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方，南方。
我不是深圳人
第一次和梁磊联系时，他刚到深圳一家认证公司上班，听我说要去看他，很高兴。几个月之后，等我真的准备好去，给他打电话的时候，他已经辞职，准备回梁庄。春节期间，我和梁磊在梁庄见了第一面。一个白净、内向、有主见的男孩子，和他的堂弟梁东的忧郁、焦虑相反，他的神情有一丝倔强和阴郁，显示出生活挫折对他内部精神的挤压。
2012年5月3日，在深圳南山区下白石洲的沙河街，我见到了梁磊、他怀孕六个月的老婆小敏和他的妹妹梁静。
梁磊夫妻住在沙河街头一幢典型的“握手楼”（握手楼：形容楼与楼之间距离的狭窄。前面一家站在后面的阳台上，可以和后面一家的人握手致意，深圳俗称“握手楼”。）里，他们和另外一对带孩子的夫妻合租一个两居室。梁磊房间的简陋、狭窄和凌乱让我有点吃惊，我感觉中的梁磊气质冷漠、时尚年轻，不应该住在这样的房子里。
邻居家不满三岁的女儿闭着眼睛持续地号哭，她的妈妈一直坐在客厅角落一个肮脏的电脑桌前看电脑，不时把女孩拖过去打几下，女孩的哭声更大了。梁磊坐在房间里那已经卷了皮的黑色皮椅上，梁静坐在门口的小凳上，我和已经怀孕六个月的小敏坐在床边，开始我们的谈话。他们对那个女孩的哭声都漠不关心，既不烦躁，也不生气。这哭声是他们在沙河街这间出租屋里的正常背景。
上学没有优势可言，深圳这边的小商贩或者捡垃圾的都可能比你挣得多，只不过，他是力气活。
我2006年重点大学毕业，学机械制造专业。当时已经扩招，所以我们是“先毕业，后失业”。毕业之后换了不少单位，先在安阳一个私人企业，生产光盘的厂子，与香港合作，摇身一变，成外资了。我一个月两千五百元，拿那边的工资却被派到东莞干活。刚毕业时没考虑那么多，只想着与自己的专业相近一些，想着自己有一定的理论基础，再加上实践，会好的。但进去之后，发现与我的专业也没啥关系。干了半年，我就出来了，到另外一个厂，跑业务，给一个厂子卖机械，与专业也没啥关系。后来跑到上海，也是在一个机械厂，去了人家就不让沾设计的边儿，没办法，只好又跳槽。坏就坏在这里，毕业初那几年，一心想找个与自己专业一致的。现在看来，不算太正确。
2010年过完年来深圳，有同学在这儿，到一个认证公司上班，按国际标准去进行认证，认证之后才能出口，电器产品比较多一些。这业务在珠三角还挺吃香。刚开始看不懂英语简介，都比较专业。做这个行业两年之后才可能比较熟悉。这个行业只是一个挣钱的行业，也会作一些假报告。干一年多，工资一个月四千多块钱，做的也是机械这一块，也还行，其实跟专业已经没关系了。
接着深圳一个外资企业，也是一个华人从中国出去，再回来，变外资了，这种情况在企业里很普遍。换汤不换药，还是按照中国的套路来，他能有多好？在这个公司待半年。怎么说呢？工厂对工人“很扯”，公司全部由女人管理，亲戚老婆情人，各分管一块，不是小看女性，的确是非常小气。制度也非常不健全、不人性，加班三个小时以上才给加班费，一个小时才十几块钱。有人要走，不让人家走，去要工资也不给，还把人家手机收了，最后打110才解决。管得也非常严，划分得很细，各种各样限制工人行动的制度，恨不得把工人绑到椅子上，一天一动不动为她们干活。
整个工厂气氛很压抑。你在工厂工作一天，心情沮丧到极点，每次回家都想着第二天不来了，就是精神折磨。我就想走。我的想法是拿的钱也不多，环境又这么累，我没必要承受这样的压力。本来干工作是为了生活，工作不开心，生活也不会开心，那觉得也没必要。
我爹他们那一代人手里没有资源，没有知识，没有技术，他们受过苦，觉得再苦也不是苦，只要能挣到钱就行。我们这个年龄不可能像我爹他们那样：你怎么欺负我，我都行，只要你给我钱就行。我们没有受过这些苦，也有自己的打算，也不愿意别人欺负。观念不一样，活着为什么？不是只为了挣钱，还得活得像个人样。最起码，你不能过分。我们对生活有自己的感受和理解。有些事愿意做，有些事情不愿意做。
90后可能会更冲动，忍耐力更差，但总体来说，工厂、公司还是制度不健全，欺负工人和职员。大的政策都挺好的，有劳动法什么的，但是，你一个打工者是个弱势群体，你能和公司抗衡吗？你抗衡，你就会被开除。另外有些歧视是隐形的，真要拎出来说，也模棱两可的。大点的公司有些自己的企业文化，算是比较人道，工作开心，公司也有收获。小公司的文化都是“为了企业，可以牺牲工人”。
在这家公司实习六个月才能转正。我没到实习期结束就走了。因为确实挺压抑的。我现在也是在一家认证公司，是国际机构，美国的，前身是爱迪生一个实验室，全世界一百多个国家都有分公司，在英国已经上市，算是大公司了。
