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贝克至少在陆军将军们和陆军总司令部中重新赚得了声望，并在有限的范围内重建总参谋部的精神领导地位，但实施全军统一教育训练的思想却无形中丢失了。当前急需建立一个凌驾于三军之上的国防军总参谋部，但这个机构一直未曾出现。在原部队局局长亚当将军的领导下，虽然为能对三军种的参谋军官进行统一训练，将陆军军事学院和空军军事学院合并为“国防军军事学院”，但结果收效甚微，最后因毕业学员在重新分配上浪费大量时间而被迫停办。事实上，最棘手的问题是缺乏优秀的和经全面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更为糟糕的是，由于在统率机构的冲突上—虽然戈林参与了，但希特勒并没有介入—军宫团，甚至总参谋部内部的团结都已趋瓦解，因此要想建立一个反抗政治领导、反抗希特勒的统一战线，实际上纯属幻想。
此外，迅速的扩军对参谋勤务的需求急剧增加。过去，总参谋部的那种定期交换前线与后方总参谋部军官的做法被完全丢弃了。另一个困难的问题是，要在精神上适应新组建的装甲兵、航空兵等新兵种。在一次大战前的训练中，这些兵种都是作为陆军的辅助兵种来对待的。贝克将军并没有固守自己的思想，但从他的本性而言他是一个考虑问题填密而全面的思想家。由空军高级军官充当其顾问的戈林极力主张，空军应作为战役手段来使用，应成为危机时刻决定战争胜负的作战手段。在装甲兵方面，古德里安将军和内林将军通过对英法摩托化理论家理论的研究，提出装甲兵部队应利用无线电实施指挥，大量成建制地使用，形成一种类似于过去骑兵会战的场面，从而决定陆战战役的决战胜利。
在总参谋部，人们很少如此大胆，一般都极为谨慎。比如贝克就提出了一堆问题，如指挥作战问题、大规模坦克作战中的燃料补给问题、装备问题，等等。坦克在性能、装备、速度等方面的进步并不令人鼓舞，还缺少较长时间的实践经验。古德里安建议，通过使用装甲师，以及随后跟进的摩托化步兵和自行炮兵，在航空队的近距离支援下，以闪电般的速度取得决战胜利。古德里安的这一建议虽然尚未付诸实践，但却引起了希特勒的兴趣并赢得了他的掌声。英国的评论家后来称这是陆军中的“坦克学派”。古德里安自己说过，直到1939年春，当总参谋部对装甲兵团的战役使用进行了首次演练之后，人们才“茅塞顿开”。在战争失利之后，他对那帮正统的总参谋部军官们大为光火。然而，装甲兵的理论是在而后的实际运用中不断加以完善和体现的。现在，贝克的总参谋部小心翼翼地权衡着所有的利弊，因为他们厌恶任何一种心血来潮的直觉。
此外，贝克的全部思想都集中在了帝国的防御问题上—现在当然是以进攻方式进行的防御，但尚未考虑在广大地域作战。鉴于现代经济战和同盟战争的特点，他不相信将来的战争只局限于作战双方，不相信只局限于一种严重的冲突范围内。与1914年相比，德国现在的处境要恶劣得多。由于哈布斯堡王朝的覆灭，东南翼侧已失去安全保障。已具备强大武装的捷克斯洛伐克如同一个楔子插人德国境内。1914年时所具有的内线优势，此时已因出现可实施远程作战的空军而不复存在。经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也因陆军的仓促组建而显得不足。因此，贝克对政治领导的要求是，必须尽力避免任何武装冲突的发生。而在这种形势下希特勒的决心也同样不可变更：必须通过修改边界线和赢得空间来改变德国不利的地理状况，即使诉诸武力也在所不惜。至于双方观点的冲突何时爆发以及其结果如何，只是个时间问题。
由贝克拟定的进军计划是以现有有限兵力为依据的，防御仍是最高准则。1937年出版了一部由后来晋升为元帅的里特尔·冯·勒布撰写的题为《防御》的书，就是这种思想的代表。贝克制定的旨在对付法国的名为“红色”防卫计划指出，1935年以2一4个较弱的集团军在莱茵河一线实施掩护，另以一个集团军和西里西亚的军队对付波兰或捷克斯洛伐克的进攻。同时还制定了另一个旨在对付布拉格的进军计划，代号“绿色”。两个进军计划都是纯防御计划。与这一思想相适应，继续在东部奥得河一瓦尔塔河一线构筑工事。1936年制定了一个在西部构筑“西壁工事”的计划。没有迹象表明，直至1937年希特勒一直在酝酿着一个特别的军事进攻计划。持同样印象的，还有在此期间担任希特勒军事副官、总参谋部中央处处长的霍斯巴赫上校参谋。
