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我得胆囊炎，拉肚子，心里压力大，拉的都是白东西，一天去厕所几十遍。回老家，看好几回，都说没事，只算是胃炎。我都忧郁着我要死，是鼓症。别人都说我是想出来的。你说，能不想吗？好端端一个娃儿没了，咋能不想？那两年，我和你光亮叔一块儿坐火车从青岛回梁庄，一个座上坐了七八个人，我一看，恁难，我就想哭，想死了算了。有一回正在吃饭，吃着吃着晕过去了，赶紧把我送到镇上医院。打吊针，回去几天进了三天医院。还是儿的事儿，思想压力大。
2004年，怀上了大女子，我都说流了算了，我天天拉肚子，怕对孩子不好，生下来再有个啥问题咋办。一生下来，说是个女子，我眼泪流多长。不是我重男轻女，主要还是想着宝儿。给你五奶奶打电话，她也一直哭啊哭啊，心里不美。生下来只好送给她姨养活，你五奶奶已经养了一个，身体也不行了，到现在，我都没见过我那女子几面。不过，女子身体也行。怀着她的过程，天天胃疼，早晨出去跑跑转转，解解心焦。我要是不会想，早就死了，成天自己劝自己。现在心里还像压个石头。总觉得有个疙瘩。2006年，怀阳阳的时候，我也不想要，主要是身体不好。可心里还想着得有个男娃，算是替宝儿活一场。要是没个男娃，宝儿就真没了。生下阳阳，总算松了一口气。你没看见，阳阳和宝儿像得很。阳阳跟着俺们过，那俩女子都没跟过俺们生活，不是重男轻女，老家是实在找不到人看了，另外，也是怕再出啥事咋办。我就说，我就是啥也不干，也得把阳阳带在身边。
我想着我现在也行，俩女儿一个娃，也怪幸福，我这个人也是争强。我以前身体好得很，从来没有在家坐着，闲不住，一早晨老早起来做饭，地里有活赶紧去干活。就是出个事之后身体才变坏的。
成天想想都想死，不想活，想着一死，仨娃可怜。农村人可怜，你说你光河叔是咋死的？还不是忧郁死的。一下子俩娃都没了，叫谁受得了。就这人家还不想赔钱，你大奶奶眼睛都哭瞎了。我回家看她，她跟我说，眼一闭，俩娃就在她眼前。孙女孙娃都是她带大的，连心得很。她也天天不出门，就在家里哭，眼泪流的多得很。
阳阳可听话，有时候也任性，他两三岁时我还打过他。我脾气坏，急得很。原来宝儿也是经常打，调皮捣蛋，没少挨打。你光亮叔说别打了，把娃儿打坏了，再上哪儿找？我一听，眼泪流多长，从那以后，我就不打了。
生阳阳时，一个会看相的人说小孩命硬，要认个干亲压压灾性，还要找个远路的，属虎的。后来一想，传有老婆是安阳的，也算远路的，又属虎，就认给了传有老婆。震住小阳阳的灾性，保佑他长命百岁。
2000:1的小阳阳，幸运的阳阳，他一个人在活两个人，一个人替那至少两千个小朋友享受父母的关爱。我明白了他幼小眼神中的忧愁和压力。他替妈妈拿碗、递东西，他撒娇、闹脾气，他好像在讨好妈妈，又像是在反抗妈妈。他感受到了那无处不在的双重眼光和双重情感。当妈妈那悲伤的、含泪的眼睛投向他的时候，一大片阴影立即笼罩着他。他还不明白那是什么，但是，他一下子安静了，他又成了妈妈的乖宝宝。
反抗
我们来到离万家窝子三十多里的一个县城找王家传有，他在这里的一家电镀厂上班。这一群在青岛的梁庄人，传有混得最好。他来得最早，被工厂派到浙江一些地方学习了电镀技术，成为技术员，现在又是工厂里的车间管理，工资比光亮叔高很多。
从上午十来点钟到下午三四点钟，他们三个人一直在聊梁庄。不管到哪个地方，只要几个梁庄人聚到一块儿，说到梁庄的时候最兴奋。通常情况是：坐了一天，喝酒、聊天，滔滔的话，说一个又一个村里的人，一件又一件村里的事，怎么也转不到我的话题上来。到最后，所有的男人都喝醉了，高声吵啊、骂啊、笑啊，女人们一边埋怨着男人，一边窃窃私语着，说的还是梁庄。
传有喝醉了，搂着父亲，叫嚷着：“二叔，你说我到底咋样，他凭啥欺负我？他凭啥看不起我？”传有唾沫飞溅，一张大脸红通通的，光亮叔的黑脸也变成了红脸关公，跟着传有在一起骂着。在一旁的我实在弄不清楚他们在说梁庄哪一年陈谷子烂芝麻的事儿。
传有身材宽广，结实粗蛮。他的小拇指少了一大截，两个手腕上有几个很大的伤疤，说是刚开始干电镀，不知道深浅，经常受伤，全是氰化物所赐。他说话有点南腔北调，一喝酒，穰县的、安阳的和青岛的，各种声音都出来了，搅在一起，不知道究竟是哪里的口音。说到老婆，一口一个“人家”，“人家身体不好”“人家非要买个电脑”……很娇嗔的样子，这使得肥头大耳、粗鲁直率的传有有一种意外的可爱。我强拉硬拽，才把他拽回到我的话题上。
