结果，额尔金的长江之行结束后，他对英国介入中国事务之举有损道德原则的不安，更甚于初抵中国之时。他归心似箭，不想再管亚洲的事，一八五九年一月一群上海英国商人写信感谢他代表英国和中日两国签署新约，带来“已获致的重大结果”时，他回以毫不留情的批判：“这些古国不想让外界一眼就看透，或许也不想让外界看到他们日益衰颓之文明的破败，至少就中国来说是如此，而我们不请自来，以并非总是最平和的做法，打掉了他们赖以隐藏自己的屏障。”他劝诫商人在希望中国开放门户时，想想自己这种心态是否合乎道德。他断言道：“如果有人问我们如何利用自己的机会，而我们只能答以从我们所发现或制造的废墟中牟取利益塞满口袋，那么我们自身的良心和人类的评断都不会放过我们。”
* * *
一八五九年初夏，也就是入侵天津整整一年后，又一支英法舰队出现在白河口。这一次改由额尔金勋爵的弟弟卜鲁斯（Frederick Bruce）领军。前一次的英法联军之役，他就以哥哥秘书的身份参与。额尔金留在中国勘察长江时，就是卜鲁斯将新约带回英格兰以供国会批准。首相帕麦斯顿指派他为英国全权代表，要他率领舰队回中国与中国皇帝换约，使他大为风光。换约之后，卜鲁斯将驻在北京，成为英国第一任驻华公使。卜鲁斯极为内向，四十五岁仍单身，而且容易脸红，这让他很苦恼。他留了长髯遮脸，但难为情时他的秃头仍会变红。
卜鲁斯拿着已获批准的条约，打算溯河而上到天津，然后走陆路到北京。已有传言说中国皇帝会拦住他们不让进京，但前一年大沽口之役英法联军的胜利，使卜鲁斯一行人认定清军拦不住他们。因此，清朝特使告知卜鲁斯，皇帝不同意他走白河到北京，只能走贡使所走而被英国人视为羞辱的次要路线时，卜鲁斯不愿更改路线，坚持照原案走。于是在一八五九年六月，英法舰队再度集结于大沽口外的浑浊海面上，打定主意若有必要就再度以武力开路上溯白河。
这支舰队不如上一支舰队那么同心同德。法国人已对其与英国短暂的结盟心生疑虑，暂时不想在华动武，在联军总兵力一千三百多人中，只派了六十人，比美国派出的还少。美国旗舰“波瓦坦”号（Powhatan）舰长达底拿（Josiah Tattnall）打过一八一二年战争（英美间的战争），其对英国人的厌恶，只有他底下的官兵更胜之——在这次陈兵大沽口之前不久，他底下的官兵才在香港街头与一群英国水兵打了群架，觉得只要“看到英国水兵，就该抓来毒打一顿”。他们抵达白河时，发现英国旗舰上的水兵正是与他们在香港打过架的那群人。
额尔金攻破大沽要塞后这一年里，中国皇帝已调派他最信赖、最善战的将领，显赫蒙古族出身的僧格林沁，掌管海防。僧格林沁是个坚毅而骄傲的指挥官，爵位几乎等同于宗室亲王，一八五三年击退太平天国北伐军，受封亲王，声名大噪。当时有一支太平天国远征军从南京一路往北打，兵锋距北京不到一百三十公里，碰上僧格林沁的部队攻势才受挫。北伐军以南方人为主，他们一辈子没看过雪，碰上北方寒冬，苦不堪言，战力锐减。在寒冬助阵下，僧格林沁部队击退这支北伐军，迫使他们退入冯官屯筑工事固守，战局陷入僵持。春天来临，天气转好，僧格林沁命人筑一圈土石墙，与太平军营垒隔着一段距离，将太平军团团围住，同时有一千名工人花一个月时间从围墙边挖掘数条深沟，透过一干河床与六十公里外的大运河相连。然后他们在围墙上开缺口，引运河水灌入墙内，水深直到太平军营屋顶，叛军不禁水攻而投降。经此大胜，僧格林沁声望更高。
僧格林沁瞧不起洋人的作战方式，不愿被调离内战战场去整饬海防。作为身经百战的蒙古骑兵，他爱弓箭更甚于滑膛枪，来大沽之前未碰过欧洲炮艇，对欧洲炮艇所向无敌之说嗤之以鼻。他也不懂在兵力以数万至数十万计的太平天国兵团于帝国内其他地方撒野时，为何要这么费心对付兵力只数百的一支洋人军队。但一八五八年夏大沽要塞遭额尔金攻破之后，咸丰帝命僧格林沁重建大沽要塞，以防再遭攻陷。他充满干劲地接下这项任务。
该如何因应洋人舰队依约再来京津门口，咸丰帝的大臣们意见极为分歧。有些大臣建议即使不欢迎，也该接纳。其中一名大臣是汉人官员郭嵩焘，他主张让列强取得他们所要的贸易关系，然后专门对付太平叛军，最符合王朝利益。他说叛乱发生于内，属“心腹之患”，洋人来自于外，只想通商，因此洋人问题的解决之道，在于解决通商问题，而非动武。
