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哀愁溢出眼眶，和外面的世界——机器的坚硬和无所不在的孤独——形成对视。那坚硬的源泉正来自对这哀愁的主体毫不留情而又贪婪的摄取。
“机器”人
2012年1月16日，郑州，雨夹雪。我和一位朋友到设在郑州航空港内的富士康工厂去参观。朋友是本地通，一路上兴致勃勃地给我讲了很多关于富士康进入郑州的“内幕”，譬如政府某领导的强势支持，对就业工人和提高河南工业能力的预期，零税收的优惠，运送苹果手机的货车被调包等等，每一个小细节都是一个错综复杂、真假难辨的中国传奇故事。
经过了长达三个小时的等待和交涉，我们才进到富士康的厂区，一位保安队长全程跟着我们。
毫无疑问，这是一个规范的、崭新的工业区。沿着主道路走，两边是几栋白色建筑物，那是操作车间。路的中间有几座过街天桥连接着，通向四面八方，就像巨大的网络。厂区宽阔，有篮球场，有树，有规划整齐的花坛和绿地。也许是临近春节，厂区工人很少。在一个拐弯的不起眼厂房外面，我看到一群年轻人，这是正处于休息时段的富士康工人。我让朋友停下车，向保安队长请求，和工人们聊会儿天。保安队长犹豫着，但看我已经迈下了车，也就点点头表示同意。
一个年轻人迎过来，眼睛里闪着警惕之光，对我进行详细地盘问，他是这个车间的车间主任。我说我是大学老师，他表示怀疑。我说我只是想来参观并了解一下著名的富士康，他不置可否地笑了笑。我们只简单聊一会儿，他们就回车间工作了。实际上，这样的对话也无法获得什么有效信息，反而是我和他之间这种戒备森严的对立方式让我很感兴趣，包括车上那位一直阻拦我们进厂并且随时催我走的保安队长。
到郑州的富士康参观、探访，一方面是长期以来对它就有巨大的好奇心，另一方面也是因为万科三哥的儿子梁平在这里打工。这样一个顽劣少年，如何能够坐在工厂的枯燥板凳上，是很值得探究的事情。梁平几个月前已经离开了富士康工厂，现在在梁东工作的建筑公司干活。
我没有想到，梁平长得如此像他的小叔小柱。深陷的眼睛，目光逼人，突出光亮的前额，我们那边人都称之为“锛颅头儿”，尤其是那厚厚的嘴唇，他的小叔似乎在他这里复活了。唯一不同的是，小柱一直是一头微长的黑发，梁平却把头发剃得很短，几乎能够看到青色的头皮。我的心为之一颤，几乎有些怜惜眼前这个神情冷漠的孩子了。
那个顽劣少年梁平是一个很酷的年轻人，和他相处一段时间，尤其是春节在梁庄又和他近距离接触后，我发现，他的冷漠只是酷的外在表现，他有着思虑少的年轻人特有的直接和单纯。在一个小饭馆里，梁平斜坐在凳子上，身体朝向另一边，头转向我，说话的时候微微斜睨着，整个身体姿势有点别扭。目光冷淡，表达出一种率性，随时回答问题，又随时停止，不让人看出他思考的痕迹。
我上的是信息工程职业学院，学数控模具。其实用处不大。毕业后，被招到郑州经济开发区一个工厂，做刀具，它的技术在全国都很先进。当时一个月一千块钱，一天上十五六个小时班，干半年，受不了，不干了。不让坐，连喝水、吃饭都得小跑去，根本受不了。
跑到深圳，刚好观澜那边的富士康招人，我就去了。我在那儿也干了半年多。后来，郑州富士康这边招人，我又随着一些工人到郑州。干不到三个月，我跑了。太压抑了，受不了。往那儿一坐，一天十个小时，流水线，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他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也没时间动。
你想歇一下，偷个懒，门儿都没有。操作机床的人还可以来回动，像其他的，人固定在机位上，根本动不了。还有这评比，那积分，零件损伤都要赔钱。天天有人看着你，有人给你记录，弄得像军队一样。在那儿每待一天，都像多坐一天牢。我就跑了，到哪儿不是挣钱？受这罪划不来。和我一块儿去的，差不多都跑了，不干了。
厂里倒是有篮球场、电视房、活动室啥的，那你也得有劲有心情啊。一天干十来个小时，都累得不行，吃完饭回宿舍，拿着手机玩一会儿，连电视都不想看。他要是再组织个活动，还想骂他呢，谁去啊？
工厂大得很，时间也紧张得很。我们厂里流行个笑话，说是两个老乡一块儿进富士康，被分在两个不同的车间，一年之内都不会在工厂内碰到个面，这是真的。观澜那个厂还算是小的，龙华那个厂大得很。要是大家不联系，估计几年碰不上面都有可能。
