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德维希·贝克与1933—1938年的总参谋部
焚烧国会大厦、国会通过总理授权法、在波茨坦的卫戍教堂举行就职典礼以及建立巩固的一党专政独裁国家，成了民族政权初期的分水岭。统帅部特别是军队最高统帅即帝国总统，不顾一些有头脑的人的反对，对被称之为“民族觉醒”的纳粹党的革命采取了庇护态度。这也意味着，面对纳粹党的人民国家，军队始终没有放弃已成为传统的特权地位的观念，直至1945年。
事实上，国防部、统帅部和部队局所亲眼目睹的重大事件，在许多领域确实是一场真正的革命。这场革命的一些关键行动都是依法行事的。希特勒在德国民众中所赢得的近乎神话般的威望，在军队领导所采取的政策中成了至关重要的因素。
过去，身兼总理、国防部长和帝国全权代表的冯·施赖歇尔将军，曾在一段时间内赢得了一种大权在握的地位。而他的继任者，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中将，在就任国防部长的5年时间里，虽然书面上赋予了国防部长以充分的权力，但在一些诸如国防军统率体制或未来三维战争的统一指挥等关键问题上，他无权做出决定。这一方面是因布洛姆贝格的性格所致，另一方面则是由于他任职时的困难条件造成的。
施赖歇尔离职后，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和前防卫处处长费迪南德·冯·布雷多少将也相继离职。布洛姆贝格调任他的参谋长，驻地在柯尼斯堡的瓦尔特·冯·赖歇瑙上校为国防部办公厅主任，前往柏林就职。翌年，国防部办公厅改称“国防军办公厅”。国土防卫处这个半政治化的非官方国务秘书处，迅速发展成国防部的工作班子，以及陆海军和正积极组建的空军的指挥机构。
赖歇瑙来自近卫野战炮兵部队，第一次世界大战时是个参谋军官。赖歇瑙相貌堂堂，非同寻常，容光焕发，精明强干，雄心勃勃，偏爱政治，还是个懂得享受生活的人。人们都把他当成一个铁杆的纳粹分子，因为他与希特勒有私交，希特勒也非常器重他。当时，他也作为“运动”的追随者投身到运动中去。事实上，可能有两种情况决定他要这样做的：一是他深信，只有希特勒能够为德国建设一支强大的军队；其二，这位年轻的上校参谋异想天开地认为，这支军队只有、也必须由一个人来指挥，此人便是赖歇瑙自己。但他对希特勒的言论怀有几分鄙视，面对冲锋队肆无忌惮的恐怖行动，他曾说过，必须对“褐衫党人”进行惩处。
统帅部长官暂时仍由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步兵上将担任。1933年2月3日，他在其家中安排了一次陆海军高级将领与新任总理的会见。双方都想摸清对方的底，希特勒以十分得体的语调向军队的高级将领们讲了大约一个半小时的话，将军们也以得体的姿态洗耳恭听。后来他意识到，这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讲话之一。当他把德国的处境描述得漆黑一团之后，最终归到他的核心思想：在东方夺取生存空间。为此，他说，现在就应当着手国防军的建设。此话使在座的军官们与其说是振奋，倒不如说是惊讶。因为，直到如今国防军还没有获得过一次机会，去履行其在危机时刻保卫帝国这样一项最基本的任务。
现在，统帅部和部队局开始忙得不可开交。陆军人数在泽克特提出的设想基础上增加到30万人，组建新的兵役机构，陆军开始装备重型火炮和坦克。一直编在国防部内的空军中心现脱离统帅部，归属于新设立的帝国航空委员退役上尉戈林靡下。戈林现已由兴登堡任命为步兵上将。这样，对未来国防军而言，充满灾难性的双重领导体制就此诞生了。戈林同时兼任普鲁士总理和内政部长，短短两年后又升任空军总司令和帝国航空部长，于是便出现了一种荒诞现象：相当于部长级的军种总司令，隶属于另外一位也相当于部长级的国防部长。这是未来统率机构的不祥之兆，独有希特勒喜欢这种含混不清的领导方法。
戈林由上尉晋升为上将，使许多保守派军官感到愤慨，包括兴登堡自己也并不情愿，但他为了避免与希特勒发生冲突，不得不这样做。陆军向尚未公开的新军种空军输送了一批杰出的总参谋部军官。新组建的空军总参谋部的前4位参谋长韦威尔、凯塞林、施通普夫和耶顺内克，原来都是陆军总参谋部军官。新的空军总参谋部自然没有传统可言，也缺乏必要的思想训练。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空军要弥补这两个先天不足，时间已所剩无几。在陆军总参谋部内人们的共识是，在危机时刻陆军仍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军种，空军通常被认为是军队的辅助军种。然而，一批居于领导地位的空军将领们如后来的凯塞林元帅，很快就接受了一种非常先进的思想，懂得了实施立体作战指挥以及建立相应的统率体制的必要性。
