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官司
吃过饭，重又回到王福姑爷的房屋。王福姑爷不善言辞，说话颠三倒四，说到一个地方，就四处找相关的文件，仿佛要让文件证明自己说的话。一会儿，打官司的文件、青焕的病历、照的各种片子就占满了整个房间。
2009年12月17日，是下午六点半的时候，那天没下雪。青焕骑的自行车，下班回来。她在飞机场清理垃圾、归类，在沙浮村那儿。刚开始工资是一个月950块钱，被撞住前，工资1200块。
对方是北土村的村民，开的是夏利车。两人同向而行，咱自行车在前，他车在后，快到南门下，他车开得快，把咱人撞飞了，估计飞有两米多远，把前面正在走的俩人也撞倒了，最后才落到地上。当时头上就出血了。头晕，不停地叫着头疼。对方两人也没有走。
当时我没在家，老乡们打了110，来了拍照弄啥的。我赶紧回来，我蒙了，不知道咋回事。刚好120来了，我就赶紧跟着车，把人往医院送。交警也跟去，说是人先治病。过了一个多小时，司机和他自己的人才去。我押了700块钱，钱不够，把手机也押上了。司机来了，押了六七百块钱，我把手机拿出来了。第二天就做了手术，手术做得很成功。剖颅，说是里面积血，总共住院住了五十三天。第一次住了三十天，一开始就不清醒，一直昏迷，做手术之后，脑袋右边全都塌下去。
在医院里住的时候，俺们只要不打电话，车主人就不去，一般都是医院催钱，我打几次电话，他往卡上输个两三千块钱，又不见人。从来没有给赔个错道个歉啥的。到八九天的时候，车主就开始催着出院，说治了你治，我不管了。打电话不接，不管你了。主治医师不让出院，说要是自己出院了人家不负责任。当时车主就出了39000块钱，咱自己坚持住了一个月院。我自己花了将近42000元。在家休养了五个月，然后去检查、换颅、补头骨啥的，又住了二十三天。车主一般不接电话，接了说自己没钱，让我们先垫上。态度坏得很，恶狠狠的，还通过别人放出话来，说他公安局有人，让我别想着讹他。
我想着，通过交警，交警拍了片子，你也跑不了。这中间，交警队的交通事故鉴定书出来了，咱想着交警肯定是按理来的，咱对法律也不懂，想着那肯定就对的，所以，就同意了，交通事故书是对方是主要责任，咱是次要责任。后来，说当时车主开车的速度只有五六十公里，我不相信，五六十公里人都能撞恁远？人家肯定找人了。
咱不想打官司，咱是外地人，一个打工的，谁也不认识，人家是本地的，肯定有人情。我就打电话，找交警队，想着只要你给我治病钱就算了。找了几个月时间，交警队也不管了，他一直不给。逼得没办法。只好找律师。
找律师的过程你都知道。俺们把人家约到双兴酒楼，瞧人家（瞧人家：瞧，“请”的意思。），说是需要6000元的费用，先付3000元。咱还给人家律师个人1000元。第一审是两下协商，找法医进行伤残鉴定，最后，叫法院指定，就到石景山区。这中间都把咱弄晕了，一会儿这儿，一会儿那儿，不知道咋办。人家就是这儿的人，肯定有关系。咱又啥都不懂。两天之后，咱和律师到顺义法院正式起诉。也说要审，审了之后，再进行伤残鉴定。再后来，那个人根本都不出现了，只在法庭上见面。见面连招呼也不打，也不问你青焕姑奶的情况咋样。
术后并发症可厉害了。今年八月份，忽然就晕了，癫痫症发作。摔到院里，头上摔个血包，眼睛红得很，嘴里吐白沫，浑身抽。十来分钟的样子才醒。到老乡的药店拿生脉饮，喝喝好了。第二次手术完之后，就犯过癫痫。医生说是继发性癫痫，药物维持最少得两年，吃德巴金，还有什么“丙戊酸钠缓释片”。
最近一次发病是9月12日，在工地上干零活，又晕过去了。干零活可辛苦，累得很，茶、水、饭都不赶（不赶：供应不上。）。一般是早上七点半开始干活，十二点收工，下午一点上班。中午就自己吃个盒饭，有的人舍不得只吃个馒头。女的东一起西一群坐在地上，男的就躺在台阶上、烂纸箱子上或者地上睡会儿觉。青焕的身体根本受不了。老板一看人晕了，惊了，说你赶紧走，你干这一晌，我给你开一天的钱，你可别来了。
今年看来，脑子清是差，反应慢得很。人清是废了，做饭都不敢做。她闲不住，还非要去干活。
第二次出庭见面之后，相隔有俩月吧，那个车主要求在顺义西单大卖场见面，说谈谈，要求和解。我说和解不成，你不配合。再说，你也始终没说到家来看看，拿啥不拿啥的不要紧，关键来看看人，也算是你的态度。这是我最气的事儿。我说，就按法律来。
