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夏是1929年从甘肃省分出来的，但该地区的“套匪”却早已闻名遐迩，其主要活动地区在黄河河套地区。1923年，包头到宁夏的交通，因匪患严重而断绝。1929年初，门致中担任宁夏省主席，位子还未坐稳，马仲英匪帮就攻入了银川城，后幸得吉鸿昌带兵前来，才驱走了匪徒。
中苏军队围歼白俄匪帮
新疆地区最具地方特色的匪患是白俄匪帮。俄国十月革命后，一批沙皇将领组织反革命叛乱，遭到打击后，部分白匪越境进入中国：东部入黑龙江省，中部入乌里雅苏台（今外蒙），西部则入新疆。进入新疆的白俄匪帮，主要在北疆的伊犁、塔城、阿勒泰地区（均属今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他们一方面企图在此建立反苏基地，一方面不听中国地方政府约束，扩充人马、枪械，为祸当地，因此是一伙外籍政治土匪。
1918年下半年，沙俄将领高尔察克、杜托夫等部叛匪被红军追剿，逐步退到与新疆毗连的中亚地区，从1919年末窜入新疆，先后达数万人。其中阿连阔夫、杜托夫等率5000多白俄（内有3000多官兵）于1920年上半年先后进入伊犁。新疆督军杨增新下令收缴白俄武器，将他们安置在博乐居住。白俄军官大都滞留伊犁，与沙俄领事谋划下一步行动。其部属则四出抢劫商民财物，杀伤事主。
5月，苏俄塔什干政府赦免叛逃的白俄，伊犁约有3000人回国。留下的多为冥顽不化的军官。阿连阔夫带700名白俄进入乌鲁木齐，杜托夫带数百人留住博乐。
阿连阔夫在乌鲁木齐向地方当局索粮，向当地俄国商行派款，并拟武装抢劫；后受日本特务劝告，于1920年11月，东移奇台，准备与外蒙的白俄谢米诺夫会合。他还与驻伊犁、塔城的白匪相约，共同起事，夺取北疆。阿连阔夫到奇台后，打算攻占县城，夺取武器、粮食，并掳架车马、民夫，以便北上阿勒泰、迈卡布其海（今名吉木乃）、科布多（今外蒙吉尔格朗图）。1921年1月，阿连阔夫派华侨祁海山混入奇台县城侦察，结果被抓获，供出了阴谋，他的计划失败。杨增新遂调兵将其包围，勒令缴械。阿连阔夫本人被送往乌鲁木齐软禁，1923年遣送内地时，为冯玉祥部队扣留，引渡给苏俄处死。其部下则分别在新疆和内地各省定居。当时留住伊犁的白匪杜托夫部和华侨刘连科、张俊卿部，曾配合阿连阔夫的阴谋，举行暴乱，烧杀焚掠，也被新疆驻军平息，几名匪首均被击毙。
进入新疆为祸较烈的是塔城的白匪。该股匪徒由杜托夫部下、捷克人巴奇赤率领，有1.1万官兵，9000多匹马，另有“难民”6000多人，从1920年2月陆续进入塔城地区。新疆当局收缴了他们的武器，放粮赈济；并配合苏俄动员他们返国，后陆续离去4500人左右。巴奇赤指使部下埋藏武器，在日本特务的煽动下，多次谋乱。当年5月，就有茹热耶夫、安东诺夫等白匪军官企图起事，被预先发觉而粉碎。
同年10月，以申斯克为首的千余名白匪窜入塔城，第二年春天并准备响应阿连阔夫的奇台暴动，因被中方发觉而未得逞。1921年3月，该股匪准备袭击中国驻军，夺取武器、马匹、车辆，逃往额敏县。驻军采取行动，除申斯克逃脱外，主谋分子均被捕获，驱逐出境。5月中旬，又有以诺维科夫为首的2000多名白匪，携带武器强行入境，与驻额敏的巴奇赤匪帮会合，扬言要南下进犯乌苏、绥来（今玛纳斯），并攻打乌鲁木齐。
鉴于巴奇赤白匪成为新疆社会动乱的主要因素，中国方面同意苏俄的要求，准其派兵入境剿匪，并予以配合。5月24日，苏军一部在塔城俘匪近千名；大部队直趋额敏。巴奇赤、诺维科夫匪众七八千人抵抗不支，裹胁当地牧民南逃，遭中国军队阻截，遂北窜和什托洛盖，抢劫当地政府钱粮，掠夺牧民牲畜财物，最后逃到阿勒泰牧区，占领了阿勒泰和布尔津。白匪向当地蒙古、哈萨克等族牧民强行征用马匹、给养，鼓动各族王公“独立”，迫使牧民加入匪帮，企图东联外蒙的谢米诺夫匪帮，进攻苏俄的斋桑城。
1921年8月，中俄双方约定分进合击，围剿巴奇赤匪帮。到9月间，白匪被打死四五百人，被俘2000余人，被缴大批车马物资。巴奇赤穷途末路，经青格里河（今青河县）逃往外蒙古。至此，窜扰新疆的白俄匪帮基本被肃清。
铁路公路土匪劫车绑票
当1923年5月孙美瑶在临城拦劫火车、绑架洋人的时候，各地土匪纷纷效尤，乘机在铁路沿线大肆活动。一时间，全国铁路交通被一片恐惧情绪所笼罩。
