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艾，你这逆臣胆敢无视国家法律！既已擅自破坏囚车，便是逃犯了！”
“田续，你什么意思？老夫被钟会陷害，现在钟会已死，难道你不知道吗？”
田续暗想：魏军最高统帅已是卫瓘，成都再也没有你的位置了。他举起手中的剑，登时，数千魏军不由分说向邓艾掩杀过来。
邓艾一边拼死抵抗，一边高喊：“老夫是大魏忠臣！”但他寡不敌众，没过多久，他和儿子邓忠俱被田续所率的魏军杀死。同时，师纂也死在乱军之中，这个人因为性格刻薄得罪了很多人，死时被砍得体无完肤。
邓艾作为被司马懿起用的名将，在三国晚期颇受瞩目，不过，这位战术天才有着极大的性格弱点。邓艾被杀后，司马昭担心雍州政局动荡，于是派幕僚唐彬前往雍州体察民情。唐彬返回后向司马昭禀道：“邓艾性格强横刻薄，顺从者被提拔，直言抗争者被罢黜，就算是他的亲信僚属也常被羞辱谩骂。雍州军民听到他被杀的消息无不拍手称快，完全没有动乱的可能。”
唐彬这番话一语中的，邓艾正因为强横的性格死于非命，在他死后，经他治理多年的雍州军民无人替他出头。又过了几年，雍州遭到西部羌族游牧部落的侵略，当地百姓全都躲到了邓艾修筑的防御工事中。
“多亏当年邓艾修建城防，咱们才得以保全性命。”雍州人开始念叨邓艾的好，可在此前，邓艾却因大兴劳役修筑城防搞得百姓怨声载道。
邓艾死后三年，西晋议郎段灼上疏为邓艾平反：“邓艾心怀忠义却被扣上叛逆的罪名，平定巴蜀反受诛灭，着实可悲！他不幸有这样的结局，全是因为他刚强急躁的性格所致……他一个年近七十的老翁，怎么可能会谋反？臣建议重新肯定他的功绩，册封邓氏子孙，宽赦黄泉中的冤魂，令天下知晓邓艾的忠义。”
段灼为邓艾平反的奏疏被晋武帝司马炎拒绝了。在段灼上疏后的第六年，也就是邓艾死后九年，西晋朝廷才总算下了封诏书：“邓艾立下大功，他的子孙不幸沦为平民，朕哀怜他们，故此，封其嫡孙邓朗为郎中。”看得出来，晋朝为邓艾平反有些勉强，最后只封邓朗做了个芝麻大的官，实在有点小家子气。邓艾的结局，和蜀汉名将魏延颇有相似之处。因为在西晋时，卫瓘手握重权，倘若为了正义和公理给邓艾平反，肯定会侵害到卫瓘的利益，这对朝廷来说实在是得不偿失。
无论如何，邓艾在死后第九年总算洗刷掉谋反的罪名，虽然这对他已经毫无意义了。
回到公元264年3月，邓艾、钟会、姜维，这三个魏国和蜀国首屈一指的实力派重臣，竟全部在几天内命丧黄泉。他们没有战死沙场，却因身陷错综复杂的阴谋败亡，不能不令人惋惜。而当初三位魏军统帅中，如今只有战术失败、被钟会陷害的诸葛绪成为唯一的幸存者，实在是因祸得福。西晋时，诸葛绪官至太常、卫尉，其后代也都显达于世。
再说卫瓘，他凭借剿灭钟会、平定成都之乱的功绩，后成为西晋重臣。卫瓘之所以功成名就，除了他卓越的谋略外，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在历史奔腾不息的长河中，他顺势而为，敏锐地站在正确的立场。不过，当杜预得知卫瓘谋杀邓艾的消息后，也忍不住叹息：“卫瓘身为名士，位居总帅，不以正道统御部下竟干出这种事，肯定会受到世人的谴责。”
在这里，必须要讲的还有卫氏家族在中国书法界举足轻重的地位。卫瓘的父亲名叫卫觊，擅长篆、隶、草书，更能写商朝晚期的古文字，他和书法巨匠钟繇比肩。到了卫瓘这一代，其在书法上的造诣已远胜过钟繇之子钟会。唐代张怀瓘在《书断》中将卫瓘的章草书列为“神品”，又将卫瓘的行草、小篆、隶书列为“妙品”，评价极高。卫瓘在卫氏家族的书法流派中起到承上启下的重要作用，也是卫氏书法的奠基人。可以这样说，卫瓘在谋略和书法两方面均技压钟会一筹。但是，钟氏书法并没有随着钟会的败亡衰落下去，相反，正是卫瓘的侄女卫铄（世称卫夫人）继承了钟繇书法的衣钵，卫夫人集钟氏和卫氏两家书法流派之大成，又把自己的书法精髓传授给了一位著名的琅邪王氏族人。这人的书法造诣由此登峰造极，正是被后世称为“书圣”的王羲之。
关于卫氏和钟氏两族的纠葛以及书法传承先说到这里，在后面，还有很多关于卫瓘的故事。
另外，卫瓘最初能担任钟会监军得益于荀勖的推荐，钟会被诛灭归功于卫瓘，因此，身为钟家外甥的荀勖也就免除了嫌疑。
