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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匪祸录》作者：苏辽
书名：民国匪祸录
作者：苏辽
出版社：江苏古籍出版社
出版时间：1996-10
ISBN： 9787805198217
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是有关匪祸问题的一部生动、可信的史学读物。它以确凿有据的史料，记述了民国时期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棒客”、内地“山大王”，以及由外蒙窜至热河、绥远、察哈尔一带，以封建王公贵族等为首的土匪等制造的主要劫案，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祸害；分析了民国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及匪祸愈演愈烈的社会根源。
编者的话
读者从影视片、文学作品及报端已经对民国时期土匪横行无忌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这仅是那时土匪活动的一鳞半爪，远不是全部或大部。
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是有关匪祸问题的一部生动、可信的史学读物。它以确凿有据的史料，记述了民国时期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棒客”、内地“山大王”，以及由外蒙窜至热河、绥远、察哈尔一带，以封建王公贵族等为首的土匪等制造的主要劫案，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祸害；分析了民国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及匪祸愈演愈烈的社会根源。
民国匪祸的怵目惊心，可以从以下六点加以概括说明：
一、土匪的活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
二、土匪的活动遍及各个省区，各大江河湖海。
三、不但深山老林、偏僻乡村有土匪出没其间，而且繁华如上海之大城市，居民也因土匪活动频繁、气焰嚣张而一日数惊。
四、有的大股土匪拥有匪徒数万，横行好几省，官府往往奈何不得。有时官府、官军害怕土匪，竞至于如老鼠之害怕猫。
五、一些军政官员和警察等跟土匪勾结一起，猫鼠同穴，竟至官匪、军匪、警匪不分。
六、一些人把当土匪、受“招安”视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土匪出身的人跻上高位的，莫过于张作霖，他自封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一度以“元首”自居。由土匪一变而为师长、旅长而匪性不稍改变的，更是不计其数。
从以上的概括说明中，读者多少可以窥见民国匪祸之所以成为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的原因。这里再略作分析。大体说来，其时土匪势力日炽，土匪问题有如民国机体上的毒瘤，迅速膨胀，不可遏阻，原因有五：其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大批制造无业游民、社会渣滓、流氓无产者各色人等，为土匪提供了来源；其二，军阀混战，争相利用、扶植土匪，战争中的溃兵又往往转而为匪，于是土匪势力随之膨胀；其三，官府被迫招抚匪首，授以官位、军职，这对其余土匪有莫大吸引力，刺激了土匪的孳生；其四，匪通官，官通匪，兵即匪，匪即兵，这种情况，民国时屡见不鲜，不仅使剿灭土匪成为空话，而且使土匪有恃无恐；其五，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利用土匪骚扰中国社会，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并把土匪作为侵略中国的别动队，这也是民国匪势不可遏制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政府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对真正的土匪不去痛剿、剿灭，却反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匪”，倾其全力，一“剿”再“剿”。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闯入国门、大敌当前之时，仍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其罪恶勾当，与人民为敌。正是被国民党政府诬蔑为“匪”
