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13年9月底，格奈泽瑙建议布吕歇尔向右侧的易北河实施事关胜败的运动，并在瓦腾堡渡河。他有意通过这一行动将拿破仑主力吸引过来，减轻施瓦岑贝格的压力，促使北方军团向易北河运动，为三个军团的向心攻击创造了条件。1813年10月中旬，盟军即将在莱比锡地域达成对拿破仑军队的包围。此时，制定行动规则的主动权不再由这位天才的常胜统帅所掌握，而是掌握在了普鲁士“军需总监”格奈泽瑙的手中。1813年10月16日，拿破仑企图通过攻击莱比锡南部奥地利主力军团而逃避盟军的包围，但却由于西里西亚军团在默克恩由北向南实施的大胆突击而失败。但是，合围法军主力，并在开阔战场上迫使其投降的最高作战目标没有达到。格奈泽瑙并没有指挥联军的全权，况且盟军的基本思想在施瓦岑贝格的大本营里并没有达成完全的一致。对于实施歼灭会战来推翻法国的霸权统治，坐在大本营里的各国君王们—奥地利皇帝弗朗茨一世、弗里德里希·威廉三世和梦想世界和平的沙皇—连想都不曾想过。普鲁士国王说，只要拿破仑将莱茵河以东的德意志领土还给他，他就知足了。掌握奥地利皇室命运的梅特涅侯爵坚持欧洲均势思想，根本不想过分削弱法国的力量。
在此时刻，格奈泽瑙四处游说，宣传他通过歼灭战消灭拿破仑法国的思想，他的想法得到布吕歇尔毫无保留和满腔热情的支持。格奈泽瑙主张，为能创造一个彻底稳定的局势，必须推翻拿破仑的独裁统治，必须进军法国和占领巴黎。布吕歇尔和格奈泽瑙行动了，1813年底—1814年初，普鲁士军队渡过莱茵河。进入法国后，尽管他们不断受到法军的猛烈反击，但他们仍于1814年3月开进法国首都，这是普鲁士军队在近代史上第一次开进巴黎。格奈泽瑙一直认为，这场战争不亚于一个世界法庭。按照他的意见，必须将拿破仑送交国际法庭。布吕歇尔则建议，应将他作为“人类的罪犯”予以枪决。
正当欧洲列强在维也纳聚会，商讨建立德意志各邦和欧洲新秩序以及如何保障欧洲均衡的时候，被流放到厄尔巴岛的拿破仑东山再起，企图夺回其失去的权力，但他的政变仅过百日便告破灭。格奈泽瑙为此做出了巨大贡献。然而，格奈泽瑙仍作为布吕歇尔军团的军需总监为其出谋献策，未能获得在疆场上指挥千军万马的权力。对此，他无怨无悔。
标志着拿破仑战争时代结束的第二次巴黎和约，又一次使格奈泽瑙大失所望。同施泰因一样，格奈泽瑙也希望通过这场战争能建立一个有中央集权的—最好由普鲁士担当这一角色—强大的德意志联邦国家。然而，在维也纳会议上却只宣布建立一个奥地利作为第一强国的松散的“德意志联邦”。格奈泽瑙希望通过将埃尔萨斯一洛林割让给南德意志国家，以及在北部建立一个强大的比利时作为缓冲国，来极大地削弱法国势力。这些建议出自于他对普鲁士地处欧洲中心这一地理位置的优虑，但他的希望未能实现。
格奈泽瑙希望通过立宪新秩序来改善普鲁士内部关系，然而这一希望的实现也微乎其微。1813年的解放战争，平民与士兵的融合，为人民和国家也是为国王光荣服役，这一切都没有产生任何政治结果。国王虽然于1815年郑重宣布将要颁布宪法，将要建立议会，但这些许诺均未兑现。
当1814年夏将要签署和平协议的时候，国王采取了一个重大行动。他第一次为在理论上自1809年成立的战争部任命了一位部长—冯·博因将军。这样，作为在最高统帅下的军队统率机构便开始正式运转了。战争部长虽然对国王负责，但却是国王最高的军事顾问，国王的命令、指示和法令的最高传达者。和平时期不设军队总司令，因为那将与霍亨索伦王朝在军事上的传统特权相悖。指挥新编制军的各省军队司令官即军长，依旧直属于国王，并具有直接向国王呈送报告的权力。处理人事事务的处长，也获得部分地直接向国王但实际上是向设在战争部内的军事内阁呈送报告的权力。总参谋部隶属于战争部长，编在综合战争部，称为“第2师”，由冯·格罗尔曼将军领导。
