严嵩晚年失宠，威风不再，那张虎皮吓唬人的有效期最多不过二十年，每年分摊的吓唬费高达五万元人民币。这五万元花得值吗？即使可以有效地吓阻豺狼，吓得住狐狸或豹子吗？
我在段光清的《镜湖自撰年谱》上读到过一个向当铺勒索陋规的故事。道光二十八年（1848年），段光清在浙江省宁波府慈溪县当知县，遇到了三件要花钱的事：一是宁波新知府到任，二是浙江巡抚（省府一把手）到宁波阅兵路过慈溪，三是浙江学政（主教育的副省长）到宁波监考途经慈溪县境。遵循潜规则，县里照例要掏钱意思意思，偏偏县财政紧张，拿不出钱来。财政方面便向段光清请示，说慈溪有一个惯例，城乡各当铺此时都要帮贴费用，是否发文催促一下？
段光清说，此等陋规，怎么能发公文呢？你等去和他们好好商量，各当铺自愿帮贴，我便接受。如果不肯帮忙，你也别多说什么。
好好商量的结果，各当铺果然“自愿”掏钱，“帮贴公费数千串”，相当于上千两银子，而且不留文字。
我觉得我们的祖先说话特别高明。用现在的表达方式，他们的所作所为不就是乱摊派吗？但是仔细品品人家的措辞，“帮贴公费”——行为的主动发出者一举从索取方变成了掏钱方。在“公”字面前，人家“自愿”，表现出很高的觉悟和境界，这能和摊派搭界吗？帮贴不是摊派。群众的自觉行动，怎么能叫摊派？
俗话说：“灭门的知县，破家的县令。”意思是县令可以合理合法地把子民折腾到倾家荡产的地步。掌握了如此手段的县太爷和颜悦色地来了，找你商量“帮贴公费”的公事，而且又不是找你一家，公费的去向又那么尊贵，一个开当铺的，即使身上披着虎皮，真有胆量拒绝吗？毕竟那张虎皮不过是一张皮，并不是真虎，连“为虎作伥”的“伥”也不是。这“伥”也不知用什么手段从主人家弄出来一张名帖，卖了三千两银子，一旦真闹出事情让老虎知道了，他能有好果子吃吗？我在后边还要接着开头的故事讲陆太监把事情闹大后的情况，诸位自会发现“伥”们闹事也是有风险的。更要紧的道理是：当铺方面不过买了一张虎皮，只出了一张虎皮的价钱，并没有提出售后服务的要求，也没有支付售后服务的费用，难道可以指望伥们学雷锋吗？
这就是说，那家当铺每年花费五万人民币，买来的并不是全保险，而是部分保险的可能性。至于这可能性在多大程度上可以成为现实，还要看豺狼狐狸方面的后台、胆略和智慧。我们所能确信的只有一点：当铺方面最了解自己的生存环境，他们的这笔投入，应该低于因官员敲诈勒索而造成的损失的预期值。
除了吓阻作用之外，虎皮会不会有助于扩大市场份额呢？如果有这种作用，价值评估就要引进新的因素。不过，根据我的当代生活经验，生意做得好坏，与虎皮的关系不大，忽略不计也罢。我认识的某些朋友，就在自己公司里挂着某首长的题字，或者挂着与某领导的合影，或者给自己的公司找了顶红帽子，据我所知，这对他们的产品竞争力并无帮助。我在某些宾馆饭店里也见过这类当代虎皮，作为一个消费者，我知道这东西对我的选择并无影响，或许还有一些宰客欺客的负面担心——老虎总是可以引发这种担心的其实，不仅在古今中国，披虎皮的策略在整个生物界都是很普遍的，因为那是一个弱肉强食的世界。行为生态学上有一个词：“拟态”——明明是没有毒的蝴蝶，偏要长成有毒蝴蝶的模样；明明是低毒性的蝴蝶，偏要长成剧毒蝴蝶的模样。有毒的昆虫往往色彩张扬，不但不肯伪装隐蔽，反而生怕捕食者认不出自己。钱商和铺户在市场上买进卖出，和气生财，并无可靠的加害能力和防御手段，可以类比为无毒物。官员和太监可以影响行政，调动合法暴力自卫或者害人，不妨比喻为毒物。
在自然界的拟态关系中，模拟者是占了便宜的。它们无须自己制造毒素，节省了资源，又获得了近似毒物的安全度。在人类社会中，模拟者要占这个便宜，就必须分肥。铺户和钱庄老板每年要拿出部分利润，从不好惹的人手里买一身不好惹的装扮。
按说政府应该保护他们不让人欺负，国家已经征收了税费，官吏们也从国家领取了俸禄，这种私下的二次分配在名义上不应该存在。实际上这套规矩却很流行，因为欺负人的人通常就是官府中人，或者是官府支持的人。而且，三千两银子的开价表明，私下规矩的分寸相当精确。同时也表明，商人的安全很稀缺，父母官的恩情很昂贵，整个政府则既无能又昂贵。这种昂贵将抑制甚至阻塞一个新方向的摸索和进展，遏制一个在今日社会分工中极其重要的集团的成长。
三
当杨主事扯下黄纸，拆了铺户赵二的棚子的时候，他便损伤了虎皮的价值。经此一伤，假如严府的家仆再卖名片，便难以卖到三千两银子了。假如陆太监和赵二之间有某种交易，以后再进行交易的时候，太监的身价也必将下跌。根据这种逻辑推测，太监们为了维护产品的声誉和原来的价格，必须采取报复措施，为自己挽回声誉。
