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方的首席谈判员是斗志昂扬的年轻通译巴夏礼（Hentry Parkes）。巴夏礼身材矮小，精力充沛，一双蓝眼睛炯炯有神，蓄着羊排式络腮胡，头特别大。他脾气火爆，干劲十足，一刻都坐不住。他的职业生涯贯穿了英、中两国的敌对关系史；在十四岁的稚嫩年纪，他就参与了结束一八四二年鸦片战争的《南京条约》的缔约。一八五六年，清朝官府派人上“亚罗”号逮人时，他是英国驻广州领事，在索求赔偿上他出力甚大。一八五八年联军占领广州后，巴夏礼就一直是该城实质上的英国首长。到了一八六○年进攻大沽时，三十二岁的他已是英国驻华最高阶外交官之一，而且无疑是最一意孤行的驻华外交官。
眼看未再遭遇抵抗，联军欣喜于战争终于结束。额尔金勋爵告诉鲍尔比，他想尽快将英军撤离华北，希望广州的英军也撤走。巴夏礼写信告诉妻子：“此刻我不想再听到枪炮声。”但谈判未有结果。清廷的两名和谈代表于九月二日抵达天津，代表联军谈判的巴夏礼要求批准他们所提的条约，要求让外国使节长驻北京，并赔偿英法各八百万银两（赔偿英法各将近三百万英镑，尽管据说光是为维持其远征军，英国一个月就花掉一百万英镑）。清廷代表签字接受上述所有要求。但几天后巴夏礼要求他们拿出授权谈判证明，却发现他们身份不实，根本无权代表皇帝签约。九月七日，额尔金勋爵与葛罗男爵判断除了兵临北京城下，别无他法逼清廷批准条约，于是决定向北京进兵。
进兵北京令联军上下大为兴奋。“我再度开战！”额尔金于九月八日的家书中写道：“那些愚蠢的中国人喜欢玩把戏，正给了我向北京进兵的绝佳借口。”联军士兵兴奋，联军军官兴奋。记者尤其兴奋。鲍尔比期盼见到联军“好好教训那批主导这个帝国的政策且无能而不守信用的官员”。他先前寄回给伦敦《泰晤士报》的那些文章，主战气息就很浓厚，这时他的态度更为强硬。“只有靠武力才能打开中国的通商大门，”他在九月九日发出的特别报道中表示，“大使谈判时必须有军队在旁助阵，军队说打就打。”刚好那个星期从伦敦寄到额尔金一行人手中的《泰晤士报》上，有两篇写于七月措辞强硬的社论，社论中表示希望联军找到办法，长驱直抵北京。于是，额尔金和他的军队向北京前进时，相信他们有国内民意做后盾。
北塘与大沽两地要塞如此轻易就失陷后，僧格林沁准备自杀尽忠。但朝廷来令，要他北撤到北京外的通州。通州扼守天津至北京的要道，洋人若胆敢向京城进兵，他准备在那里将他们挡住。他从大沽调来万名他的步兵和七千名骑兵，九月八日，又增兵四万蒙古部队，使他下辖兵力将近六万，成为阻挡联军进犯京城的一股大军。但他接获的指令是不加攻击，而是只要确保和平，同时保住他后方的京城即可。
咸丰帝另派两名和谈代表，以阻止联军继续向北京进兵。联军复谈代表巴夏礼，持白旗骑马走在他军队前头，越过清军防线进入通州，与清廷新谈判代表会晤。他带了小批随员同去，包括《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额尔金勋爵的秘书罗亨利（Henry Loch）和一队锡克骑兵。新一轮谈判于九月十四日开始时，额尔金勋爵仍在从天津前来的路上，距谈判地点约四十公里，跟着他的部队只有两千五百名步兵、六百名骑兵加二十门炮。这时，因为得派兵维持从天津到海岸全线交通的畅通，得派兵驻守沿线的补给站，联军兵力已拉长而变得稀薄。
清廷这次真的派出具有谈判全权的代表：他们是咸丰帝的两名高阶大臣，怡亲王载垣与兵部尚书穆荫，其中载垣为宗室，是咸丰帝的堂兄。通州谈判第一天，经过八小时商谈，他们同意巴夏礼所有条件，还同意巴夏礼代拟的致额尔金的照会：联军可以前进到名叫五里处（Five-Li Point）的地方。五里处仍距通州约十公里，距北京约三十公里。到了五里处，额尔金将带着千名兵力继续前往通州与清廷谈判代表签约，剩下的大军则留在该地。然后，额尔金与其护卫队将再前往北京面见皇帝，举行正式批准条约的仪式。与清廷代表谈定之后，巴夏礼迅速返回额尔金驻扎处，呈报谈判成功之事，九月十七日，他回到通州与清廷谈判代表敲定细节，安排额尔金前来的事宜。
