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扯秧子”，一条根扯出几十号人，这几十号人往往是错综复杂的亲戚关系，干的活儿也有千丝万缕的联系。城市的每一个农民聚居点，几乎都是以老乡为单位聚集在一起的。卖菜的、卖玉的、卖服装的、搞装修的、收废品的，天南海北，各以自己的家乡为原点，往外扩展。他们大多依靠本村人、亲戚相互介绍来到城市，亲戚再介绍亲戚、老婆的亲戚、老婆亲戚的亲戚，形成一个圈子。一个小生态和小网络，最后，一个村庄的模式又呈现出来，就像北京西苑的河南卖菜村，龙叔所在的牛栏山镇姚庄村，光亮叔所在的青岛万家窝子。他们按照梁庄的模式在异地创造、复制一个同样的村庄。
这些“聚集点”也是一个庞大的有机体，他们同仇敌忾，打击外来者，保护自己的地盘，并去争夺新的地盘。他们以“亲族”“老乡”来界定其远近，并且依此形成一个个利益团体，共同维护彼此的利益。而他们相互之间也吵架、打架、尔虞我诈、家长里短，彼此怨恨着、厌恶着，又亲密着、交往着，所谓打断骨头连着筋。
农民仍然依靠熟人社会的模式在城市生存。他们没有“单位”的依托，不可能通过“单位”来找到他的存在点，也没有共通的社会制度、价值体系给他稳定的支撑和身份的尊严。他们本能地复制村庄的模式，只有在这个熟人社会里，他们才能找到自己存在的基点，才能够形成信任关系，才能够对人和物有准确的评价，也才能找到价值感和身份感。只有在这个群体中，他才能意识到他活着。
“扯秧子”，扯出一条条城乡之间千丝万缕的根，扯出那些被现代性、城市化抛弃了的生活方式和伦理道德，扯出农民的道义经济学。这一经济学正日渐和城市生存之间发生着激烈的冲突和矛盾。最近一两年南方城市一些外地人和本地人之间的争斗也多与此有关。这些生命力旺盛的“秧子”，顽强地朝城市的钢筋水泥扎根，寻找生命的营养和空间，最终，也让城市面目模糊，暖昧不清。
午后的杨四圪咀非常热闹。恒武的店门口停了几辆大车，他隔壁是几间改刹车和换轮胎的店，修车师傅在车下进进出出，敲敲打打，不断有灰尘从车下扬起。一个年轻的修理工盘腿坐在黑色轮胎上，他身上的工装已经发硬，到处是白色的汗碱和黑褐色的尘土。他扭过脸朝向我们的方向，那张脸，即使涂满油圬，也依然稚嫩。他的神情有些愚钝、天真，仿佛一任生活漂流，被动、无思，但又安然。看着他，四周逐渐空旷而遥远，只有这个泥样的菩萨，和光同尘。
和恒武坐在店里面的一张小桌子边，我们开始聊天。言语和行动之中，恒武保持着一个退役军人特有的豪爽、干脆，很决断。
媳妇回南阳去了。又把今年挣的钱全部带走了。想把南阳的房子装修装修，俩闺女在那儿上学。哈哈，每次回家都要把我这身上收拾干净，钱全带走。我不反对她。我知道自己的毛病，爱耍钱，输起来没个数。说起来，最终出来都比在家里强。在工厂打工的不如自己做个小生意的。有的一开始在工厂里打工，看着不错，最后还是不行。别在大工厂里打工，还不如在小工厂，啥都能学，出来说不定还能当老板。咱们那儿李营、王庄都是校油泵，挣钱比较多。原始积累都是校油泵，发财后，有的改行了。
我十七岁出来当兵。在北京昌平，两年半兵。最后啥也没有，感觉如果不是去的话，说不定还更好。也有好处，养成个好习惯。洗衣、做饭都保持干净。当完兵之后，到建升的保安公司那儿给他训练保安。建升小气，对保安娃儿苛刻，对我还行，毕竟，我还有用。
当兵的时候，我来内蒙古看我姐。当时相当穷、天正冷，我姐的房间是零下二十七度，房子是南房，内蒙古这儿，朝阳的叫正房，方向朝北叫南房，背阳光，冷得很。房子可低，我这个个子，得弯着腰进去，一个板子支四块砖。睡在床上，哈着气，床那头还结着霜。捡树枝烧火，烧炭相当便宜，但舍不得。冬天在一个小树林里捡枯树枝烧。我一看，比在梁庄还差，看了不忍心。她一个人在这儿，毕竟没有一个亲人。
