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架
从上午回来到下午一点多钟，三四个小时过去，我一直忍着，没有上厕所。不是不想去，而是无法去。那个漆黑的厕所，让人无法进去。中午时分，我出来上厕所。二嫂和虎子老婆正在厕所里面靠门边的水池里洗菜，边洗边起劲地聊天。水池是脏的白色，上面横着一个湿漉漉的黑色木板。我进去一看，一切都是黑的、暗的。厕所没有窗户和抽风机，灯泡是坏的，屋里昏暗不明。水泥地板上是厚厚的、颜色暧昧的污垢，抽水马桶的盖子、坐板、桶体都是黑的，微透着原来的白色。靠墙的角落放着一个垃圾桶，被揉成各种形状的卫生纸团溢出来，散落在四周的地面上。马桶前放着一个看不出颜色的大塑料盆，里面盛着半盆黑色的水，正上面斜拉着一根绳子，绳子上挂着一条男式裤子。满屋让人憋气的污浊气味。我极快地扭头往外走。水池的木板上，放着那几个鲜艳的塑料盆，盆子里放着新鲜的豆角、芹菜、青菜、木耳等，这是一会儿我们要吃的菜。
我回到房间，听大家继续聊天，不再喝茶，又忍了一个小时，马上就要开饭了，实在忍不住了，只好再进到厕所。掀开马桶，黑乎乎的塑料垫子，马桶里面还有没冲干净的便物。实在没有勇气坐上去。出去下楼，沿街转了一圈儿，没有找到公共厕所，只好再回来，用一层层卫生纸垫着，咬着牙，半蹲着，艰难地完成了这个过程。
饭桌上，我竭力避免对我们吃的菜展开联想。我吃得很起劲，以一种强迫的决心往下吞咽，为了向自己证明：我并不在意这些。粗粝的食物横亘在喉咙，我的眼泪被憋了出来。
讲到黑狗子抓人，又讲到打架，气氛更加热烈。饭后，二哥主讲，大哥、二哥、二嫂、虎子．还有隔壁的老乡（这几天他也很早收工，和我们一起聊天），另外一栋楼上的三四个老乡在一旁不时补充。
原来是市容罚款，“黑市容”也多得很，不让人车混装。有时罚货主，有时罚三轮车夫。现在都恨交警得很。在健康路，吸个烟罚五百，保安也参与作骗。最后见报纸了，那也不行。商场里的小偷小摸都是保安养的。这两年要好得多。
原来“黑市容”厉害的时候，大家的日子都没法过了，罚一次抵住你干半个月。健康路需要三轮车，上面不取缔，但是哪年都得送礼，最低五百块钱。就这，还是抓你，用车硬挤，如果出事故了，就赶紧跑了。城管打得太狠了，罚得太厉害，老乡们就组织起来，趁人不注意的时候，在僻静处，逮住其中一个人，一群老乡围上去打他们，把他们也打怕了。
那两年没少打架，打了就打了，跑几天，再回来。跟公交车司机也打架。公交车司机牛得很，也坏得很，开腔都骂。你在路上走得好好的，他硬把你往路边挤，有时候，拉一大车货，硬生生地被挤倒，咋也扶不起来。气急了，没人的时候，就拿着砖头、铁棍去砸公交车的玻璃，砸得稀烂。逮住一个牛气的司机把他打得起不来。
现在有110，打个电话就来了。打群架按黑社会性质定案，咱这儿的人也不敢打了。这一来，公交车又疯了，看见骑三轮车的硬往边儿挤。有好几次都出事。出事儿跟人家也没关系，反正又没有直接证据，没人管。总的来说，你是个蹬三轮车的，人家都看不起你。
虎子那儿也打架。他们在菜市场卖菜，齐抓是多少钱，挑着买是多少钱，有些菜不让挑，挑之后就卖不成，那些本地人非要挑。虎子也是个别子（别子：倔强的人。），干脆不卖给他了，本地人开口都骂。说要叫多少多少人打虎子。虎子给我打电话，俺们开着面包车，去了三四十人。那个人早跑没影了。
二哥讲到这里，虎子老婆插话，带着非常明显的不屑表情：“城市人说话傲慢，西安市里人，啥也不干，摆个脸子。一般都为啥打架？安康人好说，‘你臭蹬三轮的’‘你就个卖菜的，还怎么怎么’，咱这儿人受不了。真打架了，城市人即使叫人，也最多能叫三四个人，农村人一叫一帮子。说明还是穷帮穷。城里老婆儿们拾烂菜的也很多。俺们那个菜市场，有个女人穿得非常光鲜，天天晚上去拾烂菜叶子。”
当年梁峰（大哥的大儿子）来蹬三轮，从健康路里面拉出来，说好是三块钱，结果只给两块钱。就为这一块钱，话说不对，那人把梁峰打哩顺嘴流血，对方仨人。咱们老乡到里面一喊，来有十好几个人。鞋、砖头、棍子乱飞，给人家打伤了，脸都肿到一块儿了。最后人家来叫治病，全是私了。老大拿着多粗的木棍子，甩开胳膊，扬起来都打，幸亏我拦住了，否则把人都打死了。那次涉及的人多，对方要让赔钱，还指认了一些人。咱就想，大家都是帮忙的，不能帮咱了还让人家赔钱，咱自己掏。那边也是河南人，鲁山的，找哩中间人，说合一下，赔了两千多。老大说，花两千多，我心里美。这是前年的事，老寨西庄。都是为一块钱。