还有钟会的幕僚——辛宪英的儿子羊琇，他始终谨记母命：“……君子在家恪守孝道，在外守节义，千万不能做出让父母担忧的事，若遇变故，唯有心怀仁恕才能保你平安。”当钟会起兵谋反时，羊琇不曾屈服奋起抗争，后来，他平安返回洛阳被封了侯。
和羊琇同时受到嘉奖的还有夏侯和。虽然夏侯氏在魏国的地位远不如前，但夏侯渊的第四子夏侯威和第七子夏侯和这两支还是相当显赫的。
愚者之智
公元264年的春天，一支队伍缓慢行进在巴蜀通往洛阳的道路上，刘禅带着他的皇室成员和部分蜀汉旧臣举家迁往魏都洛阳。自然，在这队人中，也包括蜀汉最后两位颇具实力的老将——廖化和宗预。
当初诸葛瞻刚刚执掌尚书台政务的时候，廖化打算拉着宗预一起去拜谒。宗预一甩手：“咱们都已年过七十，但求一死，这么拉下老脸去登晚辈权门，难道要让世人鄙视咱们贪恋仕途不成？”廖化听罢，点点头，就此作罢。
此时，宗预回忆起这些往事，内心无比惆怅：“元俭（廖化字元俭），等去了中原，你想不想再回荆州看看？”他们二人均祖籍荆州。
廖化不住回首凝望成都，径自发呆，过了好一会儿才摇了摇头。在四十多年的漫长岁月里，他早把巴蜀视为家乡。几天后，二人相继在去往洛阳的路上忧郁而终。
“想不到啊，廖化和宗预都去世了……”刘禅哀叹。
这年5月，刘禅来到洛阳，接受魏朝册封为安乐县公。不知道是不是天意，刘禅受封的安乐县，和昔日曹髦受封的高贵乡一样，封地恰如其分地体现了他们的心理状态。
这天，刘禅受到司马昭的殷勤款待，在酒席宴中，司马昭为了试探刘禅，让歌伎演奏起巴蜀的音乐，在场的巴蜀故臣纷纷唏嘘感叹，更有人忍不住流下思乡的泪水。刘禅微怔了一下，有那么一瞬间，他感受到心绪的波动，可很快，他便挣脱哀伤情绪的束缚，又重新露出喜形于色的神情。
司马昭瞟了刘禅一眼，略带挑衅地问道：“你还思念巴蜀吗？”
我的真实想法为什么要跟你说？刘禅心里对司马昭充满鄙夷不屑，但他脸上却依旧洋溢着微笑：“这里很欢乐，我一点都不思念巴蜀。”
司马昭转身对贾充说：“人之无情，竟然到了这个地步！不要说姜维，就算诸葛亮在世恐怕也难以辅佐。”
贾充回答：“若非如此，相国又怎能平定巴蜀呢？”
酒宴散后，蜀汉故臣郤正对刘禅说：“如果司马昭再这么问，您就回答说，先人坟墓远在巴蜀，每次向西方顾盼都会感到悲凉，没有一天不思念。”郤正毫无疑问是个耿直的人，但比起老练的刘禅，他实在显得太嫩了。另外再补充一句，郤正对姜维很是推崇，这在蜀汉臣子中也是少有的。
刘禅不忍伤害这位老臣的忠心，点头应允。
几天后，司马昭果然又问刘禅：“你还思念巴蜀吗？”
刘禅按照郤正的话一字不差地回答道：“先人坟墓远在巴蜀，每次向西方顾盼都会感到悲凉，没有一天不思念。”言讫，他闭上双眼，拼命挤出几滴眼泪。
司马昭看着刘禅这副样子，不禁好笑：“这话怎么像从郤正嘴里说出来的呀？”
刘禅瞪圆双眼，佯装惊讶：“的确是这样！您怎么知道？”
左右近臣闻言，哂笑不止。
刘禅乳名叫阿斗，年已五十七岁，可是，就是这个被世人评价为昏庸愚笨的人，却已稳坐了四十余年帝位。在如此漫长的岁月里，他早将演技修炼得炉火纯青，这不奇怪，身处权力旋涡的核心，若像曹植和曹髦那样不会控制情绪，注定不会有好结局。甚至，他对自己的演技是那么自信，竟成功地扮演了一个演技拙劣的人，这和当年他爸爸刘备在曹操麾下韬光养晦颇有异曲同工之妙。刘禅正如当初以游戏的心态来驾驭臣子、控制权力一样，现在，他依然以游戏的心态来调侃着司马昭。虽然作为亡国之君这多少显得不合时宜，但从个人角度来讲，他称得上是个成功者。假如他像曹髦那样只为追求嘴上痛快，激起司马昭的警惕和猜忌，或深陷在忧愤中无法自拔直至死去，那么除了给后世提供一个解气的故事外，又能有什么意义呢？
这件逸事取自《汉晋春秋》，也就是“乐不思蜀”成语的由来。可是，如果仔细分析，就能发现其中破绽和不合逻辑处很多。首先，郤正怎么可能料到司马昭会再次询问刘禅同样的问题？其次，司马昭又怎能看出刘禅是在模仿郤正，这多少令人不解。最后，司马昭和贾充的对话更缺乏逻辑，蜀汉亡国难道是因为刘禅无情吗？贾充若要恭维谄媚，则应盛赞司马昭雄才伟略才平定蜀国，可他把原因归为刘禅无情，不会有贬低司马昭之嫌吗？
由此可知，这个脍炙人口的故事很可能是为警醒后世皇帝杜撰出来的。不过，刘禅在司马昭面前隐匿锋芒想必也一定存在。
