图7-6 搜索范围说明
现今大多数指挥官会追踪任何可能产生威胁之舰船或飞机。当武器射程增加时，搜索范围增加为武器射程之平方，这种范围对大多数国家而言，已为其侦察能力之极限，美军水面侦测能力亦受到挑战，问题不在于发现目标，而是在于如何辨别目标是否为敌目标，有无威胁性；在杂波密布的滨海水域，这个问题更为严重。
另有一项发展会影响侦搜。首先让吾人回想第一次世界大战时，英国大舰队(Grand Fleet)使用之侦搜线。其重点并不在于舰炮射程，而是将讯号透过无线电转发给舰队司令杰立可(Jellicoe； [ 译注：第一次世界大战期间指挥英国舰队赢得日德兰战役 ] )所需时间，再加上二十分钟，俾利舰队在敌军进入射程之前，能从巡弋队形转变为战斗队形。如前所述，作战时空等于反应时间。当今飞弹的速度已达两倍音速甚或更快，反应时间短，故侦搜线须将飞弹射程与吾人因应飞机、舰船与潜舰所需时间纳入考量。某些权威人士用三层同心圆或扇形说明这个问题：最内层为管制区，此范围内之敌军务须摧毁；中间为影响或竞争区(region of influence or competition)，类似前述之无人地带；最外层系利害区(region of interest)，这个区域内之敌人，吾人须准备因应。内层之侦搜作业重点为取得瞄准资料；中间层为追踪；最外层为侦测。武器射程与速度的增加所产生之效应，不仅增加了武器可发射之范围，亦扩大战场范围，涵盖了整个侦搜区域以及初期运动所需之范围。
战场垂直空间亦已增加：深度更深，高度更高，以致使得战术人员须思考更复杂之事物，同时处理三种作战，而每一种作战皆有各种射程不同之武器、限制因素与侦搜能力需求。弹道飞弹无法转向，鱼雷有水阻问题，空对空飞弹则有G力限制。指挥官面临的问题在于如何将战术决策与三个作战空间结合。潜舰自然是以鱼雷攻击水面舰，但当潜舰或水面舰发射飞弹时，状况转为空中威胁。战术指挥官并非同时玩三盘棋，而是一盘棋在三个棋盘上玩，棋子可能从这个棋盘跳至另一棋盘。
作战空间已延向第四个行动的空间——太空。就战术言之，地面与空中不同，而空中与太空亦不同。无人知晓太空战术与战斗将如何发展，但吾人可确定，太空作战势将发生。邓尼根(James Dunnigan)在其「如何作战」(How to Make War)一书中写道：「空中行动以情报搜集为中心；以往如此，如今亦然。」 [ 原注：Dunnigan，p.98。身为优良兵棋推演创始人以及不良战术的批评家，邓尼根堪称当代之佛列德·甄(Fred T.Jane，第一次世界大战前)与普拉特(FIetcher Pratt，第二次世界大战前)。如邓尼根之研究与甄和普拉特水准相当，则其所言之75%皆为正确，还不算坏。 ] 飞机初期之战时角色为侦搜。由于飞机在这方面表现极为出色，从而产生反侦搜系统——驱逐机。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飞机的其他功能与侦搜相较微不足道。这种情形亦将发生于太空领域。太空卫星对地面监测极为重要，其侦搜能力无与伦比。如同第一次世界大战之防空炮火般，地面发射之反卫星系统并非最佳之反制系统，而目前之掩蔽与欺敌措施亦然。正如同侦搜所衍生之结果般，太空中之「驱逐」系统亦将产生，俾摧毁监测卫星。太空炸弹未来亦将随之问世。吾人可从过去的经验得知，则未来将会有一个杜黑(Giulio Douhet)预言，地面战斗将因太空战略轰炸机的问世而结束；在廿一世纪时，则会有另一个米契尔(Billy Mitchell)预测，战舰将遭太空火力之攻击。
反侦搜
在大炮问世之前，海上的唯一掩护是炮火烟幕或偶而发生的雾气。大炮时代来临后，闪躲武器被视为作战之重要作为。水面舰闪避或延迟敌火力之主要方式为烟幕屏卫、跟随敌齐放火力落点(chasing salvo)、或搜寻鱼雷尾迹 [ 原注：跟随敌齐放火力落点之理念如后：敌如发现落点过近，下一轮齐放时将增加射程，我军如接近原落点处，则敌下一轮齐放射程将过远。 ] 。这些作为系反瞄准措施，增加敌人投射武器之困难度。
武器威力与射程日增，闪避火力的方式减少，故重点置于降低敌侦搜效能。由于武器射程增加，侦搜距离亦增加，反侦搜方可能成真。掩蔽、欺敌与闪避等反侦搜作为旨在限制敌侦测、追踪与瞄准。 [ 原注：其他辞汇包括：匿踪以产生掩护，失真与假情报以达成欺敌，以干扰或诱标混淆敌人俾达到闪避效果。掩蔽能防止敌侦知我军所在；欺敌将使敌军误判我军所在，将其火力引至他处；闪避则是摧毁或延迟敌攻击。卡柏斯(Ervin Kapos)喜欢用C与D分别代表干扰(confusion)与过滤(dilution)。美陆军将掩蔽定义为防护，故其单兵掩蔽方式系挖掘散兵坑或躲避于岩石后方。 ]
