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1] 五万字（供词），见曾国藩致曾纪泽函，同治三年七月七日（1864年8月8日），《曾国藩全集》，第八卷，第2833页；据曾国藩同一天日记，他将其删至约28000字（130页，每页216字），见《曾国藩全集》，第十一卷，第4025页。
[52] “Statement of Patrick Nellis，”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 Selection of Documents（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p.412-416；quotations，in paraphrase form，on p.415；Spence，God’s Chinese Son，p.329.
[53] 洪仁玕：《在南昌府之四——原题“南昌府提讯逆酋供”》，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二册，第415页。
结语
对朝廷来说，曾国藩于一八六四年七月抵达南京接管该城，不只是胜利的一刻，也是恐惧的一刻，因为他是当时全中国最有权势的人。叛军京城已灭，他的军队兵力无人可以抗衡。华中和华东实质上在他的军事独裁统治下，而且他始终未完全听命于朝廷。他的湘军为保住清朝的国脉而战，但他控制的地区大抵上位于清廷直接影响范围之外，尽管清廷几乎完全靠他来平定太平天国之乱，但清廷无时无刻不是带着强烈的忧惧看着他的一举一动。事实表明，卜鲁斯的忧心——曾国藩将成为“中国中心地带厉害的权力角逐者”——只道出真相的一小部分。因为在太平天国覆灭后的几十年里，流传着这样的说法：曾国藩底下的数名高级将领——包括他弟弟曾国荃——曾劝他放弃摇摇欲坠的清朝，在南京自登大位，当中国的新皇帝。
但他没有那么做。事实上，就在他进攻南京之役开始进入最后阶段时，他就已经准备解散湘军，交出兵权。他要在平乱之后继续担任两江总督这个封疆大吏，坐镇南京的两江总督府——他命人在天王宫废墟遗址兴建的宏伟官署——督导华东的重建。但就在中外观察家紧张等着看这位平乱将军是否会挥师北上推翻满清皇帝，扫平群雄，一统中国时，他决定交出权力，把湘军士兵送回家乡，在清朝官僚体系里单纯当个文官，如此度过余生——那的确是最有权力的文官，但仍只是个官，仍是效忠于幼皇帝与其摄政慈禧太后的子民。
曾国藩既掌大权又顺服朝廷，令人觉得矛盾，使那些认定他是个无情军事领袖的人感到困惑不解。其实，他内在自我与外在自我的泾渭分明，造就了他这样的作为。外在的曾国藩的确是个杰出而无情的将领，到了这场战争的末期，已拥有几乎不受约束的权力。他统领一支身经百战的军队，中国境内最令人生畏的军队，军中士兵来自他的家乡湖南，只效忠于他，把他几乎当神一般。对于生灵涂炭、血流成河，他处之泰然（对于自己可能死于战场，他同样处之泰然）。他是容闳眼中那位“简直是、几乎是中国最有权力的人”，是卜鲁斯所忧心将接管中国中心地带之人。他令清廷不放心，因为多年来清廷控制不了他，要不要听朝廷命令，大抵上看他高不高兴。
但内在的曾国藩，只有他的诸弟、诸子与少数挚友知道的那个曾国藩，乃是极恭敬、淡泊、常苦于抑郁与前途茫茫之人。他是个将领，但从无意夺取天下，建朝称帝。他对自己拥有的兵权或权力从未感到高枕无忧。他最希望的乃是回他的书堆里，当个儒家文人，平静度过一生。对这样的人来说，在内战结束后夺取大位，乃是全然不可思议之事。他或许怀疑朝廷官僚腐败、贪婪、无能，但他从未质疑皇帝本人的正当性。曾国藩抱有宗教般的忠诚心态，坚信上天已选定帝国的统治者，不管朝中大臣说什么或做什么，为人臣子就必须遵守上天的选择。
此外，那些后来不解于他为何不夺取大位的人——这样的人还不少——认为，中国皇帝之位值得争取。但在曾国藩看来，特别是在他所处的那个乱世，权力是不祥之物。权力让他害怕失败，让他害怕辜负了加诸他的重责大任，以及让他时时忧心于随着个人权势膨胀到前所未有的地步，将因逾越应守的分际招来上天的惩罚而毁了自己。他知道勤于任事的皇帝终身活在戒慎恐惧之中，整个国家的重担全压在他肩上，从即位至死，他的一生全在上天明察秋毫的目光注视下。在这场战争的最后几年，曾国藩已在安徽尝到这种重责大任在身的滋味，而且那种重任还比不上皇帝肩负的责任之重。那段日子是他有生以来最苦的日子。中国皇帝不值得艳羡，而该令人可怜。