事实上，从中国更长远的历史角度看，闭关自守通常是王朝衰弱的表征，而非强大的迹象。此前最强盛的一些王朝，握有横跨半个地球的辽阔贸易帝国，有众多藩属前来进贡。但咸丰帝在位时国力已非常衰弱，主张闭关自守可保国家强盛的臣子较合他的意。少数几位满族心腹之臣属于这一派，僧格林沁也属之。温和派郭嵩焘曾当着僧格林沁的面力主采取平和手段。他说：“海防无功可言，无效可纪，不宜任。”但僧格林沁认为，只要洋人敢再上门，他能给他们好看，而那正是咸丰帝想听的。于是，尽管郭嵩焘反对，僧格林沁继续整军备战。
在英军侦察兵眼里，清军的防御看来有所改善——河中横向立起两道显眼的拦障，而非一道，炮台上有一些新构筑的工事。但守军似乎不多，见不到旗帜，听不到更声，炮眼以草席盖住。密探告诉他们，清军只派了最基本的兵力防守，只求能阻止太平军的中国帆船进入白河而已。于是他们突破第一道拦障作为试探，第一道看来不如第二道厚实。他们未遇抵抗。一八五九年六月二十五日，晴朗的早上，炮艇集结于要塞外八百码处的海面上。信号旗升起，英国舰队司令的旗舰“鸻鸟”号（Plover）鼓足蒸汽动力往前冲，突破第二道拦障，打开进入白河的水道。
就在这时，情况完全不对劲了。
清军工兵已从一八五八年的惨败中学到教训，新的拦障——以粗铁链串联粗大树干组成的木栅——挡住了“鸻鸟”号。其他炮艇在河上兜圈，无法前进，这时，盖住炮眼的草席猛然扯开，露出整编的守军，雷鸣般的枪炮弹开始从炮台上洒下。第一波齐射的炮火打掉“鸻鸟”号船头炮手的头，还有三名水兵受伤倒在甲板上。“鸻鸟”号身陷密集炮火当中，三个小时进退不得，最后船壳被打破，船沉入烂泥里；船上只有一人幸存。殿后的船只遭遇一样惨，因为比起一年前训练不良的那批守军，僧格林沁的手下操炮本事高出许多。两艘英国炮艇搁浅，失去战力，另两艘炮艇被炸碎，立即沉没。其他炮艇动弹不得，进水，想撤，炮台上的守军已朝着船上水兵和军官开枪，一个个撂倒。
但登陆队依照计划往前冲，使失败变成惨败。傍晚时炮台枪声平息，英国军官以为守军已如前一年一样窜逃。结果那只是欺敌之计，意在诱使登陆队抢滩；上一次守军吃了奇袭的亏，这一次他们准备以同样的奇袭回敬来犯之敌。这时，炮台墙外有两道又宽又深的壕沟，沟里布满水和烂泥，紧接在壕沟之后是往外伸出森森尖铁的一排鹿砦。但只有在陆战队员挺进到壕沟之后，这道鹿砦才派得上防守用场；登陆作战耽搁太久才发动，等他们的平底船近岸时已经完全退潮，河岸上裸露的厚泥困住进攻者的双脚，或者让这些穿着薄底鞋的士兵失足，使他们成了活靶，被炮台上的守军轰成碎片。大炮里面填装铁片，把铁片如雨般洒向陆战队员，一次炮击就撂倒整整数排的登陆士兵；好不容易挺进到壕沟的陆战队员，则发现沟里的泥水太稀软而难以站住，又浓稠到无法游着前进。没有在壕沟烂泥里溺死或在拆除鹿砦时被撂倒的人，带着浸水而无用的弹药挤在炮台基部，在天已黑时盼望友军来救，守军则把长竿伸出炮台墙外，竿尾吊着丝丝响的烟火，用以照亮他们蜷缩的身形，供上方的弓箭手猎杀。有艘小船突破万难救起几名伤兵，但就在船想驶离守军射程时，一枚炮弹正中船身，将它炸成两半。船沉了，船上的人全部溺死。
战斗正酣时，“波瓦坦”号准将达底拿得悉英国舰队司令何伯（James Hope）中弹，立即决定把美国的中立立场甩到一旁，加入战局。达底拿来自佐治亚州，具有强烈的种族优越感，坚决维护美国南方诸州利益（两年后他将成为美国南方邦联海军的高阶军官），他再怎么不满于英国人，英国人终究和他一样是白种人，而中国人不是。他大喊：“血浓于水！”（他的助手特伦夏尔〔Stephen Trenchard〕为后人记录下此句名言）还说“他绝不会冷眼旁观，看着白人在他眼前遭屠杀……老达底拿不是那种人，长官”。达底拿的出手并未扭转战局；美国人的主要贡献，乃是将更多英国陆战队后备兵员送去抢滩送死。他的部下操作起英国炮，在达底拿照料英国舰队司令时对炮台开火。一名美国人丧命。尽管达底拿违反中立的作为未能扭转那天的惨败，却让美国人在中国尝到血的滋味，并为英美友好立下新的基调；诚如伦敦《泰晤士报》后来所评：“不管这场战事的结果为何，英格兰将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天好心美国人以行动和言语支持和慰藉在白河水面遭受攻击的英格兰战士。”
