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一方面，泽克特作为负责帝国防卫的最高级别的军人，一直在不停地研究着一个问题：如何能以现有有限的兵力保障帝国边境的安全，能在什么地方找到自己的盟友。在东部，在法国庇护下捷克斯洛伐克和波兰这两个新成立的斯拉夫国家，已深深地嵌入德国的领土内。由于波兰走廊已插人西普鲁士直至波罗的海，使东普鲁士变成一个孤岛。捷克斯洛伐克如同一个盗立在西里西亚、萨克森和东巴伐利亚当面的前沿碉堡。如果柏林与布拉格的关系逐渐缓和，那么剩下的就只有波兰的威胁了。波兰对西部边界所谓原波兰领土一直念念不忘，而《凡尔赛和约》没有满足波兰的这一要求。早在1921年，泽克特起草了一份呈文，题为《关于我军建设的基本思想》。他在其中提出，一旦与外部势力发生冲突，就必须依靠志愿人员的力量将现有的7个师扩充为21个师。这种所谓的“征募”陆军的思想在20—30年代一直占据着主导地位，直至被希特勒的疯狂扩军所取代。
泽克特认为，如果要想使这支小型职业化军队构成未来庞大陆军的核心，就必须结束它作为内战工具和警察的靠山的角色。但另一方面，这种具有远见的军队政策必须以军官团严格的非政治化为前提。泽克特理想中的军官既不应是共和主义者，也不应是君主主义者，而只能是军队军官。泽克特认为自己以及他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都无力涉足政治，也无力推行自己的军事政策和外交政策。但并不是所有的社会民主党政治家都像艾伯特和诺斯克一样对军事那样感兴趣。而泽克特又是一个过于敏感的人，因此摩擦和矛盾接连不断。在他与施赖歇尔之间出现的第一个矛盾是，施赖歇尔认为，在不损害军队利益的前提下必须对时代精神做出重大让步。不久，泽克特便与在部队局第1处第3组负责内政问题的施赖歇尔在政治上分道扬镰。由于施赖歇尔经常处理国家预算问题、边防问题和党派政治问题，因此他借此建立了一个庞大的私人关系网，与许多显贵名流和党派保持接触。而与此同时，年轻军官和中年军官却被严禁参加任何政治活动或谈论政治。但是一些人终究要走自己的路，这句话是库特·黑塞中校有一篇引起人们广泛重视的短文里讲的，这篇文章谈的是“懂得人们』合理的统帅”，他预言这种统帅和群众领袖即将出现。被长期忽视的群众心理学终于又获得了它应有的地位。泽克特心里暗笑着提醒黑塞，不要忘了老毛奇时代赫尼希上尉的命运。
波兰是年轻的魏玛共和国最沉重的军事政治问题。新成立的波兰企图将乌克兰据为己有；1920年它又通过一次政变从年轻的立陶宛共和国手中夺占了其历史上的首都维尔纳；煽动上西里西亚的波兰居民闹事，以便对由战胜国主持的关于其居民归属问题进行的全民公决施加影响；最后，它在对苏战争中遭到惨重失败，1920年苏俄红军一直打到华沙城下。这些事件勾起了泽克特对已被人遗忘的普鲁士与俄国之间的友谊的回忆。苏俄不是《凡尔赛和约》的签字国，像德国一样它在协约国新秩序世界里被划入被遗弃的国家之列。
波兰极端爱国主义团体对东普鲁士、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等德国领土提出的毫无节制的领土要求，以及对维尔纳和上西里西亚肆无忌惮的进攻，为德国统帅部提供了一个让帝国政府默许军方在东部地区建设一支秘密边防部队的依据。而泽克特的想法走得更远，他打算德国国防军与苏俄红军结成联盟，其目的并不是要对波兰发动一场复仇战争，而是为了防止华沙来自背后的袭击。
经济状况为两个迥异的伙伴建立联系提供了条件。苏俄为了有计划地建设其重工业需要德国机器制造业的帮助；而德国方面想将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工业、飞机制造和化学战剂的制造转移到国外。泽克特在战争期间结识的土耳其元帅恩维尔·帕夏，此时亲赴莫斯科，为双方牵线搭桥。泽克特认识到这是一个难得的机会，在促进苏俄装备工业发展的同时，也可为自己受到束缚的装备工业拓展新的领域。在施赖歇尔、部队局第一处处长哈塞上校和泽克特的老同事，现在陆军统计处工作的上尉参谋弗里茨·楚恩克的协助下，于1921年在国防部内成立了一个“R（俄国）特别工作小组”。泽克特和施赖歇尔与苏联当局的接触，是在当时的帝国总理维尔特知晓的情况下进行的。中间人有楚恩克上尉、原第三处处长、退役上校尼古拉和曾因在战争期间出征阿富汗而闻名的退役少校里特尔·冯·尼德迈尔。1922年，在热那亚举行的世界会议上，受到西方大国奚落的德国外长瓦尔特·拉特瑙和苏联人民委员会外交委员奇切林，意外地签署了一项友好条约。《拉巴洛条约》促进了双方非官方的军事、经济交往。泽克特对拉特瑙的评价不高，但他欢迎这一条约，称其为一种“积极政治”的开始。