在军官团、统帅部和部队局这些总参谋部传统的精神中心，保守势力对急剧膨胀的“民族觉醒”表现出极大好感和同情。而更使人优虑的是，新任国防部长布洛姆贝格毫无掩饰地表示，为了“新建国家”的利益可以放弃军队的特权地位。还有使人不安的是冲锋队咄咄逼人的上升势头，他们身着褐色制服，横行乡里，草菅人命。冲锋队的头目们对军事似懂非懂，模模糊糊地幻想着组建一支由政治化军人组成的人民军队。1933年12月2日，向宪法宣誓的仪式被废除，代之以一个简单的入伍宣誓，这是新政权逐渐淘汰魏玛宪法的一个重要信号。国防军中军人代言人机构消失了，军事裁判权再度恢复，与总参谋部有密切关系的武官机构也重新出现了。有利就有弊，事情一贯如此。只有极少数人看到了，诞生于沙恩霍斯特那个自由主义时代，现作为最高指挥顾问的总参谋部，与一个集权政体在统治和权力欲望之间存在着根本对立。因为这个政体的领导人并不具有责任心和冷静判断势态的能力，相反却希望下属盲目地崇信命令—一旦“元首”赢得对军队的全部指挥权，其结果肯定如此。只不过眼下根据宪法规定，国防部长尚需以帝国总统和最高统帅的名义行使命令权。
裁军谈判仍在进行。希特勒的“第三帝国”及其保守党的外长冯·诺伊拉特男爵仍在参加会议。现在，德国提出的要求是组建一支30万人、装备重型武器的志愿军队。这一要求与过去曾出现过的民兵思想背道而驰，而这一思想现在在法国正时髦。组建一支庞大的民兵武装的思想正中冲锋队领导集团的下怀，在这个由当初的上尉参谋军官罗姆领导下的杂乱的领导集团中，有许多是雇佣兵类型的人以及在1914—1918年战争中被淘汰的前线军官，此外也有一些退役的总参谋部军官。早在1933年以前，他们就要求推翻格勒纳、施赖歇尔、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布舍，因彭堡和亚当等一系列“官僚将军”们，布洛姆贝格基本也属此列。但是现在怎么样了呢？一切照旧。所有这些冲锋队的头目们尽管从未将他们杂乱的思想具体化，但还都以“政治军人”自居。而泽克特却不同，他曾告诫总参谋部军官和军官团，必须枪不离手，枕戈待命。
在这种情况下，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试图与希特勒结盟，而希特勒宁可信赖军队，也不相信冲锋队。但是，在具有传统思想的军官团与集权国家间的矛盾并没有从根本上消除。在苏联，当斯大林意识到日见独立的红军指挥官阶层对他构成威胁时，便于20年代和1937、1938年进行了两次无情的“清洗”。在意大利，忠于国王的军官团与墨索里尼的法西斯民兵的冲突很快就决出了分晓，因为军官团有王室作靠山。在德国，军官们也终于在1944年7月20日进行了反抗。
截至1933年，统帅部和部队局的所有设想都是建立在与工农红军以及国际联盟保持友好关系基础之上的。希特勒的外交政策则另辟蹊径，他解除了与苏联红军的军事联盟，1933年夏停止了利佩茨克飞行员训练中心的活动。秋天，希特勒借口国联无限期拖延承认德国的装备要求，宣布退出国联。逐步放弃对苏俄和中华民国的军事政策，尽管包括冯·泽克特将军在内的一大批德国军事顾问还在中国活动。
按照希特勒的“奋斗”计划，新的德意志帝国有三个理想盟友：英国、意大利和日本，日本总参谋部将担负在东亚大陆推行其扩张计划的角色。1934年初，在没有征询统帅部意见的情况下，希特勒便与波兰签署了一项友好互不侵犯条约。苏联对希特勒禁止共产党活动和对共产党员采取恐怖行动视而不见，表示仍愿一如既往地与德国政府保持友好关系。
1933年秋，在统帅部内进行了1938年2月4日这个关键日子前的第一次人事变动。此次人事变动虽然没有解除统帅部长官的意思，但这只是个时间问题。陆军人事局局长—施赖歇尔的亲信冯·德·布舍·因彭堡男爵，被冯·施韦德勒中将替代。布舍·因彭堡被纳粹分子蔑视为“官僚将军”和1918年第三届最高统帅部中向敌人传达投降愿望的人。通讯部队总监冯·伯宁中将也被解职，他早就因其夫人出身于纽约著名银行家家庭而受到怀疑。
在部队局工作的亚当将军—一个非常正直的、同时是一个严格的非政治化军官，也被革职，先后调任第7步兵师师长和慕尼黑第7军区司令。他的继任者是驻奥得河畔法兰克福第1骑兵师师长路德维希·贝克中将。贝克最初在现时极为时髦的兵种炮兵服役，1930—1931年任乌尔姆第5炮兵团团长，这里曾是纳粹基层组织的一个活动基地。他是一个慈善的上司，对误人歧途的下级通常以宽容相见。当时他对希特勒的党并没有采取敌视的态度，但他冷静地观望着事态的发展。
