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次世界大战与老总参谋部的终结
（1939—1945）
慕尼黑会议代表了希特勒最大的政治成就，同时也意味着为争取德意志人自决权进行的斗争已达到其顶峰，它甚至使英国的广大阶层都解除了思想武装。像慕尼黑协议的其他签字国一样，德国政府也承担保证捷克一斯洛伐克残余部分独立的义务，但德国国会迟迟没有批准这一担保。以《凡尔赛和约》清算者自居的希特勒，现在只有一个问题需要解决了，那就是与其友邦波兰的边界问题。但是，还有一个始终使希特勒挥之不去的问题，而且这个问题与德意志民族自决权的实施根本没有瓜葛，那就是消灭捷克斯洛伐克。最后，他终于决定对捷采取断然行动。
希特勒并没有将其胜利归功于他的谋算，而是归功于其直觉，自此他对自己直觉的一贯正确性更加深信不移。在这一点上，最突出的表现就是，他现在已将外交部和总参谋部等主管机构置于不顾，独断专行。这些机构已不再是他的顾问，只是执行他意志的工具。这对于总参谋部及其总参谋长哈尔德将军来说，无疑隐藏着一种危险。因为，所有为履行自己所宣誓的义务，或为阻止其职位落入“元首”的激进的哄锣们手里而洛尽职守的军人，都会因他们尽管认为是错误的、但又无力阻止的措施而背上同谋的罪名。领导层的所有这种军官都将蒙受不白之冤。而且身处这一事件中的他们，都不可能发问，后世将如何评说。在这股来势凶猛的潮流中，他们所能够做的就只有在个人的小圈子里，保持住自己的航向。沙恩霍斯特曾要求，为国王陛下服役的军官们做“政治化军官”。125年后，他所要求的内涵却发生了180度的大转变。现在谁要想做政治军官，谁就将陷入与1933年后成为合法政治领导和国家首脑的冲突之中。
长时间以来就时兴着一种论调，即德国军官不必关心政治，它成了军官团的基本常识。面对1918年的叛乱，军官团在精神上表现得无能为力；而面对1933年狂涛巨浪式的所谓民族觉醒，他们则以一种天真的激情迎接德意志的复兴和民族的崛起。泽克特是最后一位以严格方式贯彻军官团非政治化思想的领导，他曾教导军官团说，即使你对国家政体不满意，也要采取宽容态度。他教育总参谋部的专业人员说，你要想代表国家，就要习惯于作为军人为国家服役。对这一思想所带来的后果他无法预计到。
在纳粹“第三帝国”的顶峰即最后时期，一些还在负责岗位上的军事领导者，更难以凭借其良心在政治问题上进行决断。退役大将贝克就是一例。哈尔德则不同，他在军事政变的机会错过之后，决定继续在军中服役，尽管他十分了解希特勒的本性。其原因很简单，因为他深信人民和祖国仍有希望。
在贝克和哈尔德与希特勒的这次冲突之后，总参谋部军官团无论在专业方面还是在思想方面，都是江河日下，一天不如一天。约德尔将军，这位不再受泽克特谨慎路线约束的年轻军官的代表，在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上供述，在总参谋部内存在着激烈的世界观的冲突。在年轻军官中，贝克的纯军事防御理论已不再受欢迎。他们认为，老一辈的经验可以抛到九霄云外了。这样，在关于未来战时统率体制方面就引发了激烈冲突，一方是以布洛姆贝格、凯特尔、约德尔和凯塞林等为代表的少数派，他们认为未来战争仅靠陆军是不可能取得胜利的；另一方是传统派，他们想保持陆军在平时和战时的领导地位。后者的代表思想是后普鲁士时期的纯陆军思想，也就是在1938年和1944年在所有政变计划中的主导思想，即只有陆军是决定J性因素。空军和海军是次要的。谁掌握了陆军，谁就能夺取政权……
对于国防军统帅部与“国土防卫”处即国防军指挥局之间，以及陆军总司令部与总参谋部之间的明争暗斗，希特勒是完全清楚的。他认为这是健康的，各单位会在竞争中加倍努力。起初，“国土防卫”处只应负责对作战计划进行加工，哈尔德将此嘲讽为“剿窃”工作。如果希特勒突然觉得陆军总参谋长是在吹毛求疵，那么他就会把大多数总参谋部军官都看成是狂妄自大之徒。某些时候他也会觉察到，他是在硬逼着这些先生们去执行命令，他们从来就没有为他的神秘魅力所倾倒。对此，总参谋部的人轻蔑地将国防军统帅部称为“二等兵希特勒的办公室”。但这一切都没有用。凯特尔通过他在陆军人事局任局长的兄弟博德温对陆军总司令部的影响，牢牢地把持着国防军统帅部，并赢得了“元首”办公室的地位（人们甚至骂凯特尔为走狗）。而希特勒由于其兵不血刃的胜利声威大增，致使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被排挤到幕后。此外，天生就对军事有着浓厚兴趣的凯特尔，还对陆军总司令的职位垂涎欲滴。在构筑对法国的西壁工事工作上，由于他未能迅速取得成效，并在具体方案上与陆军总司令部的工兵及要塞总监发生争执，希特勒遂将工事构筑的领导权交予了国家公路总监、工程师弗里茨·托特—位久经考验的纳粹党员，将军方排斥在外。
