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生命的最后一刻来临，我们将长眠在她那苦涩的泥土之中。
——雅罗斯拉夫?塞弗尔特《故乡之歌》
“老党委”
2011年农历腊月初十的早晨，“老党委”奶奶在梁庄去世，享年99岁。
“老党委”是村中人对这位老奶奶传奇般的家庭统治一种戏谑的称呼。在福伯家里，只有一个中心、一个主意、一个思想，那就是“老党委”。福伯对自己的母亲言听计从。梁庄人爱讲一个场景：八十多岁的“老党委”坐在手推车上，让六十多岁的福伯拉着自己上街，颤巍巍地从大褂里面的一个口袋里掏出藏在手帕里的钱，给家里买菜。那时候，她还掌握着家里的财政大权。
“老党委”在梁庄声名赫赫，不只是她的长寿，更是她铁一般的家庭统治力。早年经济困难时期，她安排全家的生产劳动，安排每天的饭食搭配，仔细计划每一分钱的花销，以应付这十来张都要吃饭的嘴。她要求她的五个孙子和两个孙女走有走相，坐有坐姿，绝对不能出去惹事，绝对不能自己找对象，绝对不能打架。凡在外打架者，回来先向她下跪。
在“老党委”的组织下，福伯家有条不紊，长幼有序，不但安然度过艰难岁月，并且成为那年代村中少有的殷实家庭。“老党委”一家的孙子孙女们，也总有格外的温文、通脱和安稳。
但是，她的孙子们对她却爱怨交织。万国大哥对“老党委”奶奶最不满的就是她的“忍”字诀。当年，他们和老老支书吵架，他们家五个儿子，老老支书家三个儿子，如果打架，输赢立见分晓。但是，“老党委”坚决不许。老老支书在村里大骂福伯，一家人在家里窝着，听着，不能出来。万立二哥认为，奶奶的高压管理束缚了兄弟几个的性情，没有闯劲儿，也不敢冒险。因此，村中其他人都出去做生意，发财了，他们却还在蹬三轮，没有发展。埋怨归埋怨，奶奶在他们心中，依然神圣。提到奶奶或讲奶奶什么事时，他们会肃然一变，敬重异常。
99岁，几乎一个世纪，是为喜丧。
在此前的三天里，福伯的儿女们已陆续从各个城市回到梁庄。西安的万国大哥和万立二哥，北京的三哥万科一家和梁峰一家，内蒙古乌海的万民四哥一家（在乌海市卖水果，已有八年没有回过梁庄），深圳的梁磊一家，郑州的梁平、梁东都回来了。“老党委”的这个大家族，加上媳妇女婿、外孙里孙，如今扩展为44人，全部到齐了。
一切都已经准备好。柏木棺材一年年地刷漆，颜色已经发沉发亮，棺材的厚度也是农村最高规格，“456棺材”，底4寸厚，侧墙5寸厚，顶盖6寸厚，整个棺材看起来敦厚结实、威严大气。“老党委”的寿衣在她八十岁的时候就已经准备好，七套各色上好棉料和丝绸做的内衣外衣。
腊月初十的晚上，报小庙。就是活着的亲人们到庙里（不管是土地庙、观音庙，只要有神在里面就行）向神报到，这个人要到阴间了。原来梁庄有官庙，全村人共用的一个土地庙，就在韩家后面的一座祖屋里。二十世纪五六十年代的时候，庙被拆毁，送葬的人就只好在庙后的河坡上或十字路口行礼，举行仪式。
万国大哥扶着八十岁的福伯，穿着长袍孝服，戴着长孝巾，走在最前面。福伯显得很衰弱，一生对母亲唯命是从的福伯，他的眼神里，有一种突然失去母亲的小孩那种无依无靠的神情。福伯手举一个麦秸扎成的草耙，草耙上夹一张草纸，草纸上写着“老党委”奶奶的名字：吴兰秀。孝子贤孙们跟在后面，头上裹着长长的白布头巾。每到一个路口，执事都要放一串鞭炮，烧一堆纸钱，又向空中撒大把的冥币。孝子们跪在地上，哭叫着“奶奶，奶奶”。这是在告诉庙里的神，奶奶要到那里了，请神把她收下，也告诉奶奶，这条路可以到达那里。这一次次的跪哭，一直到村外通向公墓的十字路口。草耙放下，众人围着草耙哭泣，然后原路返回。
腊月十一的晚上，报大庙。“老党委”的外孙女、重外孙女请来几盘响器，院子里拉上了几个一百瓦的大灯泡，灯火通明。来自不同地方的响器相互竞赛，你来我往，制造着热闹气氛。
报大庙时的队伍比头一天大得多。报小庙只是直系亲戚参加，报大庙时各地的亲属都已赶来，都要参加报庙队伍。走在前面的福伯嘴巴张着，啊啊哭着，涕泪交流，却没有声音。后面是一群孙辈男孩，再后面是嫂子辈和孙辈儿媳，再后面是一些远房亲戚。整个村庄的人几乎都出动了，沿着昨天的路，来到十字路口，一堆灰烬旁边，那草耙还在，那夹在上面的草纸也还在。众人围着草耙，跪在那里，哭泣，磕头，拿着草耙返回。从此世的家到彼世的家，福伯带领他的子孙，走过这条路，在每一个岔路口都停下来，烧纸，哭泣，告诉自己的母亲，不要走错路，只有这条路可以到另外一个世界。