潜舰以潜航躲避侦测与攻击。航母特遣部队指挥官则极力避免被侦测，并先发攻击敌航母。史普鲁恩斯(Spruance)认为日军将采包围策略，决定防卫塞班与关岛海滩。日军运用天候作为掩护，并利用夜间以高速航母攻击机场。陆基飞机胜于航母，但基地却固定不变。
雷达系优异之侦搜系统，但被动侦测雷达侦测距离较远，对战术极为重要。雷达反制措施能提供预警，但无法提供反制敌瞄准之资料。德国U型潜舰如欲躲避英国飞机，被动侦测已足够。对所罗门群岛之日军而言，早期预警相当重要，但无法提供武力投射所需之瞄准资料。
第二次世界大战前，通信反制措施之重要性与搜索和瞄准不相上下。无线电定向仪与破码解密技术能找出敌人位置，利于集中攻击。另举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一个例子说明密码分析之重要性。1941年时，德国水面突击舰、商用突击舰及绵密网络之补给舰与加油舰位置，因舰船间通信被破译而暴露，继而被歼灭。 [ 原注：Bessly，pp.g1-97；Hughes and Costello，pp.153-55 ]
搜索与通信反制措施自然会导致反反制措施的产生。在艾斯比蓝角(Cape Esperance)史考特(Scott)为防范敌人有所警觉而关闭雷达，但在战术上付出重大代价。第一次世界大战起，整个通信架构植基于一项理论：你说话时，敌人在听。故在大战期间众皆认为，明语会使敌人了解内容，密语则使敌人心生警觉，虽可能泄漏我方位置，但起码敌无法侦知我方意图。但如今吾人已知，密语的风险不仅如此。另外，当速度与精确度至关紧要时，加密与解密所需时间、传送时之错误与误解等因素均会大幅影响指挥官。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前六个月，美军战术人员因低估通信安全而造成干扰与消耗等问题。
认为自动加密与解密措施即解决上述问题之人士应再三思。除了情报可能被窃之外，装备造价，不相容装备于错误时间开启，如格瑞纳达行动期间发生之事情，凡此种种皆是问题。从表面看来，超长程作战的种种可能性预示，反侦搜的机会与侦搜之限制几乎都是我们无法掌握的，然种种迹象显示这是必然之势。
指挥管制与指挥管制反制措施
在第一版的结论中笔者提到，指挥管制之重要性不如战争原则中不变之原则。这或许仍然正确，但一般人皆认为资讯作战系新的革命性作为。本部份已受到重视，原因在于科技专家预期，未来战术指挥官将可拥有清晰而立即之战场图像。另一项可预期但相当矛盾的趋势为，未来的作战会有更多的不确定因素。在第十一章中我们将讨论在飞弹作战中不稳定状况将造成更严重的不确定性之问题。现代战术指挥官大多忙于处理有关敌军之电子信息(以及本身部队之电子信息)。帆船时代的指挥官能亲眼目睹战事的进行，而当今指挥官大多依赖电子信号，却仍无法看尽一切。杰立可与谢尔(Scheer； [ 译注：1863-1928，德国海军司令 ] )、史普鲁恩斯与南云(Nagumo)、田中(Tanak)与勃克(Burke)等皆曾无法取得重要情报，只好在黑暗中改变战术。以前情报阙如系战术上必然发生之事，故此种情形之发生并非意外。但从海军历史观之，未来战场将有许多意外之事。由于优异侦搜能力，敌人飞弹可于任何时间来袭，这种速度在帆船时代难以想象，但在第二次世界大战偶有出现。海上指挥官面对的是廿四小时战争。1798年尼罗河夜战在当时难得一见，在现代战争中，夜间行动是家常便饭。
卫雷(Bauton Whaley)的研究支持一项论点：奇袭重要性日益增高。渠在其著作「谋略：战争中之欺敌与奇袭」(Stratagem：Deception and Surprises in War)中，分析了从1914至1953年间发生的86场地面战。后来研究年代延长至1973年，增加了25场战役 [ 原注：是项著作于1969年完成。另外卫雷与谢尔曼(Ronald Sherman)又予以补充，见Daneil and Herbig，pp.177-94。卫雷着重于战略欺敌，而佛利特上尉(Captain William Van Vleet)对于地面作战则重视战术奇袭与欺敌。佛利特还收录获致战场胜利最普遍的方法。 ] 。卫雷之结论如下：近年来为达成奇袭目的，欺敌作为之使用日益增加；如无欺敌，奇袭难以达成。同样地，欺敌在海上之重要性日益提升。今日由于性能优异之监测系统，使舰队无法在敌毫无警觉下协调攻击行动。但由于侦搜系统之侦测距离、复杂性与多重备用装置，加上各系统结合作业的复杂程序，使得战术人员面对敌军采欺敌作为时仍有可趁之机。
