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上午9点50分，闸北蒙古路荣森里15号闯入持枪匪徒3人，自称是公安局侦缉队员，入室后劫得大洋300元而去。当晚10点45分，曹家渡附近的一爿布庄被7名匪徒劫去26匹条子布。
从上述诸匪案可以看出大城市中土匪作案的一些特点。第一是人员少。
城市匪徒不可能成百上千地活动，只能是几人、10几人的小团伙，时聚时散，作案后便于逃窜、躲藏。第二是作案时间短。大城市军警相对较多，像上海还有巡捕在街头巡逻，尤其是对富人聚居的地段，往往重点巡查保护。因此盗匪只能伺机作案，快速行动，得手便逃。上述各例作案时间大抵都在半小时左右。1937年4月间，上海有一伙匪徒专于晚间自开轿车，在法租界各马路上转悠，见有单身行人，便停车拦阻搜劫，随后便驾车逃窜；一晚上竟连劫数人，这些都是着眼于“快”。第三是非不得已，很少开枪。城市匪徒以抢劫为目的，大都使用短枪，但多以威吓为主，只要事主不呼救，不为警捕发现、追击，一般都不开枪杀人。1937年2月3日下午5点多钟，坐落在新闸路339号的江苏银行支行已经下班。支行会计手提装有7000多元现款的提包，在保镖的护卫下，走出大门，准备乘上已等候在门口的三轮车，去总行交款。会计照例警惕地向四周扫视一番，忽见近在身旁的两个陌生人正在掏枪向他冲来。他急中生智，把保镖猛地推向来人，然后回身向银行大门跑去。保镖几乎同时也发现歹徒，急忙掏枪；守卫大门的警卫人员也拔枪射击。两名匪徒见势不妙，慌忙开枪还击，并打中警卫。保镖奋力抓住一名匪徒。这时附近假扮行人的匪徒也纷纷开枪，击伤保镖和三轮车夫，遂四散逃去。在这个匪案中，歹徒就是因形势危急，才开枪伤人的。
看赛车中学生被绑票
城市上匪除抢劫之外，主要作案手段是绑票。民国时期最著名的城市绑票案，自然是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德生被架案。这一案件，不仅当年震惊全国、轰动一时，就是近年来，也有许多报刊连篇累牍地介绍过，还拍了电视剧《上海滩绑票案》，通过荧屏传播，也许是家喻户晓了，本书也不必赘述。这里介绍一个发生在上海的小绑票案，但通过它，也可看出城市土匪的狡诈。
茅朝栋是一名丝业掮客，家境自然颇为富裕，住所在如皋路301弄9号。1937年4月4日，他的15岁儿子茅志康吃过午饭，与同校学生、13岁的钱三弟，正在门口人行道上玩耍。这时住在附近的两个年轻人王金林、杨志田走过来，对二人说：“今天下午，浦东有自行车比赛，不去看吗？”
“不去，我们下午还要上课呢！”两个少年回答说。
“塌半天课，有啥关系，走，我们同道去。”
两名少年本来就好奇爱玩，禁不住两个小青年的劝诱，便跟着一道乘车到了浦东。下车后，又走了一段路，四望一片农田，显然已是乡间。这时，只见前面走来两名军人，拦住去路。一阵盘问之后，一个戴墨镜的军人断言：“你们几个不像好人，跟我们走！”
茅志康、钱三弟两名学生哪里见过这种场面，早已吓得六神无主，王金林、杨志田二人则苦苦哀求放行。士兵只是不理，驱着4人前行。走了一阵，见四野无人，士兵从衣袋里取出几块黑布条，将他们眼睛蒙上，牵着他们走了一段，便进入一间屋子。
“娘舅，人带来了。”一个士兵说。
“就放在老地方吧！”是一个苍老的声音。
那名士兵吩咐说：“几个人分开来放，先把两个小赤佬捆好！”
于是，有几个人走上来，把两名少年的手捆上，耳朵上还贴了几层胶布，然后把他们送入一个里面铺着稻草和棉被的地窖。上面的木板盖上后，两名少年便与世隔绝了。
到了晚间，茅朝栋一家见儿子不归，便向附近同学家中打听，听说未去上学，不由得焦急起来，向亲友家中询问，均回答未见。一夜不安，第二天一早，茅朝栋赶往嘉兴路巡捕房报案，恰巧遇上钱三弟的父亲也来报案。巡捕房马上立案，随后委派中国探长邵景范负责侦查。
又过了一天，有人在茅家塞了一封信。信上说，茅志康现在很安全，要茅朝栋赶快备好1万块钱赎人，并登报表示同意，然后等候回音。茅朝栋将信交给捕房，邵景范吩咐不必理睬来信。但此后，又连续有几封信丢在茅家，内容一样。第8封信则恐吓说，如果再不理睬，将把茅志康的手足砍下送到贵府上。茅朝栋只得向捕房表示，准备登报同意绑匪要求。巡捕房在这10来天时间中，丝毫未侦出任何眉目，如今人命攸关，只得答应茅家的请求。登报之后，16日下午2时，茅朝栋收到第9封信，指示他晚间到夏记成衣铺交款。