自1935年夏，总参谋部一直在研究一个问题：通过什么途径能将《凡尔赛和约》所划定的莱茵兰和西巴登非军事区重新纳入德国的国防势力范围。对此问题，《洛迎诺公约》规定不允许单方面解决。英法是莱茵兰非军事区的主要保证国，意大利和比利时是该条约的保护国。柏林和罗马的关系以及两国统治者间的关系错综复杂。在希特勒的梦想中，意大利的法西斯总理如同英国的国王一样，是德国放手在东方攫取土地时所渴望得到的理想伙伴。但是，进一步接近墨索里尼的尝试并没有如愿，墨索里尼对多瑙河流域也抱有极大兴趣。匈牙利和曾在1934年镇压了一次纳粹暴动的奥地利，对意大利的专政统治十分好感。当墨索里尼1935年准备占领已加入国联的东非王国埃塞俄比亚时，所有这一切外交关系发生了根本性的变化。埃塞俄比亚皇帝向国联求救。由于德国的再武装而促使暂时与意大利建立统一战线的英法，此时对意大利提出谴责，并以有限的经济制裁相威胁。意大利在东非的行动受到极大约束，也失去了多瑙河的利益。正当此时，通常善于在这种时刻在策略上玩弄手腕的希特勒，向意大利法西斯伸出援助之手。此外，法国政府宣布它准备批准于1935年与苏联签订的互助条约。
希特勒看到，在上述这些变故中使他取得了一个夺回西部非军事区的可乘之机：他声称巴黎与莫斯科的互助条约也是对旨在维持德法永久和平的《洛逛诺公约》的破坏。他决定进军莱茵兰，并将这一企图通知了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考虑到与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间长时间以来的争吵，战争部长自然认为将希特勒的计划及时通知弗里奇和贝克是不适宜的，也许他还害怕遭到他们的抵制。柏林在莱茵兰问题上的任何单方面行动都有在欧洲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危险。实际上，陆军只是由架子部队组成的，从长远观点看，进行战争是不可能的。
1936年3月6日，总参谋长才得知，希特勒准备于次日占领莱茵兰非军事区。贝克和弗里奇大惊失色，随即决定总共只能为这个过于冒险的行动提供一个较弱的师，实际上只有三个营渡过了莱茵河。本德勒大街的人们情绪紧张，气氛严肃。本来，英法是不能容忍这一行动的。1936年3月7日，一个星期六，希特勒在匆忙召集的国会上宣布，德国将撕毁《洛迪诺公约》，德国部队将开进莱茵兰—实际上早已付诸实施。后来他承认，他也极度紧张，担心他的西方列强不会采取任何行动的推测是否会变为现实。
布洛姆贝格、弗里奇和贝克一直忐忑不安地注视着事态的发展，大多数德国民众为此欢欣鼓舞。法国实施了部分动员，并占领马其诺防线。不管是巴黎还是柏林，都在等待着英国政府的态度。驻伦敦和巴黎武官盖尔·冯·施韦彭堡男爵将军和库伦塔尔发来了令人悲观的消息：英政府以及刚刚执政的国王埃德华八世都不愿为《洛迦诺公约》而在莱茵河畔打仗。希特勒猜对了，心上的一块石头终于落了地，冒险行动可以顺利进行了。他的预见性为他增添了新的信心。他第一次对他的将军们不愿有所冒险以及他的战争部长的脆弱神经感到不可理解—战争部长曾一度想把部队撤回来。
1936年是不安定的一年。在希特勒兵不血刃地进军莱茵兰和墨索里尼经血战在东非立足之后，德国和意大利逐渐靠近。在奥地利，天平也随即向教会—保守体制倾斜。这个体制是靠着对大多数居民的独裁专政来维持的，多数居民渴望与德国合并，对纳粹抱有同情心。
在西班牙爆发了内战，佛朗哥将军在部分军队、法西斯和复辟—教会势力以及希特勒的支持下，发动了企图推翻合法共和国政府的暴动。为支援佛朗哥，意大利决定派遣一支强大的远征军开赴西班牙。德国政府派遣国防军办公厅的瓦利蒙特上校作为军事专家前往伊比利亚半岛。德国陆军为佛朗哥的军队提供了一支小型的教导队，空军提供了一支由航空兵和防空兵组成的名为“神鹰”的远征军。苏联和法国共同组织一支由自由反法西斯者（其中包括大量德国共产党员）组成的“国际旅”，以支持西班牙政府。西班牙成了将来世界观大战的试验场。德国人分为两派，分别在融字旗和苏维埃红旗下展开厮杀。在德国陆军总司令部，人们以复杂的心态从纯军事角度静观着这场争斗。事情的危险性在于，人们还没有觉察到新的世界冲突的来临，也没有意识到加紧训练自己的而不是西班牙军队的重要性，以及储备大量昂贵战备物资的紧迫性。
1936年11月，冯·泽克特将军结束他在中国军事顾问的工作返回柏林。他在给他姐姐的信中写道，他不相信会发生全面冲突，但他预言未来24小时形势将会变得十分严峻。1936年12月27日，泽克特因心肌麻痹而突然去世，终年71岁。希特勒曾经倾听过他关于俄国一中国政策的论述，泽克特发现希特勒还能够聚精会神地听下去。但希特勒并没有照着他的办。对于旧军官团来说，泽克特这位曾在那段艰苦和不安定的年月里，在精神和外表上给军官团留下深刻印象的人，走得过早了一点。甚至连希特勒也出席了泽克特的葬礼，但当随军牧师开始布道时，他却提前离开了。