1923年2月，新任部队局局长哈塞少将、已晋升为少校的弗里茨·楚恩克和菲舍尔上尉一同前往莫斯科进行秘密谈判。双方商定，德国将支持苏俄的工业建设，苏俄的工农红军指挥员将在德国接受总参谋部训练；德国国防军将从苏俄获得炮兵弹药，允许德国飞行员和坦克驾驶员在俄国训练，在俄国生产化学战剂。为开展这些秘密业务，特在莫斯科成立了一个“莫斯科中心”，它也是负责管理派驻苏联的德国军人的最高机构，1924年该中心领导人为退役上校冯·德·利特·托姆森和退役少校冯·尼德迈尔—这一切德国政府都是知道的。20年代末，德国又派出联络官哈尔姆上校与红军保持联系，后由恩斯特·克斯特林上校继任。这样，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武官处又再次复活了。
这种长达10年且缓慢发展的军事合作，其实际结果并不算丰硕。在位于哈尔科夫和沃罗涅什之间的利佩茨克机场，大约有300名德国军官接受了战斗机驾驶和观察机驾驶训练。从1930年开始德国坦克专业人员在卡赞接受训练，先后计有30名左右。苏俄的坦克数量尽管在当时已相当可观，但其型号和战术尚处于幼年时期。在伏尔加河畔的萨拉托夫，为德国修建了一个毒气厂。苏俄还通过海路向国防军弱小的炮兵提供数量有限的弹药，这些弹药大多都是在什切青通过共产党港口工人的手装运的。
依靠苏联的帮助，德国建立起了歼击机部队的核心。德国的总参谋部军官应邀参观红军的军事演习时，第一次看到了空降部队的使用，自此萌发了组建自己空降部队的念头。苏俄早逝的杰出军事委员米哈依尔·伏龙芝所创建的类似于本土民兵并作为预备队的基干部队，给国防军的军官们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和多方面的启示。在这里，泽克特通过另一种方式，在另一种旗帜的掩护下，实现了他创建强大精锐部队的愿望，这支部队编制有大量骑兵以及摩托化和装甲分队，依靠的是一个具有强烈国防意识和政治上统一的政党。当时在部队局第2处工作，后来成为元帅的凯特尔在一次访问苏俄时，苏俄军队给他留下了深刻印象。还有后来的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元帅（20年代末任部队局长）在俄国逗留期间，对基干部队和群众的党政纪律印象颇深。当然，布洛姆贝格是对一切新生事物极为敏感的人。他在一次访问美国之后，对在美国这样一个民主国家里的小型职业化军队也非常感兴趣。
从另一个方面看，相互的交往也使后来一批著名的苏联军官，如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朱可夫元帅，认识了德国国防军及其不过问政治的军官团，并给苏俄那种完全受党监督的基干部队的指挥官们留下了深刻印象。20年代末，列宁的接班人斯大林在指挥官队伍中进行了第一次“清洗”，一批原沙皇时期的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成了这次改革的牺牲品。
如果说国防军和红军之间的利益组合使德国统帅部度过了艰苦的年月，那么德国的工业向苏联的输人也使德国的生产能力得以维持，并保留了一定的装备生产力。德俄间的秘密军事政策促使德国军事当局逐渐趋向东方发展。20年代初，步兵总监里特尔·冯·米特尔贝格中将在离职以后，在土耳其军中担任军事顾问。此后先后有数名高级总参谋部军官被派往中国，帮助其进行军队建设，其中有：退役上校鲍尔、1925—1926年的部队局局长维策尔将军、后来还有泽克特自己以及冯·法尔肯豪森将军。鲍尔上校为蒋介石元帅创建了一支样板军。
确切地说，1923年8月共和国最著名的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接受总理和外长职务之时，《拉巴洛条约》[1922年4月苏德两国代表在意大利的热那亚近郊拉巴洛签署的友好互利的条约。—译注]和与苏俄签署的秘密军事协约，才真正体现了德国外交政策的主动地位。由于赔款问题没有解决，德国与西方大国的关系全面恶化。殃及德国的经济危机，也蔓延到西方战胜国。1922—1924年出现多起重大事件，使欧洲各地的社会秩序从根本上发生动摇：德国发生了通货膨胀；法西斯专政在意大利建立；凯末尔在土耳其的专制统治日见巩固；阿尔方斯十三世国王宣布在西班牙建立军事独裁；斯大林的独裁也在俄国站稳脚跟。呼唤“强人”和救世主的声音也在德国不断高涨，这种声音还不仅仅来自于希特勒周围的人及其他在慕尼黑的德意志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也不仅仅来自于鲁登道夫将军的亲信。当时施赖歇尔就曾考虑过这样一个问题，泽克特是不是没有能力成为德国的独裁者。