第二次来内蒙古，我就不走了。买了个三轮，跟着姐夫哥去收猪。1995年，我爹捎信说我爷有病，叫我回家，其实是要在家给我找对象。害怕我在这儿找个对象。其实，就是你想找，你也找不来，整天收猪身上脏得不得了，谁能看上咱？
一开始我不回去。这里面有原因。我心里有个姑娘，是吴镇南面胡营的，我家一个远房表妹。在当兵时我们俩有联系，经常写写信，心里都是那么想的，也没有怎么说。她有个兄弟小儿麻痹，我爹怕有遗传。过年我回去，我也去人家家里，拿两瓶酒，他们家里对我满意。我爹就自己去找人家说，他不愿意。我那个远房姑夫就不高兴，人家穷，也有自尊，就不愿意了，把这个事儿搅黄了。我就不想回去了，这也是我来这儿的一个主要原因。多少年心里都可不舒服。
我回去之后，爹就叫我见现在的媳妇，我当时心灰意冷，只要你愿意，我随便，都行。我心里是啥感觉也没有。后来在外面跑两年，觉得老人也挺不容易，也都是为我的。1994年7月1号开的这个店，记得可清。我手里没有钱，问向学家借三千，成本两万块钱，到处借，很作难。去我老丈哥那儿借钱，在电话里答应好的，我就去了，还买了一箱娃哈哈，二十四块钱。我去了，人家再不说钱的事了。都是明白人，人家不说咱也知道咋回事。走的时候我是含着眼泪走的。我这二十四块钱是咋拿出来的？我连买菜都舍不得，为感谢你，你连养的狼狗都吃烩面了，就是不借给我钱。他那时候想的肯定是，万一赔了，还不起了咋办。人穷志不短，再不可能问他借了。他可是大学生，国家工作人员，说实话，也没见觉悟有多高，看你不行，就是连亲妹子都不帮。
这中间八年，回梁庄两次。一次是为贩羊，那是1999年。是我的伤心事。四个合伙人，总共投资七万块钱，在内蒙古买了五百只羊，运回梁庄，在梁庄放羊放了二十八天。那次我受了大罪，差点把命都送了。走之前人一百二十八斤，回去一百斤，瘦了二十八斤，一天少一斤。有天突然觉得地震了，一下子晕倒了，别人给我掐了掐，才醒过来。太操心了，也营养不良。
每天王家人都跑到我那儿说，赶紧把羊赶走，把我们庄稼都糟蹋完了。我只好天天给人家解释说，我走不了，台湾省那儿跌价了，这儿太便宜，卖不成。人家都不相信，说台湾省跟这儿啥关系。关系可大了，全世界的市场都是连在一起的。八几年种麦冬，才开始赚钱，过两年，多少人赔？不都是因为市场？我记得你们家还种了几亩麦冬，还找多少人挖，是不是？（我父亲在1985年、1986年种了十来亩麦冬，在挖麦冬的季节请了二十几个人，吃住在家里，热闹非凡。后来，麦冬价格下跌，全赔了。）
当时正好柴油发动机欧一标准换成欧二排放标准，油泵改进，a型b型换成p型，校油泵这个行当利润大，开始挣钱。这是2003年左右。一个月最多时能挣三五万块钱。最高峰期一个月除去花，除去赌，还剩两万多。一年能挣三五十万。车都换了好几个，把一个本田碰报废了。
跟我哥是有点小矛盾。那几年也帮过我哥，他想开店，没本钱，问我借，我那时训练保安有点钱，两千块钱，就给了他。忘了是我结婚还是收辣椒，问他要这钱，他说还了我，其实没还我。最后他想起来了，把钱扔到地上给我，撒了一地。态度极其恶劣。我要是不急不会问他要，我自己也想做点买卖。关系不好就在这儿埋下伏笔。我又一张一张捡起来，从这儿开始，我们弟兄俩的关系变得有点淡了。我爹出车祸，他没拿钱。那时我们也差不多了，有他没他也无所谓。他说我一直没有把他当哥看，问我啥原因。我没有忘，我捡钱时就伤了心。
在我们聊天的时候，不时有司机进来，问恒武：“你是老韩吧？车提不上速，起步慢，油供不上，你给我看一下。”恒武就带着伙计出去，围着车转一圈，趴下听听，指挥两个徒弟去干这干那，自己并不上前。我们聊起了孩子，他的眉头皱了起来，习惯性表情，有点焦虑。