八年后，也就是公元271年，刘禅在洛阳寿终正寝，享年六十四岁。他大半生背负着一个沉重的包袱，这是刘备和诸葛亮强加给他的，但他最终接过这个包袱，以自己的方式将之变轻，再变轻，然后以游戏的心态面对他的责任、臣子乃至敌人。更难能可贵的，他不是一个荒淫无度的国君，更不是一个暴君，他没有因自己这种游戏人生的态度给巴蜀百姓带来苦难。相比很多将个人价值观凌驾于他人之上的统治者，刘禅显得尤为可贵。
很少有人能像刘禅一样，微笑着面对人生的跌宕起伏。
顺流而上
刘禅的归降让司马昭的权威攀上又一个顶峰。公元264年5月，也就是司马昭受封晋公仅仅五个月后再度晋爵为晋王，仍兼任魏国丞相。
司马昭当上晋王后，魏国的三公——太尉王祥、司徒何曾、司空荀相约前往拜谒。
荀言道：“晋王地位尊贵，今天我们见了晋王，自然应当行跪拜之礼。”
“说得没错！我正有此意。”何曾也连声附和。其实早在司马昭登晋公时，他就已经向司马昭行过跪拜大礼了。这位何曾，正是早年间帮司马师出谋划策废掉魏帝曹芳之人。
三公极尊贵，即便皇帝也要礼敬三分。王祥听罢连连摇头：“晋王虽然尊贵，但仍然是魏国的丞相，我等位列三公，和丞相仅差一阶，况且，我从来没听说过朝廷三公要对谁跪拜的。你们这么干，既有损魏朝威望，又有亏晋王美德。君子以礼待人，反正我是不会向晋王下跪的。”
三人并未在这件事上达成共识，当他们见到司马昭后，何曾和荀扑通一声跪拜在地，而王祥则只是站立着，略施揖手礼而已。
司马昭感慨道：“我今天总算知道王公受人尊重的原因了。”
人的尊重，都是自己给自己的。
王祥此举深藏政治谋略，实在高人一等。其实，后世很多人觉得王祥虚伪，曹髦死时，他痛哭流涕，司马昭登晋王时，他揖礼而拜，但这些难道能掩盖他身为司马氏帮凶的本质吗？有人说，王祥只是在无比投入地演绎着忠臣的角色，这和司马孚颇类似，可退一步讲，难道人生不就是一场戏吗？王祥站在司马氏一边，这就如同昔日魏朝取代汉朝时，士大夫皆站在曹氏一边是同样道理。那么，是否可以这样说，以王祥为代表的士大夫，在他们心中，并非是在挑选曹氏或司马氏，而是在历史长河的顺流和逆流之间做出了选择。
竹林之梦
巴蜀平定后，先前派去镇守邺城，监视曹氏藩王的山涛也顺利完成使命，返回京都复命。这天，山涛拉着嵇康的一儿一女来到嵇康坟前祭拜。
“你的两个孩子一切都安好。只要我在，他们是不会孤苦无依的。”山涛低声念叨着，将一壶酒洒在地上，“叔夜，过来喝酒吧……”
山涛没有辜负挚友的托付，他对嵇康的遗孤视如己出，悉心养育。二十年后，天下早已被晋室统一，嵇康之子嵇绍年满三十，一心寻求隐居遁世。山涛对他说了这样一番话：“我为你考虑了很久，天地尚有四季更迭，何况是人呢？”这话的意思是说：时间可以改变一切。
嵇绍领悟。
随后，山涛向晋武帝司马炎举荐嵇绍入朝为官，嵇绍出仕。
顾炎武写的《正始》一文，把山涛和嵇绍批判得体无完肤，顾炎武认为嵇绍不孝，山涛更是鼓动异端邪说。可是，倘使嵇康在天有灵，难道会希望自己的孩子毕生沉浸在仇恨中无法自拔吗？而嵇康将嵇绍托付给“竹林七贤”中仕途最光明，也最富政治智慧的山涛，除了对山涛的信任之外，难道还不能看出他的心思吗？
当嵇绍来到京都后，公卿大臣无不为他的风度翩翩倾倒。有人对王戎说道：“我刚刚在人群中见到嵇绍，那副器宇轩昂的模样真像仙鹤立在鸡群中一样！”这句话便是成语鹤立鸡群的由来。
王戎回忆起昔日嵇康的风采，悠然感慨：“你是没见过他父亲啊……”言下之意，嵇康当年的风采可谓举世无双。
四季更迭，时光荏苒，又过了二十年，西晋“八王之乱”闹得天翻地覆。晋惠帝司马衷（司马炎第二子，著名的智障皇帝，后面会讲到他的故事）在和成都王司马颖（司马炎第十六子）的交战中不幸落败，侍卫近臣作鸟兽散，唯有嵇绍寸步不离守护着司马衷，此战中，嵇绍舍身护君被敌军杀死。
嵇康的广陵绝响仍依稀回荡在洛阳东市，他的儿子嵇绍却为保护司马昭的孙子牺牲，实在难以言喻。我们不必纠结这个玩笑一样的历史，因为，正像山涛所说的：“天地尚有四季更迭，何况是人呢？”
时间真的可以改变一切。
回到巴蜀刚刚被平定的公元264年，山涛当然不会预知未来会发生什么，此刻，他仍坐在嵇康的坟前喃喃低语，仿佛嵇康就在他面前倾听一般。就这样过了许久，他站起身来。“我还要去看望嗣宗（阮籍字嗣宗），咱们来年再见吧！”说罢，他恋恋不舍地向故友拜别。
就在距离嵇康坟墓不远处，还有一座新坟。山涛缓步走去，在新坟的墓碑上，赫然刻着几个大字——大魏步兵校尉阮公讳籍字嗣宗之墓。
阮籍是在不久前去世的，他的死同样和司马昭有着莫大关联。