五更天，万籁寂静，鸡不鸣狗不叫的时刻，“送路”的时刻到了。众子孙带着草耙，带着“老党委”生前用的枕头、被子、席及其他所有物品再次来到十字路口，把草耙和上面的草纸烧掉，这意味着“老党委”真正到阴间报到了。当天发白发亮的时候，她会看到她的子孙们在哭她，会意识到，她已经死了。她的衣服被子也都烧掉，从此以后，这个人在世间销户了。执事朝空中撒着纸钱，喊着，“捡钱啊，捡钱啊”，这是让一些饿鬼、坏鬼专心捡钱，以防他们打“老党委”，让她能够通畅地到达彼岸。
这位世纪老人，她活着，是一种象征、一种注视，村庄每个人都能感受到她严厉的目光。她死了，一个时代的象征系统结束了。传统的农耕文明、家族模式和伦理关系在梁庄正式宣告结束。
腊月十二，清晨六点半钟，天色微亮。出丧。“老党委”的子孙们亲自抬棺，他们不用假借别人，孙子辈万国万立万科万民，重孙辈梁峰梁东梁磊梁平，再加上四个孙女婿和重孙女婿，完全可以把棺材抬起来，送到墓中。一路缓慢行走，天色大亮，头晚和衣睡在各家的亲戚都赶来，跟在后面，村庄的人也逐渐出来，跟在后面，走向墓地。
人群稀稀落落地跟着，绵延成一条路线。这是一条古老的路，村庄中的每个人，都会沿着这条路，走向死亡。
一个村庄里，一个人的死亡也是所有人经历的一次死亡。一次葬礼就是一次心灵教育，通过哀哭、跪拜、呼唤，在世的人和去世的人，融为一体，共同完成生命的轮回。在这过程中，观者的悲凉之感会时时涌现，然而也会因熟悉而产生一种温馨感和归属感。沿着这条路，我们可以找到家，可以走向那里亲人的怀抱。
勾国臣告河神
“老党委”奶奶的葬礼办完，春节也即将来临。在外打工的人陆续回来，一场场的酒摆起来，寂寞冷清的梁庄开始有点热闹和喜庆的气氛了。
夏天的军哥之死及围绕着军哥之死所产生的闲话，尤其是关于南水北调占地赔偿事件梁庄村民的态度（既愤怒又漠然），我一直非常不解。既然关系到每个人的利益，不管大小、多少，都是自己的事自己的钱，为什么大家都那么不在意？这不符合梁庄人日常的性格，为了几十块钱，兄弟打架、妯娌翻脸、不赡养父母、和邻居吵架的事比比皆是。
我决定找一个机会以较为正式的方式让大家谈谈各自的看法。
借着喝酒之机，我把福伯、父亲、万国大哥、万立二哥、万科三哥、万民四哥、万青哥和梁磊、梁时（万青哥的儿子）召集起来，以郑重的态度对他们说：“今天咱们关起门来都是自己人，随便说，说自己心里的真实想法。这件事如果是真的，村委会如果真的贪污了公共占地面积的钱，你去不去找他们说，去不去告状？原因是啥？”
“啥‘如果’，那清是真的。”万青哥先嚷了起来，“我这两年在家里，啥都知道，我都给他们算过账了。”万青哥掰着指头一笔笔算起来，从现在的南水北调款一直算到十几年前的老公路砍掉的卖树款。这样算下来，数目还真不小。
“既然账这么清，你为啥不去说，也不去告？”
“我想着我给人家没门儿啊，你就是想整，我一个人也整不翻（整不翻：整不倒。）人家。现在有三个人站起来，就能够说清楚。但这三个人不好找，出头时都不想出那个头。不是怕他，主要是不想得罪人。不想公开、正式地得罪人。在我一个人站起来不起作用的情况下，我是不会站出来的。”
在说到贪污的时候，万青铿锵有力，但是在说到告状时，他的声音立即有点软弱，中气不足了。
父亲带着自我嘲讽的语气说：“说告状，不是逼急了，谁也不会去。人家多抬举咱，今天送酒，明天请吃饭。村委会也不憨，先把我安置好。把好整官儿的这号人先弄住。”
福伯嘲笑父亲：“你看，光正都叫人家贿赂住了，还‘老刺头儿’呢！你可知道了，为啥这两年村委和你走得近了？主要是糊弄住你，不想让你出头。”
“那你咋办？我生病，人家一听说，赶紧往医院去，拿一百块钱看我，我能咋办？让人家把钱拿走？”父亲提高了声音，替自己辩解。
二哥以一种满不在乎的口气说：“只要不捉我都行，但是多了肯定不行。大面过得去就行，三亩五亩无所谓。”
四哥说：“咱成年不在家，分到咱这儿也落不住啥钱，咱也不参与内政。捉哩是大家，吃亏了，每个人都吃亏，就算了。”
一向不参与时政的三哥保持一贯的风格：“我对家里没有意见，只要谁不捉我都行了。过个平静、平淡生活，你不欺负我、我不欺负你就行了。关系太复杂了，不想参与。”
二嫂在一旁感叹：“农村这些事，都是些感情。三十年河东转河西。咱不想吭声，又落不到咱这儿，得罪那人干啥。”
我说：“可是这样大家也吃亏了啊，凭啥吃这亏？钱再少也是自己的钱。钱可以是小事，权利是大事。这是你们应该得的，是你们的权利。再说，你们不去争取，只会使情况越来越差。”