冯·布劳希奇大将对此提出的抗议也无济于事。此后的措施使总参谋部军官共同负责的原则成为一纸空文。1939年出版的新的总参谋部勤务手册中，将总参谋部军官的任务笼统地规定为指挥决断者的顾问、助手和执行者，部队指挥官成为惟一的责任人。此外还规定，在定下作战决心时，对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两者所提出的建议，要优先考虑前者；当后者提出与前者不同意见时，要全力贯彻前者的决心和命令。
1938—1939年冬，希特勒作为国防军总司令发布命令，陆军总参谋部应将未来战争的准备工作搁置一边，全力投入军队的组织和训练。总参谋部的人普遍将希特勒的这一指令理解为“元首”将战争搁置一边的例证。希特勒对政变计划仍是一无所知，1938年末一1939年初，只是按顺序对“红色－17”进军计划，即在东西方实施防御的计划进行了补充和完善。
不论对总参谋部、还是对希特勒和德国而言，最具关键性的转折是1939年初希特勒做出的决定，即利用捷克和斯洛伐克之间的矛盾，于1939年3月突然侵入波希米亚，将捷克斯洛伐克从地图上抹掉。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在地方自治政府和德国占领军的领导下，成为德国的“保护国”，斯洛伐克将在德意志帝国的庇护下独立。在伦敦和巴黎的袖手旁观之下，德国部队在希特勒亲自指挥下开人布拉格，取得了又一次“兵不血刃”的胜利。对于已尽最大努力但仍未准备就绪的德国军备来说，不费一枪一弹就夺占斯洛伐克强大的军备工业，接管捷克斯洛伐克军队的全部装备，无疑是一个物质上的巨大胜利。
根据捷克政治家们的痛苦经验，弱小的立陶宛共和国认为还是主动将梅默尔地区归还德意志帝国为好。最后剩下的就只有波兰问题了，在慕尼黑协定签署后不久，希特勒就曾建议波兰外长贝克上校，通过和平谈判解决两国的边界问题，同时模模糊糊地暗示，如有必要波兰可以向东扩张其领土。在这种暗示的背后隐藏着他的本意，即他后来对布尔什维克所发动的十字军东征。希特勒建议，他希望能借助于波兰走廊，在交通和经济上改善东西普鲁士的联系，将由国联而不是由波兰管辖的自由城但泽合并。希特勒的第一个建议碰了壁，波兰的态度十分坚定。
局势变得复杂化了。在柏林，苏联正就有无可能改善苏德关系问题与德国秘密接触。美国总统罗斯福要求希特勒，就尊重小国主权承担义务。伦敦的天平也倒向布拉格一边，从而构成对希特勒的不利局面。希特勒对此做出强烈反应：他公开宣布了1935年德英秘密签订的《德英海军协定》。柏林与华沙的紧张关系骤增，波兰政府相信，波兰肯定会得到西方大国的支持。希特勒也坚信，在迫不得已的情况下，即使动用武力也要解决波兰问题。同时，他也违心地考虑，能否暂时与苏联斯大林结盟，从而对波兰施压，迫其就范。1939年，德国与意大利，确切地说希特勒与墨索里尼缔结军事同盟。
4月3日，国防军总司令凯特尔将军接到第一个准备进攻波兰的指令，行动代号为“白色”。紧接着，陆军总司令部和总参谋部也接到这一指令。凯特尔只是认为，陆军现有的装备水平不足以应付这场大规模冲突，经过训练的预备役人员也十分缺乏。在总参谋部内，多数人对这一行动都持怀疑态度。人们不希望战争，但是，鉴于希特勒的威望，再次组织积极的反抗成了毫无希望的事。
1939年5月23日，希特勒将国防军统帅部长官、三军总司令和陆军总参谋长等高层军事领导召集到总理府，以一种比1937年11月5日更加夸张的方式，向他们概要地描绘了当前局势和未来设想。1938年被任命为国防军侍官长的施蒙特中校，将希特勒的这一讲话做了记录，而且他自己也留有笔记。这份记录后来在纽伦堡对战犯的审讯中曾作为证据材料提交法庭。
在施蒙特提纲式的记录中，希特勒声称，现在的问题不再是但泽，而是东方的生存空间。必须孤立波兰，进攻波兰，因为它始终是德意志事业的大敌。他还神秘地暗示，有可能与苏联改善关系。研究敌人弱点的工作不能再仅由总参谋部一个单位承担，应组建一个由陆海空三军军官组成的“研究小组”,“以便在行动和思想准备方面承担主要责任”。小组的军官必须“具有丰富的想像力和最好的专业知识”。霍斯巴赫记录和施蒙特记录只能说明一点，那就是国防军总司令不再掌握直接制订计划的权力，站在他们头上的是一个全副武装的耶稣使徒。