前文曾经提到过，阮籍自从出仕司马家后陷入沉沦，经常表现出严重的抑郁症症状。
后来，阮籍听说步兵营的厨师擅长酿酒，便求得步兵校尉一职，终日烂醉如泥。他虽然精神欠佳，但还是尽可能以理智的态度在险象环生的政治环境中求生。在著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中，嵇康曾这样写道：“阮嗣宗从不议论别人的过失，他天性淳厚，待人接物也不会伤害到旁人，只因为饮酒过度这个缺点，经常遭受那些维护礼教者的攻击……”
阮籍确如嵇康所言，口不言他人之过，与世无争，这源于他善良的天性和谨慎的避祸心态。而嵇康提到的缺点——饮酒过度，除了阮籍天生好酒这个原因之外，也是他自我保护的策略。《晋书·阮籍传》这样形容阮籍的状态——酣饮为常。也就是说，喝醉是阮籍的常态，他靠这种状态躲避世事纠纷。一次，司马昭想为儿子迎娶阮籍的女儿。这门亲事无数人挤破头都想攀上，可阮籍却竭力躲避，他连续六十天醉得不省人事，以至于司马昭派来提亲的使者根本无法与阮籍正常交流，最终只得作罢。阮籍不敢公然得罪司马昭，只好以这种消极的方式来回避。
某日，司马昭谈论为官之道时说：“善于为官者当具备清、勤、慎三点。”接着，他问身旁的公卿，“你们说说，当今朝中谁是最谨慎的人？”
公卿七嘴八舌地提到很多人，司马昭频频摇头：“你们说得都不对，要我看，最谨慎的人非阮籍莫属。”阮籍何以被司马昭称为“最谨慎”？原来，当他和司马昭谈话时，言辞总是飘忽不定，玄而又玄，似有说，又似没说，更不会触及旁人的利害关系，这样，他也就没有任何把柄被人抓到。
钟会担任司隶校尉期间曾多次找阮籍谈话，阮籍总是喝得酩酊大醉，一言不发。当时，钟会的主要职责就是揪出那些亲曹氏、反司马氏的同僚，阮籍这种状态最终让钟会一无所获。
可是，纵然阮籍在官场上如此谨慎，但也免不了遭到维护礼教者的攻击。有这样几桩逸事。
阮籍的嫂子回家省亲，临走前，阮籍亲自相送。这种行为在当时违背礼法，有人出言讥讽。阮籍听罢不屑一顾地说道：“礼教，岂是给我设立的？”言外之意，他自谓超脱于世俗礼法之外。
还有一次，一个才色绝佳的美女不幸身故，阮籍和这家人素不相识，却径自跑去吊唁。
阮籍的真意到底是什么？探究其本心，大概是想以坦荡的胸怀来冲破礼法的束缚吧。他这种行事风格，在他母亲去世的时候展现得淋漓尽致。
当时，阮籍正和一个朋友下棋。
“阮君，令堂过世了……”
阮籍听到这个噩耗登时呆住了。继而，他低头沉吟：“下完这局！”接着又猛地举起酒樽一饮而尽。苦酒下肚，只听哇的一声，鲜血从口中喷出。
次日，阮籍斜靠在母亲的灵堂旁，一边吃肉，一边狂饮。前来吊唁的客人见到这情景，纷纷指责他不孝。
何曾对司马昭说：“您以孝道治理天下，阮籍在服丧期间竟公然饮酒吃肉，如此大逆不道之人，应该流放海外以正风教。”
在史书中，阮籍有至孝的名声，可他竟被何曾指责不孝，这岂非矛盾？
讲到这里，就要说说中国人尊奉孝道的历史渊源。
孔子认为孝是仁德的根本，规定父母死后子女应服丧三年。不过，孔子门下素以能言善辩著称的宰予（“孔门十哲”之一）则公然提出质疑，认为三年丧期过长。到了西汉初年，由儒家学者编撰整理的《礼记》一书中，又对服丧期间的行为做出一系列严格限制，例如禁止婚嫁、娱乐、性生活、饮酒、吃肉等。
现代人几乎都对儒家思想中的诸多禁锢不屑一顾。不过别忘了，在孔子的年代，战乱已经持续了二百年。孔子认为，战争四起是因为人们欲望膨胀、缺乏束缚，所以他提出用礼教来约束人们的欲望和行为。再说儒家思想中的孝，这也是一个复杂又庞大的概念，其本质是教导人们拥有感恩之心，在这里我们不去过多评判。不过，当孝行和礼法结合在一起后，也就免不了流于形式化，继而引发某些社会问题了。
有一则以孝行沽名钓誉的典型案例。东汉末年，山东著名孝子赵宣在父母死后住进墓道中服丧二十多年。陈蕃（“党锢之祸”中被宦官谋害的窦武盟友）慕名前来拜访，竟查出他在服丧期间共生了五个子女。赵宣由此成为天下笑柄。
回到阮籍母亲的葬礼上。前来吊唁的人纷纷指责阮籍违背孝道，而阮籍依然故我。突然，他仰天一声惨叫：“穷矣！”随即口吐鲜血。“穷矣”的意思指走投无路，一切都完了。母亲去世，令他的精神支柱轰然崩塌，之后，阮籍愈发枯瘦憔悴。
何曾对阮籍的指责并没有得到司马昭的认同，他摇头道：“你难道看不出阮籍因为丧母把身体毁成什么样子了吗？”
