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2] 原文“counterpart”意为“职位相当之人”，此处指在伦敦传道会中与理雅各牧师职位相当的杨格非（Griffith John）牧师。——校注
[33] Ralph Wardlaw Thompson，Griffith John：The Story of Fifty Years in China（London：The Religious Tract Society，1906），p.125.
[34] Smith，“Notes on Friends and Relatives，” p.125.
[35] “The Taiping Rebellion：Its Rise and Fall，” The Merchant’s Magazine and CommercialReview，January 1865，pp.38-49，see p.44.
[36] Described in John 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Edinburgh：Thomas Constable & Co.，1860），pp.106，239；also George Wingrove Cooke，China：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London：G.Routledge & Co.，1858），p.50.
[37] Thomas Taylor 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Stanford，Calif.：Academic Reprints，1953，orig.published 1856 by Smith，Elder & Co.），p.454.
[38] 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pp.237-238.
[39] 本段转引容闳自传所述，可参引徐凤石、恽铁憔译《西学东渐记》内容，文字更较雅驯且具史料价值。——校注
[40] Yung Wing，My Life in China and America（New York：Henry Holt & Co.，1909）；容闳：《我在中国和美国的生活》，纽约：亨利·霍尔特出版公司，1909，中译本见徐凤石、恽铁憔译《西学东渐记》，上海：商务印书馆，1915，自后有多种同名及易名再版本。他的教育计划见p.41；重学中国话，见p.52；引文见pp.53-54。
[41] James Legge，“The Colony of Hong Kong，” p.171.
[42] 本段裴士锋原文转引夏春涛著所云洪仁玕在香港英华书院任教职事见《洪仁玕在南昌府问供之二》之“小的在夷馆中教中华小孩，系读唐书”（夏春涛《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7，第41页，注释二）；而所谓洪仁玕助理雅各翻译儒家经典之事则不确，校注另详（夏春涛：《从塾师、基督徒到王爷：洪仁玕》，第41页及注释二、三）。——校注
[43] 夏春涛：《洪仁玕》（武汉：湖北教育出版社，1999），p.51.
[44] 简又文，The Taiping Revolutionary Movement（New Haven，Conn.：Yale University Press，1973），p.355.
[45] Pfister，Striving for “The Whole Duty of Man，” p.43.
[46] Adapted from translation in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vol.3，p.836.
[47] 原文所述，洪仁玕这位“哥哥”并非其三位亲生兄长中之一，而是同族兄弟洪世甫。——校注
二 中立