1936—1937年冬，暗藏于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与战争部之间的机构之争，趋于尖锐化。为促进国防军的思想教育，布洛姆贝格筹办了．国防军沙盘作业演练。围绕此举的价值，双方展开了激烈争论。目光敏锐、说话尖刻的第一军需长冯·曼施泰因将军称这种沙盘作业的水平是十足的半瓶子醋。1936—1937年冬，在举行这种演练时，在弗里奇、戈林、布洛姆贝格之间经常发生激烈争吵，以至于1937年1月使弗里奇都有了辞职的打算。最终还是布洛姆贝格做出让步，因为他深知陆军总司令超群的军事素质，担心会发生公开的决裂。
1937年6月24日，冯·布洛姆贝格元帅就国防军在战时的指挥问题下达了他的第一个指令，突出地强调了他应具有的最高指挥权，引起总参谋部的不快。指令中还指出，目前局势尚属平静，受大国进攻的危险尚不存在，但国防军必须时刻做好准备。如果实施“红色”方案即以法国为主要对手，那么应将重点放在西部。倘若实施“绿色”方案，即以对付捷克斯洛伐克为主，那就应将重点放在对付东南部敌人可能发动的大规模进攻上。此外，还有两种情况：当维也纳的总理冯·舒施尼格宣布恢复哈布斯堡王朝时，将实施对付奥地利的“奥托”行动；为对付国际介入红色西班牙，将实施“里夏德”方案。另外还强调，有必要在不公开的情况下制定一个动员计划（1938年9月在苏台德危机期间首次实施了局部动员）。
为对布洛姆贝格的指令做出回应，冯·弗里奇大将于同年9月就国防军统率机构和作战指挥问题拟订了一份备忘录，主笔自然是贝克将军和冯·曼施泰因将军。备忘录强调，在未来任何有德国参加的冲突中，陆军都是决定战争胜负的军种。无论海军还是空军都不可能决定战争胜负。因此，在危机时指挥三军作战的无疑是陆军，即陆军总司令及其总参谋长。阵线已经分明，但始终未能决出雌雄。
此间，在苏联也上演了一出闹剧。就在布洛姆贝格在柏林颁布他的指令，并引起弗里奇和贝克的恼怒的同一天，在苏俄，图哈切夫斯基元帅和一批红军指挥员，即几乎所有曾参加过与德国国防军结盟行动的军官，都以反叛斯大林和为德军总参谋部充当间谍为由被枪决。此后，又有大约万余名指挥员和参谋遭此厄运，另有千余名军官被捕人狱。它表明，在独裁体制下，一个多疑的独裁者一旦幻觉出他的权力受到威胁时，都惯于残暴地对待其将军和军官们。关于斯大林采取此次行动的动因至今不明，是不是此前德国党卫队的秘密机构向苏联有关机构提供的关于苏联指挥员与德国军事机构来往，并意在瘫痪红军指挥的虚假情报起了作用，不得而知。但是不管怎么样，后来希特勒和希姆莱都多次对斯大林的这种行动方式表示了钦佩之意。他们认为，在德国，他们也会在适当时机对其不满意或调皮捣蛋的将军们采取同样行动。
1937年9月，新建国防军在梅克伦堡举行了首次大规模军事演习，参加者主要是空军。布洛姆贝格将此作为自己的一大成就。在希特勒的客人中间有意大利的国家首脑墨索里尼，他当时还兼任战争部长，对军事也极为在行。希特勒与墨索里尼成了朋友，德国的参谋军官们说，墨索里尼所表现出来的军事经验给德国“元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对于希特勒来说，这位身兼三职—国家首脑、党的领袖和战争部长的墨索里尼，自然是一个杰出的典范。而希特勒总有一种感觉，在他的将军们眼里，他虽然作为国家首脑而受到尊重，但人们总把他当做军事上的门外汉。
1937年11月5日，希特勒突然将战争部长冯·布洛姆贝格、外长冯·诺伊拉特男爵，以及国防军三军总司令弗里奇、戈林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召集到总理府，向他们阐述了他对军事政治和军事经济形势的观点，在场的还有他的军事副官霍斯巴赫上校。他讲话的大部分内容是有关装备经济方面的问题，这个讲话没有留下来。但是，由于希特勒对军事政策的阐述使霍斯巴赫上校大为震惊而留下了无法磨灭的印象，致使他会后根据记忆提纲掣领地整理了一份记录。后来这份文件（在作者不知道的情况下）在纽伦堡对战犯审判中以所谓“霍斯巴赫记录”的名字由起诉代表提出，用来作为希特勒战争计划的证明材料，并由此为世人所知。
在这个下午，希特勒在总理府中指出，解决“德国问题”只有靠使用武力这一条途径。接着，他提出三种使用武力的可能性：1．在德国装备准备就绪后发动战争，但这不会在1943年之前；2．法国内政纠纷为发动一场（针对捷克斯洛伐克的—译注）进攻提供可能性；3．法国被牵制在与另一国的战争中，比如意大利或在西班牙问题上。他继续说，不管哪一种军事行动，其前提是保障己方翼侧安全，即消灭奥地利和捷克斯洛伐克。日本可以作为一支抵制苏俄的力量。
弗里奇还有布洛姆贝格反驳说，发动一场无论是针对英国还是针对法国的战争，都是行不通的。他们认为，第二三种情况是根本不可能发生的。正准备启程前往埃及休假的弗里奇指出，如果“元首”真的认为局势如此严重，他情愿放弃休假。希特勒安慰他说，不要将他的话理解为战争已迫在眉睫。