1939年5月末，开始了进军波兰的准备。对总参谋长哈尔德来说，虽然他与执掌全权的政治领导在思想上无法相容，但他必须履行军人的职责。谁想要求辞职，谁就会永世与军队无缘。计划以突袭方式实施的进攻，要求最迟于8月20日完成其准备工作。从战略上看，波兰已处于绝望的境地。北面，德军从东普鲁士出发，构成钳形攻势的一翼；南面，德军从上西里西亚—摩拉维亚—斯洛伐克地域出发，构成另一翼。德军计划的基本设想是，运用大量装甲和摩托化兵团，以快速和闪电般的突击，越过波兰边界，在波军准备就绪之前将其一举歼灭。为此，德军组建两个集团军群：“北方”集团军群由冯·博克大将指挥，参谋长为冯·札尔穆特将军，下辖两个集团军，分别部署于东普鲁士和东波美拉尼亚；“南方”集团军群由冯·龙德施泰特大将指挥，参谋长为冯·曼施泰因中将，由3个集团军组成，部署于西里西亚。两位总司令和两位参谋长均属于受传统思想熏陶的总参谋部军官。
从纯军事角度考虑，对波兰实施的两翼纵深包围，以快速进攻为上策。希特勒以一种外行的直觉指出，应当对东普鲁士的德军以尽可能的加强。为了纪念1914年8月末坦嫩贝格会战胜利25周年，德国举行了大型的庆祝活动，从而为掩护各部队向东普鲁士的运翰提供了极好的借口。9月在纽伦堡举行的纳粹党代会也取名为“和平的党代会”。
只要不出现奇迹，只要德国自己不作罢，取得对波兰的军事胜利并非难事，那么接下去的问题是，如果希特勒再次一意孤行地采取类似于莱茵兰和波美拉尼亚的行动，将会发生什么。冯·布劳希奇大将对希特勒说，他认为取得对波兰，甚至对英国和法国的胜利都是可能的，但是如果苏联决定站在波兰一方，联合对抗国防军，事情就会变得渺茫。
当时，布劳希奇并没有预计到他的话极大地增强了希特勒原来的想法，他曾指出，必须与莫斯科克里姆林宫的主人斯大林订立一个暂时的同盟。整个夏季，英法代表都在莫斯科进行军事磋商，企图恢复旧日的协约国，并对波兰提供保护。与此同时，在柏林，苏联与希特勒政府的谈判也在继续。波兰相信英法的支持，坚决地拒绝了苏联军队在战时踏上波兰领土的要求，同时也回绝了希特勒关于举行谈判的建议。希特勒顽固地回绝了一些人关于德国单方进攻波兰会引发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说法。他指出，西方列强从来就没有当过真，在慕尼黑他早就认识了他们的代表。
希特勒对他的政治工具军队是否已做好战争准备，很少担心。但无论是根据希特勒的意愿为军队装备而支付的9000万马克，还是以装备新型武器，组建俯冲轰炸机队、伞兵和空降兵等新兵种为荣的雕虫小技，都无法弥补其预备役奇缺和弹药不足的缺陷。战时曾任国防军指挥参谋部副参谋长的瓦利蒙特将军后来说，对于一场战争，德国陆军从来就没有像1939年准备得这样糟。重型坦克刚刚投入批量生产，通信、运输和铁道部队也极为不足。一个受过足够训练的预备役军官集团，可以说尚不存在。空军的组建尚未完成，潜艇的建造鉴于《德英海军协定》而中途停止。德国的军队装备和一支百万大军的组建，好似一件即兴作品，毫无计划和章法可言。
比起发生苏台德危机的前年夏季，1939年夏天显得更郁闷压抑。面对军队的高层领导们，希特勒奉行了一种新的战术。他声称，他，希特勒，如果“像1914年的那些无能的人”那样因走廊问题而被拖人一场世界大战的话，那他真的要成为一个“白痴”了。8月，进军波兰的行动开始了，德国新闻界为这一行动摇旗呐喊，对波兰施以猛烈攻击。在华沙，反德呼声也此起彼伏。奇怪的是，在华沙，人们对德国军队的行动并不完全信以为真。驻柏林的波兰大使十分坚定地认为，一旦爆发战争，希特勒将被推翻。刚刚送走苏台德问题，又迎来走廊问题的德国人民，以一种朦胧的忐忑心情注视着局势的发展。惟一能得到安慰的是，直到如今希特勒都兵不血刃地解决了每一个危机。然而，与德结盟的意大利却以怀疑的态度注视着形势的发展，墨索里尼不希望在此刻由德国一方引发战争。
按计划，至8月20日军事准备工作应当就绪。就在19日这一天，德国政府与苏联签订了一项贸易协定，使世界为之膛目。8月22日，《苏德互不侵犯条约》公布于世，希特勒与斯大林完成结盟。这是这场争斗中的第一个重大转折点，波兰在政治上己被打败，它要么向希特勒屈膝，要么准备战斗。
同日中午12时，“元首”在他私邸上萨尔斯堡，对集群司令、陆军军长和海军上将阐述了当前局势。根据哈尔德将军的战时日志记载，希特勒十分可笑地突出了他个人的作用。近期目标是“消灭”波兰，他不相信会爆发大战，相反，他却坚信，他掌握着选择打击方式的权力。关于冲突的引发，他玩世不恭地说，手段无关紧要，胜利者在事后不会被问起他当初发动战争的理由是否站得住脚。
希特勒的讲话给一部分军官以极坏的印象，另一部分军官则欢欣鼓舞。而使军官们震惊的第一件事是与苏联结盟，其次就是被希特勒称之为“第二强人”的墨索里尼临阵脱逃，明确表示信守中立。哈尔德在日志中以嘲讽的笔调写道，当希特勒于8月25日收到墨索里尼的上述表态后，“元首几乎要昏倒了”。