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推倒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剥削制度，并将危害人民的匪患一举剿灭。
今人读一读《民国匪祸录》，了解民国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对土匪横行无忌、为害社会、残害人民，有深刻了解，这显然是无害而有益的。
孙美瑶临城劫车
民国时期的土匪，几乎无时不有，无处不在。但如果要从中华民国开国时说起，却又很难说得清谁是民国时期土匪第一家。因此，这《民国匪祸录》的头一篇，就只能选择在那时影响比较大的来介绍。而临城劫车案就是一桩极具代表性的匪案。它不仅集中表现了土匪活动的内容、手段，暴露了官府、军队，甚至洋人与土匪之间错综复杂的关系，而且对当时国内土匪产生了强烈的刺激作用，在相当一段时间里助长了各地匪势。多少年来，人们经常提及、介绍这件上匪绑架洋人的大案，但其中颇多渲染附会成分。本章将尽可能如实地把此案的来龙去脉交代清楚。
在山东南部，紧靠着江苏，是峄县（今名峄城，属枣庄市）地界。津浦铁路从县境的西边穿过，向南北延伸。1923年5月6日零时刚过，旖旎的月光洒满鲁南大地，和煦的夜风带着凉意，吹得路边疏朗的小树和坡地上的小麦惬意地晃动着身体。东边满是乱石的干涸的河谷里，黑压压的一大群人快捷地扑向铁路边的一个小道班房。这个道班房南距沙沟站8里，北距临城（今名薛城）站10里，此时，一名巡道工和一名路警正在昏黄的电灯下打瞌睡。
门被撞开后，两人还未来及起身，便被捆了起来。他俩望着那群人——穿着各式各样的服装，拿着五花八门的武器——清醒地意识到：土匪来了！
这一带向来是码子活跃的地区。铁路西边是湖区。从与江苏交界的微山湖，经昭阳湖到南阳湖，三湖相连迤逦直抵山东济宁，昭阳湖东又有独山湖。
整个湖区700余里，港汊繁多，扑朔迷离，湖码子的水寨隐匿其中。路东边起伏的山峦中，则有山码子的巢穴。这里是鲁南沂山、龟蒙山、峄山等山脉余脉的交错处，其最高峰为抱犊崮，形势极为险峻。
民国以来，这一带地区更是盗匪如毛。峄县境内，码子打家劫舍，绑票勒索，层出不穷，铁路沿线自然也是屡遭骚扰。近年来，山东第六混成旅旅长兼兖州镇守使何锋钰在此剿匪，虽颇有斩获，但因兵少地广，土匪又据险固守，因此终不能斩草除根，匪祸仍时时发生。
这时，土匪已跑到铁路上，“叮叮”地忙乱起来。他们起出道钉，搬开铁轨。一名20多岁的匪首走过来，问巡道工：“蓝钢皮这会儿快到了吧？”
原来土匪们要打劫“蓝钢皮”列车。这车是交通部几个月前刚从美国买来的，用作津浦线的特别快车，参加国际联运，运行时间极为准确。因车身全钢、蓝漆，十分漂亮，故称“蓝钢皮”。车上分头二三等车厢，设备较一般列车均考究得多。欧美日本旅客大多爱乘这列火车。听到匪首的问话，巡道工不禁担心起来，但职业的习惯使他脱口说出：“马上还有一趟加班车要从这里经过。”
“唔。”匪首思索片刻，转身下令说，“快，把铁轨再给接上！”
铁轨刚恢复原状，加班车便风驰电掣般地驶过这个小小道班房。随后匪徒们重大切断铁路，便悄然隐蔽在路两旁的土坡后面。
2点50分，“蓝钢皮”从沙沟方向驶来。车上除200多名中国乘客外，还有30多名外国男女旅客，分别来自美国、英国、法国、德国、意大利、丹麦、墨西哥和罗马尼亚。经过几小时的旅行，乘客们都已沉沉入睡，只有司机全神贯注地驾驶着机车。在车灯的照耀下，他猛地发现前方有一段铁轨断了，他急忙拉动紧急制动闸。车轮与铁轨发出怪厉的磨擦声，然而巨大的惯性推动着火车继续向前。顷刻间，机车、邮车冲出路轨，倒覆在地，客车则相继倾斜。沉睡的旅客从卧铺、坐椅上跌出来，行李架上的物品纷纷打落在他们的头上、身上。顿时车厢里响起一片叫骂声、哭闹声，但很快就停止了，因为人们听到车外黑暗的野地里传来清脆的枪声，响起杂沓的脚步声和纷乱、激动的喊声。这可怕的声音越来越近，乘客们透过车窗，看见一群持枪的人正蜂拥着冲向列车。
匪徒们用枪托敲碎车窗，跳进车厢，用枪驱赶着人们：“快，快下车去！”
