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是这片土地上的陌生人。
——v．s．奈保尔
体面
“就从我来北京谈起吧。”正林点了一支烟，贪婪地吸了一口。有孩子之后，我的堂侄女不允许他抽烟，他们的孩子有支气管炎，对空气非常敏感。
正林是我的堂侄女女婿，一位商装设计师。结婚前，正林一直奉行“只恋爱，不结婚”，身边的女友一个又一个，家境在小县城也不错，所以，正林在北京的单身生活过得有滋有味。爹妈担心他找不来老婆，又怕他名声不好，勒令他回穰县相亲。正林抱着完成任务和应付的心态回穰县，在相了十来个姑娘之后，遇到了我的堂侄女。
结婚之后，正林潇洒的单身生活结束，堂侄女和他一起到北京打拼，做了百万“蚁族”中的一员。在这期间，他们在城内搬了好几次家，又从城内搬到北京最著名的蚁族聚集区唐家岭，有了孩子以后，又从唐家岭搬到通州。
2011年12月24日，圣诞前夜，这一天是正林儿子两岁的生日，我们到通州正林的家里去。一套两居室的房子，客厅一角是一个怪异的弧形斜面，让人觉得这间房是建在一条抛物线上，很不稳定。斑驳的小桌子，20世纪80年代的破旧小冰箱，不能看的小电视，这小、矮、低和那过分高大的天花板形成非常大的反差。卧室里是一张超宽大的床，正林的苹果牌笔记本电脑放在床头两个摞起来的纸箱子上，旁边堆放着儿子的尿布、小衣服、玩具。正林的家，有一种奇异的空荡、寒酸和不搭配之感。
正林乐观、活泼，爱开玩笑，骨子里又是那种谨慎、保守的人，从不冒险，也会审时度势。但是，来北京八年，会盘算的他并没有“盘算”到特别好的发展。
按年龄，我算是80后。2003年毕业于师范学院美术专业，大专，2004年来北京到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培训，两年课程，我一年学完，拿到了结业证。那一年真是勤奋得很，上午学一年级课程，下午学二年级课程，晚上还学着画图，找个私活挣点钱。住地下室，一个月住宿费三百块钱。
2005年在亚运村那儿找到了第一份工作，一个小型室内装饰公司，试用期800元。过了试用期，一个月1200元，这是我人生的起步，心里很高兴。那时我住在东五环外东坝机场二高速路过那儿。每天上班要花一个小时四十分钟，倒三趟车，房租一间房500元，俩人合住。在那儿干有十个月，2006年底跳槽到东四环一个室内装饰公司，有七八个人，一个月2400元，在这儿干了一年多。2007年底结婚，先在万寿寺住，离单位近，房租一个月1100元，感觉太贵了。换了好几个地方，后来，就搬到唐家岭。唐家岭现在已经拆了，说是盖廉租房，后来又说盖公园，把人又往更远的地方赶。从家到单位一个多小时，每天挤车像打仗一样。
我给你举个例子，你就知道唐家岭的车有多挤。网上有一个段子，说你要是拿一袋饼干上车，下车来饼干成面粉了，反过来，你要是拿一袋面粉上车，下去被挤成饼干了。夸张吧？其实你要是经历过，那一点也不夸张。早晨六点多点出门，有二三百人等一辆车，365次，挤不上车是正常，能上车才是运气。比咱们在家赶年集时挤多了。还有从窗户上爬进车的。城里面的开始还装着排队，一到来车时，都轰一下往上挤。排啥队？
2008年又跳到一个公司，是我们这一行里北京最大、最出名的装饰公司，工资3700元。干快四年了，工资涨到5300元，这还是税前的，感觉很没意思。坚持不下去了，过完年就跳槽。要生孩子，才搬到通州这里。这可远多了。上班时间单趟需要两个小时，一天在路上走的时间得四个多小时。早上六点十五起床，九点左右到单位，晚上八点半左右到家。亏得儿子睡觉晚，还能见上一面，要是睡觉早，我一星期都见不到儿子醒的时候。说“披星戴月”一点也不为过。
怎么说呢？用一句话来总结：有一份体面的职业，却过不上一个体面的生活。出去坐飞机飞来飞去，住的是高档酒店，接触的也是国际奢侈品牌，咱给人家设计装修，都是怎么奢华、怎么高雅怎么来，每一个细节、每一种材料都讲究得很。出去见客户，德国、奥地利、意大利、瑞士，中国的香港、台湾，全世界各地都有，好多客户，还有翻译跟着，气派得很。我的直接领导也是德国人，出去吃饭一桌一万多，喝的是高档红酒，酒是专门从瑞士带过来的，吃的是西餐，偶尔还说两句英文。
下班回来却是蜗居在城中村的小破房里。没有咖啡，没有红酒，没有地毯，落差太大，所以总是自信心不够，下班不想回家。我在唐家岭的那个小破房你也去过，不是有个老婆，真不知道日子咋过来的。场景和角色很难转换回来。