公司案子多，每天都能加班。加班是好事，你说梁平、我光亮爷和云姑他们靠加班挣钱，我们也是。你不要以为我们这些人就不想加班，一样的，好不到哪里去，也是全靠加班多挣点钱。工作其实我也不挑剔，只要环境稍微好一点，工作压力没有那么大，案子多一点，就可以了。就目前来说，你干别的也是一样。我没有优势，因为不是学这个技术出身，但是大的方面还有用的，毕竟是大学毕业，各方面素质还是好些。反过来再说，啥专业不专业，本来就是养家糊口而已。
这个公司和我谈的月薪是五千块钱。上升空间很少，我在技术部门，大家都是干技术的，领导不走，你就没机会。工资几年之内可能不会有调动。除非你换一家比较小的公司，能应聘一个领导职位，工资会稍微好点，但工作又不保险。
我现在倒是有五险一金，但这对我来说没有实际意义。社保对我们来说也没有意义，它必须交十五年才能取出来。住房公积金也没用，我们宁可不交。出来打工的，像我们这种状况，能在深圳待下去吗？你换城市，再去换这一套东西，非常麻烦。况且，你生病感冒会去医院吗？肯定不去，一去肯定就会多花钱。你的那点保险根本不够。
对于打工的大多数人来说，没有什么意义。我问过周边的人，除了那些已经是公司领导或部门经理的人——三十五六岁，有房有车，来深圳较早，完成了原始积累，生活稳定——这些东西对他来说就很好。其他大部分人只是买个车，没有房，不可能在这边生活，那些东西意义不大。
我现在只能是走一步说一步。我的想法很简单，有一门技术在手，再攒一点钱，将来做一点生意，小生意也行。这边生活成本太高，如果能在家里做生意，即使一个月只挣几千块钱，也会好很多。这也是我最近才扭转过来的观念，原来我根本没想过自己将来可能要做生意。我读书时的理想可从来不是这些。怎么可能？那时一心想着自己要从事一个高尚行业，要过不一样的生活，觉得自己又勤奋、又刻苦，人也不算笨，起点也不算低，肯定能混得很好。没想到会是这个样子，更没想到有一天我会想着去做个小生意。
如果房子买在这边，我肯定会留下来。我们旁边的房子是两三万元一平方米，怎么可能买得起？就是再降一半，还是买不起。即使买了房子、在这边，也够呛。咱们一个老乡，一个月九千块钱，在这儿买了房子，要还房贷，孩子还要上学，压力很大。他比我大很多，万一失业了，就麻烦大了。不过在深圳的好处是，失业之后工作一般都很快能找来，工作机会很多。
我们这批人比较尴尬。网上不是说吗？让你活不好，但也死不了。我们一个班三十几个人，百分七八十都是我这种状况；那百分之二十比我们强，不是自己强，主要是拼爹妈的背景。干农民的活，你干不了；往高的，你也干不了。我们这种人，是吊在半空上的，上不去，机会很少；下不来，不愿放下身段。
整天忙于工作，哪有幸福感？其实幸福只是一种感觉而已，譬如说两个人在一起出去玩一玩，回到家里一家人坐一起吃个饭，看个电视。但是，像我们都比较少出去，你走个路都需要钱，走个路你还需要买瓶水喝，都得消费。
我户口还在梁庄家里。我们都是农民，只不过不种地而已。只要形势差一点，还得回去。有一块地在家，心里还踏实些。
我们这边可以办深圳户口，有啥用啊？我不可能作为深圳市民在这儿生活，我所知道的同学，没有可以在这儿生活下去的。房子是个首要问题，孩子上学肯定也不行，上个幼儿园还得去找人。所以，还得回家，你的社会关系都在家里，最起码不受罪。
平静早就平静了，刚出来一两年有点幻想吧，想的有点大，老是有挫折，解脱不了。从小到大，学习方面没有落过别人，有点小理想，上过学之后，心里根深蒂固地烙下一些东西，信心满满的，总想着自己毕竟上过学，肯定行。后来才意识到有些东西不是想象的那么简单，经历过才知道。
你说我将来在不在梁庄住？这个还真难说。还是不能去预判，百分之八十的可能是不会住村里，也不太方便。在外面找不到归属感的话，总是想回家。你在外面如果有归属感的话，可能这种感觉会比较淡一点。现在的中国人，尤其是农民和我这样的打工者，在哪个城市都没有归属感，家庭也分离，所以才老想着回家。不然哪有春运？
年轻人为啥对村庄事务不关心？你关心得了吗？我爹当过几年村长，我知道情况。说是选举，选票是怎么来的？写的都是同一个人，选票那么多张，写的都是一个人。大家心里都知道是什么样的。村支书，一个月168元钱，那么少，他怎么给你干活？他凭什么给你干活？贪，是必须的。你关心不关心，事儿都是那样的。你觉得，以你的力量，你可能阻止贪污吗？既然不可能，干吗要去白费心？一个村里，低头不见抬头见，有些还是朋友。这不是麻木不麻木的问题。一个农民怎么去查政府有没有贪污？这是根本行不通的。