健康路人多，骑三轮车，“咣咣”敲着杠子，让人让路，那些人开口都骂。咱都想着算了，叮唬人，骂他骂，咱挣咱哩钱。大哥就是忍不下，人家一骂，他就忍不下，为这惹下多少事。成天都有人说：“快，快，你们老大又在哪儿跟人家打架了，快去快去。”我一听心里就慌了。老大说话难听，容不得一点气，人家稍微傲一点，他就说：“他算他妈那个×。”我说：“人家都在那儿立着，你骂人家。”他说：“咋，我骂了，咋了，我叫你管哩。”
有一回打得最最恶哩，还是为一块钱。那是2005年左右的事，和你二嫂上新疆种哈密瓜那年，刚又回西安。那两个坐车的人是咱那儿一个隔壁县的老乡拉的，讲好了，从南头拉到北口，俩人三块钱，到那儿了，不给了，只给两块。咱也不行，双方僵持一会儿。后来这个女的打电话，叫他爱人来。他爱人叫来四五个像黑社会一样的人，都是五尺多高的个子，来就说，谁？谁？恶得狠，就开始打。把两个老乡打哩头破血流。咱当时人少，吃亏了，一个老乡头都被打烂了，用衣服缠缠继续打。另外一个老乡被人家一棍子闷到头上，就睡到地上了，脸都变成黄白纸色，起不来了。那些人和那两个女的开始走了。
这时候，咱那个县的老乡来了几十号人，咱们穰县人也去了，都是互帮互助。打完之后，参与打架的人都躲起来了，躲两三天，再来。有的回去都认不得，打哩眼都晕了，有些都是闪电式地跑了。车都事先搁好，后来健康路派出所评理，各治各的病。
二嫂在一旁慢悠悠地插言：
打架也分前方后方，女的帮不了忙，就在后面看车子。那年也出个事，那时我和你二哥刚去梦幻商场拉三轮。有人从商场出来问老乡，到鞋城多少钱？老乡说一人两块钱，俩人四块。那个人说俩人三块，行不行？你看，还是为一块钱。咱们这边人说不行，就一人两块。那人开始说不好听话，给你十块钱你去不去？咱这边人顶他，说，你只要给就去，一百块都敢拉。那人脸子黑着，说，谁说哩？谁说哩？手指着俺们说，愿意在这儿干不干，不愿意干说一声。他就开始打电话，不一会儿，从商场里出来十来个人。咱们这边人都出去拉活了，梦幻商场这儿就五六个人，后面人都还没来。那些人抓住一个人就往里面去，咱们一看不行，就开始打。“
男的打架，女的赶紧把大家的三轮车都开到背处。打完了，该跑的跑了，连一个人都找不着，车俺们再一辆辆骑回家。那次咱们老乡中兴没跑开，他的三轮摩托上有血，他车放在背处，当时俺们女的推车时没看见。那边人报110，把车推到办公室，不给了。最后咱们这儿的人一个凑三十五十，给中兴又买个摩托车，对方在医院住着，找不到人。
二哥接过二嫂的话茬儿，接着讲起来：
那回是我主事哩。我给老乡们说，中兴也是为大家，车被收了，咱们再帮他买一辆。大家都是积极、自愿哩，最低出三十，情意重哩五十。都出了，没有不出的。只要在这儿，都出。后来听说对方有黑道保护，刚交了保护费，所以才那么横。他不知道穰县人是生红砖（生红砖：脾气暴烈的、打架不怕死的人。），不怕死。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要是不敬我，对不起，咱咽不下这口气。
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有些人根本都是看不起三轮的。他认为我骂你一句你也没办法。那些和咱们打过架的知道，这帮人心齐，惹不起，都不敢惹。有些人偶尔来一下，看你是蹬三轮的，看不起你，想在你面前吃个尖。他要是知道，他肯定不惹你，说明他心里还是看不起你。
那次一个卖书包的在我面前露能，非要少给我一块钱，还骂骂咧咧，一个大男人家的。后来，就打架，那个卖书包哩至少挨一百下拳头。把我也打了个满脸花，咱们那儿的人都上来了。结果，那个卖书包的偷偷走了，不在这儿干了，嫌丢人。
梁峰大概是2000年来的，先来蹬三轮，在这儿有个西安本地女子看上他了，梁峰样子随大哥，长得好，俩人还谈上了。我们都打他烂锣，说这个女子风流，她爹也是那一片儿的黑社会头子，你就是个拉三轮的，以后真结婚了，还有没有你日子过啊？梁峰也听话，后来就去到北京打工，不来西安了。我成天说，小娃儿们别来蹬三轮车，干个技术活，有个门路，这都是出死力，别人也看不起。
说起来，我可是高中毕业，正儿八经上个学，起个屁用。出门还得靠老乡，得不怕死，要不是，你活都活不下去。
大家都七嘴八舌，急着讲自己的故事和感想。虎子别着脑袋，高声嚷着：“出门，老鳖一不行。卖菜也一样，菜市场一个老乡吵架，一群人都上来了。不抱团不行。社会自古以来都是出力人受苦。你们不尊敬人，还不叫人反抗一下？你罚款、收车也得有个秩序和法律吧？一个城市离不开农民工去做具体的事情，不可能每个人都能买起小轿车，没有卖菜的、拉三轮的，城市也不可能方便。不过，有一天要是真取缔了，咱也没啥说的。”