夏记成衣铺店面很小，就在茅家不远的地方。成衣铺夏老板是个精明但却胆小的宁波人，按理是不会与绑匪有什么勾结的。茅朝栋与他虽是街坊邻居，但也只是点头之交。当晚六七点钟，成衣铺已经打烊，夏老板照例在店里开着灯，裁剪衣料，这时，茅朝栋提着装钱的皮包，敲开了成衣铺的门。当他说明要在这里与绑匪接头时，夏老板着实吃了一惊。但他知道，志康被绑架了12天，现在有了解决的希望，自己当然要帮忙，于是便请茅朝栋坐下来等。
8点刚过，有人敲门，夏老板紧张慌忙地去开门，来人是与茅朝栋住同一弄堂的梅福福。梅福福是浦东南汇县人，据说在什么地方做伙计。茅朝栋素来看不上他，这不仅是因为两人身份不一样，而且觉得他给人一种油滑、难以捉摸的感觉，令人不舒服。这时，梅福福站在门口，客气地说：“夏老板，麻烦你，借你的熨斗用用，好吗？”
“好，好，进来吧。”夏老板热情地说。
“咦，茅先生怎么在这里？”梅福福进屋后，看见茅朝栋，诧异地问。
茅朝栋勉强向他点了下头，表示打招呼。梅福福看了看茅手中的皮包，又问：“你家志康有消息吗？”
茅朝栋看了他一眼，把头偏过去，不理睬他。梅福福解嘲似地笑了笑，从夏老板手中接过熨斗，道了谢便离开了成衣铺。
茅朝栋一直坐到11点钟，再没有人来过。夏老板早已放下了活计，呵欠连天地陪他坐着。他只得失望地告辞回去。
当天夜里，捕房探长邵景范带人将梅福福拘捕审问。梅福福自然是大呼冤枉。然而经过一天一夜的讯问，他终于供出了全部情况。原来梅福福平素不务正业，参加了一伙强盗集团。他见茅朝栋家境富裕，又每每鄙视自己，便起歹意，勾结平时一道作案的王金林、杨志田等人，诱骗茅志康二人到浦东。梅福福戴墨镜、假胡子，与另一名绑匪戚四达化装士兵盘查；王、杨二人为防日后被两少年告发，又故意求情。梅福福藏票地点在南汇县钱家庙104号钱永生家。钱永生是个瞎子，独自住在村边小屋里，向为梅福福等匪徒窝赃藏票的窝主，匪徒们均称他为“娘舅”，以遮人耳目。两名少年在地窖内，因耳塞目掩，故仍由王、杨二人看守，并给以食物。梅福福与戚四达则进城打探消息、投递勒赎信件。16日晚要茅朝栋到成衣铺，还只是一个试探，看看茅是否带钱，周围是否有警探守候。如果一切满意，则将写第10封信，通知他到另一地点去交款。
然而，正是这最后一招，被探长邵景范估猜到了，因此这一绑票案得以侦破。18日上午，巡捕房警探由梅福福带路，乘车到浦东，将王金林、杨志田、钱永生拿获，救出两名少年；随后又往杨树浦路129号将戚四达捕获。
华侨富商厦门遇险
下面再看看上海之外的各大中城市，类似前述的绑架、抢劫案件也是时有所闻的。1934年3月，厦门华侨资本家曾上苑被架案就是一例。曾上苑老家在福建省同安县。他早年在南洋各地从事金融事业，曾任新加坡华侨银行总行长，后改任董事长；在缅甸也有资产和业务。1924年归国后，他卜居厦门鼓浪屿安海角38号。为发展家乡实业、改进市政建设，曾上苑壮心不已，在厦门市投资经营房地产业，在大同路一带建造了一批公寓大厦，并开办了大千旅馆和酒楼。他虽年逾花甲，仍旧每天上午自鼓浪屿乘自备汽艇，过海到厦门，亲自过问旅社和酒楼的业务情况，晚间方回，显出极强的事业心。3月17日晚间9时，曾上苑从大千旅社出来，步行到码头，他的汽艇就停泊在那里。汽艇上有两名工人，驾驶员名叫林天国，管机器的叫许汉国。曾上苑在林天国的搀扶下，上船走进舱内，看见有两名陌生人正坐在艇内，与许汉国交谈，便奇怪地问：“这两位先生是。。”
林、许二人连忙陪笑回答说，这是他俩的朋友，想顺路搭曾先生的汽艇到鼓浪屿去。曾上苑听说如此，也不怀疑，便点头表示同意，随即吩咐开船。汽艇“突突”地向南面鼓浪屿方向驶去。
曾上苑忙碌一天，坐在舱内沙发上闭目养神。船驶出港湾一段后，因浪大有些颠簸，他睁开眼睛，海上一片黑暗，只有船前一段被灯光照亮；他回过头去，码头上灯火已渐渐远离。忽然，他隐约看见汽艇后面还拖着一条舢板，不禁疑惑起来，便询问司舵的林天国。林尴尬地解释说，是那两位朋友的船，想带到鼓浪屿载客。曾上苑因林、许二人事前未经请示，便擅带搭客，已不高兴，只是未流露出来；又见拖带舢板一事隐瞒到现在，更是气愤。他扭脸去看那两名搭客，那两人神情异样地低下头去。这时，他听见艇尾有动静，连忙回过头去，只见舢板上跳过来4个手持短枪的汉子——显然是藏在舢板舱板下的——惊愕之间，一人已到眼前，手持一装白灰粉的布包，猛然塞住了他的嘴巴。与此同时，先在艇上的二人已分别掏出枪来，对准林天国和许汉国，命令他们将汽艇掉头，绕过鼓浪屿，驶往嵩屿和东屿之间的大屿岛。