杨所修是什么人呢？在《明史》中，杨所修这个名字多次出现于崇祯年间，他先当谏官，又投靠著名的恶棍太监魏忠贤，给魏忠贤当鹰犬，爬到副都御史（近似监察部副部长）的高位，崇祯登基后，他又首先揭发魏忠贤以洗清自己。但是到底也没有洗干净，终于被撤职处分，最后发回河南商城县老家。崇祯末年，农民造反军攻陷商城县城，杨所修被持“大骂而死”。
此杨所修和彼杨所修是一个人吗？我考证不出来。杨所修并非常见名，同时、同名、同在中央供职的概率似乎不会太高，这两个杨所修很可能是一个人。拆棚子的杨所修的职务是“署……主事”，用现在的话说，就是“代理处长”，这或许是那个给太监头子当鹰犬的杨所修被处分后担任的临时职务。（注2）果真如此的话，这个人便不是海瑞式的清官。杨主事很难缠，但也可能被收买。
杨主事究竟该不该拆那个棚子呢？按照正式规定当然该拆，他代表的是维护皇帝尊严的秩序，这在当时是最硬气的理由。但是，从消费者和投资者的利益出发，这棚子就不该拆，因为双方都需要它。这在今天是最硬气的理由。假如这棚子侵占官道，妨碍公共交通，该不该拆就要两说了，我们要看它究竟侵占了一寸还是一丈，左右是不是早已被别人侵占，等等。不过杨主事没有强调这一点，我们也不必把事情复杂化，只管像他那样考虑维护皇家秩序即可。
即使完全为了维护皇家秩序，这棚子也是有理由不拆的。太监已经在上边贴了存放御用物品的黄纸，标明这是皇家秩序的合法组成部分。杨主事进去检查，陆太监又亲口证实了这一点，同时还签下自己的名字和职务，并无皇上追究时推卸责任的迹象。更何况，皇帝哪会管这等闲事，很难想象崇祯也像杨主事一样跑进来查看。既然拆不拆两可，杨主事为什么非拆不可？
我猜，杨主事是被神态倨傲的陆太监激怒了。你不过是一只小伥，还敢在我面前充大，你以为我是谁？
假如陆太监不充大，换一种策略，把杨主事拉到后边坐下，让随行的衙役们也在前边坐下喝一杯，然后，诚恳地告诉他，上用的东西还没有到，棚子闲着也是闲着，先租出去两天给宫里的哥们儿赚点茶钱。最后，再塞给杨主事一个红包，天热了，随便叫冰敬或瓜敬或程仪都行，总之要利益分沾，不要独吞卖虎皮的收益，更不要既当婊子又立牌坊。如此这般，此事未必不能找到两全其美的解决之道。
奈何太监们霸道惯了，非要吃独食不可；杨主事背后有真老虎，也没有忍气吞声的道理，于是矛盾升级。杨主事有备而来，当下拿赵二的棚子开刀，赌气吞了这只羊，同时也伤了与羊合伙的伥。
数日后，皇帝祭地大典的前五天，工部的部长和副部长率领一个检查团到方泽坛视察准备工作，检查团成员有工部的一些司局长，几位给事中（近似总统办公室负责监察工作的秘书），还有几位监察御史，杨主事也带着他手下的衙役随行。进入祭坛禁地后，陆太监率领打手王识货和十多个宦官拥上前来，揪住杨所修连骂带打，还扯碎了他的官服。跟随杨主事的衙役们也挨了暴打，其中一个叫董科的衙役，大概是那天拆棚子最积极的人，竟被按在地上重责二十二板，打个半死之后，又锁上关了起来。
众大臣在一旁看着这出武打戏，谁也不动。
事发后，杨主事立刻写本向皇帝告状。他说，拆除棚子是为了“净街道肃观瞻而光大典”，陆永受竟敢不遵守命令，殴打主管官员，在祭坛重地擅自行刑，这是“事出异变”。他伏乞皇上命令司礼监将陆永受和王识货一并严提究治，以维护皇家体统。
五月二日，祭地的前一天，崇祯批示，要求司礼监问明情况回报。司礼监立刻向皇上汇报了事情经过，皇上再次批示，说街道应该清理。陆永受擅自殴打官吏，属于认识问题，降三级，打二十板。工作照旧。王识货释放，别人不再追究。
此事就这样处理完毕了。
四
在我看来，这是一场打着皇家旗号，依仗合法伤害权，重新瓜分“血酬”或“血利”的战斗。血酬——破坏要素应当分到的资源——必定会有，但是分配必须公平，必须依据破坏能力的变化而灵活调整，否则就难免开战。
中国企业家创造了适应“破坏力水平”的多种生产关系形式。买虎皮算是一种简单形式。赵二不仅买了一张虎皮，还把“伥”——太监——拉了进来，这是比较紧密的合伙形式。赵二当然明白伥要吸血，但是面对吃人的毒蛇猛兽，赵二甘愿出血。为了生存，他反正要出血。在江湖黑话中，送钱就叫“上血”，每月送的陋规叫“月血”。（注3）从官吏方面看，把企业说成罪犯，挑毛病收拾企业，并不是什么难事，有这种损害权的部门可以开出一长串。于是，中国企业被迫创造出各种出血的形式。按时送钱似乎是破坏要素分肥的最常见的形式。再过二三百年，股份制在中国渐渐流行，赵二们还会与时俱进，创造出相应的“硬股”——包括黑股和权力股。所有这些生产关系形式，都体现出中国企业家“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明智。