隔天早上天亮时，已有四百多名英国人死伤，其中高达二十九人是军官，幸存者一身湿透、满是泥污，一瘸一拐走回船上。这些打过克里米亚战争的士兵，第一次遭遇如此的惨败。那令他们想起五年前在克里米亚半岛的巴拉克拉瓦之役（Battle of Balaclava），英国轻骑兵旅死伤惨重的冲锋；甚至有名陆战队员表示，他宁可重来那场战斗三次，也不愿受他们刚刚在大沽要塞所受的苦。桂冠诗人丁尼生（Alfred Tennyson）将巴拉克拉瓦之役的惨败化为一首不朽诗篇，描写英勇的英国骑兵置死生于度外“冲进死神的牙关/冲进炼狱的入口”，表达明知送死仍然一往无前的高贵精神，而白河的惨败则由才气大为逊色的诗人，化为较没那么高贵的不朽教训。达底拿的话语被人改写为诗与歌，以歌颂白人的团结：
“老家伙”达底拿，在韦拉克鲁斯之役展现过人勇气——
看到同样流着英格兰人血液、同样讲英语之人
在这里被炮火打跛；在那里被潮水淹死——他能坐视不管？
他向特伦夏尔说，老达底拿绝不会冷眼旁观，
看着白人被这样的敌人屠杀。
我的平底船在哪？没有随身武器，的确！看着那些英格兰人奋战、死去——
血浓于水。我们上吧。
* * *
僧格林沁赢得他应得的胜利，大为雀跃。击退联军之后不久，他上奏皇帝，表示英法有可能带更多船再度来犯，但他信心满满地保证，再予以类似的痛击一两次，已然受到严厉考验的夷人傲气与自负将立即消失。一旦如此，中国能享有数十载的太平。他还说，皇帝甚至不必再与他们兵戎相见，因为大沽要塞已取得决定性胜利，已有所悔悟的夷人，可能就此学乖，知所节制。如果他们出于自愿全心顺服，将可永远高枕无忧。皇帝还是不尽放心：他告诫军事将领严密注视海岸动静，因为“恐该夷蓄谋诡谲，潜匿附近岛屿，待集兵船，乘我不备，于昏夜风雨之中，突然内犯”。但最后他还是和僧格林沁一样感到放心，表示洋人既需中国货物，希望那意味着上海的华洋商人能自行解决他们的问题，而不必使节出面，不需订立新约。他断言道：“至现在抚夷大局，操纵不在天津而在上海。”
英国人舔着伤口离开时，美国通译暨传教士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从“波瓦坦”号上写信给他的兄弟，说那可能是一八四二年艾尔芬史东（William Elphinstone）少将的部队在阿富汗遭屠杀以来，英国人最不堪的惨败——尽管他认为大沽口之败更令人羞辱难堪，因为在喀布尔，“自然力所夺走的人命十倍于人所夺走的性命”，而在白河，完全败在武器和战术不如人。最糟糕的是败在中国之手。卫三畏写道：“对于未曾败在中国人之手的英国军人来说，那真是未有的奇事。”大沽惨败对英国人心的震撼，超乎咸丰帝的臣子所能理解或想象。经过那一天，情势有了大变，英国在华前几次战争的趾高气昂——英国军方认为，就他们所向无敌的船舰来说，亚洲只是个游戏场——遭到打破。取而代之的乃是血淋淋的羞辱，以及渴望向击败他们的“劣等民族”报仇的心态。卫三畏思索道，那是“一场可能让中国人受到比以往任何打击还要惨重之灾难的失败”。
* * *
[1] Alfred Moges，Recollections of Baron Gros’s Embassy to China and Japan in 1857-58（London：Griffin，Bohn，and Company，1861），p.203；第206页列出15艘英国巡逻舰、4艘法国巡逻舰，以及英法两国各自的旗舰。1800英里（约2897公里）航程见Thomas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 and Death of Thomas William Bowlby，ed.C.C.Bowlby（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1906），p.154.