从青焕碰住到出院到现在，那个人至多出现三次。刚开始那一次，在医院里从来没有去看过，才开始要钱还往卡里打钱，后来，人也不见，钱也不给了。中间上法庭见过一次。后来反诉又见过一次，不超过三次。电话打死，就不照面。
法庭判之后，总共说是二十二万。保险公司是十二万，那个人给了七万多，咱自己出了四万多，因为咱是次要责任，我这才知道上当了。那个人认识交警队的人，早都串通好了。现在，他还欠我三千九百块钱，就不给咱了。
在这时候，那个车主又请个律师，反诉俺们，叫咱赔他车，说因为咱也有次要责任，所以得赔他的修车费。说咱人把他车撞坏了，叫我赔五千多。你看这混账不混账！我想着，咱在前面好好地走，你追住我了，你把我人撞飞了。俺们骑的自行车，你开的小车，咋还让我们赔！这说不通啊。
为这事我又找律师，律师说以后再说，以后再说，实际上是推托了。日他妈，一看没钱，律师也不想管了。
现在我每周五去法院。他撞住人还恁恶，凭啥？反正我这收废品的活也不要时间点儿。周五是法官接待日，我去要钱。我非得把这钱要过来，我不能便宜他。不说咋了，你到我屋里看看人也行。我耽误多少工夫，我这两年花了多少钱？
王福姑爷在屋子里那一小片空间里走来走去，眼睛看着天，嘟嘟囔囔地说着，一脸悲愤的样子，一会儿用手比画着那颅骨切掉陷下去的形状，一会儿又拿出青焕姑奶服药的小瓶子，让我看上面复杂的药品名。他头脑里有一本混沌的账，他被这账里面的小细节纠缠着。见到我之后，他一直试图在理清这笔账，以希望我明白他受了多么大的冤枉。但是，在讲到“每周五去法院”时，他看着我，眨着小眼睛，说不清楚是执着的还是生气的语气，让人感觉到，他在做意义特别重大的事情，他会不急不缓地坚持下去。
说起打官司，大家都认为外地人肯定要吃亏。梁安说：
城里人肯定欺负咱农村人，更何况你还是个外地打工的。咱们有一个老乡，在我那儿干活，下班回来，一个雪佛兰车撞住咱，腿上刮破皮，脸上也有伤。司机和四五个人从车里下来，骂他不长眼，又扇他几巴掌，踢他几脚，把他肋骨都踢断了，威胁他不准告。骂完打完，走了。咱报案了。刚好事情出在歌厅门口，人家歌厅有摄像头。调出来找到了车和车主。那车主掏出三千块钱，威胁咱们说，我这钱给了，你就不要在顺义混了。他想着他是本地人，厉害，可以欺负住外地人。咱这个老乡很害怕。后来我说，别说这，都是中国人。你要是不给钱，咱非告不可。你这逃逸是真的，我告你，你得坐半年。你也不好受。后来，才算赔了一万块钱。
另外，还有一个案子。就是六月份的时候。是咱那儿河东人，给一个公司装通风管道。那通风管就几个螺丝钉固定着，根本不牢固。正在下面固定，通风管脱落，“哐”一下，人硬是被砸死了。俺们都去看了，那真是没法说，惨得很，人都成浆了。后来家属来，咱也找了咱这在北京混得还不错的老乡去谈判。李秀中都去了。你知道人家多恶啊，知道你是外地人，爱搭不理的，拿这拿那来吓唬家属。俺们在这儿撑着，让家属不要怕，谈判就得几个来回。家属不听，让人家给吓住了，最后四万块钱给打发了。把李秀中气得不行，说早知道不管了，瞎耽误了几天工夫。实际上，它那操作完全是违规的，公司本身就不正规。
李秀中是谁？是吴镇在北京混得最好名头最大的人，他在北京良乡一带校油泵，已有几千万元资产。他的名字总会在不同场合、不同层次的老乡聚会中闪现。
晚上七点多钟，在外面干活的立子、红旗、成子陆续回到河南村。他们都在做建筑方面的活儿，油漆工、砌墙、铺瓷砖、木工，干什么的都有，依着活儿的地点变动奔走在北京城的不同地方。
大家约好在南门下的饺子馆等，红旗、成子先到，穿得干干净净的。他们俩在一个工地干活，铺瓷砖。这类活儿有时候按天算，有时按活儿给钱算。按活儿算，就是不管你多长时间干完，总共这么多钱。他们最喜欢后者，会连干一两个通宵，挣上一两千块钱，来钱快。红旗、成子都是1985年以后出生的人，但看起来很是少年老成。
“咋不把老婆也叫来呢？”我问红旗，梁安说红旗老婆也一直在这儿，干零活。
“叫她干啥？”红旗有点不好意思，“俺们直接从工地回来。”
“不会吧？看你们俩的衣服怪干净的。不是铺瓷砖的吗？干一天活能有那么干净？”
“没有，没有，那活可脏。俺们拿有衣服。干完活把衣服一换。那身衣服放那儿，第二天去再换上。”
脱去“工作服”，换上干净衣服，坐车，回家。这倒是一种新鲜的做法。好像还有某种尊严的表达在里面。不以贫穷、肮脏和低下示人，不看轻自己的劳动和身份。
立子将近八点才到。他刚从工地回来，和一直在南门下等他的老婆、小女儿一起来到饭馆。立子看起来非常疲倦。果然，他说他连续几个晚上只睡到四个小时。他在一个建筑工地负责分发物品。老板看重他老实忠厚，让他管理这一摊子，工资比其他干活的人要高一些。但问题在于，工地是连轴转，工人倒班，这一摊却只有他一个人。他几乎没办法睡觉。
