，据说已造成数万人死亡，有支穆斯林部队因此从邻省四川入侵陕西，以为当地穆斯林助阵。朝廷派多隆阿前去攻打穆斯林令曾国藩惊愕，在他看来那就像“以所谓骐骥捕鼠者也”。但他低估了穆斯林，两年后多隆阿于古都西安西边约六十公里处有城墙环绕的盩厔城外攻打穆斯林时战死，未能再帮曾国藩攻打太平天国。
李秀成部于十月十三日开始攻打雨花台，但曾国藩要到七天后才知道此事，当时他弟弟的第一份军情才由信使送达，告诉他李秀成刚率大军来到他营垒外。他弟弟每天传来最新军情，但曾国藩人在遥远的安庆大营，除了心焦之外，帮不上什么忙。他把他能调到的少许援兵派到南京，但算一算也只有数百人。他卜卦，以了解上天是要让叛军留下还是散走。
曾国藩从安全的安庆写信给受围的弟弟，想给他鼓励。如果忠王（曾国藩口中的“伪忠王”）兵力逾十万之众，曾国藩推算他的大军每天将需要补给六十吨的米。只要湘军水师能守住长江与护城河的合流处，李秀成大军就得不到大量补给，那么他能撑多久？根据最近在皖南的经验，曾国藩知道走陆路运送补给有多困难。即使叛军努力用南京城里的存粮补给李秀成大军，也将面临将大量谷物运出城门，绕行城墙数公里运送时暴露于敌人攻击范围的难题，而且这支大军每月将近两千吨谷物的需求，将很快就用光南京城里的存粮。
尽管他在写给弟弟的信中显得乐观，私底下曾国藩十分紧张。十月某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心中的苦：
念沅弟危险万状，忧心如焚。至内室摆列棋势，绕屋彷徨。三更睡，不能成寐，至五更成寐，又得噩梦。
他几乎不再就寝，因为疲累烦乱而开始拒见访客。每天弟弟的来信，都带来更为不利的消息。在十月二十四日曾国藩收到的信中，曾国荃说他们遭不断攻击已七昼夜，说他们坚守不退（曾国藩在日记中写道“稍感安慰”）。但太平军拿购自外国军火贩子的新武器对付他们。他们朝曾国荃营垒射落地开花炮，即落地后会像天女散花般散开的炮弹。
两天后，曾国藩得知由李秀成表弟侍王李世贤率领的另一支叛军部队已离开浙江省，挟十万之众，将前来合攻雨花台湘军。但消息传送遭耽误，等曾国藩得悉这支敌军开拔时，该部队已走了三个星期——这么长的时间，走到南京绰绰有余。
隔天，他未收到弟弟曾国荃的来信。
曾国藩整夜未睡等候信使，忧心曾国荃“本身受伤乎？抑全军决裂乎？”曾国荃的确受了伤，被落地开花炮的碎片打中脸，但只是皮肉伤，未危及生命，然后曾国藩又开始每日收到令他心情低沉的军情报告。得悉曾国荃仍活着，虽让曾国藩松了口气，却纾解不了他心中弟弟最终还是会命丧雨花台的忧虑。他找上位于上海的李鸿章，急切要求他派兵支援。李鸿章说跟淮军一起到上海的数营湘军，他不可或缺，但表示愿派常胜军到南京。曾国藩数次提醒别人，绝不可让洋佣兵入内陆帮清军剿乱，这次却不情不顾接受这项提议，显见在曾国藩眼中情势已危急到何种程度。
但常胜军还没准备好，一时还不能出征，而且等到该部队能到达南京，已是几星期之后（事实上它一直未能成行，但曾国藩那时还不知道）。于是在十一月，他发出撤兵之议。曾国藩写信告诉弟弟，如果敌人攻势减弱，就该放弃雨花台和攻城计划，带着他的伤兵和病号走水师路线退到安全之地。他提醒道，情势显示那根本守不住。一旦安全了，他们可去救援鲍超。那时候，曾国荃部面对兵力比他们大上许多且武器精良的大军不断攻击，已苦撑了将近一个月。
但曾国荃不肯撤。曾国藩求他退到安全之地，他不理会，坚守不退。事实上，太平军虽享有人多势众的优势，在筑有防御工事的营垒里，他仍是“主”，而太平军是“客”，他的部队以火力一再杀退毫无遮蔽的来犯敌军，敌军的攻击大部分被他的厚墙和深沟挡下。曾国荃估算，光是十一月某日的激战，他的人就杀掉营垒外的数千叛军，而他自己这边死不到百人，伤可能两百人。但李秀成的士兵耐心挖地道通到外墙底下，安装炸药，以把外墙炸开。各营垒的防务，就是想尽办法保住外墙，替大炮装填弹药，不断以火绳枪对付来犯者。守军努力识破敌人地道，以便在坑道兵挖到外墙之前就予以破坏，但一旦眼见地道将穿过外墙底下，他们也着手在营垒的安全区里建造新防御工事和壕沟，以便在外墙遭炸开时有所依恃。
曾国藩仍然忧苦，希望他弟弟撤退，希望化解从内部啃咬他而无时不在的焦虑和忧心。他写信给人在湖南的长子曾纪泽，要他暂时离家，来安庆大营与他会合。他感到孤单，需要家人陪伴，他告诉长子如果他来，父子都会受益。他能帮曾纪泽准备科考，让自己再度沉浸在让他只感到平和的学问中。至于儿子能帮他什么，他告诉曾纪泽：“父子团聚，一则或可少解怔忡病症。”
但奇迹似的，曾国荃撑了下来。他的部队破坏了敌人的大部分地道，使其无法造成损坏，而当土造防御工事真的挡不住时，他们的后备防御工事顶住了。严守纪律的曾国荃部队承受敌人四十五天的进攻而未倒下，然后，十一月二十六日，李秀成终于停止进攻。事实表明，一如曾国藩当初的判断，少了有效的水上补给线，李秀成不得不靠南京城来补给，而那威胁到南京的存亡。他派去攻打湘军水师的部队，未能从水师手中夺下长江与护城河的合流处，于是湘军补给源源不断，而他的补给受阻。最后，因为粮秣短缺而不得不放弃这场战役的，不是曾国荃的入侵部队，而是就位于自己都城边的忠王部队。此外，冬天就要到来，而李秀成的官兵没有可挨过寒冬的衣物或装备；前一年的可怕雪暴让他吃足苦头，他不想重蹈覆辙。于是忠王让大军的各分支部队返回江苏和浙江，以处理他出征在外时那两省冒出的问题，他本人则避难于南京城里过冬，疗伤止痛，思索接下来该如何解决城外的敌军。
湘军未在南京攻下什么据点，就连雨花台上那座石造要塞也仍在叛军手里（其实李秀成的攻势有许多就从那个要塞发动）。但光是这支精疲力竭的湘军部队——在敌人都城的眼皮底下——挨过一个半月的攻击一事，就让人称颂。但曾国藩仍劝弟弟放弃雨花台阵地，退到安全之处。他主张，从战略角度看，保住这支部队比保住任何阵地来得重要。但曾国荃待着不走。对于这场胜利，曾国藩丝毫不觉欣喜，他担心李秀成退入南京只是暂时休兵，以后还会出兵再犯。
