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一切或许与农民身份无关，而与人的自我意识和社会意识的狭窄有关。
传统
那几天，我也看到了工作时的贤义。街边一家香火店，经常请贤义去给一些佛像、饰品开光。坐在大大小小的佛像中，贤义看起来更加消瘦，给人的感觉干净、清爽、不事张扬。他坐在店里的沙发上，帮买家请神像，为那些小饰品念经、念咒，眼睛微闭，念念有词。有一种让人不好意思的肃穆，这种肃穆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太陌生了。
我和他一起去主顾那里，看他如何给人家算命、看宅子。认真勘探过房间方位和房内布置，问明生辰八字后，贤义开始运算，一会儿闭目掐指，询问顾主，一会儿又用笔计算，一些符号不断出现在他的小本子上。他非常严肃、认真，旁观的几个人都不自觉地进入到某种氛围之中。我对生辰八字的内在逻辑一点也不懂，也有本能的拒绝心理，但是，贤义以一种特别家常和世俗化的语言去阐释顾主名字的好坏、房间方位的对错，不故弄玄虚，并且，他指出的很多方面往往是印证一些常识，你即使不信算命，平时也可能在不自觉地遵守和回避。他的另一个重点就是让顾主淡然，凡事想开，“做人要通，不要老想着自己对人咋样，别人对我咋样，这样，就是福德无量”。这种印证和达观的主张也让主顾和我们这些旁观者感到很舒服，也能够接受他所讲的命理的东西。
贤义非常讲究养生，不吃肉、不喝酒、不吸烟，他认为这是尊重自然，是一种修炼，和他所学习的八卦、《易经》相一致。内心清洁，才能够真正体会《易经》和佛道里面的意义。在他心里，他把这些对自我的规约看作是对某种神圣规则的遵守。
毫无疑问，贤义有点民间术士的味道，阴阳五行、算命测字、占凶问吉，很有神秘色彩，也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糟粕最多的地方。贤义的房屋像一个五彩拼图，有一种奇怪的炫目之感，生硬、幽默、后现代，几者不伦不类，彼此犯冲，又各司其职、各负其责，互不干涉，最后统一在墙壁上。它们之间的黏合剂不是贤义高深的道行，而是他对生活有类似于信仰的理解和他温暖、朴素的家庭。他对他所学习的传统，《易经》、佛法也许有所掌握，却也隐藏着一种本质的误解。但是，这一误解并没有妨碍贤义得到清明的智慧和对人生、人世的透彻理解。
20世纪30年代，张爱玲曾经在散文《中国的日夜》中描述道士的形象，“带着他们一钱不值的过剩的时间，来到这高速度的大城市里”，极传神地道出了中国传统生活的失落。道士、道及背后一整套象征体系都被迫成为“一钱不值的过去”，在上海这个大都市里，它是完全不协调的和被否定的。“那道士走到一个五金店门前倒身下拜，当然人家没有钱给他，他也目中无人似的，茫茫地磕了个头就算了。自爬起来，‘托——托——’敲着，过渡到隔壁的烟纸店门首，复又‘跪倒在地埃尘’，歪垂着一颗头，动作是黑色的淤流，像一条黑菊花徐徐开了。”张爱玲在彼时感受到的震动，无疑是因为这一形象背后很深的象征性，传统与现代、城市与乡村早在中国现代性发展之初就已经开始发生巨大的断裂。挽着头发的道士、穿着长袍的和尚、躲在街角处的算命仙儿，在中国的现代生活中都是非常怪异的形象，他们背后的那一套生命观、宇宙观和认知系统也被简化为几个如“迷信的”“封建的”这样的词语。
在贤义的身上，有一种突然的开阔。或许，在这个现代的算命人身上，还存在着某种光亮，古老的光亮，它曾被我们熄灭、遗忘，被我们扭曲、误解，在狭窄的钢筋水泥的缝隙中，它挣扎着，以孱弱而又顽强的姿态向我们传递着久远的信息。
从贤义的穿着和居住地来看，他并不比他的姐妹兄弟更富有，甚至还处于贫困状态。他仍然是城市流浪者和农民工，却不是一个毫无希望的、仅为生存而奋斗的人。他在试图对自己的生活、精神和存在进行解释，这使得他能够保持一种与现代精神并行的独立姿态，并拥有某种尊严。
一个农村妇女遇到难处，无法找到生存的依据时，她想到的不是法律和制度，心灵的痛苦从来不是法律和制度的范畴，而是最古老的方术。她要去拜神，她要去找算命仙儿。她可能不甚清楚这些“传统”，算命、星座、八字有什么依据，但她可以从中找到安慰。这些依然是她重获意义的最本源方式，因为她生活在这样的历史洪流之中。只有从这条河里找到依据，她才能得到真正的安慰。巫术与生命、自然、信仰的关系是密切的，它们之间有着秘密通道。
