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据估计，1862年上海松江之间约40英里范围内，约有八分之一的中国人口死于霍乱”，见Correspondence between Military Authorities at Shanghai and War Office Respecting the Insalubrity of Shanghai as a Station for European Troops（Parliamentary Papers，1863［466］），p.17；The British Medical Journal，vol.2 for 1864（July-December），issue of September 24，1864，p.378.
[16] 曾国藩奏稿，同治元年五月十七日（1862年6月13日），《曾国藩全集》，第三卷，第1037页。
[17] 简又文（Jen Yu-wen），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519.
[18] 王盾：《湘军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第553页。
[19] 龙盛运：《湘军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第412页。
[20] 王盾：《湘军史》，第553页。
[21] 朱东安：《曾国藩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193页。
[22] 王闿运：《湘军志》，第62～63页。
[23] 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选录）》，同治元年六月二十日条（1862年7月16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七册，第153页。
[24] 王闿运：《湘军志》，第63页。
[25]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八月二十七日条（1862年10月20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12～3813页。
[26] 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九月二日（1862年10月24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24页；他写到每日需一千石米以满足十万部队所需，一石约合56公斤。
[27]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九月七日条（1862年10月29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16页。
[28]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九月二日条（1862年10月24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14页，提到炸弹和榴霰弹；同治元年九月四日（1862年10月26日）曾国藩家书，提到炮弹购自洋人，并用“落地开花炮”一词，见《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25页。
[29]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四日条（1862年10月26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15页。
[30]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九月五日条（1862年10月27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15页。
[31]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九月十七日条（1862年11月8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20页；曾国藩致李鸿章函，同治元年九月二十日（1862年11月11日），见岳麓书社版《曾国藩全集》（长沙：岳麓书社，1992），书信五，第3176～3177页。