立子老婆很时髦，染一头红发，穿一件黄色小皮夹克，眉毛有文过的痕迹。她喜欢替立子发表意见，喜欢显示自己的能干和见过世面。这和木讷、一脸灰尘的立子，刚好形成鲜明的反差。她在广州待了十来年，在大商场卖过化妆品，和梁安老婆小丽一样，也在富士康工厂待过几年。她和小丽并不认识，但都因为结婚离开广州，离开后再也没有回过那里。
整个一场饭，只听见立子老婆“呱呱”地谈她卖化妆品的经验，谈她对立子家人——她的婆妈、公爹——的看法，一种略带嘲讽但又完全否定式的评价，显露出一个乡村媳妇对婆家天然的排斥。立子父亲今年中风偏瘫，他以六十岁的年龄要扛起装有两百多斤粮食的麻袋，弯腰下身，趴倒在地，就再也起不来了。立子妈在家照顾自己的丈夫。夏天在村庄的时候，每个傍晚都能看到她在村头站着和妇女们在一起聊天，还是眉眼乱飞，保持着我在少年时代隐约可感的某种风情。
我问他们平时和梁庄村里其他同龄人联系多吗，都摇摇头，言：“各过各的，没啥事，很少联系。”
我又问：“想过梁庄吗？想回梁庄吗？”
这几个年轻人似乎被这个问题问愣了。立子老婆在一旁说：“想啥？回家一分钱挣不来。要是俺们回家，他爹治病的钱谁出？”立子用愠怒的眼神看了老婆一眼，老婆大声抗议：“咋，我说的都是实话。”
“那想过在这儿安家吗？”
“那不可能。”没有经过任何思考和犹豫，所有人都给了我否定的回答。
在吃饭的过程中，大家也很少和合伟交流。梁安、立子、红旗、成子，都自觉不自觉地忽略他的存在。合伟来回跑着，拿东西，招呼服务员，要么坐下来，抽支烟。他也找不到话和他们交流。在抽烟的时候，一点点不易觉察的可怜相从他被烟雾半遮的脸庞上泄露出来。
合伟，一个声名狼藉的人，一个被和自己有亲密关系的人排斥的人。在北京，他同样受制于这样的排斥，因为他无法超越这样的关系。他这样的打工者，连活儿都难找到。他们的活儿多来自同乡之间的相互介绍。对于这样的懒家伙，梁安连话都懒得跟他说。
院子里有棵树
傍晚将近七点的时候，表姐夫青哥才从城里回到林河村。
这是深秋的傍晚，微冷微寒。一辆辆公交车停下，走出一批批的人，或过马路进到河南村的南门里，或沿着公路往两边的村庄走，个个神情漠然。这群人身上有特别明显的标示：农民打工者。标示来自哪些地方？宿命的表情？简陋的穿着？还是某种因对自我身份的认知而流露出来的气质？在他们的脸上，有一种被自觉认同了的命运属性。农民被局限于一个无形但却有明确界限的围墙之内，这围墙是几千年的历史累积而成的，牢不可破。农民自觉退让，围墙越来越高，也越来越坚固。
青哥下车了。光秃秃的前额，瘦长脸，穿着皱巴巴的西服，里面是红色鸡心领毛衣和洗得有些发光的蓝圆领秋衣。一个忠厚、诚恳的农民。他每次来北京，都要奉表姐之命先到我家坐坐。只是，我也从来没有到过他的居住地。
离开河南村南门口的主路，向右转，一公里多的样子，就到了林河村。林河村规模比河南村规模略小，也更安静些。在一条小路尽头，青哥指着前面的院子说到了。
这是一座长方形的院落，房子很老很旧，一排过去，七间格子房。平房低矮，门是薄的铁皮门，锈迹斑斑，有些门下半部分用硬纸壳钉着。青哥打开其中一间房门，请我们进去。
房间有六七平方米，很矮，我这样的个子，站起来几乎就要撞头。没有窗户，房间里所有物品，凳子、桌子、案板、碗、床等等，都将就着堆在各处。屋顶横七竖八地拉着各种线，墙上白色的石灰脱落殆尽。左墙上面斜钉着两根宽厚的长木条，下面用一根木头顶着，这间房的墙体已经有点倾斜了。床是用砖头支起来的一块木板，上面堆放着被子、衣服和杂物。靠门左边是一张用几块木板钉起来的简易桌子，上面放着一个长案板，案板上放着半个包菜、两半把面条、盐袋、醋瓶、洗洁精瓶、塑料盆和大瓷碗等等，油烟把墙上蒙的一层塑料熏成了油黑色，硬直地挂在窗户上。桌子下面是一个白色的、圆形的装乳胶漆的桶。我在很多出租屋里看到过这样的桶，用来装水、米、面，或腌制酸菜。靠右墙边堆着一些长铁条，还有自行车篓、钢精锅、纸箱子、各种塑料袋。房子中间是一小片不到三块瓷砖的空地，那朱红色的瓷砖发出刺眼的光。
“青哥，你咋连个电视都不买？这样待着会傻的，至少得有个电视吧，看看新闻，知道发生啥事了。”我有些着急、不解，我被房间的简陋、粗糙和那种封闭的气息弄得诧异了。没有任何精神的意味，也没有任何放松、悠闲、丰富和湿润，就好像一条深海里的鱼，被死死地卡在石头缝里，不能动，也看不到任何事物，一任黑暗、冰冷的水流过。青哥并不是迟钝之人。他的眼神所透露出来的柔和和细腻，他整个动作和话语的内向和怜悯，都可以让人觉察他内心丰富的情感。
