施陶芬贝格伯爵最后决定，他要亲自谋杀暴君，独自承担一切后果。他母亲是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伯爵夫人，论辈数他是格奈泽瑙的玄孙，正因为这一点，施陶芬贝格尤感义不容辞。格奈泽瑙也曾主张过，为了军队和祖国，普鲁士国王也必须退居其次。在1942年和1943年的岁末年初，随着日月的流逝，已看透一切但又无力扭转局势的施陶芬贝格，面对大本营里令人窒息的气氛，再也无法克制。于是，他自愿来到前线，在突尼斯的德军第10装甲师指挥训练处服役，并被晋升为中校。在敌机一次低空攻击中，他身负重伤，失去左眼和左手的后两个手指。
德国在北非的战线尚未崩溃前，施陶芬贝格便已返回德国。有许多人到慕尼黑野战医院来看望他，其中还有总参谋长蔡茨勒大将。在医院里他曾对其夫人说，他现在必须拯救德国。此话出自一个中校参谋之口似乎有点儿狂妄，但却渊源于旧时代的帝国骑士精神，他们从不承认各国王侯，只承认德意志帝国。
贝克大将圈子里的一个人，即陆军总司令部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步兵上将，主动要求让这位半残废的中校就任参谋长。奥尔布里希特想将施陶芬贝格安插在国民军中的一个关键职位上。在这里，施陶芬贝格拟定了一份计划，准备借助“瓦尔屈蕾”行动（这是一个一旦发生内乱、外籍劳工暴动、敌人空降时动用后备军予以镇压的行动）通过政变夺取政权。但是任何行动的前提是必须铲除希特勒。最后，施陶芬贝格伯爵不但自己担负起政变行动的领导，而且要亲自实施谋杀行动，因为除了他之外没有人具有他这种机会，也没有人具备这种胆量。
1943年是失败的一年，1944年仍不见任何起色。敌人向位于大西洋与顿河之间，以及北角与西里西亚之间的广大筑垒地域步步进逼。在东线，德军开始了艰苦的大规模后撤；同盟国军队在意大利登陆，墨索里尼被推翻，后在希特勒扶植下在意大利北方成立了一个以墨索里尼为首的影子政府。同盟国轰炸机已夺取德国上空的制空权，汉堡遭英国空军猛烈轰炸，生产新型远程火箭的基地佩呐明德也遭空袭，为此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大将引咎自杀。
在总参谋部、陆军总司令部；在比利时、法国北部和法国的布鲁塞尔和巴黎的指挥官们那里—如曾任中国总军事顾问的步兵上将法尔肯豪森，以及贝克和哈尔德的同事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在谍报局、甚至在北非以隆美尔元帅及其总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为首的B集团军群司令部里，军队的反对派已形成了一个范围广大的网，这个由将军和总参谋部军官组成的网并没有军队，同时也没有确切把握，届时军队愿不愿意为其目标而出击。在总参谋部内，知情人有作战处、组织处和西线外籍军队处处长，即豪辛格少将、施蒂夫少将和冯·勒纳男爵中校，此外还有陆军通信处主任费尔吉贝尔将军。
密谋者们的基本思路是，依靠后备军司令部和各军区的副军级司令部[战时，军司令部开赴前线作战，各军区则成立副军级司令部，负责本军区的国土防御任务。—译注]的支持，在“瓦尔屈蕾”行动掩护下夺取政权。在杀死希特勒之后，暂时由贝克大将出任摄政，卡尔·弗里德里希·格德勒任首相，由自1942年因病离职的冯·维茨勒本元帅执掌临时军队指挥大权。继续维持东线的战事，在西线与英美烤和。而这一切能否实现，都是未知数。1943年1月，西方同盟国在与斯大林取得一致意见后，向德、意、日提出无条件投降的要求，以作为战争的目标。1943年深秋，在德黑兰会议上，斯大林、英国首相丘吉尔和美国总统罗斯福商定，占领整个德国，将其划分为三个占领区。德国反对派计划与西方对话的多种方案未能如愿。这其中，美国总统罗斯福或多或少起了主要作用，他对德国军队保守的反对派不感兴趣。美国人认为，“皇制”的德国比希特勒的德国好不了多少。