感觉压力越来越大，还没有挣一千多块钱的时候生活得舒服，那时候每个星期还能够出去吃个饭，二三十块钱都够了，现在两个人得一百多。感觉可累，没有意思。
我的职业还是很有前途的。我也喜欢这一行，觉得有激情、有想象力。我的职业规划就是自己将来单干，还是干专业。原来那个公司不行，一是离家远，二是觉得在公司该学的学完了。所以，我准备换一家新公司。在这家新公司，我可以去谈客户。自己独立核算，谈判、要价、做工，都是自己干，很锻炼人。原来的公司发展再高都不能跟客户接触。他不让你见客户，不让你接触全面的东西，你就是一个环节一个工具。
我现在准备去的公司全是我以前公司的精英，一个人走了，把我们这帮人全拉过来了。都看到弊病了。一个私人公司最后弄成大锅饭形式，肯定不行。前两年每年利润几个亿，去年要搞国际化接轨，ceo是美国的，cfo是新加坡的，还有德国的，花了好几百万请国外的专业管理人才，结果管理矛盾非常大。一是他们来了之后把一批元老给顶了下去。那批元老都是当年跟着公司老板打天下的。现在，给刚来的这些老外工资太高了，比他们高几倍。最低的给人家年薪六十万，而那批元老最高年薪不到二十五万。二是，来的人眼高手低，管理模式不一样。不能说人家不对、不好，关键是不符合咱这边的国情。他们是重视人，买材料是买好的；中国的企业是不重视人，买材料买次的，不重视工人的健康。新领导来花了一大笔钱，进行重建。结果老板自己坚持不下去了。蜜月期已经过去、估计老板又要炒他们了。
其实，如果全部朝国际化的方向走，可能也行，给元老们一大笔钱，全部走，建立全新模式，也可以。但是，老板自己又舍不得花钱，舍不得在工人和材料上花钱，抠得很。今年春节开年会，老板在年会上哭穷，说公司利润低，没有钱，所以大家多担待一点。年度奖金没有了，你能想象得出吗？每个员工现场发了二十块钱的红包！大家不光是愤怒，而是都很鄙视他。你公司赚钱的时候也没有给员工多发福利，赚钱少了你让大家分担，凭什么？！发二十块钱，连打出租车的钱都不够。那天晚上我打车回家，花了六十块钱。中国的私企确实还不正规，不拿员工当人使。
户口问题当然对我有影响。因为是农村户口，住房公积金都交得少。城市户口是工资的百分之十二，农村户口是百分之六，少一半，养老金也少将近一半，我的工资条都有。医疗标准都降低，是最低医保。我在那个公司还是比较正规的，到那些小公司，你要是农村户口，什么都没有，啥都不给你交。
我原来的同事大部分都是北京人，有车有房，父母都操持好的，不用自己操心。人家挣一点都是自己花，轻松得很，逛逛街，上上网，看看电影，喝喝咖啡，谈谈朋友。咱哪敢去看电影啊，结婚前还进去过几次，结婚后连看一眼都没看。
前段时间我刚回咱老家给儿子办个农村户口，还是找人办的，请人家吃饭。生孩子时没有回去上户口，一直拖着。现在农村户口不好办，有各种补贴，有地，你可以不种，但得有。最关键的是，万一儿子以后混不下去了，还能回家，还有一亩三分地可以守住。倒不是稀罕这一亩三分地，主要还是有危机感。
前几年没有压力、从去年开始，感觉压力太大了。说实话，在职业方面，我一直很向上，我一直在进步。但是，没有感觉越过越好，是越来压力越大，还有一种莫名的恐惧。感觉社会不稳定。坐公交车莫名其妙在想，这一车人，要是出事咋办？我现在每天在国贸那里倒车，看着人来人往，头晕、胸闷，莫名其妙地就觉得恐惧，感觉空气都是恐惧的。每天在办公室坐着害怕下班，在家里害怕上班，感觉危险。莫名其妙，感觉在家、在公司都危险。刚上班那两年挺高兴的。现在，没有归属感和安全感，就好像是一条腿插进城市，另外一条腿一直举着，不知道往哪儿放。
来北京八年，还是有奔头，比待在家里强，但是没有家里安逸。2011年以前我一直生活在生存线上，今年我会转回来，摆脱生存线，往生活上发展，再过三五年，估计能往优质生活上发展。
（那你想过有一天回穰县吗？）
真实想法是，我想回家，太压抑了。但是回家之前，我要先挣一笔钱。我与你侄女不一样，她喜欢竞争激烈的生活。如果不是和你侄女结婚，不是她推我，我还是过很安逸的生活，我是喜欢悠闲自在的生活，我从来不在乎穿，我在乎生活质量。