这些内部的对话至少清楚地表明，德意志帝国的首脑已将战争作为未来一种解决所有问题的最佳手段；而陆军总司令和战争部长也十分清楚地表达了他们不希望战争的意念。尽管除了约德尔的日记对此事记录在案之外，还搞了一个关于希特勒军事政策讲话的纪要，但冯·布洛姆贝格元帅似乎对希特勒的讲话并没有十分在意。了解希特勒的戈林曾说，希特勒当时只是意在“催促”将军们一下，因为他觉得军队武装的速度太慢了。可是，希特勒的讲话却真的使诺伊拉特和霍斯巴赫大为焦虑。诺伊拉特回忆起兴登堡临终时对他的叮嘱：无论发生什么情况都要使德国人民免除一场新的战争。
在希特勒的讲话之后，诺伊拉特到本德勒大街拜见弗里奇和贝克，商讨如何使希特勒放弃其计划的办法。最后大家达成一致：弗里奇面见希特勒，从军事角度向“元首”阐明他的企图不可行的理由。同时，诺伊拉特也准备以德国外交政策负责人的身份向希特勒作同样的解释。他们两个人对希特勒太缺乏了解了，加之后来他们再也没有机会过问此事。此外，弗里奇也踏上了去埃及休假的旅途。连希特勒自己也没有预计到，布洛姆贝格的行动和奥地利事态的发展竟使他再次赢得胜利的机会到来得如此迅速。他向他的外交部长和将军们所阐述的思想，符合他奇思怪想的习性，但绝不是富于逻辑的计划。
弗里奇命令下属，在总参谋部内对“绿色”方案进行审查，以判定在西部边境对法国实施遮避的同时，利用大规模部队迅速取得对捷克斯洛伐克进攻胜利的可能性。但他并不希望通过此种研究使该方案得到验证，而是希望证明这一行动在军事上是个乌托邦。他想利用这种途径为促使希特勒采取外交措施提供依据。
此前，希特勒还一直把这位大将视为军事上杰出的军事专家，对他十分放手。大概他还幼稚地以为，总参谋部是一个在任何形势下都能不断制定战争计划的机构。但是现在，当他从占领莱茵兰问题上得到令人沮丧的经验之后，他不得不认识到，总参谋部绝不情愿盲目地接受他的所有设想，这里的人们完全是另一种思想境界。但他并没有从这种推测中得出任何明确的结论。
1937年12月，鲁登道夫将军去世。鲁登道夫不但曾向兴登堡而且也向弗里奇提醒过要警惕希特勒其人，自1923年慕尼黑暴动后他已看清希特勒的恶劣品质。他曾对弗里奇说过，希特勒对任何人都不讲信义，他也会把你出卖。在有希特勒和众多高级将领出席的鲁登道夫的葬礼上，布洛姆贝格向“元首”透露，他准备再婚。他的夫人已于1932年去世。他还说，他未来的夫人“曾有过一段事”。希特勒并不知道这一暗示的内涵，随即表示了同意。
1938年1月12日，约德尔中校在国土防卫处工作日志中写道，元帅（布洛姆贝格）“出人意外地”与格鲁恩小姐结婚。希特勒和戈林作为证婚人，出席了在户籍登记处举行的简短的结婚仪式。连凯特尔将军在内—尽管凯特尔将军的长子正与布洛姆贝格的一个女儿相爱—任何人都不知道格鲁恩小姐是何许人。当这位新婚的冯·布洛姆贝格夫人在警察局办理迁入新居户籍登记时，一名警察官员断定，布洛姆贝格夫人就是当时担任帝国粮食署秘书的埃纳·格鲁恩，过去因生活作风问题已在警方登记在案。布洛姆贝格大概在1934年与她相识，但她一直对布洛姆贝格隐瞒着那段不光彩的历史，直至决定与其结婚。布洛姆贝格也曾对戈林说过，他未来的夫人出身于平民家庭。戈林只是认为，一个“纳粹人民国家”的高贵元帅选择一个来自于人民的子女为妻也并非坏事。
这位警官如实向上级做了汇报。柏林警察局长黑尔多夫伯爵认为此事非同小可，随即去见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以便验证一下这位新婚的冯·布洛姆贝格夫人是否就是埃纳·格鲁恩。凯特尔也并不认识部长的新夫人，只是模模糊糊地记得曾在布洛姆贝格母亲的葬礼上见过她一面，布洛姆贝格的母亲刚刚在前几天在埃伯斯瓦尔德去世。凯特尔因不久就要与布洛姆贝格家结为儿女亲家而处于十分尴尬的境地。1938年1月23日，凯特尔让黑尔多夫去见戈林，说戈林想必认识这位女士，因为他曾当过他们的证婚人。黑尔多夫希望凯特尔在布洛姆贝格从埃伯斯瓦尔德回来后当面与他一谈。凯特尔对这件不可思议的桃色事件也不无担心。鉴于国防军办公厅与陆军总司令部之间的紧张关系，凯特尔根本没有考虑将此事通报弗里奇和贝克。
在此期间，诺伊拉特有机会就11月5日的讲话与希特勒再次进行了一次交谈。他向希特勒转达了将军们的想法，劝他尽可能利用和平途径达成他最重要的政治目标。希特勒用低沉的语调说道，他不能等待。接着，诺伊拉特直截了当地说，他不愿为这种政策承担责任。希特勒不置可否地听任了这一辞职的威胁，但他终归是明白了，无论在总参谋部还是在外交部，都暗藏着一支抵制他的计划的反对派。