我在富士康总共干了不到九个月，工资始终是基本工资，一千二百元。加上加班，我最高工资只拿到一千八百元。说是过了三个月的实习期就可以涨工资，但是，三个月过后，还有六个月的考核期，也只能拿基本工资。离九个月还有几天的时间，实在坚持不下了，就走了。说是最高三千多元，那可不是好拿的。老板好说工人喜欢加班，愿意加班，说是自愿的。你正常时间工资发那么低，不加班行吗？
我给你说一下我的工作时间表：
上午 7:40-9:50，工作
? ? ? ? ? ? 9:50-10:00，休息
? ? ? ? ? ? 10:00-12:00，工作
中午 12:00-13:00，吃饭
下午 13:00-16:20，工作
? ? ? ? ? ? 16:20-17:20，吃饭
晚上 17:20-19:40，加班
加班费是基本工资小时的1.5倍，法定假日是两倍。所以，厂里更愿意大家在平时加班，而不愿意在双休日加班。早晨六点半多，就得起来洗漱收拾、吃饭，在厂里的十二个多小时，除了吃饭时间可以和同事聊聊天，根本没有机会说话。工厂根本就不鼓励工人之间相互来往，那样会降低效率。
管理非常严，富士康走的就是军事化管理。保安队就相当于特务连，你说的那个保安队长就相当于特务连连长。厂里一般人管不了他们，权力非常大。不知道他们归谁管？要是逮住工人违规或偷东西，可以随时打工人。一般是拉到没有视频监视的地儿，狠揍一顿，拍拍屁股就走了。你有啥办法？找谁去告状？谁给你证明？只有吃个哑巴亏了。
（富士康的跳楼事件你知道吗？你是怎么想这个事的？）
知道，咋能不知道？就是一个厂里的，还刚听说跳一个，可又跳一个，把人吓得心里一凉一凉的。好像跳下去还挺轻松的。我们宿舍前后栏杆、窗户都挂着一层铁丝网，把宿舍变成全封闭式的空间。有啥用？想死谁也挡不住。死了不止十几个，我在那边的时候都至少超过二十个人了。
不知道他们咋想的，太压抑了，受不了吧。待的时间长了，真要死人。人都被机器控制了，不过这些人自己肯定也有些问题。有些娃儿们傻，以为跳楼，会给他赔钱。命没有了，要钱干啥。
我肯定不跳，大不了走。此处不留爷，自有留爷处。
从富士康出来后，在咱们家里歇俩月，在郑州歇俩月。后来看卖纯净水生意不错，就去给人家送水，也不行。又去房地产公司卖房子，干销售，干三四个月，一套也没卖出去。最后连生活费都没有了，就去找我二哥了。想着在他那儿挣个生活费再说。我在他们公司干施工员，就是监督施工，也有具体技术，像放线啥的。一个月五六百块钱。楼盖起来，一年时间，我也差不多都会了。才开始怕人家说闲话，说我二哥开后门，就藏着掖着，不让人家知道咱这关系。后来他们经理也知道了，说我干得不错，把工资涨了，快两千元了。
工资也不高，但比以前强多了，将来可以考个二级建造师，还算有个希望。
与我的强烈好奇相反，梁平不愿过多地谈他在富士康的生活，他觉得那段生活枯燥无味，无话可说，他也特别鄙视那些跳楼自杀的人。梁平对我所在意的“网”的象征性并不在意，他不愿意过多去分析自己的心理感受，他感觉更清晰的是他在操作过程中的枯燥和无聊。
在说到工作身体不能动时，梁平扭过身，头低着，把两只胳膊撑在桌面上，胳膊、手腕一动不动，双手也不动，只有大拇指和食指飞快地绕动着：“你看，就这样，一个动作就几秒钟，来回不停，完全和机器一样。往一个槽里插零件，其他身体的哪个部位都不能动。”他的表情夸张、僵硬，就像一个没有知觉、肢体呆板的机器人。大家被他惟妙惟肖的表演逗得大笑。
工人工作时间之长，工资水平之低，远远超出了我的想象，而这些工厂还是相对规范的一些企业。以我所走到的地方，青岛、深圳、广州、东莞、厦门，大部分工人状况都差不多。在和厦门几家外资企业的中层干部交流之后，我了解到，所有的工厂都只按国家规定的最低工资标准——1250元（去年刚涨，以前1150元，之前960元、800元等都有过）——给工人基本工资。更多的钱，必须依靠加班换来。这意味着，工人的月工资，在满勤、干够八小时、过一个星期天的情况下，只能拿到1250元。所以，当我们在说一个工人一月可以挣到两千多、三千多的时候，一定要清楚，这是指一个工人每天在流水线上至少要坐十到十二个小时的情况下才能得到的。
一个年轻的工人，他每天必须在厂里待十个小时以上，才能够离开车间，回到宿舍。工作是沉默的、枯燥的、机械的、没有任何生机的。一些欧美外资企业，相对人性化一点，在操作过程中，可以说说话，休息一下，或听听音乐、喝喝水。中国台湾企业和日本企业，走的是日本模式，军事化管理，讲究阶层，等级森严，丁卯分明，工作要有工作的样子，不允许说话、聊天，更不允许随意走动，即使上厕所也得一溜小跑。长时间加班，再加上这些严格的制度，都会给工人心理造成一定的压力。