被宫廷视为令人厌恶的潜在的“雅各宾分子”的格奈泽瑙，在第二次巴黎和会后被任命为新获得的莱茵省驻军军长，军址设在科布伦茨。当初如雷贯耳，现已完全隐逸的施泰因帝国男爵，经常从邻近的拿骚来这里与格奈泽瑙小聚。柏林宫廷半嘲讽半恐惧地将格奈泽瑙的科布伦茨的社交圈说成是莱茵河畔的“华伦斯坦阵营”[华伦斯坦系捷克贵族，英勇善战，足智多谋，野心勃勃。1624年被封为公爵，1625年出任神圣罗马帝国军队总司令，1626—1627年战胜丹麦和新教诸侯联军。先后获得皇帝赐予的萨冈公国和梅克伦堡公爵领地。1634年，华伦斯坦打算平定全国，自立为皇帝，引起帝国诸侯和天主教联盟的恐慌。德皇以其通敌为名，将其撤职，后为下级军官所杀。—译注]。人们知道，这位步入老年的政治家和富有才干的将军对普鲁士内政的发展是何等失望。
1816年，格奈泽瑙愤然辞职。比洛、约克和克莱斯特因功被封为伯爵，并得到国王的赏赐—成为萨克森省佐默申堡的领主。1825年，在滑铁卢会战10周年纪念日之际，格奈泽瑙晋升为元帅，但没有赋予他实权。改革者们尽到了他们应尽的义务。直到1831年，当波兰爆发反抗俄国统治的革命，因而也威胁到普鲁士对波兰部分领土的占领时，格奈泽瑙才重被人们提起，遂被任命为普鲁士军队司令，负责保障东部边界的安全。格奈泽瑙挑选克劳塞维茨作他的参谋长，将其大本营设在波森。在这里，格佘泽瑙于1831年8月23日，被当时肆虐于俄国和波兰的霍乱夺去生命。
由于格奈泽瑙的伟大军事才能，普鲁士总参谋部在危难时刻出色地经受了初次考验。可以这样说，普鲁士总参谋部自始至终都倍守着格奈泽瑙自主思想和勇于负责的精神。它已成为军队的一支未来的一流领导大军。但是，总参谋部作为最高军事领导顾问的任务却还没有得到明确，它的地位和权限仍没有定论。第2师监理在综合战争部内仅位于第三位。格罗尔曼作为军事教育领域的领头人，对军事教育进行了卓有成效的革新。他在他的“师”内成立了一个战史处，负责考察所有近代和古代战局，以汲取经验作为未来的借鉴。这一工作并没有使战史处长蜕变为一个孤僻的学究和档案保管员，他要出席所有报告会，还要负责撰写总参谋部日志的工作。
从本质上说，人类设置的每一个组织机构都是为力争发展自身和扩充权限。新的总参谋部的平时工作，如高级军官的科学教育和统一的思想教育、为绘制作战地图而对全国进行的测量工作、向邻国军队学习以及为未来战争制定防御和进攻计划等，基本都是在为下一次战争做准备。这些不仅仅是普鲁士总参谋部的工作内容，而且已成为世界所有国家军队总参谋部的基本工作。
普鲁士解放战争后，当时有一种思想认为，战争是政治寻求出路的最后手段。只有当欧洲各民族国家间的紧张关系加剧时，各国总参谋部的工作的风险才会增大。然而，自拿破仑战争后的头十余年中，欧洲政治中却缺少这种紧张因素。在普鲁士，改革者们原来的那种民族国家意识，已变成一种普鲁士国家情感，最终发展为一种纯粹的普鲁士争霸欲。鉴于这种状况，总参谋部在解放战争后的工作中，制定较大的作战计划的工作被置于次要位置，而将教育训练，在迅速官僚化的国家机构中巩固自己的权力，以及在军队和最高统帅的工作中扩展自己的地位，摆在了第一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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