不久，冯·布洛姆贝格上将被晋升为大将[布洛姆贝格1928年时为少将，翌年晋升为中将，1933年l月30日晋升为步兵上将，同年8月30日便晋升为大将。—译注]，成为帝国陆军、海军，以及正处于建设中而尚未公开的第三军种空军的总司令。过去的部长办公厅即现在的国防军办公厅，成了国防部长的工作班子，并与国土防卫处一起成为将来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核心，尽管这个总参谋部始终未能形成气候。办公厅主任一职对冯·赖歇瑙来说可谓再合适不过了，只是这位集小贵族出身的名流、运动员、倾慕异性者于一身的赖歇瑙，身边需要一个善于处理事务性工作的好参谋长。对这些事务性工作，他像在职的统帅部长官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一样经常给以藐视。
1933年10月1日，路德维希·贝克中将这位被认为是最杰出的战略理论家就任部队局[1935年7月1日改称陆军总参谋部。—译注]局长。在德意志历史上，第一次不是由一位出身普鲁士贵族家庭或因从军而被赐予贵族头衔的人，而是一位出身于工业界的人出任总参谋长。贝克1880年出生于莱茵黑森，其父是一个铸铁厂的厂长，对科学技术有着浓厚兴趣。黑森的一些军官是他家的常客。贝克最初在炮兵服役，1913年成为大总参谋部军官，1918年在冯·德·舒伦堡公爵指挥下的王储集群参谋部当参谋，在国防军中被泽克特列入经历丰富、能胜任多种工作、杰出而勤奋的参谋之列。这样，总参谋部便再次有了一位修养高深、机敏认真、并具有敏锐深刻理解力的领导人，与其说他是一个具有感召力的军队指挥官，倒不如说他天生就是个军事学者和理论家，尽管他的许多崇拜者和学生直到今天仍认为他是个帅才。像施利芬一样，贝克一直未能亲赴前线，以向世人展示他毋庸置疑的才能。而命运最后却注定他要发动一场他从未想过的政变，为此他付出了生命。
毛奇在精神上，瓦尔德泽在职权上，将总参谋部推向其最高峰。当然，在形式上在1918年即王朝被推翻前5个月，陆军总参谋部才被公认为帝国的一个特殊机构，这对所有时代而言都是一个迟到的和最后的胜利。在现行统率机构内，部队局相当于统帅部中的一个处，已失去它的直属地位，其局长名列第四位，排在国防部长、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和统帅部长官之后。实际上，部队局局长成了统帅部长官的第一军事顾问，没有任何部队指挥权，指挥部队不属于他的任务范畴。统帅的最高助手这一概念，在希特勒之前就已出现了。
根据其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中阵地战的实践经验，贝克将军一直认为，任何冲突，包括德意志帝国被迫进行的防御战，都会是一场欧洲大陆的战争。因此，在危机情况下，陆军包括陆军总参谋部应扮演惟一的领导角色。有一种思想是他在长时间的犹豫之后逐渐接受的，这就是：装甲兵将成为未来技术战争中的决定性因素；空军可以独立承担全新的战略、战术任务。
贝克将军来自于炮兵。在第一次世界大战的第二阶段和而后阶段，炮兵发挥了重大作用。特别值得一提的是，1933年至1942年间的两位总参谋长路德维希·贝克和弗朗茨·哈尔德，统帅部的两位长官即后来的陆军总司令冯·弗里奇男爵和瓦尔特·冯·布劳希奇，1934—1941年间的两位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即后来的国防军总司令瓦尔特·冯·赖歇瑙和威廉·凯特尔，以及国土防卫处处长即后来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和瓦尔特·瓦利蒙特，全部都是炮兵军官，足见炮兵的崇高地位，同时也反映出存在于任何国家军官集团中的山头主义。装甲兵的倡导者，并于1944年7月20日就任陆军总参谋长的古德里安大将，在德意志帝国、军队及其总参谋部走下坡路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内，每每说起“炮兵”仍免不了尖刻的嘲讽。
1933年秋做出的首次重大决定以及军队的扩充，为这一年打开了新的局面。在统帅部长官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身上，同时混杂着容克地主和名流显贵的特性。坐办公室以及现代所要求的有组织的计划工作，对他都格格不人。出于纯事务性的原因，统帅部长官的更迭势在必行。这是否意味着被全体将军们和统帅部长官称为“党派将军”而遭冷遇的国防军办公厅主任赖歇瑙将军的时刻来到了呢？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对赖歇瑙投了信任票，他的态度对希特勒是一个鼓舞。然而，已年届87岁高龄的总统冯·兴登堡元帅却拒不表态。布洛姆贝格甚至以辞职相威胁，但无济于事。在戈林的非正常晋升问题上曾采取屈从态度的兴登堡，此时则固执己见，毫无回头转念之意。陆军集群的两个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和里特尔·冯·勒布将军曾向兴登堡表示过，他们不会在赖歇瑙手下继续服役。根据服役年龄的限制，赖歇瑙晋升少将的机会似乎也微乎其微。他那轻浮的生活方式也令人生疑，更不用说他对希特勒所表现出的过于扎眼和矫揉造作的媚态。