所以我比较喜欢回穰县，开个小卖部，抽个烟，喝个茶，晒个太阳，看着人来人往，就行。我自始至终还是想着挣一笔钱回家，没有想着在北京安家。因为它不接纳我，在没有钱的情况下，一切问题都不能解决，户口、房子、交通，都不行。我想要的安逸生活根本没办法实现。在北京，就是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只要有机会我还要回去。不过，现在看来，指望我的工资挣大钱可能性还是不大，就看你侄女的服装生意怎么样。
我现在是没有一点休息时间，星期一至星期五忙工作，到星期六、星期天更忙，得去照顾生意。但是，我又舍不得放下我的职业，虽然挣钱少，毕竟，那是我的专业，说不上是精神支撑，就是舍不得。如果完全辞职去做小生意，像现在的生意，每天乱糟糟的，面对形形色色的人，为几块钱在那儿吵啊磨啊，我是真的做不来。那些人素质都很低，老想把我们赶走，欺负你侄女。有一天，我拿着一把刀，有六七寸那么长，站在过道中间，骂，妈那个×，谁再欺负我们，咱白刀子进，红刀子出。
侄女最近在通州一家商场的地下室租了一个摊位，卖服装，生意还不错。说到拿着刀子在商场叫骂的时候，正林坐直身子，挽起袖子，用手比画着刀的长度，表情特别强悍，我不禁有些好奇：“你真能做出来了？”
“狗急了都跳墙，这是为生存而战。不这样你根本就干不下去。所以，我经常说，要是买彩票中大奖了，我就回俺们庄，弄个大房子，弄个池塘，养个鱼。我可能和别人不一样，我喜欢那种很安静、很清静的生活。人，总有一个梦想，因为我有这个梦想，所以我得挣一大笔钱。如果挣不来，我肯定回不去。我不会在北京住，我最终还是要回家。家乡的生活比这儿安逸，每次回家感觉呼吸都是舒服的，空气很充分，精神很振奋。”
其实，几年前，在闲聊的时候，我们曾经劝过正林，不如干脆放弃他的工作，和侄女一起去做生意，跟着侄女的父亲、我的一位堂哥到云南校油泵，那样，一年至少可以挣十来万元。以正林现在的工资，只能维持生存，永远不能买房，不能让孩子上好的幼儿园，不能去商场购物，不能相对放松地生活，发展的可能性很小。正林一直没有正面回应我们的建议。他没说原因，我觉得，他连想都没想过，有一天他要在灰天泥地里挣钱。他是有专业的人。
正林一根接一根地抽烟，我的堂侄女走过来，把他手里的烟拿掉，掐灭，扔到烟灰缸里，又把烟盒和烟灰缸拿走。正林没有反抗，连看都没看一眼，任凭老婆处置。
我又一次追问他：“真让你回穰县，你回吗？”
“回，肯定回。”
正林确定地回答了我，他的语气有点虚弱。“穰县”“梁庄”或许只是虚拟的一个理想之地，一个失落了的寄托而已。
从正林家出来，暗灰色的光笼罩着整个城市，阴郁、杂乱。要下雪了。回想坐在正林家的感受，有一种冷硬之感，像石头一样没有生机。恐怕正林自己也难以相信他能够实现那个梦想——回穰县，回村庄，坐在池塘旁边安静地做梦、发呆。因为所有人都有过这样的梦，但慢慢地，都把它遗失了。正林挤车的情形，他粗糙、仓促的家，他拿着刀在那个地下商场的叫骂，和他的奢华的、高雅的、能够展示城市内在活力和想象力的职业，刚好就是现代都市生活两个相反方向的端点。他每天就在这两个反差巨大的端点里频繁转换，这使他的生活显得特别错位。我在很多年轻人那里都看到这种错位，还有因这错位而带来的卑微感和深深的苦恼。
围墙
酒过三巡，梁峰喝醉了。他开始找手机拨号码，嘴里嚷着：“我非给我爷打个电话，我想看看我爷在干啥。我稀罕我爷。”
他爷，我八十岁的福伯，耳朵有点聋。他们打电话的过程，就像吵架一样。
“爷，你在干啥？”
“啥啊？”我们听到那边巨大的声音。
“还在菜园里？”
“啊？”
“大晌午还去干啥，别晒坏了。”
“哦。”那声音漫应着，传达出来的意思其实是“不知道”，他没听见。
“你一个人可少喝酒啊，自己割点肉，吃好一点儿。我老奶还好吧？”
“啥啊？”
“爷，我想你啊，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
“啥？听不见啊！”
“爷，是我啊，老大峰。你在干啥？”
“啊，大峰，又喝酒了？”
“我想你，爷！我谁都不想，我就想你啊，爷。”
梁峰声音里带着委屈的哭腔。他拿着手机跑到外面去，站在院子里打，还是像吵架一样的声音，话又重复了一遍。他的妻子在屋里撇了撇嘴：“可稀罕他爷，喝醉了就要给他爷打电话。”
外面吵架式的对话持续有十几分钟。梁峰进屋来，眼圈红红的，一直喃喃地说：“我谁都不想，我就想我爷。我稀罕我爷得很。每次回家，我就住我爷屋里。”
大家都笑他：“醉了，醉了，大峰又醉了。”他妻子一直轻蔑地撇着嘴，推着梁峰说：“赶紧去睡一会儿，一会儿猫尿就出来了。”