没有大的事情推动，没有日积月累到一定程度的话，农村的情况不可能发生变动。
梁磊始终有些沉闷，似乎有什么东西他无法放开。他对我写村庄里的事表示高度的担忧，他认为我这样深地介入不太对头。“一个农民怎么去查政府有没有贪污？”这个不是问题的问题困扰着所有的中国人。作为一个有想法的大学毕业生，梁磊在思考这样问题的时候不自觉地认同了目前的现状并消极地看待一切，也许，对梁磊来说，他看到的、听到的和他所经历的，都使他无法找到亮光来支撑行动。他和他的同代人，经历了这个国度最大的变幻，他们在前现代那一刻出生，在“日新月异的巨变”中经历童年和少年，等长大时，展现在他们面前的已经是一个后现代社会的超越景观。而此时的他们，感受最深刻的不是景观的宏大耀眼，而是这景观背后的支离破碎。“宏大耀眼”可望而不可即，“支离破碎”才是他们要面对的。
傍晚，梁磊带我去沙河街吃小吃，让我体验这著名城中村的夜生活。村中道路也是弯弯绕，没有哪一片空地被留出来，楼的间距很窄，楼层又很高，整个村庄潮湿、阴暗，透着阴郁的气息。几个中年男女坐在店铺中间，在昏暗的灯光下搓着麻将，那偶尔抬起的看过往行人的眼睛，好像是从中世纪走出来的。怀着一种阴郁的、冰凉的心情，终于走到了村庄的主路上。街上熙熙攘攘，人头攒动。各类饭馆里面雾气缭绕，看不清里面的人，但听得到年轻的、肆意的阵阵笑声。路边各种临时小摊绵延而去，大排档也坐满了人，那羊肉串在长长的铁炉上“刺刺”地响着，一阵阵带着焦香和煳臭的浓雾也随之飘起，笼罩着整条街。
街道边污水横流，街道中又摩肩接踵。麻辣的浓香，啤酒的清香，也有肉的臭味、食品腐烂的味道，它们交织在一起，泼辣厚腻。走在其中，人好像被什么吸力拉回到地面，回到纯粹形而下的然而又是结结实实、可感可触的世俗生活。而梁磊，仿佛被他房屋的形态、沙河街的形态和这厚实的味道给束缚起来了。
电话推销员
梁静去年刚大专毕业，计算机专业，暂时处于失业状态。梁磊特别期盼她能找到一份较为稳定一点的工作，这样，也能找到一个条件相对好点的男朋友。他非常担心她最终适应不了这里，那就还得找新的城市去生活。梁静性格沉闷，对深圳还处于适应和调整阶段。她说话的声音很低，有一种压抑着的苦恼。
上三年学等于啥也没学。计算机专业，等于是没专业，现在哪个单位还要这专业的人？我嫂子也是学计算机的，毕业比我早两年，出来就到惠州那边的电子厂打工，与专业没关系。俺们一个班的学生都七零八散，毕业之后四下里乱跑，乱找工作，找到啥干啥。有许多女孩子都结婚有孩子了。
感觉深圳这边节奏比较快。在老家那边上学，不咋说普通话，我适应能力比较差，猛一下说不出来。刚来感觉饭菜可贵，在咱们那边，中午吃五块钱的饭，一个月都得几百块。这边翻一倍，这边工资是比较高，但是，房租又贵，吃饭也贵，算下来，也落不住啥钱。稍微不节约的话，还不如咱们那边。我刚开始来的时候，想的是虽然消费比较高，但是挣钱多，图的是拿住钱那会儿高兴，说起来一个月能挣那么多钱，好听一些。在家那边，虽然工资低，但是消费也低。
我去年六月份开始找工作，在南阳那边找，第一份工作作销售。作保健品销售，针对中老年。你发传单，发来客户，先让人家体验，成为潜在客户。然后通过各种形式去拜访。卖产品一般是先接受你个人，然后才接受你这个人的产品。做到十月份，我业绩还算不错。我这个人比较实心眼，人都是这样，你要是真心对他好，他也会接受你。
那时我一月底薪七百元，完成基本任务，一月销售七千元产品，给二百块钱奖金，再加上提成，百分之三的提成。第一个月就挣了个基本工资，没卖出去产品。第二个月挣一千一百元，第三个月、第四个月都是一千二百元。
我租的房子六十块钱一个月，住了五个月，电费总共花三十块钱。房间只有一张床那么大，二楼，虽然房间小，还有两个窗户。有时还能冻醒。也是城中村，南阳汉冶村。
我辞职有点冲动，主要是同时来的女孩子都走了，我一个人在那儿，再加上老板娘对人也太不实在了。老板娘光为自己着想，人比较多疑，有时候出去跑客户，回来很累，坐在店里歇一会儿吧，她都会说你。不停地给你找活干，让你擦这儿扫那儿，只要你在店里，就别想坐一会儿。也不让和同事聊天，看见我们谁和谁说话，眼都瞪着，脸也呆着，可生气的样子。后来，就去火车站一家卖电脑的店里，给人家当会计。那个软件很容易，去两三天就会了。老板还挺好，干了二十天，给了六百多块钱，后来，又干了五十天，给我两千一百元。那边唯一不好的，就是没有假期，一天也离不开人，一个月没有一点休息时间。不过在卖保健品那边，说的是可以轮休，也没有休息过。