阮籍的行为，被称为“死孝”，意指通过毁形灭性来抒发对亲人离世的哀伤。何曾指责阮籍不孝，准确地说应该是指责阮籍不合礼法。可阮籍对母亲的感情，又岂是礼法所能衡量的呢？
很多年后，司马昭过世的时候，他的次子司马攸更以绝食的方式致哀。经嵇喜（嵇康的哥哥）苦苦相劝才让司马攸进食。司马攸感激道：“嵇喜成全了我的孝行，又保住了我的性命。”嵇喜精通为官之道，不过也因此受到阮籍这些淡泊名利者的蔑视，甚至嵇喜登门吊唁阮籍亡母时，都遭到了阮籍的白眼。
另外，“竹林七贤”中的王戎、荀彧之子荀等名臣，在服丧期间也都做出过自毁身体的“死孝”行为。当时，这样的人比比皆是。
在此引申出另一个问题，他们对亲人离世悲痛欲绝，甚至到了舍生忘死的地步，到底出于什么原因？或许，除了感情因素、礼法约束以及政治利益的驱动之外，还可以从宗教上寻求解释。
时至今日，佛教已成为中国流传最广的宗教，但事实上，儒家思想，才是真正渗透进中国人骨髓的宗教。
儒教（我们姑且把儒家思想定义为宗教的一种）和其他宗教有个最显著的区别，即儒教是一套完全基于现世的教法，没有对死后世界的描述。而其他宗教，例如佛教、天主教、基督教、伊斯兰教、印度教、犹太教等均对死后世界（或称为轮回转世）做出了详细解释。
假如和大部分有宗教信仰的外国人探讨生死问题，应该可以得到这样的答案：死亡并非生命之旅的终点，仅是告一段落，死后，很快又会迎来新的开始，而今生的旅伴也只是暂时分别，在未来的生命中，昔日的旅伴很可能会以新的形象重新出现在自己身边。这种认识并不能完全消除人们对死亡的恐惧，但或多或少会让人们在面对死亡时表现得更坦然一些。
可是，深受儒教熏陶的中国人大多相信生命只有一次，这让中国人对死亡怀有更深的恐惧，以至于到达无法接受的程度，这也是古往今来中国人面对亲人离世时情绪极度夸张的缘由。
这么多年，阮籍就在痛苦和沉醉中度过了。他的心境处于极矛盾的状态。一方面，他在政界谨小慎微；另一方面，他又屡次挑战司马氏政权的礼教权威。他惧怕在政治上遭到迫害，却相当不爱惜身体（这和嵇康热衷于养生形成鲜明的反差），仿佛迫切期待着生命的结束。最后，阮籍走到了人生的终点。
公元263年12月，也就是邓艾和钟会扫平益州北部的时候，魏帝曹奂第四次下诏请求司马昭担任相国并晋爵晋公。这是最后一次了。尽管所有人都明白，但司马昭还是不能爽快地接受，他得把戏做足。于是，司徒郑冲打算率群臣上《劝进表》恳请司马昭接受册封。不过，郑冲不想亲自写这封表奏，这不是因为他才华不够，早在魏文帝曹丕还是世子时，他就因卓越的文学造诣当选为曹丕幕僚了，正始年间，他还与何晏、荀、曹羲合著过《论语集解》。郑冲想找别人来写《劝进表》，是考虑到奏表意义重大，肩负全天下人的意愿，而像他这样一个司马氏政权的坚定支持者自然很难体现民意。由此，《劝进表》该让什么人来写就显得尤其重要。撰写者必须名重天下，才华卓著，最好还要和司马昭关系不那么亲密。郑冲经过反复思索后，敲定了人选。
如果世人看到由阮籍亲自撰写的《劝进表》，那无疑会令司马昭的民意支持率大幅提升。
阮籍接到这一任务后继续靠醉酒躲事，甚至一度藏到朋友袁准家里。但事关重大，郑冲不会善罢甘休，他接连派出公差催促。就在最终期限到来的头天深夜，公差追到袁准家，把醉醺醺的阮籍拽下床，命他当场写完。阮籍自知躲不过去，遂挥毫落纸，片刻后，文章写毕。
翌日，郑冲和公卿读罢阮籍的文章，大为叹服：“笔锋清壮，真是神来之笔！”随后，司马昭便在《劝进表》的诵读声中，官拜相国，晋爵晋公了。
阮籍写的这篇《劝进表》，被后世命名为“为郑冲劝晋王笺”。但实际上，这个标题谬误至极，甚至流传两千年之久。因为这篇上表乃是劝司马昭接受晋公的册封，而非晋王（此事五个月后司马昭才被册封为晋王）。所以准确的命名应该是“为郑冲劝晋公笺”才对。
在《劝进表》的最后，阮籍以这样一句话来结尾：“明公（司马昭）的盛德超越齐桓公和晋文公，日后您临沧州祭拜支伯、登箕山祭拜许由，这将是天下盛况啊！”在上古时代，尧曾先后打算把帝位禅让给支伯、许由这两位圣贤，可是，二人拒不接受，最后，尧才将帝位禅让给了舜。
后世对这句话很有争论，有人认为阮籍暗藏隐喻，向司马昭提出挑战——看你能不能像支伯和许由一样拒绝帝位。不过也有人不以为然，认为阮籍抬出古代先贤只是此类文体的固定模式，并没什么深意。究竟阮籍在写这句话时的心境如何，永远无从知晓了。