但他回通州时，咸丰帝已下密旨给僧格林沁，要他在额尔金一行人前来签约时予以击杀。通州的清军赶着构筑隐蔽的炮阵地，将部队隐藏在道路旁的小米田里，准备在额尔金一行人抵达五里处时突袭。巴夏礼回到通州时，谈判突然出现麻烦。载垣和穆荫看来急于求和，但谈到额尔金勋爵要不要向咸丰帝叩头这问题时，谈判就卡住了。巴夏礼坚决不同意，因为额尔金是英格兰女王派出的使节，而英格兰女王与清朝皇帝地位相等。一七九三年马戛尔尼和一八一六年阿美士德出使中国未能达成任务，就都是卡在觐见皇帝的礼仪上，但这一次英国人觉得他们有办法以武力解决这个问题。
但跪见的问题要不要让步，不是载垣和穆荫能够做主的。不行跪礼，太羞辱皇上，皇上不可能接受，因为清朝透过这类礼仪来确认天下之人，不分中外，都臣服于皇帝，王朝的威信就靠这些礼仪来维系。事实上，载垣和穆荫很清楚咸丰帝非常生气，不想再于别的地方妥协。穆荫离京前往通州之前，到圆明园求见皇上遭拒。他问为何不见，守城门的太监告诉他，他不该惊扰皇上。穆荫告诉他：“天下大势皆去，尚畏惊驾耶？”穆荫最终见到皇上，向皇上请示了几个问题，其中一个是地方官见联军来犯先逃，该如何处置，咸丰帝答以“斩”。
载垣向巴夏礼力陈，朝廷百官，自王大臣以下，见到皇上都得下跪。巴夏礼答：“我非中国臣也，安得跪？”穆荫和载垣提议让额尔金站在远处，不面对皇上。巴夏礼不同意。新一轮谈判就卡在这个礼仪问题而破局。穆荫偷偷告知僧格林沁，和谈已经破局，这位蒙古将军于是开始行动。九月十八日下午，僧格林沁的部队拿下巴夏礼当人质，陪他前来通州敌营的其他二十五名外国人，包括额尔金秘书罗亨利、那位执行科学任务的法国学者、《泰晤士报》记者鲍尔比、三名英国军官、十九名锡克骑兵，也一起被俘。这些人被押上木造马车，运到北京。巴夏礼和罗亨利上脚镣手铐，关进刑部大牢等候处决。其他人被押到圆明园讯问。这个时候，通州清军已准备好动武。
那天下午五点，葛罗男爵的秘书上气不接下气骑马冲进额尔金的营地，告知僧格林沁的部队刚刚占领五里处，即额尔金预定要带着护卫兵队前去的地方。前方远处已传来枪声。那天深夜，额尔金才得悉他的谈判主将巴夏礼已被扣留。隔天早上，额尔金麾下诸指挥官派人回天津调兵来援，然后立即准备以手中现有兵力进向通州。
这支兵力不大的联军部队一路往前打，所战皆捷，最后在九月二十一日于通州外正面碰上僧格林沁的主力部队。移动迅捷的蒙古骑兵队，人数大大优于对方，以宽正面之势，如潮水般朝来犯联军的左翼冲去。联军以三个纵队行进，骑兵队在左，炮兵在中，步兵在右。英法骑兵队迅速往两边分开，停于一旁，位于中路的炮兵则在同时调转火炮，迎击冲来的蒙古骑兵。接着阿姆斯特朗炮发威，一波波炮弹飞进来犯的清军骑兵队里，震撼效果惊人。蒙古骑兵大乱，勒马停住，就在这时英国骑兵全力冲向蒙古骑兵中央，穿破清军防线，蒙古骑兵溃散而退。
然后真正的杀戮登场。一位冷静的英国军官写道：“我们的炮兵朝后撤的敌军开炮，威力十足。开炮慢条斯理，每一发阿姆斯特朗炮都在他们之间爆炸，一次就撂倒一群敌人。”有位中国人哀痛陈述了那天惨败的情景：“我军马队在前，且均系蒙古兵马，并未打过仗。一闻洋人枪炮，一齐跑回，将步队冲散，自相践踏，我兵遂溃。”那天天黑时，清军已经瓦解，残部退到北京城郊。联军占领通州，停下脚步，耐心等待从天津来的援军抵达，以及往京城进兵之前需要的补给、弹药和重型攻城炮运达。
那天晚上，咸丰帝离开圆明园进入紫禁城，即他平常不喜待的北京皇宫。他一进紫禁城，宫门就关上不准任何人进出。然后，趁着紫禁城里的侍臣不清楚宫内情况时，咸丰帝偷偷从后门溜走，弃京城于不顾。他带着太监、嫔妃和满人官员一大群人，逃往北部山区避难，对外没有任何昭告。那天晚上，宫中戏楼一如往常演戏，仿佛什么事都没发生。
