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下的人静静地听着。劳工运动在和平问题上有分歧。1914年8月3日，拉姆齐・麦克唐纳在议会上发言反战，两天后宣战时，他便辞去了工党领袖的职务，从那以后，党内的国会议员便开始支持战争，跟他们的大部分选民一样。不过，工党的支持者往往是工人阶级中最不稳定的一类人。还有少数人强烈支持和平倡议。
一开始，菲茨先谈英国傲人的传统。他说，数百年来英国一直维持着欧洲的力量平衡，通常与势力较为薄弱的国家站在一起，确保没有任何国家凌驾他国之上。“德国总理没有提到和平解决的任何条件，但任何讨论必须从目前的势态出发，”他说，“现在就谈和平意味着法国蒙羞，领土被强占，比利时成了一个附属国。德国便纯粹靠军事力量主宰了这块大陆。我们不能让这种事情发生。我们必须战斗到最后胜利。”
讨论开始后，伯尼说：“菲茨赫伯特伯爵是纯粹以个人身份，而不是以一位军官的角色参加会议的。他向我承诺，听众中的现役士兵不会因为自己说的任何话受到纪律处分。事实上，我们也只能在这个基础上邀请伯爵出席会议。”
伯尼自己提出了第一个问题。像往常一样，这问题问得很好。“如果法国蒙羞，失去了领土，那么，根据你的分析，这将动摇欧洲的稳定，菲茨赫伯特伯爵？”
菲茨点点头。
“然而如果德国蒙羞，失去阿尔萨斯和洛林的领土——它无疑会失去这些，就会让欧洲变得稳定？”
菲茨一下子被问住了，艾瑟尔看得出来。他没想到在东区会遇到如此强烈的反对意见，一时不知如何处理。他在智力上不是伯尼的对手。她为他感到有些难过。
“两者有什么区别呢？”伯尼最后说。听众中的和平派低声赞同着。
菲茨迅速恢复过来。“当然有区别，”他说，“德国是侵略者，是野蛮的军国主义者，他们行径残忍，如果我们现在进行和谈，等于奖赏这种行为，鼓励他们以后也采取同样的方式！”
这些话引发了听众中另一派人的欢呼，菲茨的面子保住了，但艾瑟尔觉得论辩有些无力，这时茉黛直接站起来说道：“战争的爆发是不是某一个国家的错？”她说，“指责德国已经成了一种习惯做法，我们那些宣扬军国主义的报纸也大肆鼓励这类神话。我们记得德国入侵比利时，谈论起来似乎发生得毫无缘由。我们忘记了六百万俄国军队在德国边境展开动员。我们忘记了法国拒绝宣布中立。”有几个人发出嘘声。
艾瑟尔不屑地想：当你告诉别人他们头脑简单，就别想着得到喝彩。
“我不是说德国无辜！”茉黛抗议道，“我是说没有一个国家是无辜的。我是说我们是不是在为争取欧洲的稳定而战，或者为了比利时伸张正义、为了惩罚德国军国主义而战。我们发动战争是因为我们太过傲慢，不敢承认我们犯了一个错误！”
一个穿军服的士兵站了出来，是比利。艾瑟尔感到很自豪。
“我参加了索姆河战役，”他开始说，听众们一下子安静下来，“我想告诉你们，为什么我们在那儿损失了那么多人。”艾瑟尔仿佛听见了父亲那强有力的嗓音和沉稳的自信，她意识到比利完全可以成为一位了不起的布道者。“我们的军官告诉我们，”他伸出一根指头指着菲茨，“这次进攻就跟在公园里散步一样容易。”
艾瑟尔看见台上的菲茨不安地在椅子上挪动着。
比利继续说：“他们说我们的炮火已经摧毁了敌人的阵地，破坏了他们的战壕，炸垮了他们的防空洞，等我们到了那边，除了德军的尸首以外什么都不会看到。”
艾瑟尔观察到，他说话时并非对着讲台上的人，他看着自己的周围，热切的目光扫视着全体听众，让他们将注意力全部集中在他身上。
“他们为什么要跟我们说这些？”比利直直地盯着菲茨，刻意强调着，“因为这些都不是真的。”听众中发出低声的赞同。
艾瑟尔见菲茨的脸色阴沉下来。她知道，对于菲茨这个阶层的人来说，被指控说谎是最重的侮辱。比利也了解这一点。
比利说：“我们跑进枪林弹雨里，发现德国的战场并没有被摧毁。”
听众不再沉默无声，有人喊了一句：“可耻！”
菲茨站起来要说话，但伯尼说：“请稍等一下，菲茨赫伯特伯爵，先让发言的人说完。”菲茨坐了下来，使劲摇着头。