然而，政变计划的最大弱点是，密谋者们虽然在高级司令部有许多活动点和多条联络渠道，但未能对军区关键部门、柏林警卫营和首都的军事院校，以及武装部队施加任何影响。此外，担负各军区副军级司令官的都是些不能上前线的多病或年迈的将军。最根本的还有一条，就是在总参谋部反对派中年轻一代军官与像贝克和格德勒这样的德高望重者们之间，在政治观点上存在差异。后者比起年轻军官来说思想上更为保守，而前者中过去曾狂热信仰纳粹的人却不占少数。但另一方面，格德勒也懂得将过去各党派和工会的重要人物拉拢到自己一边。一些政治家，他们虽然没有将军人的密谋行动透露出去，但对谋杀行动并不持同情态度。在所谓格勒德圈子里，还聚集了威廉时期和魏玛共和国时期的所有遭专制体制排挤的政治头面人物，从普鲁士容克和南德侯爵，到社会民主党和天主教的工会领导人，应有尽有。对于暗杀“元首”的行动，秘密警察早就开列了黑名单，以便能及时逮捕从事“反动”活动和“马克思主义分子”的可疑人物。该行动的代号为“雷雨”。当谋杀行动开始时，“雷雨”行动也随之付诸实施，被逮捕的人已超出了格勒德的圈子。
1944年7月1日，施陶芬贝格伯爵被晋升为上校，就任后备军司令和陆军装备部长官弗里德里希·弗罗姆大将的参谋长。这样，这位对一种新型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具有必胜意志和政治直觉的雄心勃勃的总参谋部军官，就在国防军中占据了关键位置，充当了希特勒的对手。他的上司弗罗姆大将与凯特尔元帅一样来自部队局第二处，是一个性格奇特的人。弗罗姆非常清楚地知道，这场战争已经失去，甚至他曾经认为这场战争从来就不可能取胜。他作为泽克特时代国防军的老军官，认为军队应保留一定的权益。他视希特勒为灾祸，认为凯特尔是那个已变成自大狂的“二等兵”的最可恶的拍马溜须者。但是，他反对在希特勒活着的时候采取任何形式的行动，认为政变和谋杀不可取，只是他并不反对别人去干。因此，他容忍施陶芬贝格所做的一切，并恶狠狠地补充道：“如果你们发动政变，别给我忘了威廉·凯特尔。”弗罗姆是个狩猎爱好者，在普特布斯侯爵那里狩猎时，他经常把“元首”的癫狂和荒诞淋漓尽致地挖苦一番。他把这些谈话作为他出气的一种途径，可是普特布斯侯爵却于7月20日后为此付出了生命。
此间，阴云密布，形势进一步恶化。1944年6月6日，英美军在诺曼底登陆。一个新的西线的出现已成为既成事实。德军最高统帅已精神疲惫，因此在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和西线总司令冯·龙德施泰特元帅之间，围绕着抵御盟军登陆的战术问题展开的争论，最后也不了了之。隆美尔认为，应利用一切手段将敌阻止在岸边。龙德施泰特则主张，放敌上陆，而后以强大的装甲部队将敌消灭在运动中。但龙德施泰特没有考虑到，要不了多久敌人便会夺取制空权。隆美尔与其参谋部在与驻法部队司令取得一致意见之后，计划与西线敌人秘密进行停战谈判。在法国正进行会战之际，这种设想可谓异想天开，战争自有它的法则。