梁峰搂着他老婆，眼泪流着，说：“老婆，我知道我喝多了，我想我爷啊。”他老婆很不好意思，不断推开他，他又不断去搂她。
一会儿又搂着我，自豪地说：“不是我说的，姑，你可以去问问，厂里没人说我梁峰怎么样。活干得好，从来不偷奸耍滑。对人，那也是没说的。”一会儿又很低落，“姑，你不知道，我在这儿，就是打工。厂里人永远不会给外地人机会。你干得再好，没人提拔你，你永远不可能是个车间主任。他本地人有三险，我这外地人，啥也没有。就个干工资。有啥指望？
“实际上城市不比农村美。我现在一回老家，感觉很美，有地有树，多舒服。我觉得说说农村清是美，我房子也盖了，我出门就是挣点钱。城市，除了楼还是楼，除了房还是房，除了车还是车。我是没办法，我来你北京打工。”
梁峰老婆对梁峰的每一句话都表示不屑，“就显你能”，接得非常紧凑，非常顺溜，像是唱双簧，又像是演一出熟练的戏。
下午一点半，该是梁峰上班的时间了。他老婆提醒他，他不理她：“我不去了，姑都来了，我还在乎那几十块钱？钱算啥？”他紧紧搂着老婆，又把头靠在老婆肩上，让我给他们照相。一张俊秀的脸上惊人的眼袋，长期过多喝酒留下的痕迹。他又要给福伯打电话，被老婆夺下了手机。她把他推到龙叔家的西屋里，躺在龙叔的床上，梁峰很快睡着了。
这是秋天的中午，阳光有些虚浮，但仍然很暖。我们——我和父亲；五奶奶的大儿子，我们叫龙叔的，他们一家，龙叔龙婶，儿子梁安，梁安老婆小丽和他们的儿子小点点；西安万国大哥的大儿子梁峰和他老婆——在顺义牛栏山镇姚庄村龙叔家喝酒。
村庄简陋、安静，年岁久远。有老屋，有灰尘，有阳光透过树叶洒下的阴影。龙叔租的那个院子分前后院，前面是一幢较新的二层小楼，房东后来加盖的；绕过小楼，后院是老房，一座三间的小平房。平房和前面的小楼之间形成一个院子，自来水管和水槽就架在院子前左方。右边是一个简陋的红色石棉瓦搭成的小厨房，厨房旁有两棵高大的柿子树，艳红的柿子挂在稀疏的绿叶中间，活泼，也有奇怪的安稳。
平房低矮，小窗窄门。里面的设施非常简单，没有常居家庭那种积年物品的拥挤，只是简洁的暂居状态，但奇怪的是却有家的基本感觉。是因为人，完整的一家人，还是因为这安稳的空间，这两棵柿子树？
龙叔上个月刚回过梁庄，和西安的万立二哥、虎子一样，回家治病，割痔疮。生病的时候，梁庄人总是千里迢迢回到穰县治病，哪怕只是像割痔疮这样的小问题，更不用说二哥的糖尿病、虎子的断腿。
梁安戴着一副眼镜，个子不高，黑得透亮，细瘦，不爱说话，很有主见的样子。小丽已经又有八个月左右的身孕，长脸，脸上布着一层淡淡的雀斑，忠厚里透着点小风情。她的肚子高高隆起，但儿子要求她抱时，还能够麻利地把儿子抱起来，用臂膀夹在旁边。
梁峰在特种玻璃厂上班，他的老婆在姚庄村的一个电子厂上班。他们住在这个村庄的另一头。梁峰看起来非常腼腆，皮肤白皙，浓眉长眼，挺鼻薄唇，很俊的一个小伙子。他老婆圆脸圆眼，又剪了一个娃娃头，很可爱。
和梁峰同在一个厂上班的万科三哥没来。万科是梁峰的亲叔叔、福伯的三儿子，前几天在电话里约好今天一起在龙叔家见面。问梁峰是怎么回事，他的回答模模糊糊的，很不清楚。
梁峰夫妻来北京已经七年了。我问梁峰的老婆：“孩子们来过北京吗？”
她说：“来过。梁峰妈带着她们来过一段时间，不适应，住的地方太窄，嫌挤，花销也大，就带着孩子又回去了。没办法，只能顾一头，给钱就行。”对于孩子和自己分离，梁峰老婆持一种平常的态度，并没有特别难过。一个现实的情况是，孩子真来了北京，他们并没有时间照料孩子。除了在哪儿入学，学籍、户籍这些具体的制度问题之外，他们很难按照学校的节奏来安排自己的工作，每天早七晚七的班，十二小时的工作长度，居住条件差，也请不起保姆。更何况，他们对自己教育孩子的能力也有所怀疑。
在吃饭、喝酒和聊天的过程中，梁安很少说话，也不喝酒，一边听着，一边很周到地照顾大家。他吃饭非常少，能感觉到他心里不舒展，有郁结。
龙叔说：“梁安啊，心事有点重。从小都好操心。小时候，村里人都说，这娃儿将来有材料。我都给他说，凡事别想惩多，咱干哪儿是哪儿，肯定饿不死。”
在梁庄的同龄男孩中，梁安干得非常不错。1987年出生，2011年来北京打工，先是在建筑工地做小工，刮腻子，拎泥包。2006年开始单干，做一个“小包工头”，自己找活，承包下来，然后领一帮工人去干。2008年，二十一岁的梁安开着自己的昌河车回到梁庄，盖房、结婚，共花了二十多万。离开时把车放在家里，回北京又买了一辆长安之星，中型面包车，手续办下来，将近七万元。