但是，梁平用他特有的简单方式来理解这一事件，倒也意外地明朗。他不愿意按照我的暗示来思考，也不愿意去思考这一事件所蕴含的本质问题，单纯自信，满腹牢骚，但相信前途，抽象的、模糊的前途。我在很多地方遇到过梁平这样的年轻打工者，他们对所遭遇到的事情朦朦胧胧，并不愿意去深究，对自己的命运，尤其是在社会中所处的位置更是很少去考察，他们关注的只是自身，这样的懵懂和单纯反而使他们能够生存下去。
我最后问他：“将来会回梁庄吗？”
“回是肯定不回了，我想在县城买个房。那时候我爸在家里盖房子，我不让他盖，说在城里买个房算了。我爸不行，说是在城里买干啥？还要交啥管理费、物业费，说太贵。现在后悔死了。咱们县里房子现在也买不起了，一平方米都快到五千块了。”
“会在郑州吗？”
“肯定不行。你看我二哥，他们俩人都是上班的，都恁艰难，咱肯定不行。”这样说时，梁平并没有多少忧郁，他接受这样的现实，他对郑州没有多少渴望，他对自己的定位也较低。这一点，他和梁东那深沉的忧虑形成明显的反差。
孤独症患者
2011年1月，我到厦门著名的城中村安兜村，去参观一位乡村建设者在此创办的“国仁工友之家”（厦门国仁工友之家：当代乡村建设者邱建生创立，是一个工友社区平民教育服务机构。主要开展针对城市外来务工青年的免费教育培训，并在教育和小组活动中输入现代公民意识，促进工友群体意识的觉醒和价值认同，增进工友个体社会意识和自我意识的提升。）。安兜村的主路是一条弯弯曲曲的窄小道路，有三四里地，不能通车。左右两边是各种小商铺和小饭店，这些小店往道路里面延伸，侵占着本来就非常狭窄的道路。道路的上空，被种种奇形怪状的条幅、标牌所遮挡，使得这城中村一直处于昏暗、潮湿、拥塞的状态。在这巨大的昏暗中，住着十万之多的外地打工者。
那是我第一次在繁华的城市里看到如此规模的城中村。它就像一个肿瘤一样，使得秀丽、干净、温馨的厦门多少有些肿大、扭曲。后来，在深圳的沙河街、西安的德仁寨、郑州的陈砦，我都看到这样的城中村。当时，我感叹于安兜村环境的肮脏，感叹于政府的迟钝与疏于管理。一年之后，我的观点发生了变化，当再回想起那些昏暗、拥挤的村庄时，竟然和西安的二嫂一样，有一种劫后余生的庆幸。如果村庄果真拆迁、改造，这数十万农民打工者又该到何处呢？
我在那儿的几天，遇到一位年轻的工友，叫丁建设，个头不高，神情略显迟钝。每天晚上下班之后，他从工厂步行四十分钟左右到“工友之家”，不多说话，很少参与活动，也没有看到他交到什么朋友，只是一个人默默坐在房间的角落，坐那么一个多小时，翻翻报纸，看其他人打球、讨论、争吵，有时候什么也不干，就那样眯着眼睛，睡着的样子。九点多的时候，又徒步回去。
我被他的形象深深地吸引。哀愁的、憔悴的、失去了某种主体意志的形象。看到他的那双眼睛，我总想起卓别林《摩登时代》里的那个工人和那个卖花姑娘，大大的黑眼圈，黑眼圈里是巨大的哀愁。这哀愁溢出眼眶，和外面的世界——机器的坚硬和无所不在的孤独——形成对视。那坚硬的源泉正来自对这哀愁的主体毫不留情的和贪婪的摄取。
他非常内向，说话声音很轻，思维不连贯，是那种有些封闭的人所特有的失语。当得知我也是河南人时，他的眼睛里闪出一丝亮光。他是河南安阳人，三十岁，家里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都在外打工。他现在已经做到段长，每月工资加奖金一千四百多块钱。
我问他觉得工作怎么样。他用一种轻微的自我辩驳的语气说：“那能咋样？但凡有办法，说啥也不要在工厂打工。人就是零件，啥也不能想，没意思。”但是，他表示他也不会回家，回家没意思，他不想干农活，他承认他已经不习惯干农活了。
我问他是否成家，他的脸不易觉察地红了，他说他不打算结婚，结不起，结婚也没意思。
在座谈会上，我们大家相互自我介绍。丁建设犹豫着站了起来，说：“我叫丁建设，来厦门快五年了，来‘工友之家’快一年了。在这里，通过聊天、看书，可以学到想学的东西。能放松在工厂的紧张感，在工厂压力太大。在这里，还可以义务帮助别人，我很愿意来这里。”
他激动得满脸通红，结结巴巴。可以感觉出来，他非常不安，被突然置于公众之下，还可以表达自己，对他来说，应该是很新鲜的经验。也许，对于许多农民工来说，都是陌生而新鲜的经验。那些农民工，最大的四十三岁，最小的十九岁，都特别希望能够表达自己，在言语之中会使用一些特别光亮且具有公共关怀的词语。