青哥笑着，用手挠挠头发，说：“也不是没有，有个小收音机，晚上回来听一会儿，听着听着就睡着了。”也许看到我的夸张表情，他补充了一句，“晚上干完活回来，一般都得七八点，再做饭吃吃，都九点了，没有时间看电视。”
我张嘴想反驳他，他又赶忙补充了一句：“知道又有啥用呢？咱一个打工的，干咱的活。不过，你看，前面有棵大树，一到夏天还怪凉快。”青哥朝外面指了指。正是深秋，院子里那棵高大的杨树已稀疏苍老。邻居的一个胖大嫂正出来倒水，她一边朝我们这个方向看，一边把水往花坛里浇。青哥的思维突然转向了那棵大树，我一时有点迷惑。他想向我说明什么呢？
青哥说话声音很平和，带着一点点软弱的、温柔的语气在里面。在表达感情时，总是笑笑的，习惯性地抓挠着头发。此时，他坐在房间唯一的那个矮凳子上，左腿跷在右腿上，上身朝着大腿部挤压，仿佛要把自己缩起来。
我是2004年来这儿住的。一开始，房租一个月五十块钱，后来涨了二十块钱。这几年房东也怪好，没有涨。这房间里的东西也是房东的，一般租房都是给你张床，给你个坏桌子，就行了。
这村子的人，本地村民连十分之一都不到，住的基本上都是打工的。村子等着拆迁，等几年了。哪一家都至少有两个院子。打工的和村子里的人基本上不来往，我住那个院子，是别人帮着看的，房东连收水费电费都不来。有的和房东住在一个院子里，你那儿要是来个人，说话大声、喝个酒他都不愿意。娃儿们哭一下闹一下，都不愿意。有些人有歧视，说话口气能感觉出来。
我来北京有十一年了。一开始来砌墙，跟着工地走，没有租房子，住在工地上，那可辛苦，冬冷夏热，受罪得很。2002年的时候，一天五十块钱，在当时要说是不算低。天不明都起来，五点半左右吧，六点多都上工，十一点半收工、吃饭，下午一点上班，晚上五六点收工。就在工地上。有啥娱乐活动？吃罢饭，嘴一擦，有的上街转转，有的歪那儿休息，有时玩个牌。我不喜欢玩牌，有时买个闲书，打发个时间，看小说，都是在街上胡乱买的，一本书四五块钱。也看算命的书，麻衣相法，求财的，胡看的。在双兴小区，干有三年，有时候工地上包点活，粉刷、砌砖。挣得多的时候，一月能到快两千元。
后来老乡说这边的工钱高，五十五元，我就过来了。也干有二年，还是在外边工地。2006年的时候，人家说搞家装工资高一点，就想着干家装，在室内干，条件应该好一点。一开始也不行，原来在工地上管吃管住，现在没地方住了，得自己租房子自己吃，有时候还找不到活。
慢慢活多了，涨到八十块钱。2007年年底、2008年年初的时候，一天都涨到一百二十元。2009年又涨，到2010年到一百五十元左右。干得好的话能给到一百八十元。啥叫好的？意思就是数量上和质量上都给人家有保证。干这活时间长了，大家都知道大致是多少，是啥样，你偷奸耍滑大家都知道。也会遇见坏人。去年秋天，有一个坏货，都是老乡，说在一块儿做点活，到时平分。我就找几个活做得不错的，干了一个多月，到最后算算，一天才顶一百块，那段时间市场价都到了二百五六。大家都不愿意，但是，是人家联系的活，钱在人家手里，没办法。最多以后不和他合作了。在通县白庙那儿干过一个活，五六天，一天顶四百多。不过这种现象很少。2010年在这儿干十一个月，拿回去两万多块钱，2011年在北京干有八九个月也拿回去这么多。
那几年上哪儿攒钱？一年到头，从北京回去的时候，一般能带上一万元，最多一万五，回家花花，也没啥了。这两年好一点，能挣个四五万，不过家里花销大，人情世故，一年得一万多。我在这儿一年日常都得一万多，落到手两万多。我给你算算：
房租：70元
烟：一天一包半多，一包元，一月150元
电话费：100元
生活费：一天20元左右，一月约700元
日用品：卫生纸、肥皂、牙刷牙膏、洗衣粉等，一月约50元
一月总计：约1100元
就说这一天吃饭的花销吧。早晨：3元。一碗粥一元，三四根油条，一根五毛钱，有些五毛还买不来，这得2元钱。鸡蛋不敢吃，那又贵了。中午：10元左右。在工地，没地方吃饭，有时有盒饭，一般都是买最便宜的，十来块钱；要是没有卖盒饭的，就在小饭馆吃，得多花俩，吃碗拉面，有时要个小凉菜，再喝瓶啤酒，得十几块。咱很少吃肉，随便一盘都得20元以上。实在想吃了，就自己割点肉，食堂吃肉那多贵。晚上：6元钱左右。鸡蛋面条，弄个西红柿，加点青菜，有时候买个包菜，一吃吃几天。偶尔也请一块儿做活的老乡吃个饭，又得几十块钱。其实每个月都要超过800元