干得时间长了，都了解这些东西。氰化物是世界上发现的化学物质当中，不算辐射的，最毒的，小米粒似的，一分钟就能把人毒死。你要是在医院急诊门口吃的，未必能救活。毒，吃进去，跟氧气结合的速度，要高出几百倍，人最后是缺氧死的，所以废水都是偷偷排到海里。
镀金厂里面分很多种类，国防里面，也用镀金。炮弹什么的，武器都用，工业也用。拿汽车来说，轴承上面镀的全是铬，最毒的是铬，在人体内排泄不出去。人容易得白血病。像我们裤腰带上的金属扣，都是镀金，上面镀的是镊，亚洲人一般不过敏，欧洲人对镊都过敏。
厂里雾气都很大，比呼吸新鲜空气肯定要差一些。从呼吸道进去的，相当于慢性中毒。要是按国家标准来说，根本都不该有这些厂。
专家们只是理论，没有见过有多毒。说要通风，都只是说说。专家来看，一人一千块钱，说，改正改正，好，改正，就算过关了。我参加可多这样的会议。专家说，尽量不用贵金属方面，用柠檬酸金来代替，可以通过代替减少污染度，不含氰化物，但是，柠檬酸金含量比氰化物金低，前者百分之五十，后者百分之六七十，两者价格又一样，所以，厂家选含氰化物金。说得很好，实际运用少，因为出货率太少啊。特别是外国人，都想着，与我啥相干，我又不在这儿生活。我能省钱就省钱。像俺们厂，就买一瓶柠檬酸金，给专家面子，一瓶两万多呢。拿回来扔到那儿，也不用。
每年都有很多安全考试，都是我去考的。卫生方面，安全管理证、消防证，年年考，都是照抄，抄过六十分就行，肯定过关。还有考前串讲，统一学习，专家在上面讲，下面人该干啥干啥。
我在的那个厂最坏。现在是韩国老板的中国情妇在管着这个厂，她千方百计替老板省钱。以前老板还怪好，每个礼拜六给你三百块钱，让员工出去会餐。上夜班，老板还给泡咖啡喝，说辛苦了。有的看见你在干活，还给你鞠躬。
后来这个情妇来了，不让老板请客了，也不让吃大碗面了，更不说咖啡了。啥也没有了，过节费、假期都没有了。老板说礼拜天全天全部人加班，她非要给老板省钱，只用三个人。去年放假放八天，今年假也没有了。韩国人来都还行，一来二去，被这些情妇、翻译弄坏了。
我现在说起来是个车间管理，啥家儿也不当。以前情妇没来，厂里的钥匙都在我这儿。情妇来之后，想要钥匙。她也没给我说，有一次半夜需要加工原料，我去开门，开不开，一问，她说钥匙换了。我说，换，换吧，我还能多睡会儿觉。她是防我，怕我偷东西。老板说几回，人手不够了赶紧找，这情妇也不说不找，每次有人来应聘，她给人家开工资开得很低，根本都干不成，变相地不让老板招人。
她就是在老板面前献宠，让老板看，你看，我给你弄八个人，叫他们干十六个人的活．十六个人的活，让八个人干，这不是让人疯吗？人肯定要累死。她不管，她只管少进人多干活。所以，我常说，自己人坏起来，比外人要坏得多。好几次我都要走，她不让我走，我一走就剩七个人，没有人懂技术，她连工都开不了。
老板有啥毛病呢？我平常都叫他“神经”，老板说我谁都不相信，我亲爹都不相信。他是个两面派。有时候，老板还给我说，有啥事你给我说，不用给她（情妇）说。他的思想是两个管理者互相打报告，达到他的目的，谁有啥问题他都能掌握。
今年夏天，引风机坏了，那个情妇就是不修。天最热的时候，特别是氰化物那个房间，是剧毒。呛得都受不了，热气往上冒，这样的情况都有一个月。一般情况下，没进过电镀厂的人，一进去，都捂着鼻子捂着嘴，不敢呼吸，刺激得很。我直接给老板打电话，老板也不管，说让情妇弄。她还是不修。等到发工资时，情妇对我说，这个月电钱省了不少，以往六千多，这个月是四千多。我心里说，你妈那个×，都是拿命玩的，你还说省钱了，你说她还是不是人？！
她连水都不让大家喝。以前送水的是一次送十桶，后来她让人家一次送两桶。根本不够喝。有几次，没办法，只好我出去给大家买点瓶装水。就是为了节约。前几天，嫌人家水贵，干脆不让人家送了。妈那个×，一心给老板省，学着坑工人。发工资，老想少算给人家一些。人们都恨她恨死了。
还出了一件事。咱一个小老乡，俺们叫他飞，才不到二十岁。干活时间不长，把铜链子泡在硫酸里面，黄铜架全部坏了，那个链子值一千六百块钱。要说扣个三二百块钱很正常，也算是正常的次品。结果那个情妇谁也没说，到发工资时，直接扣了飞一千块钱。一个月满打满算还不到两千块，等于是那个月的工资没有了。飞眼泪汪汪来找我，问，哥，这咋办？我说，飞啊，既然她工资已经都发了，我去也要不来了。那边的铜版是新换的，该拿拿走算了。既然她事儿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出门打工，出点次品，罚一千啊，那太厉害了。也太不是人了，太不把人当人看了。她不管你有多不容易。