“工友之家”试图给在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一种更为开阔的思想。健康向上的生活不只是包括使自己更上进，也包括为自己创造更为合理的公共空间。一些年轻人成立了学习小组、互助组，给城中村不识字的妇女上课。有些年轻人回到自己的工厂宣传，成立类似于工会组织的小组，以维护自己的权益。这些都似乎给这批城市打工的年轻农民工某些朦胧的希望。
也许，正是这种内在开阔的东西吸引疲倦的丁建设每天往返于这里。但是，这些理念又好像和他的生命内部没有真正对接，无法激发他的某种意志力，无法改变他无力的生命状态。
2012年4月底，在厦门安兜村的“工友之家”，我又一次见到丁建设。听到我专门为找他而来，他略微有些激动。我说想去他工厂看看，他说不行，根本进不去，工厂不让外人进。我请他吃饭，他答应了。在饭桌上，他矜持而礼貌，不多动筷，表现出一种强烈的自尊和自持。
他已经有将近两个月没有来“工友之家”了。去年初我在这儿见到的那些颇为活跃的工友，只有少数几个还在做志愿者，大部分都没有来了。有的回家结婚了；有的换了更远的工厂；有的离开了这座城市；有相当一部分觉得没有什么意思，对自己的生活没什么改变，就不再来了。这也是丁建设的想法。他比我去年见他的时候要健谈一些，愿意谈他的生活。但是，我听到的第一句话却与他去年说的话完全相反。那时候，他告诉过我他不想结婚，结婚没意思。
2006年11月份来厦门的，当时没想着赚钱，就想着，一边工作，一边解决个人问题，想着来城里机会多些，其实完全错了，根本没机会。我现在可后悔，当时没有在家先找一个。不过，在家也不见得能找到。2007年，追过厂里的一个女孩子，是闽北的女孩，第一是年龄，差距比较大，我比人家大好几岁；第二是地方，她是福建南屏的，两家离得太远。谈了快一年，后来没有成。人家会跟你跑到北方吗？肯定不会。我赚钱也很少，根本没办法和人家结婚。其实一开始谈就有预感，可能成不了，咱收入太低。
人家不愿意，我也生气得很，我生自己气。恁没本事，挣不来钱，连个人都留不住。那些比我们早十几年来打工的，夫妻两个也在这个厂，在这儿都买了房了。要是现在，肯定不可能。这件事对我打击很大，我本来就比较封闭、自卑。从那次以后，再也没有在厂里想过这样的事。我也去过厦门有些地方办的打工者相亲会，去了之后，感觉没戏，根本在浪费时间．那么短的时间，谁也不认识谁，又是“打工者”，哪个女孩子愿意跟你走啊？不可能。我就不去了。说实话，咱还是自卑，首先咱的生活条件就达不到。
去年回家一趟，爹妈打电话叫回去相亲，亲戚介绍的。女孩子结过婚，有一个小孩，就这人家还要求至少有个房子。我回去了，我心里想着，就这了，赶紧把这事儿解决了。结果，见一面之后，人家再没有信儿。我心里可难受，连结过婚带小孩的都看不上我，你叫我咋想？今年春节我没回家，也就没这样的事了。我父母压力大，我们兄弟三个，我是老大，我的事要是不解决，下面俩也没法弄。我二弟也谈了一个对象，最近吹了，他心情很不好，与家里条件有关系。我是心结没有打开，我个人感觉不是很好，因此有点自卑，怕承受失败，怕遭受拒绝。
我自己也觉得我心理有问题，来“工友之家”，听他们说话，还听一些老师上课，觉得自己有问题。就想着要改变，不能这样。我买了一些心理学的书，卡耐基的《人性的弱点》《人性的优点》都有。去年年底我又攒钱买了个电脑，在网上看了麻省理工学院的心理课程，还挺有收获。我个人经历也算坎坷，能够听懂人家老师在讲啥。但是，现在事情太多，这些又都放到一边了，工作太忙，有些事情要处理，心里乱得很。我觉得，必须把自己的状态调整到很平静，看心理课才有效。不然，说啥对你也没用。
2008年以前我的底薪790元，2008年到910元，加上两个半小时的加班费，一个月能拿到1450元。八小时之内的工资没办法生存，必须依靠八小时之外的加班费才能生活。现在工资稍微高一点，我算老工人了，能拿到2000多一点。但是，要想再加工资，基本上没门儿，比我在这儿早几年的人工资也就这么多。
要说不适应厦门，也没有。来这几年，适应厦门了，主要是生活惯性，习惯了，但还是没感情。就像一个牢笼，在这边没有人情味儿，咱们那边人，逢年过节门都是敞开的。在这边，门一关，就是自己。春节更可怜，一个人在家看几天电视，没地方去，也不想出门逛。再热闹，不是你的，啥意思。商场进不起，超市不敢进，饭馆更是不敢去，哪儿也不行。
要走的话，也没有什么好留恋的。关键是没下决心，下了决心就没什么。来六七年，也没啥朋友，工作比较忙，很难有机会结下感情，很少到很好的朋友那种程度，至多就是个朋友。一个流水线的人换得快，根本来不及有感情。我们线上有几个人，待得时间还算比较长，可是不是老乡，交往也少。下班之后，也没说在一起吃吃饭，聊聊天。说实话，我也舍不得花那钱。