也许，我的堂哥贤义并没有意识到这些，他所拥有的知识和对传统的理解也还不能够承载这么多历史内容，但谁又能说，他那坦然、光明的脸和笑容，他温暖、亲密的家庭生活，他对世界那家人般的心态与过去的灵魂没有关系，与那条河流没有关系？
在人们中间
它是一条运载的河流
在《杜伊诺哀歌》中，里尔克用“河流”形容“传统”。只有进入传统和“苦难之城”，把人“引向悲伤家族长辈们的坟墓，引向神巫们和先知们”，才能够到达更加古老也更加悲伤的“喜悦之泉”。
对于中国的当代生活而言，不管哪一个意义的“传统”，它们早已成为一个巨大的悲伤之地，充满着被遗忘的历史、记忆、知识和过去的神灵。奇门遁甲、生辰八字、五行八卦，这些古老而神秘的事物，已成为腐朽的过去。我们缺乏真正的传承和真正的理解，它们也就失去了在现代社会被重新打开的可能性。那用抛起蓍草的方向与形状来推测命运的术士，他们与天地之间的感应、与宇宙秩序的应和，他们在自然肌理中寻找生命秘密的努力被看作愚昧的行为。而当代所流行的算命、占卜，只是为信者提供对于死亡的抚慰与粉饰，对于腐败灵魂的自我欺骗性的安慰，并非真的相信。这也正如英籍印裔作家奈保尔i967年在印度考察时所感受到的，印度的神像、神抵和信仰被迫成为现代世俗生活的装饰者。
与此同时，当传统话语重新闪现在现代话语中，成为现代意识形态合法性的守护神时，它与体制和普遍社会观念所产生的复杂化合作用，有可能再次成为传统自我嬗变的阻碍。这不只是“传统”本身的问题，而是它被以什么样的方式、什么样的形态重新回到我们的生活和心灵之中的问题。
这或者也是如贤义这样的传统者所必须面对的：如何能够自持，并且不被作为现代性的“笑话”和“阻碍”存在，如何能够在历史的洪流中真正理解“传统”并重获价值和尊严？
在一座寂寞的寺庙里，一个和尚坐在阴暗的大厅侧面，背景是久远的佛教绣像。年轻和尚闭着眼睛念经，桌子上摆着《佛经》《金刚经》和卦筒。被他的淳朴、声音和专注的形象所吸引，我坐下来，听他哼唱一段。悄悄往桌子上的箱子里放一百元钱的时候，他的眼睛突然睁开，犀利地看着我，说：“别人都至少给三百。”我尴尬地逃了出来。
如此想来，贤义的形象和他混搭的家是有着无限悲哀的。不管贤义如何努力去理解人生，其内在的荒谬性还是一眼可见。
小海的传说
关于韩小海的发财史，梁庄人有不同版本和不同叙述。最核心的情节既大致相同又有细节上的差异，很有原型性。其中的有些细节我以为几乎是神话，没有可信的空间。而讲述者往往一边言之凿凿，同时又有一种质疑，仿佛这个神话是韩小海本人编造出来的，但是联系他又似乎很难。那些讲述他的人基本上都没有他的电话。小海不和大家来往，大家也不和他来往。小海在梁庄，既有点高高在上，也有点因其行为而被孤立的意思。羡慕、夸张、不屑、怀疑，但又被吸引。围绕着小海，一个复杂的神话被建构，并形成一个强大的磁场。
我在北京和韩家建升聊天的时候，两天的时间，有很长的篇幅是聊小海。从建升既不屑又痛恨，甚至有些夸张的言谈中，可以肯定，当年同在北京的建升和小海之间有很大的矛盾，因此，建升的话我是打着折扣听的。
——你说小海啊，那家伙是个滑头。原来在家里卖沙石，开拖拉机，媳妇是咱那儿王营的，结婚前一直在北京给韩国公司做蛋糕。结婚以后，小海把拖拉机卖了，也去了北京。
才开始他们在樱花商场旁边租一个店铺开蛋糕店，生意可好。这中间他们往樱花商场送蛋糕，认识这些经理一级的人，感觉到卖烟可以。小海老婆会来事，在商场弄个小摊位，卖烟酒。这以后的事儿我也是听别人说的，有点玄。说是认识中央大领导的老表，那人有五十来岁，他不喜欢抽别的烟，就喜欢抽骆驼，天天到他们这儿，拿许多中华玉澳熊猫烟来换。每次都是提个大袋子，直接撂到柜台上，给小海说，我这个烟放这儿，换你骆驼烟给我。等于变相给他销货。小海就给人家卖，多少条多少钱，清清楚楚，如数给人家。估计人家也是考验他。有一天晚上，那个老头弄个大帆布袋子，说明天早上来拿。小海还开玩笑说，不是钱吧？老头说，不瞒你说，还真是钱。老头走之后，他打开袋子一看，果真是钱，查查，整整一百万。小海吓得一夜都没睡觉，看着这个袋子。第二天，在搬钱过程中，老头还问，你看了没有，小海说，我还真看了，是钱。老头说，你是个实在人，你要说没看我不信。老头说，你知道我是干啥的？×××，他是我的老表。看你这人老实，我给你介绍一些活干，就给他介绍一些建筑的活儿。小海和他哥就在家拉了个建筑队，来北京干，他当包工头。两个月，挣了二三十万。当年，那钱可是不得了。他姐们、弟们、姨家孩子都来，一家子都来了。
我不信这故事，咋可能？人家都信任他？肯定是小海自己编出去的。他不说，谁知道？