就在一天前，希特勒对他轻率下定对波兰孤注一掷的决定犯起犹豫，他现在担心英国有可能介入。8月25日准备进攻的命令已经下达，部队已占领出发地域。希特勒命令中止一切措施，这是对总参谋部的指挥艺术的最大挑战。8月26日是“X日”，即对波兰发动不宣而战的日子。哈尔德上将希望，现在最好有人能向希特勒说明，如此庞大部队的集中是无法长时间维持的，必须解除各种准备。希特勒对冯·布劳希奇大将说，给他8天的时间用以谈判，100个师要时刻做好准备。
希特勒并不清楚英国将如何反应，但看来并不想完全拒绝英国的和谈愿望。此时，希特勒以最后通碟的方式对波兰提出了最低要求，但波兰过高地估计了自己的地位。8月28日下午17:30，哈尔德将军出席了在总理府举行的一次形势报告会。哈尔德在日志中写道，希特勒狂躁地说，华沙没有接受他的最低要求，“……那就只有战争。野蛮至极！他将亲临最前线……战争将十分艰难，也许毫无希望……”特别引人注目的话是，只要他活着，就谈不上投降。希特勒认为，与斯大林签署的条约是为了驱魔而与撒旦缔结的条约。哈尔德总结对希特勒的印象是：“精疲力竭，沮丧憔悴，声音沙哑，神情惚恍……”
现在，希特勒想在极短的时间内使事情有个水落石出。他提出，波兰应向柏林派遣一名进行谈判的特命全权代表。此时，波兰已宣布实施动员，而德国的动员早已开始，只不过官方并没有正式宣布。英法相继采取军事预防措施，德国的进攻准备再次启动，日期定在8月30日，但最终又推迟一天。伦敦和巴黎争取在最后一刻达成妥协的努力，又一次加强了希特勒认为英法并非真的打算介入德波战争的印象。对于斯大林，他现在可以说是一百个放心！
1939年8月31日，重新下达了于9月l日晨5:45发动进攻的命令。但是，德国还在总理府等待波兰全权代表的到来。
由于希特勒的朝令夕改，在“南方”集团军群，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对新下达的命令将信将疑。他们向总参谋部的组织处询间，这个命令什么时候又会更改，尽管这可能又仅仅是一场“戏”。可是波兰代表没有出现，而希特勒本来早就失去了信心。9月1日，天刚蒙蒙亮，德国国防军出动39个师，其中14个装甲和摩托化师，开始了对波兰的进攻。十分薄弱的波兰空军，在最初交战中便被摧毁在机场之上。
墨索里尼想利用意大利的斡旋，通过英、法、德、波的磋商挽救局势。英国表示，只要德国进攻部队撤回出发地点，英国就准备接受意大利的斡旋。英国的这一回答是以一种最后通碟的形式表达的，伦敦不想再迁就希特勒的单方面行动了。德国政府没有做出答复。星期日，即1939年9月3日上午11时，英国驻波兰大使便向德国递交了宣战书。接着，法国也步英国后尘，对德宣战。总参谋部本想阻止的第二次世界大战终于爆发了。当约德尔上校获悉英国宣战的消息后，用他自己的话说，犹如“当头一棒”。在最初一刻，希特勒被惊呆了，他的直觉失算了。哈尔德将军在他的日志中对此没有作评论，他并不感到突然。他只是说，对波兰的进攻“进展顺利”。
随着战争的爆发，总参谋部被置于一种新的形势之下。在战争中，军人的职责通常是履行义务。入伍宣誓已将军官团与希特勒捆绑在一起，正是这个希特勒对波兰不宣而战，现以统帅自居，在9月1日的讲话中声称，他不成功则成仁。对最高统帅的效忠，与王朝时代对君主的效忠极为类似，它成了束缚军官们的思想枷锁。当时还很少有人会想到，让别人宣誓的人会要求宣誓者做无法做到的事，甚至是犯罪行为。这是个个人良心抉择问题，每个人都必须在这场精神斗争中决出个胜负。现在，每个人如何展现其人性，都将依据各自的立场和眼界而做出自己的回答。像贝克大将这样的人，他虽已离职，但决不希望德国战败，他尤其怕因战败而带来的种种后果，害怕对总参谋部和将军们的谴责和控告。哈尔德将军则认为在职比去职要好，这样可以帮助领导，使其不至于失去理智，甚至有可能给总参谋长提供一种阻止事态恶化的机会。
希特勒乘指挥专列开赴前线。陆军总参谋长离开柏林，进入为危机时期准备的、位于措森部队训练场的“策拍林”预备大本营。1939年，在战争爆发前，陆军总参谋部由5名军需长和12个处组成。作战处长为冯·格赖芬贝格上校，首席参谋为阿道夫·豪辛格中校，1931—1934年豪辛格曾在旧部队局第1处实习。
战争爆发时，总参谋部危机时期体制开始启动。裁减了第二、三军需长；第一军需长—同时兼副总参谋长，负责中央处、作战处、组织处和训练处，并组建一个由上述各处组成的领导小组；第四军需长负责西方和东方外军处、武官组和一个谍报联络组；第五军需长负责战史和档案工作。全部补给工作统由一名军需总监负责，后备部队由一个新设立的职务即“陆军军备长官和后备军司令”领导。此职由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大将担任，此前他就任陆军司令部综合局局长，同国防军统帅部长官凯特尔大将一样，也来自旧部队局第2处，与凯特尔结有私仇，这使他的处境极为不利，因为凯特尔比他的职位高，而且自己在他的管辖之下。