1934年1月31日，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正式离职，其继任者是柏林—勃兰登堡第3军区司令维尔纳·冯·弗里奇中将男爵，他曾在泽克特手下任第1处处长。弗里奇与总统之子和副官奥斯卡·冯·兴登堡上校交往甚密，也是副总理冯·巴本的宠臣。早年，他的祖先为其家族争得了贵族头衔，其父是莱比锡一个书商的儿子，曾于1763年以萨克森选帝侯大臣的身份代表其主子参加胡伯图斯堡和平谈判。他的母亲出身于威斯特伐利亚以社会慈善事业和笃信基督耶稣教而闻名的冯·博德尔施文格家族。弗里奇是个军人，他的基督一保守的立场是生来具有的。他对政治一窍不通，也不想与政治为伍。他戴着一副单片眼镜，俨然一个旧时代的军官，但他要在一个混乱的时代坚守其立场是件不易的事。他缺乏一副健壮挺拔的身躯，使人很难从外表看出他是一个军人，但在军事上却能力超群，并具有在重建年代所需要的那种处理大量纷繁工作的出色管理能力。
弗里奇在与其老上司和导师泽克特谈过话之后，便于1934年2月l日接任统帅部长官之职，并结识了与他志趣相投的出类拔萃的部队局局长。弗里奇和贝克都一致认为，必须加强德国的军备，使其达到其他大国的同等水平。德国必须具备防卫像捷克斯洛伐克或法国这样国家进攻的能力。贝克认为，由于世界经济的相互联系，任何战争即便只是两国间的争斗，都必将发展为世界战争。因此，必须具有正当防卫权，坚决击退任何形式的进攻，特别是先发制人的战争。此外，增加军备和扩充军队需一步步做起，要从长计议。当然，从当时希特勒所推行的政策还无法判断他的战争企图。此外，希特勒除了对个别理论问题，如装甲兵的发展问题有着浓厚兴趣之外，对军方基本是放手的，他觉得国防部交给布洛姆贝格和赖歇瑙是可以完全放心的。
弗里奇和贝克最初面对的最棘手的问题，不是一种具有外交性质而是内政性质的问题。弗里奇在1938年下台后一段时间内写的一份笔记中写道，在他离职时面对的是一堆“废墟”，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再也没有什么作为。他所面对的是与由退役上尉恩斯特·罗姆领导的冲锋队的矛盾，这个组织以高度爱国和革命自居，对陆军改革提出一种含混不清的设想。在冲锋队的领导层中，以及过去的志愿军团领导军官和波美拉尼亚和西里西亚集群的指挥官中—如汉斯·彼得·海德布雷克和埃德蒙德·海涅斯—对第二次革命即由冲锋队的民兵武装代替正规军队[希特勒夺权后，以罗姆为首的冲锋队提出要进行“第二次革命”，主张“毫不留情地”“干掉”把持军队的普鲁士“官僚军官们”。希特勒出于稳定局势的需要，对此给以断然回绝。—译注]肯定没有十分明确的设想。在什切青－波美拉尼亚第2军区，司令官冯·博克中将没收了冲锋队在一次大规模武器运输中的武器。冲锋队的头目们试图占领国防军预备役秘密武器仓库。事实上，对正规军官的攻击早已经发生了。在东部，比如在东普鲁士和西里西亚，冲锋队正竭力夺取已落入“钢盔团”之手的边防部队的领导权。在明斯特第6军区还发生了这样一件事情，冲锋队的一个指挥官居然向参谋长哈尔德上校要求为其安排一个职位。哈尔德认为这一事件十分典型和发人深省，亲自向统帅部长官做了汇报。
另一方面，副总理冯·巴本试图纠集保守势力，为冲锋队革命提供支持。1934年春，兴登堡病重，回到他东普鲁士的故居，走之前他对巴本说，事态不妙，他应竭力使局势走上正轨。
在这种灾难临头的时刻，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冯·赖歇瑙少将表现出了他作为战术高手具有的在政治上的浅薄直觉和粗率。他赢得了国防部长的高度信任，而统帅部长官和部队局长则被排除于后来发生的事情之外。赖歇瑙对存在于希特勒与罗姆之间，以及罗姆与隶属于冲锋队的“党卫队”领袖海因里希·希姆莱（起初是巴伐利亚的一名候补军官）之间的紧张关系了解得一清二楚，但却没有认识到国防军将会成为未来新型义务制军队核心的可能性。“褐衫党人”必须逐一去解决它与各种势力的冲突。正如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赖歇瑙完全以一种玩世不恭的态度玩着这场游戏。1934年6月底，正当国内政治局势处于最紧张之时，负责西里西亚防区的第1骑兵师师长冯·克莱斯特中将（后晋升为元帅）向赖歇瑙通报情况时，特别指出，必须尽力使国防军与冲锋队保持平衡。赖歇瑙却心不在焉地对他说，现在已经晚了……