一八五八年五月上旬，从洪仁玕正准备离开的香港，沿海岸往北约三千公里处，一千两百八十七吨重的英国皇家海军明轮船“狂暴”号（Furious），在中国东北岸外约十五公里处寒冷浑浊的海面上，随着海浪上下晃动，嘎吱作响。在甲板上踱步的是詹姆斯·布鲁斯（James Bruce），第八代额尔金伯爵，他身材肥胖，肤色红润，举止温文得让人放掉戒心。“狂暴”号是他的旗舰，在由二十一艘船组成的舰队中扮演中枢角色。这支由英国与法国共同集结的舰队停在海上，等待舰队联合司令下达命令，空气中弥漫着不祥的气氛。若非天候不佳，他们早已驶到可看见陆地的海域。尽管狂风怒吼，海面却升起浓雾，狂风挟带从中国东北平原吹来的沙砾，打得人发疼。差不多每隔一个礼拜，雾会散开，让水兵看得到平坦海岸上的防御工事。防御工事所在，就是通往帝国首都北京的那条水道的入口，白河口。白河口宽约十公里，河口中有一道沙洲，退潮时沙洲处水深只约○·六米，河口两岸的防御工事构成大沽要塞，共五座炮台。大沽要塞是通往京城的海上门户，整个中国海岸线上战略地位最重要的海防设施。
这次英法结盟是新近缔结，带有摸索性质，结盟始于不久前结束的克里米亚战争。法国派了葛罗男爵（Baron Gros）前来，与英国的额尔金勋爵共同指挥这支远征军。来自美国的外交小组，一如在克里米亚战争时宣告中立，而英法在该战争中的宿敌俄罗斯亦持同样立场。美国外交人员搭乘“密西西比”号在旁观战，俄罗斯人则令人困惑地乘坐“亚美利加”号。为表明这的确是支联合远征军，在等待天候转好期间他们以法国旗舰“果敢”号（Audacieuse）为四国代表的会晤场所。
额尔金勋爵知道，伦敦方面希望他极力表明英国无意垄断对华贸易，因此拉法国参与这次远征至为重要。基于同样原因，他希望美、俄也会放弃中立。上海和上海以南那些通商口岸对所有国家开放，尽管那是英国人在鸦片战争中动武争取来的。只有香港是真正的英国殖民统治区，而这令英国人感到些许尴尬。无论如何，如果这支舰队达成任务，他知道英法两国海军打算冒生命危险争取的特许权及贸易权，中立的美、俄会一样不缺得到，而且是不费一兵一卒就得到。那让他有点恼火，尽管那至少有助于营造英国所宣称其对中国的打算并非只图自己好处的假象。只要法国人也参战，额尔金就能义正词严宣称随后与清廷的任何战事都是为了更崇高的贸易原则与国际关系而打，而非为了扩张大英帝国的版图而打。
这支舰队出现于大沽口外，与清朝和太平天国间的战争毫无关系，至少舰队联合司令无此意图。外国政府对这场中国内战均避免选边站，较中意于原则性的中立立场。而中立背后隐藏着各国坐山观虎斗，看哪边打赢再表态的盘算。但这些国家的本国公民并不这么想。其中有些人觉得帮清廷打仗虽然不是长远之计，但报酬优厚。清廷付给他们“商船船长的工资”，比起在他们本国军队服务的微薄薪饷好上太多。一八五五年，英国的香港总督想阻断机会主义者从香港及上海投身战区，于是明令凡中国境内的英国人，都必须在“目前争夺那帝国支配权的双方之间……严守中立”，凡违反中立的英国人都会遭判刑或罚以高额罚金。这道命令具有法律效力，的确大大阻止了正规军人员介入中国内战，但对“船舰逃兵和来自加州的淘金失败者”来说没什么用。这些人构成佣兵主力，为避开香港总督的命令约束，干脆宣告放弃英国公民身份，成为美国人。有位观察到这个过程的人指出：“英国人就此从舞台上完全消失。”
但中立可以表现为多种形式，有几个具外交影响力的外国人，特别是援引韩山文有关叛军是基督徒的证据来支持自己立场的传教士，甚至鼓吹承认太平天国是独立政府。一八五六年担任美国国务院全权代表的美国传教士伯驾（Peter Parker）发报告回华府，称清帝国的民心已转向支持叛军，另一位美国传教士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一八五七年发表一封公开信给美国政府，宣称太平政权已“取得独立地位”，这时实质上已是两个中国并立。他预测，以南京为首都的新基督教中国，将统治盛产茶叶与丝的长江流域地区和长江以南地区，较老的满清中国将继续以北京为大本营，治理华北地区。他深信满清政府“太衰老，无力进行令人振奋的改革”，因此他建议列强，“从利害角度出发，考虑承认其年轻对手。其年轻对手抓住时代精神，或许可被说动而打开内陆的宝库，开放门户让外人与之来往而不受到限制”。而这时，丁韪良就担任额尔金舰队里美国代表的秘书兼通译。
不管是否正式承认太平天国，英国并未因为对这场内战保持中立而避免在这段时间对满清另外开战。事实上，太平天国把清朝打得抬不起头，反倒给了英国人大好机会。叛军耗掉清朝最好的资源，使大运河漕运停摆。几百年来，南方的谷物走这条内陆水道北运，供应北京所需。谷物运不上来，北京会断粮，而北京居民已是惶惶不安，陷入险境。就在这风雨飘摇之际，英国对中国掀起另一场战争——如果那称得上是战争的话——一场仓促发起、没有事先计划的战争，一场完全一面倒的战争。英国多次要求清政府修订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后所签的《南京条约》，以让英国商人能更自由地进入中国市场，其态度愈来愈强硬，却均未能如愿，终至爆发这场战争。一八五六年，清朝广州当局逮捕中国走私船“亚罗”号上的水手，而“亚罗”号当时挂英国国旗，因此清朝当局强行登船逮人，被英国人视为对英国王室的侮辱。香港总督以这个极薄弱的借口要求对华用兵，在母国伦敦，首相帕麦斯顿勋爵（Lord Palmerston）于一八五七年派额尔金赴华，要他不惜任何代价索得赔偿，订立新约。那意味着要与皇帝本人谈判，或至少与驻在北京附近而能代表皇帝发言的全权大臣谈判，也就是说额尔金得率兵直抵北京的海上门户白河口。