二哥二嫂和邻居们的讲述很激动，但也很平常。对他们来说，这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但对我来说，却是完全新鲜而震惊的经验。好像只有在电影上见过那样的场景：一群人混战，砖头、铁链、木棍、砍刀乱飞，不要命地厮打，随时都有可能被打倒，随时可能要人命，真的难以置信。眼前的一张张脸，我的大哥、二哥、二嫂和邻居们，哪一个不是和善、羞涩、质朴而又内向的人？
“打架，都是为一块钱”，既是为一块钱，又不是为一块钱。多数是因为尊严，尊严的被践踏和一种不甘。也因为他们必须如此，否则，他们就无法在此地生存。因为共同的命运，三轮车夫们紧紧抱团，一个有事，集体呼应。
还有另外一种话语叙事。在这一叙事里，二哥们的历史形象又是另外一种存在。有这样一则报道：
三轮车夫耍赖致交通瘫痪3小时，万余辆黑三轮成××市顽疾
××市交警支队一大队的民警们没想到，他们的一次常规执法居然遭到三轮车夫抗法，引来数千人围观，致使市区××路交通瘫痪3个小时。事情已过去七八天，许多××市民仍在热议这一话题。人们之所以关注，是因为在××市区，目前大约有1万辆无牌无证三轮车在横冲直撞，严重影响市民出行安全，成为××城市交通管理一大顽疾。
2010年12月1日下午4时30分，××市交警支队一大队民警在××路发现了3辆无牌无证电瓶三轮车在非法营运。执法过程中，协警和三轮车夫发生肢体接触，三轮车夫躺在地上耍赖，试图通过堵塞交通要挟交警还车。由于数千人围观，××路交通瘫痪了3个小时，直到大批增援民警赶到，才恢复通畅。
××市交警支队副政委向《法制日报》记者介绍，××市区共有4000多辆合法三轮车。而目前无牌无证三轮车至少在一万辆以上。×××介绍，目前，××市无牌无证三轮车已呈三大趋势：一是集团化。有的甚至凑钱成立了“基金会”，如果被查，“基金会”拿出钱给他再买一辆。二是信息化。三轮车夫基本上加入“谍报组织”，一旦有人被查扣，众多三轮车夫通过对讲机快速聚集，前往阻挠执法。三是暴力化。即使发生交通事故，三轮车夫也仗着人多势众，漫天要价，恐吓威胁开汽车的另一方高价赔偿……
××市交警支队提供的资料表明，2007年1月至2008年12月间，无牌无证三轮车违法肇事共造成严重交通事故122例，致死亡27人，重伤147人。××市许多网民认为，无证无牌三轮车不仅严重影响交通秩序，还成为严重社会稳定的一个社会问题。
“目前，××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行车难。”××市政协委员×××认为，根治之策是学习省城，不管有牌无牌，全部取消市区营运三轮车。当然，对有牌的要给予适当补偿安置。
这是一篇毫无问题、司空见惯的报道。在这篇报道中，可以清晰地看到大哥二哥们在官方眼中的形象。报道的最后一段，最终真实原因出来了：三轮车夫为什么必须被清理？因为该市“每百户人家拥有汽车数量25辆，已进入堵车时代，黑三轮车乱停放、乱行驶、乱拉客，加剧了××市行车难”。
三轮车必须给小汽车让路。城市及城市阶层已经发展到要堵车的阶段了，怎么还能容许三轮车的存在。结论是：必须“清理”掉三轮车。正如西安那位官员所言，他们影响了城市市容，扰乱了公共交通，占用了道路资源，严重降低了一个试图和国际城市接轨的城市品质。
“清理”，这是城市管理对二哥他们经常使用的字眼。这就是大哥二哥们的历史形象，是属于要被清理掉的那一部分。然而，在二哥们眼里呢？那些协警，那一次次的“肢体接触”，那一次次的抓捕又是什么呢？一个场景的两种叙述，其面貌、形象和各自的立场却完全不同。几乎有点引人入胜了。
在规则、惩罚和羞辱之中，农民内心的被损害及对这种被损害麻木的承受赤裸裸地呈现出来。最后，它变成了一种生活方式和一种象征。
我们正在聊天，隔壁老乡跑过来说，赶紧打开电视看看，《都市快报》正在播寻人新闻。一个邻县老乡的老婆和孩子在西安走丢了。他的老婆脑子稍微有点傻，有一天自己带着两个孩子出去，还怀着孕，可能上公交车上错了，就走丢了。老乡找到陕西电视台的《都市快报》，已经播报了好几天，始终没有找到。二哥以非常轻蔑的态度回了一句：“管那些闲事干啥？不是咱们这儿的事，不要管那些事。××县人不给人交心。再说，回家了谁也不认识谁，谁还跑到××县去找他们玩。”
