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母亲追打一会儿，小家伙跑到机位这边，先是依着一个女工，抱着女工的腰，头靠在她的后背上，回头向母亲做着鬼脸。然后，他躺到女工旁边的长板凳上，又是双手抱头，腿跷着，一副悠闲的模样。那女工有三十几岁，一边干活，一边和他说话。我和那女工聊过天，她是甘肃一个县城的下岗工人，丈夫还在本地县城上班，她出来打工。家中有一儿一女两个孩子，都十几岁，正在上初中。她出来四年，回家两次。这位女工神情恬淡，说话声音很低，很温柔。她对现在的工资并没有多少不满，和她一起来的老乡因为所在的厂子活儿少，工资比她还低。她在外面挣钱，丈夫在家管孩子，也算有妥当安排。
过一小会儿，小家伙从板凳上一跃起来，拿起剪刀，蹲在女工操作的机器前面，干起活来。地下是一堆缝合好的衣片。为节约时间，女工们都不剪断衣片之间的连线。小家伙麻利地拎起这白色的衣片，把中间的线剪掉，再把衣片铺在地上，然后再剪，剪断之后，两只小手捏起衣片的两角，两边比画着，摞在前一个上面。他蹲在这堆衣料前，稚气的脸上显现出和他年龄不相称的严肃和投入。身体左一下、右一下，拎、剪、捏、对齐，最后放下，非常娴熟，很快，他面前就摞起一沓整整齐齐的白色衣片。那女工悄声对我说，娟子担心孩子老在这儿白吃白住，老板不高兴，就让小家伙干点活。放学回来，作业做完，剪剪连线，活也不重，不会累着。小家伙几乎把剪线的活儿给包下来了。但还是贪玩，总是干一会儿就跑了。
我在他面前蹲下来，笑眯眯地看着他，试图和他聊几句。事后回想，在他眼里，我的笑容估计和童话里的狼外婆差不多，狡诈阴险。
“你叫什么名字？”
“钱保义……”他说话的声音很小很细，末一个字拉长，软软的，很好听。
“钱什么？阿姨听不清楚啊。”
“钱——保——义，保证的保，意义的义。”他仍然蹲在那里，一只手还在拎那白色的衣片，另一只手拿剪刀剪着。
“上几年级？”
“三年级。”
“会背什么诗啊？”他的动作停了下来，手里还捏着衣片，拿眼睛警惕地看着我。
“我不告诉你。”
“给我背两首，好吗？”
“我不想背。”
“嗯，我怎么觉得是你背不过来？”我用激将法激他。
“我会背，就是不背给你——”他很得意地看着我，好像识破了我的秘密，“我知道你是在骗我，骗我背。大人经常这样骗人，别以为我会被骗到。”
“但是我还是觉得你背不过来。‘春眠不觉晓’，会背吗？”
“谁不会啊？我们一年级就学了。我不背给你。”
“‘离离原上草’会吗？”
“我会，我会背得很快，你听不懂。”他得意地看着我。他又得意起来，看来快上当了。
“我不信，你肯定不会背。”
“我会——”他睁大眼睛看着我，一股好胜的样子。
“我觉得你不会——”
“离离原上草，一岁一枯荣。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小家伙把剪刀、衣片都扔到地上，看着我，用极快的语速背了出来。我几乎没来得及听清楚，他已经背完了。
“那‘春眠不觉晓’呢？”
“春眠不觉晓，处处闻啼鸟。夜来风雨声，花落知多少。”他又一口气背出来，然后充满挑战地看着我，反问我，“你会几首诗？”
我和他都蹲在地上，他得意的眼神和背诗时的急速让我忍不住想笑。我装着思考了一下，逗他说：“我不会，会也不给你背。谁让你不给我背呢？”