其实，车间里的东西她根本不懂。铜版一个月消耗多少，她根本不知道。客不舍得请，工资也不涨，八个人干十六个人的活，出点不良活一下子就罚一千块钱，太狠了。这几个人干活都挺实在的，虽然人少，也没有给你捣蛋，一个月给你省一万多块钱。她越来越不是人。
你做了初一，我也不得不做初二。既然她事做这么绝，咱也没办法。以前我拿住钥匙的时候，工人都不拿东西。你这么狠，我也管理松一点，也算亏处有补。三十六个铜版总能腾出来六个，活干好，也不显眼。一个铜版也能卖几百块钱。大家拿去卖了，钱分分，也算是发工资了。
传有的话里有几个关键词：“韩国老板”“中国情妇”“翻译”。青岛靠海，离韩国近，坐飞机一小时二十分钟就到了，所以，韩国人多来青岛开厂。韩国人需要翻译，而东北延吉一带朝鲜族很多，大多精通中文和朝鲜语，因此，这些东北人就来到青岛，做翻译，兼外事联络员、工厂监工、特务眼线等任务。这形成了他们的一个职业链条。而中国情妇则是普遍特色，大部分暂时充当老板娘的角色，帮老板管理工厂。工人恨老板，但更恨这些“吃里爬外”的自己人。传有讲到“中国情妇”，充满鄙夷和愤怒，那愤怒远远超过他对韩国“神经”的愤怒。他把那韩国老板叫“神经”，光亮叔管他们老板叫“鬼子”。
光亮叔也在一旁激动地插话：“我非常恨这种人。俺们厂里有老乡拿厂里的东西，另外的老乡给韩国老板说小话，最后，老板把老乡开除了。都是些坏家伙，硬是给外国人一心，你给他啥门儿。那次新华也受牵连了。我气得不行，那就是汉奸干的事！老板看不见，拿点东西，外国人的东西又咋了。就是中国厂，老板看不见，你拿一点，也不算啥，那不叫偷。咋，咱受的欺负还不够？就不兴反抗一下？
“后来，那几个老乡被开除了。他们找着那个告状的老乡，叫他赔钱，叫他下跪。这个老乡赔了人家几千块钱，还请大家吃了一顿饭。后来，夜里，几个人拿棍子在路上候着他，把他头都打烂了，缝了好几针。新华窝囊，没去要钱。我说，新华，你不行，你得去要。他说，咋去要？哭成啥了，就差下跪。我说，他干那坏事、说小话时在干啥？打他不亏，自己人欺负自己人。
“你不知道，韩国老板打工人，那可是厉害得很。怀疑工人偷东西，就雇黑社会的人来打河南工人。弄在黑屋里，脸蒙上，打，烟头烧，打晕了用凉水泼，醒过来再接着打。后来都上报纸了，那老板赔了几十万。黑社会一点事儿也没有。就这，有些汉奸还给人家当狗腿子，偷死他都不亏他。”
“汉奸”，光亮叔把这些打小报告的、整治自己人的中国人称为“汉奸”，却全然不觉得工人拿厂里的东西有什么不对。“那不叫偷。”为什么？因为工资太低，因为受欺负，因为有理难伸，因为老板对工人太狠，不把工人当人，还因为，他是外国人。这些因素交织在一起，形成了光亮叔对“正义”“汉奸”“偷窃”的新理解。
传有讲的则是另外一种状态，“既然你把事做那么绝，咱也没有办法”。这些粗杆子农民工以怠工、偷窃、破坏的方式来弥补损失，以实现他没有得到的“正义”。美国农民政治学家詹姆斯·c．斯科特把这一消极怠工形式称为“农民反抗的日常形式”。（［美］詹姆斯·c．斯科特：《弱者的武器》，译林出版社2011年版。）这一日常形式不会成为头条新闻，不会引起剧烈的社会震荡，但是，却是一股强大的暗流，这一暗流以隐蔽的、负面的方式存在，怠工、偷盗、破坏、吵架、装糊涂、装傻卖呆、诽谤等等是基本的方式，它阻碍着农民在城市化过程中的心理嬗变。我们通常会把这些归结为农民的劣根性，但其实，这却是一个弱势群体，一个有强烈的被压迫感的群体所唯一拥有的反抗方式。他们的反抗只能以匿名的、不合法的方式进行，或者说，这是一种自救式犯罪。
光亮叔讲到他们在2005年所进行的一次公开反抗。那一年，他们星期六、星期天经常加班，老板不给钱，说是工资里面就包含着这些钱。有一天，他们几十个工人就打出租车去青岛外资企业管理处告状，管理处说是市劳动局管，他们就跑到劳动局，劳动局消极推托，他们又跑到市政府接待室，也说是劳动局管，他们就又跑回劳动局，站在劳动局门口，说不处理就不走。这样，劳动局才派人去调查，开出一张罚单。
待这些工人回去之后，老板问大家为什么不上班，其中一个老乡说，你星期天让我们上班，不给钱，这不合理。老板说，你先回去，反省反省，等通知你再来上班，明天你先来把工资领了。当天晚上，这个工人就被打了，第二天早晨人们发现他躺在路上，浑身青紫，奄奄一息。过一段时间，这个老板又把另外几个他认为挑事的工人打了一顿。都是在夜里，一群人呼啦上去，一顿暴打，就跑了。