二哥的冷漠让我很意外。刚才还在讲打架时大家的互相支持，转眼间就变成“不干我事”。这是怎么回事？是怎样的心理运动轨迹？也许，在打架的时候，他们是一个群体，非常抱团，不管是谁惹的事，大家齐心协力，共同战斗。但是，一落实到生活中，则是这种“不多管闲事”的态度，非常自然的冷漠。“打架”必须参与，因为你必然有“被打”的时候，而“找人”则与他人无关，只是闲事一桩。
小天使
天气闷热，空气湿度很大，黏在人的身上，浑身难受。出去跑两三个小时，回来又连续坐在二嫂家那极低的小凳子上七八个小时，聊天时很兴奋，忘了时间，忘了变换姿势，一放松下来，发觉竟累得不能动弹。“如意旅社”的热水器让我颇为懊恼，和房主交涉，毫无结果，我只好买个盆子，将就着洗洗。房间里的空调打开，吹进来的仿佛是灰尘，不知道有多久没有开过了。这充满细菌的空气拂过我的脸，我不堪一击的皮肤迅速严重过敏，痒痛难忍。我用手“啪啪”地拍打着，像是打在一个橡胶皮上，厚厚的，隔着好几层才传到我的感觉神经上。
后来几天，我都是将近七点钟才到二嫂家。二嫂总是笑吟吟的，看我疲惫的样子，劝我说，有啥看的，别去了，不就是那几个人，见天干一样的活。我不敢承认自己内心的念头：我其实已经在盘算着什么时候走了，过敏只是给自己的一个借口。但好像是为了完成任务一样，我坚持早晨的例行功课：到市场和老乡们聊天。
刚到梦幻商场，就听其他老乡说，早晨又逮人了。其中一个老乡的车被拖走了。一会儿，那个老乡走过来，就是这几天经常和我聊天的王营人，爱说爱逗，非常活跃。问他情况，和大哥被抓的过程差不多，看得出他很生气，但也有自认倒霉的态度在里面。“抓”是常态，但不是每人每天都要被抓，排排坐，分果果，轮到谁谁倒霉。二嫂用一种劫后余生的语气告诉我，她很幸运，拉三轮车这些年，才被抓过三次。
十点左右，虎子打来电话让我和父亲到他那边去玩。听到这件事，说可能是全市统一行动，金花路那边也在大规模查车，一早晨就查了十几辆车。他们今天进菜少，开回市区早些，躲过一劫。这次是专抓机动车，理由种种：没戴头盔，穿拖鞋，没带运营证、车牌证、驾驶证、行车证等。总之，肯定能找到一个理由罚你。
我想起《华商报》的一位记者，他采访过我，我们聊得还比较投机，不知他能否帮上一些忙。我给他打了个电话，说了这位老乡的情况。他非常同情，但同时直接表示，这事儿不好办，他只能帮着去新闻处问一下。
十一点左右，我们坐上出租车，到虎子那儿去。虎子住在金花路那一片的一个拆迁村里。虎子早就站在路口等我们。看见我们，一蹦一跳地要过路这边给我们开车门，被二哥骂了回去。村头是一条长长窄窄的石板小路，下面排水沟的味道时时冲上来，非常难闻。向右转，一个狭长的石板小道，宽不到三米，长却有一两百米。小道中间停着一辆三轮车，一边紧靠着墙，另一边还剩下窄窄的小缝，只是一个人的宽度。这是虎子的拉菜车。走过车，路似乎越来越窄。路的中间立着一些长长的钢管，直伸到二楼，支撑着二楼往外延伸的那些房间的地板。在这些林立的钢管下面，一个小女孩坐在一张小凳子上，拿黑黑亮亮的眼睛看着我们。
她左边是一个简易的三合板钉的小桌子，桌子上放着黑色小锅、作业本和文具盒，旁边散落着几个薄薄的木制简易小凳。右边，楼梯的墙体石灰完全脱落，露出一种充满油腻感的黑色。她的后面是封死了的小路，尽头被一个高大的土堆严实实地堵着，几乎和这二层的楼房一样高。阳光从一线天的上方洒下来，单薄、稀少，在小女孩儿身后形成模糊的亮光，而在小女孩的前面有重重的阴影。高大、阴沉的夹缝中，这个眼睛黑亮、茫然的小女孩坐在那里，像一个孤独的、流落人间的小天使。
“这是强的女儿，今年十岁。”强，虎子的大弟弟。虎子朝屋里喊了一声，一个皮肤苍白、有着阴郁眼神的青年人从屋里走出来，和这周边的氛围非常协调。他朝我们看了一眼，表情淡然，对我们的身份没有探究的兴趣，也没有交流的愿望。
虎子家在二楼。踏上楼梯，一拐弯，突然进入完全的黑暗之中。此时是中午十一点半左右，正是青天白日。这是怎么回事？我吓了一跳，在前面走的虎子（我完全看不见他）一边不断招呼我“要小心啊，小心哪”，一边骂房东，“房东坏得很，给他说过多少次这楼梯灯泡坏了，就是不来修。”
站在二楼的楼道里，我明白了楼梯为什么那么黑。二楼所有的空间全部被封闭起来，银色的铝皮，从栏杆到楼顶，从楼道的这头到那头，严严实实地围住了这一切。这有六间房长度的地方，只挖了三个小窗户，露进微弱的阳光。比牢房还牢房。虎子说，这是三年前说要拆迁的时候，房东为了能够多出一些面积（拆迁的规定，是封闭空间都算面积），临时钉起来的。楼下钢管所支撑的楼上的房间，也是那时搭建出来的。全村所有的房屋都这样改造过。这二楼，住了四户人家，是虎子姊妹三个和另外一家老乡。