在总理、戈林将军和党卫队领袖希姆莱这个三角关系中，赖歇瑙在有关军队的事务上掌握着主动权。三方有着各自的背景：总理受到赖歇瑙和布洛姆贝格的支持；戈林厌恶冲锋队的肆无忌惮，被罗姆视为争夺军权斗争中的对手；而希姆莱正竭力争取党卫队的独立。布洛姆贝格和赖歇瑙向希特勒提出他们的要求：解散冲锋队所谓的国防政策局；由国防军办公厅对冲锋队的训练进行监督；将“冲锋队”改编为在军事机构监督下的役前训练机构。这等于对参谋长罗姆的宣战。然而，这个被希特勒后来扣上谋反帽子的罗姆却退出了战斗。
副总理冯·巴本在一次外出时的讲话使形势急转直下。1934年6月17日，他在马尔堡大学生集会上发表演讲时说，任何革命都必须停止了，必须重新将公正和法律放在首位。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要求禁止散布副总理兼帝国总统代言人的这一讲话。这一行动的首倡者新保守派理论家埃德加·容随即被捕。如果说这一切就已经够引人注目了，那么冲锋队参谋长罗姆的另一个行动就更加引人注目。他给冲锋队放了长假，并通知统帅部长官，希望和平调解各种意见分歧。6月30日，他将冲锋队的领导召到他的疗养地巴特维塞，对形势进行了分析。同日，在纳粹党机关报《人民观察家报》上发表了国防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将军的一篇文章，作者认为军队与国家已相互融合。这是对泽克特旁观路线的否定。1934年6月28日，国防军进入戒备状态。
从罗姆给统帅部长官弗里奇的通知中并看不出有暴动企图，但希特勒在主观上却宁愿相信确有此事。一些粗暴的冲锋队领导，以及那些来自志愿军团的野蛮的雇佣兵，对泽克特手下的思想僵化的将军们深恶痛绝，他们的暴动企图确实要远远大于罗姆。此时，有三个人抱有一个共同的希望，即不久将事情推向极端。这三个人是党卫队领袖希姆莱、处于秘密状态的空军总司令戈林将军以及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冯·赖歇瑙少将。他们尽管各自出于不同的目的，但都有一个共同的打算：必须促使经常会犹豫不决的“元首”做出最后决断。
他们的愿望在6月29日夜达到了，大概也是因错误的或添枝加叶的关于冲锋队准备暴动的报告所致。不管是希姆莱还是戈林和希特勒，此时都因某种法制国家的约束而有所顾忌。冯·赖歇瑙将军和国防部长想必更清楚这一点，但为了保存军队实力，他们（估计他们确信了冲锋队暴动的消息）此时并没有想到报告重病在身的帝国总统。他们认为，希特勒自己出面对付他的冲锋队头目们更为有利，因为这样军队可以免遭陷入混乱内政的泥沼。
1934年6月30日，希特勒在南德最终定下了决心，将罗姆及其被召到南德的冲锋队高级领导们逮捕。既没有进行判决，也没有经临时军事法庭审判，罗姆以及部分属于企图进行军事改革的危险分子之列的冲锋队指挥官便被枪决。着黑色制服的党卫队趁势发迹，早在1933年春它就已发展为一支“元首近卫队”，成为希特勒的御林军。
在柏林，戈林将军在党卫队领袖的护卫下，指挥进行了第二次行动。枪杀目标不仅针对冲锋队领导或背叛希特勒的党内同志，而且也将矛头对准了巴本的所谓反革命活动。巴本的办公室主任在副总理府被杀害，巴本自己也被拘留在其家中。退役将军冯·施赖歇尔及其夫人在柏林附近新巴贝尔斯贝格的住所被暗杀，原反间谍局局长和部长办公室主任冯·布雷多将军在接受审讯途中被击毙。全国上下人人自危，凡被怀疑对总理希特勒—这位“元首”—构成威胁者，均被列为镇压对象。希特勒后来说，此时他就是国家的“高等法院最高法官”。然而，赖歇瑙和布洛姆贝格却让其军队坐山观虎斗，没有采取任何行动。这是一个无可挽回的错误！
在这一天，总统之子和副官身着便装在柏林采购东西。他本想下午乘车返回诺伊德克，他对所发生的事件一无所闻。在大约20年后他对此次事件所作的描述中说，他看到柏林警察的行动十分蹊跷，矛头主要针对位于动物园区的冲锋队首领的大本营。他走到本德勒大街，准备去拜访他的老朋友统帅部长官冯·弗里奇男爵将军。在本德勒大街，两名军官（弗里奇和贝克）躲在全副武装的哨兵背后，哨兵不让身着便服的奥斯卡·兴登堡通过。透过弗里奇的单片眼镜，那张高度紧张和疲惫的面孔告诉奥斯卡·冯·兴登堡，他也不知道发生了什么，或许是一次针对冲锋队的行动。柏林一勃兰登堡第3军区司令埃尔文·冯·韦茨勒本中将说，当他获悉党卫队枪杀粗野的冲锋队领导时，他认为这太“了不起”了。冯·兴登堡上校回到东普鲁士，通知离埃劳最近的卫戍部队，为他准备一个连，上车待命，一旦接到他的电话，立即开赴诺伊德克。元帅总统被蒙在鼓里，此时他已病人膏育。统帅部长官更是一无所知，统帅部和部队局即总参谋部自己将自己排斥在事件之外，对此他们还颇为得意。