我要是离开厦门，就不会再来了，跟咱没关系。即使是再来，最多就是办医保、社保，手续一办，我就会回家。不过，也不是回我们村里，我打算到郑州去，我二弟在郑州的富士康，他那儿比我这儿强，工资高一些。
我妹妹前段时间也走了，她在厦门待了三四年，挣的那点钱都给家里了，我弟给家里的钱少，就是多，一年最多一万多块钱，也没啥用，盖不起个房子。我是老大，心里可难受，自己没有能力，也连累弟妹。
现在出来打工的人都没有想那么长远，他看不到以后是什么样子，他看不到希望，所以，过一天是一天。80后还在想以后怎么办，90后根本不会想以后怎么办，只要眼前过得好就行。都是想干了干，不想干就不干，拍屁股走了。说白了，工资太低，加班又多，非吊死到这儿有啥用？像我们这些年龄大的，就被炕到这儿（炕到这儿：意指被局限在一个地方，没有去处。）了。自己心事大，想不开，干熬煎。
坐在“工友之家”的一个角落里，丁建设断断续续地给我聊他现在的状况。他的相亲经历，他的工资，他对厦门的感受，他对工作的看法，他还去学习心理学课程。他在努力打开自己，使自己适应这个社会。然而，他的眼睛，还是疲倦而无奈的。他要离开厦门，再在这儿待下去已毫无意义。厦门与他，他与厦门，始终没有任何关系。他想找结婚对象，没有可能；他想涨工资，没有可能；他想交朋友，没有可能；他想找到光亮，光亮离他还很远。他像被悬置在半空里，被锁在一个封闭的玻璃罩里，看不到希望，也找不到可以下落的位置。最终，在厦门，他成为一个非典型性“孤独症患者”。
“工人在劳动中耗费的力量越多，他亲手创造出来反对自身的、异己的对象世界的力量就越强大，他自身、他的内部世界就越贫乏，归他所有的东西就越少。”“农民工”和“新生代农民工”在现代都市的存在方式反而最典型地体现了现代人在精神上的贫乏状态。这是一个孤独与疏离的时代。这一批城市流浪者无法战胜疏离、劳累和孤独所带来的摧残性忧郁，无法战胜无用感、无根感和自卑感。
在与厦门一家电子公司人事资源部的主任聊天时，我问他工人的文化生活是否能够得到有效的推进，能否对工人的心理空间和生存空间有帮助。这位一直积极参加国仁“工友之家”活动并试图在工厂实践的年轻人坦率地回答我，非常非常难。从理论上，并不是所有的老板都是万恶的资方，有些老板也希望工人能够得到提升，能够在工厂安心干活。但是，在实际操作中，会遇到种种困难。这位年轻管理者在厂里一直鼓励年轻工友，尤其是高中毕业的人报考自学大专，学习法律、行政管理、计算机等。他负责帮助购买书本、帮助选择学校等具体事务，并且，还经常请一些愿意做公益事业的大学老师或专业人员给工友培训、做讲座，希望能够激发他们学下去的愿望和信心。三年多下来，他这个自考班的学员从二十位减少到五位，只有一位拿到了毕业证。工人流动快是一个原因，一旦换了工厂，没有了氛围，就无法坚持下去。另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工作时间太长，无法保证工人的学习时间，这是最现实的问题。工人必须依靠加班挣钱，一天十个或十二个小时的工作量后，很难再捧起书本去读书。一个更现实的原因是，即使他们拿了大专证甚或本科证，对他们的职业前途帮助也不是非常大，很多时候，这一努力是无效的。所以，现在，他的这个自考班基本上停滞了。
他给我找了十来位工人聊天。其中几位工人都是大专毕业，有学新闻的、电子的、计算机的、行政管理的，毕业之后，没有一个从事所谓的专业，都进了工厂。另外几个则多是初中毕业或高中毕业，毕业后直接来到南方，在不同的工厂之间流转。在这个工厂，一天工作十小时左右，能拿到两千到两千六百元。我问他们是否还想参加自学考试获得一个文凭，几位大专毕业的年轻人都略带嘲讽地笑了。他们都拿过文凭了，有什么用？其中一个年轻的男孩低声说：“哪有心情学习啊，我那个拉钢丝的活儿干一天下来，都快累散架了。再说，在学校都是个坏学生，成天不摸书，出来再去读，肯定不行。”
真是一语道破天机。读书、学习和思考，对这些年轻人来说都是非常遥远的事情。
这些“新生代农民工”已经成为城市非常典型而庞大的一个群体。（据统计，仅在河南，新生代农民工就有1500万之多。“新生代农民工”这一称谓是2010年的中央一号文件中，首次被使用的，主要是指20世纪80年代、90年代出生的，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目前已占农民工总数的70％。）在北京的一所高校，我举办了一次工友座谈会。在交流中，我发现年轻打工者和中老年打工者的心态有很大不同。