“低头不见抬头见，告不成，还落一身臊。二大不是一辈子不待人见吗？啥也没告成，自己天天挨批斗。”四哥并不同意我的看法，又拿父亲做现成的例子。
二哥说：“啥权利？当官的，落一点吃喝，不然饿死了。你不叫人家贪，指望啥？”
父亲说：“弄个新官更不好，肚子空着，还得吃，贪得更很。”
大哥接着父亲的话说：“就是。李营（邻村）为啥现在比咱们村富？就是人家没有换过官。爹当完儿子当，三代人都当村支书。都吃饱了吃美了，该为大家办点事了。”
二哥似乎对大哥的话有点迷惑：“照你这样说，‘世袭’倒是好事了？”
“你想啊，三代人都吃，总有吃饱那一天，就不会恁贪了。”
大哥的观点颇为新奇，大家就此产生了激烈的争论。奇怪的是，大家对干部的贪污都持一种特别理解和接受的态度，虽然也包含着愤怒和鄙视。
在热烈争吵的过程中，梁庄两个年轻的晚辈，梁磊和梁时一直没有发言，并且流露出心不在焉的表情。他们对村庄的这些事不感兴趣。万青哥在那儿详细地算账时，梁时不满地瞪着父亲，低声嘟囔着：“就你能，一辈子爱管闲事。”万青哥对梁时的这种思想也很不满，认为“现在社会在发展，人们的思想在落后。娃们只管挣钱，不管家”。至于梁磊，很显然，他对这种探讨和争论的结果持极端怀疑的态度。
我问道：“那就没办法了？大家都不愿出头，不愿争取自己的权利，那就都吃亏。”
万青哥说：“那你有啥办法，我说就去告状，肯定能将他告倒。”
福伯以一个老人的经验式肯定话语说：“你也别告，肯定告不赢，背后都有关系。”
大哥的火暴脾气又上来了：“告就告，日他妈，咱一个平头老百姓，他也不能把咱吃了。”
二哥反驳说：“去去去，就你能，你还想当勾国臣啊？勾国臣可去告玉皇大帝了，最后不还是叫玉皇大帝治住他了。”
“勾国臣咋了？湍水年年淹，就是不敢淹勾国臣，说明河神也怕它了。玉皇大帝拿它也没法。”大哥别着脖子，虚弱地对弟弟表示抗议。
父亲大笑：“可别说勾国臣，他能犟过玉皇大帝？玉皇大帝一声令，国臣不国性命丢。”
话题突然转了个弯，跑到了云端里。勾国臣是谁？还有玉皇大帝、河神？什么样的故事？我居然一点都不知道。梁时和梁磊也一脸茫然的样子。
福伯惊讶地叫道：“咦，咋回事儿，你们都不知道？我从小都知道，我给你们讲讲这个故事。”
故事发生在清朝，嘉庆年间吧，只是大约，人们说法不一。吴镇北头，河坡上面，就是现在靠梁庄砖厂的那个地方，住着一个叫勾国臣的人。勾国臣是个落第秀才，平日以给别人写些状子、贺词、家书或墓碑铭文为生，家里很穷，但是却脾气火暴，爱打抱不平，好管个闲事，在咱这一片儿还很有点名声。
咱吴镇是依湍水而建，整个镇子就在湍水上面河坡上。河坡地肥得很，适合种西瓜、花生、玉米，这些都是当时老百姓的生活来源。但是，湍水年年涨，百姓年年受灾，种下的庄稼十能落一。老百姓很苦。
有一年夏天，勾国臣给人写结婚喜帖，主家请他喝酒。喝完酒，勾国臣醉醺醺地回来，正碰到邻居一群人在门口大骂河神：“狗河神，年年上供，年年淹，还有没有良心？”湍水那年又淹了，邻居们辛辛苦苦种的庄稼又打了个水漂。听着听着，勾国臣动了气，日他妈，我天天替写状子，这么大的冤枉事咋就没想起来管呢？回到家里，提笔就写了一张状子，向玉皇大帝状告河神：
“告状人勾国臣，系穰县民籍，告为河神横行事。天地人伦，夫妻之道，各司其职，各有其责。河神管天地河流，百姓常贡不敢懈怠，缘何经年暴厉肆虐，糟蹋百姓庄稼生计，有违神之道。百姓如此艰辛，河神何不开眼。国臣既已糊涂，望帝秉公判断。上告。”
写完之后，勾国臣把状子卷起来，塞到墙上的洞里，那时候老百姓的房子都是土墙，穷人买不起柜子，就在墙上挖一些洞，放东西。然后就呼呼睡着了。第二天醒了，勾国臣也忘了此事。
过了一段时间，老婆和勾国臣吵架，嫌他多管闲事又不挣钱，一怒之下，把勾国臣写的状子全部烧了。这下可好，勾国臣告河神的状子被送到了玉皇大帝那里。
玉皇大帝看到状子，“扑哧”笑了：“这是哪个国臣，竟敢告河神？！把他捉上来问话。”一群天兵天将就领命而来。
人间的勾国臣突然三魂不服五体，阵阵冰冷。人躺在床上，魂魄已经离开了身体，被天兵天将带到了玉皇大帝面前。
玉皇大帝一看，只是个白面书生，就问：“大胆勾国臣，为何告河神？人要告神，是不是想造反？”
勾国臣硬着脖子说：“河神年年糟蹋庄稼，你为啥不管？神都这么不讲理，让人咋活？”
玉皇大帝大怒：“你既没种地，就没淹你庄稼，那关你何事？你这么多管闲事，拖下去重打四十大板！