根据布劳希奇的主意，陆军总司令部为每个兵种增设一名“兵种将军”，目的在于迅速分析和发现各兵种的问题，以及时满足其对物资供给的要求。此外，在陆军总司令部内还分别增派一名陆军情报主任、运输主任和一名空军将军作为联络官。鉴于军、集团军、集团军群和各级指挥机构的总参谋部军官被剥夺了与总司令共同做出决断的权力，到1942年，总参谋长被赋予一种特殊地位：对陆军总司令所下定的所有决心共同负责，这是一种像弗朗茨·哈尔德这样固执己见的人早就梦寐以求的权力。
在对波兰作战中，尽管由于合围的企图过大，给各部队在相互分割的战场上的行动造成巨大困难，尽管由于希特勒的朝令夕改早在战争爆发前就给高级指挥官们造成心理上的不安和混乱，但对波兰的突破大体上还是照计划进行的。波兰总参谋部面临着十分严峻的形势，即使再出现一个拿破仑也难以应付。波军分成3个集群展开，并将希望寄托在中央集群对柏林方向的进攻上。1939年9月，德军约有110万人。迄今为止，在战史上还从未有过如此庞大的成建制的装甲部队与空军协同作战的记录，在思想上对这一作战方法做出贡献的古德里安，此时已在庆祝他的初步胜利了。仅数周时间，英勇作战的波兰军队便被德军击溃。
当德军即将兵临华沙城下之时，“元首”开始不断介入作战行动。此前，作战指挥一直由陆军总司令和总参谋长负责。希特勒完全出于政治考虑，要求无所顾忌地对波兰卫戍司令宣布为要塞的华沙实施轰炸。在总参谋部内没有人认识到，甚至连想都没有想过，目前苏联有可能介入冲突，从背后给曾于1919?1920年企图占领乌克兰的“封建帝国主义的波兰”致命一击，或者至少巩固它在波兰东部的势力范围。因此，华沙必须尽快掌握在德国手里。
上述所有事情都发生在1939年9月下半月。波兰被德意志帝国和苏联，被希特勒和斯大林第4次瓜分。苏军所到之处都可看到人们在为布尔什维克革命欢呼，纳粹只得饮恨吞声。柏林曾一度考虑组建一个波兰政府。在9月19日的日记中，哈尔德对战败的波兰的命运做过这样的记载：“要解决的问题：犹太民族、知识分子、僧侣教士、贵族……”这就是哈尔德所认识的希特勒……
战争下一步将如何发展，必须在迅速打败波兰之后在西方决出分晓。1939年9月3日，哈尔德在日记中提到法国时曾写过他从高层人士口中听到的一句话：“不展开敌对行动，但要反驳。”
此间，还发生了一件不幸的事情，它使希特勒内心对总参谋部军官的厌恶之情有增无减。对过去的冯·弗里奇男爵大将，希特勒原来不打算委任他任何军队职务，后来还是让他做了第12炮兵团观察主任随军开赴前线，弗里奇于1939年9月20日在华沙城下被波军机枪击中身亡。这大概是他老早就希望的一种死法，他的老朋友，兴登堡之子奥斯卡·冯·兴登堡中将—他曾一度担任过东普鲁士第1军区副军长—鼓动陆军总司令冯·布劳希奇大将为弗里奇举行国葬。希特勒原想出席，但后来下令取消了这一活动。无论是奥斯卡·冯·兴登堡，还是布劳希奇，都没有勇气道出自己的信念。布劳希奇采取另外一种做法，他对这个遭贬谪的人、这个上帝最后让其倒在前线上的人、新型陆军的创始者，大张旗鼓地加以赞扬。对布劳希奇此举，希特勒铭记在心。
大约110个法国师自战争爆发时就部署在马其诺防线，大部集中在法国北部。像1914年一样，英国向法国北部派遣了一个远征军。法军除沿萨尔河畔实施了一次有限的地区性进攻外，德法间再也没有发生其他战事。此间，波兰仍在浴血奋战，虽然波兰士兵视死如归，表现出大无畏的英雄主义，但最终未能取胜。1937年夏，贝克大将拜访了法国总司令甘未林。两个人都不希望在德法之间爆发一场新的战争，都认为应采取防御战略。大概是没有希特勒的事先授意，陆军总司令便下达了一项关于“在西方夺取防御作战胜利”的指令。
起初，西线的总司令为里特尔·冯·勒布大将，参谋长为冯·佐登施特恩将军。勒布可以说是防御战术最著名的代表，他的当面就是法军总司令甘未林将军，在一场进攻战中可以稳操胜券。然而，现在西线的两位总司令却都在避免冲突的爆发。因此，德国的一些老参谋都认为，装备精良、战斗力强的法国军队及其国家领导，并不真的想打仗，换句话说，当问题的焦点波兰迅速和彻底被排除后，这场巨大冲突尚有和平调解的可能性。