几年之后，挣的钱差不多了，就到广西，搞传销去了。把咱梁庄的和他老婆家的亲戚全骗去了。有一天，我碰见红传，红传是小海的侄儿。说起这件事，红传说，叔啊，你可别说，我算叫他们坑了，叫他们表（表：骗。）到广西了。小海说，红传啊，想发财不想？红传说，可想，咋不想？红传说，这儿有个好事，你来。说这个好事，好吃好喝，一个月还挣几千块钱。我就去了，好事没得，把钱赔完，回来了。红传说还有可多人在那儿，钱都交过了，不甘心。我回村里，听我大哥说，哎呀，把街坊邻居找个遍。就是个老鼠会，专在自己窝子里串。
王武在梁庄村办一个砖瓦厂，和小海、我都是同龄，他们多少有些交往，不算是朋友。我向他问起小海的情况时，小武说话尖酸刻薄，充满了妒忌。他坚决不相信小海那神话，认为小海没那么老实。
——人家现在玩得大了，前年在××市办一个国际武术节，把俺们都请去了，不要票，气派很大。这货从小就是个溜光蛋，我小学三年级和他一班，留了好几个级，学习差得很，下学后就上北京了。他在外面具体干过啥，谁也说不清。人家这些年都没有回来，不知道在外做些啥，反正是发财了。中间有几年在搞传销，肯定搞了。说是在北京遇到贵人了，我看是吹的。建升说的不可信，首先人家咋能把一百万块钱放在他那儿，谁恁傻？让人家知道自己是个贪污犯？另外，人家凭啥恁信任他？就是亲兄弟都信不过，何况一个做两不相干的生意的？就小海那样，他会恁老实？我不相信，尖皮溜能，能放着钱不拿？肯定连夜跑了。不知道咋发个财，就弄得晕晕乎乎的。我也听人家说了，在王府井卖耐克，估计也是假名牌。后来在卖烟酒时碰到一个人，是个大官，不知道咋联系上了。有人说得可难听，说是和小海老婆咋啊咋的，咱也弄不清楚，也不能瞎说。不过，他老婆倒真是长得不错，反正是说不清。后来，小海他们就在北京包工程，这才发大财了。你想，你要是没有一点儿关系，包工程，有恁容易？
干工程挣住钱了，不知道咋回事开始做传销了。影响大得很，村里谁不知道？韩家多少人都被骗了，把自己的亲戚也都骗完了。他们是起会的，就是那个传销说的最上级，钱都交到他们那儿了。他们把钱一卷，起来跑了，说是失败了，下面人拿他啥办法？他是没叫我，他知道我那脾气，不骂他都是好的。韩家一老家儿的人被他叫去完了，最后，都得罪完了。立东，小海他叔，他们是一个爷的，也被他叫去了，交了三千块钱，最后不知道为啥闹翻了。说是捉弄他们的，气得很。在村里边骂，说非整小海的娃儿不可，要绑架、暗杀小海的娃儿。具体事儿是咋样，咱也说不清，反正他没找过我。
现在在南阳不知道干啥，可神秘。不管咋说，人家是挣住钱了。在南阳买了大房子，又买宝马车、越野车，还买有大巴，跑运输。那货们算是发了。
建华是小海的堂叔，曾经被小海说服过去做传销，后来退出了。但是，他却始终说不清楚小海到底是干啥的。
——那年小海给我打电话，说是有个生意，交几千块钱，不动不摇可以赚钱，算是合伙生意，问我做不做。那时间村里人都哄得可厉害，说是小海在做传销，能发财。我是抱着侥幸心理，也是想占便宜，就把钱交了。先交两千，说是啥，我也没弄懂，后来又交一千。肯定有骗人性盾，说是卖西服，发展下线，连个西服面儿都没见过。后来他们内部闹意见，就是他们几个起会的，他哥、他侄女女婿。内讧，后来，侄女女婿不干了，我看也没希望，就想退出，就问他们要钱，人家也没说啥，钱退了。有可多都没退，特别是加入早的，我都是最后了。发展旺得很，人员多得很，几千人。这货能得很，国家有一段时间抓得严，他一看事情不对，风声一紧，马上就解散，不干了，改开旅游商店了。
那年，他爹在我这儿，说起这件事，熬煎得很，说可是不敢干了，得赶紧收手。他爹也知道他娃儿干的事儿不是好事。
我问了梁庄的好些人，关于小海，他干过什么，有什么经历，靠什么发财，每个人的叙述都不一样，彼此还经常为一些细节吵得不可开交，梁庄人经常为传说中的细节分歧产生激烈的争吵。对小海，我却越来越不清楚，这也使我越发想了解他。
2012年春节的一天，下着小雨雪，非常冷。在贤义家里，我给小海打电话，这是我第一次与他联系。我没有想到他就在贤义家附近。贤义与他的关系并不好，因此，夏天在南阳的那几天他也一直没有提起小海。
一接到电话，介绍之后，小海特别热情，说我和你哥都好得很，早就听说过你在北京，说马上就过来接我和父亲去他家。十几分钟后，小海就到了，开一辆白色的宝马车。小海个子高大，略胖，眼神有一种唯利是图的敏捷，语速很快，与我们寒暄的时候，有一种夸张的热情。在他身上，已经看不出农民的痕迹。