就在这一年中，胶济铁路因匪祸甚烈，自5月28日起停开。浙江■县帮土匪在奉化、余姚、慈溪活动，逐渐向杭甬铁路移动，北京政府交通部致电浙江省当局，要求派兵护路，以防劫车重演。沪宁铁路苏州附近，有反直系政客鼓动太湖湖匪拦劫火车。在辽宁省，日本人管理的南满铁路上，6月22日，4名匪徒在火车上搜劫乘客财物，并开枪打伤日本乘务员和中国乘客各一人。在京汉铁路上，千余名匪徒糜集三道河车站，意在劫车；卫家店车站路警的武装被抢。津浦铁路附近，五六月间，《申报》记者在枣庄采访临城案时，33天中发生匪案近20起，其中3起，是匪徒进入火车站企图抢劫银箱（保险箱）。京奉铁路上，8月上旬，军粮城一段铁轨被土匪拆卸，火车出轨。据当时外国驻华使团的调查，仅1923年8月上半个月内，津浦路就发生匪案15起，京汉路3起，京绥路1起。平均每天1起以上。
吴铁城侦缉广九铁路匪案
外国使团之所以越俎代庖统计中国铁路匪案，自然不是出自什么良奸的动机。临城劫车案以来，日、英等国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由外国军队护路。为寻找事实依据，他们广泛搜集材料，大肆宣传。当时，在南方的广东政府也强调北京政府无能，呼吁列强撤销对北京政府的承认。不料时隔不久，广东政府治下的广（州）九（龙）铁路却发生了一起重大匪案。早就对广东政府怀恨在心的英国，指使其公使在驻华使团会议上大肆攻击广东政府，认为它不能保护铁路交通。然而，却有反对英国的第三国公使尖锐地指出，当年广九铁路在英国人管辖时，也同样发生过土匪劫车，因此不能证明外国军队护路就绝对安全。这番话，噎得英国公使白眼直翻，哑口无下面就介绍一下这桩引起各方争执的广九铁路劫车案。1923年7月5日，九龙开往广州的慢车挂着7辆客车、6辆货车，于下午6点多钟行抵南岗车站。火车在这里稍作停留，上了一些旅客后，便又缓缓出发了。这时，从车站对面方向，有两名土匪跃上车头，以手枪对准司机、司炉，要他们听从指挥。火车开出10余里后，到红冈炮台附近，铁路两边尽是起伏的山峦。匪徒喝令司机停车，并拉响汽笛，只见两边山头、山坡上隐约现出些人影。车上匪徒挥动帽子，向他们招呼。顿时大股匪徒约一二百人从山上冲下，一边呐喊，一边鸣枪。车上本有少数护车士兵，加上乘客中的一些军人，都持枪向外射击。不想刚才在南岗站上车时，每节车厢里都混进了几名匪徒。他们在车厢内向士兵开枪，不仅使车内秩序大乱，而且分散了士兵的注意。车外匪徒迅速冲至，分头攀上各车厢，开始搜劫乘客财物。乘客中，广东第三军军长卢师谛的秘书卢任华、东江缉匪司令徐树荣的部下陈火、兵站总监部运输队长李鹤年等，因身为军人，不堪土匪凌辱，发生争执，均被当场枪杀。一些往来港、穗做生意的商人，几乎每人都被搜劫数次。匪徒前后共掠得财物约五六万元，又选择衣履鲜洁的乘客80余人，挟持向黄埔方向逃去。其中包括广东政府交通局电信队排长、西路讨贼军第一独立营营长、第三军第一路独立支队军需官以及港、穗等地商人。红冈炮台原有军队驻防，这天早晨恰巧奉命出外执行任务，待附近驻军闻讯赶来，土匪早已远飏。
因红冈炮台距广州很近，故此案发生后，广州官民均为之震动。时任广州市公安局长的吴铁城责成该局侦缉课长吴国英限期破案。第三军军长卢师谛因被枪杀的秘书卢任华还是自己的亲侄儿，悲愤交集，也派兵四出搜寻匪踪。由于土匪地势熟悉、消息灵通，未待军警到来，即早已窜去。因此，一连十来天，摸不着线索。到7月15日，侦缉人员终于探到匪巢就在铁路北边的罗冈。第二天清早，吴国英亲自带领10余名侦探及一营士兵乘车到红冈炮台附近下车，准备潜行至罗冈，突袭匪徒。不料红冈山有匪徒把守瞭望，见车停兵下，知道是前来捕捉，当即向山下开枪。吴国英见偷袭不成，遂改强攻，下令吹冲锋号。士兵一鼓作气，猛攻山头，打死土匪一名。余匪且战且退，军警紧迫不舍。怎奈土匪熟悉山路，脚力又健，翻过几个山头后，已不见踪影。军警分头搜山，在山中石洞间发现被铁链相互锁住的8名肉票。据肉票叙述，80余名人质被匪徒分几股挟带，日夜藏于山穴间，10余日中蚊叮虫咬，无法入睡，兼之地气潮湿，遍体难受。每夜都要转移数次，甚至10几次。如此折磨，已有多人患病，倘再迁延数日，恐怕将有人丧命。今天早晨，听见枪响后，匪徒急忙驱赶肉票转移，在山间不择路径地奔逃。不少肉票因患病或不惯激烈奔走，困顿不堪，倒地喘息，即为匪徒枪毙于途中，如此共杀16人之多。
军警追踪至匪巢冈贝村，将匪包围，匪徒百余人顽固抵抗。双方战至下午4时，竞不分胜负。黄昏时分，土匪又得到增援，火力愈猛，反迫使官兵采取守势。入夜，匪徒乘黑溜走。此役土匪被击毙20余人，官兵也死伤多人。所幸大部被掳之人乘匪徒忙于作战，纷纷逃出，少数被流弹打伤。卢师谛的秘书之尸体被觅出，重新安葬。