比利提高了嗓门：“我们派出过空中或是地面巡逻兵去检查德军阵地的情况吗？如果没有，那又是为什么？”
菲茨再次站了起来。下面有人欢呼着，也有人发出嘘声。他说：“你根本不理解！”
但比利的声音占了上风。他大声喊道：“如果他们知道真相，为什么告诉我们的情况正好相反？”
菲茨喊叫起来，半数听众都在叫嚷，但比利的声音还是能被听得清清楚楚。“我问一个简单的问题！”他吼道，“我们的军官是傻子，还是骗子？”
艾瑟尔收到菲茨的信，带纹章的昂贵信纸上，他的字迹大而自信，他没有提起阿尔德盖特的事，只是邀请她第二天，也就是12月19日星期二到威斯敏斯特宫，在下议院的旁听席上听劳埃德・乔治担任首相后的第一次演讲。她十分兴奋。她从来没有想过自己能去威斯敏斯特宫，更别说听她崇拜的英雄讲演了。
“你觉得他为什么会邀请你？”当天晚上伯尼说，他的问题总是一语中的。
艾瑟尔想不出合适的回答。纯粹的善意从来不是菲茨会做的事。当他觉得合适的时候，他就会十分慷慨。伯尼很机灵，怀疑他有所图。
虽然伯尼的个人直觉不如他的聪明头脑，但他已经察觉到菲茨和艾瑟尔之间有着某种联系，作为回应，他的举止开始变得亲密起来。不是什么过分的事，因为伯尼本来就不是这样的人，他只是握着她的手，时间稍稍长了一点，靠得比舒适的距离近一些，说话时拍着她的肩膀，在她走下台阶时托着她的胳膊肘。突然的不安让伯尼本能地做出昭示所有权的动作。不幸的是，每次他一这样，她便发现自己很难不退缩。菲茨已经冷酷地提醒过，她对伯尼并没有感觉。
星期二上午十点半，茉黛走进办公室，整个上午她们都一块儿工作。茉黛无法在劳埃德・乔治发表演说前拟定下一期的头版，但还有不少其他东西需要刊出：招工信息、托儿广告、格林沃德医生有关妇女和儿童健康的建议、菜谱，以及读者来信。
“参加了那天的会议以后，菲茨都快气疯了。”茉黛说。
“我告诉过你，他们一定不会让他好过。”
“那他倒不介意，”她说，“只是，比利称他是个骗子。”
“难道你不觉得是因为比利说得更有根有据吗？”
茉黛苦笑了一下：“也许吧。”
“我只希望他不会让比利吃苦头。”
“他不会，”茉黛确定无疑，“那就破坏了他的承诺。”
“好。”
她们在米尔恩德路的一家咖啡馆吃了午餐，招牌上写着“司机们用餐的好去处”，里面也的确坐满了卡车司机。柜台后面的招待员对茉黛笑脸相迎。她们要了牛肉牡蛎饼，便宜的牡蛎用来弥补牛肉的不足。
随后她们搭公交车横穿伦敦去西区。艾瑟尔抬头望着大本钟的巨型表盘，时间是三点半。劳埃德・乔治将在四点钟演讲。他现在掌握着结束战争、挽救数百万生命的权力。他会这么做吗？
劳埃德・乔治一直在为工人阶级的权益战斗。早在战前他就与上议院和国王斗争，争取实行养老金制度。艾瑟尔很清楚这对身无分文的老人们意味着什么。支付养老金的头一天，她亲眼见到那些曾经身强力壮，如今弓腰驼背的退休矿工走出阿伯罗温的邮局，一个个喜极而泣，因为他们再也不用受穷了。劳埃德・乔治从此成了工人阶级的英雄。上议院本来打算把这些钱花在皇家海军上的。
我可以为他写今天的讲稿，她想。我会说：“无论是一个人还是一个国家，在某个时刻，都有权利说：我已经尽了最大程度的努力，再也没有任何办法了，因此我将不再继续，而是选择其他道路。在刚刚过去的一小时里我已经命令我们在法国的部队全线停火，先生们，枪炮已经沉寂。”
这是可以做到的。法国人会异常愤怒，但他们不得不加入停火，否则，如果英国单独讲和，他们孤军奋战必然会失败。和平解决对法国和比利时来说难以接受，但与损失几百万人的生命相比，实在微不足道。
这项使命需要卓越的政治才能。这也将是劳埃德・乔治政治生涯的结束——选民不会推选输掉战争的人。但这是多么了不起的离职啊！
菲茨正在中央大厅等着她们。格斯・杜瓦跟他在一起。毫无疑问，他也跟其他人一样，急于了解劳埃德・乔治将会对和平倡议作出何种回应。
他们经过长长的楼梯进入旁听席，坐在可以俯瞰整个辩论室的位子上。艾瑟尔的右边是菲茨，左边坐着格斯。在他们下面，两边的绿皮椅子里已经坐满了国会议员，除了前排少数几个位子空着，那通常是留给内阁成员的。