曾国藩湘军的解散始于一八六四年八月，即攻陷南京不到一个月后，但在拿下该城之前，他就已经朝这个方向准备。五月，他向朝廷请病假——他向弟弟曾国荃解释，那其实只是个借口，好让他于战争结束后归隐，好杜绝对他的权势猜忌日深的政敌对他的批评。他建议曾国荃也这么做。他写道，如果“金陵克复，兄弟皆当引退，即以此为张本也”。但曾国荃不接受哥哥的建议，曾国藩随之写了一封严厉的信要曾国荃照他的话做。曾国藩已见过户部上的奏折，折中推测他弟弟想扩大财政权。他劝诫其弟勿招人嫉。他写道：“自古握兵柄而兼窃利权者，无不凶于国而害于家，弟虽至愚，岂不知远权避谤之道？”
尽管他努力退到台下，不久后仍招来朝中官员的抨击——先是指控曾国藩弟弟曾国荃及其下属劫掠和管理无方，指责他们腐败、擅权，未能管好辖下部队的纪律。然后北京的批评者把矛头指向曾国藩本人，指责他为了中饱私囊让华东人民受苦，说他爬上高位不是凭才华，而是全靠运气。他已完成任务，朝廷不再需要他，因此他们要他为自己的专横与傲慢受到教训。在他剩下的八年岁月里，在他胡子转白，眼力慢慢退化到看不见这期间，他们不让他休息，不准他退休或暂时卸下官职。他在这场战争后所写的日记，充斥着遗憾之语。他梦想回到书堆、回到老家，重过静心沉思的生活，但一再遭到阻拦，最后只能再度哀怨地期盼至死才能得到的解脱。他在一八六七年的某封家书写道：“或比今日人世差觉快乐。”
* * *
十九世纪中国这场内战所夺走的人命，最广受认可的估计是两千万至三千万人。这个数据必然不够客观，因为没有可靠的当时人口普查数据可供比较，因此这个数据基本上是根据若没有这场内战，中国后来应该会有多少人口推测出来。据一九六九年发布的美国一项研究结果，晚至一九一三年，也就是清军攻下南京将近五十年后，中国人口仍未回到一八五○年之前的水平。由中国境内一组学者所完成，于一九九九年发布的一项更晚近研究，估计受害最烈的五省——江西、湖北、安徽、浙江、江苏——在一八五一至一八六四年间，人口共少掉约八千七百万：其中五千七百万人死于这场战争，其他人则是因为降低的出生率而无缘出世。对这场战争在所有省份造成的人口冲击，他们推测是七千万人死亡，人口总共少掉一亿多。这些较高的数据，晚近传播更广，但引发争议，批评者主张后人无从得知有多少死者死于战争、疾病和饥饿，有多少人移居他地过活。但就连走过长江下游地区的人所写的最主观轶事杂记，都证明中国城市和乡村所蒙受的深深伤创——太平天国战争过了几十年后仍未治愈的创伤——而今那些数据开始让人感受到，在这场据认是人类史上夺走最多人命的内战中，中国所蒙受的破坏和社会混乱的程度乃是前所未见。
由于混乱与暴力程度惊人，这场战争最令人惊愕的结果，或许是清朝在平乱后仍继续保住江山一事——而且不是在太平天国覆灭后苟延残喘几年，而是又存世了将近五十年，直到一九一一年才被汉人民族主义革命推翻。但不能说是清朝打赢了反太平天国的战争，而应该说是清朝获救——靠曾国藩的省级民兵队和英国人的随意干预两者联手而获救。这两股势力——一来自内部，一来自外部——彼此猜疑甚深，但他们各自的攻打太平天国行动，事后来看，似乎像是在协同作战。这两者都为拯救清朝而战，因为他们基于不同的原因，都深信清朝的存续比较有利于他们各自的未来：对曾国藩来说，那将保住在战前就让他受到许多好处，那由高位、肯定、道德和学术成就组成的体系。至于英国人，则是因为某些英国人——整体来讲影响力颇大的一群人——深信保住清朝，阻止太平天国主宰中国，乃是确保英国对华贸易继续成长，从而弥补他们在世界其他地方（特别是在美国）之严重损失的唯一办法。
如果说这场战争结束后的情势发展令曾国藩失望，对英国人来说，最终的回报则更令人不看好。英国人预料平乱之后，对华贸易会大幅成长，结果是一场空。事实表明，这场战争的结束，反倒是上海遭殃的开始。帕麦斯顿勋爵认为，英国出手助清廷对付太平天国，将提升英国在华的利润，后来的发展的确如他所料，只是原因并非他所认为的那些。事实上促进英国对华贸易的不是和平的降临，而是战争的持续。英国人的介入，使太平军无法拿下上海，使上海周边地区长期陷于战火，从而使中国的商人、财富和货物，为了躲避英国人所协助维持不坠的混乱，而大量涌进安全的上海。逃到上海的有钱人推高地价，为上海洋商带来可供他们买进再转手卖出的大量货物。此外，只要长江沿岸的战事仍炽，中国商人就愿意以高出行情的价钱，雇请挂外国旗帜而不会受到攻击的船只运送他们的货物，以策安全。但太平天国一灭，这些好处全部消失。长江恢复航行安全，外国航运业者的优势随之大减，而难民离开上海，使上海的房市跟着崩盘。战争期间的荣景为漫长衰退所取代，英国前两大商行在衰退期间破产。讽刺的是，任何人——特别是帕麦斯顿——都未能体察到，让中国恢复安定其实从不符合英国的利益。