那是梁安的全盛时代。这之后，他的生意一直在走下坡路，“去年在顺义××农业公司干个活，有个老板，关系好，时间长了，给我找些活。其实算是转包，活干完了，钱还没有结完。咱只是‘清包工’，只干活，不管料，料是人家的，净活，将近三十万。只结了一部分，还有十来万没给我。我自己投入很多，电锯、切割机、电缆，光电钻都买了二十多把，这都不算钱。我现在不跟他干了。我找的人干活，你不给我钱，我这边的工钱没法给工人结，工人不愿意，我也失去信用。再有活，我找不来人了。啥时候你把账给我结了，我再给你找人。这个账不结，越陷越深。
“算利润，从2010年10月到现在，对头一年，挣有十万块钱左右。但是，他这一欠，等于我这一年白忙活。包活最怕这。
“现在我每天在市场给人家公司拉活儿，有时候是货物，有时候就是干零活的人，不固定，干绿化的、装修的，谁需要拉人拉货给谁干。每天都结账，很利索。老板说，你凑个人数，干点活，也给你开一人工钱。我不想干。”
下午五点多钟，龙叔家来了一位青年男子，手里提着一大袋子馒头。他的长相看不出实际年龄，平脸大眼，没有皱纹，眼神有些空茫，不含多少情感。龙叔说，这是梁安的舅舅。进到屋里，这青年人就叫嚷着脚疼。今天一整天他都在跑着找工作。和梁安一样，今年装修生意不好，他就想着进厂干活，工资保现，等春天暖和，活多了，再出来干。
我问他这些年出来打工的情况。他不太善于表达自己，话语非常枯燥，急着结束谈话的样子。
“我十几岁出来，在天津自行车厂喷漆，这是九几年的事儿，一个月一千多块，还算不错。那油漆太脏了，干一天活，吐一口唾沫，出来的都是绿颜色的。后来跑到这儿，搞装修，干木工。一天十五块，每年涨，比大工工资还高，木工工资最高。
“大前年，我老婆的好朋友在穰县开个小超市，说不想干了，叫我们干。我回家看看，也不行。后来，在城里开一个干洗店，干一年就不干了，在屋里干啥都不好干。中间一段也干过装修，也不行，工资低，活不凑手。这才又来北京。
“想找个厂干。今天跑得脚疼，天冷。我以前在电子厂干过，拿不了多少钱。今儿我又去了，工资一个月涨到两千三四，也还行，他非要叫我上夜班。我不干，我一熬夜就不想吃饭，人也受亏。后来又去汽车配件厂，他说让当保安，一个月一千八九，按时上下班。我还没定下来。”
六点多钟，龙叔家的人开始多起来，都是老乡串门。有的一看家里有陌生人，打个招呼，不等介绍就走了；有的会寒暄几句，问是哪儿来的，啥亲戚。我也问问他们是穰县什么地方的，来北京多长时间，干些啥活。姚庄这一片聚集的大部分男性老乡都是个体搞装修，他们的合作对象不固定，谁有活跟谁干。也因此，活不固定，忙起来连饭都吃不上，闲起来可能一个月都没有事干。但他们一般不会闲着，没活的时候会去打零工。
一个中年男子来到龙叔的院子里，他的左腿微微有点瘸。龙叔给他搬个小凳子，给我介绍说，这是前院邻居，是梁庄旁边的王营人。他的腿肿得厉害，里面的青筋往外蹦着，盘曲扭结，肌肉颜色有些发黑，好像有些要坏死的样子。我问他这是什么病，他说医生说是血栓，什么血栓，原因是啥，他也不清楚。他来北京这些年，一直干零工。
“原来工资低，一天最多四五十块钱；现在工资高了，一天最低九十块钱，咱干不成了。打零工钱现，一天是一天的钱。以前市场撵得不行，不让在那儿等活。农村搞建筑，单位搞建筑，打扫卫生，绿化，都是临时找人。只要是活，老板叫干，钢筋工、架子工，啥都干。只要想干，不怕累，都有活干。”
我们在说话的时候，一个漂亮的女孩子过来。上身穿着深绿色裙装，下面一条黑色的打底裤，一双土黄色的高筒靴子，长长的头发束在后面，小圆脸，黑眼睛，还有点婴儿肥的样子。女孩子走过去站在邻居大叔的身后。邻居大叔给我介绍说这是他女儿。我向她问好，她用普通话跟我打招呼，又用普通话逗小点点玩，不时用眼睛瞟我，似乎让我明白她不是一般的打工者。我问她在做什么，她说她在一个明星培训学校学习。不是培养明星，而是培养明星助理。学校保证将来给她们介绍工作。女孩子对自己将来能当上明星助理非常期待，觉得是一份很耀眼的工作，因此，说话的时候，颇有向我炫耀的意思，特别详细地给我介绍了她们培训的课程和以往那些培训人员现在的去向。
“我们上一届的学员，工作找得好好，有给范冰冰当助理的呢！”
女孩子睁着一双眼睛，黑白分明的，非常清撤，有着无限的向往和羡慕。她的普通话并不标准，不时蹦出乡音，话一说多，一个没见过世面的乡下女孩子神态就显现在脸上。但是，这并不让人讨厌，女孩子身上反而有一种特别的质朴和可爱。现在，她每天早晨五点半起床赶公交车，每天要花五个小时奔波在顺义和海淀之间。