在东线，向东突进的中央集团军群于6月末在“白俄罗斯会战”中，在一次由强大苏军发起的钳形攻势中被击溃，红军逐渐接近东普鲁士边界。柏林的纳粹党机构传出话来，说将军们已不听招呼了。希特勒预感到苏军要在南部发动大规模攻势，因此将处于不利地位的中央集团军群置之不顾。他的最后的一条准则就是，要守住每一寸阵地。指挥艺术已荡然无存，本想施展一下自己指挥艺术的冯·曼施泰因元帅和冯·克莱斯特元帅，也于春季被解职。希特勒对曼施泰因说，他现在需要“有耐力的人”……在国内作战地域，盟军的飞机已夺占制空权。英国空军在夜间对德国大城市进行毁灭性的地毯式轰炸，美国空军则在白天对工厂和交通枢纽等“点状目标”进行攻击。飞机总设计师乌德特和空军总参谋长耶顺内克大将也因此自杀。
战争已经失去。弗里奇和贝克在战前的一个重要理论，即陆军是未来战争中起决定作用的因素，并没有在战争中得到验证。现在人们又反过来求助于政治上的反对派，由总参谋部领头的军人政变现在成了最后一线希望。但是，政变组织者们却没有将人数日见增多的空军和海军部队考虑在内。
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1944年7月20日所做的事，是对总参谋部军官共同负责原则的最后的和最强硬的诊释，现在他将全部责任一身担。政变的军事准备不可能面面俱到，许多不测因素会突然出现，为此必须十分谨慎。其前提就是在谋杀希特勒之后，随着“瓦尔屈蕾”行动的启动，军事命令必须随之下达。施陶芬贝格在此行动中同时担负起谋杀和指挥双重任务，将刺杀恺撒时布鲁图[布鲁图为公元前44年刺杀罗马独裁者恺撤的密谋集团领袖。—译注]和马可·安东尼[原文可能有误。马可·安东尼为古代罗马卓越的军事和政治领袖，是恺撒的亲密同僚，一直是刺杀恺撒密谋集团的对立面。负责刺杀恺撤的应是卡修斯·隆吉努斯，他是刺杀行动的实际指挥者。—译注]的角色集于一身。
谋杀希特勒的行动只能在大本营里进行，这样一些不知晓谋杀具体行动的同情者，比如豪辛格中将或作战处首席参谋勃兰特上校，就不会受到牵连，否则将出现十分悲惨的局面。密谋者们想找一个合适的时机下手，最好是己被定为希特勒接班人的帝国元帅戈林和党卫队帝国领袖希姆莱也参加形势汇报会。这样，行动后国内副军级司令部的司令和占领区的军事指挥官们就可接到已经拟就的命令，据此夺取军队指挥大权以及纳粹党和党卫军的全部办事机构。虽然大部分将军们并不知道行动的内情，在精神上也没有准备，但密谋者相信，希特勒之死这一令人震惊的消息定会产生异常的效果。
1944年6月末，蔡茨勒将军因己厌倦与“元首”长时间的无谓争吵，报病离职。希特勒将陆军总参谋部的业务交与作战处长豪辛格中将代理。经长时间观察，希特勒想将国防军统帅部陆军参谋部参谋长布勒步兵上将委任为总参谋长。布勒是一位经济和供给问题专家，也精通装备问题，希特勒认为他是个合适的专业管理人选。
听说，当1944年7月初，新任后备军参谋长施陶芬贝格伯爵经凯特尔元帅介绍，第一次出现在希特勒面前时，希特勒看着这个个子修长、戴着黑色眼罩、一副阴郁面孔的人，便随口说道：“多么令人胆寒的人哪！”希特勒凭着他那特殊的嗅觉已感到此人对他充满敌意。但此后不久，希特勒便把他忘了。7月20日当施陶芬贝格要作汇报时，希特勒还问凯特尔，这位总参谋部上校是谁。
施陶芬贝格不可能用手枪进行谋杀，因为他受伤的手无法保证射击的准确性，只能利用定时炸弹。此外，他还要能在炸弹爆炸前离开会议室，在柏林亲自指挥政变行动。炸弹是谍报局的军官提供给他的英国战利品。谍报局的一位知情者—巴龙·弗赖伊塔格·洛林霍芬上校曾微笑着说，德国人现在不必采用谋杀沙皇的办法了。精神错乱的沙皇保罗一世是1801年在彼得堡被密谋者们窒息至死的。