“所有议员都是男人。”茉黛大声说。
一位穿着宫廷制服、配了过膝天鹅绒马裤和白色长袜的引座员，热心地发出嘘声：“请安静！”
一位后座议员[3]站了起来，但没人关心他说了什么。大家都在等着新首相发言。菲茨悄悄对艾瑟尔说：“你弟弟侮辱了我。”
“可怜的人，”艾瑟尔挖苦道，“你感情受到伤害了？”
“要是以前，决斗是少不了的。”
“现在是二十世纪了，有更明智的办法。”
他没有因为她的轻蔑而动摇：“你弟弟知道谁是劳埃德的父亲吗？”
艾瑟尔犹豫了一下，她不想告诉他，但又不愿撒谎。
见她欲言又止，他便猜出了答案。“我明白了，”他说，“看来他侮辱我是有原因的。”
“我觉得你不用找其他理由，”她说，“索姆河发生的事情足以让士兵们愤怒，你不觉得吗？”
“他傲慢无礼，应该受到军法审判。”
“可你答应过不会……”
“是的，”他生气地说，“不幸的是，我答应过。”
劳埃德・乔治走进了辩论室。
他身形瘦小，穿着一件正式的男士常礼服，过长的头发有点蓬乱，浓密的胡子现在已经全白了。他今年五十三岁，但步子轻快有力。他坐下来对后座议员说了句话，艾瑟尔看见了他那种经常出现在报纸上的熟悉微笑。
四点十分，劳埃德・乔治开始演讲。他解释自己声音沙哑是因为喉咙痛。停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我今天来到下议院，肩上担负着任何一个活着的人所能承担的最为可怕的责任。”
这是个不错的开场，艾瑟尔想。至少他不会像法国和俄国那样，将德国的建议看作无关紧要的把戏或是干扰。
“任何一个人或一些人，放纵这场冲突，或者是在没有充足理由的情况下肆意延长这场可怕的冲突，那么他灵魂所担负的罪孽就连大洋之水都无法洗清。”
他用了圣经般的词句，艾瑟尔想，犹如在一个浸礼仪式上提及洗刷罪恶。
不过，像所有布道者一样，他随即作出相反的陈述：“任何一个人或一些人，如果出于疲惫和绝望，而不是崇高目标，放弃我们因理想而投身的事业，而且这项事业已经接近完成，那将会是任何一位政治家所能犯下的损失最为惨重的怯懦之罪。”
艾瑟尔感到如坐针毡。他到底会倒向哪边？她想到了阿伯罗温接到电报的那一天，似乎又看见了那一张张丧亲的面孔。劳埃德・乔治，以及所有的政治家，如果他们做得到，应该不会让这种令人心碎的情景继续吧？否则，作为政治家还有什么意义呢？
他引用亚伯拉罕・林肯的话说：“我们为了达到一个目的而接受这场战争，一个有价值的目的，目的达到了，战争也就随之结束。”
这是个不祥之兆。艾瑟尔真想问他这目标是什么。伍德罗・威尔逊问过这个问题，直到目前还没有得到回复。现在给不出答案。劳埃德・乔治说：“我们是否有可能通过接受德国总理的邀请来实现这一目的？这是我们必须面对的唯一问题。”
艾瑟尔感到沮丧。如果没有人知道这场战争的目的是什么，那将如何讨论这个问题呢？
劳埃德・乔治抬高了嗓门，以一种布道者讲述地狱般的口吻说道：“如果在德国宣称胜利，而我们不清楚其提议内容的情况下，接受了德国的邀请展开协商……”说到这儿，他停顿了一下，扫视全场，先是身后的自由党，再转向右边，然后朝向对面的保守党，“那就是把脑袋伸进德国人手上牵着的套索之中！”
议员们发出一阵赞同的呼声。
他拒绝了和平建议。
坐在艾瑟尔旁边的格斯・杜瓦，把脸埋进了自己的手里。
艾瑟尔大声说：“多少像阿伦・普里查德那样的年轻人在索姆河被杀，有人关心过这个吗？”
引座员说道：“那边，安静！”
艾瑟尔站了起来：“先知・琼斯中士，战死！”她大喊着。
菲茨说：“安静，快坐下来，我的老天！”
辩论室下面，劳埃德・乔治继续说着，但有一两个议员仰头朝旁听席上看过来。
“克莱夫・皮尤！”她使出全力大声喊道。
两个引座员朝她走过去，左右一边一个。
“斑点・卢埃林！”
引座员抓起她的胳膊，连推带搡把她赶了出去。
“乔伊・庞蒂！”她尖叫着，被他们拉到了门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