虎子进屋，先拉亮房间的灯。这是一个里外间的两间房，外面是厨房，放着简陋的做饭家什。里面那间侧墙用石灰潦草地刷了一层，白白的，透着里面的黑色墙体，有种分外的凄凉，房间潮湿、阴暗、憋闷。唯一散发着明亮气息的是一个崭新的金属色音响。黑色的地面，低矮的凳子、桌子、纸箱子、塑料袋，随意拉的绳子，一切透露着马虎、潦草和暂时对付的气息。
虎子在这个村庄的这两间房里整整住了二十年。他今年四十三岁，换句话说，他在西安和在梁庄的时间几乎是均等的。在梁庄，他花了将近三十万元，盖了一栋华美的房子，先进的抽水马桶，大理石的地面，空调、冰箱、热水器一应俱全，去年他的儿子就是在那座房里结的婚。可是，到现在为止，他们在那座房子里总共住了不到一个月。
虎子一定要请我们在路口一家饭店吃。出来的时候，他的姐夫哥在门口站着，和我们打招呼。我招呼他一起去，他拒绝了。这时，迎面走过来一个瘦小的女性，稍微看了一眼之后?，我的记忆马上恢复了，这就是虎子那位长辫子的姐姐，极其温柔的、腰稍微有点探的、沉静的姐姐。现在，她的大眼睛变得往外突着，腰更加弯了，还是一根长辫子，但前面的头发明显少了、稀了，几乎可以看见头皮。穿着最劣质的涤纶衬衫，空空荡荡的，不见乳房，也不见躯体，如幽灵一样。好像有什么深深地压着她，一直压着，最后，这压力内化为她身体的一部分，再也摆脱不了。她手里拿着一把面条，并没有看我们，低垂着眼睛，还是那样温顺，只是脸上多了一丝微微的笑意，算是打招呼吧。
走在路上，虎子以一种轻视的口气说：“他（姐夫哥）肯定不会去吃，不跟人来往，来往了还要还人情，他舍不得。一分钱都看得可紧。你知道他们手里现在有多少钱？至少百十万。这我可有数，这些年他们是只进不出。不吃不喝，不和人来往，一门心思挣钱。他们现在还在老市场卖菜，比我生意还好。儿子上大学，重点大学，还想着要在农村给儿子说个人（给儿子找老婆）。真是不知道咋想的。”
和虎子、二哥在他家门口的面馆吃饭。突然听到外面吹吹打打的唢呐声和司仪的唱喊声，跑到门口，看到一群穿白色麻布、戴孝帽的人正跪在饭店门前的路上，低着头哭泣。队伍最前面放一张四方形桌子，桌子四周用布撑起来搭成小房子模样，里面放着一张老年妇女的遗像。一个中年妇女正趴在桌子前做哭泣状。执事的人拿着喇叭喊着，大家起来，再跪，再起来。过一会儿，在几个唢呐手的喇叭声中，几个人抬着放遗像的桌子和那桌饭，孝子们跟在后面，继续往前走。
葬礼的执事像玩笑一样，看到我照相，对着我，摆弄着姿势，又以夸张、表演式的声调喊着各种口号。年轻一辈有低着头不好意思看人的，有四处张望的，有相互交谈的，很少专注于葬礼本身。唯有那个中年妇女扶着桌子在认真而悲怆地流泪。在城市的车水马龙和机器的嘈杂声中，葬礼变得轻浮、陈腐，毫无尊严。没有大地、原野的背景，这些仪式成为无源之水。
人家不要咱
再次回到虎子的出租屋，我很想再碰到他的姐姐，或者去和她说几句话，我一直被她沉静的温顺所吸引，但虎子和二哥却很不积极。虎子家姊妹四个，在虎子来西安站住脚之后，两三年内，他把他们都弄到了西安，也卖菜，同住在这个村子的这栋楼里。但说也奇怪，这么近，姊妹们的关系却不十分亲密，也没有吵架，即使过年过节，也很少在一起吃饭、聊天。以二哥的观点，其他姊妹不满意虎子太喜欢与人交往，尤其是过往的老乡，牵扯太多，花钱手太大。虎子老婆则意味深长地说：“反正别想在她家吃个饭。”
快言快语的她先说了他们来西安的经历。
“俺们来西安都快二十年了。1992年收罢苞谷来的。女儿红红一个多月，我抱上来了。娃儿（儿子）一岁三个月，留在他外婆外爷家。我卖菜，女儿跟着我，冬天可冷，我弄个小被子一包，抱上去，立在火边烤着，冻哩浑身发抖。
“那两年多可怜，下午去咸阳蹬一车菜，来回得六七十里，七八百斤，到晚上十一二点才能到家。早晨五点多就得到市场。一车能赚二三十块钱。风里来雨里去。当时觉得不错。
“中间三年都没回去，三年都没见娃儿。第四年回去，把庄稼收收，地不种了，给人家，不回去了。好几年，一年都是挣个两三千块钱，就这也行。条件好一点，你虎子哥他们姊妹都来了。前几年生意好，从七点半到十一点半，就不住秤，一天净利润有三百块钱。现在又不行了。弄个新市场，看着可好，市场不行，要钱的地方倒是不少，四块地板砖的地方，一个月九百六十块，卫生费垃圾费又一二百块钱。不干也得掏，就这还得开后门送礼。