钱保义睁大眼睛，分辨清楚我话的意思，生气地把头别了过去：“哼，我说你们大人好骗人吧，光骗人。我妈就老骗我，说出去一会儿就回来了，出去一年也不回来。”
话还没说完，他突然站起来，朝他母亲那个方向跑过去。那里满是散乱的布头、原料、麻袋和一卷卷的布匹。只见他腾起身体，“噌”一下子蹦到那放在地上的几匹布上，准确地落在布的缝隙中间，屁股着地，头枕在那几卷摞在一起的布匹上，跷起二郎腿。然后，回头得意地望着我。
我被他晶亮、闪光的眼睛逼得有些视线模糊。这个九岁的小男孩，年龄最小的打工者，在这嘈杂的车间，在这群工人之间，如鱼得水地生活着。
归零
万敏已把我这一天的行程安排好。先到强哥的绣花厂看看，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他约了几个老乡聊天。下午到几个稍大一点的服装厂去参观。
绣花厂离万敏的厂不远。还未进车间，机器的轰鸣声就传了过来，“咣当咣当”，很有节奏。强哥的绣花厂只有一个狭长的车间，两排机器，机器平面上平摊着牛仔裤的裤腿。机器上的一排针正在屁股后面的口袋上来回穿梭，两个女工站在机器前。这两位女工，个子都很矮小，也很瘦弱。一个是湖南妹子，我跟着她，想和她说话，她一直拒绝我，往机器的另一头跑。另一个是广西妹子，她倒是站着不动，愿意和我说几句话，但是，她的方言我又几乎听不懂。
车间里面有一个小房间，算作办公室。强哥的哥哥坐在沙发上等我们。他看起来要比强哥坚定、乐观多了。旁边一个堆了很多杂物的大写字台前坐着一个年轻人，正在电脑上设计颜色的比例。按这一比例，把线团安在机器的不同部位，就可以自动织出不同的图案。
中午在强哥的印花厂吃饭。印花厂生意萧条，几个合伙人只有强哥一人懂业务，生意不好，各自都有意见，有人萌生退意。如果倒闭，强哥至少要赔十万元。
万敏约了另外一个吴镇老乡过来聊天，说他很有故事。这位老乡，大家叫他山哥。山哥从番禺过来，做手提袋加工，挣过大钱，前年金融危机时工厂倒闭，目前正四处考察，寻找商机。山哥个头矮小壮实，面相老实，微笑着，表情不多，但也不呆板。
他礼貌性地抿了一口啤酒，夹了一口菜，把筷子放下。双手抱着一只腿膝盖，微微踮着，身体也随之向后摆动，开始讲自己的经历。
说起来，我出来这几十年，算是竹篮打水一场空。十三岁开始出门卖鞋底，拿新的换旧的，拿废料再去鞋厂卖。这种生意你们肯定都不知道了。后来自己开鞋厂，鞋厂赔了。后来开始卖辣椒，赚了一些钱，那辣椒粉里都掺些红砖粉，肯定赚。咱们穰县那儿又兴收废铁废铜，很赚钱，主要是收那些违禁东西，才赚钱。后来被国家逮住，东西全被没收了，还说要坐班房。满满一屋子铜锡铝啊，至少值二十来万。当时那个钱可是不得了的。实际上凡是收座品都收那些东西，不收根本赚不来钱。咱是后台不硬，不会搞关系，才被抓住。后来，又花钱找人托关系，才算没有坐牢，这算把赚的钱全部赔完。你嫂子天天哭，都想着死了算了。
1990年正月到番禺。在家里生存不下去了，本钱没本钱，名誉没名誉了，栽得大了。先是在一家韩国手袋厂里干，干几年，刚开始去一百多块钱，慢慢升到六七百。加班时间长，工资也是加班加出来的。干有八九年，一共存了几千块钱。1997年就回咱吴镇了。在吴镇开半年饭店，不挣钱，还把在番禺挣那点钱赔进去了。去他妈那腿，不干了。