这种思想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所下达的在西方实施防御作战指令中表露无遗，希特勒对他们愤怒不已，心怀疑忌。战争爆发前，普鲁士财政部长波皮茨曾听希特勒说过，应当对这次还想阻止他行动的人严加提防。冯·布劳希奇大将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希特勒一再重复的话上：波兰问题不会引发世界大战。第一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当时则主张，鉴于现在战争还在继续，因此有什么问题不要再去问希特勒，不如干脆自己做主。
在波兰的迅速取胜使希特勒认为，可以在同一年在西线发动进攻，无所顾忌地投入大量兵力，占领西欧的前哨阵地，以便为从空中和海上对英国实施有效打击创造条件。于是，他决定进行第二场“闪击作战”。其实，早在9月中旬，他就已经第一次谈到也要在西方实施进攻的想法。但是，希特勒所面临的现实是，处在战争的这个阶段在西线实施进攻是根本不可能的。他已清晰地觉察到潜藏在总参谋部内的反对派的情绪。他当时曾抱怨说，将军们不听他的招呼。事实上，总参谋部是在试图按自己的方针行事。第一军需长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中将就起草了一份在西线实施防御的备忘录。
为此，希特勒自己也就西线作战问题起草了一份冗长的备忘录，于1939年10月9日定稿，次日便亲自在总理府对戈林、凯特尔、布劳希奇、哈尔德和雷德尔海军上将宣读。他的决心明确无误：进攻西方。在此备忘录的基础上，于同日下达了元首第六号指令。哈尔德在日记中写道：“一切可能的事情都发生了，只是太快了！……深信，如果全力以赴，可以决出胜负……，,
希特勒研究过施利芬，他从施利芬的学说中为他的进攻设想找到了一个基本思路：以强大的右翼通过比利时和荷兰突入法国北部。其他方面都与施利芬有别，目标不是彻底击垮法国，而是夺取英吉利海峡和北海沿岸的广阔地域，用以作为与英国进行海战和空战的出发基地。在希特勒《我的奋斗》一书中，英国是德国的理想盟友之一，而现在它已对德国宣战，而且拒绝了希特勒10月6日关于缔结和约的建议。从战略上看，希特勒的计划只是大致搬用了施利芬的模式，即以右翼兵力在陆战中取得对法、英、荷、比军队的局部胜利，希特勒的这一计划被原封不动地纳入陆军总司令部10月19日和29日的进军计划中，代号为“黄色行动”。
总参谋部的进军计划是以右翼为重点，主力是由冯·博克大将指挥的B集团军群，下辖3个集团军和1个集团军支队，同时投入强大的机动突击力量，即9个装甲师和4个摩托化步兵师。在中央即B集团军群南翼，是由冯·龙德施泰特大将为总司令和冯·曼施泰因中将为参谋长的A集团军群。C集团军群由冯·勒布大将指挥，下辖2个集团军，负责掩护卢森堡和瑞士之间宽大的南翼。进攻的所有准备工作应于1939年11月5日前完成。
眼光敏锐的战略思想家、传统总参谋部的最后一位伟大传人、后来晋升为元帅的曼施泰因中将，在他的回忆录中指出，上述方案在指导思想上根本不能令人满意，整个进军计划是对施利芬计划肤浅的模仿。曼施泰因在A集团军群司令的全力支持下，与指挥训练处的布卢门特里特上校和黑宁·冯·特雷斯克夫少校，共同制订了一份新的、革命性的、大胆果敢的方案：将重点放在中央的A集团军群。运用在这里集结的大量装甲师和摩托化步兵师，通过“阿登缺口”，像镰刀割草一样，直达英吉利海峡沿岸。尽管法国总参谋部军官们在1914年前就对“阿登缺口”表示过担忧，但由于该处无法通行的地形，他们万万不会想到德军竟会在这里发动进攻。大约在比利时后面即B集团军群进攻的当面，英法军队将被“镰割行动”压向北方。一旦占领阿登，装甲兵团将越过色当，夺占大片有利的作战地域。
曼施泰因将这个计划简单地称其为“新计划”，这个计划不仅显示了他在现代装甲作战指挥上的超人见地，而且在政治上也有利可图。在老总参谋部内，像曼施泰因这种性情急躁的装甲兵专家们，已对现代装甲兵作战做了长时间的深入研究。说“曼施泰因计划”在政治上有利，是因为它可以避免对比利时和荷兰中立的破坏。但这一计划很长时间被冷落，该计划自然也呈送了陆军司令部。很长一段时间，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对该计划采取回避态度，也不让希特勒知道。其原因一方面在于他们对日益增多的战略问题不感兴趣，另一方面是因为他们不但希望整个攻势不要超过冬季，而且从根本上就不想打这场战争。这样，对“曼施泰因计划”的定夺被一再推延，陆军总司令部不但拒绝计划的基本思想，坚持原来的进军指令，而且最后还指出，进攻重点最终要在作战开始后才能形成。值得注意的是，希特勒（用曼施泰因的话说，希特勒当时也常常“在地图前冥思苦想”）发展了自己的想法，形成了与曼施泰因近似的思想：以较弱的装甲和摩托化部队，在左翼的A集团军群构成第二个进攻重点，突破阿登地域。这一思想确实是他自己想出来的，但他作为外行不可能由此导出一个好的结局。希特勒按照他的思路对原计划进行了修改，使“黄色”计划大打折扣，这使哈尔德极为不悦。