勾国臣转魂回来，五脏剧痛，动弹不得。看到老婆家人在床边哭得死去活来，亲戚邻居围了一圈儿在抹眼泪，知道自己已经死过去一次，再活不成了。他告诉老婆，他死后，一定要把他葬到湍水河边：“玉皇大帝不是说湍水泛滥之事与我无关、不许我告状吗？现在，我埋在河边，河神要是把我淹了，我就可以名正言顺地告状了。”
勾国臣死后，依他嘱托，家里人就把他埋在湍水岸边最靠近水的地方。说也奇怪，湍水仍然年年涨，年年决提淹岸，却始终绕过勾国臣的坟。几百年过去了，那座坟一直没塌。
解放前，四几年的时候，勾国臣的坟还在。我们这些小孩子去看，那个坟丘只剩个小土包，孤零零的，坟的前后、左右都浸到了水里，坟里面还渗出些黑的东西来，但就是没有塌。坟前立着一个石碑，石碑上写着“义士勾国臣之墓”。那时候，来看他坟的人可多了。每年夏天，都有许多外地口音的人骑着大马，赶着牛车，撑着渡船，从很远的地方来看。后来这坟不知道啥时没有了。
你们可能都不知道，现在，咱们吴镇北头，靠近梁庄的那一片儿，原来就叫“勾国臣”，要是有人问吴镇人或梁庄人“到哪儿去”，他会说，“到勾国臣干活去”。要是有人爱管个闲事、好告个状，吴镇人或梁庄人就会说：“咋，你也想当勾国臣啊？”
如此生动有趣的故事，我简直有些惊叹了。一向拙嘴笨舌的福伯突然变为一个说书人，神采飞扬，把故事讲得跌宕起伏。父亲在一旁不时补充些细节，大哥二哥也笑得前仰后合，他们从小都知道这个故事。因此，说起勾国臣和玉皇大帝来，就好像他们仍然活着，仍然是现实生活中大家熟悉的人和事。
我突然想到在西安，当万立二哥听到老乡老婆走失的事情时，他非常轻蔑地回了一句话：“管那些闲事干啥？不是咱们这儿的事，不要管那些事。”我似乎明白了二哥的冷漠从何而来。也许在他心里，勾国臣的事情就是现实。不是不能、不愿，而是不敢，那可怕的惩罚一直都搁在他们心里，一代代人消化着，最后，一切都变为了“既与我无关，就不关我事”。
黑女儿
腊月二十一的上午十点多钟，万明嫂子急匆匆地来找嫂子，说出事了。万明嫂子妹妹的九岁女儿，被邻居一个六十多岁的老头给坏了。
前一天下午，奶奶和小孙女出去，看到邻居的那个老头，小孙女很害怕，不愿意往前走。奶奶把小孙女拉回家，盘问了一番，才知道这件事。万明嫂子问做助产士的嫂子能不能鉴定出来，治这个人的罪。
在比比画画说的时候，我看到街对面站着一老一少，一直往这边张望。嫂子没有资格作这样的鉴定。这种事情必须到穰县大医院的妇科去做才可以，也才有法律效用。我提出开车把她们送到穰县，帮她们找相关熟人。万明嫂子喜出望外，向那祖孙俩招手，示意她们过来。
奶奶拉着孙女，畏畏缩缩走过来。小女孩儿很艰难地向前挪动着，每走一步，嘴唇都抽动一下，很痛苦的样子。还没有上车，就拉着奶奶说要上厕所，她老想小便。一会儿，厕所里就传出小女孩儿的呻吟声。坐在车里，透过后视镜，我看到奶奶那张脸，那是世界上所有的愁苦都集中在这里的一张脸。她的呼吸好似一直没有顺畅地进入过她的胃和胸腔，就吊在嘴巴和脖颈处，下不去，又出不来，哽在那里，极为痛苦的样子。
我们到穰县医院的妇产科，找到一位医生朋友，大致说了情况。朋友让小女孩儿把裤子脱下来，让奶奶抱着小女孩，她戴上手套，仔细地查看。女孩儿的会阴部已经红肿和糜烂，每触动一个地方，她就“啊啊”地叫着。朋友神色凝重，回头把奶奶批评了一通，又问小女孩小便是否疼痛，小女孩点点头。诊断完后，朋友说，小女孩儿会阴部严重撕裂，宫颈受伤，泌尿系统感染，已有合并症。她仔细地给小女孩儿清洗了一番，又涂上一些药。奶奶把小女孩儿的衣服穿上，让她坐起来。朋友开始问小女孩儿。
妹妹别着急，我问你话，你慢慢想，慢慢说。给我讲讲是咋回事，回头咱们把他关起来。
……那个人咋找你的？
他拿了一盒奶，还有糖，让我吃。
他碰你了没？
碰了，他用手抠我那儿。
用手抠你？
后来用身上的东西。他碰我六下，然后，他又把他裤子脱了，把我裤子也脱了，塞到我这里面。
流血了没有？
流了，我自己撕点纸擦擦。
纸呢？纸弄哪儿了？
扔茅坑里了。
他以前碰过你没有？
碰了。
他都是啥时候找你的？
以前是我奶奶晌午去上街了，我在院子里看门。大凳子在院子里搁着，我坐在凳子上看门，他又来了，他把我叫到屋里。
你为啥不给你奶说？你咋不骂他？
以前是我不敢告诉我奶奶。
为啥？……
怕你奶奶打你？
不是，我是怕我奶奶知道，我奶奶又要气。
你怕你奶奶气？
是哩。每回我哥哥惹她，我奶奶都不高兴。我不想叫奶奶伤心。
