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天后，霍亨索伦君主国的命运便在斯帕决定了。11月8日，皇帝命令最高统帅部要采取措施，恢复国内正常秩序。格勒纳和兴登堡都认为，那些重要的部队是绝不能撤离前线的，同时他们也怀疑，是不是所有部队都听任调回国内来对付革命群众。此外，复杂的运输状况也会带来许多问题。但是一个严肃的问题摆在面前：如果莱茵河大桥和铁路枢纽掌握在叛乱者手里，而且必须要从他们手里夺回来，那怎么才能以最快的速度调回大量部队呢？为了弄清部队的反应，聪明的作战处长海耶上校想出一个主意，从附近的十个集团军司令部中各选出五名师、团长，到大本营来加以询问。
11月9日，计划付诸实施。10时，皇帝在斯帕召集举行了形势报告会。在柏林，工人群众拥上街头举行游行。驻守在边区的副军长冯，林幸根大将早已让人制订了一个详细的镇压起义者的计划，甚至准备动用施塔肯的航空队。但是普鲁士战争部长、符腾贝格的朔伊赫少将反对流血。于是，在斯帕，人们对镇压革命的可能性展开了激烈的辩论。格勒纳将军持悲观态度，在威廉集团军群任参谋长的冯·德·舒伦堡少将和冯·普勒森大将主张使用武力。有一个人则沉默不语，他就是71岁的普鲁士元帅冯·兴登堡。
海耶上校汇报了他询问前线指挥官的结果。大部分军官乘汽车来到斯帕，经长途行驶已疲惫不堪，他们对这一从未考虑过的问题感到突然。他们的反应不能给人以丝毫慰藉，他们不受海耶的摆布。格勒纳的话果然应验了，军队不再是最高统帅得心应手的工具。至于此时兴登堡的脑袋里有些什么反应，我们不得而知。但是作为普鲁士贵族，国王在他眼里是神圣不可侵犯的。他知道，现在他必须支持国王；但他也知道，他现在根本无力支持国王。这一刻在他一生中都萦绕在脑海里，虽然事实上他自己已被置于无望的境地，但这一点并不能使他得到安慰。向群众开枪，这对他来说是可怕的。早在第四军部队镇压曼斯费尔德工业区的矿工罢工时，他就对部队被迫向工人开枪感到吃惊。此刻他的思想是一种典型的旧普鲁士的思想，即君王是绝不能受到侵害的。因此，他认为关键的问题是，无论如何要防止皇帝被暴乱所推翻，要不惜一切代价让君王暂到中立国荷兰避难。
在斯帕，人们仍在就一个问题进行着争论，在无计可施的情况下，能不能只让威廉二世以德国皇帝的名义退位，而保留其普鲁士国王的王位。这一想法虽然使皇帝深为感动，可一旦实现，实际上就意味着帝国军队的解体。正当大本营的人们进行激烈辩论的时候，柏林的势态却发生了重大变化。
由于战争部长不准备下达开枪的命令，驻守在边区的军长也未敢轻举妄动。大概是帝国宰相的私人密友们经过商议，宰相府随后便下了一道避免任何流血的命令。街上的情况愈发不可收拾。时近中午，身患重感冒的皇太子宰相擅自宣布德国皇帝、普鲁士国王和王储退位，同时指出必须由一位摄政者来维持君主政务。然而就在同一时刻，社会民主党国会议员和皇家不管国务秘书菲利普·谢德曼，在国会大厦的台阶上匆忙激动地宣布德意志共和国成立，还说德国人民已在全线取得胜利。翌日清晨，皇帝从斯帕启程前往荷兰避难。当兴登堡正准备开始工作时，才得知皇帝陛下已经启程的消息。1918年n月28日，在荷兰流亡的德国皇帝，其普鲁士国王的王位也被废默。
总参谋部仍如磐石一般屹立在斯帕。停战谈判书是由一名中央党左翼政治家—一个共和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而不是由皇家普鲁士军队的元帅签署的，军队仍未缴械投降。此事的结局对新的民主党—对战争失败的继承人来说是危险的，而最后确实出现了这种结果。
皇帝的被废黜和无声无息的离去，不仅对总参谋部军官而且对整个军官团好似当头一棒。没有国王，普鲁士军官和贵族就一钱不值。泽克特曾将国王比喻成军队的象征，对于大多数军官来说这是失去“国王盾牌”的一刻。对几乎所有人来说，这是寻求另一个象征的时刻，是寻求国家新领导人的时刻。军官团坚信，国家领导所依靠的只能是权威和秩序。
退役步兵上将鲁登道夫，这位被赶下台的总参谋部的巨人，当获悉皇帝出走和革命胜利的消息后并不甚悲伤，而是暴跳如雷。他向来不懂得怀疑和自责，于是，他以这次战争的“统帅”自居，开始搜寻搅乱他计划的人。他全力寻找那些操纵世界历史的神秘势力，并冠以一种“超国家势力”的理论来诵毁这种势力的声誉，对所谓一伙教派的诽谤就更是自不待言。此后不久，他又开始撰写他的《战争回忆录》，他说德国人必须从战争的结局中学到一些东西。他傲慢地宣称，革命者的最愚鑫之处就在于饶了他一命。当11月份柏林的局势变得更加动荡不安，布尔什维克分子的颠覆活动日益增多之时，鲁登道夫接受老朋友的劝告，逃到瑞典过了几个月隐名埋姓的生活。
直到1919年2月他才返回德国。当协约国停战谈判代表团的一名成员马尔科姆将军拜访他时，他暴跳如雷地谴责了德国人民及其政府抛弃了他。马尔科姆问：“将军，您的意思是不是说，有人在您的背后捅了一刀？”鲁登道夫异常激动，大声吼道：“没错。有人在我们背后捅了一刀，在背后捅了一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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