那么，花钱买虎皮，按时主动“上血”，拉权势入伙，被迫送硬股，这一系列具有鲜明中国特色的企业应该如何称呼，以区别教科书上的企业呢？套用“硬股”和“合伙”的造词思路，我们不妨称之为“硬伙企业”——合伙对象都是那些很有害人本事或人家惹不起的硬家伙。这种企业形态的流行，表明了企业自身的欠缺——缺少抵御侵犯的能力或权利，换一个角度说，也表明生存环境中破坏因素的浓度超常增加。
硬伙企业的硬度大有差异。明朝社会是一个行政权力支配下的社会，身份等级制度严格细密，不同身份和级别的人拥有不同的权利和义务，这意味着不同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于是，硬伙企业也呈金字塔状，有特硬企业，部级硬企业，省级硬企业，还有县硬乡硬等等。上个世纪我在安徽农村调查，听说某县把产值超过一千万元的民营企业家一概定为副乡级待遇，以对抗本地小官吏的骚扰，这是硬伙企业系列中的新创造。
实际上，硬伙的损害能力和防御能力因人而异，随时变化。同样是内阁大学士，严嵩不可一世，一张名片价值三千两银子，徐阶就要弱一些。杨所修在工部当主事，缺少损害商人铺户的机会，论权势也敌不过太监，但是皇帝要举行祭祀大典，他负责清理临时建筑，损害能力和相应权势便临时壮大了。实力一变，分肥的份额就应该及时作出调整，太监不肯调整，这才打了起来。
如何评价参战各方的得失呢？被代理的皇帝大获全胜。出血的铺户鸡飞蛋打。争夺血酬的双方两败俱伤，都挨了打，都付出了血的代价，谁也没有得到好处。其中太监方面吃亏更多，除了各自二十大板基本持平外，另有降三级的额外损失。
如果总结经验教训，那么，从太监方面来说，最要紧的一条便是认清局势。虎皮可以吓唬人的，也是可以卖出好价钱的，但是要看吓唬谁。自己已然理亏了，对方又有能力直接向老虎告状，就要接受临时变化的形势，利益分享，不能太独。
从主管官员方面来说，则要注意掌握分寸，攻势不宜太猛，不妨跃马盘弓，引而不发，给对方一个讨价还价的机会，不能得理不让人，硬断人家的财路，偷鸡不成还挨一顿打。
从皇帝方面来说，则要加大挑拨离间的力度。要鼓励内官和外官互相监督，互相告状，千万不能让他们团结一致，找到合作之道。以此标准衡量，皇上应该让杨所修有所收获，值得为皇上继续得罪人。
从赵二方面来说，硬伙企业仍要办下去。虎皮还是有威慑力的，太监们的售后服务也比较认真负责。不过，合作前最好看清楚吓唬的对象，别做披上虎皮吓唬伥甚至吓唬老虎之类的买卖，否则就难免出血之后继续大出血。——如此要求赵二，真所谓求全责备，但是，百姓方面的改进余地确实所剩无几了。
2001年9月初稿，2003年1月改定
注1：参见黄冕堂：《明史管窥》，“明代物价考略”。明朝度量衡单位与公制折算，一石白米为94。4公斤，一石稻谷为70。8公斤。
注2：不过这种推测有一个漏洞。按照《明史》记载，商城县陷落时杨所修被杀，时间为崇祯十四年二月。而《竹叶亭杂记》上记载，本文引用的那份题本由杨所修本人抄录于崇祯十五年八月。存疑。
注3：见“近代江湖春典（〈海底〉摘录）”，曲彦斌《中国镖行》，附录一，第144页。上海三联书店1996年4月第1版漕口的生存策略和生存空间
一、踪迹
一天早晨，我躺在床上看周育民先生的《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平生初次见到“漕口”、“白颈”和“白规”这三个词。反复看了几遍，竟然体会到生物学家发现新物种的快乐。
周先生引用了一段湖南巡抚骆秉章（1793-1867）的奏折，介绍漕粮陋规的瓜分方式，其中出现了“漕口”一词，转抄如下：“官吏既视钱漕为利薮，刁衿劣监即从而挟持之，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人数多者，一县或至数十人，名曰‘漕口’。少不遂意，则阻挠乡户完纳，或赴上司衙门砌词控告，甚至纠聚多人，闯署殴吏，酿成事端。”（注1）
这段话给出了一个独特的社会群体的名称，介绍了这个群体的人员构成、规模和收入，描绘了他们安身立命的根基和斗争策略。下边拆开了细说。
二、安身立命的根基
明清两代依靠运河南粮北调，供应京师和边防，维持漕运近六百年。围绕着漕粮的征收和运输，生长出一套盘根错节的潜规则体系，专有名词曰“漕规”。
漕规是对法定利益分配方式的私下修改。首先修改与农民的关系，通过“浮收”多刮农民几刀；然后调整内部关系，尽量公平合理地分肥。漕规在历代都遭到禁止。我抄录过江苏省常熟县的六块禁革漕规的石碑，从明至清跨越130余年，平均每代人都要在衙门和漕粮仓库之前立碑一块，禁革之词也如出一辙地严厉而具体。