过完年和我哥一起来深圳。来之后，先在淘宝一个服装店做客服，给客户介绍情况。经常加班，有时候很忙，有时候很闲，这边工资一个月两千多一点。也还行，比南阳那边好，但感觉没啥意思。不能锻炼人，面对机器冷冰冰的，不知道干啥。有时候想学个软件，又不能。店里只有两个人，一个客服，一个美工。干有两个半月，我辞职了。还有一个主要原因，就是店里不管住，我得找地方住。人家其他家店都管住，他们不管。才开始他们对我说管，是骗我的，要是一开始知道他们不管，我肯定就找其他工作了。在我哥这儿，天天在客厅住着，不方便得很。那家人怪好，就是太不方便。我就想找个管住的地方上班，哪怕工资低点。
第二天再去上班，在宝安那边，是个房地产公司。我看中它管我住宿，但是人家不管吃。一个月一千五百元的底薪。俺们主要是打电话、发传单、在网上发布信息。也不好做。我去发了一下午传单，很累，站在路口，晒着太阳，还得受白眼，难受得很。但是，看你图啥的？对于我来说，一是有住的地方，二是锻炼人。脸皮厚一点儿，嘴会说一点，做人做事的能力得有吧，比较锻炼人。我太内向，这样下去肯定不行，我得改变我自己。我去看过他们的工作情况，一般都是给人家打电话讲房子的信息。有人专门收集个人资料，不知道从啥地方买来的信息。按照那电话，一个一个打出去。被拒绝的比例非常高，十个电话有六七个都被挂断了。对方挂了，这边也挂了，继续打下一个电话。不会不高兴，人家拒绝太正常了。还有人上来就破口大骂，骂他骂，那也当没听见，继续打下一个。
我妈老想着我咋办。她老觉得我都二十三岁了，该说婆家了。我哥也是。主要是觉得我没有一个固定工作，不知道该找个啥人。找个没知识的人吧，觉得亏了。找个有固定工作的吧，人家又看不上咱。找个和我一样打工的，又觉得不甘心。我也不知道。走哪儿是哪儿，该是自己的命也跑不了。到哪儿都是一辈子。
我以前从来没有想到过，那些让人疲惫而愤怒的房地产广告电话、保险推销电话或哪一个什么销售电话就是小静这样的姑娘打来的。在城市生活中，我们一天要接到多少这样的电话？恐怕数也数不清。在开车或开会时，在听到那语速迅快、没有任何停顿的套话时，在怎么说“谢谢”也挂不断时，那愤怒是油然而生的。于是，很多时候，我们选择了直接挂断，听都不要听，更不用说给他们说一声“谢谢”。
是的，这些年轻的孩子可能就是我们的堂妹、堂弟或哪一个远亲的孩子。但是，我会怎么做呢？在知道了自己的堂妹也加入其中的行列后，我会更耐心点吗？我不知道。我想更多的时候还是会不耐烦的。因为那确实是一种轰炸，确实是一种侵犯，但这是小静的正常工作。她必须一个个打出电话，这些电话就类似于魔鬼训练，我内向的小堂妹希望通过此把自己训练成一个能够适应城市生活的人。
隔天下午，朋友带我去参观深圳书城。据说不去书城，就等于没来深圳。从沙河街路口搭出租车出去，经过一个转盘，就上了深南大道。车速马上快了起来，风掠过耳后，清凉、舒适。平坦、宽阔的大路，两边是修剪整齐的景观树，远处是威严而设计感极强的楼群。
无论从建筑、功能和美学上看，深圳书城都堪称美轮美奂。广场宽阔无边，也热闹异常。有各种团体在这里活动。怀才不遇的摇滚歌手，手拿古老乐器的民间音乐家，公益演出，志愿者招募，募捐等等，仿佛多元而开明的文化与生活已经来临。突然有一种感慨，这些所谓草根的团体和不得意的歌手，其实都属于这个社会高雅文化的一部分。他们能够来到这样的广场上，去展示自己，并且幽怨地唱着属于自己的歌，怎么能是草根呢？
书城里面是另外一种阔大无边。高尚的、高雅的生活。读书会，肯德基快餐，阶梯式休息室，瓷器店，各种名吃和名店。冷气开放，一些孩子在书城里面玩耍、阅读，三五朋友在此逛街、聊天、欣赏和吃饭。书城一层楼梯角落种植着名贵的阔叶绿色植物，它们向上伸展，直伸向二楼顶层的地方，生机勃勃又雍容华贵。顶层一条宽阔直道，一边直通向郁郁葱葱的莲花山，另一边通向那具有象征意义的金属建筑。开阔的、开明的、开朗的生活和文明。
是的，这才是深圳。当我们说“春天的故事”“南方的神话”，当我们说“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时，我们指的是这个深南大道、滨河大道和北环大道的深圳，指的是那富士康加工厂和无数个企业累积出来gdp的深圳。它不包含那拥挤在沙河街上和居住在富士康那带铁丝网宿舍里面的打工者，不包含梁磊那个出租屋和他所必须面临的焦虑。
每扇门后面都是工厂