此间，围绕布洛姆贝格丑闻的事还在继续发展着。根据警察局的资料，戈林辨认出替察不认识的女士正是布洛姆贝格的第二位夫人。他对黑尔多夫伯爵说，他将亲自向布洛姆贝格挑明此事可能造成的恶劣后果，但却于1月24日晚将此事告知希特勒。当希特勒从其一名文职副官即原来的弗里茨·威德曼上尉那里证实确有此事之后，大惊失色。他将布洛姆贝格提拔为元帅，还应其之邀做了他的证婚人，在希特勒眼里这是一位无可挑剔的德国元帅；而如今布洛姆贝格却与一个根本就不可能成为帝国战争部长和国防军总司令夫人的女人结了婚。与此同时，他不是从戈林那里，而是从党卫队首领—被弗里奇视为军官团里基督教保守势力的保护神，受到弗里奇的极度蔑视—那里，得到一份关于弗里奇的档案卷宗，1935年希特勒曾看过这份卷宗，并命令将其销毁。现在这份材料是一份复制件。根据一份多次入狱罪犯的口供说，陆军总司令曾于1934年触犯了刑法大典中的第175项条款[第175条是关于鸡奸罪的内容。—译注]。
起初，希特勒似曾打算让冯·弗里奇大将接替布洛姆贝格的职务。他曾指示下属将“冯·凯特尔将军”安排在他的身边，但最终还是决定启用国防军办公厅主任，从中看出希特勒当时对高级将领们，特别是对他们之间的纠葛了解得多么肤浅。现在，弗里奇的卷宗摆在了他的办公桌上。1月25日，他向他的副宫霍斯巴赫上校表达了他对布洛姆贝格和弗里奇的谴责，并让霍斯巴赫安排弗里奇于次日晚到总理府来。霍斯巴赫副官深知希特勒善于对他的左右搞阴谋诡计，但他也没有立即察觉，一个不可告人的骗局正在展开，其目的是在精神上败坏军官团首脑的名誉。霍斯巴赫向他的总司令提出了警告，弗里奇的第一句话是：“卑鄙的谎言！”但是，这个时候，他也只有眼睁睁地看着对他个人名誉的低毁。
现在，摆在希特勒眼前的形势是，军队的两个首领已握在他的股掌之中，他必须亲自过问军队事务。下一步该如何走，像往常一样，多日来他举棋不定。1月26日，他单独接见了布洛姆贝格。中午，约德尔从凯特尔那里获悉，布洛姆贝格已被解职。后来，凯特尔得知，战争部长拒绝了希特勒让其立即离婚的建议。据约德尔说，布洛姆贝格推荐戈林作为其继承人。对这一建议，希特勒断然加以拒绝。据布洛姆贝格自己说，接着他提到了瓦尔特·冯·布劳希奇炮兵上将的名字。布劳希奇将军于1933年接任布洛姆贝格东普鲁士第1军军长之职，一直到现在。但希特勒并不知道布劳希奇是何许人。当布洛姆贝格于当日或者第二天向希特勒告别时，又向希特勒提出另一个想法：希特勒自己应就任帝国战争部长，从而直接掌握国防军的指挥权。在他眼里，希特勒是一个天才。此外，这也是对与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长时间争吵的最后报复。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的那些老子们，对他的所有思想都拒之门外，从未听过他的话，看着吧，希特勒会治服他们的。但是，希特勒并没有急于接受他的这一解决危机的方案。
1938年1月26日晚，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在霍斯巴赫上校陪同下，怀着一种愤慈和困惑的复杂心情来到总理府。围绕他和在他身上发生的事情，对于在德国的一名正派军官来说简直是无法想像的。希特勒和戈林在总理府等待这两位军官的到来。冯·弗里奇男爵以骑兵的名誉发誓，对他的指责是与事实不符的。然而，这两位德国的最高统治者早已为他准备了一个无耻下流的罪名，一个军官的名誉担保显然无济于事。他们将一名刑事犯秘密带到总理府，当面与这位大将对质。罪犯立即认出弗里奇，说大将就是他当时看到的那个犯鸡奸罪的军官，为了堵住他的嘴，弗里奇还被诈了一笔钱。弗里奇的事就这样在希特勒和戈林的手中完结了，大将不得不步布洛姆贝格的后尘。
弗里奇沮丧地离开总理府。面对这种无耻捏造他又能如何呢？戈林试图与霍斯巴赫亲近，并请他向“元首”传话，说应将陆军交给他—戈林。他还准备从被他称为“灾难”的黑尔多夫伯爵身上捞取好处。就在那个晚上，在霍斯巴赫的催促下，希特勒将总参谋长贝克将军从床上叫起来，传唤到总理府。他比弗里奇还要手足无措，还要困惑不解，他无法推测发生了什么事。这种笼罩在独裁者周围的阴谋和道德败坏的气氛，对他来说实在是太陌生了。希特勒对弗里奇的指责给他留下深刻印象，弗里奇被免职后，他就是驻柏林军队的最高级衔的军官，军队实际掌握在他的手里，但他不懂得利用这一有利条件。