光亮叔说：“这事都过去一两个月了，老板又找到我，说，老梁，你是老员工，据说是你带的头。我说，我没有，你说‘据说’，你把人叫来，咱们对个证。他说，这个人不能给你说，我说你不能说我就是我。他问我，那是谁带的头，我说不知道，乱哄哄的，不清楚。他说，这个事不再说了，以后好好干活。那天老板找我时，我就想着，完了，这次要干不成，估计要挨打。挨打我不怕，大不了拼命。他要是开除我了，我还舍不得这工作。主要是我干的时间长了，工资涨了一些，这要是走了，到别的厂，又得从头开始。就是到现在，老板还在追这个根。”
我特别想问光亮叔的也是：“是谁带的头？”“通过什么样的方式大家就商量好，就不上班了，就去坐出租车了？”我希望光亮叔们能够找到一种与老板、工厂对话的方式，这一方式是有组织的、可持续的并且有效的。它不是以“非理性的”“匿名的”形象，而是以一个现代公民的理性形象出现。但是，和西安大哥们在交警队门口的抗议一样，这些事件都只是偶然的、个体的事件，不具有连续性和社会性。
无名之死
你说死人的事儿，那可多，光咱们老乡就好几个。李营一个娃儿，叫国子，七窍出血死的，下午干活好好的，晚上十二点，躺在床上，说是上不来气，送到医院里就死了。鼻子、嘴巴都有血，现在想想，肯定是中毒死的。有人就去说，那你厂里得赔偿。鬼子非常硬气，说，行，解剖，解剖费我掏，与我有关，我赔，与我无关，解剖费得你掏。国子他老婆领着两个娃儿，带着他爹，从老家赶过来，穿的可烂，他爹头发全白了，看着真是可怜人。鬼子说，给你三万块钱，就这么多，你愿解剖就解剖，不愿解剖就拿着钱走。后来也没解剖。听人们说，他老婆害怕万一解剖出来与人家无关，连这三万块钱也没有了，人财两空。就把钱拿住了，人火化了。火化完之后，鬼子又假惺惺地给他老婆说，你可以在厂里干，不管你自己挣多少，每月另外给你五百块钱。听着怪诱人，国子他老婆也没有在这儿干。根本干不成，两个孩子呢，没人管，就又回去了。
这种事多得很。另外一个也是咱们那儿的，二十五六岁。他是跟翻译吵架，翻译打他一巴掌。吵完之后，回去自己喝喝酒，睡着睡着死了。那脸的颜色都不正常，有人说，酒与毒混在一起了，加重毒性。咱也不懂得，最后赔两万块钱。老板出的主意，让那个翻译跑了。还有一个是咱们那儿万坡的，干完活回家，坐在那儿看电视，看着看着一出溜死了。都与电镀厂有关。有关是有关，你又没有证据，又不是死在厂里，谁管你？
小柱也算一个吧。骑自行车上班呢，走在路上就歪下去了，就再也起不来了。肯定与电镀厂有关。当时人们都说，他要是倒在厂里就好了，就可以要点赔偿。当时俺们也想着找厂里，可是人没死，也没在工厂里倒下，你找人家有啥用？又不敢在这儿治病，那花不起钱啊，就赶紧回家。一回家人家才不管你。梁峰后来为啥不在这儿干了？与这也有关。他小叔死在这上面，他心里能美？另外，他的脸经常过敏，可厉害，整个脸都是红肿的，说明还是有毒。像俺们这样皮糙肉厚的，没事，还能扛着。反正在电镀厂干，就属于慢性自杀。特别是那些舍不得吃、身体不好的人。应该多吃猪血、大蒜，能够过滤一下毒性，不过那也不起啥作用。
我们和光亮叔又到瘫子舅舅家聊天。瘫子舅舅今天的精神不好，表情有些痛苦，我们说的又是死啊死的问题。坐了一会儿，我们告辞出来。
村庄寂静，阳光和煦，田野平整而宽广，一眼可以望到远方那郁郁树林掩映的另外一个村庄。光亮叔和瘫子舅舅谈着死亡，我们听着死亡，都漠然而随意，仿佛那是别人的事情，仿佛那不是同一场景中的同一人生。在一个院子的门口，看到他们厂里的老门卫，光亮叔站在门口和他聊了会儿天。老头正和老伴收拾院门口的那两间小屋，希望能够出租出去。他们住的也是老院子，房屋低矮、阴暗。过去之后，光亮叔低声对我说：“别看这厂都来几年了，当官的发财了，老百姓没有得住多少益处。这老两口子女也长年不回来，去年粉刷院墙，还是我和几个老乡来帮他弄的。老头可感激，弄一大桌子菜。对阳阳可好，阳阳放学到厂里都是在他门卫室里玩。”
关于小柱，他的打工轨迹，他的生活经历，从万国大哥、万立二哥、光亮叔和梁峰等人支离破碎的叙述中，我慢慢理出了一些头绪。
1989年，小柱十六岁，那时他刚到北京，在北京的一个煤场上班。卸煤时因为用力过猛，从车上摔了下去，摔到下水井里，把腰给摔伤了，好多天没有起来，后来煤场不让他干了。小柱回梁庄治病。
1991年，在河北铁厂翻砂。那地方污染很重，如万立二哥的叙述，“一堆堆铁在地上烧，铁末子乱飞，我们用铁锨扒拉，又烤又烧，每个人都像鬼娃儿一样，嗓子成天像被烤煳了”；在安阳的刨光厂也干过，也是“铁末子满屋飞，噪声大得很。就是把自行车、手电筒打磨成光哩。声音一直响，刺耳刺心，我听着头都晕”。在那个厂里，小柱一直流鼻血。