英军远征之行多所延误。额尔金于一八五七年带着可观的一千七百名兵力离开英格兰前往中国，但途中通过锡兰时，印度发生印军哗变。无力平乱的加尔各答英国总督向额尔金借兵，额尔金同意。那年夏天惨烈的围攻德里之役中，额尔金的部队展现了高超战力，有人认为他们使英国在印军哗变中转危为安。但他的任务因此无法照计划进行，他被迫在印度待了一阵子，在这名总督的加尔各答豪宅里作客。在那里，置身在典型的殖民统治堕落氛围里，额尔金开始正视某种不安，那是自他接下任务离开英国起就已在心中滋长的不安：他发觉他的同胞在亚洲的行为有违道德，令人反感。诚如他在加尔各答所写的，“很糟糕……这种与劣等种族为伍的生活”——他之所以发出糟糕之语，不是因为当地人所受的对待，而是因为看来文明的英国人，身为较高等的种族却自甘堕落。他深信，在这种情况下，基督教的仁心善意观全都遭到遗忘，不管是英国男人还是女人，心里都只剩下“厌恶、鄙视、凶恶、报复，不管对象是中国人还是印度人皆然”。
但他发觉自己竟不知不觉被半拉进他们的世界，并且语带挖苦地承认自己被当地仆人环绕的不自在感觉“不久就消失，在他们之间走动时心里完全不在乎，不是把他们当狗，而是把他们当机器，因为若当成狗，会对他们吹口哨、轻轻拍打他们，而人与机器可以不必交谈或心怀同情”。额尔金在海上仔细研究过英国人过去在中国的行径，并对此感到矛盾，而他对英国在印度殖民计划的忧心，更加深本已有的这种矛盾心情。他写道：“读了蓝皮书，必然会觉得我们对待中国人时，做法往往很难说得上有理。”在印度虽有这番省思，他却未顺着这思路，对受压迫者生出任何同情；对于中国人，他断言道：“他们有时非常奸诈残酷，因而几乎使所有事都显得情有可原。”
只带着一艘借来的船和不安的良心，额尔金离开印度，到香港后又花了几个月等待增援部队抵达，以替补他留置于加尔各答的部队。这时候要往北航行到白河，时序已经太迟，因为白河已经封冻；得等来春，通往北京的白河才能通航。急于有所成的他，与法国人联合炮轰气候较温和的南方城市广州，然后予以占领。无法和北京的皇帝直接接触，只好退而求其次占领广州。这不是理想的替代办法，但他们希望在华南展现武力，至少会引来皇帝的注意。然而他们并未意会到自己已在中国内战中扮演的角色。因为他们入侵并占领广州时，也在无意中终止了两广总督叶名琛——就是下令扣押“亚罗”号的那个官员——处决太平天国人犯的恐怖计划。英军以侮辱英国王室的罪名缉捕叶名琛，在他试图从同僚家后面逃走时将其捕获。英军将他捆绑，押上船送到印度，最后在英国人拘禁下死于彼地。
* * *
春天冰融之后，他们终于来到白河口，耐心等待皇帝派专人前来跟他们订立新约。几个星期在无聊中度过，连那些在船上讨生活的人都觉得不耐烦。船舰在浑浊的海上随浪晃动，晃到令人想吐，河口海水非常浅，在距陆地约十五公里处，他们下锚停泊的地方，水深只七·五米。白天起大雾，有时可见远处那一线陆地；夜里黑色的海水发出明亮的磷光。那些从未到过中国的人喜欢把中国想象成有着某种魔法之地，而眼下就只有这磷光使水兵想起这样的说法。补给品就快用完。有些水兵画素描或读书来消磨日子；有些人朝海鸥乱开枪。海军陆战队操练战技，以备登陆进攻。
偶尔会有一艘肋状帆的中式帆船从岸边驶出，载着几名清朝官员，船上挂着停战旗。外交对话很空洞，但有人来访至少打破日子的单调，而且所有人能坐下来一起用餐。法国公使葛罗男爵搞不懂清朝官员的来意，对话一般来讲都是欧洲人请求允许他们溯河而上，和平商谈订约事宜，清朝官员则拿出借口推脱。有一次，一名清朝官员随口说道，他们其实一点都不在意联军舰队会不会炮轰大沽要塞，因为守要塞的军人“全是汉人”。那或许是在唬人（也或许不是），但无论如何这清楚点明了，这是个由两个民族（统治的满人和被统治的汉人）组成的帝国，而这使欧洲人不舒服。