在这种充满紧张的气氛中，法国由于在赔款问题上与柏林发生分歧，便试图拿鲁尔区作抵押品。1923年1月11日，一支装备正规的法国作战部队开进鲁尔区。他们计划，一旦德国进行武装反抗，将与捷克斯洛伐克军队一起占领中德的工业区。帝国政府宣布实行消极抵抗，这一政策耗尽了帝国银行的最后一点储备，德国货币全面崩溃。协约国军事监督委员会的工作被迫停止。泽克特和海耶的继任者哈塞将军一致认为，只有当法军向中德推进时才考虑实施武装反抗。
为了应付不测事件的发生，做好与国内各种准军事力量合作的准备，1923年1月泽克特与在慕尼黑的鲁登道夫将军和阿道夫·希特勒进行了接触，当时希特勒作为纳粹党的“领袖”已拥有一支按营团编制的数量可观的私人军队—冲锋队。1923年3月11日，泽克特与希特勒进行了谈话。希特勒给这位习惯于冷嘲热讽的统帅部长官留下了深刻的印象，但泽克特也并不是没有一点怀疑。希特勒要求担当民族起义领袖时的那种狂热疯癫样子，使他为之膛目。就实现民族专政这一目标而言，他们俩是一致的；但在实现目标的途径问题上则存在着明显分歧。希特勒虽然表示愿意在发生武装冲突时向国防军提供支援，但此后不久他又禁止他的党员参加任何由共和国宣布的消极抵抗行动。
在莱茵兰和巴伐利亚，分裂主义者的活动日见频繁。在萨克森和图林根，共产党已准备进行颠覆活动。1923年8月，具有自由、民族主义思想的德国人民党领袖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着手组建一个由右翼势力直至社会民主党组成的联合内阁。现在一个具有政治家才能的德国总理要第一次面对统帅部的长官。施特雷泽曼的目标是平息德法之间的对立，解决赔款问题以利于欧洲的未来。而泽克特—施特雷泽曼后来听兴登堡说一一并不是从根本上反对所有和解政策，但他作为一个军人无法接受为战争做出任何理智的补偿。泽克特与施特雷泽曼的关系骤然紧张起来，而且再也没有和解过。施特雷泽曼非常明白，此刻国防军对帝国政府来说是最重要的政治工具。有人问泽克特，国防军是否可靠？他回答：他不知道，但国防军至少听他的召唤。这是统帅部观望主义和孤立政策的胜利。
泽克特在一次内阁会议上就曾声称，在德国只有一个人能发动政变，此人便是他—泽克特，但他没有发动政变。现在他被卷入一切计划之中，而且有时看起来好像他一直就有自己独揽大权的念头。在柏林，在大王业圈子里出现了这样一种思想，即建立一个由帝国总统默许的“民族内阁”，类似于三头政治专政，这三位政治家是泽克特、一位大王业家和一位高级外交家，后两位出自于施廷内斯康采恩和克虏伯康采恩[康采恩系德国的一种垄断组织。—译注]。在慕尼黑，希特勒制订了一系列政变计划。此外，在保守党和教会圈子里以及各国防社团里，却盛行着另一种思想，认为面对红色的柏林，慕尼黑必须成为德国的安卡拉，成为民族的首都，土耳其的凯末尔[又译马基尔。土耳其共和国第一任总统。1919年成立民族代表委员会，领导民族商业资产阶级上层革命，与英、希武装干涉者展开斗争。1920年英军占领伊斯坦布尔，凯末尔被迫转到安卡拉。后当选为土耳其大国民议会主席．1923年当选总统。1933年被大国民议会授予“土耳其之父”称号。—译注]正是从安卡拉出发，并从侵略者手中解救了位于伊斯坦布尔的土耳其苏丹政权。
当施特雷泽曼出于经济原因不得不停止鲁尔斗争时，危机变得一触即发。巴伐利亚州政府宣布实行紧急状态，并任命保守一教会派和联邦主义集团的领袖古斯塔夫·里特尔·冯·卡尔为巴伐利亚全权总代表。于是，在卡尔和希特勒之间便在私下里发生一场争执，在两个人里应当由谁首先宣布进行“民族革命”，并率军开进柏林。对此，帝国政府以全国进入紧急状态作为回答，执行权也因此落到了国防部长肩上。
由共产党占据州政府部长位置的萨克森和图林根，时刻有发生颠夜活动的危险。在库斯特林，总参谋部少校布赫鲁克尔领导他在鲁尔斗争期间组建的临时志愿部队哗变。他不但一直没有解散他的部队，反而想迫使当局承认他的部队为正规军。在慕尼黑，希特勒的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对泽克特发起人身攻击，声称泽克特要想建立反革命的独裁，并说他的夫人是犹太家族出身。
泽克特要求第7军区（巴伐利亚—慕尼黑）的第7步兵师指挥官冯·洛索将军采取行动查禁该报。但洛索拒绝执行命令，因为在第7师参谋部内有希特勒的一名密友—巴伐利亚上尉参谋恩斯特·罗姆。泽克特没有料到，在年轻军官中居然还有一大批对希特勒这个狂热煽惑者的崇拜者。1923年10月19日，泽克特以不服从命令为由解除了洛索的职务，但也因此对国防军只听从他召唤的信念打上一个问号。冯·洛索将军的职务由巴伐利亚全权总代表冯·卡尔接替，第7师也由巴伐利亚政府支配。