[2] D.J.MacGowan，“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Insurrection in China，” a companion to the Shanghai Almanac for 1857（Shanghai，1857），p.3.
[3] Lewis Hertslet（comp.），A Complete Collection of the Treaties and Conventions... Subsisting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Foreign Powers ...（London：Butterworth，1859），vol.10，pp.61-62.
[4] MacGowan，“Contributions to the History of the Insurrection，” p.3.
[5] Teng Ssu-yu（邓嗣禹），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A Comprehensive Surv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191.
[6] Teng Ssu-yu（邓嗣禹），The Taiping Rebellion and the Western Powers：A Comprehensive Survey（Oxford：Clarendon Press，1971），p.189.
[7] Douglas Hurd，The Arrow War：An Anglo-Chinese Confusion，1856-1860（London：Collins，1967），p.98.
[8] James Bruce，Earl of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ed.Theodore Walrond（London：John Murray，1872），p.199.
[9] James Bruce，Earl of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ed.Theodore Walrond（London：John Murray，1872），p.199.
[10] 英国政府发表的蓝封面官方报告。——译注
[11] James Bruce，Earl of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ed.Theodore Walrond（London：John Murray，1872），p.185.
[12] 磷光描述见Sherard Osborn，“Notes，Geographical and Commercial，Made During the Passage of HMS Furious，in 1858，from Shanghai to the Gulf of Pecheli and Back，” Proceedings of the Royal Geographical Society of London 3，no.2（November 22，1858）：55-87；第66页，阿思本记录说磷光“明亮如在赤道地区所见者”。
[13] Moges，Recollections，p.208.
[14] Moges，Recollections，p.206.