雾散后，联军派小船到近陆海域勘察敌情，近到透过小型望远镜可看到清军正推着铜铸巨炮跟踪他们，火绳时时点着火，随时可点燃导火线开炮。清军已在河口布设了拦障，阻止船只通过。法国通译失望于所见的陆上景象，他写道：“很难想象还有比这更干枯、荒凉而悲惨的国家……除了泥土、黏泥、浅盐湖和几座沙丘，看不到别的东西。放眼望去，没一株草木。”正确的情报不易取得，他们不得不倚赖与清帝国接壤、与之关系较密切的精明俄国人。有位刚从北京的俄罗斯文馆回来的老师说，皇帝对于洋人的要求十分火大，只有少数几个大臣敢跟皇帝说与外交事务有关的事。清帝国国力日蹙之时，谣传咸丰帝把大部分时间拿来骑马，带着妃子在圆明园的林区驾马小跑，日子过得很优哉。
皇帝一直未派人来谈，于是在一八五八年五月二十日，早上十点八分，英法舰队动手。一面信号旗打出来，英国皇家海军舰艇“鸬鹚”号（Cormorant）的船员趴下，紧贴着甲板，船只加足马力到全速，冲破横亘在河中的拦障，为其他船舰开道。一组三艘炮艇就位，攻击北岸的两座炮台，一艘是英国的，两艘是法国的；另外有三艘炮艇攻击南岸炮台。六艘轻型炮艇殿后，拖着数艘大艇，大艇上共载有一千八百名英法海军陆战队员。要塞守军的初步反应，比他们预期的还要斗志高昂。英法舰队的进攻根本不符合标准的登陆作战程序。有艘法国船被渔网缠住，在海上上下摆动，无计可施，敌人炮火如雨点般落在船上，前后长达十五分钟，夺走船上十一条性命。但大沽炮手认为敌人不会在退潮时来犯，因而事先把炮口仰角设在高位，于是射出的炮弹大部分从敌船索具的缝隙间穿过，未造成伤害（中国的火炮以绳索固定位置，要在接敌之际迅速调整仰角并不容易）。但事实表明，杀伤力最大的正是那些未命中预定目标的失误射击。有个法国海军少尉被炮弹轰掉头。有枚炮弹把法国军舰“龙”号（Dragonne）上的一名见习官齐切成两半，分开的身体翻落海里，佩剑同时“哐”掉在甲板上。
联军炮艇就接敌位置，随即以舷侧榴霰弹和葡萄弹攻击要塞。以长平衡杆引导的康格里夫火箭（Congreve rocket）拖着火焰，呈一道弧线高速击中墙壁爆炸。大沽要塞原是设计来抵御来自沿海海盗和本国叛民的小口径火力攻击，要塞内的炮手面对英军与法军射来的炮弹，大体上没有防御能力。北岸的炮台盖得很坚固，布局却与水道呈斜角，后面敞开，因此当“鸬鹚”号溯河而上，超过这些炮台而取得有利角度时，炮台的侧面完全暴露在该船的长程炮火攻击里。炮台后面的尸体愈堆愈高，登陆队抢上泥泞的浅滩，往第一炮台的墙壁奋力冲刺，手上握着滑膛枪。清军指挥官从没碰过这样的打法，因此他们的炮手几乎全未把登陆队当一回事，只对着敌船开火。海军陆战队和水兵冲向炮台，一路尖叫呐喊、发射滑膛枪，守军便转身逃走。除了几名法国士兵靠近弹药库时，弹药库正好爆炸而有所死伤外，登陆队伤亡甚少。美国观察员隔着安全距离用望远镜观看，看到这几名法国士兵被炸得飞起，落到距炮台有段距离的地面上。
最后，入侵者清点，中方阵亡五百人，约三千名炮台守军的其余人马则似已溃散。这样的结果在舰队司令预料之中（美国船上有位随行的《纽约时报》记者甚至吹嘘道：“只要是能让联军浮动炮台发挥威力的地方，联军绝对是战无不胜，攻无不克。”）。额尔金肯定不觉意外。尽管英国皇家海军有则至理名言，“船攻要塞愚不可及”，他从不认为中国守军碰上他身经百战的克里米亚老兵能守多久。但他对法军却有点瞧不起，认为“他们的炮艇打得很糟糕，而且竟然引爆弹药库把自己炸死”。联军洗劫要塞，把钱、粮食，特别是铜制重炮搬上船。那些重炮才是真正值钱的东西，炮身所含的金属使每一门炮都值上数十万。炮身上刻的字说明是新铸，于咸丰在位时铸造。联军也注意到，虽然他们轻松打赢，守军武器的先进却大大超乎他们预期。有些炮甚至是英国所造，是从遇难船只身上抢救来或在上海偷偷买来，而且沙包防御工事的配置符合专业水平。联军打赢，赢在训练较有素，而非武器较精良。附近的兵营可看到清军军纪的严明：有个军人因逃离岗位被砍头；更令欧洲人不安的，某个炮台指挥官因战败而刎颈自杀。
较大型船只吃水太深，越不过沙洲，因此诸公使及其随员挤上吃水较浅的船，进入水道。岸上观看的农民似乎很害怕，船经过某个村庄时，村民全匍匐在河边，大声叫喊。额尔金的通译把他们喊的内容（生硬）译为：“大王好！愿您下船登岸，统治我们！”诚如额尔金的秘书所见到的，“村民明显以为我们是要去推翻清朝”。这样的认定并不离谱。在那些人的记忆中，这些船是第一批溯白河而上的外国船，而船长与船员也很清楚这点，心中甚是得意。并不是说过去没有英国使节来过——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团访华，更早的一七九三年也有马戛尔尼勋爵（Lord Macartney）出使中国。但这两次访华都受清朝皇帝之迫，挂上显眼的贡使旗来向皇帝致意。因此，这一次，额尔金的舰队挂着本国国旗溯河而上时，自觉一扫过去的羞辱，更有甚者，觉得终于给了把他们当作蛮夷的清帝国一个教训。