1944年7月中旬，施陶芬贝格伯爵认为谋杀行动的时机已到。当时大本营还在贝希特斯加登。在柏林，陆军办公厅主任奥尔布里希特将军事先向柏林的军事院校发出了警报，以验证一下“瓦尔屈蕾”是否有效。但戈林和希姆莱没有出席会议，谋杀行动作罢，警报也随之撤销。形势进一步恶化，内定的帝国首相格德勒因面临被捕的危险不得不逃之天夭。
1944年7月20日，施陶芬贝格伯爵上校再次奉命到已迁往东普鲁士的大本营做汇报。他下定决心，就在这一天下手，并将此决断通知了在柏林的主要密谋者们—贝克大将、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内定为国防军和后备军总司令的冯·维茨勒本元帅和1942年被撤职的赫普纳大将。在施陶芬贝格来到“狼穴”做关于组建新的陆军师的汇报前，便将藏在公文包里的一枚定时炸弹放在了桌子下面。这是一个木制棚屋，因平时举行汇报会的地下室正在改建，会议暂在这里举行。然后，他借口必须跟柏林打一个紧急电话，离开了会议室。
中午大约12:42，正当脾气暴躁的布勒将军到处打听：施陶芬贝格伯爵哪儿去了，豪辛格将军关于东线的汇报就要完了，下面就轮到他了，炸弹爆炸了。爆炸的威力很大，一名速记员当即被炸死，副官长施蒙特将军、空军总参谋长科尔滕大将和作战处长勃兰特上校因伤势严重而身亡。其他大部与会者受伤，其中包括密谋的同情者豪辛格中将，只有希特勒除几处轻伤和略受惊吓之外，竟安然无恙。
施陶芬贝格在离开会议室不远的地方观察到了爆炸的场景，深信希特勒这回必死无疑。他费了很大的气力才走出立即实施封锁的大本营区域，驾车来到机场，迅速赶回柏林，指挥政变行动。
在柏林，奥尔布里希特将军及其好友霍普纳大将（他身着军装再次出现在本德勒大街）还在犹豫，是否应当启动“瓦尔屈蕾”行动，因为他们没有获得可靠的消息。最后，奥尔布里希特的参谋长默茨·冯·克维恩海姆上校（其父曾任帝国档案馆馆长，是兴登堡的亲信）主动通知了知情者卫戍司令冯·哈泽中将，并令其向警卫营发出行动警报，将政府区封锁。首先执行这一命令的是警卫营营长雷默尔少校。
下午早些时候，施陶芬贝格到达柏林。他告诉大家，希特勒必死无疑，并断定决不会再发生什么其他重大事情了。“瓦尔屈蕾”行动终于启动了。弗罗姆大将并不相信希特勒真的死了，他将施陶芬贝格关在自己在本德勒大街的卧室里，告诉他谋杀行动已经失败，要求他自己结束自己的性命。参加反抗活动的柏林—勃兰登堡第三军区副司令冯·科茨弗莱施将军也被逮捕。
贝克来到本德勒大街，经过去年一次大手术之后他已大不如前。傍晚，冯·维茨勒本元帅也来了。现在一切都取决于军事学校的部队何时到达柏林。在本德勒大街的人们一点也不知道，下午已有一支德波里茨步兵学校的摩托化战斗部队奉命占领了马祖里林阴大道的帝国广播大楼，坦克也由克拉姆普尼茨向柏林开来。但就在与此同时，警卫营营长在听到帝国宣传部长戈培尔博士与大本营的希特勒亲自通过电话之后，便调转枪头来对付密谋者。在电话中，希特勒命令警卫营长雷默尔少校，做好一切准备迎接意大利国家首脑墨索里尼的来访。
贝克大将认为，此刻不管希特勒生死与否，必须将政变进行到底。但是他也指出，必须等德波里茨和克拉姆普尼茨的部队到达指定位置。冯·维茨勒本元帅觉得暴动进行得并不如愿，于是便离开了这里。
此时，施陶芬贝格与其他手下的几个年轻参谋—默茨·冯·克维恩海姆上校、贝尔纳迪斯中校、冯·厄尔岑少校和克劳辛上尉，正竭力利用国内电话电报来推动行动的进行，以作最后一搏。而此时，原来对密谋行动全然不知的凯特尔元帅也满腔愤怒地忙着利用通讯工具向陆军各部发出通告，要求禁止一切行动。