他家在离贤义家不远处的另外一个村庄，也在等着拆迁。村中道路路面很差，房子规划也很乱，有一种放任自流的感觉。小海家的房子非常宽绰，一栋三层的白色小楼，一个大理石铺成的大院子，院子一角种着竹子、花草，另一角养着一条据说是稀有品种的狗。推门进去，家里面却是异乎寻常地乱，客厅的沙发上堆满衣服、玩具等各类物品，椅子东倒一把西竖一把，像遭了抢劫一样。经过仔细辨别，才能够看出室内装修的豪华和用料的讲究。
小海一边把我们让进一楼左侧的卧室，一边不好意思地说，有个小家伙，乱得很，就收拾不成。小海的小儿子刚三岁，撅着屁股在床上翻来滚去。小海还有个女儿，十一岁。一进卧室，就看到对面墙上贴着一溜奖状，全是他闺女的。小海得意地说，这闺女跟她老子不一样，爱学习，聪明得很，次次考试得第一。说话时，他看着我，似乎是让我证明他的学习情况。小海和我同岁，我们俩在小学还同班过，但奇怪的是，我对他没有任何印象。小海麻利地打开空调，把桌子上乱七八糟的物品扒到一个角落，又找出茶具、茶壶，倒上水，我们开始聊天。
我是咋去北京的？那时候，咱韩家明子在北京大学食堂做饭，他是咱梁庄比较早出去打工的。后来人家还考了个厨师资格证，在北京国宾馆当厨师。经他介绍，知道北京大学招保安，还有名额。我记得当时北京还有个三八劳务输出公司，从农村招保姆。咱们村兰子、小会都是那几年去北京当保姆的。去一年，小会回来撇个京腔“你吃了吗”，人们笑了好多年。
我是1988年去北京大学当保安，十五岁，去一年，体重从九十几斤到一百五十多斤，整个人像发了一样，生活清是好了。干了一年，我们那批保安就都清退了。
我哥在家干建筑，我买了个小四轮（手扶拖拉机），去给他拉砖，我干活是泼上命整的。一天往岗坡拉三趟，一趟来回都百十里，岗坡那路况，你不知道有多差，一趟下来，手就震麻了，握得太紧。有一次，半夜，轮胎爆了，还拉着一车砖、前不着村，后不着店，没一点办法。我真是想哭啊。
我老婆一直在北京一家韩国蛋糕厂打工，会一整套技术。结婚后，我就跟她一块儿又回到北京。先是在厂里上班，后来觉得不如自己开一个蛋糕房，就在朝阳区樱花商场那一片找地儿，开了一个小门面。那时侯，蛋糕房还不多，咱的手艺不错，就我们俩，白天黑夜干，算是赚了人生第一桶金。后来在附近开了俩分店。那期间，我妈得了癌症，在北京动手术，花了十一万多，全是我出的。你想，九几年，十几万，那还是不得了的。咱好思考，看到对面樱花商场缺个卖烟酒的摊位，就给人家说说，把一个小角门封上，摆个小摊位。生意很好，在这中间，认识一个人，也是咱的贵人。是谁呢？是中央大领导×××过去的一个秘书。他们家就住那一片儿。一来二往，熟了，我认识的时候他在做生意，开一个大的公司，来往人很多，估计也是靠以前的关系。公司里面所有的烟茶消费和文具消费都是我供货的，光这一项，一年能挣个十来万。俺俩关系好得很，现在还有联系，前一段时间，还在打电话，我让他来咱们南阳玩玩。他现在都五六十岁了吧。
后来，他的公司不开了，我这一块儿的生意就不好做了。那个烟酒店就关了。蛋糕房也开够了。后来就跟着亲戚到广东一个沿海城市，开旅游商店，主要是卖服装、箱包，假名牌。啥梦特娇、lv、花花公子的，全是假的，有的店挂在前面的一个两个还是真的、其他都是假的。咱这是连店面挂的都是假的。谁都敢得罪，导游不敢得罪。导游拉客是一大块儿收入。赚过来的钱，导游拿大头，咱拿小头，你知道到啥程度，有的能达到七三开，你说不卖假的能行吗？
我给你说，到哪儿的景点儿都别买东西，说是啥珍珠、翡翠，啥石头、啥古物，全是假的。咱干这种行的，咱可知道。
傻子多得很，不然咋能开下去呢？有些憨家伙来买。另外，人都有个心理，到哪儿都想买个东西。咱不也一样？到一个景区，不买不买，最后都买些东西回来了。那几年是赚住钱了。后来几年，查得严得很，一查住，都是巨额罚款，还有人被抓起来。我一看，风险太大，就不干了。2004年回南阳。现在也没干啥，我老婆没事儿打个牌，我从来不打牌，你说来赌啊，吸烟喝酒啊，我都没有。后来就合伙和几个亲戚买几辆大巴，跑长途，我只是占个股份，拿个分红。
其实你说挣点钱算啥，还是没有身份，到哪儿都不受尊重。人家说，穷得只剩下钱了，说句大话，咱现在就是这样子。光有钱算个啥，你也不能去当官，也不能去做个啥事。
果然有“遇贵人”一事，看来，不排除是小海自己编造了一个神话，这也是为一个人发财找到的很好的解释方法。听起来很传奇，也有夸耀自己人品好的嫌疑。我一直在等着小海谈他传销的经历，但是坐了一下午，他从北京直接跳到广东开旅游商店，一直说到办武术节，根本没有谈到传销这个事情。在他出去给我们倒水的间隙，我让父亲提起这件事，一向直率的父亲居然也不提，说人家都不提，咱咋好意思说呢？贤义也说他们在一起的这六七年，从来没听小海提过这件事。不是啥好事，咋说呢？