现在，弗里奇像布洛姆贝格一样被解决了。正直的霍斯巴赫上校不顾希特勒的禁令，还是将事情内幕通报了弗里奇，事后他如实地报告了希特勒。为此，霍斯巴赫上校也失去了总参谋部代言人和希特勒宠臣的地位。下一个问题是，弗里奇丑闻是根据弗里奇的要求送交军事法庭，还是像希特勒和戈林所希望的那样，专门为其设立一个“特别法庭”。此事被搁置起来后，弗里奇没有力争为自己辩护，从而犯了第二个错误。虽然他作为一名军官应享有军事审判权，但却屈从于国家秘密警察的审问。当秘密警察官员开始在兵营里搜集罪证，并审讯弗里奇过去的勤务兵时，继弗里奇之后的最高军事当局没有对此提出任何指责。
危机还在继续。在柏林，围绕布洛姆贝格第二个夫人的谣言四处流传。在省的军司令部里，人们一无所知。因为无论是弗里奇还是贝克，都不会将控告陆军总司令的事通报全军。贝克将军建议，将资历最老的军长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召到柏林。此时龙德施泰特正在东普鲁士领导一次旅行演习。希特勒禁止这样做，但随后又收回了禁令。原计划在1月30日纪念所谓夺权5周年纪念大会上希特勒要发表演讲，现在被不声不响地取消了。
纳粹部长中最有知识的部长—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在这几天最担心的是，希特勒加害人人知晓和受人尊重的弗里奇大将的事一旦传扬出去，将会引发一场“将军暴动”。但是，弗里奇离政变的想法远不可及，贝克也从来没有过这种考虑。此外，国家整部机器和全部通讯手段都掌握在政府手里。希特勒为千百万人创造了就业机会，为他们提供了面包，他正处在他一生中的鼎盛时期。即使弗里奇一声召唤，各军军长都聚集到他的大旗下，部队就会跟着他们走吗？成百上千的希特勒的追随者会因为军官团的荣誉受到蔑视而在这一时刻背叛他吗？像布洛姆贝格这样的人会把这种荣誉看得比一种桃色事件还要重吗？
在柏林，除了自认是国防军总司令候选人的戈林之外，还有第二个人即慕尼黑第7军军长冯·赖歇瑙炮兵上将。赖歇瑙错误地以为，他的第二次重大机会到来了。希特勒也确实正准备任命他为布洛姆贝格的接班人。然而，在柏林的所有将军们，从冯·龙德施泰特将军到国防军办公厅主任凯特尔将军，都对此提出异议。正如后来的事态所表明的那样，这位难以对付的“元首”面对的是一群有独立意志的高级将领。
凯特尔将军在其日记关于陆军总司令的记载中，再次提到冯·布劳希奇将军。布劳希奇将军是一个头脑冷静和思维清晰的人，是普鲁士将门之后。当时他正担任1937年新组建的莱比锡第4集群司令。在凯特尔眼里，他是一个合适的人选，他来自于近卫部队和总参谋部，对党保持严格的中立。布劳希奇担心会被卷入一起错综复杂的离婚丑闻之中。他也希望贝克将军能留任总参谋长，而此时希特勒却突然打算让另一个人替代他。最后，在他与希特勒做过一次谈话之后，希特勒表示同意贝克留任。
这样，弗里奇接班人的问题似乎已经解决了，尽管布劳希奇在得知他的接任与一次最高领导层的大范围人事调动有联系时，提出了新的异议。布洛姆贝格的接班人问题还没有解决。希特勒拒绝戈林担任战争部长，而将军们则不接受希特勒提出的人选赖歇瑙。在此情况下，希特勒决定不再保留战争部，而由他自己直接接管国防军的指挥权。同时，将凯特尔将军领导下的国防军办公厅扩充为“国防军统帅部”，作为他的工作班子。凯特尔是从希特勒那里得知此事的，希特勒当时还郑重其事地说，国防军的统一对他来说是神圣的。凯特尔后来写道，他当时没有料到，他担任这个国防军统帅部长官的职务给他带来何等的苦难。
凯特尔过去就曾考虑过，为了在危机时期减轻战争部的负担，应将所有行政管理任务由一个由办公厅扩展而成的最高统帅的工作班子来统管。这个班子由他来领导。由于他对作战问题一窍不通，因此还设想设立一个国防军总参谋部，作为三军作战问题的领导机构。凯特尔认为，国防军总参谋长只能从陆军总参谋部选派，但这一点现在还根本提不到议事日程上。当希特勒终于在1938年2月4日决定将全部新的变动通报全民之前，赶在重要的内阁会议[希特勒夺权后的最后一次内阁会议。—译注]开会前将柏林的高级将领召集到一起，向他们概略地展示了目前的危机。第一军需长冯·曼施泰因是惟一一位敢于提出反问的军官，他问道：是不是应设一名国防军总参谋长？希特勒没有正面回答，只是说：水到渠成。
1938年2月4日，德国舆论界获悉一条使他们目瞪口呆的消息：帝国战争部长和陆军总司令出于健康原因离职，“元首”自己已接管国防军最高指挥权。
现在的口号是：权力集中，高层军官年轻化。没有成见的旁观者势必会得出这样一种印象：一场瘟疫似乎正在将军们中蔓延。随着弗里奇和布洛姆贝格离职，一大批高级将领也出于健康考虑相继离职，几乎全部是泽克特学派的人，其中包括骑兵总监和情报部队总监冯·波格雷尔将军、冯·尼贝尔许茨将军和陆军人事局长冯·施韦德勒将军，这些人都是按照弗里奇的意思与纳粹党保持着距离。施韦德勒将军的继任者是凯特尔的兄弟博德温·凯特尔少将，做如此安排是为了使国防军最高司令部在陆军中发挥更大的影响。