在外交方面，也没有什么令英国人乐见的发展。介入中国内战，未让他们从清廷那儿得到他们预期的善意或好感，也未使清廷对他们重开对外通商的大门。卜鲁斯会在不久后因他的“敬重中国官员政策”受到嘲笑，在许多人眼中，那项政策使得英国政府变成清朝统治者抱在膝上玩赏的小狗。但在无奈接受自己在中国这场战争中的角色之后，英格兰之所以感到自得，是因为不断有人重述卜鲁斯对中国情势的看法——到了几乎众皆认同的地步——这场战争中的破坏皆是太平天国所造成，太平天国是不折不扣的一股无法无天的势力，太平天国是所有文明有礼者或受到良好治理者的公敌。从这个观点来看，英国介入这场战争无疑就是人道义举。由于这一时势观被奉为标准说法，戈登与华尔将以中国这场战争的伟大外国英雄之姿留名青史，将被视为挽救中国免于毁灭的人。相对于发动鸦片战争和烧毁圆明园之耻，戈登和华尔被昂然标举为华洋合作的可喜象征（乃至善心象征）。基于同样的道理，这场战争在英语世界里将被永远定位为太平叛乱，而非内战——意即英国站在清朝那一边，把太平天国视为纯粹是反对正当合法政府的叛乱者，不法之徒和混乱的制造者，造成当时混乱的唯一元凶。
异议的声音寥落，但仍有一些在当初就质疑本国介入政策之依据的人，在战后继续表达不以为然之意，尽管他们当下明知这类异议不再受到欢迎。英国驻华领事富礼赐曾走陆路游历太平天国领地，在南京城外的小船上住过数个月。他在一八六七年为《皇家亚洲学会华北分会会刊》（Journal 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Asiatic Society）所写的一篇文章，就以极为尖锐的口吻表达这类观点。文中，富礼赐驳斥英国境内的传统观点，认为消灭太平天国并未使中华帝国走回正轨，且哀叹“事实再怎么形诸文字，都无法扫除偏见……而我在太平天国统治区的经验，尽管得自在该国京城的长住，只要与既有的看法背道而驰，就永远得不到正面看待”。他指出消灭太平天国后对华贸易的衰退，然后语重心长地说道，英国人民于这场战争期间仇视叛军，但“如果明天投票，会有多少外国人不希望他们回来？”
事实上，诚如他亲身体会到的，太平天国从不是外人眼中的怪物或蝗虫，但他知道他的同胞没人想听真相。他写道：
但如果要我说说南京真正的主流秩序，那的确很像华沙条款，但仍有其秩序——天王的军官里有一位特别厉害的将领……在未沦为战场的地方，土地得到充分耕种——太平天国部队的行为丝毫不比清军的行为恶劣——且绍兴与杭州之类城镇的居民，在太平天国治下过的日子，比起那些城市被清廷收复、落入蛮族官员之手后居民的不幸遭遇，要好上太多；——如果我言之凿凿说出这些事，我会被斥为叛军，被斥为在诋毁如今正笼罩该帝国的灿烂政治黎明。
* * *
一九一一年清朝终于覆灭时，中国将落入新一代反满革命人士之手。这些人非常清楚他们的反清前辈的作为，其中有些人剪掉辫子，留起长发，看起来就像典型的太平天国分子。还有些人写宣传小册，痛斥曾国藩是古往今来最大的汉奸，为了保住满清异族王朝杀了不计其数的汉人同胞。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最著名的领袖是广东人孙逸仙。他从小听人讲述太平天国英雄的故事，朋友还替他取了绰号“洪秀全”。
攻下南京后的几十年里，虽有李鸿章与左宗棠等前将领和汉族官员推行改革，力图振衰起敝，但中国国势仍每况愈下。在国内，他们成就不凡，在消灭太平天国后又敉平了捻乱和回乱，使一度分崩离析的帝国恢复秩序。但对外战争所招来的巨额赔款使国库破产，而满清朝廷改不了的腐败与守旧之风，阻碍了他们的全面改革。国内或许已经安定，但放眼世界舞台，中国已落后于正以惊人速度崛起的邻国日本。日本再度受益于中国的前车之鉴。一如一八五○年代日本政府选择不与外国冲突，而是与外国签订条约，借此免于一场日本版的鸦片战争，一八六○年代具影响力的年轻武士，则把打完内战的中国视为前车之鉴，认为若没有彻底改革，日本可能也会沦为和中国一样的处境。一八六○年代更晚时的一场革命，让位给一场如火如荼展开的工业化与社会转型计划，这项计划与洪仁玕为衰弱不振的中国提出的振兴构想，尽管在宗教上无相似之处，在精神上却出奇类似。到了一八九○年代，日本的现代化海军将彻底击溃清朝舰队，日本将从中国取得台湾，作为其第一个重要殖民统治区。到了二十世纪初期，中国的改革者将把日本视为中国救亡图存必须效法的榜样。
但或许中国不必走到这样的境地。一九○九年接受英国记者采访时，日本的老政治家伊藤博文——四任总理大臣和十九世纪改革运动的总设计师——提到刚在中国境内展开最后以一九一一年辛亥革命收场的反清革命活动，并且说那其实老早就该发生。在他看来，中国这批新一代革命分子只是在完成太平天国于五十年前开始的工作，而他坚信如果当初外人不阻扰太平天国，他们早就已经成功。他告诉那位记者：“你们西方人，特别是你们英格兰人，与中国交往时所犯下的最大错误，就是协助满清镇压太平叛乱。”
