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4年11月3日，身为战争部长的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将军同时被任命为陆军总参谋长。冯·毛奇大将被委以柏林留守总参谋部参谋长，自此加入了皇帝失宠侍臣的行列。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出身在格劳登茨附近的贝尔肖，是一个西普鲁士旧军官和骑士庄园主的儿子，就任总参谋长时已53岁。法尔肯海因身材高大，外貌魁梧，双目炯炯有神，留着时髦的小胡子，是一个所谓“潇洒军官”的典型化身。他与毛奇相比是完全两种不同类型的人，他学识似乎不甚丰富，但办事干脆利落，有永远用不完的精力，头脑敏锐清醒。1906年他在大总参谋部任处长，此后曾先后在几个军中任军长，1913年就任战争部长。战争部在经过沙恩霍斯特的过渡时期之后，现在第一次，也是惟一一次与总参谋部合二为一，在现代战争中实际上这是一个将许多部门做毫无意义的堆积。法尔肯海因也是施利芬思想的崇拜者。在他接任军需总监事务之后，想立即在凡尔登一康布雷地域重新将“伟大计划”付诸实施。然而，计划已失去往日的魔力。军队虽然在马恩河没有被打垮，但已筋疲力尽，缺少预备队，缺少弹药。法尔肯海因不得不暂时在凡尔登—兰斯—努瓦荣一线占领阵地。双方机动的百万大军处于僵持状态。通过快速的歼灭战而实现短期战争的理想已化为泡影。当时，法尔肯海因对帝国宰相说，使战争有一个最好的结局并不是没有希望，但无法预计何时和以何种形式能达成这一目的。德国成了一个被包围的要塞。
施利芬在西线取得闪电般决战胜利的设想已无法实现。然而，在东线，即在施利芬特别是小毛奇认为不适宜取得快速胜利的地区，却打了一场“坎尼战”，而这场“坎尼战”的对象按照“伟大计划”制订者的初衷是本该落在法军头上的。
在东普鲁士，俄军雷嫩坎普夫集团军由维尔纳[今维尔纽斯。—译注]地域出发，萨姆索诺夫集团军由华沙地域出发，对在此执行掩护任务，由冯·普里特维茨大将指挥的德军第8集团军发起攻击。期间，在加里西亚，奥地利军队在其总参谋长康拉德·冯·赫岑多夫伯爵指挥下，开始向波兰心脏地区发起强大攻势。德军总参谋部与奥地利总参谋部只是就行动的大体轮廓进行过协商，对进行一次同盟战争的有关实际问题，双方并没有进行深入探讨。因此，哈布斯堡王国基本上是在其天才总参谋长指挥下在加里西亚独自作战。奥军的攻势很快受挫，陷入停顿，盛开的霍亨索伦王朝和哈布斯堡王朝军队军官团之花已在惊天动地的8月会战中凋谢了，两个王朝的内功也已耗尽。
在此期间，在东普鲁士，普里特维茨及其参谋长瓦尔德泽试图在由东南向古宾嫩[今古谢夫。—译注]开进的由萨姆索诺夫指挥的俄第2集团军发起进攻之前，在古宾嫩击溃由东向西开进的由埃德勒·冯·雷嫩坎普夫将军指挥的俄第1集团军。会战未决胜负，普里特维茨停止战斗并决定向维斯瓦河撤退，这就意味着德军将全部撤出东普鲁士。因为他得到报告说，萨姆索诺夫正向他南翼纵深开进。在科布伦茨，毛奇担心在东线的失利不仅会在军事上造成灾难性的后果，而且还会在政治上对维也纳、中立国家，甚至像意大利和罗马尼亚等结盟国家带来极为不利的影响。在各处处长的压力下，毛奇将普里特维茨和瓦尔德泽解职。
在作战处年轻的总参谋部军官中，这时只有一个人能扭转东线的态势，此人便是该处老处长鲁登道夫少校。毛奇和军需总监冯·施泰因于8月22日将鲁登道夫请进大本营，但根据鲁登道夫的军龄，他只能作一名处长，而不能担任集团军司令。起初，总参谋部的人已经对解除瓦尔德泽和普里特维茨的职务心满意足了。决定由谁担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的事，基本上听任鲁登道夫这位具有战略天才的处长的意见。最后选择了在汉诺威过着退休生活的原第4军军长保罗·冯·贝内肯多夫·翁·冯·兴登堡。兴登堡是一个具有丰富经验的参谋军官，老毛奇和瓦尔德泽对他评价极高，还曾是施利芬继承人的人选之一。只是现在以年迈身躯跨入历史舞台的兴登堡，与其说是施利芬时代的人，倒不如说属于老毛奇时代更为合适。与这位新任第8集团军司令官相比，鲁登道夫则像一位现代军事专家。