但在骄傲底下，额尔金思索着他们所踏上的另一种尚未探明的土地，心情低落。在家书中他问道：“当我们以丑恶的暴力和残酷的作为如此闯进过去最晦暗、最神秘的深处时，我们是在替谁办事？”但一如他先前的忧伤，他并未在心中找到使他设身处地替中国着想与辩护的必要浪漫因素，最后他以近乎虚无主义的心态断言：“同时，这个正被我们以如此方式驱散到风中的古老文明，肯定没什么好遗憾的。”
他们第一晚停泊在大沽要塞上游约三十公里处。岸上烧着熊熊篝火，召唤阴影处的魔鬼，漆黑的夜空下，船只轮廓忽隐忽现，火光照处，船身通红。
* * *
隔天早上，英法舰队继续溯白河而上，缓缓驶往天津。白河河道非常曲折，走水路比走陆路多了一倍距离，但要把大炮运到令皇帝震慑的地方，这是唯一办法。河床浅且布有厚厚沉积物，因此就连轻型炮艇都一再搁浅；有艘法国船搁浅了三十二次，另一艘搁浅了四十二次。但速度虽慢，他们还是逐步挺进，白河慢慢揭开其神秘面纱；有次转过一个弯，一具人尸映入眼帘，尸体半埋在河岸的烂泥里。那具尸体似乎已被人世遗弃，但未被龇牙咧嘴争夺它的两只斗牛狗遗弃。两只狗扭转身子，以找到有利角度咬住对方的喉咙，前爪紧踩在腐烂的尸骸上，不让对方抢走。
时间平静地流逝，船上的人既未看到清廷的官兵，从那些在岸上追踪他们的农民群众身上也看不到任何明显的敌意。舰队喷着白烟，奋力逆流而上，那些农民在岸边跟着往上游走。这些人不是那些因攻击传教士而出名的咆哮中国人，他们也不像是国家遭入侵的愤怒国民。在他们身上，船上的人看不到一丝在意皇帝死活的迹象（事实上，对广大中国农民来说，皇帝的存在抽象而遥远，皇帝是由上天选定，而他们对此无权闻问）。随着舰队平安无事往上游驶去，民众的害怕消失，转为有所提防的好奇，乃至有时令人觉得突兀的合作。船搁浅在烂泥地时，船员会把绳子抛向民众，岸上的人会帮忙将船拉离泥地。这样的事一再发生。有些帮忙的民众得到硬饼干作为酬谢（“他们眼中的珍馐”，法国公使随员觉得），还有些民众获赠英法军人从大沽要塞劫掠来的成串铜钱。他们劫来的钱多到用不完，而且那些钱的面额都极小；有时他们干脆抓起一把钱朝岸上的民众丢，看他们争抢。
再往上游驶，岸上的泥地变成密集耕种的农地——来自美洲的玉米、小米、莴苣、萝葡。从盐滩挖出、成堆摆着的盐，打破景色的单调，像标示不知通往何处之路径的锥形石堆。远处一座佛塔从薄雾中浮现。侵略者行驶到天津城郊时，河两岸的泥屋换成分布更稠密的木造建筑。他们来到白河与大运河汇流处，河的一侧岸上有着堆积如山的稻米等谷物——那是朝廷的税收，从尚未被叛军切断联系的地方收缴来的东西。观看的群众也变得更密集，挤在屋顶上看这支舰队，“一张张上仰的脸和光秃的头，密密麻麻构成一个斜面”，“几乎从水面延伸到屋檐”。河上的小船分开，让路给舰队，仍不见清朝官兵的踪影，这时欧洲船员终于以一声响亮的喝彩打破紧绷的寂静。“狂暴”号船长忆道：“我们觉得天津是我们的，从而我们扼住了……中国的咽喉！”
他们在天津下锚，从这里弃船走陆路可以到约一百一十公里外的北京，但他们决定到此为止。烈日下的夏季气温高达一百华氏度，习惯较凉爽气候的欧洲军人几乎动不了，更别提要他们带着武器和装备，顶着高温走上百公里路到北京。但入侵到这么深的内陆已经足够；皇帝屈服，派全权大臣来议定条约，以阻止他们往京城挺进。于是他们在天津住下，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找到天津城内一座大宅当总部，并将大宅均分，英国人和法国人各住一半。美国人和俄国人租了河对岸一栋房子，尽管屋主想付钱打发他们走（后来的发展表明这是明智之举，因为后来，凡是自愿与入侵者进行买卖之人，都遭到官府秋后算账）。清朝全权大臣不久就来到天津，开始议谈新约——与派了代表前来的英、法、美、俄四强各议签一份新约。在配备火炮的炮艇随时可能往京城进发下，这绝对不是平起平坐的议约。
英国拿到的新约让外商大为满意，条约取名为“和平友好通商条约”（《天津条约》），毫无刻意讽刺的意味。根据该约，英国船只从此将有权溯长江而上，深入到中国中西部。除了已对外开放的五个通商口岸，在华北、台湾，以及内陆的长江沿岸，将另外开放十个通商口岸。传教士的意见对美国人影响甚大，而令传教士大为欣喜的是，新约规定外国人可在清帝国内随意走动，皈依基督教的中国人将受到保护（清帝国当然不认为此规定适用于太平天国）。此外，清朝官员将不得再称英国人为“夷”，甚至私下交谈时都不得如此称呼。法、俄、美三国公使也都各自和清廷签了类似的条约。