阮籍上《劝进表》后，名声响彻朝野，登门造访者络绎不绝。“阮君，您写的这篇表文被大家喻为神笔啊！”大家纷纷恭维阮籍，阮籍却依旧宿醉，吐血，流泪。
一个月后，就在司马昭晋爵晋公的那年冬天，阮籍郁郁而终。
“嗣宗，你最爱喝酒，可是再也别喝到吐血了……”山涛将满满一壶酒洒在阮籍的坟前。
“既来之，则安之。”这句出自《论语》中的话深深烙刻在山涛心中，多年来，山涛早已不再纠结徘徊，他坚定地支持司马氏政权，后来成为西晋开国重臣。山涛在政治上颇有建树，他在晋朝担任吏部尚书十余年，所举荐的贤才均名列成册，逐一品评，被当时人称为“山公启事”。
“山公启事”之所以著名，一方面是因为山涛甄选贤才的眼光；另一方面也凸显出他卓越的政治智慧。每逢官位有空缺，山涛总是拟出一份候选名单，暗中观察晋武帝司马炎中意何人，以此为根据做优先推荐。可是，往往司马炎中意的人不被公卿认可，有人便弹劾山涛胡乱推荐人才。而山涛从不把司马炎搬出来做挡箭牌，总是独自承担，正因为此，他的仕途平步青云。山涛以谙熟官场韬略，同时又保持清廉本色被世人称道。
山涛晚年屡次请求辞官，但每次都被晋武帝司马炎拒绝。十八年后，公元283年，晋国灭掉吴国统一天下，司马炎拜山涛为司徒。
“日后我定登三公高位！只是到那个时候，不知道你够不够格做三公夫人哪！”山涛回忆起对夫人的承诺。他终于实现了昔日的诺言。
可是没过几天，山涛便将他的官印奉还朝廷：“我已是快死的人了，不想再拖累朝廷。”
然后，他在侍从搀扶下颤颤巍巍登上车驾，吩咐道：“回家。”
洛阳城的繁华喧嚣从他身边擦肩而过。他只是静静地坐在车里，往昔一幕幕重现在眼前。
“你就没听到战马的嘶鸣？你就没看到暗藏的刀光剑影？”山涛想起他踢醒石鉴的那一脚。
“巨源，过来喝酒……”他想起和挚友在竹林中的欢声笑语。
“有巨源在，你们是不会孤苦无依的。”他想起嵇康临死前对他的信赖。
“能否让我再弹奏一曲《广陵散》？”他想起在洛阳东市最后一次聆听广陵绝响。
这一切仿佛就在昨天，似梦似幻。
公元283年，山涛在他登上三公位的第二个月去世，享年七十九岁。
嵇康死后，铁砧上积下厚厚的一层灰尘，有时候向秀会独自来到鼓风机前摆弄几下，然而清脆的打铁声再也不会响起。昔日的美好时光，终一去不复返。
当年，向秀目睹嵇康奚落钟会的情形，此事最终让嵇康丢掉性命，从那时起，向秀也生活在恐惧中。最后，他不得不向现实妥协，主动来到洛阳面见司马昭请求出仕。
“听说你有隐居的志向，怎么今天到我这儿来啦？”司马昭话里带刺地埋汰他。
向秀毕恭毕敬地答道：“许由不了解尧帝求贤若渴的心情。这样的人不值得我效仿。”他将许由拒绝尧帝的典故当作反例。这恐怕不是向秀的真心话。后来，向秀官至散骑常侍，却甚少过问政事。
一天，向秀途经嵇康故居，忽闻邻家传出一阵凄恻的笛曲，他不禁悲从心起，随即写下了一篇情深意切的赋来追忆故友：将命适于远京兮，遂旋反而北徂。
济黄河以泛舟兮，经山阳之旧居。（向秀和山涛都是山阳县同乡）
瞻旷野之萧条兮，息余驾乎城隅。
践二子之遗迹兮，历穷巷之空庐。（二子，指嵇康和吕安）
叹黍离之愍周兮，悲麦秀于殷墟。
惟古昔以怀今兮，心徘徊以踌躇。
栋宇存而弗毁兮，形神逝其焉如。
昔李斯之受罪兮，叹黄犬而长吟。（秦朝丞相李斯临死前对儿子叹道：“真想和你再次牵着黄狗在蔡东门外狩兔，可惜再无机会了。”）
悼嵇生之永辞兮，顾日影而弹琴。
托运遇于领会兮，寄余命于寸阴。（指嵇康将生命寄托在广陵绝响的短暂光阴。）
听鸣笛之慷慨兮，妙声绝而复寻。
停驾言其将迈兮，遂援翰而写心。
向秀留给后世的作品不多，但篇篇堪称问鼎之作。这首《思旧赋》便是魏晋时代赋中佳品。另外，前文讲过，向秀对《庄子》研究极深，曾著有《庄子注》，他关于《庄子逍遥游》一篇的感悟尤其值得一说：“逍遥是生命存在的至高境界，而这个境界并不因外在环境的变化而不同，完全是出于本心的自由。”向秀是用这个超脱的观点来说服自己，还是真悟到自由的本质呢？
向秀的心仍然沉浸在回忆中，潺潺水声，伴随着叮叮当当的打铁声，无比美妙。昔日是今日之梦，还是今日是昔日之梦？五百多年前，庄周曾问过自己同样的问题：是我梦到了蝴蝶，还是蝴蝶梦到了我？向秀的心境大概和庄周并无二致。几年后，向秀死在官任上。