[32] 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九月二十一日（1862年11月12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34页。
[33] 龙盛运：《湘军史稿》，第414页。
[34] 朱东安：《曾国藩传》，第200页。
[35] 曾国藩致曾纪泽书，同治元年十月四日（1862年11月25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40页。
[36] 朱洪章：《从戎纪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890年原版影印），第89页。
[37]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十月十一日条（1862年12月2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31页，得悉此消息时正值他农历年五十二岁生日。
[38] Curwen，Taiping Rebel：The Deposition of Li Hsiu-Ch’eng（Cambridge，England：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7），p.138.
[39] 曾国藩致国荃书，同治元年十月十五日（1862年12月6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45页。
[40] 曾国藩家书，同治元年十月十四日（1862年12月5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44页。
[41] 曾国藩致纪泽书，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1862年12月15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48页；引于朱东安《曾国藩传》，第199页；该信提及1860年春（咸丰十年）在祁门，时间肯定有误，他于1860年夏才到祁门，情势大坏当是次年春季之事。
[42]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日条（1862年12月15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34页。
[43] 曾国藩日记，同治元年十月二十四至十一月二十二日（1862年12月15日～1863年1月11日），《曾国藩全集》，第十卷，第3834～3843页；曾国藩致国荃书，同治元年十一月二十二日（1863年1月11日），《曾国藩全集》，第七卷，第2655页。
十五 鲜血与荣耀
一八六二年九月二十一日华尔肚子中了一枪，那天夜里“在极痛楚中”死于宁波。与李鸿章淮军并肩作战的华尔常胜军，一八六二年晚夏至初秋，趁忠王部队不在时肃清了上海附近数个镇，九月时，他应新成立的常捷军的请求，带领部分常胜军南下浙江。常捷军是中法混合军，仿常胜军的方式成立，旨在将太平军赶出宁波周边地区。常胜军在该地区打得不顺利。华尔的临终遗言符合他的一贯作风，是要索钱。他说吴煦和杨坊——上海道台和他所谓的岳父——共积欠他薪水十四万两银子（当时约值二十万美元；很庞大的一笔数目，因而他国内的家人直到二十世纪都在向中国政府追索这笔钱）。至死仍让他受辱的是，受命将华尔遗体载回松江安葬的那艘汽船的船长，正好是个消极攻击型且极厌恶这位已故将领的南方邦联支持者，他不肯接这份差事。禁不住华尔的副手施压，他最后同意了，但没有替船重新装填煤炭就出港。载华尔遗体去安葬的汽船，驶到宁波和上海之间的杭州湾公海时失去动力，随波逐流。华尔的副手将船长关起来，然后把木质船体的水上部分拆下，丢进火炉里，才让船再度动起来。木头烧完之后，他们把船舱里的五十桶猪肉也丢进锅炉里，终于烧出足够的蒸汽，让船开到海湾对岸。
此后常胜军开始走下坡。华尔死后，李鸿章提议由法尔思德接掌常胜军，但法尔思德被叛军俘虏那段时期让他身心受创严重，他不得不婉拒。接下来，顺理成章由华尔的另一位副手白齐文接任。来自北卡罗来纳州的白齐文受到何伯，特别是受到卜鲁斯的大力支持，卜鲁斯极希望由美国人掌管常胜军，因为那可以杜绝英国欲接管中国的疑虑。白齐文很受本国同胞欢迎，因为他对于本国的内战持中立立场（与他担任阿肯色州国民警卫队总指挥的兄弟不同），且在性格上来说，他是非常典型的美国南方人，勇武而有魅力——在这方面的确胜过让人眉头一皱的华尔——而且他接掌这支华洋混合民兵队时，个个对他寄望甚高。他以行动证明他在带兵上的确很有一套，但他特殊性格的另一面是脾气坏，嗜好杯中物。