伊藤博文的说法和战时主张保持中立的许多观察家的看法如出一辙。那些观察家主张英国不该插手，因为中国这场战争是自然的朝代更替过程的一部分，得让它自己走完全程，但言者谆谆听者藐藐。他主张：“几乎毋庸置疑的是，太平叛乱发生时，满清已是山穷水尽，而戈登及其‘常胜军’阻止它遭推翻，进而阻挡了一个正常、有益的自然过程。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满清根本不值得救。而等到满清垮台，由于垮台是必然且不久后就会发生，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
太平内战当时，有些英国人——在上海、在英国国会和在报纸上——极力主张，外国出兵介入中国内战以恢复中国秩序，长远来看对中国不是件好事，反倒会使中国人继续受老早就不再强盛与清明的腐败政权压迫。而伊藤博文在清廷攻下南京四十多年后的一番后见之明，有助于证明那些英国人的确有先见之明。他回顾太平天国战争后清朝的统治岁月，断言“自那之后满清的所作所为，无一证明他们值得一救”，而当时许许多多中国人若听到他这个看法，大概会迅即表示认同。
从一百多年后我们今日的观点来看，伊藤博文的预测——满清遭推翻时，“动荡将更为暴烈，而且会拖得更久，因为那被延迟太久，老早就该发生”——果然不幸言中。他接受采访两年后，满清覆灭，由中华民国取而代之，而中华民国几乎是甫一成立就分崩离析，陷入内战。中国受苦于数十年内战，国力衰弱，面对外敌的持续入侵几乎束手无策，将在接下来的二十世纪里，竭力恢复其在过去的历史长河里与世界舞台上曾长期占有的显赫强势地位。一九一二年，当这个遭延搁的彻底改造过程终于如火如荼展开时，这个国家已远远落后于竞争者，直到近年以前，要迎头赶上都似缘木求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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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战争对其胜利者和中国本身都未带来什么长远的好处，如果说从这场战争的结果可得到什么道德教训，那绝不可能是令人鼓舞的教训。因为从某个角度来说，这场战争如此收场，或许该归咎于我们大无畏传教士的助理洪仁玕。在香港与传教士共处数年后，他深信他很了解英国人，能充当中国与英国之间的桥梁。这一信念使他提倡对洋人安抚与开放的政策，从而最终害了他自己的人民。同样的，也可归咎于生性内向的英国驻华公使卜鲁斯。他于上海和北京短暂驻在之后，就认为清廷是文明之邦，力抗一群没有国王或治国理想的乱民，据此让他的母国政府相信，必须站在他认为中国境内唯一可长可久的政权那一方，介入中国的内战。
洪仁玕与卜鲁斯的共通之处，在于都自认对于对方文明里良好且可认识的事物有他人所没有的深入了解，此外，他们还有一个共通之处，即他们都错得离谱。因此，外国介入与太平天国覆灭的故事，或许最终只是告诉我们信任不该信任之人会带来多大的遗憾。这个故事说明了我们认为跨越文化与距离的联结——我们对人的德行根本上同一的希望，我们认为在同一德行下所有人没有差别的信念——有时其实只是我们虚构的东西。当我们庆幸终于看透将我们与另一个文明隔开的那扇阴暗的窗户，心喜于在另一边的阴影之间发现隐藏其中的类似形体时，有时我们不晓得自己只是在凝视我们自己的倒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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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罗尔纲观点，自《湘军新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第285页。
[2] 参见如：萧一山：《曾国藩不做皇帝》，自《清代通史》（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2～1963），卷下，第778～781页。
[3] 曾国藩与弟函，同治三年三月二十六日（1864年5月1日），《曾国藩全集》（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第八卷，第2800～2801页。