梁峰还没有醒，躺在龙叔的床上打着均匀的鼾声。和龙叔、梁安约明天再来，我又给三哥打了电话，说明天中午在他们工厂周边的饭店请大家吃饭。三哥答应了。
隔天上午，十一点多钟，我们到离姚庄几里地的大鸭梨烤鸭店吃饭。梁安熟门熟路，他和他的老板朋友、哥们儿经常来这个地方。龙叔一看是烤鸭店，叫嚷着要回去，说花这钱，不如在家买菜做饭。
我给三哥打电话，问他和梁峰什么时候能到。三哥却说，他来不了了，他已经到外地押车了，可能要三四天才能回来。电话声音很嘈杂，也很远，好像是在路上跑的样子。我说怎么那么不巧？他说，咱是打工，人家派啥活干啥活。
隐约觉得他有推托之意。昨天他没来，其实已经有点意外，走访了这么多城市，像三哥这样不愿见我的梁庄人还从来没有。
一会儿，梁峰骑着自行车过来。我问他三哥到哪儿出差了，他很生气，说别管他，不来算了。梁峰忍不住发牢骚：“也不知道咋回事，在新疆这些年过独了。爱钱得要命，一天都不闲着。三婶惩瘦，天天在村口等着干零工。啥都干，建筑工地搬砖块的活儿都去，那活多重，多健康的女的都不去，清是不要命了。过到最后就剩他一个了，谁都不看。”
2008年我回梁庄的时候，见过三哥几面，没有过多交流。三哥的儿子梁平当时在吴镇上高中，谈恋爱、逃学、上网吧、偷爷爷的钱。三哥三婶这才从新疆回来。
梁峰的工厂在顺义通向北京的高速公路旁边。工厂很简陋，也很小，从大铁门望进去，可以看到最里面半开放式的大车间。几个工人正在往一个大桌子上抬玻璃。这是第一道工序，把拉来的玻璃按要求的尺寸切割。
我看见了穿蓝色工服的三哥。
他正和其他三个人抬着一张大玻璃往台子上放。看到我们，他有些诧异，有点不好意思的样子，但又好像没有过多表情，继续抬着玻璃，放到台子上，和其中一个人交代了一下，往我们这边来。梁峰走过去，戴上手套，开始干活。
我们谁也没提昨天和上午的事情。他没有解释，我也没有想着再问他。厂房很高，不时有机器切割玻璃的噪声，回声很大，我们提高着嗓门，相互问候了几句，又停了下来。一时间大家不知道说什么好，他手里拿着那双白线手套，左手右手来回倒着，眼睛朝我们这边看看，又游移过去。
我让三哥带我到其他车间转转，他嗫嚅着，说不出话来，很不方便的样子。我问他，三婶今天出去干活了没有，他说一早就出去了。问他梁平现在在哪儿，他的脸稍微红了一下，迟疑片刻后，说在郑州，先是在富士康厂干，后来跟着大哥家的老二梁东干活。
我问一句，他答一句。站在切割玻璃的现场，问了彼此的近况之后，就再找不出话来。很尴尬，交流很困难，他可能也有同样的感觉，于是，就都把目光投向梁峰。梁峰拿着大尺子，熟练地围着玻璃，量、画，用玻璃刀或钻刀划，用手使劲往下掰或在台子边缘往下磕，并且及时托住即将掉下来的小玻璃块儿。很快，那一块玻璃就切割成了标准尺寸，梁峰小心翼翼地举着它，往另一边靠过去。那三个人过来，四个人又抬起另外一块玻璃。
三哥还在不停地捏那双手套。中间有好几次，他转过来看看我和父亲，似乎想要问我们什么，欲言又止，又把眼睛闪了过去，扭头过去，再次看向梁峰。又一阵静默。他不再看我，专心致志地看梁峰和工友们的动作。
三哥为什么不想见我们？舍不得那一个下午的几十元工钱？这可以理解。奇怪的是他的神情和表现。敷衍，不自在，紧张。虽然也在聊天，但他的心没有跟我们在一起，他一点也不投入。他好像急着我们走，他好赶紧去抬玻璃、量玻璃、切割玻璃，进入熟悉的场景内，把自己隐藏起来。他在自己周边垒起一堵结实的墙，在围墙内，他是安全的、自在的，他可以对所有人和所有问题都视而不见。
我们在一起聊了，不如说尴尬了将近一个小时。离开的时候，本想约三哥晚上一起到龙叔家吃饭，但是，我却没有说出口，那对他可能会是一种负担。
和我们告别之后，三哥迅速走到玻璃面前，开始专心干活，他的整个体态一下子放松了很多。
河南村
第一次听到“河南村”的名字，以为是因河南人在那一个村庄聚集太多而有的绰号。觉得肯定里面很有内容，因为在北京郊区，有很多这样的聚集点。就像内蒙古的老赵说的“扯秧子”，一个村庄、一个乡或一个县的人，来到北京，在郊区某个村庄或某个荒废的地方住下来。然后“扯秧子”，扯出那一地方的一群群老乡、亲戚，沿着最初老乡的居住地，往外扩散，租房子，或私搭私建，形成一个全新的、不被命名却人人知道的聚集地。粗糙、肮脏、简便、毫无章法，内部却亲疏有别，充满着错综复杂的亲密关系。