我最近一次见万敏哥是1992年，他到我教书的乡下去找我。那时候，他刚结婚，在穰县卖菜，到我所在的镇子去进新鲜的蘑菇。他瘦长、黝黑，眉宇间有现实生活所带来的丝丝焦虑，但是，我们竟然还谈了一会儿文学。我刚在一个日报上发一篇小散文，他把它抄写了一遍，像宝贝一样带来让我看。他写一手好字。在高中时代，因为会写文章，会打篮球，能长跑，他赢得无数女生的青睐。他的老婆就是当年迷恋他的小女生。作为一位痴迷的文学青年，从离开学校那一天开始，他的生活就与文学无关了。之后的二十年，他一直在北京、广西、广州等城市间辗转，最后在东莞安定下来，先是做服装批发生意，这几年自己开了一个服装加工厂。
万敏带我去快捷酒店旁边一家当地的早点店吃早餐。早点店里几乎可以说是人山人海，一个将近两百平方米的大厅里全是人，几十张大圆桌塞满所有的空间，服务员推着装满各种粥的小餐车在桌子间艰难移动。这些坐着、站着和大声吆喝的人以家庭为单位，老中青幼，七八个人，穿着背心、短裤，坐满一桌。他们吃着早点，喝着茶，在巨大的嘈杂中从容地聊着天。间或有小儿发出刺耳的哭闹声和奶奶低声的、甜软的哄劝声。喧闹而徐缓。喧闹是一种生活习惯，徐缓是一种心理状态。这些人全是当地的房东。每一家都至少两三套楼房，一套自住，另外两套出租，一栋四层楼房会租给四个或五个不同的厂子，每年会带给他们几十万元的收入，这还不包括村庄固定的分红。他们不需要任何劳动，只有享受生活。因此，早餐和早茶的时间可以无限延缓。
在平时，万敏绝不会跑到这样的饭店里吃早餐，这种浩大、繁杂、丰富和舒缓的早餐不属于他这样的外地人。万敏们的地点是晚上的大排档。忙碌了一天后，约几个同道中人，到“美食大排档”喝酒聊天，那里是虎门小老板们和打工者们去的地方。
走出早餐店，走上马路，马路两旁是一排排四五层的长方形楼房，光秃秃的、呆板的、丑陋的，没有任何装饰。万敏指着这些楼房说：“虎门这地方，推开每一扇门后面都是工厂，每座楼的每一层都是一个小工厂，工厂多得你都想不到。就像这条街上，靠街的这几十栋楼，全是工厂，估计有几百家。都是像我这样的小老板，搞服装的。这两年金融危机，倒了很大一批，有许多人没撑过去，又变成了一个打工仔。但是，你倒归你倒，房子从来不会空着。房东的房租不会不要。人家不认你人，到时候了，房租一拿，扭头就走。你要是没钱，对不起，那肯定不行。”
我们走进一栋楼，沿着那长长的铁楼梯往上爬，二楼和三楼的楼梯口，都有一扇铁门把守，铁门紧紧地关着，铁门上歪歪斜斜地写着“××制衣厂”或“××印花厂”。万敏的厂在四楼，楼梯口的墙上写着四个字：“英雅制衣。”是万敏的字，刚硬、骨感，但气有点散，收不住，显示出字的主人好大喜功的性格。
推开铁门，“嗒嗒嗒”的机器声立即传进耳朵里。万敏的服装加工厂，就是一个简陋的加工车间。大开间，水泥地，白灰墙，老式玻璃窗，天花板是一些裸露的管道，上面挂着许多吊扇。迎着门，并排三行缝纫机，二十几台，有十来个工人在操作，其余的机位都空着。万敏说：“招不来工人，那些熟练工人到处抢着要。另外，也不敢招，招来了没有活给人家干，咱还得倒贴钱。”
房间的右边分三个区间。最靠里的区间是一个拼起来的大长方桌，桌上堆着红红绿绿几个品种的儿童服装，几个妇女，包括万敏的老婆霞，站在那里，正低头检查并剪去衣服上的线头。中间一个区间是设计处，一张长桌子上摆着图纸、衣样、剪刀、电脑和一些碎的布片。一个相貌秀丽的矮个姑娘正俯着身子拿长尺子在图纸上比画着什么。靠这边的是熨烫区，一个瘦高穿红背心黑短裤的小伙子背对着我们，熨斗在衣服上飞快地来回滑动着。
车间尽头有一个用玻璃隔开的小房间，这是万敏的办公室，办公室里还有一个隐藏的小隔间，有三四平方米的样子，这是万敏夫妇的卧室。办公室旁边还有一个长长窄窄的通道，通道左右共四个宿舍，一个简单的卫生间。继续往里走，是楼房的顶层，一个宽宽的平台，平台靠后有一个低矮的小房间，这是英雅制衣的厨房。我似乎有些明白为什么虎门这些出租楼都盖成这么长的长方形，它适应这些家庭作坊式的小工厂。一条龙服务，吃喝拉撒，在一个楼层内，一个家庭作坊所有的功能都能够完成。
这些工人似乎根本不关注我的到来，面无表情地扫视我一眼，然后就把头垂下，继续单调而紧张的缝纫工作。年龄大点的那个男工是监工，他也操作机器，间或站起来去看另外工人的工作状况，并进行指导。一个穿粉红横格t恤的男孩看起来非常时尚，前额头发稍长，全偏向一方，是经过仔细打理的样式。脖子上挂一个菱形的鱼状项链，脸庞和神情中还有略微的稚气。我想和他交流几句，但他只是朝我微笑一下，没有停下手中的动作。