[4] 原句引于朱东安《曾国藩传》（天津：百花文艺出版社，2001），第236页。
[5] 谢正光（Andrew C.K.Hsieh），“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General，” Ph.D.diss.，Yale University，1975，p.168.
[6] 曾国藩家书，同治六年六月六日（1867年7月6日），《曾国藩全集》，第八卷，第2975页；英文编译自谢正光之 “Tseng Kuo-fan，A Nineteenth Century Confucian General，” Ph.D.diss.，Yale University，1975，第171页；曾晚年悲苦描述见同书，第170～172页。
[7] 华强、蔡宏俊：《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收于《晚清国家与社会》（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此处英译文引自Dwight Heald Perkins，Agricultural Development in China，1368-1968（Chicago：Aldine Publishing Co.，1969），pp.274-283.
[8] 葛剑雄、侯杨方、张根福：《人口与中国的现代化：1850年以来》（上海：学林出版社，1999），第109页；原句引于华强、蔡宏俊《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第69～70页。
[9] 华强、蔡宏俊：《太平天国时期中国人口损失问题》，第70～75页。
[10] On the postwar depression in Shanghai，see Robert Bickers，The Scramblefor China：Foreign Devils in the Qing Empire，1832-1914（London：Allen Lane，2011），p.182.
[11] “Asia：Important from China and Japan；Foreign Relations with ChinaOut of Joint，” New York Herald，December 28，1865.
[12] Robert James Forrest，“The Christianity of Hung Tsiu Tsuen，” Journalof the North-China Branch of the Royal Asiatic Society，new ser.，no.4（December 1867）：187-208，quotation on p.188；reprinted in part in Prescott Clarke and J.S.Gregory，Western Reports on the Taiping：ASelection of Documents（Honolulu：University Press of Hawaii，1982），p.427，romanization modified.
[13] Forrest，“The Christianity of Hung Tsiu Tsuen，” p.188，该书将“T ’ ien-wang”改为“Heavenly King”，“Ch ’ ang-mao”改为“Taiping.”
[14] 孙逸仙的绰号描述见：Marie-Claire Bergère，Sun Yat-sen，trans.Janet Lloyd（Stanford，Calif.：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98），p.33；Harold Schiffrin，Sun Yat-sen and the Origin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68），pp.5，23.
[15] Valentine Chirol，“The Chinese Revolution，” The Quarterly Review 216，no.431（April 1912）：536-553，quotations on pp.538-539.