汽艇驶至水上公安局设在海面上的验船处时，速度照例慢了下来。一名水警用手电筒对汽艇前后照了照，大声问：“到何处去？”
“鼓浪屿！”一名匪徒大声回答：这是一个十分明显的谎言！曾上苑多么希望这名水警能察觉这点，而勒令停船检查啊！然而，那懵懵懂懂的水警甚至连想都没有想一下，到鼓浪屿应当向南行驶，而现在汽艇却是向西开。他熄了手电，懒洋洋地一挥手：“走吧！”汽艇便加速离去——就这样，曾上苑失去了一次被救的机会。
汽艇驶近大屿岸边，一名匪徒开枪击碎了驾驶室的玻璃，显然是意在发出信号。汽艇靠岸后，匪徒们将曾上苑拉下船。岸上有20余名土匪接应，前后簇拥着曾上苑，通过怪石嶙峋的海岸，来到岛上的一间草案中，随后在此连续潜伏了三天。曾上苑注意到林天国、许汉国都未下船，却不敢询问他们的去向。听看守者相互交谈，他得知，匪徒们认为这几天海上巡查一定很严，因此要躲避几天，待风头过去再走。
却说曾上苑当夜未曾到家，家属自然焦急不安，打电话询问大千旅社，说是早已返回；遣人到鼓浪屿各码头及亲友家查找，也毫无踪影。翌日清晨，家属急将此案报与水上公安局。水警方面因曾上苑是当地著名大亨，倒也下令派人四处查访了一番。这天下午4点钟，在东屿发现了汽艇。艇上除了弹痕、白粉等证明曾上苑遇匪之外，未留下任何线索，林天国、许汉国也不知去向。到19日深夜，水警得到一个情报说，有人在鼓浪屿西边内盾澳发现三艘帆船，上有20多名土匪，携有驳壳枪和冲锋枪。水上公安局磨磨蹭蹭地调集了20多名武装水警，乘两艘快艇，前往搜捕，但什么也未找到——曾上苑因此失去第二次被救机会。
这三艘匪船在水警快艇到达前10几分钟出发，驶往大屿，将曾上苑架上船后，于20日清晨北行。为了防备遭遇警船，以便随时可以靠岸、弃船而逃，三艘帆船都紧贴着海岸行驶。不料，船驶至员当港附近海面时，早潮退去，三艘匪船全都搁浅在沙诸上，动弹不得。曾上苑坐在舱内，引颈遥望，隔着狭窄的海湾，可以看见厦门闹市区的繁忙景象。他心里想，这时如果有水警的巡逻船到此盘查，这批土匪还能逃得掉吗？然而，整整一天，这片海面上竟没有一艘水警船经过。正值匪案侦缉过程中，水警竟如此麻痹懈怠，真是令人膛目结舌——于是，曾上苑第三次失去获救机会。
至晚潮起，帆船浮起，继续前行，到同安县吴灌登陆。匪徒们架着曾上苑走在崎岖的山路上，经过几天的风餐露宿，一行人最终到了同安县境内的最高峰天柱山。匪徒们对曾上苑说：“请曾老先生在此暂住几天。我们已给府上去信，只要他们尽快交来赎金，我们会送你回去的。”
那两名乘过曾上苑汽艇的匪徒，还特地告诉他说：“林天国、许汉国二人，与我们只是认识而已，并非同伙，将来曾先生回去后，务请不要为难他们。”然而，根据林、许二人后来永无消息这一情况来看，“并非一伙”的说法恐怕是靠不住的。
匪徒留下4人看守曾上苑，其余的则离去另行作案。曾上苑终日无事，便与看守闲谈，介绍自己自小到海外艰苦创业的经历，暗示土匪营生不可为。一个名叫裘二的匪徒悄悄对曾上苑说，他的大哥裘大在附近镇上开一爿小店，如果曾先生有事要通知家中，他可以通过他大哥帮助转达。曾上苑立即觉察到裘二的意图，便对他说，如果他愿意帮忙，使自己得救，将来一定重重酬谢他兄弟俩。裘二答应帮忙。
曾上苑的儿子已收到土匪的勒赎信，因素款20万元，正在奔走筹集现款；忽报有裘大带有父亲手书前来，不禁惊喜交集。26日，曾子在裘大带领下，赶往同安县，见到裘二，一同求助于当地驻军。经过一番上下打点，第二天一早，驻军派出150名士兵，随裘二上山。官兵击毙了两名看票的匪徒，救出了曾上苑。裘二因功免罪，不再处理。曾上苑给了他一笔钱财，嘱其好自谋生。此案遂告终结，但另外20来名匪徒则得以漏网。
望志路上枪声大作
因为城市中有资产的人较多，盗匪给居民带来的损失，有时是极为严重的。又因为城市人口密集，盗匪对社会治安的危害，也同样是十分严重的。试看下面所述发生的安徽省合肥市和上海市的两起匪案。
合肥市油坊巷有一世代巨富，户主褚鸣銮，其父在世时曾购得大量黄金和金条，于10年前埋藏于卧室地板之下。此事仅当时家中两名老仆知情，老的街坊邻居也风闻一些，家中后进门的媳妇等人都不知情。其父过世后，其母褚张氏仍住在这间卧室内。1934年6月12日夜晚，有七八名匪徒翻墙进入褚宅，躲在厨房里。恰巧，厨娘偶然有事，到厨房取物，开灯忽见黑布蒙面的强盗，吓得面无人色，转身欲逃，被强盗一把抓住，掩口捆绑起来。盗匪随即直奔诸张氏卧室。老太太见状，知道来者不善，连忙转身从柜中取出400块大洋堆在桌上，表示愿意奉送。岂料盗匪全然不顾，以刀逼令老太太不许动弹，遂径往床后，移开放置俺咸蛋的坛子，撬开地板，从下面取出窖藏的赤金120余两，金条两大盒，共20余根，随后又将桌上的400块大洋一并带走。褚家此次遭劫，损失极为惨重，仅按当时价格，就约合三四万元左右。后警方估计，盗匪蒙面，且熟门熟路，显系知情人参与或指点，但迁延日久，终无从侦破。