中年夫妇有强烈的愿望和清晰的目标，他们就是要给儿女挣钱，让儿女上学，回家盖房，等儿女长大结婚，回家抱孙子外孙。对城市，他们有一种外来者心理和暂居心理，并不过多考虑其他事情。
年轻工人却对自己的未来相当迷茫。在问到一位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将来在哪里安家时，他颇为踌躇，边思考边说：“绝对不会在村里，也不想在县城，肯定也不会在北京。极有的可能是，将来结婚，把孩子留给家里的父母，两个人继续在不同的城市打工。”在这样说的时候，这位年轻人并没有愁容满面，也没有极其心痛，甚至，只是一种描述而已。他们还正处于盛开的年龄，还不甘于命运，活力无论如何也压抑不住。他们会坦率地谈到工资问题，其中一个在食堂当厨师的年轻人，抱怨他们没有三险，一月三千元，除此之外，什么也没有，工作时间也很长。但当问他们是否会去维权时，他们不以为然地笑了：“维啥维，到处都一样。”他们不会轻易选择去维权，因为你去“维”了，就意味着你要作好丢失工作的准备。况且，在这个地方“维”，换个地方，还是一样。
这些年轻人喜欢上网、聊天、打游戏，喜欢穿着帅酷的劣质衣服，染着黄头发，穿着牛仔裤，挣一点钱就去买手机，在城市的大排档和同伴大声地聊天、喝酒。他们宁肯在城市闲逛，也不会回农村定居。但是，他们的命运也在悄悄发生裂变。如丁建设那样懦弱胆小的人，被枯燥、压抑和无望所控制；一些极端脆弱的人选择了死亡；性格活泼、有决断力的梁平选择了逃跑；大部分年轻人继续留在那里，熬着时间；还有一些年轻人，则因为各种原因走向崩溃。梁庄的梁欢就是最后一种类型。
梁欢，五奶奶的二孙子，梁安的亲堂弟。一个高大、俊俏的男孩。梁庄人都认为梁欢精神上有点问题，魔怔了。在北京和梁安聊天的时候，我了解到一点内情。
2007年，梁欢在广州一家鞋厂打工，和同厂的一个女孩子谈上了恋爱，那个女孩子是湖北人。2007年春节，两个人说好回家各自给父母讲，父母同意后，梁欢就到女孩子家去提亲、订婚。回梁庄之后，梁欢就给父母说了这件事，父母一开始坚决不同意，在梁欢的软磨硬泡下，又想到湖北也不算很远，就勉强同意了。一家人商量着到女孩家要带什么东西，让村里哪个长辈去合适。可是，女孩子却莫名地联系不上了。电话突然关机。直到大年三十，那个女孩还是没有消息。梁欢像疯了一样，天天盯着手机，一动不动，每过一会儿，就发出压抑的号叫声。大年初一，梁欢决定去女孩家里找她。但是，到那时，他才突然意识到，他根本不知道那个姑娘家的具体地址。他没有想到他们会失去联系，也就没有费心去问，去记那个陌生的村庄名字。
春节过后，梁欢又回到广州，回到那个鞋厂，那个女孩却没有再来。2008年夏天，梁欢被父母叫回梁庄相亲。他回去了。但是，他的目的不是为相亲，而是去找那位姑娘。他跑到女孩家所在的那个县城，胡乱转了几天，又回来了。他曾经想让梁安和他一起去，被梁安骂了一通。2008年春节他又去找，依然没有找到。
好像和这个世界的某种本质联系被切断了，梁欢堕入了没有过去和未来的时间黑洞。他衣着整齐，带着梦幻般的微笑，四处流浪。总是频繁地在城市间流浪，不停地换工作。干几个月，拿着挣到的钱，就不知道到哪儿去了。然后再回来，再出走。工作和相亲的机会越来越少，梁欢也越来越深地滑向了异常人生。
2012年春节，我在梁庄看到梁欢的时候，他正和一群比他小得多的男孩子在一起玩耍。他高大的个头格外抢眼，看到我时，他的黑眼睛霎时闪亮，朝我露出一个茫然又迷人的微笑。
当青春的激情面对冰冷坚硬的现实时，那一堵围墙开始发生作用。梁欢看到了那堵围墙，他在那堵围墙前倒下、崩溃，失去了自我。在精神的深层，他无所归依，不知道何去何从，他被阻隔在一个地方，再也无法达到完整的人生。
凤凰男
在西安的时候，从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那里已经听熟了梁东的名字。知道他因为没房，不能结婚，而为他买房，大哥四处借钱达八万元之多。万国大哥五十多岁的人了，不管天寒地冻，拼着老命蹬三轮车。我觉得，这个孩子有点不太体谅他的父亲。二哥对大哥和梁东一直不满意，认为大哥太过偏向梁东，辛苦挣钱供他上学不说，自己上班了，还得他老爹拉三轮车给他挣买房钱。