隔天终于有消息流出，说皇帝已经离京，朝中满汉官员惊慌失措，赶回家将家当装上马车，想尽快逃出京城。马车租金涨了一倍，还继续上涨，最后全被租光。官员弃离职守，政府瓦解，民防机关在全城张贴告示，宣布凡北京居民抓到趁火打劫者，都可当场打死。
北京城里最有钱的居民几乎全都走光，因为有办法离京的人都雇了马车北逃，避开即将降临的战火。北京诸城门接着关闭上栓，粮价飙涨。再多的铜钱都换不到银子。轿夫等不到客人上门。到了十月四日，眼见北京已经守不住，留在北京的商人凑了千只牛羊，准备以盛宴欢迎入城的洋人。
联军第一支战斗编队于十月五日登上一道土堤，隔着广阔的黄土平原见到一溜低矮的北京城墙。僧格林沁已带着他的蒙古骑兵往北走，剩下的清军遇到联军攻来皆不战而溃，逃得无影无踪。联军走累，停下脚步，在距北京城只约三公里处扎营过夜。隔天早上，由英国骑兵和法国步兵组成的一支先头小队前往圆明园，仍以为在那里可以找到皇帝。他们穿过外城门，发现里面空无一人，无人防守。劫掠接着肆无忌惮地展开。
一位英国军官忆道，第一天抵达圆明园时，恣意抢夺的念头在大伙儿心里迅速滋生，他发现，“有些人因洗劫皇宫的亢奋而整个人变了样，没来由扯下华丽的刺绣。我看到有个人用枪托砸破一面大镜子。”这位军官穿过皇宫，最后来到“一座大殿，殿内有数只看来非常高贵、似乎是金子打造的花瓶，还有一些漂亮的玉雕”。他觉得像是“一个男孩置身糕点店里，突然被告知想要什么就拿什么”，“困惑于不知从哪里开始下手”。听说玉特别值钱，他“收集了一大批世人大概很少见到的”，装上他的矮种马，然后抱着满怀无价的珍宝回营。途中他遇到一些锡克骑兵，随即用兴都斯坦语劝他们：“动作快，否则全被拿光了！”然后他们飞也似地跑开。
军队上上下下拼命劫掠珍宝，军纪荡然，令英国指挥官难堪且愤怒。英国指挥官想把官兵留在营里，以免他们洗劫皇宫，但法军没人管，四处抢，令英军既眼红又怨恨。最后英国指挥官要所有英国官兵交出抢到的东西，拿到北京集体拍卖，贩卖所得由“战利品委员会”平分给所有人（那位满载玉器而归的军官怅然交出他的战利品，有个朋友因此骂他：“唉，你这个大笨蛋！”）。额尔金勋爵痛恶官兵恣意劫掠造成的破坏，特别无法忍受法军所作所为，骂法军恣纵而为，最为恶劣。他写道：“掠夺并破坏这样的地方实在不应该，但更不应该的是恶意糟蹋和毁损……法军以各种方式毁掉最美丽的丝织品、打破玉饰和瓷器，诸如此类。战争很可恨。经历战争愈多，愈是痛恶战争。”
咸丰帝的同父异母弟恭亲王奕，受命留在北京，等联军来时与之谈和，而他最初的作为之一，便是在十月八日释放巴夏礼和罗亨利。接下来几天，又有几名被扣者获释。他们个个有段骇人的牢中遭遇可说。最有价值的两个囚犯，主谈者巴夏礼和额尔金秘书罗亨利，一开始遭连串毒打后，受到的待遇还算不错，尽管一再被威胁要将他们处死。其他人受到严刑拷打和羞辱，不给食物和水，手腕被绳子束紧，导致双手发黑肿胀，有些人的手甚至因此胀裂。九月十九日扣押的二十六人，有十五人死于短短的关押期间：一名法国人、四名英国人、十名锡克人。尸体遭严重毁损，填上生石灰，因而遗体送回联军处时，只能靠身上的衣物辨识身份。来自伦敦《泰晤士报》的主战记者鲍尔比也命丧于斯。据和他关在一块儿的一名锡克人所述：“鲍尔比先生在我们来的隔天就死了，死于手腕处长出的蛆；有人替他穿上灰色格子布。他的尸体摆在那里将近三天，然后隔天它被绑在一根横梁上，丢到墙外喂狗和猪。”
人质遭折磨与丧命的消息传遍联军，恶毒的怒火滋生壮大，群情激愤。士兵要求报仇。有位将领提议洗劫京城。另一位将领说：“如果放手让我们干，北京每个官员都会被吊死。”诚如后来额尔金说明的，他觉得要让清廷为劫持巴夏礼一行人、为杀害鲍尔比等人受到应有的惩罚，他的军队只有一个办法。也就是说，那个办法将使英国的惩罚完全由满清皇帝本人承担，而不会波及已在受苦的京城居民。于是，不顾葛罗男爵的反对，违背先前他本人对官兵劫掠破坏的遗憾，额尔金指示英军放火烧掉圆明园。