10月22日，巴伐利亚的“安卡拉”向柏林宣战。也就是在同一天，奉帝国政府命令，第4师的分队在米勒中将的指挥下开进萨克森，废止了德累斯顿政府的职能，因为共产党的内政部长正准备在这里建立工人武装近卫队。
哈塞少将、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校和冯·施赖歇尔督促泽克特尽快建立自己的军事独裁，否则他将面临一场右翼发动的革命。在部队局里，人们担心法国、捷克和波兰军队会趁此形势开进来。然而，经历过世界大战和卡普暴动已变得谨小慎微的泽克特，与塔勒兰德持有相同观点。塔勒兰德曾说过，用刺刀可以干很多事，惟独不能拿它当椅子坐。泽克特已做好准备，在帝国总统授权下组阁，或对组建一个“民族内阁”提供支持。希特勒和鲁登道夫都以其“民族革命”计划向兴登堡施压，但兴登堡断然拒绝参加任何针对新国家的武装暴乱，并提醒鲁登道夫要少动勿躁。
1923年11月3日，泽克特去见帝国总统。艾伯特对他说，在这一时刻他离不开他这个统帅部长官，同时又以十分得体的方式向他暗示，一切有关泽克特内阁或军事独裁的考虑均无望成为现实。泽克特屈从了艾伯特的意见。自此次谈话起，他以及他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便开始寻找一位能按军队意愿行事的政治家做国家领导。
1923年11月8日，希特勒在慕尼黑采取行动，并于傍晚宣布开始“民族革命”。他自任帝国总理，鲁登道夫被委以“德意志民族统帅”的荣誉称号。被这一事件惊呆的全权总代表冯·卡尔和冯·洛索将军声明，从此刻起他们准备与叛乱分子合作。步兵学校哗变，并声明听从希特勒调遣，较老的军官和指挥官则表现得束手无策。11月8日夜，帝国总统和总理便将帝国全权交付于冯·泽克特将军。现在，这个临时的军事独裁使他有了运用法律和权力的机会。
泽克特迅即命令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男爵少将接管第7军区的防务。然而就在11月9日，卡尔和洛索却在慕尼黑奋起反击。在慕尼黑，暴动者的游行队伍在希特勒和鲁登道夫引导下，在纪念堂附近遇到一道由巴伐利亚地方警察设置的警戒线，替察向他们开枪了。希特勒跑了，他的一批追随者被击毙或受了重伤，一场骚乱就这样烟消云散。
共和国的命运现在握在了泽克特的手里，但组建自己政府的所有计划也因此被打乱了。根据泽克特的命令，共产党和民社党这两个搞革命的政党遭到禁止。克雷斯·冯·克雷森施泰因男爵少将和里特尔·冯·勒布上校这两个具有严格传统思想的巴伐利亚军官，被任命为第7军区的司令和参谋长。为惩戒叛乱，步兵学校由慕尼黑迁往图林根的奥尔德鲁夫部队训练场，像洛索或罗姆这样不可靠的军官被开除军籍。但比这更使泽克特优心的是，像希尔上校这样有独到思想的军官也与他分道扬镶了。希尔按照保加利亚的模式制订了一个对工人进行役前军事训练的计划。在对待右倾极端主义问题上，泽克特一直存在着两面性。在由奥尔德鲁夫返回途中，他对其副官冯·泽尔霍夫上尉说，如果这次没有年轻人，那人们就会绝望地说：“这是什么世道！”但纪律必须先行……嘲讽者称他为“斯芬克斯”，难道有什么不对吗？
然而不管怎么说，在他的领导下国防军使共和国免遭来自右、左两方面的攻击。在军事独裁的庇护下，完成了币制改革，稳定了国内市场。可是不久，泽克特、施赖歇尔和哈塞却在考虑以何种方式废除军事专政的问题。他们认为，军队一旦沦为帝国军事警察，那么就与它担负的国防任务大相径庭了，而军队绝不能沦为内战的工具。最后，他们自动放弃执政的欲望，于1924年2月中将政权重新归还议会政府。
1923—1924年冬，一位保守派政治家想见泽克特，此人就是在第三帝国里扮演重要角色的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博士。格德勒当时属于德国民族党，正在制订一份帝国改革的计划。泽克特让施赖歇尔出面，对他收到的一份呈文做了回答。1924年2月，泽克特自己拟订了一份题为《普鲁士与帝国》的备忘录，阐述了他对德意志未来的设想。他指出，应保留普鲁士及其帝国的各大州，普鲁士应成为帝国的中心。普鲁士的和帝国的最高领导职务在人员上应合二为一。格德勒代表了恢复王朝统治的思想，而泽克特，尽管他是普鲁士的保皇主义者，却对这个问题却避而不谈。格德勒和泽克特这两位改革者的共同点是：基本立场都是保皇主义，都怀有同一个信念—普鲁士应成为帝国的脊梁。只是他们俩的思想都未能成为现实。
施特雷泽曼的理智政策促成了1924年《道威斯协定》的签订。该协定提出了赔款问题的暂行处理办法；法军撤出鲁尔区；为使德国有能力偿付赔款，恢复德国经济，美国将向德国提供贷款。1925年，施特雷泽曼又签署了《洛加诺公约》，公约规定承认1919年划定的西部边界，维护莱茵兰非军事区的地位。在德法缓和政策中，泽克特的东方军事政策遇到了一个新的障碍。尽管施特雷泽曼出于慎重起见尽量避免出现一个东方洛加诺公约，而且也通过一个新的协定加强了与苏联的友好关系，但泽克特对施特雷泽曼的不信任感始终没有消除。泽克特对施特雷泽曼的每一步行动都指手画脚，这已成了他的一种习惯。可作为一个现实主义的军人，事后他又承认政治的优先地位，顺从政治的抉择。