“俺们娃儿老埋怨俺们俩，说从小不管他，扔到外婆家。还和他爸吵架，说俺俩对他和红红不一样。我说，房子给你盖盖，老婆给你接接，那还不算稀罕你？那也是形势逼哩，那时候可怜，没办法。要说现在的娃儿们真是可怜，一年到头见不着爹妈。
“后来娃儿为啥不上学？他说，人家上学爹妈跟着，买这买那，我就一个人，我不上了。也是我们常年不在家造成的，贵贱（贵贱：无论如何。）就不上。我说，你上吧，不行我回来算了，你好好上，反正不管咋着能供起你上学。他又说，好大学考不上，不好的大学上着没啥意思，还不如去学个手艺。也是，好多上大学的娃儿也没见有个啥好工作。他不上就算了。农村人就这样，你上了上，不上就算了。不过还是有距离，俺们也有感觉。看起来父母跟孩子不能离，时间长也不行。这也是打工带来的。
“对西安也没啥感觉。反正就挣个钱，好坏跟咱也没啥关系。要是有一天不抓咱了，那说不定好一点。”
我问虎子：“虎子哥，你挣的钱也不少，咋就没想着在西安买房？现在涨了，又买不起了，有没有点后悔？”
虎子耍赖似的嚷道：“谁在背后编排我？哪挣多少钱？你看我这花销多大，迎来送往，攒不住钱。不过，咱根本都没想过在这儿买房，涨多少跟咱也没关系。反正咱也不在这儿住。”
“那就没有想着老了住西安？”
“打死也不住西安！”虎子以异常坚决的口气回答我。
“都在这二十年了，在这儿待的时间和梁庄都差不多了，还不算西安人？”
“那不可能，啥时候都不是西安人。”
“也没一点感情？”
“有啥感情？做梦梦见的都是梁庄。”
“为啥不住这儿？”
“人家不要咱，咱也没有想着在这儿。”
“那多不公平啊，凭啥咱就得回去？”
“啥公平不公平？人家要啥有啥，要啥给啥。城市不吸收你，你就是花钱买个户口也是个空户口，多少人在这儿办的户口都没用，分东西也没有你的。连路都不让你上，成天撵。路都不是你的，那啥能是你的？农村人本来啥也没有，只要能挣钱糊个口就行，没想着啥。对西安没一点感情，清是干够了。一不美（生病）就想回家，咱就没想着在这儿买房子。在这儿再美，就是有保险，也不在这儿。我给你说个实话，要是有吃哩有喝哩，我就不出来了。”
据二哥讲，虎子在七八年前已经有几十万元的存款。当时，西安的房子并不贵，他们完全可以拿钱买到一套不错的房子。现在，那点钱什么也不是了，虎子又一次被甩出城市的轨道。但是，他们似乎并不在意这些，城市金融的涨落、好坏与他们的内心完全没有关系，他们的内心一直停留在梁庄。我不理解的是，一个在西安住了二十年的人，谈起西安来，竟然如此陌生，甚至充满敌意。但不管怎么样，自己的小环境应该更舒适一点，这总没有错吧。像虎子这样的情况，儿女都已结婚，家里盖了一栋豪华大宅，他们的基本任务完成，生意也不错，应该租一个好一点的房子住，这样阴暗、憋闷的环境，对身体健康太不利。
“这一片儿都是这样的房子，也实惠。你要是进到正规的家属楼，你出车弄啥都不方便，你想，你拉着一车菜出出进进，别人咋看你啊。这民房干啥都行。咱干这个活也不适应住高楼。就想着在家盖个房子弄得美美哩，将来回家住。”
“看着那好小区，就没想过自己也住那儿？”
“就没想过住那些地方，我感觉，十个有九个打工的都没有想过。不是说的，我那房子在梁庄是数一数二的。城市工人看不起卖菜的，说实话，他们一个月两千块钱，我们随便五千块钱都挣来了。还不受谁管，不过闺女就不一样了。闺女对这儿有感情，人家买房要在这儿买，她同学都在这儿，从小在这儿生活，都有来往。”
“那如果城市也给你三险五金、户口啥的，你住这儿吗？”
“给医疗保险啥的？那也不在这儿，日他妈，给个啥也不在这儿。在这儿奔波这些年，也够了。你看着，只要是做生意的，都在老家弄有房子，主要咱这打工还不是稳定工作，说走就走了。对西安没感情，一回去就心里美。你们梁家兴龙来看我，特意给我说，咱们兄弟将来都要落到家里。住到城市有啥用意？没有三朋四友，空气也不好。它请我住这儿我也不住这儿。”
虎子以一个农民的倔强谈着西安，仿佛西安就是他的敌人，谈起来满腔的怒气和怨气，同时，又因为它与他毫无关系，而不愿去真的生气。
“在城市买个房子干啥？那个消费咱根本养不起，暖气费、卫生费，还有放车子，上个厕所都要钱。农村人都是想着有个温饱就行。做这生意买个商品房没啥意思，连个车都没地方放。
“还有，就说我这腿，在这儿就是治不起。主要是因为这儿医院贵，越是大医院越是贵。稍微大一点的病都回去了。到华山医院，先是挂号，一检查，先让上四楼打石膏，让住院，照x光，让交一万块钱押金。我一听，简直是怕人，第二天就坐车回去了。在穰县一个私人医院看病，总共花了一百五十元。在家里住了二十一天，又检查了三次，说没事，养着就行了，伤筋动骨一百天呢。回家也没少花钱，可回家高兴，吃饭、喝酒、打牌，也花了四五千。就是多花俩心里美。”