皇帝出逃，北京官员和守军弃城于不顾，曾盛极一时的清帝国，京城只能任人宰割。但十月十八日，英军开始彻底摧毁由多种建筑和园林组成的八百亩圆明园时，却对其东南方约六公里处的北京城毫发无伤。圆明园是咸丰帝出生之地，他度过大半生的地方，实际上也几乎是他唯一认识的世界。园内有占地超过二·五平方公里的殿堂楼阁、轩馆廊榭，经过整整两天的焚烧与打砸，才将主要建筑毁掉。太重或太大而无法抢走运回英国与法国（或运到北京拍卖）的皇室珍宝，也遭砸毁与焚烧。
一眼就可识出价值的珍宝，大部分已被劫走，但在砸烧的过程中，仍有一些意外的发现。一队旁遮普步兵无意中发现价值数千英镑的暗藏黄金，将其带回印度。有只小巧的北京狗被人发现蜷缩在衣柜里，一名英国军官将它带回英国献给维多利亚女王。她很爱狗，这只后来取名“Looty”（掠夺来的小东西）的北京狗成为她最爱的宠物狗之一。但最奇怪的发现，出现于圆明园里的一间马车房。劫掠的士兵在那里无意中发现，一七九三年使华的他们的同胞马戛尔尼勋爵赠给清朝皇帝的大批礼物。有全尺寸的英国制礼车、天文与科学仪器、两门十二磅英国榴弹炮、数箱弹药，全是马戛尔尼代英王乔治三世送给咸丰帝的曾祖父乾隆的礼物。这些礼物原封不动，象征着一段看来从未得到领情的友谊。
一股股浓烟从漫烧的大火往上蹿，而那股肆无忌惮破坏与焚烧的喜悦，也在天际初现浓烟之时变淡，因为对那些怀着既敬畏且遗憾的奇怪心情，更深刻思考当日之事的人来说，有股沉郁的忧心从他们内心深处浮现。诚如某人所说的：“狂喜于毁掉他们无能填补的东西。”在熊熊火焰之间舞动身子的恶魔，就是他们自己。但对咸丰帝、清朝和中国来说，那的确是不祥的一刻。看着此情此景的人，其锐气在自己无法描述的心态转变中受挫，心知他们正目睹一个王朝的结束，或许还是一个文明的终结。诚如英国通译郇和（Robert Swinhoe）以失落的眼神看着圆明园里的华丽巨构付之一炬时，心里所想的：“屋顶一个接一个垮下，把吞噬其支撑墙面的大火闷熄……那使我们心中浮起这古老帝国即将覆灭的不祥之兆，这个帝国的内部正被内战掏空……四面受敌，求救无门，最终在弥漫的烟雾中倒下，消失于它过去荣光的灰烬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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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January 24，1860，vol.156，c.21（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2] Hansard’s Parliamentary Debates（London：T.C.Hansard），January 24，1860，vol.156，c.25（作者Platt所征引之文献《汉萨德英国议会议事录》每页皆分两栏，故所有页码缩写均作c.或cc.，意为“column”或 “columns”。——校注）。
[3] Immanuel C.Y.Hsü（徐中约），The Rise of Modern China，3rd ed.（New York：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83），p.215；George Armand Furse，Military Transport（London，1882），第40～41页述及军需粮秣；Robert Swinhoe，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London：Smith，Elder & Co.，1861），第44～45页述及战马数目；Michael Mann，China，1860（Salisbury，Wiltshire：M.Russell，1989），第5～6页有关于总体数目图表。