譬如乾隆十七年（1752）的禁革碑，就点出了胥吏剥刮农民的十四种花样。碑文说，如果收漕粮者“故意憎嫌，筛扬刁蹬，明加暗扣，浮收斛面，并在仓人役勒索入廒钱、筛扇钱、斛脚钱、扒钱、酒钱、票钱、铺垫等钱，并呈样米、顺风米、养斛米、鼠耗米，以及借称积谷，按石勒捐，巧立种种名色，婪OOO者，定行分别参处。”
这些入廒钱顺风米之类的花样，就是禁革前农民每年多付的漕规。
这块石碑上还点出了官员与胥吏分肥的五种花样，禁止官员向“漕总记书”索取好处：“本官不许勒取朱价、贽礼、册费、随礼、门包等项。……倘印官婪收规礼，纵容O弊，定行严参治罪。”（注2）
在抄录这些碑文的时候，我似乎能体会到立碑者的苦衷。经过数百年的博弈，谁输谁赢早已见了分晓，各个群体利害相制，摸索出了一套各自相安的规矩。百姓应该出多少血，各级官员胥吏应该分多少利，彼此形成默契，构成了稳定的均衡状态，形格势禁，改动非常之难。这六块碑本身就证明了改动之难。如果立碑真能解决问题，何必立上六块？而且碑文所禁革的一些条目居然百年不变，甚至不肯改头换面换个新名字。
在我当时的想象中，这六块碑就好像威严的皇上，肃穆地屹立在那里。如果大家愿意理睬他，他就是极其令人尊敬的。如果大家不理他，糊弄他，他就变成一块石头，又瞎又聋，动也不动。我甚至想专门写写这六块碑，追究一下它们所代表的东西是如何成为冤大头的。但是我又有一些疑惑：如果说这些石碑不管用，人们为什么还要一立再立？这是拉锯战的结果吗？沽名钓誉的企图吗？难道真的一点用处也没有吗？
看到“漕口”的谋生方式之后，我认识到石碑上面的正式规则至少有一种用处：它显示了漕规的不合法。这是潜规则分配体系的一个大把柄，“漕口”机敏地抓住了这个把柄，并且借此安身立命。
三、漕口和白颈
漕口是由“刁衿劣监”组成的。“青衿”和“监生”泛指一群“生员”级别的读书人，俗称秀才。这些人年龄差别很大，从十几岁的孩子，到六十岁的老人，只要考入府州县的国立学校就算数。入学后，每天听点名，在学官的教谕和训导下准备考举人。这些人收入微薄，正式在编的有一点廪膳（学生伙食费），大概每天两升米的样子。编外生连这点收入也没有。
在童生——生员——举人——进士的功名金字塔上，“刁衿劣监”位于倒数第二级。如果不能来个“范进中举”，他们几乎没有谋求官职的机会。老百姓早就嗅出了他们身上的穷酸气，给他们起了“穷酸秀才”之类难听的名字。这种穷苦地位注定了漕规这块肥肉对他们的吸引力，也鼓励着他们的“刁”和“劣”。
“刁衿劣监”拥有平头百姓所缺乏的优势。其一，他们读书识字，了解朝廷的法规。其二，他们生活在基层，经常与官吏交往，经常聚集在州县学校里交流议论，知道官吏们违法分肥的内幕。其三，他们与更高级别的官员往往有私人关系，可以通过他们向上反映情况，至少可以自己“砌词控告”。其四，他们已经进入吃官饭的队伍，拥有比平民更多的权利，不那么怕见官。而官吏要收拾他们，又难免惊动“教委”（学政）系统，不像收拾百姓那么容易。其五，他们人多集中，就好像现在的大学生一样，很容易通过集体行动分担风险，增强力量，暗害一两个人并不能解决问题。
总之，漕口熟悉信息通道，拥有信息优势，他们是一张可以伤害漕规的嘴。意识到这些，就可以领会“漕口”二字的贴切和传神。
这种合法的、低风险低成本的伤害能力价值几何呢？根据骆秉章的描述，漕口每人索费数十两、百两。我们假定平均索费为五十两。当时一户中农的年收入不过价值二三十两，仅凭这项收入，漕口竟可以养家糊口，过上颇为体面的生活了。漕口靠嘴挣钱，挣到的正是堵嘴的钱。
骆秉章说，多的时候，各县漕口的人数可至数十。假如他们的分肥要求不能得逞，便会采取三种对策：一、阻挠农户完纳漕粮；二、赴上司衙门控告；三、聚众闯入衙署，殴打官吏，酿成事端。
上访告状的策略是在意料之中的，不必多说。而发动群众抗粮和冲击官府殴打干部均属重罪，使用起来惊险万分，特别需要拿捏好分寸。这个分寸就是：要让分享漕规的既得利益集团认识到，如果他们不肯与漕口分肥，自己就别想继续吃肉。事情闹大了，闹到上级不得不介入，不得不公事公办的程度，漕口固然要吃亏，而既得利益集团吃亏更大，损失将远远超过漕口索取的那几百两银子。两害相权取其轻，还不如及时让步。正因为算准了让步是漕规利益集团最终的合理策略，漕口才敢铤而走险。
“漕口”是湖南人的叫法。据周育民先生说，漕口在江苏叫“白颈”。两江总督陶澍（1779-1839）在《严禁衿棍包漕横索陋规附片》说，有一种“米无升合，而白食漕规自数十两至百两者。人数最多之处，生监或至三四百名，漕规竟有二三万两，实骇听闻。”（注3）
这段话进一步证明：漕口这个社会集团普遍存在，漕口集团的规模颇为可观，集团分取的资源已经不是小数。
