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参谋部在选择后继人的问题上，制定了严格的标准，要求候选人必须以优异成绩从军事学院毕业，并在柏林总参谋部工作两年。一般不允许以志愿报名的方式参加总参谋部军官的培训。但与巴伐利亚不同的是，在普鲁士具有高等侍官经历的军官有可能被直接选调到总参谋部工作。对于军队而后的发展具有深远影响的是军事学院教学计划的改变，在沙恩霍斯特时代所形成的良好的、涉猎面广泛的普通教育被毛奇否定了。在毛奇看来，近代战争要求一流的军事专家，而且只能是经过纯粹军事训练的总参谋部军官。甚至过去所进行的深入而广泛的历史研究，也被置于军事专业问题之后。这一切发生在德国与社会主义思想体系巨大思想冲突的时代，它也使部队、参谋部和指挥机构的军官们不得不面对社会问题。越来越多的从大城市征召来的新兵脑子里充满了社会主义。为防止社会主义思想的侵袭，国家一方面禁止社会民主派的活动，一方面为民众提供内容丰富的社会保障措施。总参谋部仍坚持预备役制度，而毛奇学派的人认为，军队关心这些问题是没有必要的。人们不要忘记，此时的毛奇已步入重毫之年，他的思想境界已从统一战争时期的顶峰跌落到几乎停滞状态。
对于候选的军官来说，能否分配到总参谋部，关键是看上司对其能力和人品的评价。第一年为试用期，主要是从总体上了解各军事部门的相互关系，并通过从事一些实际的辅助性工作，为尔后从事总参谋部这种精确无误的工作打下基础。训练年轻参谋军官的手段是，冬季用半年时间，主要进行书面形式的战术训练，以掌握指挥小型和较大型合成部队的知识，此外还有图上作业、沙盘作业和报告等；夏季主要是在野外进行训练和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以使参训者具备担负大型指挥任务的能力。最高级的训练是由毛奇亲自领导的每年一次的大型总参谋部旅行训练。他特别注重以战史为教材，借用前车之鉴。
毛奇没有为后世留下一个永恒不变的体系，但却留下了可称其为精确无误的军事思想遗产。他写道，在战争中除了统帅所具有的意志和活力资本是不变的，其他一切都是变化的。战略纯粹是一个由应急因素组成的体系。它的意义在于，指导人们在始料未及的情况下去达成目标。
此外，他还给后人留下了许多精神宝藏。他的座右铭“多些实在，少些浮夸”与严谨克己和高度责任感是一致的，这些也是他期望每一个总参谋部军官要能够做到的。但正是这种默默的、纯军事的、落后于时代的责任感思想，处在一切科学领域向更细的专业分工和正在酝酿新型社会思想的时代，已经潜伏着一种危险。它可能会导致出现一种类型的军事专家，他们虽然具有正确的道德观念，但离开他们自己的领域就会因缺乏自信而一筹莫展；或者他们把全部身心都投入军事勤务，以至全然不问是在为谁服役，或者不管别人对军事领域以外的事情如何评论，他们都会充耳不闻，漠然置之。沙恩霍斯特对这个问题持另一种观点，克劳塞维茨则从政治哲学的角度认识这一问题，他说现在很多人已用非军事观点考虑问题，因为这些问题与军事并没有直接关系。
毛奇的思想在当时一些著名的德国军事理论家的著作中留下了深深的烙印，如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瓦滕斯勒本伯爵、布卢默、韦尔迪·迪韦努瓦、舍尔夫、西吉斯蒙德·冯·施利希廷、约克·冯·瓦滕堡伯爵和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男爵。曾任第二处（德国处）处长、后来出任战争部长的保罗·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曾写过一本具有代表性的介绍总参谋部战时和平时勤务的著作。
法国和俄国的总参谋部以普鲁士总参谋部为样板进行了改组。后来，英国也进行了效仿。土耳其、罗马尼亚和希腊的军官纷纷到柏林学习总参谋部课程。土耳其这个处于没落的奥斯曼帝国十分偏爱德国军事顾问。在远东，处于上升时期的日本帝国聘请德国教官执教。后来中国也效仿日本。智利、玻利维亚和阿根廷以普鲁士为样板对其军队进行了改组。在这些大多是无私的、在毛奇看来是非政治的军事教学活动中，只有土耳其奥斯曼帝国军事学校教官科尔马·冯·德·戈尔茨的工作发挥了政治作用，它导致了德国东方政策的出台。
布龙斯阿特·冯·舍伦道夫早于1875年就断言，政治的发展要求大总参谋部参谋长要直接隶属于最高统帅。仅在一年之后他的预言便已成真。在军队眼里，这只是军队在近年战争中所扮演的政治工具的角色合乎逻辑的发展结果。虽然，总参谋部已获得直接向皇帝报告和无需通过战争部长而定期向国君汇报工作的权力，但由于在最高领导层中仍有多个可直接向国君汇报工作的领导，如军事内阁长官、各军军长、兵器监察长和军队监察长等，因此总参谋部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仍未获得一种能单独做出重大决断的地位。最高命令权和各机构间的协调权均掌握在国君手里。只要年迈的国王和皇帝在世一天，任何一个军人都妄想独立自主地履行其勤务。