二嫂听到这里，拍着腿笑起来，指着二哥说：“哈，可一样。你二哥六月份回去。回去之前一天小便十四五次，觉得不美气得很，干吃不上膘，怀疑是糖尿病。后来在北方医院检查一下就是糖尿病，人家直接叫住院，说严重。你二哥说自己带的钱少，跑回来了。我看你二哥压力可大，心里不高兴，就说，要不回家一趟，一是治病，二是家里人多，可以岔开一下。”
二哥神情激动，抢着二嫂的话头说：“说到回家，心里猛热一家伙。你二嫂说，不行你回家，我一听，高兴得很，说那可行。回去到穰县中医院看的，那天一吃，晚上马上就好转了。开的中药，喝了九天，中西药一共花了一百八十五元，检查血糖，恢复正常了。又抓九服，一共一百七十四元。这是来西安吃的。咱们那儿医生说，你九服中药吃完之后，长期吃这个药就行，茯苓山药片。药费总共就花了三百五十九元。不过，回家带路费总共也花了好几千，可想着回家就是花多了也畅快。一说回去心里猛一畅快，病感觉立马就好了，感情深得很。家里人也高兴得不得了。不喝不喝，弄了一件酒，喝得一点不剩。”
二哥唾沫飞溅，颠三倒四地表达自己“回家心里清是美”，把自己的好喝酒也归结为“心里美”的表现，惹得二嫂又瞪了他好几眼。但是，谈到回家，她同样激动：“我们几个女的在一块儿说话，只说要回家，前几天都没心干活。只想着回家咋样咋样。说到回去清是心里美气。”
虎子还特意提到几年前发生在西安的一次车祸。同一车祸引起的死亡，同样两个二十岁左右的姑娘，城市户口和农村户口的姑娘被赔偿的钱不一样，城市姑娘赔三十多万元，农村姑娘只赔十几万元。虎子愤愤地往地下吐口唾沫，说：“同命不同价。你说啥时候能一样？同样的命，硬是不一样。”
作假
梁家正容和老婆在德仁寨的这条街上开了一个小店铺，卖服装和一些针头线脑。我来西安的时候，他回梁庄。他的生意不好，铺子准备转让。我快要走的时候，正容又回来了。他比二哥稍晚一些来到西安，做了很多种生意。奇怪的是，别人做那个生意都能赚钱，他却总是赔钱。先是卖熟肉，卖有几个月，市场查得厉害，不敢做了。接着卖菜，干几年，虎子夫妻两个赚有几十万元，他们夫妻却只赚几万元。正容老婆嫌太辛苦，就改弦更张，开个小店，不用风吹雨打。但是，开了两年多，不赔不赚，再难维持。高大的正容一脸茫然和认命，是那种死受的神情。虎子用一句话总结正容：“他就是胆子太小，啥都不敢弄，啥时也发不了财。”但是，在说到食品如何造假时，正容倒是表情活跃，说话流利通顺。
食品造假我最清楚，我做了几个月，知道一点门道。咱们有老乡做得非常大，赚脓了（赚脓了：“脓”，形容赚得很多很多。），啥都是假的。假牛肉你知道咋做的？买来死老母猪肉，一煮，一上色，就变成牛肉了。熟肉那花样可多了。都是工业用盐，火硝、火碱，这是发的，发大、注水，可以加大重量。用的化学原料是石红，做肉都兑有马尔福林（福尔马林），不容易坏啊，往外一发，肯定要坏。像肠子一类的，买来的时候是黑的，用硫酸、双氧水一泡，就变白了。你去买肠，买毛肚、海鲜，那白花花的肯定都有问题。咋可能恁白？咱在农村，又不是没见过猪肠子。可是人们喜欢那样子好看的，你真是一点门儿都没有。
家家后面都是一个大作坊，那真是脏得很。放几个大桶、高桶，一百多公斤肉，一点白面往里面一放，一两个小时后，用手一捏，就碎了，就像熟了一样。再稍微加工一下，上点色，就可以吃了。完全不用煮，熟了，可以吃了，你说，这是啥概念？
那肘子肉，把大骨头一去，打食用胶，兑点淀粉，生的时候打进去，一煮就缩到一起，看起来像是个整体。杀猪的人把坏猪肉往皮里一塞，把死猪肉兑进去。一开始，我们去老乡家玩，老乡就不让我们吃他的熟食品，专门去街上买一点新鲜肉，做着吃。我还不知道为啥，后来自己一做，妈啊，打死我也不吃了。我到现在都不吃熟肉。不敢想，一想起来就恶心。
一斤肘子肉能做一斤二三两。牛肉一斤能煮一斤。都是用多大的气泵，打胶打进去的，火硝淹的。魔芋粉全是化工品，毒性太大，咱们有老乡被抓住了，拉走那一车，值二十万。化验以后，全是毒性。这些东西，都是对准火锅店的。有一种粉，加一点，硬做出来。羊血都是做出来的，用血粉做的，吃着像棉花套子一样。咱们吴镇街上都是真的，人家是清真。那吃着是真好吃，脆脆的，滑滑的，可细致，鲜得很。记得俺们小时候一碗羊血汤是八分钱，羊血红红的，上面放几棵香菜，绿生生的，冒着热气，想起来都流口水。豆腐是葡萄糖酸钠打的，石膏打出来的斤数少。