同时，他们打开乘客们的行李，开始搜索和抢劫里面的财物。英国放客罗斯曼忍受不了土匪的推揉驱赶，愤怒地拿起桌上的茶壶向土匪掷去。一名土匪用枪向他一指，“叭”地一声，罗斯曼立即倒地身亡。与此相反，上海《密勒氏评论报》记者、美国人鲍惠尔和法国人柏如比（这两个人在后来官匪谈判中还要出现）则明智地认识到，反抗是没有意义的，便自动将随身携带的手枪支出，匪徒得到两支铝亮的新式手枪，欣喜万分，特别允许二人穿好衣服、鞋袜再下车。而其他的外国男女乘客则只能穿着睡衣、睡裙，光着脚，被赶到铁路边的小河堤上集中。有几十名中国人和几名外国人在混乱中逃走。乘警们见势不妙，也纷纷逃散。
一名匪首提醒乘客，要保留好车票，以便按车厢等级交纳赎金。三等车，每人2000元，二等车1万元，头等车3万元，洋人5万元；车票遗失，均按头等车论。在他讲话时，大部分匪徒仍在车上洗劫。他们拿走一切可以拿的东西，包括毛毯和床垫。一名土匪的口袋里装满了车上备用的电灯泡。另一名土匪找到一件外国女人的巨大乳罩，又不知何用，便把它系在腰间，鼓鼓囊囊地在里面装满东西。半个多小时后，那名20多岁的匪首下令出发。千余名匪徒押着200多名中外旅客，沿着干涸的河谷向东走去。匪徒背负着大小物件，旅客们则有老有小，许多人还光着脚在石块上走，因此队伍行进十分缓慢，就像一条蜿蜒的长蛇。
天空大亮时，队伍到了大山口，开始爬山。这时，驻沙沟站和韩庄站的两个连官兵闻讯追来，正在山中剿匪的一部分官兵也迎头截击，并发枪威吓。
被俘的人质们纷纷向官兵挥动白色布片，示意不能打，同时在土匪的逼迫下，继续向山上爬。官军投鼠忌器，眼睁睁地望着土匪挟着人质上了山顶，只得将山口严密地封锁起来。
在山上，土匪要求洋票给山东督军田中玉写信，声称如将山中剿匪军队撤回，当将洋人释放，否则撕票。洋票们则要求，先将乘客中的妇孺释放，才肯写信。一名在上海读书的医学院学生在匪、票之间充当翻译。最后，土匪同意了洋票的条件，信件被送下山。为防止官军突袭救票，土匪押着人质，经过辗转、迂回的跋涉，回到了老巢——抱犊崮。
八方冠盖云集枣庄
抱犊崮原名君山，又名豹子谷，在峄县、临沂、费县、腾县四县交界处，高约800米，是周围70多座山峰中最高一座。从侧面看，它恰似大写英文字母“R”，在略有倾斜的山顶上，突出一悬崖绝壁的巨石，这种形状便称为“崮”。
崮顶平坦，有良田400余亩，昔时为耕种此田，耕牛不得上，只得抱一小牛犊上崮，养大后再使用，故名抱犊崮。山体全为坚硬陡峭的岩石，仅山北有一石路可达山顶。路从山脚往上，越来越窄，夹在陡壁之间，到了上半部，有许多地方，人们必须借助石匠凿出的半环形把手或打入的木桩，才能攀援而上，稍一疏失，即有直落崮底丧生之虞。因此，这确是个“一夫当关，万夫莫开”的险地。
山顶有一颓寺，数百年来在此修行的和尚因不断受到土匪的骚扰，只得放弃这块净土，听其沦为匪窟。山上的土匪有不少人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从欧洲返回的华工。他们在欧战中学会了军事工程的设计和施工，便在崮顶边缘开凿了一条战壕，既可当工事，又可做宿舍（因为山顶风大，茅屋常被掀掉）。另有开凿的山洞，用以储藏粮食、物品。崮顶缺陷是无水源，山下有一小泉，一旦被官兵包围，即无法取用。因此，土匪在崮顶又凿了一个丈余见方的蓄水池。平时，他们把伤病员和重要肉票安置在这里，留少数人看守；大部分人在山下百里外活动，只有被官兵追剿得无路可走时，才退到这个易守难攻的老巢来。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各地报纸迅即以大字标题报道了这一消息。记者们北上、南下，纷纷赶往临城、枣庄，通过向当地驻军和居民的采访，一篇篇有关匪情的电稿发往各地大小报刊，使人们得以了解劫车土匪的详细情况。
抱犊崮土匪的大管家为孙桂枝，下分数十股，由孙美瑶、郭其才、周天伦、刘守廷、孙美松等匪首分别统领。匪徒主要来源之一是军阀部队的溃兵、裁兵。他们一般都分股打家劫舍，只有大行动时才对码子合股。这次劫车的总指挥孙美瑶，就是上文出现过的年轻匪首，仅25岁。他是峄县孙家庄人，出身殷实小康之家，因军警勒索骚扰，其兄孙美珠愤而毁家落草，聚众千余人，据抱犊崮为巢，举其叔孙桂枝为寨主，孙美珠为大都督。1922年7月，孙美珠在峄县西集被第六旅击毙，枭首示众。孙美瑶继之，自称山东建国自治军第五路总司令。近因剿匪官兵在山中包围孙美松一股达数月之久，形势危急，各杆首征得孙桂枝同意，对码子劫车绑架洋人，以期解山中之围。劫车案发生后，英、美、法、意、比等国驻华公使于5月7日，联合向北京外交部提出抗议，随后又要求3天之内使外国人质获释，并坚决反对武力进剿，以保证人质安全。后来，当中国官府与土匪交涉失败时，他们还公然表示，将视中国为“无政府”国家，由他们直接与土匪谈判。日本则乘机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北京政府和山东军政当局更是惶惶不安。事发后，鲁督田中玉立即指派军务帮办郑士琦为剿抚总司令，会同第六旅旅长何锋钰、陆军第二十混成旅旅长吴长植，负责安排兵力，加强对土匪的攻势。交通部则连日开会讨论，先主张火速进剿；后因外交团主张谈判，又敦请山东当局和平解决，经费可由交通部帮助；外交团提出12号以前解决此案后，交通总长吴毓麟更亲自南下山东，与田中玉、省长熊炳琦同赴枣庄。