最后，我只好单刀直入，直接问了出来：“小海，人家都说你在搞传销呢？！”
“谁说的？我啥时干过传销？！那他要胡糟蹋你，你拿他啥门儿？！”小海以特别坚决的眼神和话语否定了这件事，马上转移了话题。我没有再具体追问，我害怕他没法回答。
但是，说起开旅游商店，卖假名牌，小海却如数家珍，讲得津津有味，梦特娇、鳄鱼、花花公子、lv、gucci等世界名牌随口而出，对其中的内幕也直言不讳。最后总结起来一句话，“全是假的”，其态度和神情坦率得可爱。的确，在一个假货横行的国度，这不是一个道德问题。所以，即使有法律不断地约束，有警察不断地销毁、罚款，大家还是各行其是。只是躲避风头而已，跟内心没有关系。
入伙
2011年夏天，文哥的弟弟小山连续打电话让文哥去福州找他，说是那边卖水果生意特别好，一天能赚二三百元钱。因为语气太热烈，文哥有点不太相信，这不符合一贯自私的小山的性格。他让小山照个水果摊的相片发过来，让他看看。几天后，小山发过来一张照片，一个下雨天，小山站在水果摊后，正在摆水果。水果摊挺大，品种挺多，小山笑容满面，很开心的样子。文哥动了心，将信将疑地去了。
文哥，我的堂姐夫，家住离梁庄几公里外的李村。高中毕业，喜欢文学，喜欢思考，性格软弱、善良。早年从事过很多职业，一开始摆书摊卖书，专卖文学名著，我现在家里老版的《浮士德》《圣经故事》都是从他那儿淘来的。失败之后，走乡串户收购粮食，又失败了，赔了几千元，还了十几年的账。之后，养过鸡，种过西瓜，到南方当过海员，下砖厂出过苦力。最后，在穰县站住脚。做烟酒批发生意，赚了一些钱。据他说，从2000年到现在，至少被传销组织骗去过五六次，都是亲戚、朋友，以各种方式被叫去入伙。他最近一次与传销接触是春节前，弟弟小山在福州做传销，经过坚持不懈的电话和高超的骗局，终于把他叫去了。他在那儿住了八天，最终没有加入“组织”，但又强调说很受启发。
我啊，至少被骗去六次，这还不算你姐被骗去的次数。做生意挣点钱，也老想着投资，那些搞传销的亲戚朋友第一时间就想到俺们。安徽、湖北、陕西，都被叫去过。你姐有一次也被关了五六天。有一次被叫到安徽，是一个干亲，俺们年龄差不多，人可好，咋也想不起来他会做这。那花样可多了，真是防不胜防。2005年我舅家老表在北京做传销，成天喊我去，我不去。后来，他老婆让他妈去叫自己儿子回来，结果，去了几天，老婆子也心动了。
这次最初的起因是我姑家老表。他给我打电话，说是在福建卖水果，生意不错。我一直不理他，因为我是不会去卖水果的。小山的收废品生意那段时间也不行，后来到天津开拉面馆，和其他老乡还合不来，生意有竞争，干不成。他听说了，就跑去了。去有二十多天，再打电话说也在卖水果，生意好。有一天打电话说那一天赚七八百元，我说啥原因，他说南方初一、十五拜舅老爷（敬神），那天要烧香，弄水果，一块肉。我去过福州，知道这个风俗，所以也相信他。但我还是不去，只是觉得还不错。后来我才听说，在我去之前，小山给他做生意的合伙人打过电话，又给俺们外甥女婿打过电话，让人家也去。他又给我说，他看中一个生意想让我去给他考察考察。我是家里老大，大事他们还是信任我。
但我不太相信，因为他们都有点过于热情，搞传销都是那样子。我怕他们在那儿搞传销。但是，我又觉得他不会再干了，他吃过亏。2003年的时候，我最小的弟弟在山西搞传销。把我家大姐、二姐、小山、外甥女、姨家和舅家人全骗去了，给所有亲戚都打过电话。最后，花的没有一分钱了，想回来，回不来，就差要饭，其中一个表弟差点成了流浪汉，找不着了。还是我给他们寄的路费，他们才回来的。我说你给我照个相片过来，他就照个他卖水果和水果摊的相片发过来。去了我才知道，他是冒着雨跑到一个水果摊，求人家老板，让老板出来，自己站在水果摊面前，照个相。在这之前，他问我要过钱，拿走两万，这两万是他往年打工在我这儿存的。后来又要八千元，这是我借给他的钱。我问他为什么要那么多钱，他说他买三轮车、置家具等，有些东西比较贵。
我就抽个时间去了福州。下火车三个人去接我，姑家老表、小山和另外一个老乡，比他们还小，其实这个小孩已经比他们高两级，是他们上线领导。到一个小店吃两个包子，喝杯豆装。坐公交车走半个多小时，然后下来打出租车过去，是福州的一个区。到了以后，我非要先到水果摊看看，看咋样。他说，先到家里。到家里以后，发现还有个老乡也在，另外还有七八个人都在屋里，介绍说都是亲戚和朋友，在那儿玩。小山张罗给我倒茶，坐了十来分钟以后，我不坐，说要去看水果摊，他们把我拦住不让出门。这时，小山把我喊到另外一个房间，说我给你说个事。我一看见里面两排小凳子，低得很，中间一个桌子，桌子后面还有个椅子，我一下子就明白了，他们是搞传销的。