长期无眠和忧心，使曾国藩身体出了问题。他牙齿痛得很厉害，有时痛到无法工作。他觉得老了，心力交瘁。在十二月五日的一封信中，他告诉儿子曾纪泽：“余能速死，而不为后世所痛骂，则幸矣！”十天后，他在另一封信中告诉曾纪泽：“两月以来，十分忧灼……心绪之恶，甚于八年春在家，十年春在祁门之状。”前一事指一八五八年他于父亲去世后回籍奔丧，抑郁辞去官职，那年有大半年时间不愿再带兵打仗。后一事指一八六一年春他得不到补给，受困于皖南，笃定认为自己命已休矣。他告诉曾纪泽，这时他内心更为忧灼，还要他勿把此信拿给他母亲看。
但最惨的事还在后面。那天下午，他写完给儿子曾纪泽的信后不久，信使带着来自南京曾国荃的信抵达。他一直担心弟弟曾国荃的安危，对他更小的弟弟曾国葆没放什么心思。曾国葆的作战经验比不上曾国荃，在围攻南京之役中带五千兵力前来支援曾国荃。这时三十四岁的曾国葆，比曾国藩年轻十七岁，是曾国藩还在世的三个弟弟中年纪最小的。一八五八年，曾国藩另一个弟弟曾国华在三河死于太平军之手时，发誓要替他报仇的弟弟就是曾国葆。曾国荃派人来告诉曾国藩，曾国葆已经病倒。接下来几天，两兄弟联系非常密切，曾国葆露出复原之色，有几天时间他们欣喜于弟弟终于熬过最危险期。结果，曾国葆再发高烧。他得了伤寒，一月十一日天刚亮，曾国藩打开来信，收到幺弟已死的噩耗。
* * *
[1] 于醒民：《上海，1862年》（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第14页；Earl Cranston，“Shanghai in the Taiping Peri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no.2（June 1936）：147-160，see p.155.
[2] “Medical Statistical Returns of the East Indian and China Station，” in A Copy of the Statistical Report of the Health of the Navy，for the Year 1862（Return to an Order of the Honourable The House of Commons，June 26，1865），pp.204-248，see pp.232-233；Kerrie L.Ma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The Origins of Public Health in Shanghai，1843-1893（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7），p.81.
[3] Edward Bowra，diary entry for July 29，1862（manuscript p.72），School of Oriental and African Studies，accessed via Adam Matthew Digital，“China：Trade，Politics and Culture，1793-1980.”
[4] James Henderson，Memorials of James Henderson，MD，... Medical Missionary to China（London：James Nisbet and Co.，1867），p.147；关于未埋之尸体，薄板及草席裹尸见：“Medical Statistical Returns of the East Indian and China Station，” p.229；日均三千人之数见：Ma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p.30，citing report of Robert Alexander Jamieson.
[5] MacPherson，A Wilderness of Marshes，p.280，n.50.
[6] David Field Rennie，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 and Japan：Peking 1860；Kagosima 1862（London：John Murray，1864），p.316.
[7] 关于八月湘军中的疫病蔓延，王闿运：《湘军志》（长沙：岳麓书社，1983），第64页。
[8] 曾国藩奏稿，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九日（1862年9月22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三卷，第1065～1066页。
[9] 曾国藩奏稿，同治元年七月二十一日（1862年8月22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三卷，第1053页。
[10] Rennie，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America，p.317.
[11] 曾国藩，安庆大营批示，《曾国藩全集》，第五卷（批牍），第1699页。
[12] 王闿运：《湘军志》，第64页。
[13]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九月一日条（1862年10月23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14页。
[14] “看来该疫病一旦在叛军中出现，就会大规模流行”，见“Medical Statistical Returns of the East Indian and China Station，” p.226.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