一八六二年整个秋天，在白齐文统领下，常胜军再添胜绩，继续趁太平军部队随李秀成回南京解围而不在当地之际，肃清上海附近另外数个镇的叛军势力。到了冬天，上海方圆五十公里内已基本肃清，但白齐文自己惹出麻烦。首先，杨坊已迟付数个月的薪水。然后李鸿章命令他带常胜军到南京援助曾国荃，而在他和其他外籍军官看来，那简直就是去送死。白齐文抗命，因为去南京，丧命的概率远大于洗劫的概率。但杨坊挑明，白齐文不去南京，他就不付积欠他部队的薪水。最后白齐文火大。华尔借由娶杨坊女儿来确保杨坊如期支付薪水，但白齐文采取不同的办法，可能是更直接的办法。一八六三年一月四日，他带着几名侍卫出现在杨坊家，对他动粗，殴打他的脸，从他家中抢走四万银元，运回松江付清士兵的薪水。李鸿章宣布解除白齐文的职务，悬赏五万两猎取他的人头。
此事之后，清廷不再找美国人统领常胜军。白齐文一被赶下台，即被人发现他（和之前的华尔）挥霍公款，积欠巨债，几乎接管松江府官署，架空中国官员。卜鲁斯觉得很没面子，要常胜军队长一职此后“不得由冒险家”接掌，而应“由在本国军事部门任职，而必然拥有军事知识和懂得以俭约方式管理部队的军官来掌管”。他不希望由菲利巴斯特和佣兵来统领常胜军，而希望由具有应有的任职令，爱惜羽毛，且愿意接受祖国究责的外国军官来带领。
从美国人圈子显然找不到这样的人，因为他们都得回祖国，因此卜鲁斯不甘不愿地同意让英格兰人接掌常胜军。一如他鼓励成立阿思本舰队背后的用意，他在为英国介入中国测试新的介入方式——也就是说测试如何将英国的直接介入降到最低，且用清军的某些单位当英国的代理人。他的目标很简单：找出办法来恢复中国国内秩序和扩大通商，同时仍保持英国官方的中立立场。这项策略的关键，乃是卖武器给清廷，出借一些正派、负有盛名、可指望不会干出先前几次战役中常见的那几种暴行和私掠行为，进而不会让祖国难堪的军官给清廷。由于帕麦斯顿所发布的两道枢密令中的第二道命令——发布于华尔去世的消息之后——已使所有英国军官皆可为清廷打仗而无犯法之虞，卜鲁斯欲在中立与介入之间找出两全其美的办法一事，也就没有法律障碍。但他将永远不会改变英国无意为清朝打仗的看法，他在该年十月写道：“敉平太平叛乱或对太平天国动武，不干我们的事。我们在上海唯一想做的事，乃是保护这座港口及其方圆五十公里范围，而我们这么做，不是因为我们喜爱中国政府，而是因为我们担心目无法纪的太平帮众若拿下上海会大大损害我们的利益。”其他人对此则有不同看法。
第一个试着统领常胜军的英国军官是贺兰德上尉（Captain Holland），而他接掌不久，就让常胜军尝到成立以来最惨的败绩。他因此被解除职位。常胜军积欠的薪饷愈来愈多，士兵开始在其大本营松江府劫掠商家。最后，终于在英国皇家工兵官戈登（Charles Gordon）身上找到更被看好的接任人选。他将因为参与这场内战，而以“中国人”戈登一名永远为其同胞所知，并将与阿拉伯的劳伦斯一起跻身大英帝国英雄之列。他后来在苏丹服役，也死在该地，而他也将因为这段经历，以“拯救大英帝国”者之名，活在青年传记读者心中。
戈登有着典型的帅气英格兰人外表，鼻子挺直，额头高，留着浓密工整的髭，有着清澈的蓝灰色眼睛。他毕业于英国伍利奇的皇家军事学院（他进入该校就读时，华尔未被西点军校录取一事已过了两年），而且他出身军官世家，先祖靠着婚姻晋身富人；波士顿茶叶党事件中遭洗劫的船，就是他外祖父旗下的船只。他有地图绘制经验，且善于视觉性思考，在征战中巧妙使用地图和素描。他也基于宗教理由而不近女色，终身未娶，十四岁时就遗憾自己不是太监。他也碰巧有大舌头毛病，说话口齿不清。
戈登出任此职，完全未能杜绝外界英国打算控制中国的疑虑。戈登接掌常胜军时，《北华捷报》主编群写道：“要约束文明英国在这一省的扩张，就如同用打包绳捆住高大栎树的纤维一样。”不久后，他们预测：“这一省内每个据点的钥匙都将挂在大不列颠的腰带上，然后大不列颠将成为这一富饶的中国省份里国内外事务的大仲裁者。”但如此介入的未来结果，英国国内人士似乎看不清楚。伦敦《旁观者报》写道，“中国无疑将受惠于英国一个世纪的统治”，但“那不需要设定一个炮轰繁荣城市的目的，不需要制定一个允许我国国民去治理三亿中国人的政策吗？”戈登人事案的确至少有助于安抚那些较没那么死硬反对介入的人——纯粹因为不放心而主张谨慎行事的人——因为得知将由有教养的戈登与阿思本，同时也是可敬、正派、信基督教的女王仆人，而非由一票卑劣的菲利巴斯特与逃兵来领导清朝的陆上及水上官军，他们会感到宽心。该报认为，因此可以给予援助，同时仍保住中立（至少勉强称得上中立），并且更重要的是，保住英国的国家尊严。
一八六三年三月，戈登接掌这支道德败坏而常胜军一名已徒然令人觉得讽刺的部队时，按照名册所载，有三千名华人士兵（尽管已有许多人跑掉），另有华尔时期留下来的两艘吃水浅的明轮和三十门野战炮。本来还有几门更大的炮，但被贺兰德弄没了。经过几位无能指挥官的带领，加上杨坊的失信，未拿到薪水的常胜军士兵脾气火爆，不服管束。戈登抵松江接任这个新指挥职时，命令他们列队行进，以检视他们的纪律状态，他们却连这点要求都抗命。他厉声训斥（据说高声骂道“胡搞！”），然后，根据某个说法，他把积欠的薪水发给他们，或据另一个说法，他要人拖出一个较不听话的士兵枪毙，从此赢回他们的效忠。