俩闺女去年回南阳上学了，她舅姨们都在那儿。原来在这儿上学时，就住在我姐家，我们两口子都没管过孩子，咱这儿前不着村后不着店的，没办法。在这儿学习不错，能占前五名，回去连二十名都占不到。内蒙古现在有政策，能给孩子办户口，可咱不敢啊。你想，咱在这儿一点关系也没有，户口弄到这儿，连回都回不去了，咋办？又想着这儿高考的分数低，我也想着，要是能在家上学，将来在这儿考试，上完大学再回去，那也不错。毕竟她舅们在家里还有点关系。还不知道咋办，现在户口还没转过来，只能走走再说吧。
把孩子送回去，也是考虑不太全面。回去之后也是没人管理，住在她小姨家，白天在托管班里吃饭。她小姨是搞设计的，舅是单位领导，一天都忙得不得了。没人管。前两天大闺女跟着同学一块儿出去玩，把手机给关了，怕她小姨说她。她小姨到处给她同学打电话，找了整整一天，就差报警了，第二天下午才回来。你说，吓人不吓人？她妈在这儿哭得不得了。我哥的姑娘去年也是这样子，出去玩，不拿手机，不是忘了，专门不拿的。托管班的老师找不到她了，给我嫂子打电话。我嫂子哭哭啼啼回去了，走到半路，打来电话说，回来了。跟着她们同学回农村玩了。星期五走的，星期天晚上才回来。
也想过让媳妇回去，专门照顾她们俩。但是，现在不行，这边离不了人。她这一回去，我每天在这儿给大家做饭，把生意都做垮了。这是夫妻店，最起码家里有个人得待在店里，不然，收钱都是问题。她走了，我得待在店里。干俺们这一行，我得经常出去和司机耍牌、聊天，出去其实就是找活，把该干的活都干了。我开车出去一两天，到工地去，见老板，聊聊天。聊熟了，活儿就来了。
也不知道咋办。这次我媳妇回去，就是想着先把南阳房子装修一下，孩子也有个地方住。成天在亲戚家住，孩子不安生，我想起来心里也不美气。可要是没有人照应一下也不行。
即使内蒙古愿意给恒武孩子户口，对于恒武来说，依然没有意义，因为在这陌生的城市，他没有任何人情关系，他不可能相信所谓的公正。所以，回老家，还是相对安全的决定。但是，这意味着孩子们仍没有办法和父母在一起。
同时，即使干了十几年的校油泵生意，在恒文、恒武兄弟俩这里，校油泵的修理店仍然没有可生长性，很难成为现代企业。即使想开个分店，都很难。一人无法分身，就无法监控生意，你不能保证所雇的伙计自觉上缴所有的利润。所以，一般是亲戚一边当学徒，一边帮着看店，等学徒学得差不多了，矛盾和猜疑就会出现，吵架、打架现象都有。再之后，主家干脆放弃，把店盘给亲戚。
这些校油泵的、改刹车的、修传动轴的和一系列相关的汽修行业仍然可以说是手工业者，依靠一门手艺，以家庭为单位，单打独斗。它的内容是工业时代的，以机械为核心，但是，模式却仍然是农业时代的，保持着农业时代的缓慢和小规模。
在内蒙古的最后两天，梁庄张家的栓子一直跟着我，他在白云鄂博那儿校油泵，听说我来，开着越野车专门赶过来见我。他在网络上看到《中国在梁庄》后，买了二十几本送给他所认识的人，还专门寄给梁庄村支书和村会计，说让他们看看，看看他们都干了啥。
栓子的眉宇间有一种焦虑，他很希望找到一种精神生活，找到生活的理想目标。他特别想与我交流，希望找到一个答案，对我也抱以很高的期望。他给我举一个例子。有一个老乡，今年三十三岁，小学三年级毕业，在家放几年羊，出去在大连葫芦岛市那边校油泵，干得非常好，被当地团市委评为“外来务工十大青年”，又被选为葫芦岛市政协委员、区委员。