上海公共租界的浙江路上有一家中兴鞋店，生意兴隆。老板何坤生收入甚丰，在法租界望志路南永吉里4号置有一座小楼。何家自住楼上，楼下则分别租与三家房客。1934年2月间，何家曾遭到一次匪劫，被抢走800余元现款，自然是无从查找。何老板自我安慰地说：“破财消灾，得免后祸。”岂料“福无双至，祸不单行”，时隔三个多月，何家竟又遭匪祸。
6月7日夜间10时半左右，一帮盗匪敲开南永吉里4号小楼的后门，首先以枪逼住开门的房客；随后，将楼下3家主仆10余人囚于一室，一匪看守，另有二匪分别把住小楼前后门。其余诸匪悄然上楼，直趋何坤生卧室。何老板正朦胧入睡，听得强盗一拥而入，猛然惊醒，不待强盗反应过来，急忙推开临街窗户，对外狂呼“捉强盗！”正在附近巡夜的巡捕陶德林闻声当即拔枪驰往，边跑边猛吹警笛。看守前后门的两名匪徒见势不妙，正欲逃跑，一名被陶德林撞个正着，当场抓获；另一名被一个路过的卖菜小贩一扁担打翻在地，也被拿下。这时，在楼上的盗匪顾不得抢劫，纷纷从楼窗跳出，沿屋顶向东奔逃。附近巡捕闻声赶来，举枪对匪射击。盗匪则一边在各家屋顶上窜跳，一边开枪还击。一时间，马路上枪声大作，流弹横飞。一名匪徒在望志路190号生泰木器店的屋顶被包围，顽抗拒捕，开枪打伤一名过路老妇。匪徒自己也旋即被子弹击中，从屋顶坠地身亡。其余匪徒则借着毗连的屋顶，一路跳腾，逃之夭夭。沿途数十家夜梦惊起，旦不去说，仅屋瓦就碎裂无数，只得第二天请人打扫、修理。
殷格兰护犊丧命
南方城市盗匪这般猖撅，北方城市亦复如此。天津、北平城内匪案也迭有发生，甚至还发生过强盗抢劫、击毙外国人的事件。美国传教士殷格兰被杀案，即是一例。殷格兰于清末来中国传教，后见中国医学落后，遂致力于行医，精通外科，在北平颇有名气；并曾以中文写作出版过几种医学书籍。年迈退休后，他仍居住北平，在市内及西山均有寓所；平时即从事编写外国人学习汉语的课本。到1934年，殷格兰已经75岁，来华达46年之久。这年6月，殷氏夫妇准备携两个小孙子到北戴河度夏。14日下午，全家到西山寓所去取毛毯，当夜即宿在那里。
深夜12点半左右，殷格兰听见客厅有玻璃破碎声，便起身察看。刚打开卧室门，几名破窗而入的匪徒已冲了进来，用手电筒照射着殷格兰的面部；同时用手枪对准其头部，勒令他交出钱财。被嘈杂声吵醒的孙儿从隔壁儿童室跑过来，惶恐地叫唤着爷爷奶奶。殷夫人正要搂过孙子，一名匪徒猛地抓住一个孩子的手臂，威胁说，不交出钱来就打死他。殷格兰眼见可爱的小孙子在匪徒的魔爪中挣扎、哭喊，心都要碎了。他大喝一声：“畜牲，放开他！”同时猛扑过去，把那匪徒推到墙边，用力压住。匪徒一面抵挡，一面扣动了扳机，两发于弹分别打中了殷格兰的左臂和头颅。殷格兰留恋地看了小孙子一眼，沉重地倒在了地上。
匪徒们留下一人，看守哭泣哀愉的殷夫人和小孩，其余的立即开始搜索。然而，他们大失所望，因为除了一只怀表、两副老花眼镜之外，他们只找到5元钱——殷格兰的主要财物都在北平的另一寓所中。悻悻离去的匪徒们沿途又抢劫了4家商店，才呼啸而去。此案因涉及洋人，北平军警方面曾下功夫进行侦缉，但始终未能破案。
伍朝枢不知什么是“拉肥猪”
本章前述诸案中，无论军警如何颓预无能，总还是在那里做出一副努力侦查、争取破案的姿态。如果城市中的军警居然也化为城市土匪，那么事情就更难办了。下面叙述一个发生在四川省成都市的案件。
1931年，国民党内的反蒋派系在广州成立国民政府，对抗蒋介石的南京国民政府。这在民国史上称作“宁粤分裂”。广州方面派出人员到各省拉拢地方军阀，共同反蒋。其中，伍朝枢奉命到成都，游说四川军阀刘文辉、邓锡侯、田颂尧，下榻于仁厚街的李铁夫公馆。这天傍晚，四川省主席刘文辉登门拜访，李铁夫遂预备了晚宴，款待伍、刘二人，让他们吃过饭可做较长时间交谈。
刘文辉的并兵副官杨炳云曾当过土匪，后被军队收编，因他又是袍哥，在江湖上吃得开，刘文辉颇有倚重之处，故让他当上了自己的护卫副官。这时，他得知刘文辉要在李公馆吃晚饭，便走出公馆，招呼另两名弃兵廖体祥、杨绍清，坐上刘文辉的小汽车，对司机高国俊说：“走，上东胜街！”