一直在职的副总理冯·巴本在被拘留三天之后，前去拜访他的老朋友冯·弗里奇将军，想催促他采取行动。弗里奇却对他说，没有兴登堡的命令此事无法成行。然而，这位元帅和总统已是年近八十七岁高龄和奄奄一息的老人。以大将军衔退役的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和冯·韦茨勒本将军试图为背上与罗姆同谋罪名的施赖歇尔恢复名誉。兴登堡要求法院对谋杀施赖歇尔一事进行调查。希特勒应允了一切，因为他清楚地知道，这位老头活不了几天了。
冯·赖歇瑙通过及时调动工作的方法，对他认为有用的原部长办公厅的一些总参谋部军官，如欧根·奥托中校，进行了掩护，他还面无表情地指出，鉴于施赖歇尔的政治阴谋，他早已不属于军人之列。因施赖歇尔在军官团中并不是一个受欢迎的人，因此使站在施赖歇尔一边的弗里奇处在十分尴尬的境地。最后，只允许保留“施利芬协会”，仍在老元帅冯·马肯森领导下，而且还发表了一份为该组织恢复名誉的声明。1934年6月30日晚，希特勒由慕尼黑飞回柏林，他从一直随伴他的鲁登道夫的继子那里得知，枪杀施赖歇尔可能会招致统帅部长官采取对抗措施，这使希特勒不免胆寒。然而，什么事情也没有发生！
赖歇瑙错误地以为，他还会有机会轻而易举地解决当前错综复杂的局势。冲锋队自6月30日被血腥镇压之后，再也没有能恢复元气，取而代之的是党卫队。白1933年，已成为国家准武装军事组织的党卫队，就已经开始在德国大区和高层指挥机构组建武装部队。1934年7月20日，“元首”宣布“党卫队”成为在黑色帽子上佩戴骸镂标志的独立组织。党卫队开始组建“现役部队”，并接管了集中营合法判决执行以外的监督权。
1934年8月2日，总统冯·兴登堡元帅在诺伊德克去世。总理希特勒立即颁布一项总统和总理合一的法令，官称“元首和帝国总理”。这样，国防军最高司令的职权也落到了这个来自奥地利的人身上。也许两个机构的合并正好符合了兴登堡对他死后初期安排的设想。在他遗嘱的第二部分（这个遗嘱从未公开过）叮嘱希特勒要把王朝复辟的事情放在心上。1934年8月2日，这位帝国新“元首”便匆忙让国防军对他宣誓效忠。后来，当贝克将军头脑逐渐清醒后常常抱怨自己，当时为什么就不能拒绝宣誓，一走了之？但是他没有这样做，也没有任何人这样做。自此，军官团就通过入伍宣誓将自己与这位活生生的统帅捆绑到了一起。在这一年，军队统率机构没有发生变化。“元首”虽然现已是德国陆海军的最高司令，但国防部长却在他手下行使着指挥权，希特勒放手让军方自行管理，对其内部争端漠然处之。
当国防军机构与新组建的党卫队现役部队出现意见分歧时，希特勒坚定地站在了统帅部一边。在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的催逼下，经过几次令人不愉快的事件之后，原来准备由新成立的秘密国家警察和党卫队保安处对军队现役军官进行监督的计划也被否决。当有关统帅部长官犯有同性恋过错的材料到处散发时，希特勒愤怒地制止了有关调查，并指示将这些看来毋庸置疑的罪行材料付之一炬。
为能使军官团在某种程度上有一个新的领头人，兴登堡去世后，布洛姆贝格，主要是弗里奇和贝克，多次劝导同前总参谋长闹翻的鲁登道夫将军与军队重归于好，因为鲁登道夫曾在一封信中对任命希特勒为总理向总参谋长发出过警告。而鲁登道夫却固执己见，认为必须劝诫德国人民投身一种新的信仰，根本不理会摆在他面前的任务，而且生硬地回绝了在他70岁诞辰之日，以1918年在法国指导伟大会战的“统帅”身份，接受由希特勒签署命令晋升他为元帅的建议。他愤怒地说，他绝不会接受一个二等兵发给他的元帅委任状。
自解除了与苏联红军的关系以及与波兰的结盟之后，希特勒竭力与英国结好，并与其签订了一项旨在限制双方海军军备水平的海军协定，自此军事政治形势发生重大变化。莫斯科试图与国联和法国接近，而巴黎也力争与苏联签订牢固的协定，想再次恢复东欧、中欧和南欧的“小协约国”联盟体系，特别是要将捷克斯洛伐克袋括在内。当时还没有想到波兰。
希特勒利用法苏关于签订针对德国的互助条约的谈判，施展了他第一次重大的外交手腕。他决定，德国将单方宣布德国实施再武装，以实现与大国的军备均衡。与过去不同的是，直到这一行动之前军方的领导们才得知希特勒的这一企图。按照他们的思想方式，这次他们仍未提出反对意见。但冯·弗里奇将军指出，希特勒曾说过，扩军这个巨大的工程需要一个较长的休整期。外交纠纷无法避免，但军队的建设也不能仓促了事，弗里奇认为希特勒的这些话没有错。未来的军队建设必须符合保障帝国安全这一基本设想。
1935年3月16日，希特勒在一次讲话中对德国人民宣布，德国将再次实行普遍义务兵役制，组建德国空军，建设一支兵力为12个军36个师的军队。1933—1934年所制定的计划被一个新的的扩军计划所取代。扩军不断加速，但这却为新组军队的内部建设带来弊端。