兴登堡与鲁登道夫这两位人物，可以说是来自不同时代又具有完全不同性格的人。然而，共同的任务和共同的总参谋部思想将他们结合在一起，而且配合默契，成效卓著。兴登堡具有数十年的军队实践经验，在军界享有崇高的声誉、威望和自主权；而鲁登道夫则具有毋庸置疑的战略天才，雄心勃勃，精力充沛，脾气暴躁但外表又表现得镇定自若，这最后一点是权威性领导所必需的。
1914年8月23日，兴登堡与鲁登道夫乘坐专列到达马林堡。为了利用雷嫩坎普夫尚未完全取得胜利之机，以及鉴于向维斯瓦河退路被萨姆索诺夫的纳累夫集团军切断的危险，他们俩人当机立断，定下一个大胆的决心：利用骑兵部队对己方机动企图实施掩护，将雷嫩坎普夫当面的德第8集团军所有部队撤离战场，首先用全部可利用的部队排除敌方对己方侧翼纵深的威胁。行动的主要目标是合围萨姆索诺夫。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都是施利芬思想的推崇者。他们计划，一旦将纳累夫集团军157歼灭，便迅速调整部署，对雷嫩坎普夫实施歼灭性打击。
8月26日，在瓦普利茨—阿伦施泰因—霍恩施泰因地域拉开了合围萨姆索诺夫会战的序幕。8月27—30日纳累夫集团军的命运便最终被决定了。德军两个军出现在他的背后。在这次会战中德军内部也曾出现过一段危机，有一段时间鲁登道夫对自己的决心产生过动摇，他怀疑能否将袭击俄第1集团军背后的行动坚持到底。兴登堡则理智地指出，一旦定下的计划必须坚持到底。纳累夫集团军最终走上了覆灭的道路，俄军的解围行动为时已晚，纳累夫集团军总司令自杀，9.2万人及13名将军被俘，350门火炮被德军缴获。兴登堡有意将此次在阿伦施泰因一霍恩施泰因地域进行的会战称之为“坦嫩贝格会战”。坦嫩贝格是德国境内的一个小村子，在历史上1410名波兰人和立陶宛人曾在这里给德国骑士团以毁灭性打击。但是，在给他夫人的信中他却写道，他没有因此次胜利而忘乎所以，荣誉是上帝恩赐的。
坦嫩贝格使色当的名字黯然失色。由于在多线战争中利用了内线，使“坎尼战”在20世纪取得圆满成功。在严格控制其所属军队和协调军队机动方面，俄军“西北方面军”最高司令日林斯基将军像西线的小毛奇一样显得能力欠缺。然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取得坦嫩贝格胜利之后所面临的形势与坎尼会战时如出一辙。坦嫩贝格胜利并没有带来任何政治效果，它只不过是在局部战场上取得的一场局部的，当然也是重要的，胜利。此次会战与紧接着在马祖里湖附近取得的对雷嫩坎普夫集团军的胜利所带来的惟一结果是，巩固了东线北部的态势。为增援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毛奇向东线前调两个军，但因迟到未能在东线的决战中发挥作用。1914年9月9日，是在马祖里湖附近取得胜利的日子，但同时也是德军西线部队在马恩河决定其命运的日子。在东普鲁士取得的两次辉煌胜利并没有能避免奥匈军队在加里西亚遭重大创伤。
在西线，以堑壕战为主要形式的僵持局面和以空前的速度增加的弹药消耗量，给普鲁士一德意志总参谋部提出了全新的任务，当然其他国家的总参谋部也遇到同样问题。战争无法再延续下去了。因为，从长远观点看，百万大军的补给将带来无法解决的经济问题。阵地战有其自身的规律，工业问题也随之凸现出来。在西线，火炮仅一天的弹药消耗量就相当于1870—1871年整个战争的总消耗量。