但在这些条款之外，最令咸丰帝苦恼的乃是允许英国在北京派驻大使的条文，从此英国大使将可以想来就来，想走就走。过去朝廷一直不同意此事，而由于清朝主要靠威信来维系其统治，此条款的破坏力可能是最大的。与太平天国还未了结的战争已拉低咸丰帝的威望，但至少这股叛军的影响力受到抑制，华北仍在名义上由朝廷管辖。之所以说是名义上，乃是因为清军抽调了最精锐的兵力对付南京，造成权力真空，捻匪趁隙在华北造反，肆虐英法舰队所经过的乡间。
此外，让外国船载着该国大使在这条通往京城的主水道上来来去去通行无阻，既不是来进贡，也不是来向皇帝叩头致敬——赤裸裸呈现于河岸居民眼前——意味着清朝不仅无力维持国内秩序，而且再也无法得到洋人尊敬一事，将传遍帝国各地。那将打掉皇帝本已薄弱的统治正当性。为让皇帝稍稍放心，同意这项条款的那位全权大臣向咸丰帝建议道，这些条约只是欲让夷人离开天津的权宜之计，皇帝想取消就可以取消。于是诸国公使打道回府，与朝廷约定一年后带着批准后的条约复本回来北京换约。咸丰帝满心希望这绝不会发生。
经此一役，额尔金勋爵赢得了英国在华炮艇外交先驱的历史名声，但他遗憾于入侵天津，并对促成入侵天津的一连串事件感到羞耻。促使英国对华另启战端的走私船“亚罗”号事件，用他的话说，“令我们蒙羞”。但他知道他的忧心使他成为非主流的一方。英国民意绝大部分力主向中国（也就是统治中国的清朝）开战，以教训中国拒绝通商及侮辱英国国王。一八五七年，国会多数党自由党背离这股民意，极力阻止首相帕麦斯顿开战，年轻的格莱斯顿（William Gladstone）发表了整整两小时的演说（据某位激动的支持者所述，那是“国人记忆中在平民院所发表过最精彩的演说”）。他在演说中指控，英格兰将鼓“全国之力”对付“无防御之力的（中国）人民”。平民院的投票结果如格莱斯顿所希望的，帕麦斯顿勋爵干脆解散政府，重新选举。靠着这场英国新闻界所谓的“中国选举”，帕麦斯顿领导的主战派获得压倒性的民意支持，重新执政。不管额尔金私底下忧心何事，他清楚知道民意走向。诚如他于十一月，也就是入侵天津几个月后在日记里写道的，如果英国报纸的语气可以当作民意的指标，国内民众大概会更乐见于他当初动用大上许多的武力，“更大程度洗劫可怜的中国人”。
渴望与清廷一战的心态，连在美国都非常强烈。拜刚完成的跨大西洋电缆之赐，缔结新约的消息以破纪录的速度迅即传到美国，成为最早利用这条新电缆传送的重大消息。得悉获得贸易特许权，美国人大为欣喜，但挫折的埋怨冲淡了欣喜——不是埋怨年轻、充满正义感的美国因与英法两国的掠夺性炮艇牵扯在一起而使名声受损，而是埋怨美国未在此事中当老大。《纽约时报》某篇社论含蓄抨击了总统布坎南（James Buchanan）的中立政策，宣称“法国人和英国人发动了迟早会使中国政府屈服的战争，从而采取了较明智、较政治的做法”。该报主编主张，新约具有前所未见的重要性，代表“彻底扬弃了自古以来中国所奉行的闭关自守政策”。新约使“全球三分之一的人口……向福音传播事业张开双臂”。他们表示，意义如此重大的结果，无疑证明“在可打击到京城的范围内维持一支庞大的陆军与海军有其必要”。在另一篇（短视的）取名为《中国战争的结束》的社论中，这些主编甚至宣称，这份在炮口威胁下签订的条约之所以必要，乃是因为“武力是唯一能让中国人点头的论点”。美国的中立称不上是道德自豪的展现，反倒在他们眼中是虚弱与被动的表征，因为“在如此攸关我们利益的对华贸易上，我们允许他人出力，收获荣耀，而我们则满足于分一小杯羹”。
这种侵略性的对华外交令额尔金良心大为不安，因此他在七月底终于从天津启程，转往中国的邻国日本，以与日本政府签署类似的贸易协议时，他有如卸下心中大石。日本人的因应做法，原可能会和清廷差不多，毕竟日本德川幕府对英国通商和传教的鄙视，跟清廷一样强烈，但德川幕府受益于日本在东亚的老二地位——事实证明，在中国的广大市场使英国将炮口先瞄准中国时，这样的地位让日本得利。在日本，具影响力的武士已从旁看到英国船舰于一八三九至一八四二年的鸦片战争时如何强行打开中国门户，因此，一八五三年美国准将佩里（Matthew Perry）率领一队汽船首次叩关日本时，他们乖乖和佩里签署贸易协定，从而免于遭到和中国一样的命运。一八五八年额尔金前来打开英国与日本关系时，日本人不只有了与美国签约的先例，还清楚知道最近清政府阻挡额尔金进京时在大沽要塞发生的事。