有两位举足轻重的总参谋部军官参加了“曼施泰因计划”的制订。其中一个是后来晋升为元帅的弗里茨·埃里希·冯·莱温斯基·冯·曼施泰因；第二位是他的同事，后来晋升为少将的黑宁·冯·特雷斯克夫，1944年时任第2集团军参谋长，同年7月20日自杀。曼施泰因生于1887年，其父是出身于旧西普鲁士贵族家庭的将军，老兴登堡的外甥。曼施泰因幼年时便由其一个叔父冯·曼施泰因将军收养，像施赖歇尔和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一样，最初也在第3近卫团服役，1917年成为总参谋部军官。他在贝克大将的领导下，在部队局第一处度过其实习阶段，逐渐成为总参谋部的领导人物。许多认识他的年轻军官，都把这位思想方法和行为举止仍酷似一个普鲁士贵族的人，看成未来理想的总参谋长，尽管他有些不近人情。施利芬也有这种怪癖，按照普鲁士军人的风格，政治自然不是他的本行。他虽然对纳粹敬而远之，并将希特勒视为一个极为奇特的人物，但是他觉得处在目前战争状态下，靠军队的领导层以武力方式来改变内部现状，是根本不可能的。与曼施泰因不同，他的同事冯·特雷斯克夫少校在苏俄战局期间就已成为希特勒反对派的积极分子，甚至让他去谋杀“元首”他都决不手软。在特雷斯克夫身上已经体现出新一代总参谋部军官的精神，他们与沙恩瞿斯特的传统有着不可分割的联系，但已远远超出其原来的范围，正向一个全新的彼岸过渡。
出于军事的和政治的原因，布劳希奇和一直与充满普鲁士气息的曼施泰因冷淡相对的哈尔德，坚决反对在西线发动进攻。A集团军群也认为，在冬季发动攻势是不适宜的。装甲师的装备很长时间都未能准备就绪，组建新的预备役兵团还正在进行中。陆军总司令部对希特勒毫无顾忌地破坏荷兰和比利时中立的计划充满畏惧，认为如果按照这一计划发动新的战争，必将是一场世界大战。10月，外交部派驻陆军总司令部的代表冯·埃茨多夫在措森对哈尔德说，必须尽一切努力阻止西线攻势的实施。举行一场军事政变的考虑再次应运而生，哈尔德将军委托格罗斯库特中校参谋研究一下，在经陆军运输主任格克少将同意的前提下，能否乘装甲兵团由东线向西线转移之机在柏林地域集结。一旦举行暴动，贝克大将将在措森就任总指挥。在西线，3个集团军群司令也考虑采取集体行动。冯·勒布大将打算与他的两个集团军司令一起，从专业的角度实事求是地向希特勒摆清道理，促使其撤销进攻西方的计划。
所有这些军事行动的考虑取决于两点：一是能否争取到军队的支持，他们是否愿意参与这些行动；二是通过何种途径和以何种方式与西方达成结束战争的共识。于是，1939—1940年冬季，在德国悄然出现了一个无人约束的影子政府，它既没有军队也没有任何对内政权和宣传工具，但它却与西方，主要是英国就达成和解问题建立了联系。这个反对派的领导就是贝克大将和过去的德国价格专员和莱比锡市长格德勒。他们与外交国务秘书冯·魏茨泽克男爵、国防局局长托马斯步兵上将、卡纳里斯领导下的谍报局和奥斯特上校保持接触，然后由他们负责与国外取得联系，其中包括梵蒂冈。教皇皮乌斯十二世正准备尽其所能为德国反对派提供帮助。这些准备进行反抗的“德高望重者”们，以期待的眼光等待着军队的反应。陆军总司令部至少要知道，在推翻希特勒的行动中敌国到底能提供些什么。对政治家们的态度，人们也在翘首以待。但当这些“德高望重者”们费尽心机与各方面建立起联系之后，陆军总司令部于11月对兵谏的可能性再次进行了研究，随后便以冠冕堂皇的理由将所有计划束之高阁。发动政变的可能性也随之化为泡影。
1939年11月2日和3日，布劳希奇和哈尔德访问了西线各集团军群。在位于科布伦茨的龙德施泰特大本营，曼施泰因得到的印象是，布劳希奇和哈尔德对西线攻势并不感兴趣。他们详细地了解了部队在装备方面的缺欠，西线进攻的发起时间已定于11月12日。11月5日，冯·布劳希奇大将赶到希特勒那里，企图再次说服希特勒放弃整个进攻行动。布劳希奇提出诸如天气恶劣、部队尚未准备就绪以及其他等等可能的理由。当他讲到有些部队态度并不坚定时，希特勒拍案而起。他用教训的口吻对布劳希奇说，赶快用他的“希特勒青年团”向陆军输送兵员。布劳希奇这位极富教养的骑兵，面对希特勒的如此训斥却变得束手无策。希特勒还对他说，你应当知道，实际上将军们另有企图。哈尔德在其简短的日记中对这一天做了这样的记载：“部队状况……问题只能靠军事解决（也就是说在西线决出胜负）。天气恶劣时则不可能（对方也是在恶劣天气下）。大吼道：情况与1917—1918年相似……”。