经过技术、科学训练的专业人员在战争中发挥了决定性作用。除了出身高贵、在军事上没有多大天分的基层指挥官，以及大多年事已高还仍然在位的贵族出身的集团军将领们之外，那些充满活力、用丰富的专业知识武装起来的各级参谋长的作用日渐突出。这可以从德国一方在战争中的伟大“参谋长”们说起。东线的鲁登道夫和第8集团军首席参谋马克斯·霍夫曼，西线的库尔、洛斯贝格、泽克特、马克斯·鲍尔，是新一代参谋军官的代表。像霍夫曼上校和作战处军用物资科的鲍尔中校，都是资产阶级出身的参谋军官，他们那永不泯灭的勃勃雄心使他们再次涉足政治，尽管他们在这方面没有受过专门训练，但他们对政治的理解要远远胜于那些非参谋军官或“文人”。在决定性会战中，像马克斯·霍夫曼和鲁登道夫这样的人，有意地，也可以说是过分地展示他们的雄心—比如在坦嫩贝格会战中，他们的这种表现早已与总参谋部“多做事，少露面”的老规矩背道而驰。但在部队总参谋部内一些老规矩还仍然保留着。其实，像霍夫曼、鲍尔以及鲁登道夫这类人物，他们是对自己的荣誉感兴趣，自以为他们不需要政治工具就可以解决任何问题。传统的总参谋部军官的高度责任感在新时期仍然起着重要作用。现在，由参谋长，而不是由司令官拍板定夺的现象已屡见不鲜。
法尔肯海因这位新型总参谋长起初认为，重新将施利芬的计划付诸实施，就可以改变阵地战的窘境。尽管从长远观点看俄国无疑是比较容易被打垮的敌人，尽管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的胜利为德军提供了一个新的方向，但法尔肯海因仍然坚信，必须在西线取胜。秋季，他在佛兰德实施了他的大规模侧翼会战计划，目标是占领濒临英吉利海峡的港口；将英国远征军重新赶人大海；在比利时—法国战线上打开缺口。由德国年轻人组成的四个精锐预备军队开赴战场，被投入佛兰德秋季的泥泞中和英法军的枪林弹雨中。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要求增援的请求未果。他们本想利用已经取得的战果，在波兰实施一场大规模会战，将沙皇俄军一举歼灭。现在，在此实施决战的时机已经错过。
在西线，战争再次陷入僵局。起决定作用的不再是统帅和作战艺术，而是工业的生产力。法尔肯海因从佛兰德的失利中吸取了另外一条教训：他坚信，对于一个被围的巨大要塞来说，其司令官是致关重要的。防御要求节约兵力，节省供给，要求坚守已夺取的防御外线，因为被围时间的长短谁也难以确定。
由于战争部与总参谋部合二为一，最高统帅部现在手中已握有至高无上的权力。在由卢森堡迁往夏尔维尔一梅齐埃尔的大本营里，皇帝只满足于担当一个热心于打探消息的旁观者的角色。在柏林的帝国宰相也逐渐退居次要地位。而陆军最高统帅部的这一新角色并不是它有意追求的。之所以如此，是因为其他传统权力机构一般习惯于在战争中依赖于军事机构，也是因为在帝国领导层中缺少一个真正的政治家。在柏林，留守总参谋部总参谋长小毛奇成了针对法尔肯海因“西线路线”的“内部反对派”领袖。毛奇认为，打败陆上两个大国的惟一机会在东线。因在1914年夏末取得胜利而声望大振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也加入“东线派”。可是法尔肯海因只听皇帝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声音只是耳旁风。
毛奇看得更远一些。1914年秋，土耳其加入中欧列强的行列。1914年11月，已晋升为元帅的年迈的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被任命为土耳其战争部长和土耳其总司令的军事顾问，并动身前往君士坦丁堡。这为东线解决方案注人了新的因素。戈尔茨曾打算与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进行军事合作，共同对付塞尔维亚和南俄；德土军队对大英帝国的大动脉苏伊士运河发动进攻；同时，为摧毁英国的前哨阵地印度和将英国牵制在佛兰德以外的其他战场上，还准备在波斯采取一次行动。