这还不算从老家到北京来回的路费钱。我一年至少回去两次，原来种地，麦收、秋收都得回去收。这两年没种地（地租给别人，一亩地给三百斤麦）了。那回去也不少，一年至少在家两个月。主要是你表姐身体不好，家里还有个小卖部，她一个人照顾不过来。这来回路费算下来又得千把块。
（那表姐怎么没想着来？平时不想表姐吗？）
家里还有一摊子，走不开。有啥想哩。时间长了，主要是想屋里的事。小卖部，二胖的学习，房子咋样？不过也是干操心。年内你表姐不合适，做一个子宫切除手术，我回去一星期。这儿又有点活，老板打了可多个电话，非要我回来，我又回来了。刚好大胖回去了，要是不回去，真不知道咋弄了。
你表姐心里也不美气，身体都成那样了，也照顾不成。可是她也想叫我过来。那你说咋办？都是为维持这个家。你还想挣俩钱，还想在屋里，哪儿恁美的事？
在说话的时候，青哥的两只手一直相互抓着、挠着，手掌有些部位是粉红色的，还有过敏的痕迹。1995年冬天，我在南阳读书的时候遇见过他，他正在我们学校的建筑工地上干活。当时他手里拎着泥包。他的整个手背裂着无数的口，从里面浸出些黄色的脓水，这些脓水混合着沙子、泥，成糊状溢流在他的手背上，手心也红肿着，有些地方翻着红肉。那双手有些触目惊心，所以记忆很清晰。
手是咋回事？1994年，1995年的时候，在南阳工地上干，那时候一天九块钱。一开始手上磨个沙眼，就是把手上那层皮磨掉了，浸血，我自己缠个绞布，就不管它了。可能缠得太紧了，等几天过后揭开，皮肤发皱发白，就开始过敏。不懂得，如果天天揭，就不要紧。后来，手掌手背都烂完了，还在干活。最后，实在干不成了，才回去治，也治不好。都一二十年了。叫人家医生瞅瞅，说，别干这个活就好了，石灰绝对不能碰。说得可好，咱就是干这个活的，不干咋办？所以，就好好烂烂，烂烂好好，好不了了。
说起来，打个工不容易。那几年在一个木器厂干活，一天涨到十几块钱，我自己也拉了一队人马，去干活，做有几万块的活，最后，那个木器厂欠我几千块钱，不给了。工人钱我肯定得给，都是一个地方的，咱不能不给人家。我自己把这钱欠住了。每年都去要，他自己也被欠，对方给他一些烂袜子、廉价衣服抵账，他又给我算抵账，我要那些东西干啥？好几百双袜子，这些年我一直在穿，现在还没有穿完。卖也卖不成，褪色得很，穿上把脚都染黑了，还发臭。
现在打工，尤其是像我们这种工，基本上都是一家一家的，夫妻俩在一块儿，男的搞装修，女的干个零工，每天在河南村南门下等活，一天也能挣个百八十块钱。春节大部分都不回家。把娃儿接来，过个年。回家花销大，再说，人情也淡了，觉得回家没意思。爹妈是管不了了。你不知道，现在农村人情可淡薄，爹妈老了，可怜得很。许多人被送到养老院，不是孝顺，主要是不想管，也没有时间管。
在北京的郊区，尤其是像河南村这样的城乡结合部村庄，我见到很多如青哥这样的出租屋。几将废弃的房子，主人简单收拾一番，或者，就在自己院子的空地里，临时搭一些简陋的板房，出租给打工者。
在温泉村，我伯父的儿子红义哥的出租屋盖在房东后院辟出来的一个小空间里。一间低矮的十几平方米的石棉瓦小板房，红义哥在小板房内用一个旧柜子从中间隔开。后面放一张床，作为夫妻俩的卧室；前面放一张沙发床，是十六岁闺女住的地方。紧靠板房，一个更低的小棚是厨房，那是个两平方米左右、用几块长条型薄木板和石棉瓦搭成的窝。
后院的另一端是主人家大狼狗的窝，窝的高度可比红义哥的板房。从前院过来，必须经过这个狗窝才能到红义哥的小房子。每次从那里走过，那条黑色的狼狗就拼命地挣着链子，发出凄厉、低沉的嗥叫。
那间房一月一百元房租。价格很低廉，因为红义哥是熟人。红义哥在温泉村住了二十几年。他骄傲地告诉我，他认识所有温泉村的居民，温泉村的居民也都认识他，都叫他“老梁”。
2012年7月1日，红义哥带着老婆来我家。他得了“网球肘”病，是厨师的职业病，两个腕因长期用力端锅、炒菜而无法抬起来。电话里他告诉我，他准备回梁庄，歇几个月。见面之后，他却告诉我，他已经应聘了另一家餐厅，第二天就要去面试。短短几个月中，他瘦了非常多，从180斤掉到了130斤。我问他怎么回事，手都抬不起来了还要去工作，不是说要歇一下吗？他笑着说，歇啥歇，哪会敢歇？只要不死，都得干下去。刚好他也不想在那家餐厅干了，就以这个为理由把工作辞了。他的胳膊看起来还很正常，但却不能往上抬，尤其是不能拿重物。吃饭中间，他不停地往吴镇姐姐家打电话，安排他的两个孩子来北京的事情。他的一双儿女，十六岁的女儿和十四岁的儿子，在吴镇上初中，寄宿在他们的姑姑家。红义哥告诉我，温泉村未来一两年要拆迁了，他的房东至少能得到几百万元赔偿款。在温泉村住了二十年、熟悉温泉村一草一木的“老梁”，也要考虑搬家了。