[4] 引于R.K.I.Quested，The Expansion of Russia in East Asia，1857-1860（Kuala Lumpur：University of Malaya Press，1968），p.261.
[5] Nikolaǐ Pavlovich Ignat’ev，The Russo-Chinese Crisis：N.P.Ignatiev’s Mission to Peking，1859-1860，ed. and tr.John Evans.（Newtonville，Mass.：Oriental Research Partners，1987），p.100，（著中地名英译）作罗马化转化。
[6] 卜鲁斯1859年12月5日上海致罗素函，自Further Correspondence with Mr.Bruce，Her Majesty’s Envoy Extraordinary and Minister Plenipotentiary in China（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0），p.1.
[7] “The British Expedition to China（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The Times，August 29，1860，reprinted in Thomas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 and Death of Thomas William Bowlby，ed.C.C.Bowlby（printed for private circulation，1906），pp.154-175，尤其见第158、160页的描述。
[8] 卜鲁斯1860年7月28日上海致艾约瑟函，自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1859-1860（London：Harrison and Sons，1861），p.92.
[9] 卜鲁斯1860年8月1日上海致罗素函，自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1859-1860，p.91.
[10] 关于密迪乐评述，见John King Fairbank，“Meadows on China：A Centennial Review，” The Far Eastern Quarterly 14，no.3（May 1955）：365-371；就密迪乐的资源及见识的另一积极评价见下文第152-153页，Pierre-étienne Will，“Views of the Realm in Crisis：Testimonies on Imperial Audiences in the Nineteenth Century，” Late Imperial China 29，no.1 suppl.（June 2008）：125-159.
[11] Thomas Taylor 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Stanford，Calif.：Academic Reprints，1953，orig.published by Smith，Elder & Co.，London，1856），p.464；亦引于费正清文中（Fairbank，“Meadows on China，” p.370）。
[12] Meadows，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ions，p.465.