摆脱中欧列强包围的惟一出路就是东线解决方案，即在战场上打败俄军，与沙皇帝国签订一个特殊的和平协议。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在东线北部取得的胜利，稳定了东普鲁士的态势。但与此同时，由于奥地利在加里西亚的失利出现了俄军对摩拉维亚和西里西亚发动大规模进攻的危险，从而危及普雷斯堡、维也纳、上莱茵工业区和布雷斯劳的安全。加之在塞尔维亚的重大挫折，维也纳急需外援。
鉴于此，法尔肯海因于1914年9月中旬决定，在克罗伊茨堡—克拉考[今克拉科夫。—译注]地域，由数个预备队师和第8集团军主力组成第9集团军司令部，以掩护西里西亚和缓解桑河畔奥地利军队的沉重压力。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分别就任新组建的第9集团军司令和参谋长，并全力贯彻其以攻为守的决心。第9集团军将进攻一直推进到华沙城下，此后，奥地利军队在伊凡格勒再次受到重创，第9集团军进攻部队的侧翼因此受到威胁，同时在东普鲁士的德军掩护部队也被置于不安全境地。
沙皇的叔父，俄军统帅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此时想以30个军包围处在波兰平原地区的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军队。德军对维斯瓦河的突击受挫，尼古拉耶维奇大公希望能以强大兵力攻占西里西亚，即德国东线军队与奥军的接合部。正在这个时候，法尔肯海因打响了在佛兰德的会战。他准许东线司令部进行改组，但不会予以增援。随后，兴登堡被任命为东线最高司令，鲁登道夫任参谋长。
鉴于俄军以强大兵力实施的大规模进攻，兴登堡和鲁登道夫重新进行了部署，对托伦一波森地域的部队重新进行编组，准备由此向罗茨方向突击，进攻尼古拉耶维奇大公的侧翼，拯救西里西亚，这将是第一次世界大战中最为大胆的一次作战行动。在波兰西部再次出现了一次实施新的“坎尼战”的可能，但德军的兵力远远不够。鲁登道夫向波兰前调两个军的请求未得到满足。德军一部兵力在布尔茨曾津内被围，只是由于该部指挥官的正确决断，才使该部队经过艰苦奋战突出包围圈，免遭被歼灭的命运。毛奇认为兴登堡和鲁登道夫的这个天才计划将成为东线的马恩河之战，不会成功。但结果总算取得部分成果：俄军的进攻被制止住了，已准备采取炸毁坑道的办法来保护的上西里西亚工业区也幸免于难。
尼古拉·尼古拉耶维奇大公此时打算在喀尔巴降山地区发动一次攻势，目标是向多瑙河平原突击，以牵制德军兵力。而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则计划对东普鲁士和加里西亚实施一次大规模钳形攻势，以分割位于波兰的俄军。但这一计划仍因东线兵力不足，以及德奥总参谋部缺乏协调而夭折。
战争的技术化使重心从前线转移到后方，许多德国的但首先是普鲁士的军事思想所不适应的新问题出现了：广大民众战斗意志的维持和引导；原料和食品的补给保证；装备生产的领导等等。面对经济战，英国强大舰队对德国本土的封锁，以及敌国针对“皇帝”和“匈奴人”所发动的宣传攻势，德军总参谋部束手无策，只能以权宜之计临时应付。