梁东身上有一种忧郁的气质，是那种接受过良好的教育、对问题有深入思考后的忧郁。他没有梁平的冲动、单纯，那冲动里面还蕴含着某种乐观。他也没有那种无所畏惧的蛮劲儿，梁东身上有一种温柔，他被这温柔所束缚，被这温柔背后所衍生出的世俗生活深深羁绊，这使他无奈和悲观。他和他的哥哥梁峰长得非常相似，俊秀、白皙，长长的丹凤眼，个子不高，单薄瘦弱，有很浓的书生之气。他说话声音不大，脖子往前伸着，喉结突出，随着缓慢的说话声艰难地上下吞咽着。目前，梁东在郑州一家建设管理有限公司上班，做房建监理。
和他的聊天是在郑州和梁庄分几次完成的。第一次在郑州见他时，本来约好他的女朋友也来，但等见面之后，却是梁东一个人来，说女朋友临时有事来不了。看梁东的神情，我很怀疑人家姑娘根本不愿意和他一起来。果然，梁东说他们俩又吵架了，还是为房子的事情。
也不是吵架，就是斗几句嘴，心里都不顺。我理解她。
房子已经买过了，是期房，还没有交。航海西路与秦岭路买的复式房，五十多平方米。八千多块钱一平方米。其实就是个一室一厅，上面一个小阁楼。当时我和女朋友俩人加起来就有两万多块钱。也想着不让父母操心，可是不操心咋办？问谁借？最后还是我爹给我借了七八万。去银行刷卡看钱时，真是想哭，也不知道我爹作的啥难。剩下的就都是贷款，我贷了二十年，一个月还两千五百块钱。这相当于我必须还一辈子，压力很大。让我爹借钱，我心里难受得很。我上那五年学，花了多少钱，这出来工作了，还得再花家里钱。
原来我还想买个经济适用房，能省一些钱。这得申请，符合条件才行。必须是郑州户口，满三年，结过婚，满二十七岁，还得有多长时间纳税证明。为这我和女朋友去办个结婚证。她有郑州户口，但还不满三年，工作时间长度也不符合。最后就没办成。为这，俺俩也老是生气。
她家里一直想着是房子买好、装修好，婚结在新房里。哪有钱装修啊？她就是不高兴。我说，你想结结，不想结算了。其实，人家也没说啥。
俺俩是大学同学，在学校第二年就谈恋爱，这都七八年了。她家是县城里的，条件稍微好一点，父母都有工作，就她一个孩子。大学毕业后，我第一次去她家，人家明确表示不愿意。我也理解，要我是家长，我也不愿意。人家姑娘长得漂亮，工作又好，又在大专院校教书，又有郑州户口。我啥也没有，没户口、没钱、没房，家还是农村的。指望啥让人家同意？
我俩分手过好几次。有时是她想分，觉得俩人在一起没希望，压力太大。有时是我想分，我压力也大，一个男的，老让别人觉得不如女的，心里也难受得很。有一次闹得最厉害。她家里安排她去相亲，她问我去不去，我说，那你去。我想的也比较淡。咱不能拖累人家，死皮赖脸的，没意思。她其实是试探我，看我不主动，就生气，说分手，分就分。其实都是气话。还是有感情，毕竟那么多年了。不过我知道，她的确也动摇过，一上班，见的人多了，实际的事情考虑多了，自然和只谈恋爱时的想法不一样。
我上学学的是室内设计装修与管理。专升本，人家上四年，我上五年，还多交学费，为这，我爹没少为我花钱。我现在一个月也就三千多块钱吧，没有三险。私人企业，很少有交三险的。现在都是私企，老板说了算。有多少人想来还来不了，你还在那儿挑三拣四，肯定不行。所以，虽说工作也算稳定，但焦虑很大。没有长期的保证，内心不安全。
我这是典型的农村出来的凤凰男与城市女孩的关系。在以前，人们说，山里飞出来一个金凤凰，多宝贵，姑娘家长争着把姑娘说给他，现实可不是这样。现在的凤凰男可是作难死了。看那啥电视剧，《双面胶》《新结婚时代》，把凤凰男糟蹋成啥？谁家姑娘还敢嫁给农村出来的小伙子？我是看着看着，就想把电视砸了。农村人都恁不堪？完全是丑化，制造对立。
我心里也难受，好赖也是大学生，家里供出来了，有工作了，不但帮不上忙，还得让家里再替我操心，真是没志气。家里没钱，就我爹一个人挣钱，拉三轮，出死气力。我爹身体不好，经常胃出血，都是累的。他好喝酒，一累就想喝点，身体都垮了。按说，我的工资也够生活、吃饭了，也应该能给家里一点。可是，房子压在人头上，喘不过气儿。
没房子，就低人一等。你再有尊严，也没尊严。你再争气傲强，也都没用。你想靠自己争气傲强去挣钱买房，连门儿都没有。
后来，人家家里就提出条件，先买房子再结婚，不管大小，得有一个。我也想买房，房价不断上涨，没个头，不敢等。另外，长期租房肯定不是个事儿。说搬就搬，说让你走你就得走，将来有了孩子，也不安定。2012年肯定要结婚，房子今年交钥匙，人家也二十七八岁了，再拖，说不过去。装修房子至少又得几万元，又是一笔钱，都是愁人事。
说到“愁人事”，梁东的表情并没有太多的变化，“愁”的地方太多，也就不愁了。他现在也只能是“车到山前必有路”的心态了。在了解到梁东可以考“注册监理工程师”之后，我长吁了一口气。“注册监理工程师”，相当于“注册会计师”那样的资格证，非常难考，但是一旦考过，工资就会提高很多，自由度也非常大。梁东现正在准备考试。他的职业还有上升的空间，他将来在生活、家庭和婚姻中的空间可能就会更大一些。