[15] Laurence Oliphant，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58，’59，2 vols.（London and 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859），vol.1，p.295.
[16] Augustus F.Lindley（Lin-le），Ti-Ping Tien-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London：Day & Son，1866），p.621（中译本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第516页。——校注）
[17] Moges，Recollections，pp.209-210.
[18] Oliphant，Narrative，vol.1，p.299.
[19] “China：History of the Allied Expedition，”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0，1858.
[20] “China：History of the Allied Expedition，”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0，1858.
[21]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48.
[22] Oliphant，Narrative，vol.1，p.305.
[23] Osborn，“Notes，Geographical and Commercial，” pp.71-72.
[24] Oliphant，Narrative，vol.1，p.316.
[25] Osborn，“Notes，Geographical and Commercial，” p.72.
[26]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50.
[27] Oliphant，Narrative，vol.1，pp.316-317.
[28] Moges，Recollections，pp.216-217.
[29] Moges，Recollections，p.217；Osborn，“Notes，Geographical and Commercial，” p.73.
[30] Osborn，“Notes，Geographical and Commercial，” p.73.
[31] Oliphant，Narrative，vol.1，p.326.
[32] Osborn，“Notes，Geographical and Commercial，” p.73.
[33] Immanuel C.Y.Hsü（徐中约），China’s Entrance into the Family of Nations：The Diplomatic Phase，1858-1880（Cambridge，Mass.：Harvard University Press，1968），pp.67-68.
[34]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09.
[35] John Morley，The Life of William Ewart Gladstone（New York：Macmillan，1911），p.563；演讲全文见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March 3，1857，vol.144，cc.1787-1808.
[36]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79.
[37] “The First News Dispatch Over the Atlantic Cable，”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7，1858；这是第一条成功横跨大西洋的缆线，但仅营运一月许。
[38] “Our Relations with China，”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0，1858.
[39] “The Chinese Treaties，” The New York Times，September 23，1858.
[40] “End of the China War，” The New York Times，August 27，1858.
[41] 额尔金在日记中写道：“显然受我们在中国行动的连带效应影响，领事已如愿和日本缔结一份很理想的条约。”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63.
[42]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61.
[43]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74.
[44]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72.
[45] Elgin to Malmesbury，January 5，1859，in Foreign Office，Great Britain，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1857-1859（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59），p.440.
[46] Elgin to Malmesbury，January 5，1859，in Foreign Office，Great Britain，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 to China and Japan，1857-1859（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59），p.443.
[47] Oliphant，Narrative，vol.2，p.299.
[48] Elgin to Malmesbury，Shanghai，January 5，1859，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p.443.
[49]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285.
[50] 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vol.2，p.713.
[51] 《赐英使额尔金诏》。——译注
[52] 爷哥指天父及天兄，臭虫指满清。——译注
[53] 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vol.2，p.720.
[54] 侯裕田。——译注
[55] 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vol.2，pp.724～725.
[56] “Sir Thomas F.Wade，K.C.B.，” The Far East，new ser.，vol.1（July-December 1876）：37-41.
[57] Thomas Wade，“Report on the Town of Woo-hoo，” 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p.448，（著中地名英译）作罗马化转换。
[58] Thomas Wade，“Report on the Town of Nganking［Anqing］，” in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p.449；引用于Scarth，Twelve Years in China，第270页，大意相近。
[59] Thomas Wade，“Translation of a Paper Handed to Captain Barker，R.N.，by an Insurgent at Woo-hoo，” in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p.450.
[60] Lindesay Brine，The Taeping Rebellion in China：A Narrative of Its Rise and Progress（London：John Murray，1862），p.268.
[61] Elgin to Malmesbury，Shanghai，January 5，1859，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p.442.
[62]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p.304-305.
[63] “Address of the Shanghae Merchants to the Earl of Elgin，” Shanghai，January 18，1859，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pp.457-458.
[64] “Address of the Shanghae Merchants to the Earl of Elgin，” Shanghai，January 18，1859，in Correspondence Relative to the Earl of Elgin’s Special Missions，p.458.