路上，杨炳云对两名弁兵说：“我们用这辆汽车，去拉个肥猪来，弄点钱用用。”
“拉谁？”几个人异口同声问。
“白胖子！”杨炳云说。
白胖子名叫白治平，是前任四川省长杨森手下师长白驹的三哥，家中极为富有，因生活优裕，长得又白又胖，故而人称“白胖子”。杨森下野后，部下失势，因此杨炳云敢于去动白胖子。
汽车到了东胜街，杨炳云和两名弁兵进去，持枪威逼着白治平走出家门，要他上汽车。白治平在室内时，因恐枪伤家人，故顺从地走了出来；但到了街上，他想只要拖上些时间，就会惊动军警前来过问。因此，他双手撑住车门，死不肯上车。杨炳云等3名军人后面推、前面拉、旁边挤，怎奈白胖子身体太胖，车门太小，只要他不愿进去，就总有一部分身体卡在车门外。双方相持许久，已有一些过路行人远远地站下观看，并议论起来：“抓白胖子做啥子？”
“不知道，是不是犯了什么法？”
因为杨炳云等人穿的是军装，开的是小轿车，故而围观的人才有这种说法。白胖子听到了，不顾一切地大喊起来：“他们是土匪，要拉肥诸，快去报警！”
杨炳云气急败坏地掏出手枪，朝天放了几枪，骂道：“搭老子的，再不上车，老子毙了你个龟儿子！”
白胖子仍旧下肯上车。围观的人倒被枪声吓跑了一半，有人路过驻扎在附近的刘文辉军队营房时，就报告了有土匪拉肥猪的事。驻军闻报后，便派了士兵，一面朝天开枪，一边向出事地点冲来。杨炳云见势不妙，担心与来人对打起来，互有伤亡，对身兼军长和省长的刘文辉名声不利，只得恼怒地把白胖子推倒在地，几个人钻进汽车，一溜烟地开走了。
东胜街枪响时，仁厚街的李铁夫公馆里，伍朝枢和刘文辉正在促膝交谈，伍朝枢闻声便问：“外面出了什么事？”
公馆的仆人走出门去打听，回来报告说：“拉肥猪的。”
伍朝枢是广东人，又是初到四川，自然不懂这是句土匪行话，倒真以为是屠宰场拉肥猪，就奇怪地问：“拉肥猪要开枪干什么？”
刘文辉不禁笑道：“拉肥猪就是土匪绑票。”
伍朝枢心想，这成都市是四川省首府，军警极多，却不料省主席坐在这里和我谈话，门外街上就有土匪绑票，于是情不自禁地一吐舌头，惊叹道：“川匪这样凶！”
刘文辉闻言十分尴尬，只得找话题岔开过去。
回到家，刘文辉立即下令调查当晚匪案，自然马上就得知，是自己贴身护卫干的。他当着侍从副官李金安的面，大骂杨炳云：“太叫我丢面子了，非狠狠治一下不可！”因为李金安也是袍哥兼土匪出身，深得刘文辉信任，留在他身边的。
第二天，军法处果然将杨炳云逮捕起来，准备惩处。李金安兔死狐悲，两次向刘文辉说情，刘文辉只是不睬。李金安又向刘最宠爱的姨太太求情，请她在军长面前转圈一下。姨太太为难地说：“这件事确实叫军长生气，如今人已在军法处，叫他再去要回来，不好开口呀！”
李金安于是故意放出话来：“杨炳云的事，军长不管，可以。改天别人把军长整起，我们也不管。”
话传到了刘文辉的耳朵里，他表面不动声色，心里却不安起来。四川省袍哥、土匪车载斗量，政界里、军队中，到处有他们的耳目、党羽，官吏如得罪了他们，小则丢官，大则丧命。因此，上至省主席，下到保甲长，对袍哥、土匪都得让他三分，才能保得平安无事。这时，刘文辉想，莫说李金安真的串通袍哥、土匪，来整他一下；便是以后偶然遇上土匪，李金安等人甩手不管，也就够他受的。于是，他硬撑着面子，捱过了几天，便要他的姨太太打电话给军法处，通知他们把杨炳云给放了。
江河湖泊水匪肆虐
中国地域广大，江河湖泊分布极广。民国时期，黑龙江、长江、珠江以及大大小小便于航行的河流，如闽江、汉水、淮河、大运河，其水面与两岸，几乎都有水匪肆虐。洞庭湖、波阳湖、太湖以及大大小小的湖泊，如微山湖、洪泽湖、巢湖等，则又有湖匪横行。下面先介绍几个江河上水匪行凶作恶的案例。
白兰德船长命丧鬼城
1924年1月初，一艘悬挂美国国旗的客轮“紫瑞”号由湖北宜昌沿长江上行四川重庆。这艘船由中外人士合股购置，登记在美国人办的大来洋行。4日晚，紫瑞轮驶至四川丰都县高家镇，因江风呼啸、水面黑暗，不宜行驶，便停靠码头过夜。船长白兰德督促水手们做好各部分工作，安排值夜人员。他特别提醒大家，去年福源轮曾在此被匪打劫，船长被杀，因此务请各位警惕。
布置完毕，白兰德回舱室休息。他打开一瓶威士忌，给自己斟上一杯，朝墙上挂着的照片举杯致意，然后一饮而尽。照片里，他的妻子和4个儿女们正在朝他微笑。白兰德是英国人，今年45岁，长期在中国从事内河航运，仅在长江上游行船已达14年之久。他准备明年这个时候就退休，回上海居住，不再往返奔波了。想到这里，白兰德心情愉快起来，喝了酒，便解衣上床。