1925年2月，帝国总统艾伯特突然去世，这位政治家不仅善于容忍泽克特，而且懂得如何与他打交道。泽克特曾有过竞选新一届帝国总统的美好设想，而且还委托施赖歇尔打听是否有这种可能性。艾伯特的突然离世使他的这种设想破灭了，而且泽克特还发现，施赖歇尔对他的这一计划并不热心，两个人的关系逐渐疏远了。当在第二轮选举中年近78岁的冯·兴登堡元帅被右翼和中等资产阶级势力选举为帝国总统后，泽克特的政治野心也随之化为泡影。兴登堡是总参谋部最后一任总参谋长，他的名字及其受人敬仰的声望，使无数人将他视为已逝去的美好时代的象征，视为更美好未来的保证。这位老普鲁士军人的总统地位，不但对新国家的主权，而且对军队来说都具有重大意义，军队终于可以从这位老军人身上找到失落的“国王盾牌”的替代物。自1918年这个令人失望的一年之后，现在政治家们终于再一次可以得到这位伟大军人的庇护了。
兴登堡的独生子奥斯卡·冯·兴登堡少校，当时是汉诺威骑兵学校的战术教员，像他的父亲和施赖歇尔一样曾在第三近卫步兵团服过役，按照他父亲的意愿做了兴登堡的副官。这样，总统与统帅部之间就建起了一种密切关系，特别是库特·冯·施赖歇尔与奥斯卡·冯·兴登堡之间当时就已过往甚密。兴登堡与泽克特的私人关系一直保持着低调，他不喜欢与统帅部打交道。尽管兴登堡也知道泽克特是有功之臣，但这位淳厚的容克老前辈和那位装扮得时髦得体的贵族好像分别来自两个星球。
1925年，统帅部不仅在东部将边防民兵秘密地扩充到3万人，而且避开《凡尔赛和约》的限制在整个德国采取了防御措施。从1927年起，在“国土防御措施”的幌子下进行了具体的准备。其中包括制订了第一个动员21个师的计划；对现有已接受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进行认真统计；制订了一旦法国再次发动进攻时西部的疏散计划。所有这些防御性措施都是极不完善和极不充分的，许多被禁止的武器装备的发展工作都停留在理论上，如新型重型火炮、自行野战炮，以及假名为“拖拉机”的轻、中型坦克等。此外，还成立一个“汽车驾驶教练参谋部”，专事坦克战术的研究。类似的建设还有争取组建一支在危机时刻至少能作战的空军。为了隐蔽真实企图，在教育、训练监察部建立了一个“飞机驾驶员中心”，实际上它隶属于部队局第2处（组织处）。这样，在危机情况下可至少组建若干可投入作战的歼击机中队和侦察机、轰炸机中队。
在战略上，鉴于其军队的自身弱点，防御思想居统治地位。现在的防御思想虽然早已告别了施利芬时代的伟大作战思想，但在一次大战中西线的经验却使它得到了极大的丰富，并在以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占据主导地位，直到与希特勒的思想和计划发生冲突。希特勒很少从战略一战役一进攻上考虑问题，因为他不是军人，而是一个在军事上富于侵略性的人。1926年5月，随着德国加入国际联盟，德国组建了一个裁军233筹备委员会，准备参加在日内瓦举行的裁军谈判，此项任务委托给了军事专家。泽克特欢迎举行这种谈判，他对未来发展的预测是十分正确的：如果裁军达不到人们的预期目的—这一结果是可以预料到的，那么实际上已被全面裁军的德意志帝国就可以宣布，它已获得了装备自由权。势态发展果如泽克特所料。
秘密政治以及泽克特专横独断的处事方式，从一开始就加剧了他与国防部长格斯勒的紧张关系。格斯勒需要在议会上对这位将军的一贯专横及其一些罕见的决定承担责任。格斯勒是除诺斯克之外德国近代最优秀的国防部长，为处理国防军的有关事务，他需要组建一个属于自己的小型部长办公室，一个听命于他的工作班子。因为他希望，而且必须要对军队的行为施加直接影响。鉴于施赖歇尔与泽克特的关系不断疏远，格斯勒的这种努力得到施赖歇尔的支持。施赖歇尔尽管处处小心谨慎，但还是不停地抱怨泽克特将军总是处处为难于他。