我当时脑子就炸了，我说你先别给我说，我啥也不听了。我说，小山，你和我一起走，你不是没有吃过亏，2003年你是咋回来的？他不说话，也不吭声。两个人进来，是他们这里面的头儿，要我把所有的钱财、手机交出来，说都放他们那儿，如果丢了，赔一百倍，钱财这方面保证不让你丢失。我手机不给他，他们一群人拉住我，硬把我往里推。一个人说，把他手机、钱都收了。我看硬不过他们，就把手机、钱都拿出来。他们也很讲规矩，屋里所有人都看着数钱，说清楚这是多少钱，最后让小山保管。意思是你放心，不会少你东西。
东西交完之后，领导说，这是做这行的规矩，因为怕你做些不理智的举动，报警，或是给家里打电话，让家里人担心。既然来了，对这行得了解，听不明看不懂，了解不透，就不让出这个门，不论亲戚朋友，就是我亲爹亲妈也不行。这话是软中带硬，听着也有道理。跑不出去，你打电话，家里还瞎担心。
那里面有一个岁数大的老太太，六十岁，说话能听懂，好像是广西的，客家人，原来是个唱戏的。每天晚上用客家话唱戏给我们听。对他们来说，那也是个家庭，除了生活差之外，平时也比较开心。一个人单独行动的机会少些。出门最多三个人，从来不一群一块走，宗旨是不影响当地人。我估计是怕周围人知道，举报他们。其实，他们的样子一看就知道是干啥的，谁平时没事出去穿着个破西服？除了中介，就是老板，再不然，就是搞传销的。
手机交了之后，他们变了一副态度，轮番给我说话。一个钟头以后，有个人来讲课，讲得非常快。第二节课时间，我才明白为啥第一节讲那么快，因为他们知道，这时一般还不愿意听，所以讲得很快，只是个大致印象。
我到处看了，逃跑不了，也不让小山和我单独见面。给我配了个生活老师，吃饭和你同睡，给你洗脚，洗脸毛巾给你弄好，牙膏都是人家挤的。饭也不让你盛，你坐那儿，啥也不干，直管吃，吃完听课。他们说小山已经做一行了，你给他考察考察到底行不行，反正不限制他的人身自由了。他想走就走，没人拦他。是他自己不走。那为啥限制你的人身自由呢？怕你做偏激的举动。
睡觉全部是地铺，在地上铺开，一个席，上面就一个被子，铺一半盖一半，有苦才有甜。吃饭，白菜没有一滴油，从来没有白菜心，全是白菜外面的大叶子。切完在大锅一煮，就行了，蒸米。人家吃得可高兴，还有七八个年轻的（后来知道其中还有三个是大学生）。有个规矩，所有的饭盛完之后，两根筷子扎在碗里，有个说法。人不齐都不准吃，人到齐之后，俩手端着，一起说：“大哥你好，大姐你好，大家都好，吃饱吃好。”我好像前三顿没吃饭。但是人家都吃得非常香，小山也没理我。
第一节课我就听得很认真，我要弄明白他们在干啥，想着得给小山说动心，让他回去。第一节课营销模式，还没听懂。第三节课我就开始问。到晚上，人家把我的电话给我，让我看哪些电话需要回，并且告诉我，不要给家里人打电话，你要明白，这几天你出不去，不必让家人担心，所以你自己要衡量一下。我想也对。有时间电话不停地响，他们把手机给我，也让我接。不是太严格，也人性化。还给你烧热水，让你洗澡。我来的头一顿饭有肉，我没吃，后来再没有肉了。不过大家也都没觉得啥。精神鼓舞着。规矩是每个人每顿必须在家吃，大家共同受苦，共同感受创业的艰难。
听了几天下来，觉得挺有道理，他们讲得很让人心动。也不知道啥时候被转变过来的，觉得这是个值得做的事，有那么多人成功。并且，你挣到一定钱的时候把你清除出去，你拿着钱走，这样，不占名额，让下面人有机会。值得一听，况且，人家有具体东西卖，不像有的传销，连个东西都没有，光拉人交钱。
我回来还给你姐说，让闺女也去听一星期，被你姐骂了一通。但是，最终，我没有交钱。现在想想，还是觉得有一定道理，不觉得人家是在骗人。
那天你让我想一下传销吸引人的内在逻辑。确实是啊，这次接触的传销让我特别有启发，我有点心动了。原因是啥？这几天我总结了一下，可能有几点：
1．成功。通过严密的数学逻辑让你看到成功的可能，让你认识到，发财并不难。你只要喊来两个人，你只要卖出去两份产品，你就可以成功。这个人也卖两份，无限分裂。人家还给我画一个金字塔图，可形象，很吸引人。卖出去三十多份就生成主任，有小主任、大主任。有个出局制，升到经理时，当下面两个都到你这个级别时，你就可以出局。小山为啥一开始向我要那么多钱，他是先用自己的钱排一个金字塔。真找到人，就直接从下面排起，直接作为分裂出去的复数，几何递增。一份产品2800元，是化妆品，啥天狮公司的。你只用卖出去两份产品，卖出去两份，就5600元，也不是很难。