枣庄地处抱犊崮西南山区入口处，因有中兴煤矿公司在此，市镇十分热闹。此时各方要员纷至沓来，使枣庄成为解决临案的指挥中心。交通部、外交部早已派员来此，随后到达的还有：江苏督军齐燮元的代表温世珍，徐海镇守使陈调元，直鲁豫巡阅使曹馄的代表、美国人安特生。几个熟悉黑社会的人物，如北方帮会首领、天津警察厅长杨以德，被招安的匪首郭泰胜、了宏荃等人，也奉召而来。外国领事和驻华武官也开来专列，停在车站办公。
为居间调停、接济人质的衣食，并营救中国人质，北京、天津、上海的商界还派出代表，在此组成“全国公团枣庄临时联合会”。一时人称“八方冠盖云集枣庄”。至于要员们的随从、护兵，以及各报记者、人质家属，更是人进人出，小商小贩也随之而来，真是热闹非凡。
且说郑士琦到枣庄后，布置官兵包围抱犊崮，因各方要求暂缓进攻，只得邀请滕、峄二县有名望的士绅，出面与土匪交涉。但这种“交涉”，在当地人看来，就是“说票”。当时官府和军队虽无力制止土匪绑票，却不允许苦主去“说票”、“赎票”，认为这是“通匪”、“资匪”，与土匪同罪。
现在官府竟要地主乡绅们去干“通匪”的勾当，自然遭到拒绝。官方只得一再恳请各位为国家出力，同时说明，只要劝告土匪答应交涉即可，以后谈判由官方出面。
最后，乡绅们推举两名在鲁南各县最有威望的人士出头。一名党金元，滕县人，青帮“大”字辈，为各县士绅领袖；另一名李炳章，峄县人，也是青帮“大”字辈，书香门第，官宦世家，人称“李太少爷”。二人遂于6月11日早晨进山。匪首们因官兵封锁，全不知外面情形，闻讯后，纷纷赶来探听消息。
党、李二人以乡里长辈身份责备众匪首说：“劫车一案闹大了，为国家、为地方惹了大祸。听说外国兵舰已集中南京下关，洋兵要来攻打抱犊崮，别的不说，咱乡亲们可得遭殃。再说真的官兵大军来攻，你们也未必守得住，地方上更是兵荒马乱。望各位为乡里想想，不要死后留个骂名。”
众匪首闻言也有几分紧张。二人看在眼里，进一步说：“任何事总有个了结，现在官府愿意和你们交涉，不如趁此机会接受招安，图个功名，官方也有台阶可下。你们看如何？”
匪首们面面相觑，无人说话。最后，曾两度被招安、在军阀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的郭其才开了口：“二位老爷子这样说，俺们当然依了。但不能太便宜官府，俺得有条件。”接着，他掰着手指提了几个条件。
党、李二人回答说：“咱不是官府的人，也不是来说票的。只是见你们把事闹大了，怕不好收拾，给你们点一点。你们若愿意，就派代表跟官府去谈，官府保证不扣你们的人；官府若派人进山来谈，你们也不得扣留或杀死。”
当下匪首齐声允诺，请二位休息，便计议起来。说起来，这批匪首都是典型的“土老帽”，并无头脑。他们曾有过一名军师。此人绰号孙瘸子，因在上海大世界作案被捕，后越狱北逃。途中被抱犊崮股匪绑架，交谈之后，竟为土匪们留下充当军师。但孙瘸子的计策往往不为匪首们采纳，他深恨“竖子不足与谋”，便不辞而别了。此时，匪首们七嘴八舌地商量了两条意见：
“一、抱犊崮不撤围不谈；二、谈判要有洋人与本地士绅居间，以资保证。”
党、李二人得了回话，便下山去了。
二人当晚到枣庄向郑士琦报告。众官员及外国领事商量后，令二十旅从山中退至峨山口。后来该旅撤退时，土匪竟开枪追击，士兵奉命不得还击，匪徒气焰大张。12日上午，李炳章与美国人安特生、江苏交涉员温世珍人山，请土匪派代表出山，与田中玉、吴毓麟直接谈判。
匪首中，年纪稍大的，都感到这次祸闯大了，结局吉凶难卜；而且，山林中人不惯与官府打交道，故都不愿出头。最后，便推举孙美瑶、郭其才为代表，井同意招编后，以他俩为司令和参谋长。孙美瑶一股在山中实力最强，200多人枪，他本人年轻胆大，野心勃勃，正欲崭露头角。郭其才有智有谋，是见过官场世面的人物，由他陪同壮胆出主意，当不致讹错。
13日下午，孙、郭二人来到枣庄车站，与田中玉等人在督军专列上正式谈判。双方通报姓名、略事寒暄，官方便急忙进入正题，要求释放洋人。匪方表示将从15日起陆续释放，但要求官军再退30里；送一批食物、饮料和用具来；收编抱犊崮匪众。田中玉见要求不高，满口应允。他高兴地拍着孙美瑶的肩头说：“各位有弃暗投明之意，太好了！咱们向大总统和总理说说，三天就成。”于是，山东当局和中、美红十字会组织了大批物品，雇民工运上山去。