[13] 密迪乐1860年7月27日致卜鲁斯函，自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1859-1860，p.93，（著中地名英译）作罗马化转换。
[14] 卜鲁斯1860年7月31日致密迪乐函，自in Correspondence Respecting Affairs in China，1859-1860，p.93，（著中地名英译）作罗马化转换。
[15] 该信（英译本）自Franz Michael，The Taiping Rebellion：History and Documents，3 vols.（Seattle：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66-1971），vol.3，p.1119（据梅谷于同书第1119页编辑说明，李秀成该函中文原稿不存，英译本辑自Augustus Lindley（Lin-le），Ti-Ping Tien-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p.273-274，中译本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第214页。——校注）。
[16] 《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1860年8月25日载，引于Augustus Lindley（Lin-le），Ti-Ping Tien-Kwoh；The History of the Ti-Ping Revolution（London：Day & Son，1866），p.297（中译本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中华书局上海编辑所，1962，第235～236页。——校注）；C.A.Montalto de Jesus，Historic Shanghai（Shanghai：The Shanghai Mercury，Ltd.，1909），pp.107-111.
[17] （艾约瑟夫人）简（Jane Edkins）1960年9月4日自上海致其兄（Simon S.Stobbs）家书，见Edkins，Chinese Scenes and People：With Notices of Christian Missions and Missionary Life in a Series of Letters from Various Parts of China（London：James Nisbet and Co.，1863），pp.147-151.
[18] “The Advance of the Tai-ping Insurgents on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August 25，1860.
[19] “The Advance of the Tai-ping Insurgents on Shanghai，” The North-China Herald，August 25，1860.
[20] 载于《北华捷报》，《独立新教报》（the Nonconformist）1860年11月14日转载，引于Lindley，Ti-Ping Tien-Kwoh，p.297［中译本见呤唎著、王维周译《太平天国革命亲历记》，第235～236页。《北华捷报》（The North-China Herald）王译作《华北先驱报》。——校注］。
[21] Earl Cranston，“Shanghai in the Taiping Period，” Pacific Historical Review 5，vol.2（June 1936）：147-160，see p.158.
[22] “The Chinese Rebellion and the Allies，”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1860.
[23] “The Chinese Rebellion and the Allies，” The New York Times，October 1，1860.
[24] “The Chinese Insurgents，and Our Policy with Respect to Them，” The London Review 16，no.31（April 1861）：222-246，引用文字见第246页。
[25] “The Visit of the Rebel Forces to Shanghai：No Attack Made by Them，” The New York Times，November 17，1860.
[26] “The Chinese Revolution，” Tait’s Edinburgh Magazine，November 1860，p.581.
[27] 此段描述自 Michael Mann，China，1860（Salisbury，Wiltshire：M.Russell，1989），p.9；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p.38，204；David Field Rennie，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 and Japan：Peking 1860；Kagosima 1862（London：John Murray，1864），pp.19，43.
[28] George Armand Furse，Military Transport（London，1882），p.41；口粮配给见第72页。
[29] Rennie，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p.98.
[30] Mark S.Bell，China：Being a Military Report on the North-Eastern Portions on the Provinces of Chih-li and Shan-tung；Nanking and Its Approaches；Canton and Its Approaches ... and a Narrative of the Wars Between Great Britain and China（Calcutta，India：Office of the Superintendent of Government Printing，1884），vol.2，p.423.
[31] James Bruce，Earl of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ed.Theodore Walrond（London：John Murray，1872），pp.376-377.
[32] Robert Swinhoe，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 of 1860（London：Smith，Elder & Co.，1861），pp.191-193.
[33]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165.
[34] Swinhoe，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p.195.
[35] Rennie，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p.112.
[36] Laurence Oliphant，Narrative of the Earl of Elgin’s Mission to China and Japan in the Years 1857，’58，’59，2 vols.（London and Edinburgh：William Blackwood and Sons，1859），pp.362-363.
[37]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62.
[38]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63.
[39] 巴夏礼观月所感，自其1860年8月6日书信，见Stanley 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2 vols.（London：Macmillan and Co.，1894），vol.1，p.354；巴夏礼称有10～12艘船，但额尔金所出具数目是8艘（英舰6艘、法舰2艘。——校注），见Letters and Journals of James，Eighth Earl of Elgin，p.341.
[40] George Allgood，China War 1860：Letters and Journal（London：Longmans，Green and Co.，1901），p.41.
[41] （随军记者）鲍尔比称此事只是法军所为，但巴夏礼8月6日信中则坦承，英法两军都有参与其事，不同仅在英方曾拟处罚违反军纪者，而法国人则无此意，巴夏礼书信见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p.358.