栓子说：“这应该不错，一个校油泵的能混到这地步，应该不错。人家得到认可了。人并不应该只以挣钱为标准，还得有个爱心，这很重要。最后，这爱心也得到了社会承认，这才对。就拿我来说，不管我挣钱咋苦咋累，国家有啥大事时候，我捐款都是自发性的。汶川地震时，我主动打电话给村委会，说自己想赈灾，通过啥方式行？会计说，可行，咋不行。我也想去，后来打报告之后，人家说要减轻灾区压力，捐点钱可以，就没去了。我捐了五千块。
“要说这些年也算挣些钱，但是，还是觉得不安定，主要是没有身份。光要钱有啥用，你到哪儿去给人家别人咋介绍，做生意的？自己心里都觉得矮一截子。没有奔头，没有前途，就是住在北京，住在再好的村里，你也不能参与人家啥活动，都没你的份。心里很不美。”
我想起在南阳和小海的对话。即使一个被怀疑搞传销的年轻农民，当他想到他在社会上的存在时，他首先想到的就是：没有身份。他们渴望得到承认，社会的和他人的，渴望获得平等，渴望进入一个体系，渴望在这个社会组织中找到自己生存的基点和存在的价值。
栓子在这样与我讲的时候，他的面部表情非常苦恼，他似乎想挣脱某些东西，但又很无奈，以忍耐而遥远的口气谈那个打工者的荣耀。那是一种认命的羡慕。它包含着一种思维：这个人对这一权利和其中的可能性已经放弃了。这使得这个开着越野车的年轻男孩又回到了某种古老的情境中。
相亲
在内蒙古见向学时，是在他一次相亲之后。相亲是二十六岁的向学最重要的任务。所有的亲戚都被发动起来，因为都在异地打工，无法见面，介绍对象还加入了新形式，双方交换电话和qq之后，在qq上相互聊天，建立感情。如果可以，春节时见面就可以确定下来。向学聊了两个，他不善言辞，他的姐姐就上马或跟女孩套近关系，有时候干脆以向学的名义去聊，但都没有成功。向学妈为此已经有些轻度抑郁倾向。现在的农村，二十六岁的向学已经是非常少见的大龄男青年。
再次见到向学，是2012年春节之后，他带着新媳妇到我家走亲戚。经过春节在吴镇走马灯似的相亲，向学如愿找到了媳妇。说起来相亲的过程，向学用一句话来形容：“就跟买菜一样，也挑挑拣拣，但是决定快得很。”
我是腊月二十五那天到家的，和恒文大哥、恒武二哥一家和我姨夫他们一起回去的。说是回家，其实没有家了，家里早就没人住了，我们家的房子是土瓦房，都快塌了，2008年从家走的时候，俺们把像样一点儿的家具都拉到小姨家了。我妈住在我小姨家，我有时候住在你们梁庄我大姨家，有时候住在干爹家，乱住。
腊月二十八的时候，见了第一个，是在上海打工的，是办公室文员，老家是咱们那儿的，没爹没妈，她姑替她操心，只要她姑行，她就行。我有点不愿意，一是她从小没爹没妈的，感觉心里不舒服；二是人家是坐办公室的，咱这儿在灰天灰地里，做小生意，都不是一路人。这个女子人也怪好，挺主动，长得不太好看，说话也不通顺，反正觉得就不是一路人。
腊月二十九那天，给在青岛打工的那个女子打电话约见面。原来没有见过本人，只在qq上聊过。当时我的感觉就是世界只剩下她了，不是因为满意，主要是想着咱条件差，找不来。只要人家愿意，咱就行。没办法了，凑合着算了。才开始约她，人家都不想出来。说了半天，人家答应说年初一在穰县大广场见面，叫俺们下午两点去。俺们去了六七个人，开了两辆车。我大哥大嫂、二哥二嫂都去了，也是给我捧场、撑面子，有唬人家的意思。女方人家就一个人去了。说话还是没有啥感觉。我才开始打过电话，觉得人家说话声音可好听，我姐也说人家说话声音可好听。在外面大排档坐着，要两杯奶茶喝，没说两句话，人家要回家。我说送她，也不让送。从见面到分手，总共有二十分钟。回家后，我大嫂说，这个女子个子低低的，看着怪机灵，怪好。大家都说，这事儿得抓紧，咱们初六都得走了。我一想，也是，咱耽误不起，就发信息，打电话，都不通。后来，发短信通了，人家说：“这个事儿我做不了主，我爹妈出去旅游了，等回来再说。”一听知道是推托哩，就算了。