打听之后，才知道，“河南村”在很早以前就是这一名字。一条河，河南边的村庄叫河南村，河北的村庄叫河北村，与河南人的聚集没有关系。
不过，倒也名副其实，河南村确实居住着大量的河南人。在吴镇，就有直接发往北京河南村的大巴。在穰县和河南的许多地方，都有开往河南村的客车。
梁安陪我到河南村去，那里有钱家合伟、韩家立子、青焕等十几口梁庄人。我们到河南村的时候，正是早晨将近七点钟，河南村南门口人声鼎沸，正处于交易的尾声。
南门口既是进城上工的人坐车的地方，也是在周边干零活的人等活的地方。进城的人多在五点多钟就出门坐车，六点钟左右是干零活的人和小老板说活、交易、谈价的时间。“小老板”，是替需要人工的公司找人、谈价、拉人的人。小老板一般自己有车，和各类公司的老板或相关人员有联系，老板有活只须给他们打电话，交代清楚干什么活、要多少人、多少钱，剩下的就是小老板的事情。小老板一大早就在南门口等人，根据活的需要相互挑选。成交之后，小老板负责把人拉到工作地点，晚上再拉回来，工人工钱一天一给。梁安就是这样的小老板之一。这里面也有猫腻，干得时间长的小老板会两头吃。报给老板一个价，报给工人一个价，工人的工资由他负责发放，这样，他还可以吃个差价。
大、中、小型面包车横七竖八地停在路边、花坛上、饭店前。穿着朴素、苦着脸、木着脸，或几个人在一起高声闲聊、哈哈大笑的多是等零活的农民，而被围在中间、穿着整齐、头梳得整齐、拿着小包的则是小老板。说成之后，一群人呼呼啦啦跟着，上了车，就开走了。
八点钟左右，南门口冷清起来，人几乎走光了。无论年龄大小，一二十岁的小伙子，四五十岁的妇女，五六十的老头子，胖的瘦的，弱的强的，都找到了活，被一辆辆车拉走。
这个南门口就是一个小型的人力市场，这些人力大部分是来自河南村的外地打工者和在周边村庄居住的打工者。
进南门，路两边的建筑物是老式的各式平房或简易板房，这些房子被各种商店、小吃饭店所分割。约走一百五十米，一个丁字路口右转，再走约一百米，前面是一大片较为宽阔的空地，空地后面有一排房子。
梁安说：“这是大队部。原来人们在村里面大队部那一块儿等活，最多的时候有上千人在那儿等，村里的车根本过不去。出了几次事，上面就不让在那儿等了。有一次，一个拉活的小老板急着走，开车把人撞死了。还有为抢人、抢活打架的，啥事都有。南门口那儿也出过事儿，一个人没有挤上公共汽车，挂在门边上，结果被甩飞了，人也死了。人家河南村的居民不愿意了，说外地打工的把人家村里的环境弄差了，这些打工的素质低，吵吵闹闹的，让人家没有安全感。
“后来，就开始对河南村的打工者进行整治。也不知道是保安队还是警察，赶在大队部等活的人，因为赶，又出事了。一个人怕被抓住，急着跑，撞到了公交车上，被撞死了。是个年轻人，咱们穰县老乡，来河南村住还不到一个月，老婆刚怀孕。他妈从老家来，开始闹，好像是最后连带河南村也赔了一些钱。惊动可大。最近说是又要整顿了，还要拆迁。”
河南村里面，新房和旧房混杂，崭新的、砖红的几层楼房和空间宽阔但房子低矮的大院子交错在村庄中，显示出急进和停滞的矛盾形态。
青焕和她的丈夫王福住在大队部旁边的一个院子里。青焕今年55岁，是梁庄韩家的姑娘，他们家在梁庄辈分很高，我们得叫她姑奶。2009年，青焕在河南村南门口被一辆同向而来的小轿车撞飞，之后住院，做开颅手术，打官司，要钱。这是一场漫长的官司。在这一过程中，青焕一家经常与我联系，托关系、找律师、找法官，包括如何上法庭、见被告。到最后，我几乎有些害怕接到他们的电话。
我从来没有来过他们在河南村的居住地。这样一个突然呈现出来的事实使我略微有些尴尬。王福姑爷迎了出来，他至多一米五多一点，黑红的、风吹雨打的一张脸，两只小眼睛倒是很亮，闪着狡黠的光。此时，他的脸涨红着，手相互搓着，不知道怎么招呼我们。青焕的侄儿合伟从后面跟了出来，对他姑夫的木讷很是瞧不上，把我的背包拿下来，放在沙发上，让我们坐下来，又张罗着找杯子、倒茶。五十多岁的王福姑爷一直张着两只手，小眼睛笑得眯在了一起。
合伟，在见他之前，已经听很多人讲过他的事情。
“他今年二十九了，还没有找来老婆。”这是人们用来证明他人品差的重要证据。合伟在梁庄的名声很差，其原因不是吃喝嫖赌，而是懒惰。说是有一年出去打工，春节回梁庄，声称自己很累，躺在床上，让爹妈端吃端喝一个月。他父亲韩九爷又气又急，逼着他去他们承包的砖厂干活，结果，他搅拌的沙子、石子做出来的砖是软的。他根本不按照比例来，想当然地就各自放了一些。韩九爷的砖积压在厂里，卖不出去。这在梁庄成了一桩笑话。说起这些事情，梁安皱着眉头，非常鄙视：“那就是个憨家伙。”