这中间，小柱还干过刷漆的活儿，大哥去看他，发现他也没戴口罩。按照北京梁安舅舅的话说，干刷漆和喷漆的活儿，那吐出来的唾沫都是绿颜色的。
1992年到北京。当一段保安，在一家乙炔厂干一段，然后在家具厂上班，抬各种沉重的木材原料。因为打架，被开除，又回梁庄。
1993年，又回北京，做保安。1995年人口大普查，小柱被抓到。被送到昌平遣送站，然后遣送到安阳。在安阳一家砖厂干活，有看守看着。小柱逃跑，再也没有回过北京。（这是当年小柱和我聊天时当冒险经历讲的，梁庄的毅志、丰定都有过这样的经历。）
1995年夏天，小柱到青岛电镀厂，在那里工作将近六年时间。2001年农历二月初五，在去工厂的路上，小柱突然倒地，重病，送回南阳。据二哥的描述：“俺们到南阳车站去接他时，脸都不像样，都黄着，都没劲了，老大峰和光亮搀着他，腿都直不起来了。在医院时，大便都发腥，拉的都是血汤子，最后转成并发症了，内脏全都坏了。”这是小柱刚发病的情景。
短短一个月时间，小柱已经到了后期，医生告知家属，再治下去也于事无补。小柱回到梁庄家里，在镇上开诊所的哥哥和嫂子经常去给他输液。据哥哥和嫂子的描述，“咳嗽一下，血都喷得很高”“喷出来的血都有点发臭发腥了”。
百度百科上这样介绍氰化物中毒的征兆：“死亡迅速者，全身各脏器有明显的窒息征象。口服中毒者，消化道各段均可见充血、水肿，胃及十二指肠黏膜充血、糜烂、坏死，胃内及体腔内有苦杏仁味。吸入氰化物中毒死亡者，大脑、海马、纹状体、黑质充血水肿，神经细胞变性坏死，胶质细胞增生，心、肝、肾实质细胞浊肿。”
“消化道各段均可见充血、水肿，胃及十二指肠黏膜充血、糜烂、坏死”等，这些征兆和众人的叙述有相似的地方，即使不能完全断定小柱的病症就是氰化物中毒所致，最起码，也有相当大的关系。但是，谁去认定这些呢？小柱一发病，光亮叔他们就想着要送回梁庄，因为在青岛根本无法也没钱医治。回到南阳，医生也只按照胃病来治，没有检查与氰化物中毒之间的关系。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没有能力，也找不到门路去告状，厂里也像不知道这些事情一样，装聋作哑。再说，即使是真去告了、闹了，最终也可能是人财两空。因为你没有死在车间里，因为电镀厂的工人，电镀厂氰化物的蒸汽中毒，不是明显伤害，它是一点点入侵，一点点破坏的，到真正死亡的时候，很难找出理由。
2001年农历三月十九，小柱在梁庄去世。小柱的打工史也是他的受伤史。从十六岁在煤厂干活起，到铁厂、刨光厂、乙炔厂、家具厂，再到电镀厂，最后到他倒下的那一天，整整十二年，他一直在污浊的工作环境中辗转，他头顶的天空没有晴朗过。
这些无名死亡，这些慢性中毒，并没有引起足够的重视。在青岛，在无数个青岛，这些事件都只变为家庭的悲伤，变为一种莫名的消沉，没有在公共层面引起任何回响。除非像郑州那位矽肺工人那样，开胸验肺。但即使如此，又怎样呢？每年仍有无数的农民工矽肺病人产生，他们已丧失劳动能力，被辞退或无声死亡，又有谁去认真听他们那艰难的呼吸声，去关心他们瘦骨嶙峋的身体和无声无息的死亡？小柱也已经死了十一年，他所在的工厂，从青岛市郊搬到万家窝子，可是，车间的环境改善有多少呢？那蒸腾的、滞重的蒸气还是如此浓厚地“环抱”着工人们，“环抱”着土壤、空气和不远处的大海。
小柱之死，到最后也原因不明，一个无名农民的无名死亡。无论是李营的国子、万坡的那个娃儿，还是在中国大地各个工厂间流浪并死亡在外的人，所有的死亡都原因不明。
离弃村落的人们流浪很久了，
许多人说不定死在半路上。
四十岁的“老太婆”
在和瘫子舅舅闲聊时，意外得知云姐也在青岛，我一下子非常激动。云姐，二姨家的女儿，她与我妈妈长得特别像。我天然地认为，从她身上，可以找到妈妈的影子。她的善良、温顺，她的笑容、勤劳，都有血缘的传承和流动。
父亲和她通电话时，我隐约听到那边云姐迟疑的、不知道如何表达感情的声音。和父亲约好，我们明天上午去看她。过了二十几分钟，她又打过来电话，和父亲商量，说能不能下午去看她，她想上午去上班，下午不去，这样，工厂就不会扣她的全勤。父亲问她全勤是什么意思，云姐说，就是一个月一天假不请，包括星期六、星期天，这样，一个月多给五十块钱。父亲一听，有点生气，又有点心疼，说：“云，别上这个班了，你能一个月不歇一天？那人不累死？明天我给你补这个工资。”云姐嗫嚅着，解释几句，在父亲的坚持下，说那好吧。放下电话，父亲不停地感叹：“一个好女子，命咋恁苦？为五十块钱，一个月都不休息一天，那会累成啥啊？”