其中一个圆脸的小女孩，穿一件红色圆领t恤，黄色短裤，梳一个小独辫子，额前稍偏的地方别一个红发夹。额头光光的，略有点“锛儿”，眼睛黑黑大大的，看起来淳朴可爱。我在一旁观察着她，只见她一只手撑着一个小布片，另一只手迅速地在旁边的筐里拿起另一布片，两个叠在一起，放在针眼上，手往前拉，脚快速地蹬着，手再快速把布片往左拉，又是一道缝合，再从筐里拿起一块布片，拼到另外一个地方，再缝合，以另外的叠加方式放在一起，这样，一个衣服的前襟形状就出来了。她的右手往前一划拉，直接把缝合好的布片推到缝纫机前面的地下，连线都没有断，那里已经堆着厚厚一摞加工过的布块。她的头不抬，又拿起另一个布片，快速而机械地重复着前面的动作。
“这个姑娘和那个烫衣服的小伙子是一对儿。”万敏指着房间另一头烫衣服的小伙子，悄悄地对我说。我在虎门的那几天，一直偷偷观察这年轻的一对儿。他们在工作的时候非常严肃，一整个上午或下午，他们都能做到互相不看一眼。
霞嫂兼作厨娘。她清晨五点多就要去市场买菜，十点多开始准备午饭，活不多时，年龄大点的女工会过来帮忙；如果活多，她就只能一人做这二十几口的饭。虎门的春夏秋冬只有热或更热之别，在厨房里转圈并不是一件享受的事情。霞嫂一边在厨房里忙着，一边向我抱怨：“说是老板、老板娘，其实连工人也不如。人家拿的是净钱，不管你赔赚。咱这是出苦力，担大责，到最后还是一场空。不是你敏哥坚持，我是早都不干了。干档口多舒服，雇两三个服务员看店，生意也熟，坐在那儿，不动弹就能挣钱。你敏哥非要干，说这是事业。可倒好，钱赔光了，事业还没见影。”说到“事业”时，霞嫂嘲弄地笑起来，一副夫唱妇随的样子。
中午十二点，英雅制衣开饭。两个大锅菜，土豆丝，豆角，一大锅米饭。工人们拿着自己的碗，自己盛饭，自己找地儿吃饭。大部分工人又回到车间，车间有吊扇。那一对小情侣终于走到了一起，端着饭到女生宿舍，门半掩着，其他人自然也不进去。设计处那个个头矮小、看起来伶俐聪明的女孩已是一个九岁男孩的母亲，大家叫她娟子。此时，她也带着儿子过来吃饭。她的儿子去年来到虎门镇，插班上三年级。平时，这孩子和他母亲一起在万敏这里吃饭，晚上也和母亲一起睡在厂里宿舍，这个厂就是他的家。他的父亲在另一家工厂做印染技术工，住在那个厂里的集体宿舍。
下午一点钟，英雅制衣开工。机器声音响起，娟子送儿子去补习班，回来继续画图。那个烫衣服的小伙子拿出一台收音机，搁在他面前的窗台上，放起了音乐。这音乐混杂在机器声中，只透出微弱的声音。万敏带着我，开着他已经破旧的金杯车，要到镇上的面料城、辅料城去对色找衣料，找蕾丝边。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儿童服装，至少需要一二十种不同料子的布和各种如拉链、绣花这样的配件，这都需要万敏一一采买。有时买来的布料颜色不符合最初设计的要求，还要再次返工，那就意味着这批活儿他要赔了。
八月的虎门，像下了火一样。我和万敏一起去采买原料。车上的空调早已坏了，太阳把前座两个位置晒得滚烫，坐上去就像坐到烧旺的铁炉上，屁股发出烤肉一样的“刺啦”声。万敏带着我，在面料城、辅料城、蕾丝批发城、物流站和其他地方出出进进。他要挑选各种布料、纱料、蕾丝，要去物流站取回广州或其他地方发回来的布匹，要去其他地方买我不懂得的什么辅料。下午五点多钟，终于转够了圈儿，我们坐到车里，开始往回开。车内像蒸笼一样，坐进去，顷刻就大汗淋漓。
晚上七点开饭。粥，馒头，凉拌黄瓜，肥肉熬白菜。吃完饭，七点半，工人又开始干活。他们要做工到晚上九点钟。每个人都神情淡然，吃完饭，自动地坐到机位上，发一会儿呆就开始干活了。
我、万敏，还有昨晚和万敏一起去广州接我过来的那个强哥，坐在办公室里聊天。隔着玻璃，我看到娟子的儿子在厂里来往跑动，一会儿到妈妈那里，一会儿又到缝纫机旁的一个年龄稍大的妇女那里，有时候也抓起布片，剪上面的连线。八点多的时候，他自己到后面的宿舍睡去了。
万敏坐到电脑前，要给我看他的博客，上面记载着他的汶川之行。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他开着自己的金杯车，拉一大车物资，矿泉水、手套、口罩、饼干等六七万元钱的东西，带着内弟和强哥，长途跋涉，到汶川救援。
干事业
别以为我们就没追求，也总想着为社会做点啥事。
你看这些照片，都是2008年去汶川路上拍的。当时，每天看电视，我都哭得吃不成饭。那么多孩子，一下子都没了。那么多人咋办？我就想着，不行，我得出点力，你霞嫂也支持。我就去买东西，快把虎门超市的水搜罗光了，花有六万多块钱。你想，那时候，我总共就那百十万，加上来回路费，三个人的吃喝，下来基本上小十万了，等于是我总资产的十分之一了。现在想想，可能舍不得，但那会儿也不管那么多了，看见水、饼干就想买。