九岁的小女孩儿始终以缓慢、平板和迟钝的声音回答，这迟钝在小小的房间里回响，像钝刀在人的肉体上来回割，让人浑身哆嗦。愤怒逐渐滋生、涨大，充斥着胸膛和整个房屋。我听到自己的心脏在“通通”地跳，感觉到眼泪流到嘴角的咸味。九岁的小妹，她还不明白这样问话的残酷性，还不明白这件事对她作为一个女性生命的影响。但从她恐慌的、怯生生的眼神里，她已经明白，她犯错了。她不停地往奶奶身上靠，在说话时，也时时看着奶奶，仿佛在根据奶奶的神情来判断她的话会对奶奶产生什么影响。
奶奶僵硬地坐在那里，她一直流着眼泪，那花白头发重重地扣在她头上，压着细弱衰老的脖子。她身上的“气”似乎被抽走了，无法撑起她极瘦的身体。在听到小女孩儿那突然转折的话时，她拿手背使劲擦了一把眼泪，身体稍微放松了一点，让小女孩儿依住了她。奶奶先说起了她的孙儿。
俺们那个孙娃儿犟得很，一回家把书包扔了就跑，不学习就算了，成天和别的娃儿打架，咋打他都不行。成天把我气得心口疼，孙娃儿是一岁多的时侯留在家里的，今年都十三了。他出手重，没个准头，你说，万一把人家谁打伤了，可咋办？有时候偷我的钱，偷偷上街打游戏，一天都不见人影。黑女儿两个多月的时候，她妈们就出门打工了。也笨得很，都九岁了，还在上一年级，老师留的题都不会做。
我是咋知道的，今儿早，我俩出门，她看见那个老头，一看见就吓成啥了，拉着我要往回跑，说奶奶，奶奶，就是他把我裤子脱了。一会儿，她又催着我，说，你去找他事儿，你去找他事儿。现在想想，昨晚上回家，我发现她裤衩上有血，没有往那儿想，就给洗了。她还叫着她身上疼，她没说是咋回事，也没说清楚是哪儿，我也没在意，想着是胡叫的。我胃疼得很，回来又到处去找她哥，没顾得管她。他们俩在家里，我成天都没顾上管，我自己身体也不好，地里还有点儿活，她哥也不听话。我是想着，我一个老婆子也不容易，能顾住他们吃喝就行。
以前那个人就坏，碰人家年轻媳妇。他当民办老师的时候，骑自行车上街，在路上碰到俺村里的一个媳妇，他让人家坐上，说带人家上街。走到路上，他让那个女的用手摸他那个地方，那个女的回来给她男的说了。我记得可清，是大年初一，那家男的拿着刀在村里到处追他要杀他。后来，不让他干民办老师了。
他今年都有65岁了吧，也在家和老婆看孙娃儿。俺们两家在挨着呢，平时俺们两家关系也不错，经常来往。我今年54岁了，她爷在她爸十几岁的时候就死了。我守寡这二十几年了，也没出啥事。我是真没想起来，他都恁老了。
村里还有个年轻娃儿，也坏，智力差，脸上带傻样，成天把他那东西露在裤子外面，见女的就胡弄。那个傻子在家，我很小心。天天出门都带着黑女儿，这段时间公安局把那个坏娃儿关起来了，我就放松了。我上街，就是两三个钟头就回来了。昨天上街主要是去包药，我肠胃不好，成天拉肚子，胃疼。一星期去包一回中药。我早晨去得早，七点多去，十来点就回来了。我出去老是说，黑女儿，你在屋里照顾门，我去一下就回来了。都是在门口说的，声音比较大，他可能就在偷偷听，听我走了，他就来了。
才开始一听黑女儿说，我拿着刀想出去跟他拼命，恁老了，还害人，我拼着自己不活了。黑女儿吓得哭得不行，抱住我腿不让我去。娃们可怜，我真要是有啥事，这俩娃咋办？我还怕她哥知道，他平时可横，不懂事。就是一条，知道稀罕他妹。谁欺负他妹，他都跟人家打架。
咱也不懂得法律，要说他应该有罪。按娃儿说的这个样，能治他罪吗？我不想给她妈说，我就想自己治他罪。我意思是我在屋里照顾着，我必须得给她妈有交代，只要能治他罪，咋都行。我还怕黑女儿受影响，咱想着，咋着以别的理由把他抓起来，要是别人说了，就说他是因为其他事被抓的。
她妈后天都回来了，今年可说回来过年。她去年都没回来，今年说早点回来。可咋办？说啥也不能告诉她妈。她妈是个没文化的人，我怕她非拼命不可。那可咋办？她对我不满，我不怕。她妈脾气坏，一两年回来一次，看他们兄妹俩学习不好，成天打。能起啥作用？
小女孩儿叫黑女儿，农村小姑娘最常见的名字。奶奶的眼泪顺着脸颊不断往下流，她语无伦次地说着。有一点她表述得很清楚，她不希望她的儿媳妇和村里人知道这件事，她想治那个人的罪，又希望最好以别的名义把他抓起来。但是，小女孩的妈妈后天就要到家，那怎么可能？
朋友给黑女儿挂上吊瓶，输液消炎。我给一位认识的派出所所长打电话。热情的寒暄之后，说到案子，就犹豫起来。他说那就看你们了，如果你们坚决要告，那就让孩子公开作证，应该可以。但是，这样一来，就会闹得满城风雨，所有人都会知道，你们得作好承受的准备。说以别的罪行把那人抓起来，那肯定不可能。