[65] “Bruce，Sir Frederick William Adolphus Wright，”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England：OxfordUniversity Press，2004-2010）.
[66] Frederick Wells Williams，The Life and Letters of Samuel Wells Williams，LL.D.（New York：G.P.Putnam’s Sons，1889），p.299.
[67] Edgar Stanton Maclay，Reminiscences of the Old Navy：From the Journals and Private Papers of Captain Edward Trenchard，and Rear-Admiral Stephen Decatur Trenchard（New York：G.P.Putnam’s Sons，1898），p.91.
[68] 张功臣：《僧格林沁传奇》（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3），第96页。
[69]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节录于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全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79），第二册，第277页，他此处专指华北捻乱。
[70] 郭嵩焘：《玉池老人自叙》，节录于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全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79），第二册，第277页，他此处专指华北捻乱。
[71] 张功臣：《僧格林沁传奇》，第97页。
[72] George Battye Fisher，Personal Narrative of Three Years’ Service in China（London：Richard Bentley，1863），pp.190-193.
[73] Williams，Life and Letters，p.309.
[74] James D.Johnston，China and Japan：Being a Narrative of the Cruise of the U.S.Steam-Frigate Powhatan in the Years 1857，’58，’59，and ’60（Philadelphia：Charles Desilver，1860），p.234.
[75] Williams，Life and Letters，pp.308-311.
[76] Maclay，Reminiscences of the Old Navy，p.83.
[77] The Times，September 16，1859（editorial beginning “We fear that we cannot accuse the Mongols”）；quoted in Leavenworth，The Arrow War with China，p.138.
[78] Williams，Life and Letters，p.310.
[79] “Blood Is Thicker than Water，” in Wallace Rice and Clinton Scollard，Ballads of Valor and Victory：Being Stories in Song from the Annals of America（New York：Fleming H.Revell，1903），p.84.
[80] T.F.Tsiang（蒋廷黻），“China after the Victory of Taku，June 25，185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5，no.1（October 1929）：79-84，见第81页。
[81] 关键。——译注
[82] T.F.Tsiang（蒋廷黻），“China after the Victory of Taku，June 25，1859，” American Historical Review 35，no.1（October 1929）：79-84，见第83～84页。