民国年间，军阀连年混战，铁路匪祸也因之剧增，地方当局往往无暇顾及，甚至鼓励和利用土匪，以打击对手势力。1923年间，湖南省谭延闿与赵恒惕发生战争。8月15日晚，武岳铁路（武昌经岳阳到长沙）上，一辆自湖南长沙开往五里牌车站的短途客车，刚到站，就涌来300多名土匪，抢劫旅客行李。随后，又有一列长途车到站，匪徒又上车大肆搜掠而去。当时报纸报道时，竟庆幸“车内无外人”，似乎只要不抢到外国人，就是万事大吉。车站打电报请求省长赵恒惕派兵驻守，省方答复说，军队均调往前线作战，无兵可派。湖北督军萧耀南获知湖南匪祸后，唯恐土匪随车进入鄂省，命令军队进入湘省边境羊楼司车站防卫，并派军警随车，以收震慑作用。1924年初，直、奉军阀矛盾激化时，奉系军阀曾收买土匪，在天津至山海关之间的铁路上打劫旅客，给直系中央政府制造麻烦。
葛氏兄弟一死一疯
山东匪祸夙来严重，土匪骚扰铁路的案例极多。除津浦线上屡闻匪患外，胶济线上也是劫架事件频频发生。1923年底至1924年初的胶济铁路葛燮生被架一案，结局悲惨，很具有代表性。1923年12月3日，胶济路机务段长葛燮生乘火车时，在张店（今淄博市）被土匪绑架。数日后，路局和葛的家属收到土匪送来的片子，索取赎金8万元；并附有葛燮生的信，请尽快筹款。葛燮生30多岁，宁波人，人缘好，善交际，在交通部和胶济路局朋友极多。部里的路政司司长与他是拜把兄弟。因此，交通部和铁路局均向山东省当局请求协助处理。事情报到山东军务督理郑士琦那里，他指示采取武力调停，即以军队包围土匪，再与之商量赎票。这正是上半年田中玉处理孙美瑶劫车案的办法。但葛氏家属及诸好友商议之后，担心调动军队会激怒土匪；稍有摩擦，会导致撕票。因此，由葛燮生之弟葛哲生出面，向当局表示，先由家属与土匪交涉；如万不得已时，再请军队以武力营救。郑士琦和胶济路警务处长等人表示尊重家属的愿望。
葛哲生通过中间人与土匪说票，解释路局不同意用公款赎票，认为此例一开，以后土匪绑架铁路员工将会变本加厉；而家中则经济并不宽裕，8万元款实难筹措，请求降低一些。匪徒同意以5万元赎票。郑士琦为配合葛家赎票，命令官军在东边高密县附近的铁路沿线，进行了一次大规模搜剿土匪的行动，以期收杀鸡骇猴的功效。此举果然有用，土匪急于说票成功，以便携款审逃，竟主动将票款降为1.5万元，定于1924年1月18日交款，并随即放人。
葛氏家属向路局借了1.5万元款，言明以后逐月扣还。葛哲生遂根据中间人转达的要求，于18日夜间，独自一人携款到济南城东门外耿家林交付。这天夜空晴朗，寒气逼人。葛哲生在一片小树林里等候多时，才见树影后走出一人。那人头戴一顶罗宋帽，拉下来盖住了整个脸部，仅仅露出的一双眼睛还被一副茶色眼镜遮住，面目全不可见。
“带来了吗？”匪徒因帽子捂着嘴巴，发音不很清楚。
“全在这里了，您点点。”哲生把手中的包袱递过去。
那人提在手里，掂了掂，又打开看了看，重新扎好，冷冷地说：“行啦，回去等着，明天准见人。”
葛哲生不敢多问，转身匆匆返回，向焦急地等候消息的嫂子和其他亲友报告喜讯。
然而，第二天葛燮生并未回来，第三天也不见音信。紧接着便传来他被杀的恶耗，说尸体发现在济南西门外大槐树庄的大路旁。一家人哭得死去活来，在路局的安排下乘火车赶往济南，这才得知事情的原委。
原来18日晚，皙生离去后，取款土匪也急忙返回，不料刚走不远，便遇见巡逻的官军马队。士兵见此人身背包袱，寒夜独行，不觉起了疑心，便喝令站住，盘问时又见他神色惊慌，于是下马搜查。土匪见马队的几支枪都对准自己，只得垂手而立，听任检查，暗中却做好应对准备。当一名士兵从他棉袍下搜出一把盒子枪时，他乘士兵惊愕之际，一拳打翻那兵，拔腿狂奔。马队便随后追击、开枪。然而，匪徒早安排了一批人掩在附近，接应取钱之人，闻声纷纷向马队射击。士兵见对方火力猛烈，情知不敌，只得掉头而逃。土匪们自然不会认为此事纯属巧合。他们认定，这是路局暗中通报军警，打算在交钱同时放人之后，便当即擒拿取款的人；于是一怒之下，将葛燮生枪杀，移尸大槐树庄路边。葛哲生为其兄之事奔波劳累、担惊受怕40余天，到头来，却落得个人财两空，精神大受刺激，整日如痴如呆，殊为可怜。除了这些较大的劫车案、绑票案之外，在各地铁路线上，零星股匪作案几乎不足为奇。在客车上，乔装旅客的匪徒堵住车厢的两头，持刀枪抢劫乘客；稍有反抗，便任意伤人。在货车上，匪徒利用火车上坡、弯道处缓行之机，扒车将货物盗掷路旁；甚至整节车厢被卸下挂钩停置道上，货物一掠而空。至于各产煤区，煤车被盗，更是不在话下。