我转过身去问奶奶，奶奶捂着脸哭起来。万明嫂子也没有了开始的那种坚决。朋友告诉我，她这几年作过好几起这样的检查，最后都没见报案，主要还是怕丢人，怕女孩子以后受影响。说实话，就我自己而言，从一开始，在内心深处我就有隐约的焦虑，我害怕去报案，虽然理性上我并不同意我这一想法。报案，意味着公开化，公开的羞辱、围观、议论和鄙弃。这些事情人们不会忘记，一旦到了婚嫁年龄，一个闲言碎语和传说就足以毁了她。
商量了一个多小时，没有任何结果，甚至连报不报案都没能确定。大家呆坐着，不知道该怎么办。小黑女儿躺在那里，先是抽泣着，一会儿就忘记了，依着奶奶，好奇地看着我。输完液，她站起来，动动身体，想要去看、去摸房间的其他物品。在我给她照相时，她露出了笑容。我教她拍照，她拿着相机给我拍了几张，自己看了看，开心而又自豪地笑了。
已是下午四点多钟，没有方案，没有办法。朋友开了一些清洗的冲剂和药，嘱咐奶奶记着每天给小黑女儿清洗、涂药，每天输液。我开车重又把祖孙俩送回到吴镇。
在通过村庄的路口，她们下了车。奶奶佝偻着背，顶着那头花白头发，拉着小女孩，走在被车辙压出一道道深痕的、泥泞的土路上。黑女儿被奶奶扯着，慢慢往前走，又不时地挣过身子回头看我。
道路左边就是高高的河坡。一排排枯树，遥远的地平线，构成苍茫的河岸。湍水沿岸，已经被挖得面目全非，一排大树下面，是一个巨深的沙坑。那扎在地下的树根裸露出来，根须朝四处蔓延着，显示出不顾一切的生命力。这些根须如今被架在空中，它们竭力汲取养分的沙土已经被挖走了，它们没有力量再往下延伸，再次扎根。树干正在倾斜，生命在远离它们。
落日镕金，四野寂静。深冬的落日，竟是如此红，如此暖。站在路的这边，我目送着那一大一小的身影慢慢消失在这红色的原野和世界深处。
天慢慢暗了下去。后天就是腊月二十三，中国的小年。零星的鞭炮声在天空炸响，有些性急的人已经开始放烟花了。那盛大的烟花，在黄昏的天空中，仍然绽放出艳丽的色彩。盛世的色彩和光芒，整个天地都被这盛世所笼罩。
重返穰县。早已和朋友约好去听穰县大调。穰县人喜欢听戏，尤其是坐茶馆喝茶时，如有戏相伴，是一大乐事。当然，现在听戏的人大多是五十岁以上的老人。穰县大调原为鼓子曲，由明清流行的小曲、民歌演变而来。大调乐器由古筝、琵琶和三弦组成。作为古乐器的三弦即将失传，在穰县，只有为数不多的人会弹。
这是穰县文化茶馆一角。一间长形的门面房，门口摆几张矮凳子，围着桌子坐着十几个老人，下棋的、聊天的、喝茶的都有，屋里面靠墙向外坐的是乐队。驳杂的青色水泥地面，闪着暗沉的光，墙上那个黑色小座钟歪垂着头，停在四点十五分上，欲掉未掉的样子，很让人焦虑。
弹琵琶和弹古筝的两个中年人表情并不丰富，甚至有点过于呆板。他们两个原来都是穰县剧团的，剧团倒闭，成员就组成演出队，去做各种婚庆、开业等的表演嘉宾，挣一些外快。那个中年人一直带着羞涩的笑容，轻声地、拘谨地给我讲他的经历。
一个面容白净的老人走到一张凳子前，侧对着听众，坐了下来。他向弹古筝的中年人示意一下，弹古筝者拨出一长串清越、悠长的音调。正在说着、笑着、下棋和吃着瓜子的人立刻静了下来，转向了乐队。
演唱开始了，曲目是《吉庆辞》，一首祝寿曲：
一门五福三多九如，七子八婿满窗呼，肚似文王百子图；寿星老祖云端坐，左边仙鹤右边鹿；仙鹤口噙灵芝草，麋鹿身背万卷书；韩湘子，何仙姑，铁拐李身背药葫芦，葫芦里面有宝物；童儿打开葫芦看，吐噜噜，吐噜噜，直飞出九千九百九十九只燕蝙蝠；童儿身背八个字，上写着金玉满堂福禄财富。
这是一段明快的唱腔，曲调简单，全场人都跟着老人哼唱着，按着节拍上下晃着脑袋，神情陶然。几位弹者随着弹奏的快慢、强弱仰俯着身体，手指在弦上飞快地拨动着。三弦的雅致，古筝的清越，琵琶的婉柔，三者配合出的不是《渔舟唱晚》那样典雅脱俗的幽空意境，却是民间喧闹的喜乐人生，透着踏实的烟火味儿。
一个肤色黝黑的老年农民坐了过去。手掌糙厚，关节粗大，这是一个长期在田地劳作的人。咳了几咳，他示意乐队开始。他闭上眼睛，一只手拿着牙板打拍子，一只手放在腿上，紧紧攥着拳头，唱岳飞的《满江红》：
怒发冲冠，凭阑处、潇潇雨歇。抬望眼、仰天长啸，壮怀激烈。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莫等闲、白了少年头，空悲切。
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驾长车踏破、贺兰山缺。壮志饥餐胡虏肉，笑谈渴饮匈奴血。待从头、收拾旧山河，朝天阙！