华尔和白齐文能打胜仗，主要归因于李秀成想拔除驻扎在南京城外的湘军，因而调走他在上海附近的最精锐部队。面对叛军全力抵抗时，他们就少有胜绩。但戈登将对江苏境内的太平军构成真正的威胁，因为与菲利巴斯特型人物的前两任队长不同——他们只为了个人利害出击——他愿意和李鸿章密切合作。具体地说，他与李鸿章麾下最善战的统兵官、原为太平天国将领后来转投清廷的程学启协同作战，李鸿章则（效法曾国藩）在后面运筹帷幄。对于自己麾下的士兵和外籍军官，戈登永远不大看得起，他称他们是一帮不受管束、爱“不分青红皂白劫掠与屠杀”的杀人犯。但身为英女王所出借而必须爱惜羽毛的军官，他既努力以尽职心态效命于清朝皇帝，也努力维系英国的名誉，因而以在他之前的佣兵所往往不愿接受的方式，接受他在当地军事阶层体系里的位置。同时，与仍统率上海英国海军时的何伯相反，戈登眼前受聘于清廷，以领半薪方式暂时向皇家工兵队告假，因此他可自由带兵到上海方圆五十公里外打仗。
一将部队整顿好，戈登即和程学启联手出击，以从叛军手中夺回江苏省。由于两人的合作，常胜军打头阵的策略开始奏效。戈登的小部队可借由吃水浅的汽船在狭窄水道上迅速移动，利用其火炮在猝不及防的太平军的城镇城墙上轰出缺口，而程学启的部队——训练远优于与华尔协同极差的清廷官军——则依约大举攻城，以无比残酷的方式杀敌。他们的联合出击，将上海周边的叛军完全肃清，到了一八六三年夏，已清出一条深入内陆而足以威胁苏州的通道，而苏州是从东边攻打南京最重要的踏脚石。
* * *
戈登与李鸿章的联合出击，看来非常顺利，唯一的麻烦是白齐文仍颇为活跃，仍想再回常胜军。遭革除常胜军队长之职后，他躲过追捕，逃到北京，避难于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家中，冀望拿回常胜军队长这个肥缺（据说他光是薪水就达一年四千英镑）。白齐文费心巴结美国公使，送了他许多礼物——六箱加州葡萄酒、一本地图册、一个地球仪给蒲安臣，两顶轿子和一些艺术品给公使夫人，一盒法国糖果给公使的七岁女儿。
白齐文在挑选盟友上很有眼光，因为蒲安臣是真正对美国菲利巴斯特友好之人。奉林肯总统之命出使中国的蒲安臣，一八六二年初来到中国，而林肯给他的指示几乎就只有一项，即避免招来英国人或法国人的敌意，因为如果出问题，他没有海军可做后盾。留着羊排络腮胡的蒲安臣生性好胜且极善于辞令，曾是马萨诸塞州国会议员，在波士顿执业当过律师。他初抵中国，见到华尔，当下就很欣赏这位来自新英格兰的同胞。这位菲利巴斯特声称已归化中国，但蒲安臣视华尔为忠贞的美国人。他在写给美国国务卿的信函中提到华尔：“不管是自我流亡，还是为外国打仗，还是风波颇多的一生中的种种事件，都无法浇熄这位四处流浪的共和国之子胸中真正忠诚的心火。”诚如蒲安臣理解到的，在美国因本土陷入内战而无力插足亚洲事务之际，华尔在上海之外为中国人打仗，可为所有美国人争取中国政府好感，确保中国内战结束后美国人在中国拥有影响力。
身为林肯的特使，蒲安臣自然对叛乱不怀同情，而他对太平天国的看法，从来都只有厌恶。恭亲王注意到中美两国的相似之处——清廷如同美国的北方联邦，太平天国如同南方邦联——以此鼓励蒲安臣支持清廷。鉴于南方邦联的武装商船“亚拉巴马”号一直在大洋上摧毁北方联邦的商船，蒲安臣请求恭亲王不准该船停靠中国港口，恭亲王爽快答应，且向蒲安臣说这是他们两国都面临的问题。恭亲王致函蒲安臣，说美国南方诸州叛乱，反他们的政府，从这情况看来，贵国与中国的处境非常雷同，在中国，煽动叛乱的子民正在造中国的反。听到中国政治人物如此比拟，蒲安臣的妻子笑开了怀。她写信给父亲说：“他们说：‘我们觉得你们的处境和我们一模一样，你们有叛乱，我们也有叛乱，因此我们能理解你们的情况。’我在想‘南方的骑兵’听到被人拿来和‘太平天国’归为一类，不知会做何感想！”
蒲安臣既欣赏华尔，自然也同样喜欢接华尔之位的白齐文。因此在一八六三年春，白齐文现身北京住进美国公使馆时，蒲安臣立即开始游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赦免其罪，恢复原职。李鸿章不想和这个打伤杨坊、抗命不带兵去南京的美国人有任何瓜葛，但美国公使直接找上恭亲王，逼他接受对白齐文的安排（卜鲁斯也联手施压。人在北京而孤单的卜鲁斯已喜欢上这个话很多的美国公使，且仍觉得由非英国人统领常胜军较妥当）。最后恭亲王软化，白齐文在一名钦差大臣陪同下回到上海。钦差大臣带了一封信前去，白齐文以为信中有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的命令，要李鸿章让他重掌常胜军。