事实上，因天气原因进攻已推迟不少于6次。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嘲讽地写道，希特勒的“观象青蛙”不停地在梯子上爬上爬下。实际上曼施泰因根本就不相信部队的装备水平能胜任一场冬季攻势。将所谓的轻型师改装为全部装备坦克的装甲师需要时间；为准备大规模装甲作战而生产的最先进的W型自行加农炮，刚刚开始装备部队。当一个苏联军官代表团访问德国的装甲部队和军工厂时，他们简直不相信，这就是德国最现代化的W型坦克。多疑的苏联军官们还以为，德国是为保守秘密对他们隐瞒真情，因为苏联正在生产一种更为先进的T—34型坦克。
1939年11月23日，希特勒将西线陆军总司令和各军军长们召集到总理府，再次向他们阐明他的思想，以赢得对他“西线攻势思想”的赞同，说白了就是“说服”他们。这一天排得满满的日程把这些听众搞得筋疲力尽。12:00，进行一般讲话；14:30，在“元首”办公室举行关于作战计划的报告；18:00，与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交换意见。在类似传教布道的这一天，希特勒亲自上阵，不辞劳苦，卖力地推荐他的思想。同时，他还用谦虚的语气再次强调，他自己—即“最后因素”，是“不可替代的”。希特勒希望能煽起大家的进攻热情，他强调指出，陆军只能服从于他，而不是其他人。对于18:00布劳希奇和哈尔德与希特勒的谈话，哈尔德在日记中简短地写道：“措森精神（危机日！）……”
1939年11月23日，意味着对希特勒采取武力行动的所有打算宣告终结。主要是布劳希奇，他以军队的处境和没有多余的成建制的军为由，认为军队的任何介入都是一种梦幻。他还考虑，对“措森精神”希特勒到底知道多少？事实上，希特勒对“措森精神”一无所知。他只觉察到了反对派，并将他们称为总参谋部的“狂妄自大者”和“共济会的最后分会”[共济会又译石工同盟社，最早出现于18世纪初，由英国泥瓦工创立，是一个国际性的带有神秘色彩的民众组织，提倡博爱、真理、宽容和自我批评。—译注]。
整个冬季进攻计划一推再推，A集团军群也一再要求考虑曼施泰因制订的“新计划”。1月10日，第7航空师的一名参谋因飞机出事在比利时领土上迫降，部分计划落入比利时人之手，而此时的进军指令并没有更改。
1939—1940年冬，苏联进攻芬兰。如果西方派遣远征军对芬兰提供支援，那么所有作战行动都有可能被推延。因为远征军只能通过娜威和瑞典北部，这样便危及到瑞典铁矿对德国的供给。还在1939年11月5日，当布劳希奇与希特勒商谈推迟西线攻势时，还发生了其他一些事情。海军总司令雷德尔根据希特勒对英国进行海、空战的设想，陈述了一番进行一场大规模潜艇战对于保障丹麦—挪威沿岸安全的重要意义，然而这一提醒却没有得到希特勒的任何回应。
苏联对芬兰的进攻引起了大半个世界的震惊，因为芬兰本想依靠柏林的庇护。为此，现在斯大林开始与希特勒结交。这场战争也暴露了苏联军事领导层的一个令人担忧的弱点，从而导致了1937—1938年斯大林对红军指挥员的残酷清洗。同时，他还将曾以“阴谋策划者和破坏分子”罪名投入大狱的高级军官，释放出狱，委以指挥重任。后来他们都成了赫赫有名的人物，如康斯坦丁·洛科索夫斯基、马里宁、梅勒茨科夫。对布尔什维克领导的这一失策，希特勒牢牢地铭记在心。
尽管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提出种种设想，而且最后不得不将普鲁士的尊严抛到脑后，请求当面向元首报告他们的“新计划”，但是西线进攻计划仍未做任何变动。龙德施泰特和曼施泰因深信，在战争指导中迅速夺取决定性胜利是上策，而只有曼施泰因方案能保障达成这一目的；尽管像任何进军计划一样，这一方案也包含有风险。曼施泰因为此于1940年1月17日被革出教门，对外讲是因役龄所限而被编人军长行列。随后，曼施泰因便赴什切青就任新组建的第38军军长。曼施泰因在其回忆录中写道，他始终有一种印象，即陆军总司令部一直想甩掉他这个“纠缠不休的催命鬼”。
此间，还发生了一些最能代表希特勒领导方法的事情。在发生了第7航空师参谋飞行错误的“梅赫伦事件”之后，希特勒不仅严惩了该飞行队的领导，而且还颁布了有名的“1号原则命令”。命令规定，军官无需知晓超出其直接任务范围以外的事情。这是对每一个军官的打击，总参谋部更是自不待言，从根本上说是对自由主义时期交流思想风尚的一种打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