洋人吃狗肉
山中粮食、饮水确实匮乏。1000多土匪全部集中在这里。被围了好几天；原有的和新到的肉票，也有好几百入。因此，那些洋票经常有一顿无一顿地处于半饥饿状态。一天，土匪给洋人们送来一些小牛肉，然而吃惯嫩牛排的先生们煮了老半天，才勉强能从骨头卜撕下一点肉来，但肉汤却很鲜美。事后，有人告诉他们，那实际上是山东一种性格暴躁的癞皮狗肉。据说，吃了这种狗肉的人，在7年之内都会具有那种粗暴的狗脾气。这使那些急于补充蛋白质的洋人们懊丧不已、又一次，洋票们尝到一种肉馅白嫩、鲜美的包子。
美国人鲍惠尔去请教一名土匪。那人当场在石板下找出一只巨大的蝎子，告诉他就是这种昆虫的肉。鲍惠尔只得放弃填饱肚子的打算。
至于中国肉票的待遇，就更差了。因为土匪也和官府一样，认为洋入似乎比华人更高贵些。所以，当山上饮水紧缺时，土匪曾将原有的过期末赎或油水不大的华人肉票，从崮顶掀下去200多人。一时间，崮上哭声四起，崮下血肉模糊，死者枕藉，伤者惨号。一个半月后，当山上土匪被收编下山时，崮下已是一片森森白骨。
再说田中玉至此总算松了一口气。田中玉本属北洋军阀中的皖系，直皖战争后，直系控制了中央政权，他勉强保住了自己的位子，却不料又遇上这件匪案，弄不好还得丢官。因此，几天来他一直坐卧不宁，寝食俱废。不过，在枣庄的衮衮诸公并不都像他那样忧心忡忡。据当时记者报道，枣庄东门中兴煤矿公司大楼里设有军官俱乐部，军官们日夜在此聚赌、招妓，极为热闹。
以膝、峄两县知事为首的官吏、富绅，下榻于一名乡绅的大宅内，终日抽鸦片、聚赌。滕县知事赵策录每赌必赢，声称“能每天如此，官都不想做了”。
至于中央和省里的官员，及各国领事则住在火车站的专列里，有软卧、客厅，舒适之极。据北京来的一名军官说，交通总长吴毓麟整天躲在卧车里打麻将，有事请示，一概推说去找地方官。
就在吴总长雀战方殷之时，抱犊崮上的匪首们正在讨论第一次交涉的情况。他们认为：第一，“洋票”
在手，奇货可居，要价还可更高些；第二，只怕一旦交出洋人，官军马上会来包围进攻。于是他们推翻前议，另提五项条件，包括二十旅撤回济宁，第六旅回原防；滕、峄两县士绅担保
不背盟杀降；匪众改编为两个旅，可在邹县上村等5处自由行动，等等。15日田中玉等到的不是被释放的洋人，却是新的5项条件，顿时傻了眼。吴毓麟想到北京公使们那一副副嘴脸，急得从牌桌边离开，以慷慨就义的神情向记者们表示：“我愿意进山去当人质，请孙美瑶把洋人放出来！”
此后到20日，官、匪之间无正式代表谈判。但以各种身份进山的无聊之徒、各派政客，却络绎不绝。他们有的企图借此邀功，对土匪胡乱许愿；有的打算利用土匪参与政争，劝他们挟洋票威胁政府。匪首们曾派法国“洋票”
柏如比携带他们致英、美、法、意四国公使的信到北京，请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施加压力，以答应匪方条件。这种充分利用外交、政治手段的做法，显然不是土老帽们可以设计出来的。
官方正式调停人是安特生、温世珍、杨以德、郭泰胜等人。他们往返于枣庄和抱犊崮之间，传达双方不断变动的条件。最后，田中玉一再让步，提出三步计划：第一步，官方按照匪方要求，由田中玉委任孙美瑶为招抚司令、郭其才为参谋长，匪方交出1／3洋票；第二步，官军撤回原防，匪方再交1／3洋票；第三步，收编完成，人票全部释放。在田中玉等人看来，只要先放1／3人票，就表明工作有成效，外国公使就不会逼得那么紧了。然而，土匪们抱定一条，不完全达到目的，洋票决不释放一个。于是谈判陷入僵局。5月20日，匪徒反趁夜色下山袭扰官军防线，双方交火。田中玉忍无可忍，第二天拂晓即令二十旅将抱犊崮团团围任。随后，他借吴毓麟北上进京，陈调元、温世珍南下江苏。官匪交涉遂告决裂。
有人根据当地老百姓的经验指出，向土匪赎票，切忌紧张慌乱，“越害怕，鬼越吓”。不必过分担心“撕票”，因为土匪绑票的目的是敲诈勒索，而不是杀人。临案发生后，外国使团张皇于前，北京政府忙乱于后，使土匪看出官方的苦衷；加以一些“调人”的教唆，土匪便挟洋票以自重，狮子大开口。结果官方越是降格以求，却越是达不到目的。相反的例子是楚汉相争时，项羽绑架了刘邦的父亲做人质，以“烹而食之”来要挟刘邦。刘邦深知个中诀窍，回答说：“请分我一杯肉羹。”项羽气得哇哇大叫，却终未把老刘头杀死煮了吃。
陈调元送眼镜给孙美瑶