青哥的房间有一种显见的匮乏。这一匮乏是属于个体生命的内向而又舒展的东西，是作为一个人所应该拥有的悠闲、丰富。一盆花、一幅画、干净的地面、整齐的床铺桌椅等等，都可以看作人对生活的信心和内心的某种光亮。青哥的房屋显示了他这一层面的枯燥、封闭和压抑。他被剥夺了，或者说自我剥夺了除挣钱之外人所应该拥有的一切，哪怕最微小的那一点。完完全全的枯燥，没有一点空间和亮光。他在这个城市，仿佛一个小偷，不光彩地偷一点钱，没羞没耻地生活。他的小屋就是这一不光彩存在的表征。
“前面还有棵大树，一到夏天还怪凉快。”聪慧、细腻如青哥，他懂得最微妙的感情。他看见了那棵大树。
千万富翁
那天谈起穰县老乡在北京打官司时，梁安轻轻一句，“连李秀中都来了”，李秀中在北京老乡圈里的威信和地位可见一斑。很多来北京的吴镇人，都以见到他为荣。我是很晚才知道，他是我的初中同学。我印象中，他个子高高的，眼睛眯眯笑，说话也低声细气，没有看出他有多大闯江湖的能力和魅力。
2011年深秋的一天，我们约好到他的新公司见面。秀中的办公室豪华、气派。房间正中央放一张巨大的、紫檀色的办公桌，后面是一个整墙的隔架，架子上放着各种瓷器、根雕和类似于古董的玩意儿，靠窗户边是一个巨大的根雕样式的工夫茶具。
李秀中还是眯眯笑的模样，看不见眼睛里的具体内容。但是，偶尔睁开一下，能看到精光闪烁。我问他到底有多少资产，人们都哄着说有几千万元？李秀中朗声笑了起来，爽朗、开心，好像默认了这个传说。
我让他谈谈自己的发家史。父亲告诉我，李秀中曾经跟他学过做凉粉的技术，走乡串户卖过。他早年丧父，弟妹又多，家庭相当困难。
那说来话可长了，一人一本故事。我啊，五年级上仨，初中一年级上仨。上五年级时忽然发现原来咱那儿有个河头，恁大恁好玩。虽说离家只有几道街远，可是爹妈稀罕，哪儿都不让去。从此以后，说是去上学，其实就是去河头。整天在河里跑，夏天整天在河里钓鱼，钓完了，也不敢拿回家，又扔了。就这，还百钓不厌。冬天逮野鸭子，听见钟响了，赶紧回家吃饭了。上晚自习琢磨着咋跑哩。我妈一直不知道我逃学。二十岁结婚，开始在吴镇河坡开荒、种地、卖菜，大战河沙滩。一个人开了四十亩地的荒，真是把命都泼上了。后来为别人看不起我，打了一场大官司，到最后，我偷偷把雷管都买好了，准备和仇家、派出所同归于尽。那场官司后，我明白了许多事，人不能老鳖一，非得活出个人样来。
我是1996年最后一天来的北京。我记得清，第二天是1997年阳历年。来投靠老丈哥，人家生意干得不错。到北京以后，寄人篱下，相当难受。到人家家，咱也知道，不是做客的。扫地、做饭，啥都干。譬如煤炉里面的煤，北京是把烧过的煤夹出来，咱家里是踩下去的，我不知道。弄坏了，她哥说，看看这都知道你们是啥人家儿。这叫狗眼看人低，人到贱的时候很贱。我在他那儿干了三四个月，右不是，左不是，咋也不行。废件下面，拆拆看看，练练手，他去了，脸一绿，出去了。不知道啥意思，没有任何沟通。吃饭，那时候在屋里出气力，咱饭量大；他们喜欢吃小馍，吃糊汤面，饿得胃疼。男子汉觉得丢人。一天从早上到晚上，几乎没有闲的时候，那些机器零件，百十斤，提来提去，腿都站肿了。我去的时候快过春节了，没地方待，人家俩人涮个火锅，连让都不让。
1998年正月初九我开始单干，那冒很大风险。主要两边有两个大修理厂，把市场基本上占完了。可我去干成了。关键是思路，经营策略。那两个厂大，但它们有个缺点，就是有个上下班，咱的优点是没有上下班。它还有个缺点，工人上班干也是那么多钱，不干也是那么多钱，积极性不高。咱是不干就无法生存。
另外，我价也要得低。别人一拆一装一百，维修还要钱，配件也要钱；我是一开始就不要钱。硬顶了三个月，就把客户拉来了。有一两年，他们干不下去了，客户来找咱不找他们。他们也没有忧患意识，咱有忧患意识。那时候有些泵型咱也不知道，学的时间也短。人家客户来了，非得拉住，不能让人家走啊。我就晚上自己拉个电灯，一个螺丝一个螺丝拆，我咋拆咋装还不行嘛。从没有一点理论到最后掌握一定的理论，进步很快，只有掌握了理论才能触类旁通。你的思想不开阔也不行，包括你用人。这就涉及后期发展的定位，还有你的人员管理。