铿锵有力，又悲凉婉转。唱者的嗓音嘶哑着，没有任何技巧，只是拼力从心里喊出来的。而他也似乎根本不在乎那唱词是什么，眼睛一直闭着，完全沉浸在其中。到了最后，一阵舒缓的曲调之后，开始了抑扬顿挫、完全无词的尾曲。他持续哼唱着，脖子下端鼓出一个大气团，上端是憋得红红粗粗的筋，这筋在脖颈上不断地颤动，又保持着那僵硬的鼓起，好似正在拨动的琴弦，发出强力的挣扎。不断地顿挫、起伏，啊、呀、唉，咿咿呀呀，没有尽头。唱者闭着眼睛，不顾一切、无休无止地吟唱着，那无词的旋律不断拉长、回旋、呼喊、诉求，莫名地生出一种哀愁来。
这个沉浸在自创的调子中的老农在诉说什么？在祈求什么？那无尽的命运，无休无止的悲伤，还是无穷的忍受之后那天大地阔、悠远安静？一时间，我有点迷失：这是怎样的中国，如此欢乐又有着哀愁的中国？
一个中年汉子的脸涨红着，看样子是喝醉了。他坐在一张低矮的小桌前，弓着腰，闭着眼，晃着头，跟随着旋律，手指在桌面上敲打着节拍，一下，一下，一下，“梆、梆、梆”，简短、斩钉截铁地敲着，好像要把手指敲断，要把自己的心敲进去，浑然忘记了时间和外部的存在。我仿佛也被他敲了进去，眼角有点潮湿，很想流泪。这吟唱声把我压抑了一天的情绪给释放了出来。我无法忘掉奶奶朝我看时的神情和黑女儿的迟钝与天真。我知道，和大家一样，我是把那祖孙俩抛弃了的。我努力了一下，没有办法，也就算了。不久之后，我们会把她们忘记。
面对奶奶滔滔的泪水和期待的眼神，我甚至有些烦躁，我想逃跑。不只是无力感所致，也有对这种生活本身和所看到镜像的厌倦。我不知道该怎么办，不知道该作哪一种选择，更不知道该如何想象那正在赶着回家过年的妈妈会如何面对她被伤害的女儿。
我只想离开。只想沉浸在这悲凉的曲调之中，以逃避我心中的悲凉和清晰的漠然。就像我和小柱，就像我对待小柱那样，我们血肉相连，却又冷漠异常。
我终将离梁庄而去。
后记
土耳其的当代作家帕慕克在凝视他的城市——土耳其的伊斯坦布尔时，他说他的内心充满了“呼愁”（huzn）。“呼愁”，在土耳其语中，有宗教的含义。“呼愁”不是某个孤独之人的忧郁，而是数百万人共有的阴暗情绪。用中文来翻译，“呼愁”或可以用“忧伤”来对应。“忧伤”，忧郁、伤感、郁结、凝聚、怀念，与真实的事物和情绪本身已稍有距离，有间隔，有审视的意味。它是一种集体情绪和某种共同氛围，蕴藏在这个时代的每一处废墟之中。并且，我们越是决心清除这一废墟，“忧伤”就越是清晰地存在于生活在这个时代的每个人心中。
是的，忧伤，当奔波于大地上各个城市和城市的阴暗角落时，当看到那一个个人时，我的心充满忧伤，不是因为个体孤独或疲惫而产生的忧伤，而是因为那数千万人共同的命运、共同的场景和共同的凝视而产生的忧伤。忧伤不只来自这一场景中所蕴含的深刻矛盾、制度与个人、城市与乡村等等，也来自它逐渐成为我们这个国度最正常的风景的一部分，成为现代化追求中必须的代价和牺牲。它成为一种象征存在于我们每个人的心灵中。我们按照这一象征分类、区别、排除、驱逐，并试图建构一个摒除这一切的新的自我的堡垒。
然而，如何能够真正呈现出“农民工”的生活，如何能够呈现出这一生活背后所蕴含的我们这一国度的制度逻辑、文明冲突和性格特征，却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并非因为没有人描述过或关注过他们，恰恰相反，而是因为被谈论过多。大量的新闻、图片和电视不断强化，要么是呼天抢地的悲剧、灰尘满面的麻木，要么是挣到钱的幸福、满意和感恩，还有那在中国历史中不断闪现的“下跪”风景，仿佛这便是他们存在形象的全部。“农民工”，已经成为一个包含着诸多社会问题，歧视、不平等、对立等复杂含义的词语，它包含着一种社会成规和认知惯性，会阻碍我们去理解这一词语背后更复杂的社会结构和生命存在。
复杂性还远不止这些。农村与城市在当代社会中的结构性矛盾被大量地简化，简化为传统与现代、贫穷与富裕、愚昧与文明的冲突，简化为一个线性的、替代的发展，简化为一个民族的新生和一个国度兴起的必然性。我们对农村、农民和传统的想象越来越狭窄，对幸福、新生活和现代的理解力也越来越一元化。实际上，在这一思维观念下，“农民工”非但没有成为市民，没有接受到公民教育，反而更加“农民化”。
一个词语越被喧嚣着强化使用，越是意义不明。与其说它是一个社会问题，倒不如说它是一个符号，被不同层面、不同阶层的人拿来说事儿。人们抱着面对“奇观”的态度去观看，既泪流满面、感叹万分，又事不关己、冷漠无情，“只有轰动，而没有真正的事件”。（汉娜·阿伦特1961年8月16日给勃鲁门·费尔特的回信，就耶路撒冷对纳粹艾希曼审判过程中，记者的报道倾向和听众的心理特性所产生的感叹。《耶路撒冷的艾希曼：伦理的现代困境》，吉林人民出版社，2011年版，第123页。）