即使在上海这样国际性的大城市里，铁路交通也会发生匪祸。1924年1月27日，天刚蒙蒙亮时，一列从上海开往南京的货车刚驶出车站不久，司机正准备加大速度，忽见远处铁轨上放置着几根枕木，便急忙刹车。车刚停稳，道旁便走出10余名持枪的便衣人员，喝令司机、司炉下车，接着又将车上的押运人员带过来。这批人打着官腔说：“我们得到情报，你们这列车上装有大烟土。我们奉长官命令要上车搜查。”
机务人员观察他们的举止、神态，又联想到他们拦阻火车的手段，确信他们并非什么军警，而是土匪，想从车上搜点烟土，便表示：“这列车上未听说过有什么烟土。”这本来也是实话，因为烟土属于违禁品，即使有，货单上也是写了其他的名目的，机务和押运人员都未必知情。
土匪自然不信，仍打着官腔，要他们打开车厢门检查。司机等人表示不能这样做。匪徒们便大打出手，几名车上人员都不同程度地受了伤。这时，远处已有赶早市的农民走动，匪徒不敢滞留，遂悻悻离去。司机因伤及头部，不能开车，只得就近打电话通知车站，派人前来更换。
时髦青年打劫长途汽车。
像上述以劫夺烟土为目的的匪案，在公路上也时常发生。河南省东部数县民间普遍种植罂粟花，炼制鸦片，外地一些烟贩即到此收购，运往各地贩卖。因此，在河南通往各省的公路上，常有土匪伏于路旁，伺机拦截汽车，劫取烟贩购得的烟土或购买烟土的钱款。1923年6月16日下午，从河南归德开往安徽的长途汽车行至途中，被两名持枪土匪拦截。一名随车的修理技师被打死，其余乘客的钱财和贵重物品，包括烟土，悉数被土匪劫走。
20年代，北洋军阀统治时期，中国的公路交通还不十分发达，公路匪案已频频发生。到国民党统治时期，尤其是抗日战争爆发之前，全国修筑了不少公路。其中有一些，在当时来说，质量是相当不错的，例如，（北）平（天）津公路、（南）京芜（湖）公路、（南）京杭（州）国道（今名宁杭公路）等。然而，在土匪如毛的民国年间，这些公路也同铁路一样，常有匪患，根本无安全可言。
1933年8月9日，8辆从天津开往北平的长途汽车首尾相望行驶在平津公路上。因为沿途常有匪踪，单车行驶往往为匪徒拦劫，所以汽车公司特地安排多辆汽车相衔发出。沿途两边地里高粱长得又高又大，在微风中轻轻摇曳。下午，车队驶至北平城东的通县附近。第8辆车中途抛锚而滞后，于是第7辆便成了车队最后一辆。当前面6辆车驶过南榆林庄地面时，从高粱地里窜出30多名土匪，一字排开拦在公路上，并朝天放了两枪，拦住了正在驶近的第7辆车。汽车被迫停下，匪徒立即围上来，喝令乘客们下车，将车中行李、财物搜劫一空。随后，匪徒留下15名人质，让汽车离开后，便钻入高粱地逃走。傍晚，汽车驶进北平城，立即报案。而军警却迟至第二天早晨才出发勘察，哪里还会寻得着土匪踪迹？
无独有偶，10几天后，在南方的京芜公路上也发生了一起土匪劫车案。
这条公路全长100公里，这年6月份刚刚竣工通车。由于是连结苏、皖两省主要干线，因此旅客极多，交通十分繁忙。又因公路直通当时首都南京，故沿途防范十分严密，各大站都驻有宪兵，在进出口处监视乃至盘查旅客。8月22日早晨5点30分，从芜湖到南京的头班客车发出10分钟后，到达芜湖市郊20公里处的一个小站停靠。上来两名20多岁的年轻人，身着当时时髦青年的服装——上身西式短袖衬衫，下穿蓝底白条西装短裤。汽车开行后，两名青年将车上乘客仔细打量一番，互相望了一眼，微微点了下头。一名年轻人走到司机身旁，忽然取出手枪，对准司机张锦卿命令：“停车！”
张锦卿假装未听到，反而猛踩油门，加快了速度。那匪徒举枪到张的眼前，对车窗外连发两枪，大声喝道：“再不停车，我崩了你！”
张锦卿依然不睬，他打算尽快把车开到前面一个大站，就会有宪兵来对付这两名土匪。但土匪无疑也正是担心这一点，于是那人马上掉转枪口，对准司机的腹部“砰”地开了一枪。子弹从张锦卿的大腿穿出，顿时鲜血泉涌，浸透了他的裤子。汽车失去控制，撞在路边的一棵树上，停下了。
当这名匪徒威逼司机时，另一名匪徒也取出手枪，监视着全车旅客。这时，两人即持枪挨个搜掠乘客的行李和衣袋。正当两名匪徒刚开始在车厢前半部劫掠旅客时，坐在后边的一名汽车公司随车检修技师，竟不顾一切地从汽车后窗翻出逃跑。一名匪徒急忙扑向后窗，对狂奔的技师连击两枪，均未打中。匪徒害怕枪声会引来附近军警，便回身匆匆将乘客搜了一遍，急忙下车离去。此案自然也同前案一样，土匪无从抓获。
京杭国道银行经理被绑架。