战术人员将持续承受前所未有的压力。哪种战斗领导人适合此种新环境？充满活力、毅力、体力的年轻人将承担更重要的角色。
全天候战场的另一个结果是，舰船在任何战备等级中都可能进行猛烈的作战。第二次世界大战时，从战备等级二、三 [ 原注：两者之战备状况低于全面战备——前者维持二分之一人员于战斗部位，后者为三分之一。 ] 到全面备战仅有一点时间。保持人员精力成为舰长在作战时最重要的事情，此种情形尤以冲绳海战为最。面临数日神风特攻队的威胁与持续压力，是项战役系吾人观察现代战场心理效应之最佳实验室。舰长与舰上官兵一般，均承受无情而令人衰颓之压力。战争持续之紧张关系系属新的现象。官兵无聊的时间渐少，恐惧的时间增多。的确，美国军舰在开阔海域有安全之空间，但在接近敌岸时，必须时时警觉，并须作出一连串毫无瑕疵的决定，这简直是难以摆脱的苦恼。因时时可能遭受奇袭的威胁，官兵将承受持续而痛苦的紧张情绪。史塔克号(Stark)与文森斯号(Vincennes)指挥管制能力不足适足以说明，即令敌人之攻击未经仔细计画，亦可造成严重危险。对近海海军而言，军舰只要出港即面临此种压力。当今海军舰船在设计与人员配置上，愈来愈多是针对战备状况二与三之需求而定。所有战术指挥官与舰长均应灌输下属越级思考之观念，因为战事可能在舰长到达部位以前已结束，无论输赢，负责之军官会问自己：「如果是舰长，会怎么作？」
现代奇袭作战之威力可用数据表示。当两方实力为2：3，并进行交火时，实力较低的一方并不容易靠奇袭扭转劣势。以费斯克(Bradley Fiske)之齐放交火模式为例，居于劣势的一方(简称B)如欲取得平衡，须先发射10分钟，而A毫无还击。如双方同时交火，十分钟大约是A歼灭B所需时间的60%。B如欲取得2：1的优势，须在A开火前射击20分钟。1807年时，美洲豹号(Leopard)即运用此方式取得军力平衡，使毫无准备的切萨皮克号(Chesapeake)丧失优势。与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航母作战相较，如B有两艘航空母舰，而A有三艘，B可透过奇袭一次击沉两艘，立即取得优势。现代飞弹之协调攻击亦可对舰队发挥相同效果。如此规模之奇袭攸关现代海战之战果。武器射程增加了侦搜距离之需求，而武器速度将此需求更进一步提升。
未来密切协调之奇袭行动增加的可能性愈来愈高，而这也是必然趋势，指挥管制与对敌指挥管制之反制措施之重要性将愈来愈高。
战术人员将需要快速精确之情报处理与显示系统，方能与趋势齐头并进。武器射程增加时，感测器搜索之范围为射程之平方。而武器速度增加将缩短指挥管制反应时间，例如一马赫的巡弋飞弹与三至四马赫的弹道飞弹间就有相当差异；大型飞弹弹头与动能武器迫使吾人毫无犯错的空间。战术上日趋增多的不稳定因素与指挥上的干扰是否会因科技的提升而改善，并使指挥官能在战前与作战期间了解其处境？这种情形以前从未发生，未来则有待下一次的海战方可知晓。明智的指挥官会怀疑，大量资料是否有助状况的了解。但可以确定的是：有效先发制人之重要性更甚以往，这有赖了解战场状况，取得优势。
现代指挥官对火力规画与投射所花精神较少，较着重侦搜计画与执行，并以反侦搜与指管反制措施来阻止敌方遂行同一作为。何以会有这种情形？因现代之火炮射控解算需要侦察与监测系统。未来战术之发展将使舰队指挥官与参谋获益匪浅，能以指挥管制因应致命性之奇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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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台]国防部史政编译局 [翻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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