云姐的丈夫在国庆节期间刚去世。说起云姐夫，其实我模糊记得他白净的面孔，很秀气，和云姐非常般配。那时候，没有人想到，他会成为一个酒鬼，真正的、无可救药的酒鬼。
后来的事情我们知道的都很简单。表姐夫喝酒太多，逐渐影响身体，不能劳动，家里、地里所有的活都只云姐一个人干。父亲给我讲，有一年他经过云姐的村庄，去看云姐，发现表姐夫被用绳子拴在屋子里，他自愿的，他怕自己忍不住去喝酒。云姐一个人在地里挖花生，随身携带着干粮，她三岁多的小女儿就在地头爬着，跟着母亲一起吃干粮。以后，云姐出去打工，大家的联系也就越来越少了。
云姐并没有我想象中的那么老，略带枯黄的头发束在后面，露出她仍然秀丽的脸。看到我们，她一直“嘿嘿”笑着，似乎找不到合适的话语。她女儿甜甜十四岁时和她一起来青岛，在这里的一家电子厂上班。
坐在房间里的小矮凳上，不可避免要说起刚去世的表姐夫。云姐并没有特别伤心，也许这是早就意料到的结局。她拿出相册，让我看，说：“人长得可不错，也有手艺，都想着我找个好家儿，谁知道，他能成这样？”
俺们是1991年结的婚。他人可好，也善良，脾气也好，就是有这个毛病，非要喝。真要弄到啥戒酒所去治，估计也行。咱也穷，啥也不知道。不喝酒可好，一喝酒翻脸不认人。为他喝酒不干活，天天吵架，我是一看见他脸红就生气。再后来，管你干不干，我管不住了，我自己上地干活。后来大家都出去打工，我俩也出去，1992年，到广州一家电子厂干活。没干多长时间，他就不想干了，也就是因为好喝酒，到处偷偷欠债喝酒，今天一顿，明天一顿。喊他吃饭，老是骗我，说他吃过了，其实是在老乡的一个小饭馆里欠钱喝酒。后来，突然非吵闹着叫我走。原来他已经欠人家一千多块钱，拿啥还人家啊？那时候工资一个月才两百多，俺们俩偷偷走了，丢人死了。后来人家还到咱家里要一次，还是没有。
回来在家里又待了两三年，甜甜八九岁时，家里没钱，指望庄稼收的那点钱还不够他喝酒。想着出来还是会好一点，最起码他不敢乱欠，俺们又到山西运城砖厂去干活，那时侯我怀着蛋儿。我都不打算再要娃儿，他闹得不依，非要要，说人家都有个男娃儿。后来我也同意了，想着要是个男娃儿，他可会好了。谁知道还是不行。
我在那儿，一个人要做十几个人的饭。天天挑水，大缸两个，得十来挑水才能挑满；天天还得轧一大盆子面条；天天蒸馍，蒸两次，两大筐。也不知道那时候是咋过来的。也害喜，吃啥都吐，就是吃好的、吃肉不吐，可是又没有。想吃饺子，一块钱一碗，舍不得，一直到最后也没吃上。想吃肉，有一天实在忍不住了，让他用自行车带着我，到那个村头割了半斤卤肉，吃着心里美成啥。还困得不得了，光想睡觉，瞌睡得起不来。那非得起来，一群人等着吃饭。你是不知道，真是瘦得跟那鬼一样，就只剩下个大肚子。不过，生蛋儿时可好生，几个小时就生下来了。
他一喝酒就睡那儿，喊死都不起来。偷偷预支工资，到代销点买酒喝，没有钱了就欠。他一不干活，我就生气。干了一年，就赚了千把块钱，还欠人家代销点几百块钱。俺们又是偷偷跑了。要不是，连生蛋儿那一千块钱都没有。
蛋儿两岁两个月时，我又上温州，都说上那儿行，我说那我也去。种庄稼真不行，累死了也落不来啥钱。那天晚上，车离开的时候，娃儿哭得不得了，他也哭得不行，父子俩都在哭。我走之前，娃儿意识到我要走，前后不离我。我也是哭着走的，想着这一家子咋办？他老喝酒，娃儿谁管？万一娃儿出事了咋办？想着离不了家，谁知道一丢也就丢开了。有好几个春节我都没回来，在温州服装厂，一个月能挣个千把块钱。从温州到家，是一百五十块钱的路费，舍不得回来。我又想家，又生他气。盼一年盼一年，老想着他改变了，不喝酒了，身体也好了，一家人在一块儿，多好。可是到最后落个没人了，啥也不说了。也不知道咋回事，他们那个村里的人都酗酒，前后有好几家的男人都是死在酒上头。
我只要求你不喝酒，身体弄得好好的，我在外面挣钱，你在家里，把俩娃儿拢在一起，像个家，这也行。我累死累活心里高兴。不行，喝到吐血，挂水输液，这几天算不喝了，一好，就又喝。为他喝酒，把我气疯，只差疯。最后，他也可怜，我也可怜。
他死了也好些，活着也是活受罪，就是他没吃个啥。这中间好几年，我气得就不给他钱。有一年回家，看着屋里冰锅冷灶，啥也没有，心里可难受，又气得不行，心里不畅快，年没过完我就走了。娃们可伤心，他也不想让我走。蛋儿对我也没感情，他两岁我出去打工，一年就回去几天，有好几年还没有回去。蛋儿心里也气我，晚上睡觉，俺们在一张床上睡，离得可远，不搂我。我跟他爸吵架，过几天，他给我说，妈，都是你干的事。他是心疼他爸，气我跟他爸吵架了。