天寒夜深，乘客们都己休息。少数人则裹在被子里，兴致勃勃地大摆龙门阵。有人说，丰都城是有名的鬼城，我们今晚可别遇上鬼！又有人说，死鬼倒不可怕，可怕的是活鬼，最近几年长江上盗匪极多，这丰都城也是出没之地。一番死鬼活鬼的话，说得众人心里发毛，不由得肃静下来，似乎怕惊动了鬼们。于是各人蒙头睡去。夜，静极了，只有江水拍打船舷，不断地发出“哗哗”声。
这时，从客舱和统舱中窜出几十条黑影。他们一部分直奔甲板，抓住了守夜水手，另一部分则守住各层舱位通道，第三部分来到帐房，敲开了舱门。睡眼惺松的帐房先生一见几名持短枪的人，脑袋“嗡”地一响，知道果真遇上了“活鬼”。
“把钱交出来！”为首的匪徒用枪指着帐房先生，低声命令。
“钱锁着。。”帐房紧张地回答。
“把钥匙给我！”
“不，不在我这里。。”帐房拙劣地辩解说，企图拖延时那匪徒恶狠狠地问：“给不给？”同时把枪口对准帐房先生的心口。
“来人。。”帐房刚开口喊，便被一枪打死。
白兰德船长在睡梦中已觉察到动静，听见枪响，急忙起身取出手枪冲出卧室。他看见匪徒正在帐房间里砸柜劫钱，不由怒火中烧，举枪欲射。几名土匪同时开枪，白兰德顿时倒地身亡。流弹击伤了闻声出来察看的水手、乘客各一人。匪首捡起船长的手枪，骂道：“这个龟儿子在江上行船时间最长，造孽最大，让他喂鱼去吧！”
几名匪徒抬起白兰德尸体，掷入江中，随后，他们一面在帐房搜检票款，一面逐个劫掠乘客所携钱财，共获1万余元。这时岸上响起枪声和呐喊声，原来高家镇团防听见码头枪声后，集合赶来。匪徒们便从容不迫地乘上轮船所带的救生艇，向江心划去，消失在茫茫黑夜中。
长江，自古以来就是出四川的主要通道。即使是到陕西长安，因“蜀道之难，难于上青夭”，也无法直接北上，而必须先东下江陵，再取道北上。唐代大诗人杜甫于安史之乱后，在成都所写诗句：“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就反映了这样一条旅行路线。因此，长江航运业历来十分发达，而四川重庆到湖北宜昌、江陵、江口的一段水路，因连接两省重要码头，故更显繁忙。此段途中经过瞿塘峡、巫峡、西陵峡，两岸风景秀丽壮美；兼有王昭君故乡秭归、刘备托孤的白帝城、鬼城丰都等名胜古迹，更是吸引游客。
1923、1924年间，重庆至夔州间仅一日行程的水路，沿岸就有80多股土匪。例如丰都县与石柱县交界处的陈家场，有一股匪徒达3000余人，盘踞两年有余，官军莫可奈何。他们打劫江上木船，以致三只五只航船都不敢成行。至于轮船，无论上下水，凡经过匪徒麇集之地，必鼓足马力，疾驶而过。但匪徒仍遥以枪击，时有伤人毙命之事发生。洋商轮船均在两舷设置铁甲板，以御枪弹；各船且配备机枪，用来自卫。
1927年10月下旬，仍在长江这段江面上，又发生了一起更为严重的匪案。24日上午，湖北宜昌轮船码头上，法商客轮江庆号正要启旋开航。一群人匆匆赶来，为首的是一名头戴礼帽，身着中山装的男子，身后跟着10几名挎着盒子枪和手枪的士兵。待这群人上了船，水手抽掉跳板，轮船拉响汽笛，向上游驶去。时值秋高气爽季节，天空格外高远，白云变幻奇巧；江水格外澄碧，银波闪烁迷离。旅客们站在上下甲板上，凭栏远眺，指点山河。他们谁也没有想到，在这条船上，混有30多名乔装旅客的匪徒；当然更不会想到，再过一两个小时，他们中将有人饮弹而亡，葬身江底。
一名伙计模样的人来到后甲板，找到一个衣冠整洁的商人模样的人。
“查清了吗？”“商人”头也不回地问。
“查清了。”伙计悄声报告说，“最后上船的是新任夔州县知事。”
他见那“商人”凝视着船尾飞雪溅玉的浪迹，半晌不开口，便问：“干不干？”
“照干！”“商人”回过头，对伙计简短地吩咐说，“10点钟，听信号。”随后，两人相继离开，一个回到客舱，一个回到统舱。
10点刚过，那商人打扮的匪首带着几个拿着长、短枪的匪徒冲进过道。
旅客们惊恐地看见，那人“呼呼”朝天放了两枪后，刹那间，从各方涌出一批持械匪徒。他们把守通道，威逼旅客“谁也不许动”，并开始搜劫行李。两名匪徒占领了舵室，逼令舵手继续航行，不得拢岸或靠近其他船只。
夔州知事住二等舱。护兵们旅途无聊，正大摆龙门阵，听到枪响时，才发现几名土匪的枪口已对准他们，并喝令缴出武器。众士兵张皇失措之时，在另一舱室假寐的两名士兵突然开枪。一匪应声倒地，余匪连忙隐蔽还击。众士兵急忙拔枪参战。一时枪声大作，子弹横飞。各舱位的匪徒除少数看守旅客外，纷纷赶来助战。兵、匪双方在甲板上奔跑，在舱室里躲避，甚至利用旅客的身体掩护。不断有人倒地，呻吟声和惊叫声频频响起。