在国外和被占领区，密谋分子的活动都取得了或大或小的成果。在布拉格，波希米亚和摩拉维亚军区副军长，装甲兵上将沙尔占领了城市的要害部位，然后与党卫队最高领导展开谈判，以避免使捷克局面造成正规军与党卫队发生冲突的印象。在巴黎，驻法军队总司令，曾任总参谋部首席军需长的冯·施蒂尔普纳格尔将军，命令大巴黎第一警卫团，与城防司令冯·博伊内堡·伦斯费尔德中将达成一致意见后，将党卫队和党卫队保安局头目解除武装，并将其逮捕。在维也纳，第17军区副军长冯·埃泽贝克男爵，装甲兵上将及其参谋长科德雷上校，将纳粹党和党卫队全部最高领导逮捕。
在诺曼底战线，冯·克卢格元帅接替了7月17日在敌机攻击中受重伤的B集团军群司令隆美尔元帅指挥权，他拒绝参加任何政变行动。由柏林发出的冗长的命令很晚才到达各军区，此间希特勒还活着的消息已得到证实。“元首”对全体国民发表了讲话。在柏林，忠于希特勒的军官们发动了反击，本德勒大街的密谋活动遂告瓦解。弗罗姆大将企图抢在党卫队介入前，将反击大权掌握在自己手里。因为他害怕自己的脑袋也保不住，便急忙组织了一个临时军事法庭。拒绝逃走的奥尔布里希特将军、施陶芬贝格伯爵、默茨·冯·克维恩海姆上校和施陶芬贝格的副官冯、黑夫滕中尉被判处死刑，予以枪决。处决是在午夜，由占领本德勒区的警卫营的一个排在大院里执行的。弗罗姆劝霍普纳大将自尽，霍普纳拒绝这样做，他说他要到法庭上陈述他所做的一切。贝克大将自杀未遂，第二枪受了重伤但未死，最后由一名上士帮他结束了性命。施陶芬贝格伯爵在忠于希特勒军官的乱枪中受了轻伤，在临死前他还高呼：“自由德国万岁！”
7月20日中午谋杀行动之后，在希特勒的地下室的卧室里，随身外科医生冯·哈塞尔巴赫博士对希特勒的伤势进行检查时，对“元首”的表情感到十分惊讶。他坐在希特勒躺着的床边，分明感到希特勒在笑，嘴里还在反复地嘟嚷着：现在我把这一小撮党徒……但他还不知道，是谁进行的这场谋杀，可是无论如何他此刻必定会想到总参谋部，想到那些“反动势力”。
大规模的惩罚性审判开始了。还在7月20日，党卫队帝国领袖被赋予后备军指挥权，这连他自己也没有想到；同日，古德里安大将被任命为总参谋长。古德里安从未在总参谋部任过职，希特勒对这一任命极为满意。
晚上，希特勒在电台上讲到了那一小撮罪恶、愚蠢和卑鄙的军官，企图要除掉他。但他还想不到，这“一小撮”到底有多少人。为了将那些密谋军官们送上“人民法庭”，即政治法庭，必须首先开除他们的军籍。为此，特成立了一个“荣誉法庭”。冯·龙德施泰特元帅和古德里安大将受命参加“荣誉法庭”的审判。龙德施泰特对这位“上奥地利人”的恶意嘲讽是尽人皆知的。希特勒认为他无才无能，解除了他西线总司令的职务，由冯·克卢格元帅接任。古德里安有与希特勒相处的经验，政变者曾多次询问他，是否愿意与政变者建立联系。古德里安不但从未向上汇报过他与政变者的这些谈话，现在反而坐在法庭上开始了对他同志的审判。此外，他第一个下达命令，让每一个总参谋部军官将来都必须做坚贞不渝的纳粹分子，即纳粹政治军官，这与1943年希特勒暗地效仿苏联，命令部队要培养“纳粹高层指挥军官”如出一辙。
在此后的数周、数月里被处决的有：冯·韦茨勒本元帅、霍普纳大将、冯·哈泽上将（柏林卫戍司令）、冯·廷恩男爵上将（7月20日时任第三军区副军长）、卡尔·海因里希·冯·施蒂尔普纳格尔上将（驻法军队总司令，因自杀而导致失明）、费尔吉贝尔上将及其参谋长蒂勒中将（国防军通信处主任）、冯·拉贝瑙（陆军档案馆馆长，泽克特的传记作者）、冯·施蓬内克帝国伯爵（因下达所谓错误的撤退命令被监禁在堡垒监狱）、赫尔穆特·施蒂夫（总参谋部组织处长）和汉斯·奥斯特（1943年前任谍报局参谋长，1943年被解职）。