2007年放假，回家过年。过完年有老乡来青岛，我就带着甜甜一块儿来，那年甜甜十四岁。来这四年，一开始来发六七百块钱，后来一千多点，都高兴得不得了。一年一涨，一年一涨。我在厂里从来没有过过星期天，一直是满天上。节假日不放也都高兴，加班有钱。俺们那个车间都是我这年龄的，老太婆了，出来都是为家呢，一天都舍不得休息。
我是在干燥剂厂干活。别看那一个个白的圆的颗粒很干净，制作过程可脏得很、累得很，你就想吧，就像在面粉厂一样，一天下来，浑身白，非得天天洗澡。俺们干这个活，一个月比人家多五十块钱灰尘费。一天工作十二个小时，强度很大，至少十个小时是满打满干。你就是不干活，也不让出车间，活干完时，想偷个懒，摊个袋子坐在地上，有时坐在倒胶的桶上。大家都愿意加这个班，单指望长白班，一天就四十八块钱，根本挣不来钱。加班一小时六块钱，这时候最高兴。从早晨七点到干到晚上九点，一个月能发到两千七八百块钱。
满勤奖是五十块钱，我今天不去，这个月就没有了。来这四年，从来没有请过假，一个小时都不请。天天上班，礼拜天更要上班，不叫加班要求着加班，全指望星期天加班挣钱。一天五十五块钱，加班都愿意。要是说过个礼拜天，大家还不过呢，没钱，谁舍得过。
干得时间长了，技术是没问题，就是熟能生巧的活儿。知道啥时候加胶粉，滚成球。一边往里加胶，一边兑水，比例得拿准。球的大小是根据眼力。说让弄2到5毫米大小，就可以弄。不会有多大差别。其实也没啥危险，就是脏些。我没有想着到别的厂，怪自由，工资觉得也可以了。生活费二三百块钱就够了，有时候，甜甜回来了，割点肉买点菜，我自己就下碗面条吃点算了。房租一月二百元，卫生费一季度三十元，水费五十元，一个月下来得花去五百多块钱。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老板也精得很。像我们那个活，同样的量，原来十二个人干，现在变成四个人干。这还不说，现在活又增加了，原来每天定量八袋硅胶原料得干完，现在变为十二袋。都想着赶紧干完，好歇一会儿，可是不行，你要是干哩快了，老板又加量。累得不得了，你先干完了，第二天老板又加量。
俺们的活是厂里最累的，最自由的。干熟练了，十二个小时的活，十个小时都干完了。不敢叫老板知道，老板知道又要加量。你知道俺们是咋干的，一站就站几个小时，一动不动，只有两只手来回动，加料加水。一上午下来，腿都站肿了。站成习惯了，就想着一口气干完。
为啥不歇着干着？你不干不知道。原因是啥？主要是不想戴口罩，戴几层，太闷气。想着赶紧干完了可以摘下来。这活很脏，非得戴口罩，机器一开，满屋子都是粉屑。领导一般都不往车间进，我在这个厂四年，领导连一次车间都没进去过。后来加到一天干二十五袋，现在可好，又加到五十袋，工资就长了五块钱。是被人家逮住了。直接减我们俩小时加班时间，原来从早七点到晚九点，现在变为从早七点变为晚七点，少给我们两个小时加班费，再狠也没有老板狠。
去年我还买了一件衣裳，你看，就是身上这个红毛衣，甜甜非让我买，太红了。我都不敢穿。今年我都打算了，啥也不买了，赶紧攒钱，先把房子盖了。我再恶干几年，甜甜再帮我三二年，估计到时能盖起个房子。
我喜欢干净，收拾得干干净净，买几样家具，也算是个人家，我自己也过两天清气日子。蛋儿这个娃儿机灵，就是不爱说话。等他大了，他有本事了自己盖。不过就是盖了房子，暂时也不会回去。
甜甜真是懂事，我一般不说她。十四岁出来，一直在电子厂干。她不愿在这儿，说冬天太冷了，想到广州去看看。我不行，我离不开她，在这儿，是个亲人。我这个厂还行，我不想走。她在这儿，就是因为我。
我也不花钱，来这些年，就出去吃过一次饭，还是厂里同事请的。我舍不得，想着任务大，原来得花钱给他治病，我是想着他能好，盼一年盼一年，盼个这。死了也好，我也清气一下。
蛋儿今年都十岁了，才上小学二年级，在咱们城里上寄宿班。成绩差得很，就不进教室，不写字。坐不住，在班里发急，都说有多动症。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前段时间，寄宿班的老师来电话，说语文、数学考了30分，拼音啥也不会。学费贵得很，半年2600元。现在一个月才放一次假，我给他奶奶打电话说，多到城里看他几趟，给他买点好吃的。想着没爸了，可怜巴巴的。蛋儿我有亏欠，有几年我都没回去，没有管过他，现在还是管不了他。
今年春节我是不想回去，这十一刚回去过，再回去，太花钱了。又想着蛋儿咋办？我和他姐都不回家，他肯定心里不美。走着说着。