三、次级物种
漕粮的陋规滋养了一个庞大的利益集团，就如同牛羊之类的食草动物滋养了虎狼之类的食肉动物。这并不是我杜撰的比喻。晚清思想家魏源（1794-1857）说：“崇阳圜万山中，胥役虎而冠。凡下乡催征漕米，久鱼肉其民。”（注4）
他把勒索漕规的胥役比喻为戴着帽子的老虎，下乡催粮就是去吃农民的肉。“戴着帽子的老虎”这个比喻形象生动，似乎魏源明确意识到这种食肉动物与食草动物的根本区别。他们所吃的食物不同，生存技能不同，在食物链中的位置也不同，确实是两个物种。
顺着这个比喻想下去，漕口属于什么动物呢？道光七年（1827年），最高领导给出了定性。皇上说，由于州县找借口需索百姓，“刁绅劣衿因得持其短长，有所挟制”（注5）。皇上明察，看出漕口以食肉动物为食，在食物链中处于更高的位置。这有点像虱子和蚊子，但虱子和蚊子不仅吸虎狼的血，也吸牛羊的血，而漕口却以虎狼的血为主要食品。自然界的进化精彩纷呈，有了动物还会有专门麻痹它们神经的毒物，毒物之后还会进化出善于解毒的以毒物为食的动物，如此军备竞赛不断升级，生态体系也日趋复杂丰富，每个生态位上最终都会出现一个物种，可以充分利用那个位置上的资源流和能量流。我们的老大帝国历史悠久，社会生态的进化水平傲视全球。这个生态体系既然产生了肥硕的食肉物种，就难免产生吃他们的次级物种。
四、白规的疆界
作为一套潜规则体系，漕规私下划分了官吏集团、漕帮和农民集团的利益疆界，安排了官吏集团内部的分肥次序和分额。那么，经过反复较量，在漕口与官吏集团之间确立的利益再分配方案，又属于什么“规”呢？我们的祖先把这称为“白规”。《清朝续文献通考》卷二，田赋考二中有这样一句话：“刁劣绅衿，挟制官吏，索取白规。”（注6）
“白规”这两个字让我吃了一惊。这两个字可以理解为白食漕规，也可以理解为没有官吏身份的白丁分享漕规，还可以理解为借白吃黑而形成的分肥规则。潜规则在是暗中运行的，而白规却以曝光相威胁，这正是抓住了潜规则体系的致命弱点的一击。陶澍在给皇帝的奏折中说得明白：“仗讼分肥，以长其白规之数”（注7），白规依靠公开打官司的威胁而扩大分肥的数额。在对祖国语言的反复品味中，我再次感到一种智慧的存在，这种智慧如此清晰明辨，如此深刻入微，如此宽广博大，简直无处不在。
漕口这个物种的发展前景如何呢？如果接着上边那段引文抄下去，在“索取白规”之后，我们可以看到“刁劣绅衿”继续发挥优势：“大户包揽小户，小户附托大户，又有包户之名。以致畸轻畸重，众怨沸腾，纷纷滋事。”（注8）
这就是说，被敲诈勒索的小户人家认为漕口可以提供保护伞，便纷纷投靠他们，请他们代交漕粮，以避免官吏的敲诈。漕口也愿意包揽此事，于是进化为“包户”。这也是可以理解的。小户喂一个漕口肯定比较便宜，漕口一人独吞也肯定比分肥的收益高，这是双赢的局面。但是漕口如此一包，官吏的敲诈面缩小了，为了维持原有利益，只好加大敲诈力度。没有找到保护伞的小户便遭到了更凶狠的搜刮，造成了畸轻畸重的局面，众怨沸腾了。
闹事意味着给省级领导添麻烦。事情闹大了，漕运的期限和漕粮的质量也要受影响，这意味着给中央添麻烦。于是，负责漕运的省领导就要处理漕口，平息事态。负责教育的省领导却认为不公平，漕运方面严重违法乱纪，自己不思改正，板子竟打到我们秀才的屁股上？事情闹了上去，圣旨下来，在重申漕运纪律的同时，要求严肃处理漕口，三百一十四名秀才受到严重警告（注9）。漕口方面的扩张势头受挫，生态平衡有所恢复。
五、简短的评说
漕口敲诈官吏，官吏自然仇视漕口。但是从百姓的角度看，漕口到底是好人还是坏人呢？对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恐怕要算好人。比起官吏的敲诈来，漕口的代理费比较低，为小民提供了富于竞争力的选择。对于未曾攀附漕口的小户来说，他们就不能算好人了，因为他们把贪官污吏都赶了过来，自己的负担因而加重了。由此可见，如何评价漕口，取决于百姓被敲诈的总额（漕规总量）是否可以压下来，但这又不是漕口所能决定的。漕规的总量取决于百姓与官家的总体关系。
如何评价漕口这类物种，至今仍是一个见仁见智的问题。
2000年5月30日，浙江省温州市龙湾区一审法院公开审理了号称“地下组织部长”的陈仕松案，判处他有期徒刑14年。据说，陈仕松有一手“恶毒的政治流氓手段”，他通过跟踪、盯梢干部，探挖他人隐私，以此要挟、控制干部。他凭借这一“绝招”，逐渐成为瑞安市的“头面人物”。几年中，帮助4名干部提职（两名副县级、两名科局级），帮助多名“受益人”谋取不正当利益。