田中玉到京后，先后列席参加国务会议和总统府会议，向张绍曾内阁和黎元洪总统介绍情况，并竭力主张剿办。这时控制中央的直系军阀曹锟正积极运动，准备当总统。内阁和公府都处于风雨飘摇之中，一笑一颦都要看曹锟的脸色。田中玉因此又赶往保定，向曹锟陈述理由，得到同意。另一方面，外交部赴临城的特派员靳志返京后，则向英、葡等国公使陈述主剿理由。他指出：去年河南巨匪老洋人绑架外国人，豫省当局迫于外交压力，收编股匪，成为第一次奖励上匪行动。此次临案，外交团不许鲁省当局剿匪，迫使与之谈判，这无疑是第二次奖励土匪。长此下去，不仅土匪，便是普通百姓也认为绑架洋人是升官发财的捷径，将来在华洋人都发发可危。如严厉剿办绑匪，则后人无敢效尤。虽然山中洋票可能牺牲，但以10余人生命与在华所有外国人生命相比，孰轻孰重是显而易见的。靳志一番言辞，果然改变了外交使团的态度，他们不再坚持原来的意见了。曹锟和外交团态度的转变，使上剿空气顿时浓厚起来。国务院下令直鲁豫皖各省抽调兵力前往临城增援：航空署派飞机到抱犊崮上空散发传单，加以威吓。
这时，匪首们才发现形势骤然不利，于是相互埋怨起来。一个名叫刘守庭的匪首一再主张先宰掉一两个洋鬼子，迫使官方妥协。刘守庭是匪首中最为心狠手辣的一个。他小时卖过馍馍，人称“馍馍刘”，讹为“馍馍六”；又有点文化，学过《易经》、占卜、打卦，每有行动或遇疑难事，都要打卦决定，故又称“诸葛庭（亭）”。当上海医科大学生把馍馍刘的话翻译给洋票们听时，他们个个都不寒而栗，用英语低声骂馍馍刘是“小流氓”。幸而大多数匪首并不赞成杀洋人，才使大家松了口气。
匪首们决定打破僵局，5月26日，他们派美国人鲍惠尔和一名匪首下山，主动向驻扎枣庄的郑士琦接洽重开谈判。为表诚意，匪方于30日先放出了英、美人票各一名。第二天，双方在峨山口一个小村庄开议。官方代表为郑士琦、陈调元，匪方代表为郭其才、刘守庭，另有美国人安特生，地方士绅党金元、李炳章，全国公团枣庄联合会代表江经沅及中国红十字会代表等5人为见证人。党、李二人见了匪首，不免又责备他们把事弄僵了，劝他们见好就收。郭、刘二人诺诺称是，表示要给乡亲父老们一个“面子”。最后，官、匪达成协议：匪方有枪者编，不定人数，由官方入山点名；官方先发匪方军装2000套，每人两个月饷。同时决定任孙美瑶为招安军旅长，郭其才和另一实力较强的匪首周天松为团长。
田中玉接到报告喜出望外，请示北京后，便将军装和5万大洋运往山中，由陈调元和二十旅旅长吴长植入山点名、发饷。陈调元本是帮会中人，又在徐州地区长期剿匪，对下层社会的规矩、手段十分清楚；又善于打哈哈、笼络人。进山后，他与孙美瑶谈得十分投机。当时上流社会以戴眼镜为时髦，许多人都戴副平光镜以为眩耀。陈调元便问孙美瑶：“老弟何下弄副眼镜戴戴？”孙美瑶说：“还未找到合适的。”陈调元当即取出自己的金丝眼镜，赠与孙美瑶。孙连连谦让，陈调元哈哈一笑道：“老弟，咱们谁跟谁？何必客气！”因此，山中土匪自孙美瑶以下，个个认为陈镇守使够朋友、讲义气。
但另一方面，陈调元又善于软硬兼施来控制土匪。一直未露面的抱犊崮寨主孙桂枝和另一匪首周天松，曾通过孙美瑶，向陈调元表示，由于山中徒手匪徒很多，不加收编日后无以为生，希望能扩编至3000人。陈调元当即翻脸，指责匪首们不讲信义。他一面要派人下山阻止官方代表进山签字，一面表示自己也要告辞，中止谈判。这一招使得众匪首连说好话，请他息怒。陈则转怒为喜，表示可以再收编500名徒手匪徒。匪首们始终担心洋票放出后，官军会来进剿，提出在全部改编成军队之前，请美国人安特生留住山中。陈调元一口回绝，但转过脸来，他又表示：“我和吴（长植）旅长留在山里，等你们改编完毕一道下山。”至此，匪首们不再顾虑、犹疑，6月12日正午，官方代表陈调元、温世珍和匪方代表孙美瑶、郭其才、周天松，在士绅、商会和外国代表的见证下，签订协议。美国人安特生和土匪大管家孙佳枝各出具一文，担保双方不悔约，并由在场士绅、商会代表签字。当晚，洋票全部获释下山。除陈调元、吴长植外，在枣庄的各方人士也开始打道回府。孙美瑶、郭其才等股改编的第二团，很快编制完毕，穿上了军装。陈调元帮那些军官们拉拉衣襟、扣好风纪扣，端详一番，突然问：“为什么不配武装带？”
回答说：“没发武装带。”“这不成，不像军官的样子！”陈调元连连摇头，说，“我去给你们办。”
他随即下山，通知派人送武装带，自己则以母病为由返回徐州，不再重蹈险地，只将吴长植一人留在匪巢中。
这时，山中还有临城劫车案的中国肉票问题没有解决。陈调元和全国商会代表当初曾许诺，给土匪们一些赎金。现在洋票放出后，陈调元一走了之，无人再问此事，匪徒们很不满意。吴长植只得反复周旋，总算6月24日郭其才团开出山区时，将吴长植和华票全部带出。该团驻扎枣庄以东的郭里集。
周天松为团长的第一团，因内部诸匪首争当营、连长，迟至27日才编制妥当出山，驻枣庄以西的齐村。
但抱犊崮上还有一批以往被绑来的肉票40余名，滞留山中已有1—3年。