由于东、西线兵力的分配错误，使东线司令只能在马祖里湖附近发动一次冬季攻势，使东普鲁士的安全得到最终保证。这一计划完全符合法尔肯海因的思想，因为他曾经说过，现在只能对敌实施有限但有效的局部打击。总参谋长希望通过类似的战术措施大量削弱俄军的进攻力量，使1915年的东线战局趋于稳定。法尔肯海因想在东线创造一个可靠的保障地带，但局势变得捉摸不定。意大利曾要求维也纳在战争中保持中立，作为交换条件意大利则将维尔士—蒂罗尔割让给奥地利，对此维也纳坚决予以拒绝，因此意大利很早就出现了投入协约国阵营的迹象。塞尔维亚还一直封锁着通向土耳其的陆上道路。罗马尼亚的中立到底能保持多长时间，也难以预料。保加利亚的态度含糊不清。但是，罗马尼亚和保加利亚政府的态度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东线战场的成败。编有强大登陆部队的英法联合舰队企图通过一次行动，迫使土耳其将其封锁线撤至达达尼尔海峡，进而占领君士坦丁堡，打开通向俄国南部的海上航道。
德军在东线和巴尔干的局部进攻，以及法英军队在西线实施的类似于在达达尼尔海峡的突破行动，成为整个1915年战事的主要内容。英国将民众的力量全部投入战争，这在其历史上还属首次。德国军队再也无法得到一丝喘息的机会，也再没有取得一次决定性的战果，留给它的只有不停的流血，以及对预备队供不应求、供给保障和后方战区生产状况的忧虑。现在，法尔肯海因好比是一个遭重创的船只的船长，不得不拼命去弥补被巨浪打穿的船体，尽力保全这艘船使之正常航行。
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再次要求在波兰实施一次大规模作战行动，将已被击溃的俄军彻底歼灭，迫使俄国单独靖和。这样，东线军队便可得到解脱，用于在西线实施一次大规模决定性会战。1915年7月2日这一天皇帝在波森宫殿的一次会议上，断然拒绝了法尔肯海因的建议，成为继1914年9月9日后的第二个黑暗日。此事使鲁登道夫大为恼火，兴登堡却顺从了，他在给其夫人的信中写道，作为一名军人只能忍耐和顺从。但这件事长时间萦绕在他的脑海中，1916年初他怀着忧郁的心情写道，用自己的手为祖国赢得最后决定性胜利的愿望将化为泡影。他在日记中抱怨鲁登道夫的“神经过敏”，因为他在电话里常常大喊大叫，暴跳如雷，还说兴登堡的计划是胡作非为。
法尔肯海因将西线看做是具有决定意义的战线。他认为突破敌人的阵地是不可能的，敌人势必在这里拼死抵抗。在东线，俄国的辽阔领土又使他望而生畏，而意大利对他来说无足轻重。因此，他准备实施一次对他的战术而言极具代表性的行动，即完全占领塞尔维亚，通过德奥联军和保加利亚军队于1915年秋联合行动打垮塞尔维亚军队。此时西线的最高司令是冯·马肯森元帅，参谋长是冯·泽克特上校，这又是一对理想的搭档，前者是一位具有强烈进取心的司令官，后者是一位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占领塞尔维亚后为德国的补给打开了一条通向土耳其和近东的陆上通路，因为不仅在高加索，而且在耶稣诞生地以及美索不达米亚战火也已点燃。
泽克特后来对此时的形势做过这样的描述：在以消灭西方三个敌国武装力量为目标的战争中，德国已经失利。但如果出现希望，这个目标还是可以达到的，然后便可转移兵力消灭俄国武装力量。然而，这一目标因错误分配兵力和未能利用初期战果也没有达到。自此，德国兵力便不敷使用，歼灭战略也无以兑现。为能对英国本土及其航道给以毁灭性打击，便将新的希望寄托于潜艇战，但又没有足够数量的潜艇。海军总参谋长曾将实施潜艇战的思想告知法尔肯海因。然而对涉及政治和人权的海军问题，陆军总参谋长几乎没有任何发言权，只有依靠海军的专业人员自己去解决。
水下作战又是一个涉及到工业生产力的问题，因此也是一个没有解决的社会问题。军官团与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已经并存了几十年。像瓦尔德泽这样的人还曾梦想过对工人阶级和社会民主党进行血腥镇压。但是现在，总参谋部和统帅部认识到，有必要将绵延无期的战争的意义向已变成不稳定因素的广大民众解释清楚。战争的最初几周，广大民众甚至包括社会民主党都曾欣喜若狂，但是现在这种狂热已云消雾散。“军事社会主义”时期已经来临。总参谋部也不得不介入装备经济和供给经济领域。