1998年又回到番禺。还是在厂里打工，是一家韩国手袋厂。一年多，摸到了一点门窍，脑子开始活泛。咱这个人好做生意，老老实实打工肯定不行。就借钱自己买了两台机器，放在家里，请个人，帮人家加工手袋内部件。加工一套，人家给你多少钱。那个时候，自己开厂的人少得很，我算是比较早开窍的人。我这个人好琢磨，那时我自己还在厂里干活，一是保证有货源，厂里有啥活儿干不完，可以直接拿到我那儿干；另一个缺啥零件也可以拿出来。有时候，实在干不过来，还偷偷拿到厂里让朋友给做。拿厂里活，还让厂里干，还让厂里出钱。也算不错了。那几年挣有十来万块钱。在番禺买了房子。番愚那边，很多外地人，像小老板、打工的，可多都买了房子，买了房子户口就可以过去。番禺那边开发得早。我买了房子，但是户口没迁过来，不敢迁。那房子三室一厅，八九十平方米，当时只花三万多块钱。又添了几台机器，儿子也接过来上学，算是春风得意了。
实际上，咱当时的本钱还是有限，做不了很多，如果有钱，可以干得更大。
后来，一个加拿大的老板来挖我，咱技术不错，能解决问题，也愿意下劲儿管理。到加拿大那个人的厂里，一月三千六百块钱，干了三年。工资算是高的了，算是个高层管理者。工作很简单，每天把活儿分配分配，下面有车间主管、组长，啥质量啥要求，一说，他们清干了。我可以自己干自己的活。我自己那个厂一年收入几万块钱。到2002年，我自己那个厂都有七八十个工人，货源充足，一年有个十几万二十几万，总共挣有百十万块钱。外来工对咱很信任，都愿意到我这儿干活，都叫我“王老大”，跟当地关系，分局、刑警队、交通上各方面都很好，没得说。
2002年，我又栽了。韩国老板要的货，六十五万块钱的货，他把货收了，人跑了。平时我和他关系不错，没想到他会这样。我开着车到处找，在番禺街上转，要是找到他，就是要他死，不是活。一直找不到。找政府，政府也不管，政府也管不过来啊。那段时间厂子倒闭的可多，老板都跑了，都是两三千人的大厂子，在番禺，韩国厂有十多家，倒闭有好几家。
咋办？又成零了，光剩机器了。我把剩下的钱给工人发发工资，又帮工人找好厂去干活。咱用不了人家，也不能不管人家，人都得讲信用。咱没想着跑，想着再翻盘。又开始慢慢给人家加工半成品，本钱少就少干点，慢慢发展，一年多又开始做成品了。外单不做，只做内单。这个阶段没人敢接外国人的活了。但是内单小，赚得少。2004年到2005年只算是维持工人工资，赚个七八万块钱。
2005年我儿子大脑里长个虫，一头栽那儿，都要活不成了。天天抽，口吐白沫，一开始不知道为啥，到医院一查，说脑袋里有个虫。我听了，就哭啊，我就这一个儿子，他要是出事了，我和老婆都活不成了。为给儿子治病，我把房子卖了，光他生病都花有十几万。当时手里就几万块钱现金，只有卖房了。好在儿子的病没留后遗症。
2009年，金融危机。咱一下子又不行了。可明显，最具体的就是订单没有了，厂又开不下去了。去年到今年，番禺关的小厂非常多，萧条得很。我把三分之二的机器都卖了，三分之一的机器设备发到湖北，看能不能在那儿继续做环保袋。想着东山再起。来东莞这个把月，想看看市场行情咋样。开厂其实风险可大，再多的钱都能被吸进去。我这都五十多岁的人，还得从零做起。你说这世道？真是难说得很。我是小学二年级毕业，基本上算是个文盲。老栽跟头与不识字肯定有关系。