初二见了两个，是大姨介绍的，感觉人家就像走过场一样，纯粹是为应付媒人，坐不到五分钟，还没看见长啥样，人家就说有事要走，不真诚。
初三见了一个。俺们大队支书介绍的，支书和我爸关系好，我爸在的时候，天天在俺们家喝酒，一直在替我操心。那个女孩是俺们一个大队的，约好在俺们村大队部见的。支书说，向学不要怯场，行不行，咱得有个气场，这个不成，后面还排成队等着咱的。这个女子还在日本打过工，手里有点钱，长得一般。我是啥都行，只要人家愿意。下午，我给人家打电话，说，你看行，就行，俺们初六都要走，如果不行，就各找各的。人家说再想想。
初四，我又给那个女子打电话约到城里转转。人家说有事，大队支书又到家里亲自叫来，人家去了。俺们一块儿去城里，我二哥开车送俺们。在路上也没说啥话。到城里了，我二哥走了，俺们开始聊，一般都是问哪年出去的，啥时候出生，也没啥话说，说着说着都没劲了，不知道说啥了。我说，我店里还有生意，马上还要营业，如果行了，就行，可以趁着我哥的车一块儿走。人家说，我时间还充足得很，我还想等等。我俩就各坐各的车走了。我那时的心思是，如果行了，就凑合着过算了。后来听他们说，那个女子回来看的也多得很，有十多个，都在那儿挂着呢。估计也是挑花眼了。这是初四的事。
初四晚上，我干爹又打电话，让我第二天见银花。是我干爹的小舅子介绍的，人家开个婚姻介绍所。介绍见面是八百块钱，如果成了，下来得给人家三四千块钱。人家提供场地。我这是熟人，最后走之前，也给人家买了酒、烟，花了两三千块钱。春节时农村婚姻介绍方面最红火。一个地方，一拨一拨的，大家轮流去。可有意思。
就像一个大市场，没有结婚的年轻男女，大的三十多岁，小的还不到十八岁，像上街赶集买菜一样，挑挑拣拣，要赶着在这短短的十几天内挑好，定下来，赶紧结婚。过完春节，就可以一块儿出去了。要是今年没找着，一等就得等一年，到第二年春节才行。
现在农村清是女孩少，男孩多，有的男孩家庭条件多好，清是找不来姑娘。有人一天能见十来个，到最后见几十个女子，还是定不下来。多不像样的女孩子，都可挑。原来恋爱是主流，现在相亲又是主流。百合网、世纪佳缘、真爱网，可多了，有的都上市了。非诚勿扰，网上点击率很高，也是速配。
初四晚上我住在梁庄。初五早晨，我大哥大嫂开着车送我，我去晚了，到那儿都快十一点了，人家还要走亲戚。我们去时称了些瓜子、糖。人家跷个二郎腿，就开始吃了，我看了，觉得怪大方，怪自然，没有忸怩。人家问我在哪儿、干啥，要不留个电话号码。我说行。人家说，我还有事，就走了。从见面到目送人家走，总共不到十分钟。见完面，走在路上，我干妈问咋样，我说感觉还行，怪真诚，人也怪实在。我大嫂说个子也还行，办事也怪大方。就怕有些女的，老闹人，这个女子还行。
这都快十一点半了，吴镇上我月姑还在等着我去见一个女子。她说原来瞅了三四个，现在人家都定亲了，就剩这一个了，得赶紧去看。我们就一路快车，又赶回吴镇，都已经在那儿等着了。那个女子在北京打工，那天她没去，她爹妈去了，说可以替闺女做主。双方都没看中，她爹妈打扮得怪怪气气的，她妈弄个熊猫眼，穿的不知道是啥衣裳。一看她爹妈那形状，我姑说，算了算了，不是过日子人，结婚了也过不到一块儿。原来还说在饭店找个包间，在一块儿吃个饭，后来，也不吃了。都短得很（短得很：很势利，很实际。）。人家说有事，我姑也说，我们也有事，就算了。一拍两散。
初五、初六还见了四个，就像和银花见面一样，一上午都要见两个。没啥印象，像是走过场。见多了，都没啥感觉。