1926年，国防部成立了“政治处（国防军）”作为部长办公室。冯·施赖歇尔上校被任命为该处处长，此前他一直担任部队局第一处第3组组长，负责军事政治事务。这样，便出现了一个专事政治事务的总参谋部处，并由一位精通专业和知识丰富的总参谋部军官担任领导。由于施赖歇尔及其后继人冯·赖歇瑙少将的努力，使这个处不久便获得了负责军事政治事务的国务秘书处的地位。十分巧合的是，在冯·施赖歇尔家族的徽章上树立着一个梯子的图形，仿佛预示着他的青云直上。后来，“统帅部长官”办公厅的地位每况愈下，而国防部长办公室的地位却蒸蒸日上。1929年，部长办公室升格为国防部长办公厅。发展到最后阶段，办公厅由主任参谋部、部长副官和四个处组成。一般时候，部长办公厅主任必须替代空缺的军事政治国务秘书来处理有关业务。尽管“道威斯计划”实施以后经济得以迅速复苏和发展，但时代并不正常。身居办公厅领导职位的是一个总参谋部军官，他在与大部分非常普通的政治家交往中深信，他是个军事型的塔列朗[1754—1838，法国外交家，1789年革命时为制宪会议代表。任外交大臣期间，利用各种外交手腕维护法国的利益，并参与决定许多国际问题，以权变多诈闻名。—译注]，并认为现代政治是可以操纵的，因为政治本身就充满了阴谋诡计。
1925年10月，部队局进行了一次人员调配。哈塞将军离职，接替他的是韦策尔少将。奥托·哈塞似乎在维护毛奇一施利芬时代精神方面要比信仰最高统帅部精神的韦策尔灵活得多。第一处（进军处）处长为维尔纳·冯·弗里奇男爵中校，出身于萨克森一图林根的一个贵族家庭，其父曾任过内阁大臣，他和韦策尔都是泽克特的老部下。
泽克特与格斯勒间潜伏的冲突以及他与施赖歇尔之间的互不信任，使他犯了一系列错误，并付出了重大代价，最后只能以其职位作抵偿。1926年夏，他未征求国防部长的意见，便擅自颁布了一项在处理军官团中决斗事宜的规定。接着，他又未听取部长或至少是其具有丰富经验的政治助手施赖歇尔的意见，批准过去的王储一一普鲁士威廉亲王的长子，身着军装参加第9步兵团在符腾贝格的蒙辛根部队训练场举行的军事演习。在泽克特看来，让霍亨索伦王室的太子参加演习，与一个普通的预备役军官参加国防军演习没有什么两样。他的意图在于维护传统，保留多种选择的可能性。革命时代，像泽克特这样的人只过问总参谋部的专业能力的培训，与那时相比现在在军官团中却出现了一定程度的封建化。根据1932年的花名册统计，在总共4000名陆军军官中，贵族出身的军官竟高达820名，而且前王室的太子也第一次名列其中。过去在贵族阶层盛行的裙带关系和任人唯亲之风再次抬头。如哈默施泰因家族就出了2名将军，施蒂尔普纳格尔家族出了3名将军。
拿1926年的眼光看，普鲁士的太子参加国防军的军事演习，不仅是个错误，也是多余之举。因为从理论上讲，普鲁士的太子就是普鲁士皇帝的后代和皇位继承人。1926年9月末，社会民主党和民主党新闻界嗅到了此次事件的风声，他们以对现有政权构成威胁为由，异乎寻常地强烈要求统帅部长官下台。泽克特所推行的那种傲慢而又谨慎的政治，加之私人之间的嫉恨，本来就从未使他的反对党相信，在宪法面前他的忠诚和正派是毋庸置疑的。至于冯·施赖歇尔在部长办公厅里搞了些什么不利于泽克特的动作，就不得而知了。同样也很难证明，按照施赖歇尔一贯的玩世不恭的作风，他是否为平息新闻界和政界的激昂情绪做过努力。
国防部长完全有理由对统帅部长官最近的轻率专横行为感到愤怒。帝国总理马克斯（一个中央党人和高级法学家）向帝国总统冯·兴登堡说明，如果泽克特不辞职，内阁将出现危机。格斯勒毫不掩饰地说，他早已对总是为泽克特的言行“承担罪责”感到厌烦了。
正当这个时候，第1处处长冯·弗里奇男爵中校向统帅部长官建议，如果各党派真的要他的脑袋，那就进行武装反抗—而弗里奇在12年后身居陆军总司令要职并置身于一场个人危机时，却将自己的命运交给上帝安排了。实施独裁的想法再次浮现在泽克特的眼前，而且是针对德国军队最后一任最高统帅部长官、现任德国总统的兴登堡元帅。国防军到底是不是受宪法约束的国防工具？泽克特是个过于现实的伟大现实主义者，受了过深的普鲁士绝对服从的教育，他不能容忍一场针对以兴登堡为首的帝国的政变，他认为那是一件荒谬至极的事。也许当时弗里奇从泽克特身上学到的太多了。
1926年10月7日，兴登堡召见泽克特，接着也接见了国防部长。第二天，泽克特告诉部队局局长韦策尔将军，他已经没有希望了。兴登堡这位受宪法约束的帝国总统，只能按帝国总理马克斯的意见办。他不打算为了泽克特个人而用内阁的再一次危机作冒险。当天中午12时，兴登堡正式召见泽克特，向他宣布了解职令。在柏林，保守的民主党机关报，著名的《福斯日报》当时写道，共和党人的忍耐也是有限度的。这句话也适用于住在威廉大街的那位老元帅吗？他对泽克特通常保持一种审慎的态度。他清楚地知道泽克特超群的能力及其在国防军建设方面的贡献，但从个人关系而言，泽克特一直使他有一种陌生感。在家人面前他曾偶发评论，说这个人（指泽克特）使他对整个军官团的品质都留下了一个坏印象。