但这封出自恭亲王的信，其实称不上是命令，而比较像是建议。不管是命令还是建议，李鸿章都断然拒绝照办。白齐文直接找上戈登，戈登尊敬上司的决定权，告诉白齐文只要李鸿章要他下来，他就下来。然后，李鸿章和戈登甩下他，继续攻打苏州，沮丧的白齐文再回北京，但这次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说，李鸿章要不要让他恢复原职，他们完全使不上力。白齐文再度发火——这一次他不只是发火，还多动了脑筋报复。他再下到上海，找来七十名外籍佣兵，包括数名在他当华尔副手时遭撤职的军官，然后偷走常胜军一艘炮艇，开到较上游的苏州，投靠太平军。
* * *
上海和国外的洋人深信，外国人即使不是决定中国这场内战之走向的唯一因素，也是首要因素。从他们的观点来看，白齐文带着大批华尔麾下的洋人军官投靠叛军，肯定会扭转江苏的战局。而的确，在他定居苏州且开始训练太平军打戈登之后不久，叛军就开始在战场上占上风。《纽约时报》因此预言道：“如果叛军够聪明，让他尽情发挥所长，恐怕不只在他领导下的太平军会收复已遭夺走的土地，连上海都可能有危险。”《纽约前锋报》的标题下得更耸动，大喊“美国承接帝国的机会来了”，好似这个美国人有可能夺下清朝帝位。就连伦敦《泰晤士报》都坦承：“曾在印度建基立业者，其才干不如如今埋首于中国的那些人。”
戈登的常胜军于苏州城外准备攻打该城时，白齐文开始从设在苏州的新基地冒险夜赴敌营，密会他的英国对手，劝他不要再为清廷效力。其实戈登几乎已经干不下去。他渐渐发现常胜军的经费问题很难解决，而且他不大管得住底下的人。程学启爱杀俘的作风也令他深以为耻。但白齐文改投太平天国之后，他已经决定要留下来，因为他觉得基于他对英格兰的职责，他得保住上海，不让其落入叛军之手。但《纽约前锋报》那则异想天开的标题其实也不是太离谱，因为白齐文的野心远不只是拿下上海：他提议戈登和他联手，带各自的部队一起北征北京，推翻清朝。
人在北京的卜鲁斯风闻白齐文的计划，担心清朝会就此亡掉。他写报告给罗素勋爵，说如果白齐文带太平军北征，华北的捻军可能会支持他，“若成功拿下北京，当今的王朝肯定会遭推翻，不管那是否会促成太平天国的掌权皆然”。但即使未发生那些事，白齐文仍是清廷面临的最迫近威胁。同样令卜鲁斯感到困扰的，是促使白齐文变节的前因，亦即恭亲王和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无力让李鸿章听命于他们一事。在卜鲁斯看来，那似乎清楚表明，不管太平天国的战事如何发展，清朝的中央政府——也就是他借予英国军官、售予弹药和船只，想借此防止其垮掉的那一方——其实可能已不是中国真正的权力中枢。具体地说，诚如他在白齐文投奔苏州前后向罗素勋爵报告的，他担心曾国藩正渐渐发展成“中国中心地带厉害的权力角逐者”。
得悉白齐文变节改投敌营，曾国藩本人甚为开心，那正证实了他所谓洋佣兵不可靠的看法。但常胜军的中国籍指挥官，也就是已被李鸿章解除道台之职，以便带兵前去攻打南京的胖乎乎的吴煦，一直未依约派常胜军前去援助曾国荃，令曾国藩大怒。在曾国藩眼中，常胜军即使不可靠，仍是中国军队；他告诉弟弟曾国荃，常胜军抵南京后，务必把非来自湖南的该部队士兵与他自己的士兵分开，要安排他们住进让他们惹不了麻烦的专辟营垒里。他还私下向李鸿章透露，他最忧心的事情是，如果他们真的照约定前来协助攻下叛军首都，这支由洋人领军的部队士兵，会想办法抢走大部分战利品。但在常胜军完全未现身之下，这些可能出现的问题根本不值一顾。在他仍忧心弟弟在雨花台守不住时，他写了两封严厉的信给吴煦，痛斥他是个不可靠的懒鬼（“天下有如此延迟，而可谓之救兵乎？”），信中对他满是厌恶。他告诉吴煦：“无论中国、外国，无论古人、今人，无论大官、小官，有才、无才，危急之际，言而无信，便一钱不值矣！”
常胜军未依约前来援助他弟弟，曾国藩就此对佣兵死了心。李鸿章在江苏借佣兵打仗，乃是他身为巡抚，掌握一省兵权，自己可做主之事，但就安庆的湘军大营来说，曾国藩虽然对西方科技愈来愈感兴趣，却不想与洋人有任何瓜葛。一八六三年四月，即戈登接掌常胜军后不久，英军驻华部队新司令士迪佛立（Charles Staveley）前来安庆拜会曾国藩，曾国藩对他来访的反应差不多就是觉得厌烦。当时他正在长江更下游视察，士迪佛立发现他不在安庆，决定追上去和他一会，曾国藩为此显露小小的不耐烦。他给了这位英军司令一个小时会面，在那期间，士迪佛立提议曾国藩雇用英国军官带湘军镇压叛军。士迪佛立希望成立的中英混合编队，规模比常胜军大得多：十七营一万两百名华人士兵，每营二十一名军官。士迪佛立说，只要清廷愿意给外籍军官五万八千多两的月薪（约八万美元），他能提供外籍军官，并保证他们能攻下南京。仍为运送李鸿章部队到上海的天价费用耿耿于怀的曾国藩，三言两语将他打发掉。他告诉士迪佛立去北京找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谈，然后回头忙他自己的事。