最能吸引人的是讲课老师讲的成功的具体例子。讲三个例子：一个老人，一个乞丐，一个农民。具体细节忘了，但最后都发财了。当时听完，觉得很激动，很有道理，恨不得自己也赶紧做。
2．实现价值。挣钱不只是挣钱，是实现人生价值。这口号也很吸引人。好像是得到了净化。弄得可正规，和安利的各个级别一样，主管什么的。
3．家的感觉。大家在一起，像一家人一样，共同干事业，非常有荣誉感，共同受难，共同享福。这很吸引人，大家没有矛盾，没有利益之争，因为利益是共同的。一好都好，不是说，一个面包，你吃了，我就没有了。
4．平等。大家一起受苦，一起做事，没有等级，并且，越是上线，越是服务下线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人。人家是领导，还这么好，会不自觉地让人信服。
我琢磨着，他们强调的“受苦”也很重要。平时在家，不会受这苦，现在，通过受苦获得成功，很激发斗志。
当时听着觉得很有道理，特别是在那种氛围里。等冷静下来，再想，觉得核心不对。不管咋样，强迫人不对，另外，也不是靠劳动致富。啥化妆品都恁贵，谁用？还是空对空，不是骗人是啥？
我在网上查，确实有个天狮生物有限公司，以卖化妆品和保健品为主要业务，在公司的问题回答里，有一个专门的信息，“凡是外面那种2800元交钱卖天狮产品的都是假的”。其实，真假并不重要。那些年轻人都会上网，查一下应该是很容易也很基本的事情。并且，在当代社会生活中，除了少数与世隔绝或者信息特别不发达的地区，没有听说过传销的普通百姓应该是极少数的。
文哥的总结很值得分析，他所说的四点恰恰是普通民众，尤其是一个农民在日常生活中所匮乏的。它们似乎让农民窥到了一个一直不可触摸的空间：成功、富裕、高雅、平等，可以拥有除了存活之外更高的价值和意义。
传销
传销在2000年左右进入到穰县农村，诡异而快速地在乡村大地传播开去。在最兴盛的那几年，各乡各村都有做传销的农民。他们被亲戚、朋友弄进去之后，开始认同、相信，并不惜一切手段把自己的父母、老婆、兄弟都叫去，一家子一起做。梁庄传销以韩小海为典型代表。他发展了自己的哥哥、姐姐、本家哥弟和姑表姊妹十来人，发展了钱家四个年轻人，并且成为其中的骨干。
2002年春节前，穰县吴镇史庄的东子从山西出发，扒车、逃票、耍赖，中间好几次被人家打下车，靠捡餐馆的剩菜剩饭吃，往老家走。一路上千辛万苦，在腊月二十八下午四点左右，终于到了史庄村口。东子坐在离村有一里地的土地庙前，不敢回去，一直等到天黑，才偷偷溜回家里。东子妈看见儿子那样子进来，一屁股坐在地上，扑打着地哭了起来。
东子不敢进村，一是嫌丢人，怕村人看见他那副乞丐样子，更重要的是，他怕亲戚邻居打他。2000年，一个远房亲戚把东子叫到山西，东子加入了组织，开始做传销，卖一种按摩器材，一套1800元。在一年里，他把村里邻居、好朋友和亲戚都叫去了，结果，传销失败，大家钱都花完了，最后各自生办法回家。他们村的王氏兄弟两个和一个妹妹最惨，走到一个地方被骗到了砖瓦厂，干了半年活才逃回史庄。回来之后，王氏兄弟到东子家门口，对东子的老母亲说，再见到东子，非把他的腿打断不可。东子一直坚持到最后，但始终没有发展到经理这一步。东子，曾经是史庄最老实的男孩，说话脸就红，对人极好。在做传销的两年里，像变了一个人，一度西装革履，能说会道，用吴镇人的话，是“善说六国”。回家之后，东子又做回了最初的东子，沉默寡言，埋头干活。一年后，东子和老婆到天津，开了一个小拉面馆。
2003年，文哥的小弟弟搞传销，把文哥的大姐、二姐、小山、外甥女、姨家和舅家人全叫去，给所有亲戚都打过电话。最后，钱全部花光。文哥给他们寄了回家的路费。
宋林，吴镇宋湾人，在内蒙古改刹车。2000年左右已经有两个分点，手下十来个人，挣有四十万多元。这时候，在云南的哥哥打来电话说生病了，叫他去。他就去了，原来哥哥在那儿做传销，卖鳄鱼西服，一套西服三千八百元。宋林也开始联系亲戚朋友，骗他们到云南。那段时间，宋林和一帮做传销的亲戚住在宾馆里，穿着西装打着领带，吃喝都在饭店，非常潇洒。一年多后，四十多万元花得剩了几千块钱。宋林认真想了想，就不干了。重新回到内蒙古，从零开始。原来的两个分点已经卖给了原来的徒弟，他就给徒弟干活。