[42] 《庚申北略》，收于中国史学会主编、齐思和等及北京故宫博物院明清档案部编《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二次鸦片战争》（全六册）（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78～1979），第二册，第28～33页，见第28页。
[43]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p.63-64.
[44] 巴夏礼1860年8月6日书信，自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p.355.
[45] 鲍尔比日记，1860年8月9日条，自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73.
[46]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245.
[47]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285.
[48] The Rev.R.J.L.M’Ghee，How We Got to Pekin：A Narrative of the Campaign in China of 1860（London：Bentley，1862），p.114.
[49] Mann，China，1860，p.58.
[50] Rennie，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p.88.“那是阿姆斯特朗炮在战场上发出的第一炮。”
[51] Mann，China，1860，p.59，征引格兰特（James Hope Grant）所述；Rennie，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pp.91-92.
[52] Allgood，China War 1860，pp.75-76.
[53] Allgood，China War 1860，p.46.
[54] 鲍尔比日记，1860年8月23日条，自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83.
[55] 巴夏礼1860年8月26日书信，自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p.364.
[56] Mann，China，1860，p.91.
[57] “The Capture of the Taku Forts（from our Special Correspondent），” The Times，November 3，1860；reprinted in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281.
[58] “Parkes，Sir Harry Smith，” Oxford Dictionary of National Biography（Oxford，England：Oxford University Press，2004-2010）.《牛津国家人物传记大辞典》巴夏礼爵士词条，“巴夏礼身材短小瘦削，头大，金发萧疏，虬髯连鬓，蓝色双目炯炯有神。其轻捷步态与机警相貌，则其粗暴易怒脾性之外在表征。他嗜工作如命而鲜能忍受静态休闲。”
[59] 见J.Y.Wong（黄宇和），“Harry Parkes and the ‘Arrow’ War in China，” Modern Asian Studies 9，no.3（1975）：303-320.
[60] 鲍尔比日记，1860年9月1日条，自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90.
[61] 巴夏礼1860年8月26日书信，自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p.368.
[62]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p.37，93.
[63] Swinhoe，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p.197；Lane-Poole，The Life of Sir Harry Parkes，vol.1，p.369.
[64] 额尔金日记，1860年9月8日，自Letters and Journals，p.350.
[65] 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p.289，292.
[66] 鲍尔比日记，1860年9月3日，自Bowlby，An Account of the Last Mission，p.93.
[67] 《庚申北略》，咸丰十年七月一至二日（1860年8月17日～18日），收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28～29页。
[68] 翁同龢：《翁文恭公日记》，咸丰十年七月十日与二十三日条（1860年8月26日、9月8日），收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88～89页。
[69] Allgood，China War 1860，p.80.
[70] Rennie，The British Arms in North China，pp.161-162；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355.
[71] 关于这道密旨在《翁文恭公日记》咸丰十年七月二十四日条（1860年9月9日）中有提及，见《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89页；罗亨利曾目睹秘密准备活动，见Henry Brougham Loch，Personal Narrative of Occurrences During Lord Elgin’s Second Embassy to China in 1860（London：John Murray，1900），pp.88-90.
[72] 《庚申都城戒严事记》，收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34页。
[73] 《庚申北略》，咸丰十年八月三日（1860年9月17日），收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29～30页。
[74] Elgin，Letters and Journals，pp.356-357.
[75] Swinhoe，Narrative of the North China Campaign，pp.253-254.
[76] Viscount Garnet Wolseley，Narrative of the War with China in 1860，to Which Is Added the Account of a Short Residence with the Tai-ping Rebels at Nankin ...（London：Longman，Green，Longman and Roberts，1862），p.189.
[77] 吴可读：《罔极编》，收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66～69页，见第67页。
[78] 文祥日记，《文文忠公事略》（台北：文海出版社，1968；1882年版影印本），卷二，第32a～33b页；赵烈文：《能静居日记》，咸丰十年九月二十四日条（1860年11月6日），收于罗尔纲、王庆成主编《太平天国》（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4），第七册，第70～71页；吴可读：《罔极编》，收于《第二次鸦片战争》，第二册，第66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