老百姓如何看待此事呢？重庆《商界》杂志上一篇署名浩之的文章介绍说：当地媒体报道说，陈仕松被捕后，群众无不拍手称快。但记者接触当地百姓后，发现单纯拍手称快者不多，人们在如何看待这一人物时都有自己的思考。
他们首先认为，陈仕松不是一个好人，从纪检部门对他的查证情况看，他的行为已触及到有关法律，但需要提及的是，如果没有他，包括市委书记叶会巨在内的瑞安十几名局级以上的腐败官员就不会这么快落网，有的甚至会隐藏一辈子。从这个角度讲，陈仕松是有功的，他把我们纪检部门应该做而没有做到的事情给做到了。尽管他的手段是违法的，目的也是错误的，但人们更关注十几个腐败分子被揭露这一社会效果。
其实，如果我们较真，“十几个腐败分子被揭露这一社会效果”也可能引发争议。设身处地替百姓想想，倘若牧羊的反正都是狼，羊群到底喜欢肥狼还是饿狼呢？
2002年3月10日
注1：骆秉章《沥陈湖南筹饷情形折》，《骆文忠公奏议》卷12，转引自周育民《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35页，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12月第1版。
注2：见《江苏省明清以来碑刻资料选集》，第647-649页，转引自洪焕椿：《明清苏州农村经济资料》第571页注3：《陶澍集》，上，第68页，岳麓书社1998年8月第1版注4：《湖北崇阳县知县师君墓志铭》，《魏源集》上册第338页，转引自《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34页。
注5：《复奏苏省钱漕查禁帮费陋规折子》，《陶澍集》，上，第81页注6：转引自《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38页。
注7：《陶澍集》，上，第70页
注8：《晚清财政与社会变迁》，第139页。
注9：参见《陶澍集》，上，第69页，第76、77页，第79页白员：一个无名集团的胜局
一、正名
2002年春节期间，我闲翻顾炎武的《日知录》，忽然被一句话触动，心中大震，绕室疾走，浮想联翩。下边抄录这段话（括号内为引者注释）：“一邑（县）之中，食利于官者，亡虑（大约）数行人（古军旅一行为25人），恃讼烦刑苛，则得以嚇射人钱。故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
这里描绘了一种常见现象：官家的一个名额，总要由六七个人共用。那么，我问自己，这多余的五六个人及其所属的集团叫什么名字呢？
现代汉语称这五六个人为“超编人员”，古汉语把多余的公家人称作“冗员”。超出三五成不妨如此称呼，如今多余部分是正额的五六倍，究竟谁超谁？谁是谁的“冗”？最不像话的是：“超编”和“冗员”一样，都特别强调了这个集团的附属性质，似乎他们只是赘肉，没有脑袋和四肢，不是一个相对独立的利益主体，没有自己的追求和生命，竟不肯从正面给人家起一个名字。这样做有助于掩饰重大问题，却很不公道。
其实，描述这个集团的文字并不少见，各个分支的学名和诨名也传下来不少，例如“传奉”、“小书”、“白书”、“帮虎”、“小牢子”、“野牢子”、“白役”等等。其中较有概括性的是“白役”。“白”可以理解为白丁或白干，非官身而做官事，不领工资而做官事，这就是白役。《汉语大词典》将白役定义为“编外差役”。
我国古代官府的干部职工分为官、吏、役，“白书”单指编外书吏，见于清代四川巴县档案 ，词典和正史上都查不到。“白役”一词流行稍广，却偏指差役。这两个词中都没带官员的位置，很不尊重领导。为了弥补这个缺陷，我们不妨依据“白役”和“白书”的造词法 ，生造它一个“白员”。“白员”是白役和编制外官吏的统称。
我有一个猜想：中国历代兴衰，与这个未曾命名的社会集团有密切的反比关系——白员兴则社稷衰。而且，历代都不缺少明白这个道理的人，却又根除乏术，屡战屡败。在为这个猜想求证的过程中，我发现自己做过五六十条与白员相关的笔记，又几十次上百次地视而不见，与这个规模超过官吏集团的庞然大物擦肩而过，真所谓“有眼不识泰山”。这回不能再让它溜了。
二、朱元璋的发现
洪武十九年（1386年），松江府的吏卒违法害民，都察院穷追根由，揭露出一个特殊群体。
都察院近似如今的监察部。松江府位于今日的上海市松江县，下辖上海县和华亭县。 如果以当政年头计算，洪武十九年相当于共和国的1968年，正是文化大革命如火如荼的年代。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干劲十足，试图建立一个干净的社会，在审案子的时候讲究“瓜蔓抄”，刑讯逼供，内查外调，最多时一个瓜竟能牵扯出两万多个大瓜小瓜。这次在松江府顺藤摸瓜，又牵扯到苏州府，结果发现了一个2871人的害民集团。