文后辅文
杭说：“人迟早得选边站，如果还想当人。”
——格雷厄姆·格林（Graham Greene），《文静的美国人》
致谢
每一项研究都有它奇妙的一刻，而就本书来说，那一刻发生在祁门某个闷热的晚春下午。那时我刚从安庆搭巴士穿越山区，抵达那里。我离开到处是玻璃幕墙和瓷砖饰面的祁门现代化大街，循着一条小巷走进这城市的旧城区，不久就发觉自己迷失于它曲曲折折的石板路小巷里。那些小巷安静而凉爽，两边林立着明代石头屋和苍劲的松树。我不知道在那里会找到什么，但当我和张自强（音）聊上话，告诉他我在找什么，他带我穿过迷宫般的巷弄，进入这城市的中心地带，在小路的尽头，前面豁然开朗，太平天国战争时曾国藩湘军大营行辕所在的宏伟建筑呈现眼前——仍保持原样，内部宽敞，空荡荡且年久失修，覆有精细雕刻的漆梁，局部盖着塑胶布以防雨淋。我在这大屋外四处查看时，支品太发现我，邀我到他家一坐。他当过红卫兵和清洁工，退休后把所有时间花在研究当地历史，搜集他一辈子未离开过的这个城市的相关一手资料和故事——曾国藩旧行辕的前厅被分割为数个房间，他在前厅里度过人生中的不少岁月。他家里堆着高高的文件和书籍，我在那里喝茶，听他讲祁门的历史，度过一个愉快的下午。崭新的毛泽东肖像从墙上俯视着我们，令我陡然想起中国历史的不同时期有时可以像是被一道贯穿时间的闪电打中一般融而为一。这位毛泽东的“文革”之子，如今在平静的老年，住在弥漫着过去那个混乱时期氛围的房子里，探究他周遭的片断史料，用他自己的方式了解流动于中国不断变迁的表象底下更深层的恒常之流。
我要感谢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通过我在二〇〇八年至二〇一〇年参与的公共知识分子项目协助我完成此书。白莉娟（Jan Berris）、慕浩然（Dan Murphy）以及我在该项目中的同僚，是我撰写此书时给我鼓励与支持的支柱，我要在此一并感谢他们——特别是在二〇〇九年夏赴长沙期间，那些不厌其烦、耐心听我讲述对湘军看法的人。我在哈佛大学费正清东亚研究中心和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历史学系的研讨会上，提出这个写作计划的早期成果时，与会听众给了我宝贵的意见。特别是哈丽雅特·哈里森（Henrietta Harrison）、伊恩·米勒（Ian Miller）、胡泰慧心（音）（Hue-tam Ho Tai）、威廉·罗伊（William Rowe）、玛尔塔·汉森（Marta Hansen），在那些场合给了我特别有益的看法和建议。国家人文基金会（National Endowment for the Humanities）发的夏季津贴，协助我展开这个写作计划的研究工作，而来自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分校人文与美术学院（UMass Amherst College of Humanities and Fine Arts）的资助，在写作计划的整个期间没有断过。
我要感谢罗伯特·毕可思（Robert Bickers）、梅尔清（Tobie Meyer-Fong）、希瑟·考克斯·理查德森（Heather Cox Richardson）不辞辛劳阅读我的整部草稿，并提出意见。他们所提的疑问、修正和参阅新原始资料的建议，使这本书更为周全。我未完全接纳他们的意见，因此若有错误之处，不管是不符事实还是诠释有误，错完全在我。梅尔清除了读过草稿，还不断给我支持，在与我的讨论中给我意见。她就我所用的原始资料向我提问，将她从对太平天国时期的研究所得到的想法与我分享（而她的研究成果也即将问世），让我在钻研中国十九世纪这些冷僻的领域时不致觉得孤单。每个做学问的人都该有这样一位同事。
我要特别感谢史景迁（Jonathan Spence）鼓励我采究更大的主题，如此严格地要求我。也要感谢戴夫·梅里尔（Dave Merrill）设计地图；感谢段磊和李晓英（音）用心且出色的研究协助；感谢官绮云、朱莉·尼迈耶（Julie Niemeyer）、杰夫·莫泽（Jeff Moser）协助取得插图；感谢乔尔·沃尔夫（Joel Wolfe）过目本书内容；感谢亚当·德雅尔丹（Adam Desjardins）协助我弄清楚军服；感谢沙朗·多米耶（Sharon Domier）给我图书馆查阅的协助；感谢查克·伍尔德里奇（Chuck Wooldridge）告诉我他对南京的认识；感谢黄远中（音）、约翰·德勒里（John Delury）、马修·格罗霍斯基（Matthew Grohowski）、玛丽·兰金（Mary Rankin）、约翰·施雷克（John Schrecker）、玛丽·布洛克（Mary Bullock）、苏珊·纳坎（Susan Naquin）给我意见、引见、线索，并回答大大小小的疑问。也要感谢耶鲁大学图书馆、哈佛燕京图书馆、马萨诸塞历史学会、美国国会图书馆、皮博迪埃塞克斯博物馆、北京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博物馆、南京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的职员。本书有许多章节撰写于格林菲尔德的赛伦咖啡馆（Siren Café）和蒙塔古的基利古夫人咖啡馆（Lady Killgrew），我感谢这两家店的老板提供空间给我思考和写作。