春节在梁庄见到梁东，他正和梁平、梁磊（二哥的孩子，重点本科毕业，在深圳打工）在二哥家的院子外打羽毛球。我问梁东，女朋友来家过年了没有？梁东笑着说，人家说没名没分的，不来。
我们四个人坐在万立二哥家里，门敞开着，屋里和屋外一样冷。我们就在这零下十来摄氏度的房间里，蜷曲着身体，聊着天。在谈到“农民工”及这一称谓的含义时，梁东字斟句酌，语气里却又有些激动。
不管从任何人嘴里说起来都是一个贬义词。本来只是一个职业而已。为啥叫“农民工”，而不叫“工人”？
它确实有一种歧视。“农民”从来不是个好词。咱们小时候，爹妈让上学，不就是想让你脱离农村，不当农民吗？为啥，农民可怜，过不上好日子，农民被歧视。但是，农民离城市远，交集不多，人们想起来农民时，觉得农民朴实、厚道什么的。现在，农民进城的多了，农民和城市直接相遇，那差别就出来了。“农民工”这个称呼是对进城农民的一种歧视。你看，电视剧从来不说农民工不好，但是，它会说农村婆婆多不好，农村负担大，农村人不讲卫生、不讲个人权利，其实都是对应大家心里对“农民”的负面判断。
那些电视剧，像《双面胶》《新结婚时代》里面的农民和农村是什么样子：贫穷、落后、粗俗，还侵略和毁灭城市人和城市生活。这些形象从哪儿来？
我在网上看到过一个事情，说一个农民工在公交车上，看到一个妈妈带着小孩，就主动给让位。小孩要过去坐，妈妈阻拦小孩，说太脏。那个农民工用袖子把座位擦擦，那位妈妈还是不让孩子坐，给小孩说，太臭。这个事儿不知道是真是假，但是，类似情况肯定是有的。你说，她还是个妈妈，她给孩子的啥教育？她这观念从哪儿来？
反过来，你说我们是啥？梁平户口在梁庄，这不用说，梁磊户口也在梁庄，他还是重点大学毕业，他到底算啥？你看我的身份证上的户籍写的是“吴镇派出所2号”，不明白吧？我2004年参加高考，考上之后，户口不是转到郑州的集体户口上，而是转到吴镇派出所，这样，在算农村户口时，就没有算上我们这一批学生的户口，算是帮助实现政府的“农转非”目标。说是农民市民化，其实俺们这样的大学生占很大比例。都是数字游戏，自欺欺人。
“吴镇派出所2号”，多聪明的安排，既非农业户口，减少了农民户籍数字，但也不承认我们是城镇户口，又符合我们去到城市上大学的实际状况。这样，我们就被“悬”起来了。
我妈一直想把我的户口转回梁庄去，这样老悬着也不是个事儿。去派出所找，问人家，“派出所2号”到底在哪儿？既然是户籍，那肯定得有个具体地儿，派出所人都笑她，说就在派出所2号嘛。
前一段时间听说有大学生直接写信给温家宝，说大学毕业生这么艰难，在城市没有户口，享受不到那些待遇，又把农村户口取消了，没有补助了，这岂不是太不公平？后来，才有松动。你看，我现在，不是梁庄的户口，在梁庄没有地，但与农村相关的政策补助也还有。我想把户口转回村里，派出所还不同意。我听说湖北那边，有人想把户口转回村里，掏十万元也不给转。咱这儿肯定没有那么大的资源，但是，万一将来国家政策变了，有更多优惠了，到时，还给不给我就很难说了，我又不算是梁庄人。
城市户口没有，农村户口也没有。梁东的身份界定非常模糊。从这个层面讲，他连“凤凰男”都还够不上资格。梁东又一次提到那些一时极其流行的电视剧，并对这样强调城乡对立和蔑视乡村的观点表示强烈的愤恨和担忧。
政府和一些研究人员关于“新生代农民工”的界定非常模糊。如正林、梁东和梁磊这样，受过良好的教育，在城市漂着，身份证的户籍还是“吴镇派出所2号”和“梁庄×组×户”的年轻人，他们究竟属于哪一类？难道他们不是“80后、90后，在城市务工的农民”？他们的位置完全符合这一界定，但他们又不是。
这一身份的迷惑似乎不重要，但在这个时代，它却又结结实实地充塞在梁东的心灵和现实生活中，无法绕过。
狐狸精
最早对兰子有真正的感知是1992年或1993年的春节。正月十六爬灵山拜神，这是穰县一直有的习俗。灵山顶上有几座庙，庙里供奉着不同的神，佛祖、土地神、祖师爷、关公、财神爷、观世音菩萨，什么神都有，人们在这里拜神、祈愿，据说灵验无比。
在一尊佛祖像面前，我突然看见兰子。她跪在那里，认真地做着动作，燃香，叩首。她的双眼紧闭，双手合拢，举起，停在额头，停顿片刻，深深地叩了下去，头触着那黄色坐垫前面的青石地面。然后，起身，手一直放在额前，再深深地叩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