朱元璋详细描写了这个发现。他说，松江府有一批不务正业的人，专门依附衙门里的役吏皂隶，借官府之威害民。这些人自称小牢子、野牢子、直司、主文、小官、帮虎，仅松江一府就有1350名，苏州府还有1521名。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知农民的艰辛，农忙时下乡生事。芒种正是栽种季节，他们拿着官府批文找到农民，从水车上把人锁下来，或者从农民手里夺下秧苗，锁人出田。
朱元璋还详细剖析了“牢子”（近似如今的狱警）职位上的猫腻。朱元璋说，牢子分三等，有正牢子、小牢子和野牢子。正牢子是编制内的正役，小牢子和野牢子都是不务正业之徒，这样的人仅松江府就有九百余名。
皂隶（衙门内的差役，近似如今的法警和刑警）的职位上也有猫腻。编制外的皂隶叫“小弓兵”和“直司”。小弓兵大概相当于皂隶职位上的临时工，“直司”的地位排在小弓兵之后，可能属于二等临时工。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似乎也像如今一样，位子坐稳当了，就想把脏活累活交给临时工做。临时工干久了，位子也坐稳了，又会招徕和支使二等临时工，同一职位上就可以形成三个等级。
正吏的职位上也有编外人员，朱元璋提到过“主文”和“写发”。我无法确定这些人的数目和身份等级，但从清代巴县档案看来，同一职位上也存在三个等级。四川巴县的正吏（典吏）不过15名，一等临时工（半正式工）“经书”常有200多人，二等临时工“清书”和“小书”是经书的徒弟，统称白书，数目与师傅相近。
朱元璋说，这些人不务士、农、工、商这四项正业，也就是说，不属于上述四大社会集团。那他们属于什么集团呢？朱元璋将他们统称为“帮闲在官”之徒。这个“闲”字用得好。本来官吏和衙役集团已经满额了，日子过得颇闲在，他们偏要去帮。不过“帮闲”二字在明朝以前已经有主了，专指那些帮助阔人消闲的门客，朱元璋创造的术语未能普及。
朱元璋逮捕了这个害民集团的2871人，但他认为并没有抓干净。据他估计，“若必欲搜索其尽，每府不下二千人。”
明朝初年松江一府二县，不过三个衙门，如此平均下来每个衙门就有六七百位白员。明朝一个县的正式官员不过四五位，再加上十几位吏，县级衙门的“经制”名额不过二十左右，此外还有约二百名额设衙役 ，而“帮闲在官”的人竟然超过这个数字的三倍。
顾炎武说“一役而恒六七人共之”，说的是明末。明初吏治森严，腐败不那么严重，白员为正员的三倍。我在李昌平《我向总理说实话》一书中看到，2000年，湖北监利县容城财政所的正式编制为30多人，实际工作人员140多人，编外人员是编内人员的三四倍。 不如明初，却好于明末。
三、赶尽杀绝
面对白员集团，朱元璋的反应极为凶狠，杀手叠出。
朱元璋说，竟有官员敢在朝廷法令之外巧立名目，起用闲民当“干办”和“的当”。官员擅自起名，闲民擅自承当，这是乱政坏法，罪当处斩。今后捉拿进京，官员和闲民一概斩首于市。
没过多久，朱元璋就觉得仅仅砍当事人的脑袋不解气了。他说：如今的官府故意违反法律，滥设无藉之徒。这些人自称“的当”、“干办”、“管干”，出入城市乡村，祸害百姓比虎狼还厉害。……今后再有敢这么干的，“的当”本人、“管干”本人、“干办”本人，连同政府官吏，族诛。
灭族？灭族。《大明律。吏律。滥设官吏》规定，对滥设编外人员的官吏，最重处罚是杖一百、徒三年。明朝立法严酷，已经比唐朝规定的徒刑增加了一年。至于钻营滥充者，《大明律》规定杖一百、迁徒。容留（错误轻于滥设）滥充者的官吏，最多杖一百，不判徒刑。朱元璋竟不加区别，一概满门抄斩。
朱元璋不仅立下严刑酷法，还发动群众保障实施。
《大诰续编。吏卒额榜第十四》规定：今后，各省、府、州、县衙门的官员，必须把应役皂隶的名额张榜公告，让民众知道。公告最后还必须声明：“除榜上有名外，余有假以衙门名色，称皂隶、称簿书者，诸人擒拿赴京。”为了鼓励百姓替他捉拿白员，朱元璋悬下重赏：“所在乡村，吾良民豪杰者、高年者，共议擒此之徒，赴京受赏。若擒‘的当’人一名，‘干办’人一名，‘管干’人一名，见一名赏钞二十锭。的不虚示。”
洪武十八年的二十锭等于一百贯钱，如果不考虑次年出现的通货膨胀，这笔钱可以买到七八千斤大米，价值六七千元人民币，似乎比务农的收益高。
后来朱元璋又提高了赏格。《大诰续编。闲民同恶第六十二》规定：闲民私下擅称名色，与官吏共同祸害老百姓的，族诛。如果被害人告发，将犯人的家产赏给首告人。有关官员凌迟处死。