做啥事都可不容易。卖熟肉，看着赚钱，那卫生上、防疫上，啥鳖娃部门都要钱。不管你一个月做不做，你都得给人家钱。钱一给，他们就不管了，其实是拿钱买个包屁。咱为啥发不了财，咱作不了那个假，也不会像虎子一样，给人家搞关系。拿着钱也不敢送，不知道咋塞给人家。可是不作假、不送礼还真发不来财。
越打假，人们越作。国家也没办法。都以罚款为主，越罚我越干。罚到最后，罚的人和被罚的人都成朋友了。你来罚，我给你钱，就睁只眼闭只眼过去了。罚了钱，就多了成本，不作假，就挣不来钱。作假也是为了生存。管事儿的也有问题，逮住也不说不让你做，以罚钱为主。你要是逮住让他坐两天监狱，他就不做了。小偷也是，罚俩钱，又让他走了，出去了继续偷。
现在做的人少了。那两年做哩可多，隐蔽哩很。咱们穰县有几十家都是做这的，都发财了，管得严，也不干了。好几个老乡在老家盖两座房子，在灞桥盖两座房子。干二十多年了，钱挣够了，卖汽车配件去了，配件也都是卖的翻修产品，也是假的。他卖真的不挣钱。必须卖假的，私人的，不正规，便宜得多。
你不知道，城里人好骗，图便宜。你说说看，羊肉卷十几块钱一斤，羊肉都二十多块钱一斤，那咋可能是真的？
其实人们都有问题，特别是城里人，也不知道咋想的。他来买肉，光买那着色好的，他认为那好。你是真的，啥也没加，着色肯定不如那些好，不加还不行。他就是不买。你说我这是真的，没加过色的，他看你那样子就像看怪物，不相信。既然你不相信，那我就算了，以后也上色，看着可好看。像卖菜，也是学问大得很。藕是用柠檬酸泡的，我们都泡，前几年进了原色的都没人要，只好也泡。黄瓜打哩药之灵，直挺挺的不弯。谁不知道那直挺挺的有问题？但是，人们去挑，光挑这种，你说啥门儿？那弯曲的、长得不好的可不好卖。
咱们梁家芳娃们在嘉峪关卖轮胎、校油泵，卖的都是旧轮胎，一个净赚几百块。那校油泵是啥？只要人家车停到他门口，没有千儿八百那根本走不了。一个配件五十块钱都能卖到五百块钱，能不发财？依靠这，人家买了上百万元的工程车、挖掘机，雇个司机，专当老板了。
不管卖啥都有假。修个三轮，换个带，都能换个假带。鸡蛋也作假，我都在想，费恁大的事，做一个小鸡蛋，到底能多赚多少钱？真是想不通，赚那个钱还不够费事钱。
羞耻
那个年轻的三轮车夫脸上突然呈现的“羞耻”让我很难过。那红晕在他脸上持久地存留，仿佛一朵无法凋谢的花。他的背影也给我一个坚定的拒绝。
第一天和二嫂一起去市场，老乡们非常惊异，又很好奇，远远地看着我。给他们照相时，“哗”地一下全跑了，那些调皮的人把自己的伙伴使劲往前推，自己则躲到后面，于是，就有那么两三个站出来，“照就照”，像赴刑场一样，大义凛然。第二天、第三天再去，大家已经非常熟悉，相互推让着，羞怯地，但又大胆地走到我面前，摆着各种姿势，让我照相。一些见过世面的年轻车夫过来，和我聊起了政治等问题。那个戴着眼镜的老落魄书生根本没有上过学，是先天性弱视，说话粗俗直接得可爱，来西安拉车已经二十几年。我说起对他的第一印象，大家都哈哈大笑，一直取笑他。
在一片欢快的喧闹声中，他拉着装满货的拖轮进入了我的视线。一个年轻人，上身穿着紧身的黑色t恤，下身一件腰间有金属链的深蓝色牛仔裤，额前的头发挑染出一撮鲜亮的黄色，脚上穿着一双人字拖。铁架子上放着六个巨大的尼龙包，他像其他三轮车夫一样，一手抓着把手，弯着腰，胳膊上、脖颈上的青筋往外鼓着，依稀看到脸上白晳的皮肤和散落在其间鼓鼓的青春痘。那双穿在人字拖里的脚几乎脱出了鞋，一步步拼命吸住光滑的地面。
他突然看到我，我手中举着的相机，正在拍摄这群他也熟悉的、没心没肺的、嬉笑的三轮车夫。他的脸“刷”地一下涨红了，好像突然被裸露在空旷的广场之中，被置于舞台之上。几乎是一种激愤、羞耻，他迅速扭过头，速度加快，腰弯得更低，往那一排排的货车缝隙里走。正在镜头前作怪大笑摆姿势的那位中年人朝他喊：“儿子，儿子，民中，过来，咱俩照个相。”这位中年人，非常活跃，每次拉着车过去，都会喊我：“妹子，来，给我照张相。”然后，摆出弯腰的、蹬腿的、拉纤的姿势，做着夸张的怪脸，招来一阵又一阵笑声。这个叫民中的年轻人本能地略略停顿，朝他的父亲严厉地瞥了一眼，更快地走向大货车沉重而庞大的阴影。他的父亲一再喊他，他始终没有回头，也没有看我，只是倔强地往里面走，无比坚决地避开我的镜头和我的眼睛。他不愿和我对视，那一瞥而来的眼神似乎还包含着某种敌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