其中有20多名5—12岁的儿童，被关在山上绝顶之处，骨瘦如柴，满身疮癣，污垢不可言，目光痴呆，畏葱瑟缩，惨状不可睹。临案发生不久，在山东的德国天主教士波特曾设法上山，与洋票鲍惠尔一道摸清这些情况，向社会报告，引起舆论大哗，要求当局一并解决。待洋票释出，官方竟不再过问；馍馍刘一股又拒绝收编，故这批旧票迟迟不得解放。后经红十字会等社会团体一再呼吁、催促，7月8日，孙美瑶通电就任山东新编旅旅长之职时，同时声明山中新旧肉票已悉数放出。至此，临案的解决告一段落。
孙美瑶鹌鹑未斗成
新编旅属郑士琦的第五师编制，旅部驻枣庄，负责附近地面剿匪。从此，枣庄地区、临（城）枣（庄）铁路上，士兵牵牛架人的事件不断发生，弄得老百姓连告状的地方都没有了。地方士绅多次向山东当局请求把该旅调往别处，然而，不是外地拒绝，就是该旅反对，新编旅始终也未开拔。
中兴煤矿公司内，常有该旅士兵持枪闯入，小则随意取食洋人的冷饮，大至搬走矿山机械配件。公司及警卫人员不敢出面干涉。
一天，正在公司安装新式机器的两名德国工程师，找到公司董事长朱启铃（曾任北京政府交通总长、内务总长），愤怒地表示：“我们的工作和生活总是受到这些人的干扰，如果公司再不采取措施，我们将无法继续安装机器，只好回国了。”
朱启铃连连致歉，表示安慰，并说：“我们马上采取措施。”
送走两位工程师后，朱启铃便动起脑筋来，随后，他命人发了一封请柬和一封信。
请柬是邀孙美瑶来公司赴宴的。席上，朱启铃陪着笑脸，请孙旅长适当地约束一下部下，以使公司能正常工作。孙美瑶见当年政府总长如此尊重自己，自然满口允诺，并同意与二十旅每天各派3名士兵守卫公司大门。后来，有几个新编旅士兵依然骚扰公司，被孙美瑶查获，下令枪毙示众，匪兵才有所收敛。
朱启铃的信是发往北京的，邀请前任京师警察总监吴炳湘来枣庄屈就中兴公司总经理。吴炳湘对下层社会极为了解，与江湖中人又常打交道，来枣庄后自然与孙美瑶也过从甚密。孙美瑶见吴来头大、朋友多，深感日后不论在朝在野，都有用得着吴经理的地方。因年龄悬殊，孙美瑶便主动提出拜吴炳湘为干爹。从此以后，新编旅士兵就再也不敢去骚扰“旅长干爹的公司”
了。
然而，这批土匪出身的士兵既未经过正式军事训练，更不理会什么军容军纪，因此，在其他地方肇事惹祸仍是层出不穷。1923年底，该旅士兵在枣庄街上游荡，与驻枣庄的第五师第十八团吴可璋的部下发生冲突。孙部因人少被殴，逃回旅部报告，孙美瑶闻讯大怒，亲自率领手枪队六七十人，一路破口大骂，直冲吴可漳团部。吴可漳也早闻冲突一事，知道对方决不肯善罢甘休，严令士兵不得出门。孙美瑶一伙站在大街上，磨拳擦掌，骂声不绝，犹如流氓无赖。沿街商店、住户吓得关门闭户，不敢出头。最后，由当地士绅出面劝解，孙美瑶才恨恨地返回住处。
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原兖州镇守使何锋钰成为替罪羊，被免除职务，由张培荣继任。此时，张培荣匆匆赶来枣庄，召见孙美瑶。因孙已向张递过门生帖子，张便以尊长的身份批评说：“美瑶，你是个旅长、将官，与小小团长闹成这种样子，不是笑话吗？”他连连摇头，“胡闹胡闹，太年轻，太年轻！”
他见孙美瑶仍有不平之色，又说：“最近苏鲁边界不靖，我正忙于派兵剿匪。等这阵忙过，我备桌酒席为你们和解，请各位绅商到场作陪。”说罢，他拉着孙美瑶上了烟榻，边吸鸦片边闲扯。孙美瑶说自己最近得了一只鹌鹑，能斗能咬。张培荣笑道：“我也爱斗鹌鹑，现在没功夫自己饲养，叫下人们养了几只，有空拿到一块来咬咬。”当下两人谈得融洽了，张培荣便返回兖州。
不久，张培荣将枣庄附近正规军都派往苏鲁边界，只身又来到枣庄。他广发请柬，借中兴公司俱乐部摆宴，为孙美瑶、吴可璋和解。第二天上午9时，客人们陆续到厅。孙旅的校级军官均由吴可璋在另一院内置酒欢叙。张培荣还特地打电话提醒孙美瑶，把那只鹌鹑带来。不一会儿，孙美瑶兴冲冲地赶来，到二门处，便由张的副官将他的随从邀入小客厅就座。孙美瑶大大咧咧地跨入正厅，刚进门，就有一个便衣上前摸他的腰胸。
“干什么？”孙美瑶一语未了，另一个便衣蓦地将一把石灰拍在他的眼睛上，顺手将他的头往下一按。前一个便衣迅速抽出刀来，手起刀落，孙美瑶顿时身首异处。
这时，孙的随从已被解除武装，囚于一室。校级军官们也被包围。张培荣过来宣布：枣庄冲突罪在孙美瑶一人，业已伏法；其余人等保证原职原薪加以安排。新编旅军官见势已如此，只得表示服从，并派代表分别到该旅各团驻地向士兵解释。其实，张培荣前一天已命令外出剿匪的部队连夜返回，包围了孙旅驻地。孙旅士兵群龙无首，无法反抗，只得缴械，由张培荣给资遣散。诱杀孙美瑶之日，临枣铁路各站戒严，军队盘查旅客。恰巧不愿招编的匪首馍馍刘在临城车站乘车，见此形势便悄声问士兵：“枣庄有变吗？”
士兵早已认出他来，并在他的网篮里、搜出六爻卦筒一个，当下便嘲笑说：