自杀的有：冯·克卢格元帅，他是在被解除西线总司令职务后，应召回国陈述情况时自杀的；隆美尔元帅在自杀、送交人民法庭审判以及逮捕其家属三者之间选择了前者；此外，还有爱德华·瓦格纳炮兵上将、陆军军需长冯·特雷斯克夫少将、陆军总司令部炮兵总监林德曼炮兵上将。连弗罗姆大将也未能因其在7月20日晚设立临时军事法庭而幸免一死。东线第八歼击师师长海斯特曼·冯·齐尔贝格将军被判处死刑，而他的首席参谋库恩少校却因被卷入准备炸药的事件而投奔了苏军（这是已知的第一个总参谋部军官投敌事例）。第三军区参谋长赫尔富特少将因受总参谋部少校冯·厄尔岑的怂恿下达“瓦尔屈蕾”命令而被处死，厄尔岑自己于7月20日晚在本德勒大街自尽。
在7月20日被处死的名单上有17位高级总参谋部军官，其中有西线军需长、总参谋部上校埃贝哈德·芬克，西线外籍军队处处长亚历克西·冯·勒内男爵中校，驻法军队总司令的参谋长冯·林斯托夫上校。被逮捕的最重要将领有：哈尔德大将，魏玛共和国时期的国防部长格斯勒、冯·埃泽贝克男爵将军和他的参谋长科德雷上校、隆美尔的参谋长斯派达尔中将、驻比利时一法国北部军队总司令冯·法尔肯豪森将军，以及在布拉格的沙尔将军。
1944年7月20日标志着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历史的转折点，它的许多最优秀的军官勇敢地做了最崇高的事情。在他们之中和一些非总参谋部的军官中，还可以发现有不少普鲁士人的老名字，如维茨勒本、特雷斯科夫、布卢门塔尔、施威林、勒恩多夫、吕纳、施蒂尔普纳格尔、埃泽贝克、冯·德·兰肯等。南德贵族施陶芬贝格伯爵、于克斯屈尔·居伦班德伯爵、德雷克塞尔伯爵、马罗克纳·雷德维茨伯爵也属于此列。在维也纳，骑兵上尉阿伦贝格亲王将党卫队保安局头目逮捕，德国贵族厌恶卑贱的人民败类。贵族出身的军官担负着密谋活动的重担，但却不参与自1933年以来一直坚持不懈地进行地下反抗的共产党的活动。
1940年5月，当时的谍报局参谋长汉斯·奥斯特上校认为，为了除掉希特勒或至少利用他的错误将他搞臭，采用任何手段都是正当的。他曾将“黄色”行动开始时间告诉了荷兰驻柏林武官萨斯上校，但荷兰国防部长认为，这一消息不可靠，因为德军总参谋部军官不可能“叛变”。这一方面说明他们对德军总参谋部军官的高度敬佩，另一方面也说明他们对处在希特勒手下的沙恩霍斯特的“政治军官”的状况一无所知。奥斯特上校的行为并不是典型，也不是办法，它只是一种特殊形势下的一种表达方式。国家首脑将犯法视为政治手段。
事情就这样结束了。7月20日之后战争仍在继续。总参谋部完成了它在前线的义务。在白俄罗斯会战中，总参谋部军官们用他们的手中武器保卫了他们的指挥所，直至牺牲。总参谋部发展到最后时期，其主要特征是：军官人数已增至4000人左右，但他们像一次大战中那样都未经严格的训练；他们虽受希特勒的煽动，但其狂热程度一直没有达到希特勒的希望；他们还采用了接受预备役军官进总参谋部的做法；此外，他们还为新组建的集团军群参谋部配属了指挥、情报、军需分队，并将其作为自己建制内的分队。在内部领导方法方面，由于希特勒的不断直接干预，形成了第二条办事途径即一条“秘密路径”，以维持所剩无几的与部队的联系。
当1945年敌人从四面八方突入德国领土之时，陆军最后一任总参谋长古德里安大将认为，德国在政治上已没有一丝希望，他不愿意在这场最后的致命危机中与希特勒同归于尽。他于1945年3月建议希特勒停战，结果被革职。