1937年4月18日，一辆双排座的“卡迪拉克”高级轿车在京杭国道上，由北向南疾驰。车上除司机之外，还有5个人。他们是天津交通银行经理徐柏园，南京金城银行副经理许宝骅及其母亲和两个妹妹。两位银行经理是应浙江省主席朱家骅的邀请，前往杭州商议有关浙江省金融业务问题的。至于三位女眷则是顺便到杭州去游览西湖的。
时值春末，正是所谓“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的季节，景物气候两相宜人。上午从南京出发时，天色阴沉沉的，过了宜兴县，下起了蒙蒙细雨。公路两边的庄稼被雨水洗涤后，一片葱绿青翠，煞是可爱。远处的山峦黛色可人，白色的云雾缭绕在山谷和峰巅，倏忽变化，有如丹青妙手的泼墨山水。其间又有箬帽蓑衣的牛背牧童，平添了几分田园诗的气氛。“这一片山青水秀的江南景色，真要使我流连忘返了。”徐柏园感慨地叹道。
“是啊。虽说清明已过去了10几天，但窗外的景色还是使我想起了杜牧的诗句：‘清明时节雨纷纷，路上行人欲断魂。’”坐在后排的许宝骅的母亲许老夫人赞同地说。
“那我们去问问牧童，何处有酒家？”坐在司机旁边的许宝桂指着田间的放牛娃说。她是许宝骅的小妹妹，一路叽叽喳喳，又说又笑。
听了她的话，大家都笑了。许宝骅侧过脸对徐柏园说：“这回到杭州，你可以好好品尝一下绍兴的女儿红和加饭酒，那真是妙不可言！”
“什么叫女儿红？”许宝桂问。
“绍兴地方许多人家生了女儿，就酿上一坛酒，到女儿出嫁时，方才取出招待客人。”许宝骅解释道，“这酒经过了20年上下，打开时香气扑鼻，喝一口余味无穷。”
“那加饭酒呢？”
许宝骅说：“在酿酒的过程中，再加进一次或几次糯米饭，这样酿出来的酒更加醇厚、绵香。”
“哦！”众人一边赞叹，一边想象着那酒的醉人滋味。
汽车在潇潇春雨中，驶过波光浩淼、白帆点点的太湖，驶过陈果夫、陈立夫的老家湖州，驶过茂林修竹、烟雨葱笼的莫干山。大家一路上谈论着山川人物、掌故特产，倒也颇不寂寞。
下午3点半左右，汽车进入浙江省武康（今属德清县）县境。一个瞬间掠过的小站牌显示出这里的地名：东篁。
“这个地名既雅致，又名副其实。你看路边那些竹林多有风致。”徐柏园指着路两边青翠摇曳的竹子，再一次赞叹地说，“无怪当年苏东坡说，宁可食无肉，不可居无竹。。”
突然，他住了口，惊惶地看着公路的前方。从路旁竹林中走出来4个蓑衣笠帽的农民打扮的人，现在正一字排开地站在公路中间，亮出了手中的驳壳枪，张大的嘴巴似乎在喊什么，显然是要拦截汽车。司机上路前就听到过，关于京杭国道上土匪甚多的传闻，也有了应付的思想准备。这时，他喊了一声：“俯下身子！”同时猛踩油门，加大速度向前冲去。只见那几名匪徒慌忙地跳到路边，但紧接着就听到一阵枪响。汽车发出一阵“嘶嘶”的漏气声，颠簸着向前驶了一段，终于停了下来。
“轮胎被打破了！”司机沮丧地说。他侧过脸，从后视镜中看见那几个土匪正呐喊着奔跑过来。
许宝骅从车里走出来，强作镇静，从衣袋里掏出皮夹，当着匪徒的面，取出所有的钱——大约400元法币，这些钱在当时可以买到8头耕牛。
“朋友，缺钱用，这些都拿去。我们有要紧事情，请让我们走吧！”许宝骅说着，把钱递给为首的一名匪徒。
匪首低下眼睛看了一下，用驳壳枪把许宝骅的手推开，冷冷地说：“我们只要人！”
他探头朝轿车里看了看，三名妇女早已吓得面无人色，徐柏园则脸色苍白却兀自正襟危坐。匪首用枪指着徐柏园，说：“你，出来！”
徐柏园从车里下来，抬头看看天，见毛毛细雨还在下，又回身将搭在座椅背上的风雨衣取出披上。
“把他俩带走！”为首的匪徒用枪一指，命令道。几名土匪押着两位银行经理，穿过泥泞的小路，进入公路西边的竹林。竹林再往西，就是茫茫苍苍的天目山区了。
司机顾不得安慰车中哭哭啼啼的许氏母女，急忙赶到东重汽车站报告，车站打电话给当地军警，并随即转知省政府。当晚，省主席朱家骅下令火速营救，省保安处长宣铁吾亲自出马，指挥军警行动。
坐落在浙江省安吉、孝丰（今属安吉县）两县的天目山，东入浙江余杭、武康，西连安徽广德、宁国，方圆数百里。山间除松、杉杂树外，尤多毛竹。林间山溪淙淙，鸟鸣啾啾，极幽静又极雅致，其中的莫干山后来被开辟为著名的避暑胜地。但这一带素为盗匪出没之地，尤其是安吉、孝丰，竟被浙人称作“强盗窠”。现在，京杭国道劫车案的绑匪和肉票就隐在这一片茫茫的山林之中，如何去寻觅呢？