在后毛奇时期，总载谋部的思想全部聚焦在一种忧虑上，即自欧洲其他大国努力在军事法规和指挥技术方面赶超普鲁士之后，德意志帝国这个处在欧洲中央位置的新兴权力中心，就时时感到受到各方的威胁。俾斯麦的令人不可捉摸的与多个国家签订盟约的方法，使已取得的胜利果实得到保障。在外交方面，他具有一种能准确判断能与否界限的可靠直觉。
现在，德国的政治领导不再想维持和平状态，总参谋部也为此着手做各方面的准备。技术的进步、新型远程火炮的发明、自动步枪装备步兵以及铁路网的进一步发展，不仅使军队的常备不懈成为必要，也成为可能。自1871年毛奇就被一种“联盟”的恶魔纠缠着，他时时感到周边的所有邻国会联合起来一致对付这个蒸蒸日上的新兴德意志帝国。他的第一份阐述这一军事问题的条陈出手于1871年4月。他认为帝国的军事政治形势正在恶化，阴毅密布，前途暗淡。认为强权总会树敌，招致对抗。1879年他又撰写了一份关于俄国在德国东部边界兵力的条陈，使老皇帝反对俾斯麦提出的与奥地利结盟的计划未能得逞。在皇帝看来，与奥地利结盟是对霍亨索伦王朝与罗曼诺夫王朝在圣彼得堡缔结的传统友好关系的破坏。
毛奇认为，总参谋长的义务是在国际形势日益紧张的形势下，精心审视每一个可能导致战争的苗头，并为每一个不测事件做好充分的思想准备，而政治领导的责任在于做出是否使用利剑的抉择。毛奇根本不把当时的社会背景看成是这种常备不懈的重要组成部分。当时，所有欧洲大国的强权欲望在不断膨胀，随着人口的增加和经济实力的提高，各国装备也在不停地扩充，各新兴工业大国内部，由于上层新兴大资产阶级与被剥削的劳苦大众之间的矛盾而出现了巨大的内政和社会冲突。不管社会如何变化，总参谋部军官们仍在默默地履行着义务，毛奇认为，这就是他们的惟一。为了德国国内的精神斗争而派出他在军事上经过精心培训的军官，对他来说是不可理解的。内政不是军人的事，或者至少不应当是军人的事。
自1879年后，总参谋部每年要拟订两份对法、对俄的大型进军计划。鉴于法国不断扩展其在东部边界构筑的要塞地带，在西部迅速取胜的希望变得渺茫，因此德国计划在最坏的情况下将进行两线作战。但毛奇排除了速决战和短期战争的可能性。因此，1879年的进军计划准备在西部采取防御，必要时暂时向莱茵河右岸地区直至美因茨一法兰克福地域撤退。与此同时，在东方与奥地利一起投入50万人对俄国发动进攻。直到毛奇退役，甚至退役后很长一段时期内，这个东方进军计划一直是一个解决两线作战的最佳方案。
在1887年的一份条陈中，已年届87岁的总参谋长建议向俄国发动进攻，实际上就是先发制人的战争。对此，俾斯麦言简意赅地说道：“为时过早。”俾斯麦在其回忆录《思考与回忆》中谈及总参谋部要发动一场先发制人的战争时写道，这种愿望是由于一个机构所必然具有的精神引发的，对这个机构他不想加以评论。但是，如果面对这种愿望的是一个对片面的和违反宪法的措施缺乏洞察力和抵制力的统治者，那将是危险的。由此，总参谋部与政治领导之间的典型关系也可窥见一斑。又回到原来的问题上了，如果一个富于侵略性的总参谋长面对的是一个轻率随意和意志软弱、缺乏洞察力的统治者和没有政治自主性的宰相时，又将会发生什么呢？
当俾斯麦书写这些思想时，上述那种错误潮流的基础已经奠定。自1882年，老态龙钟的毛奇便一再提出退役申请，作为副总参谋长和总监察长的冯·瓦尔德泽伯爵将军，此时则担起了实际工作的重担，废寝忘食地工作。但是，航船的方向仍是由这位年近90高龄的人在柏林柯尼茨广场的红砖大楼里把握着。凡是看到一个身着深色将军大衣、头戴一顶普通的军便帽、嘴里衔着香烟散步的人，大概都会以为，站在你面前的定是一位古典哲学家。
毛奇凭借其老年的智慧写道，每一场战争、哪怕是取胜的战争也是一场不幸。在70年代的战争胜利后，他曾说过，上帝只在弱者眼里是伟大的。他的内心深处早已感到孤寂了。1868年，他最挚爱的夫人去世。毛奇一生没有子女，在他生命的最后十年中，他兄弟阿道夫的儿子赫尔穆特·冯·毛奇来到他身边，做了他的副官，毛奇像对待亲生儿子一样对他关怀备至。1888年，他送走了两位皇帝：3月，与他建立亲密友好关系的“主子”、老国王威廉离开人世；威廉之子、身患癌症的皇帝弗里德里希，也于同年6月去世。
1888年8月10日，年轻的皇帝威廉二世终于恩准了毛奇的退役申请。1891年春，毛奇从克莱骚庄园来到柏林做短暂拜访。4月24日上午，他参加了普鲁士上院的一个会议。傍晚，他与家人一起欣赏音乐。他感到疲倦，为了不打扰凝神静听的家人，他悄悄地走进了隔壁的房间。过了一会儿，他仍没有回来，他的侄子赫尔穆特便起身去寻找他的叔叔。他发现他的叔叔坐在一个沙发里，向前倾斜着身体，问他什么问题他都没有反应，但仍在呼吸。人们把他抬进卧室，轻轻地把他放在床上。几分钟后，他停止了呼吸。直到最后，他的目光还一直停留在悬挂在对面墙上他夫人的照片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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