1999年开第一个分点，2000年开两个，到2002年、2003年一年开两三个点儿，培养的人都不够用。最高峰的时候在这条路上布了十一个点，全是我的。到2008年全撤了。不是不挣钱，主要是车辆排放标准变了。原来欧二排放标准，现在是欧三。欧三这块儿，有的变成电控柴油发动机，这就淘汰了一部分人。有的根本都看不懂电脑，很多东西都干不了。
另一方面，亲戚太多，素质太低。叫他看门，男的过来了，女的过来，孩子也过来了。这事那事，整天都在忙着给他们擦屁股。靠扩张修理点儿发展也确实很难。他干多少活你也不知道，不给你，你也没办法。
这个店是我的生产店，准备以这儿为主，发展生产，不只维修。维修那一块儿我只保留我最初的那个根据地。前期完成了原始积累，后来主要卖配件、修配件。现在上马的是自己开发兼生产。汽修市场很大，只要肯用心，肯定可以分一块蛋糕。在管理方面，我主要就是靠提成管理。对工人很有效，你要是多干活，就能多挣钱。学徒按积分来算。维修一个喷嘴十分，一分两块钱。前台、库房、配件都各自管一摊，清清楚楚。这种管理模式都是我自己琢磨的，没地方学。实际上，我后来的发展跟前期的积累，跟在吴镇的经历和受的难是有关系的。一是吃过苦，不怕吃苦；二是不怕失败。
我现在主要做公交车生意，给公交车校油泵和清洗喷油嘴，占其中一个公交公司份额的四分之一。我已经起步晚了，早几年我集中做社会车辆生意，生意非常好。是好事，也是坏事，忙于应付那些，把北京这一块市场给耽误了。现在难了，非常难进入，和种庄稼一样，上午下午错半年。我从2008年开始才跟公交打交道，首先进入人家的供方体系，这都需要关系。咱这儿一个老乡认识公交维修车间主任的弟弟，是一个公交司机。就这，起大作用了。通过他，给车间主任送礼。别看就是个车间主任，可起作用了。
送礼可是大学问。你知道办成一个事儿要打点多少层？这个中秋节给一个副总送月饼，让司机去，之前打好电话，结果去了人家说不认识，非常冷淡。这几天正琢磨着还得请人家吃饭、玩，还得再去给人家赔不是，谁都不敢得罪。别看他没用，他要是想坏你事儿，可容易得很，一句话就行了。政治方面，都是走路线的。一是看领导是否用劲；二也是看你做事怎样做。大局都是一样的，关键看细节怎样。不管你是采取什么方式进的，实际上诚信是关键，没有诚信是不行的。
不过，还是得发展。公交车的活儿挺多，但不是每天都有，有时集中修理，有时到公交车站那儿去。我还是想着开发实验台。我现在正在谈一个生产实验台的项目，和理工大学的专家谈。估计到时得投资三百万。要是这个项目谈成，到时公司就发展大了。产品是自己开发，我和理工大学共同占有股份，我是投资人，股份肯定是大头。
说起“送礼”，李秀中很有心得。除了安排公司大的发展方针之外，和专家谈判，他的主要工作是陪吃陪喝，洗澡按摩唱歌，疏通各种关系。他进到里面的房间，拿出一个朱红的、长方形的礼品盒说：“像这样的人参，一年至少送出去几十根。”打开盒子，里面一支长着须的“人参娃娃”，圆润饱满地躺在那里。
秀中的校油泵事业也曾遭遇了如内蒙古恒武那样的难题，只能是夫妻店，无法扩展，无法发展成现代管理企业。还有，就是亲戚的问题。和其他进城农民不一样，秀中对自己的亲戚充满厌恶，在最初的努力失败之后，他直接拒绝和他众多的亲戚发生生意上的联系，包括他的亲弟弟妹妹。
家族企业是可以的，但是没有好人不行。国美电器黄光裕也是家族企业发展上去的，人家顺势上去。总体来说，如果说发展，原始积累靠家族，到一定程度，家族会阻碍你发展。他水平达不到，必须引进新的人才。干什么事，到一定程度，必须打破这种思维。
但是咱那儿绝对不行，亲戚不共财，共财再不来。来的亲戚，舅舅、表哥、堂哥、堂妹，还有啥拐弯亲戚，都是我带出来的，到最后全有矛盾。把人搞得很疲乏。我把他们都撵走了，你生气也罢，断亲也罢，也是没有办法。
我姊妹四个，我是老大，我压根儿也没有想着叫他们来一块儿干。管理很难。你说让他当领导，他说是应该的；你要是有一点对不住他，他就会说，我是亲妹子亲兄弟，你还这样？你也没法说他。他们也都成家了，都过得去，平时各过各的，有难的时候，我帮一下。这就行了，我不叫他们掺和我的生意。
农村人到大城市，更多的是在战胜自己，不是在战胜别人。得有下一步目标的定位，并且，还得有适当的管理条例，得修订自己的管理。别说先战胜别人，先得战胜自我，老想着在家盖个房子那肯定不行。得挑战自己的极限才行，台阶上面还有个台阶。实际上，一个人真正的快乐也在这里，一个目标实现了还有另一个目标。挣钱也能上瘾，实际上钱到一定时候也是一个数字。到这时就是怎样融合这些钱，乐趣在这一过程中。真是到一定程度，到最后跟公益事业差不多，只是一个追求而已。