军警们一面在附近各县村镇探访消息，在各车站检查过往旅客；一面派出大批人马沿土匪进山的方向向前搜索。19日下午，军警在黄伟山发现了徐柏园扔下的风雨衣——不知是爬山热了、嫌累赘而扔的，还是有意给军警暗示地点的。于是，军警们迅速把这座方圆一二十里的大山各山口封锁起来，进山农民、出山樵夫，乃至村姑老妪、放牛小鬼，均在盘查之列。并派人连夜入山搜索。但山间小路千百纵横，乔木、灌木高低错落，一时间哪里就能找到？然而，当晚便有令人振奋的消息传来。
“抓住了！”然而一看，不对了。只有一名肉票，还是个乡下地主。3名男女绑匪的口供表明，这不过是此地经常发生的千百桩绑票案中的一件，正巧撞到枪口上了，否则是绝不会有任何人来过问的。
“抓住了！”21日下午，军警在彭公站见一人用崭新的钞票，购买去杭州的汽车票，便将那人带到一边盘问，果然是东篁车站绑匪一伙的“但此人并未直接参与作案，只是负责跑外线的，购车票的钱却正是许宝骅的。这名匪徒供出匪巢确实就在黄伟山中。于是军警们加紧搜山，昼夜不敢懈怠。“抓住了！”这回没错。24日，军警在黄伟山中的一间破茅草棚里，抓获3人——一名小头目，两名直接参与绑架的匪徒。经过审讯，这儿名匪徒供认，他们是浙江有名的盗匪集团——嵊县帮的。
嵊县是浙东四明山区的一个县，青山绿水，风光秀丽，是越剧剧种的发源地。然而，以嵊县为中心，长期以来，有一帮从事打家劫舍，尤以绑票为业的匪徒。民国初期，他们尚活动在浙东，骚扰各县，尔后，逐渐向西、向北发展，不仅危害浙省，而且骎及江苏、上海，人们遂以“嵊县帮”名之。他们在杭州、上海、苏州、南京等大城市均设有联络机关，且在军警宪特中安置或收买党羽、线人，因此，不论是被绑架的对象的情况，还是军警侦缉土匪的动态，都了如指掌。平时，他们不仅小打小敲，绑架各县商人财主，而且有时经过周密策划和布置，还敢于去触动大城市的商界巨子、金融大亨。1946年上海棉纱大王荣德生被绑票一案，就是嵊县帮土匪串通国民党军警特务干的。
通过审讯，军警们获知，此次嵊县帮盗匪本来是根据情报，要绑架两名到杭州去的湖州富商。不料或因天雨，二人似未成行，匪徒守候多时，便转移目标，竟绑架了两名金融界人物。匪徒还交代说，绑架和看票各有分工，并不兼营，所以，两名肉票目下已被另外几名匪徒挟持着，沿山路向北面安吉县逃去了。
这一来，范围又扩大了。于是宣铁吾再加派人马，封锁、追踪、搜索，但一连好几天，毫无进展。到27日，却从另一个方向找到了线索。这天下午，守候在杭州长途汽车站的军警拘留了一名可疑男子。一审问，竟然是看守两名肉票的匪徒之一，名叫安老二。这名匪徒说，军警昼夜不停的搜索、追踪，迫使几名票房匪徒夜行日宿，满山遍野地乱窜，疲惫不堪；而且见官府紧追不舍，恐怕最后要失风，届时对两名肉票如何处理，因与首领失去联系，不敢擅自决定。故而票房决定派安老二到杭州寻找同党，一则请人支援，二则请示匪首。据安老二供认，该股土匪首领姓周，曾经担任过浙江水警巡缉队队长；目下肉票正隐藏在安吉县大坞山中的山民家里。保安处当即令安老二带路，连夜出发追捕。
28日清晨5时许，大批军警到达窝藏肉票的村庄。山民告知，匪徒闻声已仓皇逃离。军警估计不会逃远，遂分头追赶。票房土匪这时分为两组，各挟持一名肉票逃窜。挟带徐柏园的一组被包围在村外一片竹林中。匪徒开枪拒捕，军警也开火还击，徐柏园乘土匪无暇顾及之时，匍匐逃出得救。匪徒见肉票已失，军警人多火力又猛，遂利用山林掩护遁去。当天下午，另一组匪徒在军警的追击下，也放弃了许宝骅，自顾逃命去了。
此案历时10天，浙省军警总算把肉票安全救出。许宝骅、徐柏园诸人到达杭州后，朱家骅、宣铁吾等浙省要人自然是设宴为之压惊，席间当然也少不了绍兴名酒加饭和女儿红。至于那些逃亡的匪徒，因军警连续劳累10天，目的达到，便也不再追剿，听其逍遥法外，继续为非作歹了。
清乡督办邓锡侯遇匪
不但上述主要公路干线上经常有盗匪劫车抢掠、绑票，各省、市的一些公路上，也不时发生匪案；若不是触及洋人或当时各界重要人物的话，报刊上甚至连一条消息也未必报道。这里介绍一个发生在四川公路上的匪案，因为所触及到的人物远较许主骅、徐柏园地位高，实权大，所以逮捕和枪杀的人也就更多。
四川土匪大都与袍哥有关，许多匪首都是袍哥大爷或舵把子。而袍哥在四川地方军队中势力也很大。因此，兵、匪之间，通过袍哥的中介，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一些军官、匪首、袍哥大爷相互间都是拜把子的兄弟伙。所以，四川官军的剿匪完全是官样文章，是显而易见的。
1926年军阀邓锡侯担任四川省清乡督办，负责剿匪事宜。然而，他的卫兵副官喻载阳与成都巨匪赵国栋就是拜把子兄弟。一天早晨六七点钟的时候，邓锡侯突然起意要到成都郊外游玩，便带着几名并兵乘上小汽车出发。喻载阳一手持枪、一手拉住汽车上的把手，站在车门前的踏板上，警惕地观察着公路四下的动静。