我还去弄块红布，自己写上标语：“救援汶川，人人有责”“汶川，雄起”，挂在车厢的左右两边。前面车头下面也拉上标语“汶川救援物资”。看这张相片，你哥的字还有往日风采吧。这标语还很有用，许多收费站都不要过路费。从虎门往汶川去，有两千公里吧。我和你霞嫂的弟弟，还有强哥，我们三个人轮流开，开一天一夜。到汶川边上，就有人拦住了。说是车不能进，东西可以放下，他们来统一分配。
我们看着，当时确实紧张，很忙乱，就打消了自己送进去的念头，不能再给国家添乱。我们自己背着包，在边缘地方转了转。过了几条河，看那路都断了，很惨。当时就想，还是得挣钱，要是挣到钱咱就能出力了。
以前开档口仅仅是挣钱，维持个生活，买个房，买个车，就这。现在是在干事业。路子是正确的，虽然是辛苦些，这个东西是我要的东西。不管咋着，是个事儿。如果操作好的话，是个事业。只要老板不胡整，肯定可以发展。钱不是最重要的，但是是衡量一个人成功的很重要的指标。
我说过一句话，没有三年时间，是不能在制衣行业发言的。在虎门镇，开奔驰宝马的，还都是做制衣的。利润比较可观，百分之十还是有的，做的好了百分之二十。当地人大部分靠红利生活，很大的红利，好的一个人一年分十万，啥也不用干，稍微有能力一点点的都会盖一两栋房子，出租出去，这是最正常的收入。我这一层一年五万块钱，总共四层，一年二十万，我这家房东三栋楼，一年加上分红，有百十万，啥活不干，属于是正常的。当地人喜欢贷款盖楼，三两年就回来了。
但是我们去贷款，肯定不给贷，用房子、车抵押，只能贷七万块钱，不可能贷多。超过十万块钱肯定贷不来。为啥？你没保证啊！你是外地人，不保险啊。
大厂数量也不多，但能量很大。有很小的，夫妻俩带两个工人，总共五六个人，这种家庭型加工厂能量也大。小的好维持，租一个住房，买几台机器，不担任何风险，也没有本钱，人身也比较自由。并且这些小厂好招工，比较灵活，挣钱也快，这也导致大厂缺人。
像咱这种厂，二十来个人，属于中型的。这种规模的不是很多，比较难做。工人他对咱有啥感觉？第一，他得拿到他想要的工资，这点首先得达到，不能低于外面，加班是都加，那没办法，整个行业都是这样，咱只能保证不比人家差；第二，管理人员必须得认可老板、崇拜老板。工资是一方面，另外他得看到希望，这一两天工资他不看重。管理层不是一年的问题，心里舒心，遇到好的机会，自己也有好的发展。主管级和师傅级的，一起干活三年五年很正常。工人随便流动对工厂影响不大，像士兵一样，一茬一茬的，这个退了那个又来了。师傅经常流动，那损失太大了。肯定有人打听他们，他们也打听别的公司多少钱多少钱。像娟子，也是我挖过来的，原先就认识，这也得给人家许愿。工资、儿子和待遇问题，说好了才过来。干一段时间，觉得老板可以，她就会待下去。老板必须得说话算话。老板很无能、很无聊，可能不要钱就走了。
服装是个几千年的行业，有很多技术，我们的衣服和手机是一样，有欧美标、英国标、中国标，有个国际标准，不是想咋做就咋做，必须按照人家的要求来做。每个国家都有个标准，我们做是按中国标准去做的。以前开档口卖服装时，我很瞧不起做服装的，一进来发现太复杂了。
首先得有设计师。大的设计师中国一个也没有。真正的大设计师是意大利的、法国的，中国都没有。但是，中国服装业真是很发达，每天在中国做出来的服装够全世界的人穿几件。我们一个厂每天都要出几千件，像我们这种厂何止几十万，大厂更不得了。
我们是低档次的，在一个专门的服装网站上看图片，他们组织人在全世界各地去找，参加各种发布会，把上万个图片发在网上。娟子看中了，把图片打印出来，修改，变成自己的设计，其实是模仿。我去买布，做纸样，打版，打好版之后，到大公司挂版，让公司挑选。被挑中之后，人家给我们下订单，我们才去做。不是品牌的，我们可以随便模仿。大品牌不敢做，人家发现了，把你的东西没收，甚至把厂都封了，还要负法律责任。但是，模仿利润高。其实，很多厂都在模仿。
我四十岁开这个厂，绝对是最后一拼，算个事业。那时我手里有一百万。和有钱人比，不算个啥，跟普通打工的相比，也还行。坚持这四年，硬是把这钱败光，才算刚得到门路，找到点诀窍。像我们这种小老板，十个人中有八个人都失败，只要能坚持下去，应该都能活过来。现在我最缺的就是钱。要是能找来投资，我这生意就不是这样了。
我和强哥一直在商量，想搞个联营公司之类的东西，就是老乡们在一块儿，集中财力，做大，一是自己赚钱，二是带动老乡也赚钱。你看咱们穰县，出来就是打工，永远是打工仔，不能发财，主要就是没知识、没想法、目光短，想着有碗饭吃就行。