去年回家盖了房子，花了二十五六万。手里就那么多钱，再不盖估计以后就盖不起了。盖好之后，给儿子打电话，儿子很生气，说我闲花钱。我这是为了挣口气盖这个房。在外几十年了，啥没啥，没法混人。咱还是陈旧思想，老是改变不了。
盖起就后悔了，三五年回家一次，没人住，房子也要放坏，把本钱都吃进去了，靠啥再起来？不过也不后悔，老了肯定还要回去，到那时，你连个房子都没有，哭都哭不出来。
比较来说，猛一回老家，很不习惯。农村的生活习惯、风俗习惯清是不习惯。经济来源很差劲，另外也觉得农村有点脏。我回家，自己给村里路铺铺，路乱七八糟的，横竖都没有趟。出去了也没有人给你闲聊天。老了肯定还是要回去的，六十岁以后，啥也干不了了，再回去。
我现在再拼搏个十年不成问题。从头开始，攒点钱，将来回家养老。
山哥的命运可谓比较起伏，从十三岁起，就开始做生意，赔钱，再挣，再赔。先是钻政府政策空子，被逮，东西被没收；接着被韩国人骗走货物，破产；儿子生病，卖房凑钱治病；金融危机又来，资产直接归零；在吴镇老家盖房起屋，变卖机器剩下的钱也花光。到五十多岁，山哥的资产仍然是零。这真是百折不弯的农民。每一次大的危机，他都未能逃过，但他仍然有豪情壮志，还要“再拼搏十年”。因为形势正在好转，“这都要感谢政府，原来都是替老板说话，现在开始替农民工说话，给农民工要钱”。
从强哥的印花厂出来，已是下午五点多钟。我们到虎门一家在全国已有些名气的服装厂去参观。产销一条龙，设计、生产、销售都自己完成。万敏认识的小伙子是管理外包活的部门科长，在业务上和万敏有直接联系。但是，像万敏这种小厂，要想接到这样厂子的活儿，非常难，资质、技术和财力都不够。
正是吃饭时间，巨大而低矮的车间里空寂、安静，无数装满布料的大袋子堆在每一台机器旁边。车间四面都是窗户，但仍然幽暗。想象着这几百台机器同时开动时的声音和盛况。物欲横流的世界，机器喧嚣，人被淹没其中，连一声微弱的叹息都听不到。
我们又到益发制衣去参观。万敏说，这是他们这行中发展得不错的小老板，年收入至少二三百万，这是将来他的目标。万敏和工厂老板的弟弟很熟。那位弟弟不在，我们直接进到车间里。车间是一个有四五间房那么大的开放式空间，三排，五十几台机器。车间放着音乐，欢快的流行歌曲，机器“咔嗒咔嗒”地响，各种声音交织在一起，非常热闹。几个工厂参观下来，我发现，所谓大工厂和小工厂其实区别不大，只是空间大一些，机器多一些，活儿更多一些。在工人的工作状况和工资待遇上，并没有本质的区别，工人都是靠更多加班来挣更多的钱。
那位弟弟进来，看到我拿着相机，粗暴地把我和万敏赶了出来，对万敏做出了并不相识的神情，这使得我和万敏非常尴尬。他们对我这种拿着相机、四处张望的人有本能的警惕。
晚上七点多钟，我们回到万敏的工厂。和上午走的时候一样，工人们各自忙碌着。我看到小保义又蹲在那个年轻姑娘的机器前面，在熟练而又专注地剪那些连线，细心地一层层摞着。他前面，是一堆堆码得整整齐齐的布片。
眼球出来了
这是一位老乡在万敏的工厂里给我讲的故事。他来之后，经过攀谈，才知道，我们也算是亲戚。他是我妹夫的堂哥，死者是他的亲弟弟，叫金。
金人好，务实。挣二十年钱，盖一座房子，前后一进院，可气派得很。住了不到一年时间，人就走了。