军队默默地听任着事态的变迁。希特勒在对将军们讲话之后说，他现在知道了，所有的将军们要么是胆小鬼，要么是傻瓜蛋。他和戈培尔并不害怕一场暴动，他们惧怕的是陆军军长们采取联名辞职的抗议行动。然而此类事情并没有发生。在一切都为时已晚的时候，弗里奇才看到，他的下台所关系到的事情要远远超过他的个人荣誉。在起诉弗里奇的军事法庭上（刚刚晋升为元帅的戈林也到场），为弗里奇进行辩护的辩护律师冯·德·戈尔茨，当众揭穿了一个由国家秘密警察制造的令人毛骨惊然的把戏。他经长时间调查终于查明了真正的罪犯，就是那个曾遭到被希特勒和戈林用来作见证人讹诈的人，此人是一名退役骑兵上尉，名叫冯·弗里施。秘密警察利用两者近似的名字炮制了“弗里奇”卷宗。对这件事舆论界一无所知，弗里奇在众人不知的情况下被默默地恢复了名誉，但自此再也没有出头露面。像贝克将军这样的一些人现正准备被迫引退。但贝克还认为目前必须坚守自己的岗位，他对总参谋长说服希特勒放弃其战争政策始终抱着一线希望。现在，斗争目标已不是针对国家首脑个人，而是要对政治领导施加重大影响。
在撤销战争部之后，随着希特勒直接掌握国防军的指挥权，全新的统率机构成了类似于封建专制体制之初的形式。国防军统帅部除接管了原战争部的重要任务外，还接管了三个军种中央司令部的指挥任务。希特勒在国防军统帅部内设立了一个工作班子，这个班子在某些方面类似于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军事内阁。此外，他还设立了一个类似于过去副官署的国防军副官处，由一名副官长和三个军种的三名副官组成。
国土防卫处在布洛姆贝格时期，曾被人们视为未来国防军总参谋部的核心，现在虽被改称国防军指挥局（战时改称国防军指挥参谋部），但再也不是一个为希特勒在作战或军事问题上提供咨询的机构，它既没有明确的任务范围，在统率层也没有获得相应较高的位置，倒更像希特勒的一个研究机构。国防军指挥局下设作战处、军需处（负责三军军需）、组织处（负责兵员补充），以及情报处和国防军宣传处，此外还有多名与党的组织、冲锋队、党卫队、希特勒少先队和帝国青年义务劳动军进行沟通的联络官。1939年在该局服役的约有15名军官，战时增加到约40名。从国防军指挥局这个例子可以清楚地看出，这个新任国防军最高司令是多么想极力避免使各机构的责任权限清晰分明。他认为，大家都为权限进行激烈争吵要比和平相处更为有利，因为这可以激励他们的工作热情。直到1939年，陆军总司令部、总参谋部与国防军统帅部、国防军指挥局之间的“备忘录之战”一直没有间断。布劳希奇在一份新撰写的备忘录中，要求组建一个居领导地位的帝国总参谋部，其中陆军应担任领导角色。1939年3月，凯特尔在一份委托约德尔拟订的备忘录中反驳道，现代战争不再是一种仅仅有关战略、进军计划的事务，在很大程度上它也依靠经济、技术和宣传上的权衡。所有这些领域的协调，都是国防军指挥局义不容辞的任务。但事实上，从来就没有出现过这种协调的可能性。
现在，国防军的许多事情都要取决于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威廉·凯特尔炮兵上将。凯特尔出身于汉诺威一不伦瑞克承租王室领地的地主家庭，最初也是一名炮兵军官，第一次世界大战中在佛兰德海军陆战队任首席参谋，积累了一些陆海军机构协同的经验。在原部队局二处时，在边防和秘密扩军问题上他是个办事仔细认真的专职人员。在军事组织和军事管理方面，无疑具有丰富的经验，因此也特别适宜在国防军统帅部内掌管大部过去由国防部行使的管辖权。就此而论，他是一名专家的典型，这正是毫无系统性可言的新任总司令所需要的。凯特尔被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他在法庭上表示，他是一个军人，无论对皇帝、埃伯特，还是对兴登堡和希特勒，他都同样鞠躬尽瘁。作为一个人来说，希特勒对他而言始终是个谜，他从心眼里钦佩希特勒的天才，但同时希特勒又使他有一种毫无自卫能力的畏惧感。使他永远弄不明白的一件事是，希特勒最终以自杀方式摆脱了所有责任。还有一件事他觉得有点蹊跷，他从未带兵打仗，但最后希特勒却将他提升为元帅。但有一点他是绝不会做的，即支持国防军反对希特勒。他始终是一个负责军事管理事务的长官，他不仅得到其主子的感激，也赢得其老同事们的肯定，他的同事们在与希特勒不断加深的矛盾冲突中希望得到他的支持，但最终都一无所获。