枪战持续了近1个小时，最后士兵因四面受敌，人少伤多，遂呼吁停战。双方协议，士兵交出枪械，土匪则保全县知事和士兵们的生命。胜利了的匪徒们将被打死的船员、士兵、乘客的尸体抛入江中。据后来清点，共死伤60多人。匪徒重行搜掠乘客和船员们的银洋、衣物。抢完后令船在江滩边靠岸，众匪下船逸去。江庆轮满载恐惧和悲伤缓缓上行，至巫山码头停泊，送伤员上岸救治。这时，日清公司的一艘轮船宜阳丸正沿江而下，行至出事地点，闻江中有人呼救，打捞上船，原来是两名士兵在枪战中受伤落水，挣扎良久，至此方才获救。
水雷炸沉万顺渡轮
珠江三角洲河网密布，广州至各县以及各县之间，多有内河航班往返，居民外出常以船代车。此地水匪活动也相当猖獗。1924年12月6日，广东基督教学校师生员工二三十人乘校内自备汽轮到广州市活动。晚间9时半，众人上船返校，黑暗中未发现有6名陌生人混入。途中，6名匪徒持械胁迫驾驶员将船驶过学校，径往黄埔附近停靠，将船上外籍女教师、中国女学生及学校职员悉数胁持而去。诸人中只有一名会计幸免。此人去年在这一带曾被土匪绑架、扣留一个多月，历尽苦难。这次一见有变，急忙乘夜色从船尾滑入水下，抱住尾舵，在寒冷的江水中泡了10几分钟，听得匪徒远去后，才上船与驾驶员一道将船开回学校。事后人们拿他开玩笑说：若非是惊弓之鸟，哪得为漏网之鱼？
广东三江（即西江、东江、北江）水域上，常有水匪向船主下片子勒索钱财，数目从千百元至数千元不等，称为“行水”。船主若听命付款，可相安一时，否则土匪就要劫船，甚至炸船。
1927年7月26日上午9时，来往于广州万成渡口与顺德县大良乡之间的万顺号渡轮满载200多名乘客，从广州驶出。下午1时左右，船至南海县江面，两岸突然涌出匪徒百余人，向渡船射击，并狂呼“停船”。舵手见状，鼓轮急驶，企图冲过这段江面。这时天空乌云密布，暴雨将至，能见度极差。舵手急切中未及细察，船体撞上土匪在航道中敷设的水雷，于是轰然巨响，渡轮被炸。爆炸激起的巨浪掀翻了渡轮及其拖带的小轮。恰巧这时暴雨倾泻，风雨声盖住了溺水者的呼救声。透过密集的雨帘，只见江中人头沉浮，船体碎片和乘客们的物品随波逐流，渐渐都随汩汩江水淌去。匪徒见船被炸，欢呼雀跃，久久在风雨中观看，似有无穷乐趣。直至附近一艘海军江防舰赶来，才将匪徒击走。军舰与随后途经这里的两艘渡轮合力打捞落水者。最后统计，各船共救起120人，其余100多人均被炸死或溺死。许多尸体被雨后大水直冲出江口，漂浮于伶仃洋面。乘坐渡轮统舱的穷苦人因紧挨船底，直接被炸，最早溺水，故死亡者最多。事后查明，匪徒以李恩、袁拱为首，曾多次向万顺轮勒索巨额金钱，一直未能如意，故屡屡扬言要炸毁该船。该船因之损失不下四五万元。
淮河全长1000多公里，支流湖汉极多，所流经的豫、皖、苏三省，又向为盗匪出没之地。因此，航行于淮河水面的船只为匪所劫，司空见惯。其中安徽省境内的寿县峡山口，凤台县的老鼋窝、姚家湾子，怀远县的和平冈、黄盆窑等地，水匪啸聚尤多，船主、伙计每行至此，莫不心惊胆战，倍加留神。1923—1924年间，老鼋窝有四五十人一股匪徒，以一张姓大兵为首，枪械精良，子弹充足，专门劫掠商船。当时商船为防匪劫，往往结队而行，该股匪徒竟能同时拦劫5艘商船，不容其任何一艘逃离。秋冬季节，淮河水位下降，船只若是重载，经过水浅处时，须请驳船起驳或纤夫拉纤。土匪即利用航船靠岸、装货卸货或缓行之机，大肆抢掠。商船被劫后，匪徒迅即挟赃远飏，无从追踪。而受害事主也往往不愿报案——已受盗匪之劫掠，不愿再受官兵之勒索——而土匪也就更加肆无忌惮，为祸不已。
土匪向事主勒索钱物等的信函；也有称名片为片子的。
集团军司令遭匪伏击
国民党统治时期，水匪的猖獗较之北洋军阀统治时期，可以说是犹有过之。先说一个1927年10月发生在苏北大运河上的匪案。这时，南京的国民政府已经成立半年多，南京和武汉已经合流，刚刚在龙潭战役打败偷渡长江的军阀孙传芳的部队。为防止北军再度南下，同时为西征唐生智，江苏各地调兵遣将十分频繁，苏北内河航运的小汽轮都被征去运兵。往来旅客只得乘坐船民撑行的航船，装载人货既少，速度又慢。24日，冯玉祥的西北国民革命军独立第一混成旅的军医处顾处长带着4名随从，均着便衣，乘船从高邮县到清江县出差。航船沿大运河缓缓北上，行至高宝湖、白马湖衔接处的刘堡时，被几名持枪土匪劫持。匪徒挨个搜掠，同时询问各人身份。