马萨诸塞大学历史系让我得以兼顾教学和写作而不致顾此失彼，我的学生让我的脑筋不致闲着，本书中的许多想法，我都先找了他们来验证是否说得通。我特别要感谢那些拿简单且率直的问题问我的人，例如迈克尔·尼古拉斯（Michael Nicholls）。他们那些问题根本不可能答得出来，却把我对这项写作计划的构想引到新的方向。
于伟（音）、陈芳芳（音）、易利（音）在南京给了我帮助。程志强（音）在如何到他故乡安庆上给了我意见。休宁的雅礼协会老师，特别是吴林明（Brendan Woo），在我跑遍城里为本书找资料时，提供了友善的指引和款待，还带我走上黄山，留下令人难忘的回忆。在二〇一〇年春同一次走访安徽期间，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的陆杰扬（Jonathan Lowet）和雅礼协会的佐耶·杜尔纳-法伊勒（Zoe Durner-Feiler），与我一道循着陡峭的碎石子小径，穿过满身瘤结的松树林和茂密青绿的茶园，爬上黟县北边的羊栈岭山坡，一览在一八六〇年晚秋某个大雾笼罩的决定命运的午后，曾国藩欲查看敌人来犯动静时却无缘看到的景象。
从一开始布雷特妮·布洛姆（Brettne Bloom）就不断给我信心和鼓励，我很庆幸有她当我的经纪人。在克诺夫（Knopf）出版社，有人告诉我说安德鲁·米勒（Andrew Miller）是那种再也见不到的好编辑；他从头至尾与我一道努力，读过我先后完成的各份草稿且提供宝贵意见，而他高明的编辑功力也使草稿去芜存菁。安德鲁·卡尔森（Andrew Carlson）以幽默和欣然的心情促成这本书的问世，并给予这本书额外的一轮编校。我也衷心感谢布莱恩·巴思（Brian Barth）和权淳永（音）（Soonyoung Kwon）费心制作此书。
最重要的，我要感谢妻子弗兰西（Francie）的支持与陪伴，感谢女儿露西（Lucy）带给我们夫妻俩的喜悦。她们是我的锚爪，我的星辰和指南针，我要满怀爱意将此书献给她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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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译名参照新华通讯社译名室编撰之《世界人名翻译大辞典（上下）》（中国对外翻译出版公司，2007），原则上采用以音似为主，形似为辅，兼顾“约定俗成”译名；具体人物首先考虑“名从主人”和历史译法的延续性。另外，据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the National Committee on U.S.-China Relations）官方网站中文页面内容（http：//www.ncuscr.org/cn/goals-programs）添加相应中文人名与项目中文译名。据雅礼协会（Yale-China Association）官方网站中文页面内容（http：//www.yalechina.org/chinese/about/staff/）添加相应中文人名。部分字句，如末句中之“她们是我的支柱、明星和指南针”取贴近英文原文词义略作调整。——校注
书目
中文书目
［清］陈昌：《霆军纪略》，上海：上海申报馆，1882。
陈启天编述《曾国藩平乱要旨》，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67。
崔之清、胡臣友：《洪秀全评传（附洪仁玕评传）》，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1994。
［清］董恂：《还读我书室老人手订年谱》，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892年初版影印。
［清］杜文澜编《江南北大营记事本末》，台北：台联国风出版社，1969；1869年原版影印。
［清］杜文澜：《平定粤匪纪略》，群玉斋，1869。
［清］方宗诚：《柏堂师友言行记》，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年重印。
［清］桂清杨等奉敕撰《清代起居注册·咸丰朝》，台北：故宫博物院，1983。
郭廷以：《太平天国史事日志》，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1976。
郭毅生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地图集》，北京：中国地图出版社，1989。
［清］洪仁玕：《洪仁玕选集》，扬州：扬州师范学院中文系编，中华书局，1978。
［清］洪仁玕：《洪仁玕自述》，收于杨家骆主编《太平天国文献汇编》（全六册），台北：鼎文书局，1973，第846～855页。
［清］洪仁玕：《太平天日》，收于《续修四库全书，史部·杂史类》，北京：商务印书馆，1948年重印，第359～377页。
劳柏林整理《三河之役——致李续宾兄弟函札》，长沙：岳麓书社，1988。
郦纯（郦禄遒）：《洪仁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