前方公路旁有一茶店。此时茶店内外，有一批身穿青绒短褂的汉子正乱哄哄喝茶、摆龙门阵、游荡。这几十人正是匪首赵国栋手下的一股，其两名头目叫黄成玉、周子云。他们打探到今日上午，有一名商人携巨款要到邛崃山区去采购黄金，便早早等候在此，准备打劫商人所乘的汽车。众匪徒等了许久，正有些不耐烦时，有人喊道：“那边来了一辆小汽车！”
黄成玉一面喝茶，一面说：“那人买的是长途汽车票，小汽车不会是的。”周子云却放下茶碗，边走边说：“管他呢，能坐小汽车的，准是个有钱人，多拉一个也好。”他招呼众匪徒说，“弟兄们，把路给堵上！”
匪徒们七手八脚地把茶店里的桌椅板凳全都搬到公路中间。这时，黄成玉也走了出来，他眯着眼睛，对驶来的汽车瞅了一会儿，扭头对周子云说：“咦，我看那汽车踏板上站着的像是喻载阳，莫非这小车里坐的是邓锡侯？”“对头，是喻载阳。”周子云也看清楚了，他兴冲冲地说，“就是邓锡侯也拉他来关一关，要他拿出个几千杆枪、几十挑银子来赎！”
“要得！要邓锡侯把我们编成正规军队！”几名站在近旁的匪徒附和着。黄成玉正犹疑间，小汽车已经驶近了。站在车外的喻载阳这时也看清了站在路边的黄成玉、周子云，心里着实吃了一惊，但马上就想出了应付办法。他认为，第一，他与赵国栋是兄弟伙，他要给赵国栋留面子，不能来硬的；第二，这伙人是赵国栋的部下，他们都知道自己与赵的关系，他们也要顾这个面子，不至于硬来；第三，邓督办正坐在车里，匪众我寡，打起来吃亏事小，邓督办性命和名声都难保。
于是，喻载阳把手中的枪插进枪套里，主动招呼道：“黄老弟，周老弟，二位辛苦了！”
黄、周二匪知道这个肥猪是拉不成了，只得尴尬地抱拳回礼：“喻大哥，近来可好！下车喝碗茶吧！”
“不用啦，改日再来喝。”喻载阳一边向二匪点头致意，一边轻声吩咐司机赶快倒车。
却说邓锡侯这日起得早了些，路上就倚在后座椅背上闭目养神。车刚停时，他倒也未在意，后听得喻载阳与人说话，随后汽车竟又倒起车来，便睁开眼睛往窗外看去。不看则已，一看之下，他不由惊出一身冷汗——车外几十名拿着手枪的人，正横眉竖眼地瞪着汽车，看见了邓锡侯的面孔，又用手指指戳戳，议论起来。等汽车退了一段路，掉头回驶时，邓锡侯回过头，只见那一群人也径自离去。
返回成都后，邓锡侯立即召喻载阳询问究竟。喻载阳无法隐瞒，只得如实说明。邓锡侯闻言勃然大怒。他认为，自己堂堂清乡督办，专司剿匪，今日竟道遇土匪，还险些为匪徒绑架，实乃奇耻大辱；若再不严厉惩治一下，上司、报界以及民间将何以看待我邓某人！而喻载阳则因匪方确实给了他面子，如果邓督办真的严办起来，他将来在江湖上会被人笑骂的，因此便极力希望邓锡侯手下留情。他说：“土匪正是因为得知小汽车上是邓督办，才不敢劫车架人的，以此可见督办的声威足以震慑匪类。督办何不网开一面，容其迷途知返呢？”
邓锡侯哪里肯听！他下令将成都市区内外穿青绒短褂的人，一个不漏地抓起来，逐个审讯；又逮捕了一批知名的袍哥大爷，将其中几十个通匪有据的，都砍头示众；同时，下令严行缉拿匪首赵国栋。一时间，成都地区军警忙碌，监狱人满，平素与土匪、袍哥有瓜葛的人纷纷藏匿，社会治安倒似乎真的好了一阵子。
赵国栋在四川呆不下去，三十六计，走为上，遂化装乘船顺江而下，躲到了上海。事隔不久，担任成都卫戍司令的刘文辉有事要借助赵国栋，千方百计地打听到赵的去处后，亲自派人到上海将赵国栋接回成都。邓锡侯自然闻知此事，但一则时过境迁，二则也不愿与刘文辉反目，便不再提什么缉拿赵国栋的话了。
民国时期铁路、公路上的匪案，使广大旅客出门上路，都是胆战心惊，不知何时会遇上剪径强盗绑票匪。“行路难”之叹，已不是李白所指的道路艰险之意，而是指途中无安全可言。而且，从本章所述的诸多案例来看，无论是北洋军阀，还是国民党，都没有给土匪以真正的沉重的打击。只要获得暂时性的、局部的解决，对上司或社会舆论有个交待，那就万事大吉，至于残余匪徒等也不必斩草除根，除恶务尽了。所以，即使撇开造成民国时期匪祸的社会根源不谈，官方剿匪敷衍塞责、得过且过，也是匪祸不断的一个重要原因。
城市重镇盗贼杀人越货
大城市里有土匪吗？有！但如果只是在电车、气车上扒窃，或潜入民宅撬门扭锁，那只是小偷、窃贼。如果因穷极无赖，一时起意抢劫杀人，那也只能定作抢劫犯、杀人犯。这些都还不能称为上匪。大城市中的土匪主要以有组织、有计划的绑架、抢劫为营生手段，这一点与肆虐在广大乡镇农村的土匪是完全一样的。这些土匪，有的以城市附近的农村、山区为巢穴，潜入城区进行活动；有的则利用大城市街巷纵横、人口庞杂的掩护，直接在市内设置据点，四出作案，城市居民一般称之为“强盗”、“盗匪”。民国时期，中国南方、北方的大城市里都发生过许多匪案，而且在国民党统治时期尤为严重。