在战争的最后阶段，陆军总参谋部与国防军统帅部合二为一，总参谋部军官们的最后一项指挥艺术就是，在无望的局势下督促军队缴械投降。红军已占领了位于东普鲁士和佐森附近边境地区指挥所；苏军部队在柏林会战中夺占本德勒大街；受命领导陆军总参谋部业务的最后一任代理陆军总参谋长克雷布斯将军在柏林自杀：这种种迹象标志着老总参谋部已寿终正寝。组织形式已不复存在，但它的精神却在另外的时空，在一支新型军队里，以一种符合时代精神的崭新形式继续光大。
纽伦堡国际军事法庭于1946年撤销了关于“总参谋部”曾是一个罪恶组织、对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爆发负有决定性责任的指控。这一判决也意味着消除了对德国军人的某些误解，算是对德国军人的一个公正裁判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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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
历届总参谋长（自官方正式启用总参谋部这一名称）:
1821.1.11—1829.1.21 卡尔·冯·米夫林男爵、中将
1829.11.29—1848.5,13 威廉·约翰·冯·克劳泽内克步兵上将
1848.5.13—1857.10.7 卡尔·弗里德里希·威廉·冯·赖赫尔骑兵上将
1857.10.29—1888.8.10 赫尔穆特·冯·毛奇伯爵、元帅
1888.8.10—1891.2.7 阿尔弗雷德·冯·瓦尔德泽伯爵、骑兵上将
1891.2.7—1906.1.1 阿尔弗雷德·冯·施利芬伯爵、骑兵上将
1906.1.1—1914.9.14 赫尔穆特·冯·（小）毛奇大将
1914.9.14—1916.8.29 埃里希·冯·法尔肯海因步兵上将
1916.8.29—1919.7.3 保罗·冯·兴登堡元帅
1916.8.29—1918.10.26 埃里希·鲁登道夫步兵上将（第一军需总监）
1918.10.30—1919.7.15威廉·格勒纳中将（第一军需总395监）
1919.10.1—1920.3.26 汉斯·冯·泽克特少将（部队局局长）
1920.3.28—1923.2 威廉·海耶少将
1923.2—1925.10 奥托·哈塞少将
1925.10—1926.12 格奥尔格·韦策尔少将
1927.1—1929.9.30 韦尔纳·冯·布洛姆贝格少将
1929.10.1—1930.10.31 库特·冯·哈默施泰因·埃克沃德男爵、少将
1930.11.1—1933.9.30 威廉·亚当少将
1933.10.1—1935.10.31 路德维希·贝克炮兵上将
1938.10.31—1942.9.24 弗朗茨·哈尔德大将
1942.9.24—1944.7.20 库特·蔡茨勒大将
1944.7.21—1945.3.28 海因茨·古德里安大将（代理）
1945.3.29—1945.4.30 汉斯·克雷布斯步兵上将（代理指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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后记
当1948年一切都宣告结束之后，撰写一部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历史，无疑是一种极富诱惑力的冒险。仅收集资料一项工作，就将耗费可观的精力。无论地点还是时间，都不适宜撰写这一历史成果的发展史。当时，即1948—1949年，绝不会想到德军总参谋部军官会有再生的一天。