刘铁铭：《湘军与湘乡》，长沙：岳麓书社，2006。
龙盛运：《湘军史稿》，成都：四川人民出版社，1990。
罗尔纲：《绿营兵志》，北京：商务印书馆，1945。
罗尔纲编注《太平天国文选》，香港：南国出版社，1969。
罗尔纲：《李秀成自述原稿注》，北京：中华书局，1982。
罗尔纲：《湘军兵志》，北京：中华书局，1984。
罗尔纲：《湘军新志》，台北：黎明文化事业公司，1988。
罗尔纲主编、太平天国历史博物馆编《太平天国文物》，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2。
罗尔纲、王庆成主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续编·太平天国》（全十册），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
［清］《庚申避难日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六册，2004，第198～290页。
［清］沈梓：《避寇日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八册，2004，第1～264页。
［清］王莳蕙：《咸丰象山粤氛纪实》，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2004，第207～219页。
［清］王彝寿：《越难志》，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2004，第139～163页。
［清］薛凤九：《难情杂记》，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五册，2004，第271～288页。
［清］张晓秋：《粤匪纪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四册，2004，第46～60页。
［清］赵烈文：《能静居日记》（选录），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第七册，2004，第42～366页。
茅海建：《苦命天子：咸丰皇帝奕》，台北：联经出版，2008。
茅家琦校补《郭著〈太平天国史事日志〉校补》，台北：台湾商务印书馆，2001。
茅家琦：《太平天国与列强》，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2。
［清］梅英杰等撰《湘军史料丛刊：湘军人物年谱》，长沙：岳麓书社，1987。
皮明勇：《湘军》，太原：山西人民出版社，1999。
普颖华：《曾国藩兵法》，台北：昭文社，1996。
［清］齐伍德、黄楷盛等修纂《（同治）湘乡县志》，1874。
《〈上海新报〉中的太平天国史料》，上海：上海图书馆，1964。
沈渭滨：《洪仁玕》，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清］王定安：《湘军记》，朱纯点校，长沙：岳麓书社，1983（1889年成书）。
王盾：《湘军史》，长沙：湖南大学出版社，2007。
王尔敏：《淮军志》，北京：中华书局，1987。
［清］王闿运：《湘军志》（与郭振墉《湘军志平议》及朱德裳《续湘军志》合一册），长沙：岳麓书社，1983。
［清］文祥：《文文忠公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882年原版影印。
夏春涛：《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
萧一山：《清代通史》，台北：商务印书馆，1962～1963。
徐川一：《安徽历史系列专著：太平天国安徽省史稿》，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91。
徐立亭：《咸丰同治帝》，长春：吉林文史出版社，1993。
杨奕青、唐增烈等编《湖南地方志中的太平天国史料》，长沙：岳麓书社，1983。
俞炳坤等主编、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政府镇压太平天国档案史料》（全二十六册），北京：光明日报出版社，1990。
于醒民：《上海，1862年》，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清］曾国藩：《曾国藩全集》（全十六册），北京：中国致公出版社，2001。
［清］曾国藩：《曾国藩未刊往来函稿》，长沙：岳麓书社，1986。
［清］曾国藩著，成晓军、唐兆梅编《曾国藩家训》，沈阳：辽宁古籍出版社，1997。
［清］曾国藩：《唐浩明评点曾国藩家书》（全二册），唐浩明评点，长沙：岳麓书社，2002。
［清］张德坚：《贼情汇纂》，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855年原版影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