根据帝国宰相的建议，在军事上也对议会负责的普鲁士战争部长，再次与总参谋长一职分开，法尔肯海因也于1915年由这个非正常的两职合并的岗位上退下来。他的继任者是他的一名亲信维尔德·冯·霍恩波恩将军。陆军军需总监由冯·弗赖伊塔格·洛林霍芬男爵担任，军队的全部供给事务均由他负责。在此期间，最高统帅部中具有权威性的军官实际上是作战处长塔彭上校和组长鲍尔少校，以及已经独立出来的间谍和反间谍处处长瓦尔特·尼古拉少校和野战铁道处处长格罗纳上校。塔彭和格罗纳不久便晋升为少将。
集团军和新出现的集团军群中涌现出大量出色的“处长”，这标志着“总参谋部统治地位”已达到其巅峰。这种后来又由鲁登道夫继承和发展的上下级关系有利也有弊。它有利于促进脑力劳动的一致性，但也助长了自负、专断和不负责任的现象发生，因为“处长”虽然是一处之长，领导整个处的工作，但他从未拥有过独立做出最终决断的权力。
马肯森的参谋长泽克特所表现出的那种傲慢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泽克特通常摆出一副冷若冰霜的面孔，他反对拿他与格奈泽瑙和布吕歇尔进行对比，他想与众不同。在当时的政治背景下，他在其“处长”的一辈人中属最聪明的一个，他与知识面非常单一的鲁登道夫不同，早在战争爆发前就对世界有一定的了解。泽克特反对自由主义，认为议会制毫无用处。在他眼里最好的政府就是建立帝国宰相的统治。他认为，当前的战争应划分为数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应将所有参战国拖得筋疲力尽。然后，必须进入经济战阶段。接着应以武力进行决定性较量。因此，现在就应为在大西洋和欧洲大陆之间建立一个巨大的联盟体系创造条件，为此必须争取俄国。
泽克特的观点只是一家之说。当时，在一些高层军官中，如波兰占领区总督冯·贝泽勒大将经常谈论的是在取得战争胜利后建立一个在德国领导下的欧洲国家联盟。法尔肯海因极力反对“泛德意志”主义者所鼓吹的兼并计划。在战争即将结束时肆无忌惮地鼓吹兼并政策的，从民主自由主义的政治家到天主教中央党左翼政治家，应有尽有。后来成为重要人物的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和马赛厄斯·埃茨贝格也在其列。对此，1916年兴登堡在给他的夫人的信中写道，一部分“泛德意志”主义者该“进精神病院了”……
总参谋部希望巩固东线和西线的阵地，这与“泛德意志协会”不谋而合。但是，不管是“泛德意志”主义者还是总参谋部，都缺少一个强有力的人在帝国政府中执掌政权。在德国被包围的状态下，法尔肯海因要想维持局面，就迫切需要一种能导致政治解决的灵巧的外交政策，以及大胆的内政，以便对王朝进行为时已晚的变革，使其议会化，并根据政治和经济平等的原则满足工人阶级的正当要求。很显然，总参谋部在政治问题面前是个门外汉。现在，人们只是希望能出现一个能维持秩序和强化民众战争意志的“强人”。
法尔肯海因认为英国是最危险和最强大的敌人。由于不可能在海上对英取得重大胜利，同时也不具备登陆英国的兵力，因此在法尔肯海因看来，打掉英国的“大陆利剑”法国就显得比打垮俄国更为重要。—而达到这一目标的途径是，以最强大的炮兵在一个敌人无法回避的地点迫其决战，在狭小地域内不断给其以压力，最后将其击溃。这就是法尔肯海因有名的、但也是导致恶劣后果的“抽气泵”战术。在西线，法国构筑的强大要塞凡尔登是法尔肯海因实现其思想的最理想的地点。在有限的地域内为实现有限的战术目标而投入大量人力和物力实施的进攻，从根本上说是全部作战指挥艺术的破产，意味着在阵地战面前缴械投降。
当时，在西线有120个德国师与167个协约国师对峙。传统战略告诫人们，在敌最强大的地点实施进攻是错误的。而凡尔登恰恰是法国东部要塞地域最强大的地点，是欧洲最现代化的野战要塞。1916年2月21日，德军开始发动进攻，其主力是由威廉王储指挥的第5集团军，参谋长是施米特·冯·克诺贝尔斯多夫中将。把开启这个“抽气泵”的直接责任托付给普鲁士和帝国王储，这在心理学上是一个灾难性的思想。然而，在最高统帅部内有谁曾想到过心理学呢？