但是，发端于普鲁士精神、毁于希特勒之手的总参谋部，不仅在军事上而且在社会学和政治上永远是一个令人无法平静的奇迹。长时间以来，它在世人眼里已成了一种幕后操纵民族命运的“秘密权力”。自德军总参谋部在纽伦堡作为战犯组织受到指控并被宣告无罪之后，美国人便开始将沙恩霍斯特的参谋部作为其经济管理中指挥组织的样板，学习它的工作方法。在领导决心形成和实施过程中，普鲁士所遵循的共同负责的原则，再度成为现代世界的流行时尚。
1950年秋，在法兰克福首次出版了作者的研究成品，题为《德军总参谋部—历史及人物》。此后，又出了第二版即压缩、修正版。外文译本主要是英语、西班牙语版本。法兰克福的德国出版社不久也关了门。每年都有人询问作者是否还有《德军总参谋部》。搜集资料的工作一直没有停止，在此期间不断获得新资料和新证言。于是，根据新的丰富资料重新撰写该书的思想日见成熟。作者的这一想法正好与柏林具有约三百五十年历史的豪德—施佩纳出版社的计划不谋而合。该出版社也想出版一本关于普鲁士—德意志总参谋部的书，因为在这个时代里虽然没有再产生旧式的军队中央机构，但却再次出现了德军总参谋部军官，也因为这个时代在经济、政治和社会各个领域都需要总参谋部的工作。
这样，新版《德军总参谋部》便应运而生了。这是一部全新的书。作者除了要感谢出版社的合作之外，特别要感谢无数昔日的军官，多年来他们利用交谈和书信方式对我的工作给以鼓励。此外，还要感谢向我提供塔彭中将遗著的科布伦茨联邦档案馆、军事档案馆。
瓦尔特·戈利茨 1967年夏于汉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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主要参阅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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施米特·比克堡，R.：《普鲁士国王和德意志皇帝的军事内阁（1787—1918）》柏林，1933
施韦特费格尔，伯恩哈德：《德国陆军的伟大教育者》波茨坦，193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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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38年陆军编制名单
沃勒斯，京特：《总参谋部在普鲁士和德意志帝国立法中的地位》波恩—莱比锡，192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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译者后记
《德军总参谋部》全称为《1650年—1945年的德军总参谋部史》，作者瓦尔特·戈利茨是德国历史学家，著有《德军总参谋部简史》、《第二次世界大战》、《兴登堡》、《斯大林格勒（伏尔加格勒）会战》等著作。《德军总参谋部》是作者的主要著作之一，最早以连载形式发表于德国《世界报》，成书、出版于1950年，1953年、1967年再版。30年后，作者应广大读者和出版社的要求，经过补充最新资料，结合当前形势，浓缩了第一版的内容，于1997年出版了新版《德军总参谋部》。本译本就采用了这一版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