愚人节上海一天六起匪案
先看一下上海。这个中国最大的城市，素有“冒险家的乐园”、“东方巴黎”和“小美国”之称。之所以是“冒险家的乐园”，是因为西方许多无赖之徒、在逃罪犯都远涉重洋到这里来钻营。他们既使上海变成藏污纳垢的世界，又带来了作奸犯科的技术和走私的武器、弹药。远的不说，1931年“九·一八”事变前后，许多原来在东北的白俄纷纷南下到沪。这些人本来就无以为生，到上海后便与海外黑社会挂钩，在上海贩卖军火，提供给各地土匪。
之所以是“东方巴黎”，是因为上海具有西方所有的一切生活方式：从俄式大菜到巴黎香水，从大腿舞到轮盘赌。纸醉金迷的生活刺激着人们的物质追求和金钱欲望，使那些不逞之徒不惜为之挺而走险。1934年5月8日，一伙匪徒在小西门蓬莱市场内抢走了蓬莱银号的500元大洋。市公安局侦缉队经过一个月的侦探，才抓获匪首，获知匪徒们一个月来，一直住在五马路满庭芳悦来旅馆里，整日狎妓、赌博、饮酒作乐。后侦缉队会同外国巡捕在此捕获10余名匪徒，并搜出枪支弹药。显然，当这笔赃款挥霍完之后，匪徒们又会有新的行动。
之所以是“小美国”，是因为上海地面素来是五方杂处、华洋混杂。各地来沪做生意、跑单帮乃至买卖军火、贩运烟土、卖淫、做拆白党的，纷至沓来，各显神通。其间还形成了所谓“苏北帮”、“宁波帮”、“广东帮”、“浦东帮”等封建地域性帮派；兼以同乡情谊、在帮兄弟、江湖义气等封建道德观念，进行约束，使那些潦倒失意、图谋不轨的人能紧紧抱成一团。1930年下246半年，一个绑匪集团在一个半月内，连续三次绑架作案，勒索巨款。其三名为首分子，马根生是上海人，管阿福是江苏扬州人，任子祥是浙江绍兴人。这江、浙、沪三个地方的人，之所以能合伙作案多次，就是基于上述原因。
在上海这样的环境和条件下，若有几个胆识俱佳而又心术不正的人组织、策划，又有一批膂力过人、会使刀枪的亡命之徒出面行动，形成土匪团伙实在是顺理成章的事。而上海的租界、华界，又使歹徒们能够由此逃彼地藏身、窝赃，躲避中外警探们的追捕，更增大匪徒们的贼胆。为说明民国时期上海盗匪的猖獗，先举几个例子。
这是一个颇有戏剧性的日子——4月1日。这一天在西方是愚人节，人们可以随意地开各种玩笑、说假话、搞恶作剧，受害者不得以为忤。然而，下面记载的1937年的这一天，发生在上海公共租界的几件事，却显然超出了愚人节捉弄别人的范畴。
这一天，上午9点30分左右，甘肃路129—131号几户人家被4名持枪匪徒抢劫，临行前匪徒公然鸣枪示威；11点左右，唐山路133弄9号住户，被几名匪徒搜掠半个多小时；晚上7点20分，一名中年男子在爱文义路的派克路口，被一名持枪匪徒威逼搜身，男子挣扎呼救，匪徒开枪伤其腿部后逃跑；7点30分，云南路156号某煤炭店正在收市结帐，不提防有4名匪徒持枪掩入，勒逼店主将当日售货款尽数交出；8点30分，几名匪徒闯入康脱路860号，以枪勒逼男女主人交出箱柜钥匙，搜劫半个多小时后离去；9点10分，华德路455弄83号来匪5人，分别守住前后门，持刀威吓主人，并割断电话线，搜劫衣物、首饰，满载而去。一天12小时中，发生匪案6起，平均两小时一起；这还仅仅是发生在公共租界内的，如果加上法租界、华界的，数字肯定还要惊人。
事实上，在华界内，一天中发生数起匪案的日子并不在少，1934年6月14日就是这样的日子。这天清晨4点多钟，设在上海南市制造局路543弄的大华茶园刚刚开门，就有6个身穿短衫的人走进来喝茶。稍停，其中4个人起身外出，径直敲开隔壁的金城纸烟店，对烟店张老板声称奉命前来抓赌。随后，二人守在门口，另二人不顾张老板的阻拦，直入其卧室，动手搜掠钱财和首饰。当他们进一步要撬箱取物时，张老板不顾一切地去夺匪徒手枪。两名匪徒拳打脚踢，甚至口咬；店主受伤多处，却死死抓住手枪不放，并狂喊救命。当匪徒刚进入金城烟店时，隔壁玉记理发店杨老板正从厕所返店，见两名陌生人守在烟店门口，便上前询问，被匪徒挟至茶园，连同茶园伙计一并监视起来。这时，杨老板听见张老板在烟店内狂喊，也奋力呼救。呼声在清晨的里弄里显得格外响亮，匪徒顿时慌了手脚，连张老板手中的枪也未夺回，便逃之夭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