清朝的殷鉴不远，因此德川幕府吞下傲气，毫无抵抗欢迎额尔金及其舰队入港。德川幕府签署了一批类似中国所签的条约，但过程中未见暴力。与英国和清朝之间日益升级的敌对相反，日本人对额尔金备极礼遇。幕府将军的友好外交收到所要的效果，额尔金忆道，日本人是“最好的民族，完全没有中国人那种僵固与偏执”。日本的不具敌意，减轻了额尔金对英国在亚洲种种作为的愧疚。离开日本时，他写道，那是“自我来到可憎的东方以来，唯一让我在离开时觉得懊悔的地方——东方之所以可憎，与其说是因其自身，不如说是因为东方到处可见我们暴力与欺诈的记录”。但重新踏上中国，使他感受到“某种恐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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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八五八年晚秋时，额尔金已圆满达成亚洲之行的任务，但返回英格兰之前，他花了三个星期，率领由五艘船组成的小船队上溯长江——穿过太平天国占领区——抵达新的通商口岸汉口。新约所开放的十个口岸中，汉口位于长江最上游，这时在清廷手中。额尔金公开表示，此举想测试长江沿岸的中国官员是否遵照新约、尊重英国国旗的地位，但也想趁机看看叛军占领区。他在上海时听到有关太平天国的含糊传言，他想亲自去察看传言是否属实。《天津条约》给了英国船只在长江自由航行的权利，但长江由两股势力掌控，而英国只与其中一股势力签约，他觉得该正视真相。他写信告诉外相：“我们既然在中国皇帝和叛军之间摆出中立的姿态，对这两股势力同等看待，自然不能离谱要求他让我们在实际上由叛军占领的地区享有权利和保护。”因此，他承认，英国在中国内战的中立姿态是装模作样，因为涉及中国境内一方的任何行动，必然都会令另一方受益或受害。
从“狂暴”号舰桥和几趟短程的上岸走动，额尔金能看到的东西不多，但光是这样，他都看出这场内战的破坏，比他从上海任何人口中听到的都还要严重。他谈到镇江的时候说：“从来没看过这么荒凉的景象。”镇江地处长江与从北京逶迤而来的大运河交会处，战略位置重要。官军不到一年前从太平军手中收复镇江，而战事过后，除了“矗立在一些曲折街道两旁的一堆堆废墟”，什么都没剩。与他同行的某人则如此描述镇江：我们“一时以为自己置身庞贝城。走在无人烟的街道上，两旁是没了屋顶的房子和杂草丛生茂密纠结的墙壁；一堆堆垃圾堵住通衢大街，但完全没挡到人”。战前有三十多万居民的镇江城，这时只剩几百人，过着非人的生活。镇江的凋敝并非孤立现象。诚如额尔金在报告里严正指出的：“为避免重述同样的情况，我要在此一次了结地说，虽有某些程度上的差异，这是我在长江来回一趟所去过的每个城市都有的情况。”
额尔金的舰队奋力溯江而上通过南京时，一颗炮弹飞过他那艘船的甲板上空，为他与太平军的第一次直接接触揭开序幕。他并未预料会碰到敌对行为，原本闷着头计划在上溯到汉口途中，快速通过岸上有太平军主炮台驻防的江面，派一艘炮艇挂着白色停战旗打前锋——但这面旗子对叛军来说毫无意义。守军把额尔金的舰队当作官军部队（事实上官军船团紧跟在额尔金舰队后面，希望靠他的舰队打开敌人防线，攻打叛军首都），于是舰队经过炮台前时，守军持续向他们开炮，打死一名英国水兵，打伤两人。有枚炮弹直接穿过额尔金的房舱，另有几枚打断他正上方的索具，神奇的是他毫发无伤。他事后写道：“我希望叛军与我们联系，以便向他们解释我们没有伤害之意，但这些蠢中国佬会做出什么事，无法预料。”隔天早上他派炮艇往下游回驶，猛轰守军炮台，最后如他所说的，“我们讨回颜面”。
太平军指挥官了解额尔金小舰队的来意之后，立即派人与他联系——先是为炮打他的船只道歉，接着又拉拢他，希望他帮助太平军对付清朝。南京遭炮击后不久，额尔金收到太平军一位指挥官的来函，请求额尔金和其他英国船长“全心全力助（我）歼灭叛军船只”（这里所谓的叛军，指的是与太平军为敌的官军）。他保证，事成之后天王会授予他们尊衔。额尔金回绝。那天稍晚，有一队太平军上船送他十二只家禽和红布。一个月后，一八五八年圣诞节，额尔金的舰队返回上海途中，经过城墙环绕的安庆时，他收到天王洪秀全本人的来信，信中邀他与太平天国一同投入消灭满人的神圣大业。
洪秀全在信中告诉额尔金：“爷哥带朕坐天国，扫灭邪神赐光荣，西洋番弟听朕诏，同顶爷哥灭臭虫。”双方在语言和种族上差异虽大，这封信的用意和额尔金祖国的民意——要他向满清开战——差异却不大。
有些书信往来落在个别指挥官这一层级。额尔金收到洪秀全来信那一天，英国皇家海军舰艇“惩罚”号（Retribution）船长收到太平天国一位地方官员的短笺，语气极为客气，希望英国人送他一些洋枪洋炮。这位英国船长以同样客气的口吻回道，枪炮乃供他们自己使用，“我国律法禁止我们协助冲突中的任何一方”。两天后，这位太平军指挥官再度来信，说他的本意不是想要英国炮艇上的大炮，只想要“短洋枪一二，火药、洋炮火嘴若干”。他知道英国明令禁止将火炮等武器交给他人，但搬出共同信仰的基督教以打动对方。他写道，你我“原系天父上帝之子，均是天兄耶稣之弟，彼此情同手足，谊切同胞”。