他初中毕业之后，开始跟着别人在山里打被套，湖北南漳县，挑着担子下乡，干了一年多，那时才十七岁。在山里卖衣服，也跑有几年。在湖北竹溪摆摊卖衣服。1995年在湖北荆门卖电烙馍。在那儿干有十几年，也挣了一点钱，最后不敢在那儿干了。当地一个地痞生意不好，就老琢磨着把他们撵走。有一次金在店铺，人家上来就打他，把他胳膊都打折了。他那做生意的地方小得很，最多八个平方米，上下铺，上面睡人，排着睡两仨人，下面卖馍。早晨三四点起来，晚上八九点卖完。被打得干不成，2008年的时候，东西转给别人，回家了。把房子盖盖，又盖了鸡舍，在村里养鸡，最后没挣住啥钱。后来到郑州干绿化，跟着我那小兄弟干。后来，爹中风，弟弟说你回来照顾，我给你钱。他心里不太美，你们都忙着挣钱，叫我照顾老人。这事儿，我是后来才知道的。其实我那个小弟也不是坏心眼，他就想着，让老爹有个人照顾。2010年7月份，金就到东莞这儿干活。从家里走，他是带着情绪走的。
在虎门这儿，把房子租赁好，两间房，对门，一间厨房，一间住人，这边还算比较发达，大路灯，大马路。就打电话让我那弟妹玉平来，做计件工，可以领回家自己做。玉平带着小孩儿从家里坐车往这儿赶，前一天晚上九点，在路上发短信还通，再联系就联系不上了。第二天傍晚的时候，玉平到东莞这边，找不到地儿，一下子也不知道找谁，就往家打电话，找老乡的电话，问金说的地方在哪儿。这一片儿有老乡。耽耽搁搁，等到虎门，已经是半夜了。叫门，一直不开，又到其他老乡那儿找，也找不着。再回去叫门，又不敢大声叫，怕引起注意，还是一直不开。一直等到下半夜，也不见人回来，老乡那儿到处找，都找不到。就想着肯定是出事了。第三天早晨十来点钟，周边住的人都上班走了，老乡们赶紧过来，偷偷把门别开，金躺在床上，已经不行了。估计是给玉平通电话的那个晚上就已经不行了。
所以，我好说，人出来可怜，这要是在村里，说啥也不会出现这事儿。你一天不开门，大家都会想，这是咋回事了。
门别开后，金身上啥也没穿，在床上斜躺着。心口乌紫乌紫的，往下陷着。老乡说，那时就有点味道了。你想，虎门恁热的天，人死一天两夜，肯定不行。玉平张着嘴，想哭，老乡上来把她的嘴捂住，说，千万别哭，要是把房东惹来了，那可不得了。玉平又把哭声咽回去。都不敢吭声。大家去市场买来冰块，用塑料把尸体包起来，冰块放在里面。咱那儿有十几个老乡，可不错。给家里打电话，当时我还在家里。一接住电话，就赶紧到市里租冷藏棺租车，准备把人拉回来。我们是那天中午十二点多走的，第二天早上四点多到的虎门，人已经去世两天两夜。老乡们十几个人都在外面站着，轮流一个一个地去，把流出来的水接下来倒掉。怕惊动别人。
我进去之后，感觉味道大得很，甜，腥，难闻哩很，死人气味很大。金的肚子已经胀多大，脸上不要紧，被子上流一摊血，估计是心肌梗死，洗完澡，突然不行了。金之前得过病，嘴有点歪，面部神经麻痹。来东莞之前几个月头动过手术，头上有阴影，怀疑是肿瘤，打开头骨之后，没问题，又合上。
俺们都是闭住气进去的。用被子包出来，人抬到车上。从上去到下来连十分钟都没有。俺们开着车出来，老乡们马上散开，到各个路口，怕人家挡住，原来出过这种事。人死了，被房东发现，房东拦住不叫走，说晦气，还要赔偿他几万块钱。你说人坏不坏？
人装在尸体袋里，马上出发，第二天下午到家。我坐在那个车里，必须得有个自家人坐在旁边。玉平哭哭啼啼，小孩太小，不能让她们娘俩坐。气味非常大，甜腥味，怪得很，直想反胃。人家司机都有准备，拿着花露水不停在喷。中间有好几次，我被憋得上不来气，让司机在路边停下来，哇哇吐着，眼泪鼻涕的，把苦胆都吐出来了。后来就是干呕，啥也吐不出来。我是想吐也吐不出来，哭也哭不出来。我想着我这兄弟可怜，两个娃儿，一个十二三岁，一个七八岁，以后日子怎么过。