[83] Samuel Wells Williams，letter to William Frederick Williams，July 5，1859，from USS Powhatan off Peiho.Samuel Wells Williams Family Papers，Sterling Memorial Library，Yale University，New Haven，Conn.
[84] Williams，Life and Letters，p.312.
三 干王
额尔金的舰队于一八五八年夏成功驶进天津，接着又考察长江沿岸太平叛军占领区的虚实之际，洪仁玕正绕了好大一个圈子穿越华南前往南京，以和他的族兄会合。他于五月离开香港理雅各家，先到被英法占领而安全（至少对他来说安全）的广州，然后往东北走，循着水道进入愈来愈雄阔的崇山峻岭，穿过广东省。广州高大城墙底下的稠密聚落，不久就消失于身后，眼前所见是零星的房舍、山谷中的村落、沿着山坡逐级而辟的梯田。通衢大道上点缀着客栈和餐馆，北方徒步旅人带来的传言，在客栈和餐馆里传得沸沸扬扬。行旅往来最频繁的大道，立有说明距离和方向的路标，其中一些道路是先前的王朝找来大批工人开采山坡上的大石，敲凿成圆石铺砌而成。
行经这些地区的旅人，大部分是挑着货物去贩卖的挑夫，清朝官兵在这些路线上巡逻，猎捕夜里埋伏路旁伺机抢劫的土匪。洪仁玕行至广东省东北部的商品集散地南雄县，然后转北，走上一条往上爬的石砌古道，进入林立峭壁与苍劲松树的荒野地区。从花岗岩上凿出的石阶，像螺旋梯般沿着山坡盘旋而上，翻过数座山头，最后抵达梅关，也就是隔开清帝国南部与长江流域的门户。过了梅关就是江西省，穿过江西省，就可到太平天国首都南京。他跟着挑夫人龙穿过梅关——这些挑夫两人一组，一前一后担着一根竹子，竹上挂着货物，两人脚步甚快，配合行进节奏唱着歌——一条几乎没有中断的人龙，像河水般在路上移动，人龙中一线走北，另一线往南。在最高处，道路穿过一道凿穿山石而成、宽六米的隘口。立于隘口的石灰岩关楼有清兵驻守，清兵紧盯来往行旅，提防叛军信使偷溜过关。洪仁玕扮成卖货郎，没有引起他们注意，顺利过了关。
在江西，他沿着赣江往东北走，但不久就来到交战区边缘，与太平军控制区已相隔不远，有一队清兵在该地驻守。清军纯粹靠人多取胜；没有统掌全军的最高指挥部，无能的军官靠恩庇而非才干取得职位。部队薪饷过低，士气极差，其中许多官兵还吸鸦片成瘾。洪仁玕轻松就混入某个外围单位，跟着他们一起东进，前往生产瓷器的景德镇。后来这个单位受到太平军攻击而惊慌溃散，洪仁玕不得不在溃败的混乱与屠戮中逃命，最后只带着背上的衣物保住性命。
接下来他往西走，远离战事，往湖北省境的长江前进。这时，官军和叛军争夺这一带长江沿岸已五年多，得而复失，失而复得，彼此易手数次，有很长一段时间没有正常的人类生活模式可言。城里十室九空；房子的木材被经过的军队拆去当柴烧，拆到只剩窗框。就连在长江流域较富饶的河段都一片死寂，原本人烟稠密的农村变成鬼城一般。土地收成原本就微薄，而农村人口不足，则使农村连这微薄的收成都生不出来。洪仁玕于途中遇到一名军人，那人叫什么名字他后来也记不得。那个人打算在官军控制的江边小镇龙坪买货，然后卖给下游南京的叛军。那名军人没本钱，但人脉很广，自信靠这些关系能带着货物通过封锁线。他的计划看来很可行，因此洪仁玕把一片缝进上衣布料里的金叶交给他，成为他的合伙人。
那名军人去龙坪为他们的买卖计划添货时，洪仁玕在龙坪东北边约二十四公里处的黄梅等他。黄梅的覃知县与那名军人是同一个村子出来的，彼此相识。传言有支太平天国分遣队在黄梅附近现踪，不过洪仁玕来得太晚，没看到那些叛军——叛军已经跑掉——但他与覃知县相谈甚欢，知县很欣赏洪仁玕的才智和学识，当场邀他担任自己的幕僚。那是失业文人渴望的工作，特别是在这样世事茫茫难料的时代，但那也是个长期职位，而洪仁玕一心只想着南京，因此他含糊应允。最后，他用自己的医术治好覃知县侄儿的剧烈头痛，使他在知县家得到重用。洪仁玕百无聊赖等待他的合伙人，没他又去不成南京，于是在覃知县家一待数星期，然后数月。
又有传言冒出，说清军围攻南京甚紧，不久后会攻下天京。洪仁玕又开始心急如焚，决定离开黄梅。覃知县感谢他治好侄儿的病，给了他一封推荐信和足够的盘缠，洪仁玕再度扮为卖货郎，只身前往龙坪。这段路并不好走，而且到处都有官军，官军军纪好坏因部队而有很大差异。十月时清军巡逻队抓到他，但不知道他是官府重金悬赏缉拿的要犯（他们没想到要去扯开他外套的衣襟夹缝，也就没发现他藏金叶的地方也藏了一份概述家族史的文件）。除了几本医书，他们并未在他身上找到足以将他定罪的东西，但还是将他关了几天——或许把他当成强征入伍兵，也或许想赚赎金——然后被他逃脱。接下来，他靠几名对政府不满的清军官兵协助来到龙坪，在那里，他藏身在秘密收容太平难民的一间房子里。一如许多人，房子的主人厌烦于官军的腐败，因而暗中支持叛军。他是否找到那位不知名姓的军人或是拿回金叶，则无文献提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