我们缺乏一种真正的自我参与进去的哀痛。“当遭遇现代性时，我们失去了‘哀痛’（mourning）的能力。”印度的当代思想家亚西斯?南地认为，“现代性的语言是一种精算术的语言，我们学会了计量得和失，但是却忘掉了怎样去缅怀和表达我们的哀痛。”哀痛，就是自我，就是历史和传统，就是在面对未来时过去的影子。
用哀痛的语言来传达忧伤，那共同风景中每一生活所蕴藏的点滴忧伤。哀痛和忧伤不是为了倾诉和哭泣，而是为了对抗遗忘。我试图发现梁庄的哀痛，哀痛的自我。说得更确切一些，我想知道，我的福伯、五奶奶，我的堂叔堂婶、堂哥堂弟和堂侄，我的吴镇老乡，那一家家人，一个个人，他们怎么生活？我想细致而具体地去观察、体验和感受他们的所思所做。我想把他们眼睛的每一次眨动，他们表情的每一次变化，他们躯体的每一次摇晃，他们呼吸的每一次震颤，他们在城市的居住地、工作地、日常所走过的路和所度过的每一分每一秒都记录下来。我想让他们说，让梁庄说。梁庄在说，那也将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在说。从那些新闻和画面里，我看不到这些。我们不知道梁庄发生了什么。
他们欢乐、大笑、热情、自制，他们打架、示威、反抗、忍受，他们哭泣、冷淡、自嘲。这一切都源于那条河流，几千年以来它一直默默流淌。静水深流，形成这个民族共同的哀痛，如此地源远流长。
每个生存共同体、每个民族都有这样的哀痛。这一哀痛与具体的政治、制度有关，但却又超越这些，成为一个人内在的自我，是时间、记忆和历史的积聚。温柔的、哀伤的，卑微的、高尚的，逝去的、活着的，那棵树、那间屋、那把椅子，它们汇合在一起，形成那样一双黑眼睛，那样一种哀愁的眼神，那样站立的、坐的、行走的姿势。
“忘掉哀痛的语言，就等于失去了原本的自我的一些重要成分。”哀痛不是供否定所用，而是为了重新认识自我，重新回到“人”的层面——不是“革命”“国家”“发展”的层面——去发现这个共同体的存在样态。哀痛能让我们避免用那些抽象的、概念的大词语去思考这个时代的诸多问题，会使我们意识到在电视新闻上、报纸上、网络上看到读到的那些事情不是抽象的风景，而是真实的人和人生，会使我们感受到个体生命真实的哀痛和那些哀痛的意义。
与此同时，必须承认，对于我这样一个并不坚定的调查者而言，每每离开他们的打工场地和出租屋，我都夹杂着一种略带卑劣的如释重负感，无法掩饰的轻松。任务终于完成了，然后，既无限羞愧又心安理得地开始城市的生活。这种多重的矛盾是我必须面对的问题，必须解决的心理障碍。还有羞耻，你无法不感到羞耻。一个特别清晰的事实是，我们每个人都是这一羞耻的塑造者和承受者。它不只是制度、政治的问题，它是每个人心灵黑洞的赤裸裸呈现，它是同一场景的阴暗面。
责备制度、批判他人是我们最普遍的反应，但却唯独忘记，我们还应该责备自己。我们也是这样的风景和这样的羞耻的塑造者。我们应该负担起这样一个共有的责任，以重建我们的伦理。路边倒下的那个老人，超市里的问题牛奶，马路上突然下陷的大坑，村庄里被拆掉的房屋，都不是与“我”无关的事物。它们需要我们共同承担起来，否则，我们的“自我”将彻底地失落。
如果不能对“自我”提出要求，那么，这样的生活还将继续。我们也不可能拥有真正的情感和深沉的哀痛。
我听说，为了改变村庄的落后面貌，许多地区正在大规模地推行新型农村社区建设。我也听说，梁庄，可能将和邻近两个村合并到一起，政府盖几栋高层建筑，把梁庄村民迁到楼上，腾出耕地，把村庄化为良田。实际上，中国大地上许多个“梁庄”正在被拆解并重新组装。
那么，梁庄原来的房屋、道路、坑塘、沟沟坎坎和一些公共空间将彻底消失；那在每家院子里和村头沟边的树——枣树、苦楝树、杨树、椿树、榆树、槐花树、杏树、梨树、核桃树，它们生长在村庄的角角落落，把梁庄掩映在大地之中——都将消失；那种在院子里的各色花草，花婶家的刺槐花、大丽花、月季花，玉花家的向日葵、指甲花、牡丹花，也都将消失；那原野上孤独的坟头和坟头上那孤独而郁郁葱葱的松柏也将消失。梁庄的人，将与泥土、植物、原野再无关系，他们将进入高楼，变为大地的寄居者。梁庄也将变为一个陌生人社会，将对面不相识，将永远被困在高楼。是这样吗？想到这些时，疼痛慢慢淹没我的整个身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