共有的基督教信仰让英国人对于该如何看待这场中国内战大感左右为难。因为英国自认是基督教国家，太平天国的基督教诉求的确打动英国人。此外，太平军找上英国人的时候，正好英法刚打完（他们认为已经打完）对清朝的一场新战争——当时太平天国希望与洋人结盟，而满清长久以来竭力欲把洋人赶出去，两者的心态南辕北辙——因此从许多方面来看，英国人对中国的希求能从叛军身上得到满足的概率，显然远比从朝廷那儿得到满足的概率大得多。而且清廷里没人把英国人称作“兄弟”。
但有两大障碍使英国人无法与太平天国结盟。第一个是中立原则——与太平天国交好，可能进一步伤害清朝，加深额尔金所遗憾造成的伤害，英国也将因此违背自己宣告的原则，在这场内战中选边站。换句话说，基于中立原则，英国若与满清交战，就不该同时与太平天国交好。另一个难题是太平天国所信的基督教和英格兰所认知的基督教是否一样，对于这个问题传教士这时仍未查清楚。
额尔金翻译官威妥玛（Thomas F.Wade）的意见，使原本就倾向于和叛军保持距离的额尔金更倾向于这么做。有些人——但绝非所有人——称赞威妥玛是中国境内最有语言天分的英格兰人（后来他成为剑桥大学第一位汉学教授），而且与那些为美国人翻译汉语的传教士大不相同，他是军人出身。他以英军第九十八步兵团中尉的身份来到中国，强逼自己学中国话：在香港一天跟老师学十五个小时。他那些老师做过公务员和军官（不是主要角色），因此他对官场用语极为娴熟，他的资讯和看法大部分来自政府出版品。他的交游圈包括中国高官，也就是中国社会中的精英，这与新教传教士把大部分时间用在和穷人及受压迫者为伍大相径庭。如果说传教士是抱着让最低下阶层有工具实现自我的希望来中国，威妥玛的关注对象则是精英阶层。由于叛军来自中国最贫穷阶层，来自广州附近“未开化”的南方，他们无一人展露出清朝官员身上令他欣赏的那种文化与教养水平。因此，与大部分传教士不同，他十足瞧不起叛军。
威妥玛的鄙视之情，清楚可见于他所写报告的用语上。随额尔金航行长江期间，他拜访了太平军几次，其中一次到了一个“整个来讲武器非常低劣而且环境肮脏”的要塞，要塞指挥官是个“脏兮兮但长得还不错的男子，身穿黄袍，手帕缠头”。威妥玛提到，他的向导和那个指挥官都是广东人，“厅堂上立即挤满说广东话的男子”。他们蜂拥而进，“乱哄哄”的“一群蠢民”。有个男子好心记下他们所要的补给品，那人是个“特别脏的福建人”，“写的字很难看，显然和他的同伴一样低等”，在威妥玛眼中，这些人全是“一帮吸鸦片的海盗”。几天后他去了安庆，那里的太平军同样讲广东话（他在两页的报告里提及此事六次），比起先前那群人“看来较健康，穿着较体面”，但其中一人大胆靠近人在小船上的威妥玛，“看来是个，我看肯定是个，吸鸦片的苦力”。至于太平军为炮击额尔金的船而来信道歉一事，威妥玛断然认定“这整件事很卑劣，具体说明了中国人的素质”。
额尔金不惜与清政府一战的立场令他的同胞大为激赏，他对太平叛军的鄙视则令他的同胞大为恼火。因为叛军控制了中国某些最富饶的茶叶与生丝生产地区的进出要道，而上海的英国商人非进入这些地区不可。偷偷溯江而上与叛军做成买卖的船只寥寥可数，而这些船都满载货物而归。在上海洋人眼中，额尔金浪费了他与叛军谈成贸易协议的宝贵机会。他们埋怨额尔金未与叛军打开关系，反倒爱坚持他那些令人难以忍受的原则，同时也不满额尔金认为清政府终会重新控制整个长江流域——只有少数人指望这一天到来，即使他们真相信那一天会到来。
英国民众想知道太平天国的胜算，但额尔金的报告在这方面着墨甚少。一方面，他表示在他所去的那些区域，“叛乱组织几乎得不到民心支持”——尽管他坦承他去过的地区大部分在朝廷掌控下。另一方面，透过威妥玛居中翻译与他交谈的中国人，对满清政府似乎也不是特别忠心，他觉得“整个民心对这场冲突的双方都不是很关注”，对于这场还在进行中的内战，他们的“心态类似于看待地震或瘟疫或其他天灾的心态”。
但额尔金与威妥玛的报告虽描述了城市的凋敝破败，却也表明无从得知究竟是哪一方造成了破坏。他们把太平天国一方描述为可鄙又不得民心，却也带来英国人民所乐见的消息：在太平军控制区，生活或许并非像清廷传言所暗示的那么糟。城里或许十室九空，但照额尔金的观察，农村地区仍拥有“勤奋、节俭、冷静……整体来讲行善而满足的人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