在“竹林七贤”中年龄最小、最世俗，并是琅邪王氏一族的王戎，大约也和向秀同时间段成为司马昭的幕僚。王戎在政治上有些建树，可是他贪财的性格也越来越严重。关于王戎贪财的逸事有诸多记载。比如，他夜以继日地和夫人拿着象牙筹计算家财；王戎女儿出嫁时向他借了几万钱，他每次见到女儿都绷着脸，直到这笔钱还清才给女儿好脸色看；王戎侄子大婚当日，他只送了一件单衣作为贺礼，完婚后马上又要了回来。
王戎的贪婪吝啬自是天性使然，不过，也有人认为这是他躲避被主君猜忌的手段。这种说法基本可以定义为后世文人因推崇“竹林七贤”往王戎脸上贴金，颇有些一厢情愿。因为早在正始年间“竹林七贤”一起欢聚时，王戎的世俗便广为人知，而在推崇金钱至上的西晋，他这种性格大概被称作“如鱼得水”才更为贴切，实在和避祸沾不上边。
还有一则关于王戎感情生活的趣闻。
王戎的妻子常以“卿”来称呼他。
王戎尴尬地表示：“妻子应该称呼丈夫为‘君’，丈夫对妻子才该称呼‘卿’，以后别再这样叫了，让人笑话。”
他的妻子却道：“亲卿爱卿，是以卿卿。我不卿卿，谁当卿卿？”王戎哭笑不得，只能由着妻子。这句话，是“卿卿我我”的出处。
多年以后，王戎参加讨伐吴国的最终决战，他作为其中一支大军的统帅攻克了吴国重镇武昌，后历任光禄勋、吏部尚书、太子太傅、中书令等要职，最终官拜司徒。不过，王戎也因他贪财的性格多次被同僚弹劾，留下不太好的名声。
西晋“八王之乱”时，王戎看到天下又步入乱世，遂不再过问政事。他常常身穿便装，独自骑马出游，沿途无人知道他竟是当朝三公。
“前头不是黄公酒垆吗……”那天，王戎途经此地，不禁忆起往事，“多年前，我与嵇康、阮籍在此畅饮，何等欢快啊！回想竹林之游恰似昨日。而今，嵇康和阮籍都已故去，我则被世俗羁绊，这酒垆近在眼前却恍如隔世……”王戎触景生情，怅然叹息。
距此时四十年后的公元304年，兵荒马乱，年已七十一岁的王戎跟随晋惠帝司马衷辗转流离，身处危难依旧谈笑自若。公元305年，晋惠帝司马衷被权臣挟持到了长安，王戎逃到洛阳附近的郏县避难。当他听闻郏县县令华谭正在抚恤百姓的消息后，突然做了件一反常态的事。
“把这三百斛米给华谭送去，让他赈济百姓吧。”这种仗义疏财的举动发生在王戎身上可算破天荒头一遭。他是神志不清，还是想通了一些事呢？
几天后，王戎和宾客畅饮，在宴席上去世了。
嗜酒如命的刘伶，后来被王戎举荐为官。西晋泰始年间（265—274），刘伶给晋武帝司马炎上了一封奏疏，宣扬无为而治的政治理念。
“真是没用的废话！”司马炎看后不悦，当即罢免刘伶。刘伶巴不得无官一身轻，他整日畅饮酣醉，终成为“竹林七贤”中唯一以平民身份善终的人。据传在民国初年，宿县有荒冢，旁边有破庙残碑，当地百姓称其为刘伶墓和刘伶庙，不明真伪，再往后，这里也被拆除了。
阮籍的侄子阮咸在音乐上造诣极高，人称“神解”。当时，西晋重臣荀勖同样精通音乐，名声在阮咸之下，人称“暗解”。有一次，阮咸直言指出荀勖音律上的错误，由此招致荀勖嫉恨。后来，荀勖在司马炎面前进谗言，将阮咸赶出京城，外派始平太守。山涛曾举荐阮咸入朝为官，不过被司马炎以嗜酒虚浮为由拒绝。阮咸的晚年在始平郡落得个逍遥自在，他整天在音乐和沉醉中度过，寿终正寝。
半个多世纪后，到了东晋时代，在嵇康的故乡谯郡出了一位名叫戴逵的杰出隐士，他在绘画、雕塑、音乐上颇有造诣，且终其一生从未涉足官场。之所以提到他，是因为他所著的一部书——《竹林七贤论》。从那时起，嵇康、阮籍、山涛、向秀、王戎、刘伶、阮咸这七人便被世人合称为“竹林七贤”，一直传诵至今。“竹林七贤”在曹氏和司马氏腥风血雨的斗争中形成，又湮没于司马氏的强权之下，他们各自性格迥异、洒脱不羁，最终沿着自己的足迹走完了一生。诚然，“竹林七贤”一开始的政治立场倾向于曹氏，随后又向司马氏有了或多或少的妥协，但是，倘若就这样以政治立场来品评这七位贤人，那无疑是贬低了他们存在的意义。在漫长的历史长河中，他们占据重要地位，其实质在于他们对自由的追求和渴望。自由，是人生中最重要的核心，触及每个人的内心。正因为此，“竹林七贤”的事迹才在两千年来受到无数人的敬仰和感怀。
司马昭的儿子们
二十几年前，高平陵政变前夕的那个深夜，年轻的司马昭曾躺在床上辗转反侧，无法安眠。二十几年后，他权倾朝野，底气十足，早已今非昔比，似乎天下没有任何事能难得住他了。不过，还是有的，此刻，他面临着和当年曹操、孙权一样的难题——立嗣。这个困扰，不要说寻常老百姓，就算是那些权倾朝野的重臣、权臣，只要别摊上称王称帝这种麻烦事，大抵都是不会存在的。