后来那几天我就住在我干妈家，专门为相亲。那天见完银花后，我就赶紧打电话给北京我姐夫，叫他给我qq号的空间改一下出生年月，从1987年改成1988年。我小舅婚姻介绍所的那个合伙人说，再见面时就说你是1988年的，他们家里说只要不是1987年出生的（1987年属虎），都行。因为虎和蛇相克。1988年是属龙的、银花是属蛇的。大龙小龙，怪合适。所以，我一开始就说是1988年出生的。后来上北京买票时，人家发现我的身份证上是1987年的，我就老老实实承认，我是1985年的，是办身份证时弄错了，但肯定不是1987年的。银花说，你到底是几岁啊？这乱七八糟的。我等于是比银花大四岁，在农村，大四岁就很多了。要是一开始就说是1985年生的，估计人家连见都不见。
俺们给媒人说，咱怪满意。人家回过来话说，也怪满意。开始谈主题了。房子啥样，媒人说对女方可了解，对你们不了解。现在结婚，男方最起码在城里有套房，要不就在家里有套房。如果有房，可好办。我一听，完了，又没有戏了。下午，银花给我发信息说：“我也不是说非要要房，最起码得有个房子住。”我说俺们家的房子不是楼房，我耍了个心眼，也没有说是瓦房，她也没再往下问。从后来看，估计她是想着不是楼房，肯定是平房了。
初七，她发短信，问我有没有空，想再聊一下。那天正好我干爹又给我介绍一个，上午见面。其实心里我已经愿意银花，但就怕人家万一不愿意了，得有个后路，想着还是去一下。我就说我上午没空，下午有空。
下午，俺们又开着车去了。在银花她姑家见面。他们在她姑家坐着，俺们在外面顺着庄稼地走，走走聊聊，感觉怪好。回去后，那天晚上，又在qq上，她说她是怪同意，具体还得等她爹回来再说。她专门打电话让她爹回来，感觉我这个人不错。人家始终没有提房子和钱的事。我就觉得，人家是实实在在想愿意这个事儿。
初八，她爹到家。初九俺们又见过一次面。人家问我有没有空，明天你一个人来，不要叫你大哥来，还问我会不会骑摩托车，不会了，她来接我，一块儿到县城。人家可客气，我心里也可美气。俺们从镇上又坐车到穰县，在人民公园转转，聊聊天，在德克士吃的饭。
初十，她又给我发短信，说她爹妈想见见我。我和我干爹、小舅、媒人一块儿去了。拿了四色礼，花了六七百块钱。媒人说，这个女孩的爹俺们可熟，爱面子，是面上人，咱们雇个车去。那时候，恒武哥们都回内蒙古了，我也没车了，排场不成了，只好租个车去。去了，人家银花的爹在门口晃，大背头、穿的风衣，打的领带，像个领导人一样。把我吓一跳。我干爹说，看这个人还怪有派头呢。后来，才知道他就是干个保安。去一见，亲热得不行，让到屋里。中午吃饭，盘子堆了一大堆，摞了两三层。走的时候，我干爹说，看摞盘子那个劲儿，这个事儿可能要成。
正月十二，媒人说，开始说彩礼，说现在啥都不要求了，要五万块钱，就可以了。我自己就两万块钱，我大姨、恒武、朝侠姐各借给我一万。不是这我连婚都结不成。媒人说，四万六吧，五万不好听。人家同意了。去了，人家又不同意了，又临时加了四千，这才行。后来我才知道，一开始人家说十万，想着咱没房子，就多一点钱，是银花说五万算了。
定完亲之后，银花一直要到俺们家去看看，想见见我妈。我不叫她去。她说，去见见你妈，看看你们屋在哪儿，看把你紧张的。她非要去看，我骑着摩托车带着她从村路边过，“唰”一下骑过去，指着那一片儿的房子说，这是我们家。她才开始以为是旁边的平房，我说不是，是这个。她一看，是瓦房，还是恁矮的、破的瓦房，就说，你还骗我，说是平房。我说，我哪儿说是平房，我只说不是楼房。银花也没有跟我计较。
咱不敢拖拉，农村的事儿太多，到处都得花钱。我就说咱生意忙，急着做生意，得赶紧走。他们也是不想张扬，怕结婚村里人知道，因为南水北调，占住他们村地了，如果女子结婚了，地估计得退，赔偿钱就没有了。这算又给我省了钱。