早在1925年的竞选总统计划中，泽克特就已经指定威廉·海耶中将作为他最合适的接班人。1926年海耶任东普鲁士第1军区司令，这是德国最重要和最困难的军区。施赖歇尔也同意海耶。海耶远不像泽克特那样高傲和固执，他还是格罗纳以前所喜欢的同事，人们普遍认为他要比泽克特更易于接受时代精神。这样，这位上唇留着浓重的上士胡子的人，便成了泽克特的继承人，继承了一个困难重重和费力不讨好的职位。海耶是东弗里斯一个小农场主的后代，智力平平，能力一般。他来自于候补军宫团和总参谋部。尽管人们一提起过去的候补军官学校就想到狭隘和自负，但在海耶身上却看不到一点痕迹。他深信，未来将属于民主的国家秩序。他并不想维护他所取得的这一职位的作用，因为在一段时期内泽克特仍在幕后扮演着一个深奥莫测的角色。但是，当民众所迷信的新偶像希特勒逐渐走到前台来的时候，泽克特的时代也最终退出了历史舞台。
泽克特给后人留下的军事遗产，以及从海耶、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到弗里奇，从韦策尔、布洛姆贝格和亚当直至贝克，这些统帅部长官和部队局局长们所继承的，其实是一支具有机动能力、摩托化、并编制有强大骑兵和装备有限的精锐陆军，它可以确保在精神上战胜物质力量和百万大军，而它的兵员只能来自于全民。1928年曾进行过一场具有重要意义的争论，争论的焦点是在摩托和装甲时代，作为进攻兵种，国防军强大的骑兵是应当保留还是应当取消，由此保守派强大的生命力可见一斑。
海耶将军在行动中注意强调民主。新任部队局局长维尔纳·冯·布洛姆贝格上校也是一个坚定的民主主义者，他于1927年接替离职的韦策尔，1918年曾在第7集团军任赖因哈特的首席参谋。随着国际军事监督委员会的撤离，德军总参谋部军官开始有机会被送到外国深造。布洛姆贝格就曾亲自访问过与德国秘密结好的苏联军事机构，也曾到过美国。他像小毛奇一样是一个富于教养和兴趣广泛的人。他的博尝多才和语言天赋都案中在像他这样的一个专业人员身上，自然给人以深刻印象。布洛姆贝格当时已经认识到，将来现代战争指导要求一种全方位的思维方式，也就是说不仅要能运用陆军实施陆上作战，而且还须考虑空中和海上作战。能达到这种认识水平的，在当时的总参谋部军官中并不多见。
在军事政治方面，当时的主要问题是国联问题和裁军问题。在西方，法国自1929年起开始按照战争部长马其诺的计划，在表面看来无法通行的阿登和瑞士之间构筑了一个巨大的筑垒地带，以求保障法国的绝对安全。1927年，德国部队局第二处处长冯·弗里奇中校拟订了一个计划，准备波兰在东方发动突然袭击的情况下迅速介入，同时在西方采取拖延战术。然而，由于这个计划是在国际联盟及时介入冲突的条件下的一种纯防御计划，因此被放弃了。
1927年末—1928年初，国防部长格斯勒再次被军界—这次是被海军部—置于窘迫境地，起因是国防部为拍摄爱国影片而挪用秘密装备基金。1928年，格斯勒被迫辞职。施赖歇尔也因此达到了让他的亲信、“南德民主主义者”退役将军格勒纳成为格斯勒接班人的目的。这样，1928年便出现了不同寻常的一幕：总参谋部最后一任总长兴登堡任帝国总统；他的最后一任首席军需总监格勒纳任国防部长；一名曾是第二军需总监参谋部的重要军官担任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即国防军的秘密政治国务秘书。这个小圈子还在不断发展，1929年，被任命为第1军区司令的布洛姆贝格前往东普鲁士就职。接着，库特·冯哈默施泰因一埃克沃德男爵少将被安排到部队局，此前他是柏林第1集群参谋长，1914年曾在大总参谋部任军需总监冯·施泰因的副官。兴登堡父子、施赖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都曾在第3步兵近卫团服过役。从中人们可以看到，权力的交接就是这样通过国防军的领导层来完成的，直至今天依然如此。这其中的弊端人们在以后的年月里便可觉察到。
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是一个有高深文化修养、能力出众的总参谋部军官，只是没有学会勤奋和坐办公室。其实他和施赖歇尔着手处理的是一个日益变得紧迫的问题，即如何掌握人民大众并从而掌握义务兵役制兵员的源头。因为，人民大众拒不接受这个可恶的民主国家，并投入了一个完全与之对立的阵营。这对国防军而言，意味着一种陷入可怕内战的磨盘之中的危险。
在部队局，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继续进行着迟滞防御战术的研究。一切措施都建立在这样一种预想上，即当外敌入侵时尽量争取时间，直到国际联盟介入。1930年部队局曾对这种预想进行过一次演练。同年，还第一次制订了一个理论性的动员计划。该计划规定，依靠志愿人员的力量，在危机时刻达到泽克特过去曾提出的设想，即将现有兵力扩大3倍，从7个师扩充为21个师。此外，还有退役后再接受训练的预备役人员约巧万人。另外，训练水平参差不齐，只有轻型装备的“东部边防部队”3万人尚未计算在内。1931年在苏联帮助下获得了波兰的进军计划，从而证实过去对波兰进攻企图的优虑不是没有根据的。华沙总参谋部曾计划对西里西亚发动一次突然袭击，部队局因此决定，做好暂时撤出西里西亚驻军的准备，此项决定也获得了兴登堡的同意。