并非曾国藩不想要外国援助，而是他不想因为外援而与洋人有往来。他瞧不起洋人的文化，认为他们没教养，不守规矩，不懂儒家的忠信之道。他们的国家大体上利欲熏心，特别是英国与法国只要有机会占中国便宜都不会放过。因此他只倚赖与洋人相熟且能带新知识和新科技到安庆给他，使他无须雇用欧美人的本国人。有一些年轻聪明的中国物理学家和数学家到安庆跟他一起奋斗，其中大部分人从通商口岸的新教传教士那儿习得数学与科学（同时与传教士所宣扬的宗教保持安全距离）。曾国藩邀他们到湘军大营，加入他的幕府，聘他们当顾问。
耶鲁大学毕业生容闳就是听到他召唤的年轻人之一。一八六○年秋拜访洪仁玕之后，他甚少用到他的太平天国通行证。一八六一年他的确用它在远离通商口岸的长江沿岸城镇芜湖开了家航运公司，并在六个月期间把将近两千吨的茶叶从叛军控制的皖南地区运送到下游上海。但利润不如他所希望，而且他得了重病，缠绵病榻两个月，于是决定不值得冒染病、战火与被抢的风险做这种生意，自此认命待在上海。
一八六三年晚秋，也就是他去南京三年后，容闳收掉在上海的生意，前去安庆的湘军大营求见曾国藩。容闳得到曾国藩的赏识，是经由两位与他和曾国藩皆熟识的本国友人推荐。这两人一是工程师，一是数学家，皆已投入曾国藩幕府，正协助曾国藩造汽船。一八六○年容闳拜访旧识洪仁玕时态度高傲，坚持要太平天国做到他所列出的条件，他才肯替太平天国效劳。但这次他到安庆时，那种高傲已不复见，反倒几乎卑躬屈膝于这位湖南将军面前。他觉得曾国藩的权力之大“近乎帝王”、“几乎不受限制”。在容闳如崇拜者般崇敬的眼光中，曾国藩这时“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
两人第一次会晤时，曾国藩慢条斯理、极有耐心地打量容闳，嘴上带着淡淡微笑，仔细察看这个在外国待过很长时间的年轻人的面相。他盯着容闳看让容闳感到“不自在”，但容闳似乎给了他好印象。他说他从容闳的眼神看出，容闳会是出色的指挥官。他问他成家与否。容闳摸不透坐在他对面这位将军的脑袋在想什么，曾国藩紧盯不放的目光似乎看透他的内心。
接下来两星期，两人又晤谈了几次，那段时间容闳住在安庆，惊叹于曾国藩身边人才的荟萃与忙碌——一百名幕僚、数百名来自中国各地的顾问，全受到“他人品与盛名的磁力”吸引，来到这个安徽城市。但容闳不晓得这位将军莫测高深的外表背后潜藏的隐忧——特别是他不为人知的忧心：他眼前的名声得之有愧，他的大权在握终归虚妄。诚如曾国藩在容闳登门拜访后不久向李鸿章私下透露的，“长江三千里，几无一船不张鄙人之旗帜，外间疑敝处兵权过重，利权过大”，但他们不知道其实曾国藩资源不足，兵力太少。容闳完全未看出这点。
那两个星期结束时，曾国藩给了容闳一个任务。或者更精确地说，他要容闳告诉他，他应该接什么任务，他能为这位湖南将军做什么。先前在安庆接受晚宴款待时，这位归国留学生已从席间诸人口中清楚知道曾国藩想要什么机器与武器。容闳想给曾国藩想要的答案，以博得这位“中国伟人”的欢心，于是完全不谈教育改革、学校教授《圣经》或建立现代银行体系之事——当年他为自己加入太平天国向洪仁玕所提的绝对条件——而是当场表示愿回美国，利用他在当地的关系，为曾国藩购置建造现代工厂所需的一应设备，以生产西方枪炮、弹丸和火炮供湘军使用。
曾国藩同意他的提议，于是容闳回美。一八六四年他达成使命，向马萨诸塞州费茨堡的朴得南公司（Putnam Machine Company），订购到足以建成一座完整工厂的蒸汽动力机器，安排将其运到上海（由于美国当时还在打内战，容闳能办成此事着实不简单）。由于时间配合且从所在地前往母校算方便，他在这趟美国行期间，还抽空回到纽黑文，参加他的第十次耶鲁大学校友会。在宁静的校园里，枝叶茂盛的榆树底下，老同学谈论美国内战种种出人意料的变化，容闳听得热血沸腾，竟尔想投身北方联邦军半年——因为在终结他祖国的叛乱上，他已尽了自己的本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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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白齐文改投叛军阵营，使叛军在江苏取得优势，那么在他离开上海四个星期后，在清廷一方出现的另一股力量，则似乎必定会抵消那一优势：一八六三年九月一日，阿思本终于抵达上海接掌他的舰队。在英格兰国内，阿思本已成为相当有名气的公共知识分子，在《布雷克伍德的爱丁堡杂志》（Blackwood’s Edinburgh Magazine）发表了两篇谈“中国之进步”的文章，其中第二篇取了很大胆的篇名，《太平天国与其疗方》（“The Taepings and Their Remedy”）。他在这文章中详述了他对其此次任务的恢宏期许。他写道：“中国政府和人民都要我们在他们危难的时刻出手相助，而他们将会给予我们长久以来所努力争取，且往往用武力去争取的进入机会和通商自由。”他保证他“以中国境内的欧洲人为兵员的欧华部队”，将把蒸汽动力、电力和铁路引进中国，“使这个广大国家敞开大门接受基督教和通商”。