咱那边人穷是一方面，关键是社会风气不好。温州人为啥发财了？有互信，有团结，就有合作的基础，自然就会发展。河南人不抱群，只要有什么事，各奔东西，各找各妈。一个修水箱的老板跟我说，他手下有几个修水箱的河南人，争着说对方坏，后来没办法，只好都不让他们干了。老板说。今天你说别人坏，连老乡都说，说不定有一天会说我。你看，斗来斗去，最后所有人都吃亏了。
整个河南帮，我所知道的，十个八个都没有发展前途，在规模层次方面还不行。关键是不能突破自己，不能自我突破。心胸有多大，舞台就有多大。
（“北京有河南帮？”我对这一突然出现的信息非常敏感，觉得其中可能有更多的内容。）
啥河南帮？就是一群河南人，搅在一起，天天想着歪门邪道。咱那儿人风气不好，我不和他们搅。为啥2000年“不用河南人”叫得非常响？那时候就是明摆着不用河南人，现在是隐性歧视河南人。因为我是河南人，我吃大亏了，很大的亏。别人给我介绍一个领导，让我去见。去了之后，领导问我是哪儿的，我说是河南的，领导直接让我走了。后来，介绍人给我说，领导埋怨他说，你怎么给我领个河南人过来了？人家不让我做他的供货商。我也气，气有啥办法，自己不争气。
其实我也努力过。北京这边河南校油泵的最少三百家。我曾经想建立平台，成立一个河南人校油泵协会。一是从技术上我从厂子里请人，给大家培训；二是保证进货渠道畅通。等于是给大家弄个平台，既带有相互支持性质，也可以垄断这一片的生意。后来我不给他们干了。他们来了之后，跷着腿跟我谈价钱，好像我从中得多大利益似的。他们再打电话，我不管他们了。不团结，不信任，啥办法也没有。
秀中在谈到他和三个弟妹之间的关系时，他的老母亲在一旁神情焦虑地看着我们，一再表达：“他们都可不错，都过得不错。”但是，她急迫的表达，反而让人觉得那只是一个顾全家庭声誉的老人所特有的遮掩方式。秀中的三个弟妹也在北京郊区各开一个校油泵点儿，生意很一般。我听说过他们姊妹之间有一些矛盾。也许，秀中的这一思维方式．并没有得到仍然生活在普通线以下弟妹们的认同。
秀中对弟妹和亲戚的冷漠基于他对事业的理解。但从他的言谈中，我也能隐约感觉到，他的冷漠不只是对“个人”、对“现代企业”的理解，也夹杂着他成为新富阶层之后对过去生活的厌弃和对“农民”身份的回避，他以“现代管理”的名头来遮蔽他的厌弃和逃避。
已经成为千万富翁的秀中精神境界并不稳定，心灵空间的宽度也游移不定。他仍然纠缠在昔日贫穷的阴暗中，在言谈之中，始终纠缠于个人恩怨和历史往事，有一种很狭窄的情绪和情感。讲起他老丈哥对他的污辱和自己的屈辱经历，秀中仍然耿耿于怀。他讲了很多细节和例子，在许多地方都忍不住提一下别人对他的轻蔑。
另一方面他却又很开阔。现在的秀中已经成为行业中的一员，经常被邀请参加这个行业最前沿的开发会议、销售会议。他已经摆脱了如内蒙古恒文和众多穰县校油泵的“停滞”特点，而成为一个有发展可能、具有现代管理模式的企业。从单纯的“挣钱”过渡到去思考“公益”，时下最新的理念他也都有认知。
这以后，在不同的老乡聚会场合。我都能碰到秀中。他笑声爽朗，神情开阔，享受着周围的人或多或少对他的逢迎。他也会不断地讲起他正在运作的新项目。他还告诉朋友们，他在穰县的山里买了一面山坡，山坡对面就是一条河。他准备盖几栋别墅，养几条狗，约几个朋友，将来在那里养老。而吴镇的房子，早已塌了，他也不要了。他很鄙夷那个他曾经生活了将近三十年的地方。
保安
韩家建升也是梁庄打工神话人物中的一个。梁庄人都说他发财了，但神情中又带着某种不屑。建升在北京通州那里办一个保安公司，有亲戚邻居来北京打工，找过他，在他公司当过保安，闹过矛盾，翻过脸吵过架。我在北京这些年见过他好几次。他很喜欢参加穰县老乡组织的一些活动，尤其是文化方面的，很热心。2008年，穰县组织了一台地方戏进京会演，建升跑前跑后，张罗联络，很是用心。
建升说话的声音非常高，开朗、健谈，言语之中，他非常讨厌北京人，但其实已经很有北京人气息了。说话语流平滑顺畅，略微有点儿卷舌，表示愤怒之时，时不时蹦出“丫的”“姥姥”之类的口头禅。他直接把我们带到一个饭馆，请我和父亲去吃炸酱面，不看菜单，直接点了爆肚、炸咯吱、油豆腐等北京小吃。他的妻子瘦小，大眼睛，剪一个娃娃头，看不出实际年龄。十一岁的儿子在通州实验小学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