做事业这一块儿，我们不比他们坐办公室当领导的，他们是夸夸其谈，我们是通过自己的努力、自己的实践来实现的，比较朴素。工厂这边也是人才济济的，也许学历不高，读书不多，但是通过长久的实践学到的东西很多。
现在想一想，从上学到现在，我总想着肯定要做个啥事，一直有这个自信。饿是肯定饿不着，总想着要干个啥事，不是光为挣钱，还得有个目标，有个追求啥的。如果真干不了的话，说明你确实不行，咱还老老实实搞咱的服装批发去。目前来说，我这个路子是正确的，虽然是辛苦些。
万敏对自己去汶川的壮举非常自豪，他最高兴和最愿意谈的也是这段经历，他也坦率地提到他是想去看看有没有商机，但是，以他那浪漫的理想主义性格，他肯定把汶川之行作为实现自己理想的机会了。他认为自己放弃已略有规模的服装批发生意而去开工厂，是因为这是“事业”，需要智慧、智力，可以实现自己的价值。最重要的当然还是为挣钱，但挣钱并不是他唯一的目标。他反复强调这一点。
我问他对他的工人怎么样，这样加班工人是不是太累了？他叫起屈来：“不加班肯定不行，活来的时候，谁都得上，不存在你想的啥剥削。咱对他们也不错。你说，同吃同住，我平时忙成啥样，钱花了多少，赚了多少，他们也能看见，也大致知道，咱不是那种只顾自己享受不管别人的人。工厂条件都差不多，咱肯定不是最差的。机器少，活少，空间还算大，没有啥大污染。管理也松，你要是有啥事，请假干啥都行。工人在小制衣厂更能挣钱，因为老板缺人，管理不呆板。
“像我们这种小厂，工人比老板强。工人不操心，不管你这个月挣钱还是赔钱，活多还是活少，你都得给我钱。我和霞等于是不拿工资的工人，我还得承担所有风险，得有想法，得跟人交往，找活儿干。三险啥的，咱这儿都没有。只要多给他点工资，啥都有了。”
万敏肯定有美化自己和替自己辩解的成分。他和工人的关系或者并不如他所说的那么好。既然成为老板，在某种意义上就和工人成为对立面，至少，也是统一的对立。不管多么讨好工人，在工人眼里，万敏他们也只是发钱的老板而已，真正的亲密关系很难建立。但是，因为至今还没挣到钱，并且倒贴了自己前半生的积蓄，这一现实给万敏带来了一些道德资本。他可以理直气壮地要求工人，并对自己的很多盘算心安理得。一两天的时间，我明显看出，万敏对娟子要更好一些，不但她的儿子可以在工厂吃住，可以随意玩耍，并且，娟子对万敏显然是平等且有决定力的。娟子是设计师，厂里所有的活儿都是她制版、投标，中标之后，才能够制作、加工。万敏最大的任务就是留住娟子，不只是钱，还要投入情感，从亲情上感动娟子。
这样一个家庭式作坊，感情的投入又是必不可少的。否则，工人会很快流失。
我和万敏说话时，那位疲倦内向的强哥一直听着。他的动作很少，表情也少，对万敏说的话几乎没有回应，即使说到去汶川，他的眼神也没有多少起伏。好像他的全身都被累垮了，累麻木了，无法再回应外部对他的刺激。
晚上九点钟，一直在耳边响动也就自然忽略了的机器声突然停了下来。整个空间安静下来，空虚突然侵入，让人莫名害怕。工人们离开自己的操作机位，开始往后面的宿舍走。他们的面部表情好像还被那机器声所控制，心还按照机器的节奏在跳动，梦游一般，心神分离。从早上七点到晚上九点，他们没有离开过这个家庭作坊，除了中午在阳台上看到的阳光和窗户的光亮，他们在虎门的生活只与这个空间相关。
九岁的打工者
早上九点多钟，工厂已经在井然有序地运转。
娟子的儿子也在厂里，今天补习班休息一天。他穿着绿色的碎花t恤，牛仔短裤，在整个车间飘忽来去，一刻也不停。此时他正躺在一堆布料里，跷着二郎腿，双手抱头，头在布堆里不断地晃着，以找到最舒服的位置。正在忙碌的娟子朝他大喊，让他起来。他却得意地看着我，腿不断晃动着，很镇定也很显摆的样子。娟子看他不为所动，就过来拉他起来，却差点被布料绊倒。小家伙哈哈笑起来，一个鲤鱼打挺，跳起来就跑，娟子又去拉他。儿子跑，年轻的母亲追，母子俩在车间跑得不亦乐乎。娟子个子矮小，抓不住她灵活的儿子，气得大叫，但从旁边看，就像两个小伙伴在玩逃跑游戏，娟子看起来还是个孩子呢。车间的工人都被这母子俩的追打逗笑了。这场景，给英雅制衣的简陋车间带来了一丝活泼和温馨。娟子其实只是一个初中毕业生，原来在大厂的时候，跟着一个师傅学习画图、设计和制版。经过几年的不断学习、实践，娟子可以自己独立设计服装，并且能制出准确的版。万敏给她的基本工资是每月4000元，再加上年底分红和平时奖金，娟子每月能拿到5000元，是普通工人的两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