严格说来，1938年2月有4个总参谋部同时并存：国防军统帅部及其指挥局；陆军总参谋部；空军总参谋部和海军司令部（战时改称海战总部）。此外还有一个副官处，配备多名对希特勒俯首听命的年轻军官。贝克将军起初想，依靠个人的身份拉近总参谋部与国防军指挥局之间的关系。这项任务交给了他给予高度评价和性情温善的总参谋部军官马克斯·冯·菲巴恩少将。可惜他的身体状况不佳，只有几个星期便无力承担这一棘手的职务。国防军指挥局的工作移交到约德尔上校的手上。希特勒对约德尔赞赏有加，而约德尔则将希特勒视为德意志民族的革新者。约德尔认为希特勒说过的一句话极为正确：政治实际上就是战争。他深信，现代总参谋部军官的最高义务就是为一名新的杰出领袖充当助手。在对总参谋部军官任务的看法上，约德尔与贝克之间再没有可沟通的余地。但两者的结局都是可悲的：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参谋长约德尔将军，于1946年被国际军事法庭判处死刑，推上绞刑架；1944年7月20日晚，退役大将贝克在两次自杀未遂后被一个不知名的上士击毙。
贝克将军在1938年以后的时间里，断绝了与凯特尔和约德尔的所有关系。对总参谋长而言，现在最重要的是他能从他新任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那里得到什么支持。布劳希奇出身于西里西亚旧贵族家庭，是在近卫军和总参谋部中长大的，在政治上基本保持中立，也不是希特勒的痴迷崇拜者。在需要定下重大决心时，他往往犹豫不决。他常常采取一种自以为聪明的做法：令人头疼的问题先放起来，重要的问题先挂起来，这应了一句老话，叫做“车到山前必有路”。在需要他决定重大问题时，他会在精神上感到痛苦之极，最能说明这一点的例子就是1941年11月莫斯科会战危机期间，当时他的身体已处于全面崩溃状态。对贝克来说，布劳希奇无论如何也不是一个可靠的靠山。
1938年3月，确定要在图林根举行一次总参谋部旅行训练，有冯·布劳希奇将军和众多军需长参加。此间，鉴于纳粹对奥地利的影响不断增加，奥地利总理冯·舒施尼格打算通过全民投票来加强他的地位，希特勒随即便决定对他憎恶的维也纳教会独裁体制采取军事措施。1938年3月10日18:30，由冯·博克将军指挥的第8集团军突然实施动员，在巴伐利亚和奥地利边境，举行了一次假演习，向舒施尼格政府施压。
谁也没有料到进军奥地利的“奥托”方案付诸实施了，这一方案是布洛姆贝格在1937年国防军指令中提出的。在柏林，凯特尔将军问贝克，为实施“奥托”方案都准备了些什么措施。贝克回答，“没有措施，任何措施都没有”。总参谋部拒绝对布洛姆贝格的指令进行进一步完善。为准备工作预留的时间只有短短的5个小时。贝克知道，现在只有靠临时应急安排，他要求制订德军开进奥地利之后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介入情况下应遵循的行动准则。布劳希奇对将来意大利和捷克斯洛伐克的反应也十分担心。在国防军指挥局，冯·菲巴恩将军已身心憔悴，体力不支，他认为第二次世界大战即将爆发，几天后他便退役。
事态的发展与人们预料的并不一样。在奥地利，纳粹分子暴乱闹事。布拉格的捷克政府动作迟钝，反应平静。巴黎和伦敦对舒施尼格政府的求救呼声报以冷淡，而墨索里尼则给予希特勒以完全的行动自由。当德国部队开进奥地利时，受到群众的热烈欢迎，希特勒的声望大增。奥地利被德国吞并，奥地利联邦军也被并入德国国防军。希特勒1937年11月5日的第一个多少有些幻想式的企图，出人意料地迅速实现了。现在，他该准备“除掉”捷克斯洛伐克了。被夹在已为德国占领的奥地利和西里西亚省中间的捷克斯洛伐克，其战略处境已变得无可救药。在这里，有一个典型的旧奥地利问题在等待希特勒去解决，即生活在波希米亚周边地区和奥地利一西里西亚地区的苏台德德国人的命运问题。1918年，为人民自决权奋斗的战胜国禁止将奥地利和苏台德区合并到德意志共和国。而现在，在英国却有人主张，如果希特勒能确实给人民以自决权，那就可以满足希特勒的要求。
还在1938年4月，德国已经开始着手解决捷克斯洛伐克问题。凯特尔从纯军事角度出发认为，对捷克斯洛伐克采取一次快速行动是极为不利的，因为这势必会促使法国，甚至还有英国介入。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战时兵力有43个师。德国军队1938年4月只有23个师，另有装甲师、骑兵师和山地师各一个。其他的装甲师和轻型摩托化步兵师，都是架子部队，要将这些部队扩充满员，还有大量工作要做。当贝克将军发觉希特勒的进攻欲望后，变得寝食不安，如坐针毡。长年以来，捷克斯洛伐克对于部队局的军官们来说是最棘手的问题。布拉格根据德军正在集中的错误情报进行了暂时动员，这对希特勒来说是一个向世界谴责捷克斯洛伐克战争欲望的大好机会。一场对捷克斯洛伐克的战争成了合法的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