眼前的合伟穿着一件红夹克，蓝色牛仔裤，瘦长，头发枯黄。他说话很慢，好像深思熟虑，但又好像只是为了证明自己思维的合理性，力求句句准确，但又句句生硬。神情里透露着一丝孤僻，一种长期被孤立所产生的自我保护。看来，他清楚自己在村庄里的形象。他的姑夫王福也有点孤僻，一个农民保持着顽固的自我并对周围事物视而不见所产生的那种孤僻。
我问王福，怎么没看见青焕姑奶？前几天打电话联系的时候她还在。
“回梁庄了，在这儿弄不成。干活老晕倒，时间一长，这一片儿拉活的小老板都知道她这毛病，怕出事儿，找零工就不找她。有时候她要去，一到中午，人家就说，你走吧，别晕到这儿，负不起这责。”
“回梁庄？不治病了？”
“治啥？是后遗症，治不好了。现在连数都不认识了。10减3等于几都不知道。她还非要出去干活。刚好前几天你明焕姑奶来，我说叫她回去，转转，说不定好些。”
“那官司呢？现在到哪一步了？”
“日他妈，那人坏得很，又开始反诉咱们了。让咱们赔他钱。我还正要给你打电话呢。你说，咱在前面骑自行车走，他在后面开车撞住咱，咱咋还要赔他钱？清是说不通。”
一说起官司来，王福姑爷就处于一种语无伦次的状态。他开始找他们打官司的材料，东翻西掀，嘴里嘟囔着：“这儿，这儿。”矮小的身体在房间里来回转着，看着让人烦恼。我说不如我们先出去吃饭，吃完饭回来再细说，下午时间长。他马上停下来，说，好好好，吃饭，赶紧吃饭。
我们走出院子，王福姑爷指着靠里的一栋楼房说，这是房东的新房。我问他和房东有来往吗？他摇摇头，说：“这些年都没见过几面。一年交一回房租，没啥事，有啥来往？”
“那这里的村民和打工的有来往吗？”
梁安、合伟和王福姑爷几乎同时摇头回答：“没有。”
“那年轻人之间呢？”我指着不远处的那几张台球桌，有一些年轻人正在那里打台球。
合伟缓慢地摇了摇头：“不来往，各打各的。没发现谁和谁混在一起。”
“譬如说他们村里有什么矛盾，你们都知道吗？”
“都是听说的，模模糊糊的，人家谁也不会跟咱说。”
河南村里住的外来打工者几乎占村庄总居住人口的百分之八十，而百分之八十中又有百分之八十是河南人。但是河南村的村民和河南村里的河南人从来不来往，或者，没有真正的来往。王福姑爷一家在这儿住了十几年，他不了解河南村的内部矛盾和人情是非，河南村的变化、利益、纠纷、扩张等等与他也没有关系。在西安的德仁寨、金华村，堂哥、虎子和那个村庄的交往也只限于收房租的时候，虽然他们是这个村庄的实际居民。
我在东莞的时候，有非常明显的感觉，那些小老板和当地居民也从不来往。早晨的时候，他们可能会出现在同一个早茶店里。本地居民带着孩子，全家老少出动，吃饭、喝茶、聊天，从容自在。那些外地的有点钱的加工厂小老板也会带客人或自己去吃、喝，他们学会了当地的生活方式，但是，他们仍然是两个世界的人，他们从不来往。所有关于本地的故事都只是流传，流传到了外地打工者的嘴里。一个出租房子的虎门镇居民更不会走进这些小加工厂，去看看生活在他的房子里的那些工人如何生活、如何工作，从来不会。他们对彼此都不感兴趣。
他们生活在同一村庄同一场景中，彼此却完全隔膜。当地人依靠出租挣钱，但同时，也是这些打工者，扰乱了他们的生活。大量的打工者对河南村治安的混乱、环境的肮脏和人口的拥挤负有直接的责任。因此，驱逐也是不可避免的事情。但驱逐只是一种形式和心中不满的发泄，只是界定、强化各自身份、地位的一种游戏。
河南村，不属于河南人的村庄。在这个村庄里生活的河南人只是借居者、流浪者，没有权利拥有河南村的居民所拥有的任何事物。但是，它又是王福姑爷的第二个家。他已经七八年没回穰县了：“在这儿都习惯了。回家，两三天行，时间长了都急得圆圈转。树叶落到树根上，老了还得回去。咱还得回去。”
王福姑爷在河南村的周边收废品。一开始，沿街叫着，或到工厂门口等活。时间长了，和几个厂子有固定联系，人家有废品了，打个电话，他就去。一个月也能挣两千多块钱。依靠这收废品的钱，他供他的儿子大学毕业。
“我今年五十七了，再干个五六年，估计干不动了。”
“你想回家吗？”
“不愿回家，没有回家二字。在这儿习惯了，觉得是第二个家，也没有梦到过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