《大诰》是朱元璋亲自处理的各类案例的汇编，其地位相当于“文革”或“严打”时期的暂行法规。《大诰》像《毛主席语录》那样发行全国，朱元璋要求人人学《大诰》，家家户户有《大诰》，这就在全国城乡撒下了天罗地网。
如果把这种局面比喻为一盘棋，那么，延续千年的棋局上出现了朱元璋的新杀着。除了皇帝之外，对局者还有白员集团、百姓和官吏集团，且看他们如何动作。
四、当白员的利害计算
知道了在衙门“钻营滥充”的法律风险，还应该理解钻营的实际好处。
《儒林外史》开篇就写到几位衙役，百姓尊称其为“老爹”，能和他们一起喝回酒，便是值得炫耀的光荣。他们的真实收入，据《儒林外史》第二回对一位快班衙役（近似刑警）的介绍：“李老爹这几年在新任老爷手里着实跑起来了，怕不一年要寻千把银子！只是他老人家好赌，不如西班黄老爹，当初也在这些事里玩耍，这几年成了正果，家里的房子盖得像天宫一般，好不热闹！”
与此对照，这一回说到教书先生的收入，每年的馆金不过十二两银子。李老爹一年的进项，顶教书先生的83年。这并非特例。据统计，清朝四川巴县典吏的平均年收入超过一千两白银，巴县差役的平均收入也在一千两左右 。按说，三班衙役的名义收入从六七两到十二两不等，未必比得上教书先生，但他们有机会捞外快。
不仅教书不如当衙役，开小商店也不如。（明）西湖渔隐主人《欢喜冤家》第九回说到一个合伙开南货店的小商人的收入，以三百两银子为资本，经营有方，每年可以赢利一二百两（明朝的二百两银子以粮价折算约四五万元人民币，银子在清朝的购买力渐趋走低，这里不作购买力比较），而这不过是李老爹的五分之一。有了这样的比较，我们可以想见钻营的强度和朱元璋严防死守的难度。
李老爹大概是正身衙役，而且负责抓人，格外容易混好。他的地位和收入可以引来白役，却不能代表白役。晚清退休官员李榕曾经给父母官写信，详细描绘差役（白役）是如何谋生的，下边将几段内容再抄一遍： “剑州（今四川剑阁县）有查牌差役，或四五人，或七八人，四散于乡，不知其差自何时，所查何事，乡人但呼之曰查牌而已。所到之处，市镇街坊头人，或为具酒食，或量给盘费。临路小店及乡僻零星之户，必索一餐。自道其苦差，而亦莫敢有抗之者。遇有酗酒、赌博、偷窃瓜果鸡狗之贼，乡愚不忍小忿，若辈窜入其中，横架大题，动辄黑索拘拿，视其肥瘠而讹之，从未有事发到官者。”
这段文字介绍了三种收入：一、酒食或一餐饭。无论有事无事，工作餐已经有着落了。二、市镇街道的首脑们支给的盘费。这是比较有保证的日常现金收入。至于当地领导如何摊派这笔钱，那是他们的事。三、讹诈酗酒、赌博和偷鸡摸狗者。我们知道，抓赌至今仍是基层干警和联防队员额外收入的来源。至于其他轻微犯罪，只要竹杠敲得恰当，也可能出一笔小财。凭借以上收入，大概可以混到温饱和小康之间。
“近年有私磺小贩由广元趋中坝（今四川江油）花爆房，路经下寺巾子山一带，屡为旗牌诈索，地方无赖子弟相与串通分肥。小贩累向舍下泣诉，但有令其改业，慰而遣之。亦更无人焉向查牌理论者。以此，若辈之胆愈横。”
这是拦路敲诈硫磺运销税。硫磺用于生产火药和爆竹，属于违禁品，犯者以贩卖私盐论处。有了合法伤害的依据便容易敲诈。这项收入想必更丰厚也更稳定，以至当地的“无赖子弟”也能“相与串通分肥”。无赖算什么呢？如果查牌差役是正役，无赖就是白役。如果查牌已经属于白役，无赖就是二级白役，就好像小牢子下边的野牢子。无赖熟悉当地情况，可以增加查牌收入并分担查牌的辛苦，接纳他们想必是合算的。由于这些人有权合法伤害他人，百姓不敢对抗，他们的胆子也越来越大：“昨闻街坊某酒店，查牌直入，收取其壶，撞击酒家翁，口称：‘台尊示禁（州县领导宣布禁令），天旱粮贵，不得煮酒熬糖。’掉臂径去。今日下寺业酒之户咸来舍下，问讯煮酒究犯何法，我辈资本所关，讵能歇业？且闻查牌在乡已诈某家钱若干矣。”这是合法伤害权的更加主动和放肆的应用。合法伤害权，确切些应该叫“低风险伤害能力”，以强大的国家机器为后援，行使者个人承担的成本很低，风险很小，造成伤害的能力却很巨大。差役们找上门去，口称奉领导之命，以禁止营业相要挟，勒索钱财。平民百姓信息不通，很难估量告状的成本和成功率，因此，在停业、告状和贿赂之间，三害相权取其轻，行贿是很正常的。合法伤害权的价值就是由避免伤害的费用确定的。当然，假如有办法降低告状的成本，比如找到请乡绅李榕给州县领导写信告状之类的便宜途径，那么，贿赂的数目就会被这种便宜所限制并压低。在“三害相权取其轻”的格局中，次轻之“害”封住了合法伤害权价值的上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