回家之后，尸体袋一揭，人都变了，全身都发紫了，变哩都不认得了。眼球都在眼外面了，开始坏了。冷冻棺也不行。颜色都变完了，不像个人了，浑身都发了，身体肿多大。这也没法，冷藏棺也不行，到夜里就埋了。下身勉强套个衣服，上身都不敢摸，一摸那皮都粘到手上。用毛巾洗脸，皮肤都粘到毛巾上了。真是不像人了。俺们就直接拎着麻绳和褥子把他抬到棺材里。进来的人都被熏跑了。
当时也没想着火化还是土理的事儿。一是怕火化，不想火化在外地，魂连家都找不着。真要是死在家里，政府非要火化，咱也就火化了。另外一个是想着老父亲再看看，娃儿没了，连人都看不见，老头肯定受不了。还有一个，人是暴死，不明不白的，悬在外处，非得回来才算落住根，要不然，魂也没个着落。都没在一起商量过，就一心一意想着让他回来。
金在家盖了十四间房，2009年盖的，花有十几万，也没住几天。我这兄弟，说起来也可怜，一辈子没享过啥福。这刚又出去，人就没了。
金的哥哥用他粗糙的大手抹着眼泪，长声叹气。大家都沉默不语。千里运尸，我们在电视、电影里看过这样的情节。但是，这样的事件，居然就我的身边，就是我所认识的亲戚的命运。除开电影那喜剧的、夸张的表达，它要面对一个最具体的问题：那漫长的运尸过程，尸体该有怎样的变化呢？作为人的那一部分，他还在吗？
金突然在异地死亡，家里人连想都没想，就把他往家带。他们为什么要长途奔走，花钱，费时费力，忍受着异味，回到那个村庄？因为村庄是他的家。那个城市，跟他没有任何关系。葬在那里，只能是孤魂野鬼。哪怕是相貌改变，异味冲天，他也要回家。
伤心是如此普遍的存在状态，以至于我们把它尘封在心里，以为忘了它。当我们提起它时，眼泪才突然迸发出来，那伤心仿佛刚从黑暗中醒来、萌芽，并慢慢生长。有一天我和一位出版社的编辑谈起这本书，讲到这个故事。那个年轻的女编辑说起她的表哥。她的表哥在广州打工，有一天晚上跳河自杀了，因为恋爱的事情。家里人委派她去收尸，说到她看到尸体情形的时候，她突然捂着脸哭了起来，长发遮住了她的眼睛，只有肩膀在剧烈地耸动。
2012年的春节，我到金的村庄去看他。金的老婆不在村里过年，她在外地打工，孩子跟着姥姥住，她就直接回娘家住了。
金的坟就埋在自家地里，一个孤零零的坟头，坟边有一地鞭炮的碎屑。金的哥哥领着我们，在颓败而又有着喜庆的村庄里穿行。金的老房子在村东头，土坯的房子，院墙还没有塌，但已经摇摇欲坠了。他盖的两座长长的鸡舍在村头的地里，红砖高阔的房子，也空空的。墙壁周边不知被谁家堆着玉米秸秆和烟秆，这些枯萎发白的庄稼叶子簇拥在那里，有着意外的萧条和温暖。
金的新房子临着村庄的路边。上七下七的封闭式二层楼房，屹立在那里，很是雄伟。打开房门，客厅里堆着凌乱的物品。在凌乱的茶几旁边，我看到金的遗像。金穿着黄色的军装，领上居然还有肩章。头发微卷，眼珠里带着一点微黄的光泽，嘴巴略有点歪，这是一个还算英俊的年轻人。他透过玻璃相框看着我们，没有笑容，也没有表情，就那么看着。金2010年夏天去世，享年40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