凡尔登成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绞肉机”。法尔肯海因没有想到，“抽气泵”也可双向工作。在进攻取得初战胜利后，会战延绵数月之久。凡尔登地狱向那些在前线奋战的人们第一次显示出技术装备战争可怕的绝望。“抽气泵”不仅以血流成河为代价，而且还吞噬了部队的士气和胜利意志。没有胜利者，也没有战败者，战争中使人振奋的因素—战果，已不复存在。
在法国的背后，有英帝国和美国为其提供物资援助。在东线，一直存在着俄国百万大军发动新的大规模进攻的危险。在德国一方，只剩下了已被拖得精疲力竭的盟友哈布斯堡王朝和奥斯曼王朝。
在东线，兴登堡和鲁登道夫所实施的会战未能取得重大战果。现在，法尔肯海因的命运要在东线决定了。在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老迈的科尔马·冯·德·戈尔茨元帅以其统帅的天才取得了最后一次胜利：他在库特阿马拉将一支英属印军包围，并迫其缴械。然而，戈尔茨因染上伤寒去世而未能亲眼目睹这次胜利。在帝国议会举行的追悼会上，像戈尔茨一样遭贬的小毛奇因心力衰竭而离开人世。这完全是一种巧合，但也可能是古典时期的不祥之兆。
8天后，英国与法国陆军以大量炮兵和航空兵以及新型装甲车，在索姆河畔发动进攻。与此同时，俄军实施的最后一次突击将东线的奥地利防线击垮。为防止情况进一步恶化，匆忙组建了一个由德、奥、匈合成的集群，由卡尔大公任司令，冯·泽克特任参谋长。就在此时，凡尔登已被血肉和泥泞所覆盖……
俄军的攻势取得了比胜利本身更为重要的成果。罗马尼亚倒向协约国一方，并以75万人对西本比尔根[即特兰西瓦尼亚。—译注]和对奥地利没有掩护的右翼匈牙利发动进攻。当此消息传到大本营时，皇帝被吓得目瞪口呆，不得不承认战争已经无望。
随着罗马尼亚于1916年8月27日对德宣战，法尔肯海因的末日也来临了，他的方案也随之破产。法尔肯海因是个无限勤奋、能力超群和充满活力的人，但有一点他从来就没有弄懂，即让广大民众理解他的方案并赢得他们信赖的重要性。在他眼里这根本就不是总参谋部军官的事。现在已是替换统帅的时候了。在此时刻，德国民众的大部将信任给予了兴登堡及其密友鲁登道夫。鲍尔中校越级直接面见战争部长，要求以兴登堡代替法尔肯海因，鲁登道夫做兴登堡的第一副手。
1916年8月28日，兴登堡和鲁登道夫应召来到位于上西里西亚普勒斯侯爵宫殿的大本营。8月29日，军事内阁首脑冯·吕科尔大将向兴登堡宣布，皇帝陛下任命冯·兴登堡元帅为陆军总参谋长，鲁登道夫为“第二总参谋长”。鲁登道夫提出，他更喜欢将他这一新职位称为“第一军需总监”。吕科尔欣然同意了。这还是第一次似乎在舆论压力下任命一位总参谋长。在军官团高层军宫中，一个“兴登堡”党早已存在，其中包括许多政治家。兴登堡就这样在东西线装备会战的隆隆炮声中，在内外交困中走上了老毛奇和施利芬曾经把持的职位。
鲁登道夫当时从普莱斯给他夫人的信中写道：“我还一直以为这是一场梦……”在回忆录中他对这一时刻是这样描述的：“我俯首祈祷万能的上帝，赐我以胜任这一职位的力量……”
1915年英国首相阿斯奎思曾走访在法国指挥军队的英国元帅约翰·弗伦奇，在桌前他说：“元帅先生，您不感到奇怪吗，这场战争竟没有造就一个统帅？”弗伦奇无言以对。他的参谋长威尔逊将军（所有穿“燕尾服”即所有文官的死对头）急忙接过话茬儿说道：“也同样没有造就一个政治家，首相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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