毫无疑问，官拜丞相、高居晋王尊位的司马昭必须要考虑这个问题，他希望这份权力妥妥帖帖地传承给子嗣。他不能再用当年司马懿传给司马师，或是司马师传给自己的那一套方式，握着儿子的手说：“凭你自己本事接，接得住就接，接不住再还给人曹家。”他也不能寄希望于自己死后幸运地冒出傅嘏和钟会那样的“忠臣”来辅佐自己的儿子继续跟曹家拼。那是创业时的做法，不规范、不专业、不正大光明，纵然司马家族和“正大光明”这个词似乎离得很遥远，但从历史的发展规律来看，只要偷到了，时间一长也就是属于自己的了。
司马昭必须要确立世子，只有这样，这份来之不易的权柄才能在他死后，顺畅且合法地传承下去。
司马昭共生有九个儿子，这里简略介绍一遍。长子司马炎、次子司马攸，这两位后文将有大篇幅描写，这里不多说。其余七子分别是：司马兆（十岁早夭）、司马定国（三岁早夭）、司马广德（两岁早夭）、司马鉴、司马机、司马永祚（早夭）、司马延祚（幼年便身患不治之症）。
从司马昭这几个儿子的悲剧来看，基本上可以归为家门不幸之列。在这里，我们可以稍稍关注一下他几个儿子的名，当时双字的名很少见，可是司马昭居然给他四个儿子都取了双字名。从这些名中，可以清晰地理解什么叫“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要知道，当司马昭生这几个儿子的时候还没有晋爵为公，他就已经要“定国”“永祚”（祚，乃是皇位、帝位之意）“延祚”了。他给儿子起的这些名，均代表他心中美好的愿望和理想，然而不幸的是，这些起了僭越之名的儿子，无一有好结果。有人会问，司马兆这个名还算正常吧？怎么也十岁早夭？好吧，司马兆，字千秋（乃是千秋大业的意思）。那么司马广德呢？连广德也要夭折吗？这就实在没什么可说的了。
当然，基于人道主义的立场，我们还是应该对司马昭的不幸致以同情。关于司马昭儿子名字的调侃就到此为止，事实上，他的长子司马炎字安世，次子司马攸字大猷（大谋划的意思），也同样可以理解为有僭越的意思在。
到底立谁为世子？这是摆在司马昭面前的难题。他在司马炎和司马攸之间徘徊不定。不过，倘若仅仅是从自家长子和次子之间选择，事情本也没有那么复杂。让司马昭备感纠结的是，次子司马攸早年过继给亡兄司马师为子嗣了。因此，从法律层面讲，一直以孝道、尊兄自诩的司马昭面临的问题就不单单是在他自己两个儿子中挑选继承人，而是在他和亡兄的儿子中挑选继承人了。倘若仅是这样也不复杂，最复杂的是，司马昭真的是更爱他的次子——过继给司马师的司马攸。
“天下是景王（司马师）的天下……”司马昭常常这样感慨。我们相信，这话很大程度上是发自他的真心。正始年间，司马师暗养三千死士，一朝云集，助父司马懿逼宫剿灭曹爽，这奠定了司马家族权势的根基。司马师在临死前，又将司马昭从洛阳召到自己身边，把大权交给了弟弟。
往事如烟，司马昭沉浸在对亡兄的怀念中，他拍了拍自己的王座：“这宝座……今后也该是桃符的……”桃符，正是他过继给司马师的次子——司马攸的乳名。
司马攸不仅被司马昭宠爱，更深得祖父司马懿欢心。早在公元251年，司马懿率军讨伐王淩之役时，司马攸随军出征，战后因功被封侯。看到这里，细心的朋友可能会觉得是不是记载有误。没错，当时司马攸还是个年仅三岁的孩子，一个三岁的孩子怎么可能在战争中立功封侯？从这件事不仅可以看出司马家族至高无上的权势，更可以看出司马攸在家族中的地位。可话说回来，很多人用了大半生的时间，以极高的代价甚至险些付出生命才被封侯，而司马攸却一边吃着奶一边得此殊荣，除了天生的优越感之外，真的就能享受到多少快乐吗？遥想曹叡时代的毛皇后一家，曾在酒席上忘乎所以地叫嚣：“我今天也是侯爷啦！我今天也是侯爷啦！”那种兴奋恐怕司马攸是永远都体会不到的。不过，纵使司马攸自幼生在这种优越的环境中，他的性格修养却很好，再加上他聪明、有才气（擅长书法，司马攸的楷书笔法奉为当世典范），因此博得了崇高的声望。但是，司马攸绝对和曹植、曹髦不一样，他懂得用礼法来约束自己的言行，约束自我，这正是身居高位者最可贵的品质。曹植、曹髦恰恰败在这方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