“你这个小诸葛，今天的六交卦怎么不灵了？”
馍馍刘因为当初临案解决时，政府已赦免了各匪的罪行，故毫不畏惧，昂首道：“少说废话，你们能把我怎么样？”
不料值勤军官竟然下令把他带走。因馍馍刘在这一带为匪，残忍成性，民愤极大，应当地居民要求，张培荣仍将他斩决示众。
其他招安匪首被张培荣分散安插到各部队任职。其中郭其才、周天松因当初积极主张招安，遭到被遣散的匪众的忌恨，后带领眷属避往济南，入陆军讲武堂学习。至于被遣匪徒，时隔不久，多又重操旧业。从1924年初开始，滕、峄一带穿军装的土匪就越来越多了。
山东督军田中玉到头来，还是因为外国人的压力和北洋军阀的派系斗争，而丢了官职。北京政府还向外国肉票每人赔偿了一大笔损失费。其数额之巨，其心甘情愿的态度，当时连外国公使都感到惊讶。
陈调元徐州剿匪
陈调元从抱犊崮匪巢溜出来，回到了徐州。有人说，他是怕当人质，有生命危险，故而耍了个花枪，这是他滑头的表现。但这颇有些冤枉他了，殊不知陈大个子急于回徐州，正是因为他有挠头的苦衷。陈调元的官职是徐海镇守使，管区东起黄海边上的海州（今连云港），西到徐州以西的丰县、场山、萧县，是江苏最北面的一块狭长地带。这是个苏、鲁、皖、豫四省交界的地区，素来是上匪革生繁衍的渊薮、码子流窜为恶的场所。早在秦朝未年，徐州沛县人氏刘邦作为亭长，在奉命押这一批犯人时，就曾将这些人全数放入芒山中为匪。后来刘邦打天下时，这批人便出来为他帮忙。这大概是徐州地区有历史记载的最早一批土匪了。
陈调元就任剿匪司令
当陈调元在抱犊崮为收编孙美瑶而大显身手时，在他的管区内，早已是匪警频传了。这一带的土匪受孙美瑶大胆之举的影响，又因陈调元不在徐州，所以匪势顿时炽烈起来。陈调元返回后，山东方面曾多次派人请他再去善后，他都坚决不应。他认为，夏季即将来临，各地青纱帐起，徐海各地土匪猖獗的势头如不及早打击，后患无穷。因此，他召来部属，专心布置徐海地区的剿匪事宜。
徐州地区的土匪活动范围，大致可分徐州以东、以西两块。徐州以东，从邳县经东海县，到海州、赣榆县一线，往北与山东省著名匪区膝县、峄县、郯城、临沂等县相连。土匪利用两省防兵配合不协调的空子，在苏鲁交界的山中建立巢穴，在几个县内往来奔突，官兵无可奈何。陈调元回徐州后不久，苏、鲁两省即商定，任命陈为苏鲁剿匪总司令，统一协调两省剿匪军事。
徐州以西地区的土匪往北可窜山东曹县、单县、微山湖，往南可入安徽毫县、涡阳、蒙城、滩溪、宿县，往西则可达河南永城、鹿邑等县。而这些外省各县也都是匪患频仍之地，外省码子也时时进入徐州地区，给这里制造些麻烦。为平定这四省毗连地区的匪祸，1923年8月，经直系军阀吴佩孚提议，设立苏鲁皖豫四省剿匪司令部，9月初，由陈调元出任司令，大举剿匪。
女匪首扬威青口镇
这里先看看徐州以东地区的匪警情况。海州以西各县，向来有多股土匪流窜作案。其中一股匪首名叫赵有麟，凶悍异常。在一次与官军交火中，赵有麟被擒获，斩首示众。未久，股匪重新聚合，推举赵的小妾为首。女匪首于1923年6月下旬，率众攻进赣榆县西南角与山东交界处的黑林镇，盘踞多日，骚扰居民。赣榆县城（今名赣榆城）和青口镇（今赣榆县城）距黑林镇都只有五六十里，均驻有军队。但两处驻军都不敢樱土匪之锋，谁也不肯出兵清剿，土匪益发猖撅。24日早晨，青口镇守城士兵开启城门，见北门上赫然写着上匪的揭帖。帖子要青口镇商会交出5万元，要驻青口负责海岸缉私、剿匪的步兵九营交出步枪150支，否则将有不利之行动。青口镇商界和居民一片惊慌，驻军只得下令加强戒备，以防匪袭而已。几乎与此同时，东海县海滨的陈家港、燕尾港（今属灌云县）也传出匪讯。这两个港区有大片盐田，由济南盐场七公司下属的裕通、庆日新两公司经营。6月25日下午，突然涌来大批土匪将两公司分别包围。公司职员们正躲在屋内瑟瑟发抖时，只听得有人大喊：“我们是临城建国自治军（按指孙美瑶股匪）分支，今日来此，要裕通公司交出银款1万元，庆日新交2万元。如有不从，就按咱码子的规矩办了！”公司职员百般无奈，只得如数交款，土匪方才呼啸而去。7月间，因陈调元亲自在西部地区指挥剿匪，东部驻军虽也奉命剿、防，但均不甚出力，成效显然不大。自邳县往北延至山东境内，竟同时有数十股土匪活动。
这一带大片大片地种植红高粱，自春未开始，节节拔高，至七八月间，个高杆粗，绿油油的叶子密密麻麻地交织着，人称青纱帐。人在里面走，只听见哗哗的叶子响，根本不见人在何处。数十上百人隐在里面，不出声响，外面竟毫不知觉。土匪们利用青纱帐的掩护，公然白天行动。他们每到一村一镇，即令居民供应食宿；如有小康人家，则绑票勒赎；遇到村民武装抵抗，打赢便烧杀抢掠；打输就钻入高粱地，逃之夭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