云姐在叙说的时候，甜甜一直坐在云姐旁边，也不说话，就那样听着妈妈讲。我问甜甜，你还记得你妈不在家过年吗？甜甜笑着说，可记得，老觉得她不在家过年，想着叫她回来，她不回来，我那时候都知道她是生我爸的气。
我说：“云姐，你得过个星期天，学着逛逛商场什么的，也给自己买件衣服。”
云姐笑起来：“我又不出门，穿啥都一样，我是一到商场头都晕。”
“你还年轻，将来还要嫁人呢！”
云姐的脸“腾”一下红了，说：“嫁啥人，我是不嫁了，伺候人够了，我就想清气。再说，我都老太婆了。”
“俺们那儿都是我这年龄的，老太婆了。”这是云姐刚才在讲述她们车间情况时随口说出的话，她真的把自己看作是“老太婆”了。云姐，1971年出生，40岁，典型的70后。在城市，关于70后的叙事才刚刚开始，刚刚进入历史的视野。
无论做什么，说什么，云姐都还是笑笑的。但是，那不是平和、安静的笑，她的笑有一种懦弱、担心和害怕，她甚至连对自己的哥哥都有一种过分的感激，她觉得她不配兄长的关怀，因为她太过贫穷，因为她的生活不够体面。她现在最高兴的事就是能够加到班。她高兴加班，因为只有加班，她一个月才能挣到两千多块钱。所以，从下午六点下班到晚上九点钟，那三个小时，是她干活最舒畅的时候。
我让云姐带我到她的工厂去参观一下。她说，现在的这个工厂肯定不让进，管理很严，但可以去以前的厂区看一看。沿着村庄外面的一条河，上桥，过一条灰尘漫天的公路，在公路边，一个有着铁门的厂子，那就是干燥剂厂。门口两只大狼狗朝我们狂叫，看见云姐，往后退去，它们还认识云姐。云姐带我走进空荡荡的车间。所谓车间，其实就是一个简陋的敞开式的操作间。一排像搅拌机那样的圆筒横着，筒旁边有一个像水管一样的弯曲管子，还有一个手柄什么的。旁边是几堆堆得很高的袋子，这袋子就是制作干燥剂的原料。她站在筒面前，给我演示她如何工作。空荡荡的简陋的车间，没有任何意味，没有任何生机，也没有任何色彩。云姐说，这个车间其实还好些，新车间是全封闭式的，人完全被关在里面。我想象着机器开动的时候，瘦小的云姐站在漫天粉屑里面的情景。我无法想象，因为这车间如此敞开，那粉屑是要飞到外面，飞到公路上，飞到天空中去的。
下雨了，大的雨滴“扑扑”地滴落在地面上，把厚厚的灰尘砸起老高。胶州这边的灰尘很厚，很细，这是我所没有想到的。想象中的海滨地方，应该是蔚蓝的大海，整洁干净的青石路，没想到和中原的梁庄更相似。坐在小面包车里面，云姐和她的女儿送我，灰色的天空下，云姐的红毛衣鲜亮亮的，格外抢眼。她紧紧靠着女儿，仿佛一个迷失的孩子，从身体到精神，都没有任何力量，完全依赖别人。她十八岁的女儿勇敢地迎接着妈妈的身体，支撑着她。还好，亲爱的云姐，她有一个女儿。
这村落里最后的房屋
必须承认，我一直都想逃跑。逃跑，赶紧回去，回到明亮的、干净的、温暖的和舒适的城里。在进到光亮叔那低矮阴暗的房间，霉味扑面而来的一瞬间，我就有想逃跑的冲动，这是每到一个地方的第一冲动。我悄悄盘算着回去的日子，原计划待七天，也许四天也可以，甚或，三天、两天也可以？无非就是看看工厂，听光亮哥谈谈，一天不就完成了吗？在这儿住一夜不就行了吗？
其实，每次出行，我都需要鼓起很大的勇气。并且，越到最后，越没有勇气。我越来越拖延出行的时间，害怕出行，害怕行程的开始。我在琢磨，为什么会如此？当然首先有懒惰的成分。并且，走得越多，这种懒惰、躲避的心态越明显，这跟我最初的预期相差很远。我原来以为我会像战士一样，愈战愈勇，愈跑愈带劲。因为我对我所做的事情充满探索和思考的兴趣，因为我看到越来越多我不知道的人生。但是，我却越来越失去勇气，越来越觉得迷惘和厌倦。是的，厌倦。这种厌倦的感觉如此清晰和强大，以至于每次我都需要很大勇气才能再次走出家门。
相同的风景，相同的命运。如果都是在工厂打工，电子厂、鞋厂、服装厂，年轻夫妇多在附近租一个小屋，或在附近农村租一个房子。房间里的风景和生存大同小异，千篇一律的出租屋，除了相对稍好和稍差之外，都是差不多的精神气质。千篇一律的小型的、简陋的企业，几台机器，几个人，就是一个工厂。至于环境、待遇、污染和《劳动法》，那都是不说也罢的话题。
我不勇敢，甚至很胆怯，很贪图享受。这是一个事实，然而，我竟然并不为这个事实感到悲哀。因为，那的确不是我的生活。我可以安然无恙地逃跑，而不承受任何道义的谴责。这样一种奇怪的人生，每个人都充满着巨大的羞耻感，但我们又非常自然地忽略这种“羞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