2011年10月，我在内蒙古见到他时，他拿着这几年又攒下的几万块钱，正在找合适的地儿，准备再开个改刹车的点儿。他住在老乡废弃的房屋里，全身都是灰尘。我请他吃饭，他非常矜持，也非常有礼貌，显示出某种受过高级教育的痕迹。他说话声调很低，有气无力的样子，语速很慢，极慢，说一半，后半部分几乎听不见，显得非常消沉，仿佛受过某种重创，至今没有恢复元气。他吃得很少，不吃菜，只喝粥，他说他这几年只喝粥，吃馒头。我直截了当问他传销是怎么一回事，到底能不能挣来钱？他想了想，说：“还是相信能挣来钱，是个事儿，可以做，只是自己没本事，挣不来。”
想象着这位老乡，拿着自己做生意挣来的四十万元，住在宾馆里，西装革履，吃着自助餐，模仿着那些所谓上流社会人的言谈举止，开各种各样的鼓动会、成功者讲座，无限向往地去计算那金字塔里的财富。而另外一些老乡在饿其心志，过最简陋的生活，以此种洁净来增大达到成功的希望。纯洁与邪恶、简单与欺骗没有隔墙，他们面前展开的是无边无际的金钱梦，不只是愚昧和无知，不只是贪婪和妄想。它承载着贫苦人的发财梦，而这个发财梦是我们这个时代最大的梦想。
在这样一个越来越难通过努力成为人上人的社会里，传销为普通民众获得金钱、权力和尊重提供了一个很有诱惑性的通道。它可以迅速摆脱因为贫穷而带来的自卑、不安全感和身份的缺失。“发财”，借发展之名，以经济学的计算为内核，以成功学为诱因的一种现代迷信。农民用一种滑稽、失败、扭曲的方式把它内在的非正义性给呈现出来。
如果把传销作为一个国度普遍性格的典型外现的话，你会发现，它也是道德感匮乏所致。道德感的丧失是如此正常和普遍，以至于大家都完全忽略一件事情的道德边界，假药、假酒、假鸡蛋、假肉、假牛奶、假酸奶等等，“假”的背后是骗，“骗”的背后是挣钱。而对于传销而言，挣钱的背后还意味着“成功”和“个人价值的实现”。我在西安和正容、虎子交流，在和小海聊天时，所有人都津津有味地给我谈他们所了解的和所参与的作假，所有人也都听得津津有味，包括我在内。所有人都知道这不对、不道德，但也只是一种陈述、议论和听听而已，不会有更深入的判断和行动，因为它实在太普遍了。
美国汉学家孔飞力在《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中，通过分析1768年乾隆年间农村妖术的突然盛行，探究其背后隐藏着的民众意识和社会原因。乾隆时代一直被称为“盛世”，经济上生气勃勃，贸易、商品、丝织业、农民的生活水平、人口都得到了很大的提高——
然而，它对社会意识有着怎样的影响，却是一个实际上未经探讨的问题……我们最难以判断的，是“盛世”在普通人的眼里究竟意味着什么。人们对于生活正向何种方向发生变化，是变好还是变坏，是变得更安全还是更不安全等问题的态度，同我们期待在经济发展时会发生的情况，可能大相径庭。从一个18世纪中国普通老百姓的角度来看，商业的发展大概并不意味着他可以致富或他的生活会变得更加安全，反而意味着在一个充满竞争并十分拥挤的社会中，他的生存空间更小了。商业与制造业的发展使得处于巨大压力下的农村家庭能够生存下去，但要做到这一点，就必须最大限度地投入每个人的劳力。从历史的眼光来看，当时经济的生气勃勃给我们以深刻印象。但对生活于那个时代的大多数人来说，活生生的现实则是这种在难以预料的环境中为生存所作的挣扎奋斗。（［美］孔飞力著，陈兼、刘昶译：《叫魂：1768年中国妖术大恐慌》，上海三联书店，1999年版，第43页。）
对于中国当代的百姓来说，“活生生的现实”是什么？“盛世”和普通的农民、普通的民众之间到底是怎样的关系？在当代叙述中，我们听得最多的也是“盛世”“大国崛起”之类的词，看到的多是锣鼓喧天的升平歌舞，并且，就经济发展而言，这也并非言过其实。但是，如孔飞力所言，这一经济发展及由此滋生的一系列社会现象对民众社会意识的影响却未经探讨。经济的发展、贸易的繁荣、城市的大规模建设并不意味着一个普通老百姓就可以致富，同时，即使致富，也并不意味着他就可以更幸福、更安全，也不意味着他的生存空间更大，反而可能面临着环境更为恶劣、生存压力更大和安全感丧失的境况。而整个社会道德水平的低下更是折射出社会结构的不稳定和精神意识的不健全。
或者，盛世的窄门，我们还没有真正找到。传销在中国的生机勃勃恰恰显示出我们生活内部一种惊人的发育不全：过于丰盈的肢体和不断萎缩的内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