1930年10月31日，海耶将军因年龄原因退役，其职位由施赖歇尔的宠臣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接任，威廉·亚当少将继任部队局局长。当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接管统帅部时，正值阴云密布，形势吃紧之时，统帅部和部队局退居幕后，军队的命运以及德意志帝国的大部命运，现在都基本掌握在国防部长办公厅主任库特·冯，施赖歇尔的手里，他现已晋升为少将，是一位由总参谋部培育出来的、惟一真正的“政治将军”。
1929年10月，共和国最后一位政治家古斯塔夫·施特雷泽曼去世。1930年3月，由社会民主党和教会、资产阶级的中间党派组成的大联合内阁瓦解了。导致内阁瓦解的主要起因是：由于1929年10月发生的世界经济危机，总理赫尔曼·米勒·弗兰肯采取了必要的但不受欢迎的应急措施，社会民主党人因此对自己的总理采取了否定态度。
被格勒纳称为他的“政治上的红衣主教”的施赖歇尔，与他的部长都一致认为，现在只有一个解决方法，那就是帝国总统必须亲自任命总理，此人选要能超越纷争不已的党派界限，为德国人民指引新的航向。他的想法很快得到兴登堡的同意，因为兴登堡早就有类似的撇开党派“肮脏交易”的思想。这位国防部的政治参谋长向兴登堡推荐一名新的总理人选—中央党主席海因里希·布吕宁博士。布吕宁是参加过一次大战一代人的代表之一，因参加基督教工会运动而出名，是一名托利[19世纪英国保守党党员。—译注]式的民主主义者，具有强烈的爱国热情，为人诚实正直，他也曾给兴登堡留下深刻印象，特别是因为他与帝国总统都深信，德国未来的福扯就在于光复君主一议会国家政体。上任伊始，布吕宁尚能通过议会施政，可是当议会慢慢拒绝与保守势力合作时，他便开始向总统内阁过渡，而总统内阁靠的是由施赖歇尔暗中操纵的枕戈待旦的小型国防军来撑腰的。
给德国造成重大影响的世界经济危机，使一个政党死灰复燃。这个在1923年希特勒暴动后几乎已从政治舞台上销声匿迹的党，就是德国民族社会主义工人党，即纳粹党。1929年施赖歇尔在同布吕宁谈话时，就曾对该党的发展表示过忧虑。在年轻的海军军官中和基尔、威廉港海军基地的工人中，有大量纳粹党的同情者，他们甚至认为纳粹党的行动是一场革命的、民族的、社会的和尚武的运动。根据布吕宁的说法，施赖歇尔首先担心的是波兰可能利用德国类似于内战的内乱入侵德国领土。当布吕宁担任总理后，便开始考虑探询战胜国的态度，看在发生内乱的情况下他们是否允许德国扩充国防军。回答是否定的。施赖歇尔也试图与新运动的“领袖”希特勒见面，但与泽克特的印象完全相反，不仅没有给他留下任何正面印象，反而自此引起了他对希特勒的更大的怀疑。
布吕宁想借助1930年9月的议会选举在议会中赢得多数席位，但结果却大出人们的意料，希特勒的党竟赢得107个议席，一跃成为第二大党。施赖歇尔的方针开始变得多样化了。与国防部长格勒纳将军的观点不同，他不相信将来没有新的具有防卫意识的群众政党，内阁还能继续执政。在他的眼里国防军就是未来国家军队的核心。现在一个使人不安的事实摆在他的眼前，这个最强大的具有防卫意识的政党突然之间成为国家中强硬的反对派。在一些军区，在所有边防措施方面与再度复活的纳粹党准军事组织冲锋队的合作，已成为无法避免的事实。这一事实引起了东普鲁士司令冯·布洛姆贝格将军及其聪明年轻的参谋长冯·赖歇瑙上校的深思。
施赖歇尔提出这样的论点，他认为眼前国防军和政府官员都完好无损的保留着，年迈的帝国总统及其无可争议的威望也尚在。因此，应当尽早让民族社会主义党参与国家管理，让其承担一定责任，以便能及时制止希特勒可能出现的专横武断。兴登堡和格勒纳还有施赖歇尔，他们的观点是，必须使国家体制向一个新的方向过渡，即恢复含有理智的议会内容的君主体制。然而，这种思路并不能排除当前的现实问题—有成千上万个绝望的或失业的选民支持希特勒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头目发动的是一场针对国防部内“大腹便便的将军们”的运动，代表了一种向往出现一支强大的德国民众军队的要求。于是，格勒纳和施赖歇尔便想方设法使军队、特别是军官团免受民社党的影响。当驻乌尔姆的第5炮兵团的年轻军官组成一个自由的小圈子，并为希特勒的思想辩护时，格勒纳立刻采取了严厉措施。两名少尉被开除军籍，并以谋反罪被判处监禁。国防军必须是非政治化的，这恰恰是因为在部长办公厅里有人在热衷于搞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