正月十九那天，从她叔家走。她奶奶、她叔、她爹、她妈都去了。她就拿着一个箱子，跟着我走了。俺们算是结婚了，没办结婚证。才到北京第一天，她说她想她妈。把我吓得要死，怕人家反悔。
前后总共十四天，从介绍、见面、送彩礼到结婚。俺们还不算最快的，人家还有从见面到结婚，总共就七天。现在农村相亲，一般都是年前，从农历腊月二十开始，到正月初十之前定下来。我年前一直在梁庄住，你们梁庄，还有人从见面到结婚，就四天时间。
说到和银花去他家看房子的事儿，“我哪儿说是平房，我只说不是楼房”，大家都哈哈大笑起来，打趣向学，看着怪老实，还办这不老实事儿，关键时刻也会耍赖。向学脸更红起来，更结巴了。
我问向学结婚前和银花发展到哪一步了，有没有身体接触。向学的脸“腾”的一下全红了，结结巴巴地说：“也没啥，就过马路时，拉人家一下手，装着照顾人家。”
晚上请他们夫妇吃饭，银花比较矜持，但也还算健谈。我们聊起乡村的婚姻状况。银花说：“现在农村结婚，男方得有房子，最好是在城里能有个房子，要是城里没有，家里有座二层小楼也行。要是啥都没有，像他这样，很难说来老婆。”说到这里，银花有点嗔怪地看着向学，说：“我是有点傻吧，你们家啥也没有。还有一个条件，得看有没有婆子妈，这可重要得很。有些家里没有婆子，直接就不成了。”
农村媳妇和婆婆之间向来是水火不容，恨不得老太婆早点死掉，所以，农村婆婆才有“老不死的”之称。银花说：“那是以前，现在可不一样。要是没有婆子妈，生了小孩儿没人照顾，就得自己在家照顾，少一个挣钱的人。关键是，现在哪个姑娘愿意待在家里？所以，必须得有个妈。”
我们看着向学都笑了：“看来咱们向学还算是占一头，没有房子，至少还有个妈。”
向学带着媳妇银花在北京姐姐家住了十几天，大家都集中全力对银花好。银花和向学没有办结婚证，万一银花中途反悔了，大家也没有办法。在姐姐家住一段，到内蒙古后，向学准备带着银花先到朝侠家、恒文家住一段，然后，再到自己的修理点儿去住。大家都不敢让银花直接到向学的修理点去，怕人家一看条件艰苦，跑了。
又过几天，表姐夫青哥从吴镇回北京。他走之前，表姐给我打电话，交代我们第二天在家等着青哥，青哥要先来我家，给我送点绿豆、花生之类的特产。我们聊起家庭的情况，她说，她家的大儿子大胖今年婚姻又没成，去年春节回来也见了好几个，也没有成。表姐带着戏谑的口气给我讲：“你不知道，现在农村男娃说老婆有三句话：房子冒尖、婆子年轻、兄弟一个。房子得是两层的；婆子妈得年轻、健康，能带动孙子啊；还得是个独生子，将来啥都是自己的。你表姐现在是一样不符合。要那个二小子，可算是要坏症了。城里没房，家里房子还是平房。我自己也病病歪歪的，你说，咱拿啥去给大胖说人呢？今年必须得把房子接二层，再把大胖的人说了。现在农村娃儿们结婚可早，不像你们城里二三十岁结婚也不嫌晚。大胖1991年出生，俺们队里像他大小，就他一个人没有结婚，有的娃儿都上幼儿园了。你说，咋能不急？”
2012年5月，向学打来电话，告诉我银花已经怀孕。向学又高兴又担心。高兴的是银花怀孕了，是好事；担心的是银花天天吵着要回家，那地方太荒凉，银花受不了。向学怕银花回家后变卦了。向学的生意也不好，修刹车生意已经两个星期没开张了。另一条高速公路已开，大车不从这条路走，向学也就没有生意可做。恒文修理铺和韩叔韩婶“翠花小卖部”的那个地方要拆迁整顿，马上就要搬走。几天后，恒武打过来电话，希望我能找找在薛家湾做大生意的邻县一个老乡（我在薛家湾的时候带着恒武去和人家一起吃过饭），看那儿有没有活儿让他干。他的校油泵生意很差，已经把店里的几个师傅辞退了。今年煤矿被关很多，大车出车少，连带他的生意也很差。他必须考虑转行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