但真的踏上中国土地，阿思本才知道李泰国的整个计划根本是他自己所编造的。清廷从无意雇用欧洲的海军帮忙打仗。更糟的是，清廷甚至不确定他们同意购买的那几艘船将编入中央的水师或省级的水师。中国政府内部的公函往来显示，对于如何安置这支舰队，恭亲王与曾国藩各有己见，想法南辕北辙。一八六二年十一月发布的谕旨表示，这支舰队将是朝廷的资产，将先用于对付太平叛军，然后用于巡弋中国海疆（以及，未言明的，用于抵御日后外国的侵略）。据恭亲王的说法，这批船的兵员将由不同族群组成：水兵将选自濒海的山东，炮兵将选自华中的湖南，海军陆战队将由满人充任。
但曾国藩有别的想法。具体地说，他认为这支舰队将增添湘军水师的实力。他在一八六三年一月三十日上了奏折，以回应上述谕旨。他写道，根据才干混用不同类型的人是件好事，但他指出，这样的混编可能造成内部不统一。按照他所提的计划，所有兵员，包括船长、炮手、水兵，全都用湖南人。湖南人不懂航海，因此他拿掉巡弋海疆的想法，说这支舰队应只用于内陆河湖。他建议只保留极少数洋人，或许每艘船留三或四名洋人来掌舵和维护引擎，其他兵员则全可从湘军中选用，一旦他的官兵娴熟所有操作，就可完全取代洋人。他解释道：“始以洋人教华人，继以华人教华人。”他写道，等湘军完全掌控训练和操作之事，“长江各项水师出自一家，仍可联为一气”。然后，这支蒸汽动力炮艇舰队，将成为他湘军水师中的一部，与长龙、快蟹、配备黄铜炮的舢板并肩作战，而曾国藩将控制整个长江。
最后，曾国藩的想法压过朝廷的想法，再一次说明整个中国谁讲的话最有分量。因此，阿思本于九月一日抵达上海时，已有一份来自恭亲王的公函等着他拆阅，函中告知他此后会有一位湘军水师提督担任这支舰队的司令。阿思本被贬为副司令，只能管舰队上的外籍兵员（而照曾国藩的计划，外籍兵员为数不多，且会在不久后全部换掉）。此外，这份公函表示，这支舰队的行动调度，将不是如李泰国所承诺的听命于清朝皇帝，而是直接听命于曾国藩与李鸿章。
阿思本上北京抗议，但恭亲王断然拒绝批准他与李泰国签的那份合约——特别是将让阿思本只听命于皇帝而可以不理会其他人命令的那些条款。李泰国于晚春时就回到中国，比阿思本早到，原以为会得到清廷大力赞许，但等到阿思本来北京时，他已是绝望无奈。十月，他花了三星期劝总理各国事务衙门照他的计划办，同意阿思本的合约，但该机关不为所动。恭亲王不再出席会议。上海有传言说曾国藩威胁恭亲王，说若不把阿思本舰队纳入他麾下，他会“停掉对朝廷的所有补给”。
恭亲王说了算，于是十月下旬，阿思本宣布辞去清廷委任他的职务，要回英格兰。他的宏大理想——成为清朝皇帝海军司令，恢复中国的安定，“在太平天国无人丧命下”拿下南京，让古老中国见识现代科技的奇迹，促使中国欢迎英国人前来通商——在受命屈居曾国藩直辖部队副手的羞辱下颓然崩塌。阿思本抱怨道：“我来这里是为了效力于皇帝和他底下的摄政，而不是受省级机关的差遣。”
但阿思本是他的海军部队里唯一有委任职务可辞的人。他于北京表达他的愤怒期间，他那支重武装舰队的四百名未拿到委任状的兵员正在北方某港口，无事可干且满心期望地等待。先前在上海时，已有舰上兵员开小差加入太平军，他因而将整支舰队移到那个北方港口。阿思本辞职时不愿把舰队的控制权交给恭亲王，此举引发整支舰队最终会落入太平天国之手，乃至落入美国南方邦联之手的疑虑和危险。对南方邦联来说，若有这支舰队在手，或许就能打破北军对南方的封锁或破坏北军的全球航运线。美国南、北两阵营在上海的代理人都想买下这支舰队。
美国驻华公使蒲安臣最不希望这批船落入南方邦联之手，因此，居间调解促成这支舰队解散的就是他。舰队最后亏本卖掉，送回印度和英格兰。当初在英国国内大肆宣传外加种种保证，结果落得这样的下场，令英国人大为难堪。但更难堪的在于，这是一记警讯，说明卜鲁斯和李泰国所构想的大英帝国与满清帝国之间温文有礼的合作——他们已说服英国首相和财政大臣都接受的合作——其实根本毫无基础。先前卜鲁斯说服罗素和帕麦斯顿在中国内战中站在对抗叛军的一方时，把清朝的新政府说成是个听话而开明的中央政府，但事实渐渐表明，完全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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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清廷来说，庆幸的是戈登未受白齐文的诱惑。戈登坚守原则，拒绝和这位美国人一道推翻清朝皇帝，反倒劝白齐文回清廷这边，保证他如果离开太平军不会受惩。随着性格火暴的白齐文渐渐发现他的新主子和旧主子一样难相处，他为太平天国效力的想法有了动摇。他恼火于自己得听命于叛军将领，坚持要太平天国让他带领一支独立部队。他频频前往敌营会晤戈登之事，开始招来猜疑。他偷来的那艘炮艇意外炸掉。旧伤复发，他把愈来愈多时间花在喝酒上。有一次苏州的太平军统兵官交给他大笔钱，要他去上海买一批弹药和枪，回来时他却带着一船白兰地。又有一次，他最好的朋友在正午时唤醒他，告诉他有些军官在谈他喝酒的事，白齐文要那人说是哪些军官在嚼他的舌根，那人不肯，白齐文就拿出左轮手枪朝那人的脸颊开了一枪。白齐文叛投太平军的日子，至此差不多就要没戏唱。一八六三年十月十五日，苏州遭戈登部队攻打时，白齐文的几名追随者倒戈，前往清军阵营投降。几天后白齐文也跟进。