顾处长因担心土匪为孙传芳部下溃兵，故佯称为苏北宝应县人，在上海读书。不料匪徒闻言大喜，下船时即将顾架掳而去。后据熟悉土匪习性的人介绍，匪徒一则因当地人便于联系、说票，二则当地人而能在上海读书，必为有钱人家，可勒索巨款。设若顾处长声称家乡遥远，不易带信，则土匪可能弃之不顾；又设若顾处长明言自己的身份，则土匪可能虑及其军官地位而不敢绑架。上述这种说法虽有一定道理，但分析起来，却也未必。临城劫车案所架肉票，外国人姑且不论，便是中国人也多非山东居民，土匪不是照绑无误？至于顾虑官员身份，更是站不住脚的，远的不说，就在顾处长被架的同时，土匪还架走了一名高邮县政府的财政科长，却丝毫不见有犹疑神情。因此，以常人的心态去揣测土匪，往往是很难得准确的。
下面再看一个比军医处处长大得多的国民党将领遭遇水匪的案子。福建闽江两岸素多水匪，民国以来，历届地方政府都在此设立水警，用以镇慑、搜捕、打击水匪，然而匪患始终未弭。1941年春，日军占领福州后，闽江水匪乘兵荒马乱之际纷起，大小达10余股之多。洪山桥附近匪首陈保国率匪众公然夺取了两个分队水警的枪支（每分队30人）。股匪在闽江沿岸拦劫装载难民北逃的船只。因逃难者大都携带家中最值钱的物件，所以匪徒掳获极丰。又因沿江匪股众多，逃难船只鲜有漏网，甚或有连续被劫数次的。战局稍趋平定后，土匪并无收敛。在大箬、小箬等水警驻防处，他们公然出没，不知畏惧，且向过往民船勒索过路费，每船以大小，三五元不等。秋天，日军退出福州，国民党军政当局仍无暇顾及剿匪事宜，听之任之。
这年年底，国民党军队第二十五集团军司令李觉从福州到南平视察军务。一行人租乘闽江轮船公司的一艘汽船，溯闽江而上。冬季水浅，船速较慢，行至水口上游三都口附近时，已用去两小时。船中人都坐在客厅内，凭窗眺望两岸的景色。远山连绵起伏，犹如黛色城垣凌空而起；近山红枫绿樟，宛然彩笔渲染交相映衬。一名北方籍军官止不住赞了一声：“好地方。。”一语未毕，岸边响起一声清脆的枪声。
“怎么回事？”李觉从沙发上站起，准备走到窗前探视。陡然间，两岸传来密集的枪声，子弹“嗖嗖”地飞向汽船，有的击碎了玻璃，有的打在钢板上。。“司令！”一名卫士猛地把李觉推开，把他护送到子弹打不到的死角。
李觉看见那卫士的肩头鲜血正在流淌，他还听见外面枪声中夹杂着的粗野的呼喊：“把船靠过来。。”
这时，其他军官和卫士们一边用手枪、冲锋枪还击，一边架起机枪向两岸猛扫。渐渐地，两岸枪声稀疏下去，终于停止。土匪见难以得逞，只得撤退。
消息传回福州，省政府大为震惊。省主席陈仪恼怒地说：“匪患严重竟至此地步，几乎杀我国军将领，简直成了日本人的帮凶，非痛剿不可！”他下令，三个月必须彻底解决闽江沿岸的土匪。水警总队队长余钟民这才紧张起来。他亲自调查情况，布置任务，指挥行动，对10余股土匪收编了一部分，消灭了一部分。唯有袭击汽船的一股土匪后来得知闯了大祸，远远地窜入戴云山中，躲避风头。水警第一大队派人打入该股匪众之中。后水警分三路包围，将这股匪徒全歼。
在四川的一些内河水面上，土匪劫船称“打歪（wái）子”，往往事先与船主暗中联系，摸清有何客商，雇船托运何宗货物，到何处去。待船行至某地，盗匪突出劫货，船主假意反抗，客商则蒙在鼓里，只得自认晦气。又有“掉鞭子”或称“宰根子”的，是土匪假扮官军或民团，借检查违禁商品为名，抢劫商船。不少客商为安全起见，在码头上央人与土匪说包袱。土匪即派人随船护送，遇有他股土匪来劫，护送者即取出本股匪首名片或帮会的标记，便可通过。
浙东地区山明水秀，景色妩媚。四明山、天台山、会稽山重峦叠翠，群山间流出无数湍急清彻的溪流，汇合成甬江、曹娥江、浦阳江等许多可供航行的河流。沿江两岸，自古以来就流传着孝女曹娥、西施浣纱等无数与河流有关的故事。就在这绿水青山之间，仍时有匪徒出没，为非作歹。他们手持刀枪，横行江上，过往船户闻风丧胆。1933年10月下旬，从慈溪驶往宁波的两艘航船，同时遭到匪劫。前船空载船轻，见一小船载数名持刀匪徒驶来，急撑欲逃。不料匪船小巧、快捷，迅速追及。船老大和伙计企图以竹篙撑开匪船。不想三名匪徒早已跳帮而过，举刀就砍。两名船民均受伤，不敢再动，货款200余元大洋，悉为土匪劫去。后面航船的船工先经数名匪徒喝令停驶，后见前船船民受伤流血，早软了手脚，动弹不得。水匪遂不费吹灰之力，将满船绸缎布匹，搬载而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