不久，国防军统率体制便以新的面貌出现。国防部改为战争部，布洛姆贝格一年后晋升为元帅，以便突出他对三军总司令的领导地位。统帅部长官改称“陆军总司令”，统帅部称为陆军总司令部。海军也同样套用陆军的称谓。
1935年6月1日，部队局改称“陆军总参谋部”，被禁止的大总参谋部再次复出，被《凡尔赛和约》禁止的军事学院也重新开学招生。1935年3月21日制订了一个新的国防法，同年5月以密级文件形式颁布，但从未生过效。现在，这一切都属于希特勒执政实践所遵照的大胆原则的一部分。按照新的国防法，战时“元首”将独揽大权，“元首”的指令由战争部长和陆军将军们付诸实施。全部的战时经济工作由一名新设立的“全权总代表”统管。以最高统帅部这种旧形式出现的陆军总参谋部永远消失了。而由国土防卫处、间谍反间谍处和国防经济处组成的国防军办公厅的地位却与日俱增。1935年秋，办公厅主任的职位由以勤奋努力、富于组织才能和认真仔细而闻名的威廉·凯特尔中将接任，从而替代了涣散、急躁和追名逐利的赖歇瑙。凯特尔在日记中写道，他的任职是他在部队局结识的弗里奇亲自向布洛姆贝格推荐的。这是很有可能的，因为在弗里奇和贝克看来，战争部虽然需要一个部长工作班子，但不是一个与国防军有关的作战班子，凯特尔作为一名擅长事务工作的人，自然是个理想人选。后来，他熟练精湛地驾驭着国防军这部庞大机器，直到其末日。
现在在统率体制方面，有了一个只在形式上处于上级位置的战争部办公厅，还有陆军和空军两个总参谋部，海军仍像战前一样不设总参谋部。这些机构间很少有过协调一致，它为后来战时军队统率体制上的一番激烈争吵埋下了伏笔。这种争吵贯穿着将来的整个发展过程，不了解这一点便无法弄懂1938年1一2月间所发生的令人难以理解的事件，而这些争吵也从未得到实际上的解决。1935年，贝克中将面临着一项巨大的任务。随着总参谋部的出现，军队传统的灵光又全部复活了。总参谋部军官的威望，有关总参谋部无所不能和无所不知的神话，完全活生生地呈现在人们面前，连希特勒都不能不为之倾倒。路德维希·贝克是一个对历史有着浓厚兴趣的人，他常常宁愿从历史的角度而不从政治的角度思考问题。他十分理解他的任务，并将其作为一种义务，这就是把总参谋部作为军官团的精神学校再次推向高峰，并将其作为战争中的领导中心。在统率机构中，他作为陆军总司令部的一名官员，位于“元首”、战争部长、陆军总司令之后，排在第4位。
扩军这一新任务，也使总参谋部有了很大的加强，原来部队局的4个处现在发展为总参谋部的12个处。恢复设立了中央处，训练处和外军处现分为两个处，增设了运输处、技术处、补给处、测量处、工事处和战史处。像过去一样，这些处根据不同的业务由5名军需长领导，副总参谋长仍由第一军需长担任。自1936年10月1日起，由弗里茨·埃里希·冯·莱温斯基（即冯·曼施泰因）任副总参谋长，正如后来所证明的，他是老毛奇和施利芬作战思想的典型代表。
此外，总参谋部还下属18名陆军驻外武官、陆军战史研究机构、陆军档案馆主任、图书馆、绘图室和电影机构等。总参谋部共编有大约190名军宫，其中有不到1/3是重新召回服役的所谓“E”军官。1938年时，在柏林陆军总参谋部服役的187名军官中，有巧名是贵族出身，这在当时已资产阶级化的陆军军官团中是一个相当高的比例。在整个军官团中，贵族出身的人所占的比重不到10％。
这是不是说在希特勒的领导下总参谋部已重现旧日的辉煌？看一看以下事实就可得出结论。首先，一条老规则依旧有效，即总参谋长没有指挥任何部队的权力。其次，按其地位，贝克是陆军总司令的而不是战争部长的首席顾问。在他与讳莫如深和深居简出的布洛姆贝格之间维持着一种冷淡的关系，而他与凯特尔将军的关系则更为疏远，甚至近于敌对，贝克从来就不喜欢凯特尔。1935年10月15日，在纪念军事学院成立125周年暨重新开学的庆祝大会上，贝克发表了一篇演说，这个讲话似乎是他一个酝酿已久的计划。在“元首”、战争部长和高级将领们出席的这个大会上，贝克从毛奇讲起，详尽地阐述了新的总参谋部根据传统规律所应遵循的工作原则，这就是富于逻辑性和系统化的思维；对形势作认真细致的分析；行动时则要求果断、充满责任意识；避免“走马观花”和冲动轻率的决心。不知道希特勒在听完这个经认真推敲的讲话后该对他的总参谋长作何感想。在贝克所提出的要求中，有许多都与希特勒那没有系统和充满幻想的天性相抵触。贝克还强调指出，尽管在军事领域发生了技术革命，但其基本原则并没有丝毫变化。战争的执行者是人，而不是机器。
为了在陆军的仓促再建过程中不失去对它的监督，贝克将军在总参谋部内建立了一个专事研究现代重要问题和军事科学的部门。由于布洛姆贝格自行其是，希特勒当时因外交问题缠身，没有兴趣去进一步了解贝克其人，因此这个新建部门的工作起初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贝克还交给这个部门的负责人另一项任务，即以现代的视角考察一下总参谋部军官的责任感问题。这位负责人所得出的结论是，在一个独裁的国家，这一原则不再具有合理性。而贝克并不同意这一结论，他指出，这一原则并没有改变，至今依然有效。现代精神对正在成长的年轻一代参谋军官产生的影响日益明显。后来一些标准的年轻军宫秘密从事反对希特勒的斗争，就是总参谋部军官对贯彻领导决心责任感的佐证。