由于有戈登本人保证既往不咎（还有这时非常活跃的蒲安臣也介入），白齐文躲过遭清廷以叛国罪处死的命运，但条件是他必须离开中国，永不得再来。一八六五年他违反赦免条件，潜回中国募集新民兵队，遭清军捕获，不久后，他在戴着脚镣手铐下溺死于中国某条河里，结束他的一生。当地官府说押送他的那艘小船意外翻覆，但没人相信。
由于吸血鬼舰队解散，英国的代理介入走回原来的路子，即戈登常胜军与李鸿章淮军两支陆上部队在江苏的合作。由于白齐文于十月离开太平军，他们攻取苏州的一大障碍就此排除。但即使没有白齐文的协助，苏州城的防御仍很强固。到了一八六三年十一月，戈登的常胜军在李鸿章麾下的太平天国叛将程学启所率淮军协力下，已和苏州守军打成僵持的局面。该城受到相当有效的包围，但经过十一月下旬几次苦战都遭守军击退，情势看来常胜军无法以强攻拿下城门。
但城里守军出现不和。苏州守军主帅是慕王谭绍光。他准备死守苏州城，但他底下有六位等级低于他的王，他们非常担心部众和家人的安危，没把握挺得住清军的围攻。十一月二十八日，程学启告诉戈登，说已有其中一位等级较低的王偷偷前来见他，向他保证只要他们能从内部将慕王及其亲信拉下台，他们愿意献城投降。到了十二月一日，他们已在和程学启及戈登认真商谈开城门迎清军之事。这群人的首领是纳王郜永宽，据戈登的形容，他“中等身高，肤色淡黑，年约三十岁，脸相看来很聪明、很讨人喜欢”。他似乎不大放心，于是求助于戈登。
戈登说，只要能以最少死伤拿下苏州城，什么计划他都同意，然后交由程学启去跟他们谈反抗慕王、献出苏州的条件。曾是太平天国将领的程学启，发誓保证与有意投降的诸王同心（他先前当太平军将领时就已认识纳王郜永宽），并保证他们事后安全无虞。在官方报告中，戈登说他在这次会晤后立即前去见李鸿章，清楚告诉李鸿章必须宽大对待投降的诸王。李鸿章同意。
十二月四日早上十一点，慕王在王府盛宴款待纳王等人。吃完丰盛酒菜和祷告之后，他们同去礼堂，个个穿上缎袍和王冠，在台子上的长桌边一一就座。慕王开始讲话，讲到只有从一开始就加入太平军的那些来自南方的老兄弟才真的可靠时，气氛变得紧绷。在座诸人大部分来自华中的湖南和湖北。其中一位等级低于慕王的王听了之后，起身脱下缎袍公然挑衅。接下来是一阵扭打。有人持匕首刺中慕王，慕王倒在桌上。然后他们全扑上去，将他从台子拖到下面的地板，按住他，由一名手下割下首级。接着他们召集自己的人马，准备开城迎降并派人骑马出城赴清军阵地找程学启献慕王人头。
隔天，戈登抢在清军之前冒险进入苏州城，证实城内平安无事。那六王“看来很自在”，似乎急着想向李鸿章献城，急着想了结他们在这场战事中的角色。他问他们是否满意自己所为，他们说是。隔天早上他又到纳王府见他们，发现他们已经薙发，准备当天稍晚依计划投降。一如以往，他们心情很好。戈登和纳王聊了一点未来的打算。他很感激戈登安排和平献城，说他希望不久后再与他相见。
但那天稍晚，李鸿章搭小船带着卫队前来接管苏州时，情势生变。原本平静的城里爆出枪声，戈登看到民众四处跑。他听到士兵呐喊着跑过苏州街头。他在城墙外找到程学启，问他怎么回事，程学启避而不谈，“看来忐忑不安”。最后程学启告诉戈登，诸王一直未现身投降。戈登忧心忡忡，骑马回城里确认纳王安危。这时街上人来人往，他骑马经过成列的投降叛军，经过四处打劫店铺和民宅的成群清军。终于来到纳王府时，发现里面空无一人并且遭到洗劫。
戈登认定投降的诸王已按计划前去见李鸿章，开始怀疑程学启被人摆了一道，怀疑李鸿章在诸王投降时将他们俘虏。隔天黎明他开始找李鸿章，希望逼他释放纳王等人，找了几小时仍无所获，但再度碰到程学启，程学启告诉他，他真的不知道这是怎么回事。其实不然。根据戈登走开继续去找李鸿章时留在原地的一名外籍军官所述，前太平军将领程学启往地上一坐，哭了起来。他请那名外籍军官代他向戈登抱歉，说他完全是奉李鸿章之命行事。那天早上更晚时，戈登终于找到献城诸王的遗体。他最先认出的是丢在泥地上的纳王头颅，然后找出其他人的遗骸。他报告道：“手和身体被人以可怕方式划过，砍成两半。”纳王的“身体部分埋在土里”。李鸿章的部下把他们全部处死并肢解。
戈登怒不可遏。李鸿章杀降俘使他这个保人失信于纳王等人；他向他们保证过会平安无事，他们出卖主帅，献城给清军之后，竟遭李鸿章如此残酷杀害，在戈登眼中是可耻至极的行为。他宣布不再效力于李鸿章，说不想再见到他。后来他写信告诉母亲：“虽然这么想太无人性，但我很希望他受审处死。”戈登的义愤像燎原之火蔓烧整个洋人圈。十二月十六日，上海十国领事官员发表联合声明，谴责李鸿章“令人发指、极端背信弃义的作为，很可能促使西方诸国收回对清廷的支持，收回勇武军官对清廷一直以来的援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