如果说后来的几乎所有高级指挥官都出自于部队局这所学校，那么在贝克看来培养高级指挥官的任务就应是总参谋部义不容辞的职责。他为自己选配了一批杰出的助手，其中有冯·曼施泰因将军，1935年任第l处即作战处处长，后任第一军需长；还有第二军需长哈尔德将军和第四军需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后者还参加了由贝克负责编辑的新作战条令的起草工作。在弗里奇的顽固坚持下，现在已放弃了魏玛共和国时期所提出的必要的“迟滞防御”的思想（弗里奇将其称为“有组织的溃逃”）代之以一种新的进攻思想。军事决断自然是由政治决定的，不管是弗里奇还是贝克，都不是希特勒侵略政策的捍卫者，希特勒将战争视为政治的最佳手段。
贝克在其默默进行的教育工作中一直要求，在危机时刻最高指挥权必须掌握在陆军和总参谋部手里，要求在具有绝对命令权的总体国家里，要维护共同负责的原则。这种绝对命令权不是指一般的批评，而是盲目的服从。然而不久，这种思想遭到了来自战争部和部办公厅，主要是国土防卫处的反对。在该处服役的中校军官阿尔弗雷德·约德尔（后来晋升为大将，并担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凯特尔、布洛姆贝格以及其他一些总参谋部军官一致认为，在现代的“元首国家”里，总参谋部已不再可能在和平时期担当制定计划和训练中心的传统角色，也不可能在战争时期担当指挥机构的角色。战争中，“元首”原则将在各个方面发挥作用，总参谋部军官的工作充其量也只能为领导在作战准备和实施中充当一名“助手”，根本谈不上独立判断。可是，约德尔将军在1942年晚夏在对高加索战局危机的判断中，却没有随声附和“元首”的判断。
此外还有一个继承问题。一次大战前经老总参谋部这所学校训练的军官，现都因年龄原因退出现役。新一代军官只经过魏玛时期国防军或者后来军事学院的培训，在某些事情上他们并不按传统的思维方式行事。此外，总参谋长其人的影响范围也很有限。毛奇、瓦尔德泽、施利芬、兴登堡和鲁登道夫，还有泽克特，他们的名字已远扬军外，可以说是妇孺皆知；而贝克将军尽管在小范围深受人们尊重，在较老军官中也算知名，但在公众面前他却是一个无名之辈。他的影响只局限于陆军总司令部。直到1938年弗里奇危机的这些年里，贯穿始终的就是陆军总司令部与战争部之间在统率机构中的地位和危机时期陆军的角色问题上所展开的激烈的唇枪舌剑。这不是一场针对希特勒的斗争，也不是一场对希特勒施加决定性影响的斗争，而是一场与备受希特勒宠爱的战争部及其工作班子的争论。
1935年，弗里奇和贝克还坚信，在帝国防卫的一些具体问题上还能够与希特勒进行合作，在危机情况下也能够保持陆军的独立性及其决定性的作用。作为重要的和负有责任的顾问，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必须掌握作战指挥权，其他两个军种只能担当辅助角色。同时贝克再次强调，他与他的总司令一致认为，未来有德国参与的冲突基本是一场大陆性质的冲突，因此陆军总司令部及其总参谋部将担负作战的最高指挥，也是在使用空海军问题上的最终决断者。
在这些事务性和专业性问题上，弗里奇和贝克及其副参谋长曼施泰因，不仅与弗里奇一直厌恶的布洛姆贝格，而且与空军总司令戈林将军发生过激烈冲突。作为部长并与布洛姆贝格同级的戈林，当时正飞黄腾达，不可一世，似乎除了希特勒就是他，正如他自己所形容的那样，他将成为“国家第二号人物”。而事情的危险性却在于，戈林根本就不是一个军人，而是希特勒宠臣中的一名纳粹高级领导。
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元帅在一个问题的认识上是非常正确的，他认为在未来战争中每一个军种都需完成其所应担负的任务，因此在和平时期就必须使三个参差不齐的军种习惯于相互间的协同，为此目的他认为需要为自己设立一个国防军参谋部。按照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的性格，他宁愿与战争部长达成和解。自1935年就任国土防卫处处长的约德尔中校年纪轻轻，争强好胜。争论最后发展到一种荒诞无稽的地步，贝克竟禁止他的军官与“国土防卫处”的参谋军官有任何来往。而布洛姆贝格对解决国防军的领导权问题抱着一种不切实际的想法，在各方之间充当了一名不称职的调解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