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匪劫船还曾导致帝国主义者公开蔑视中国主权、干涉中国内政、欺侮中国人民的事件。1927年9月1日，悬挂英国国旗的华商客轮开州号在广东西江羚羊峡，被一批乔装乘客的匪徒劫持。匪徒们打死轮机长、英国人白拉克，掠夺了船上和旅客一切值钱的东西，抢去船员备用的武器弹药，肆意破坏船上的设备和物品，最后还掳走了帐房先生和100多名旅客。开州号不仅自船长以下的所有船员均为洋人，便是防卫队员也是从英属印度招募来的。港英当局觉得大失颜面，恼羞成怒，竟派英国军舰溯西江而上。行至土匪下船的太平湖后，英国水兵下船将该地村民悉数驱逐出村，纵火焚毁村庄，并开炮10余响，以示报复。
即给土匪一些金钱。
太湖强盗架走新郎新娘
除了肆虐于江河的水匪之外，各地较大的湖泊中，常有湖匪为恶。如山东西南的微山湖、昭阳湖、南阳湖三湖相连，南北长达200余里。湖荡中芦苇丛生，宛如水上青纱帐。芦苇间航道纵横，仿佛迷宫。湖匪乘小船往来其中，进退裕如，往来倏忽。官军若以大船入内，动辄搁浅、迷路；以小船入内，则首尾不能相顾，易为匪乘。因此，民国年间，此中湖匪代相衍生，始终不断。其著名者有常学进、李济运等。
太湖毗连苏、浙二省，沿湖各市、县、乡村，素为“鱼米之乡”、“蚕桑之国”，又有“天堂”之美称，自明末以来，就一直是中国最丰饶富庶的地区之一。但民国时期，这里盗匪却从未绝迹。太湖沿岸各地居民、船民提起“太湖强盗”，无不色变。这批湖匪不仅在太湖水系各航道上截船掠物，而且还深入到各县、乡打家劫舍，危害极大。
以劫船为例，1934年5月下旬，在浙江湖州至上海的航道上，接连两天，班轮为湖匪洗劫。29日晚9时左右，轮船招商局利吉号班轮经过一个名叫野猫洞口的地方时，有湖匪10余人持枪射击，喝令停船，上船劫得乘客钱财1000元以上。第二天，立兴轮船局的立顺号班轮又在张家浜被劫，湖匪搜掠达3小时之久。
再以架人为例。1935年9月的一天，江苏吴县横泾镇上鞭炮齐鸣，笑语喧哗，原来是开百货店的施老板为小儿子娶新妇。当晚，施家大宴宾客，亲朋好友、近邻同行，个个开怀畅饮，闹罢洞房，尽欢而去。入夜，家中主仆因接连忙碌数日，都睡得死猪一般。新郎新娘关门上闩，吹灭红烛，双双上床，不久也沉沉睡去。等到二人惊醒时，发现房门洞开，蜡烛复明，两个持枪的人正站在床前，猥亵地奸笑着，命令二人起来。惊恐慌乱中，新婚夫妇也顾不得羞耻，哆嗦着穿好衣服，跟随匪徒来到堂屋。堂屋里，在几名匪徒的枪口下，全家主仆老幼六神无主地挤在一起。
“施老板，今天是你们家的喜庆日子，打扰你们，真不好意思。”匪首一边掂着手中的枪，一边假装客气地说。
“不，不。”施老板忙不迭地表示，“诸位朋友光临寒舍，兄弟很高兴。诸位缺钱花，兄弟愿意奉献200大洋。”
“不，不。”匪首轻轻地摇了摇头。
“500！”
匪首依旧摇头。他走到新娘子面前，用枪管抬起她的下巴，打量着。新娘吓白了脸，哭又不敢哭，直往丈夫身后退去。施老板一见，汗都冒了出来，用哭声喊道：“1000！”匪首转过头，慢慢地回过身子，眯着眼，用枪口朝新郎官比试了一下，吐出两个字：“1万！”施老板还未开口，只听“啊”地一声，老板娘晕过去了。大人孩子哭喊着、救护着。施老板也顾不了这些，低声下气地对匪首说：“我实在拿不出这么多啊！”“那好，就请新娘子、新郎官跟我们走一趟！啥辰光拿得出1万大洋，啥辰光让他们回来！”匪首说完，头一摆，几名匪徒架起新郎新娘向门外走去。施老板追到门口问：“我到啥地方寻你们啊？”“到太湖边上来打听消息吧！”匪首丢下一句话，便消失在夜色中。施老板手扶门框，听着渐渐远去的桨楫击水声，止不住落下泪来。最后，施老板辗转托人在太湖边终于打听到湖匪的消息，凑足1万块大洋交去，才赎回儿子、新妇。30年代，长期在太湖附近的松江、嘉兴一带绑票、抢劫的著名湖匪潘万顺（绰号三大肚子），曾被松江县（当时属浙江省）判刑18年。服刑期间，他于1936年12月12日在一批湖匪的策应下，越狱逃跑，向西到了吴兴县（今湖州市），立即作案。当月24日，上海工部局英国探长梅生等人乘汽车到吴兴县西塘镇下湖荡打野鸭，不料被潘万顺一伙湖匪拦截。匪徒并未伤人、抢钱，只缴下了5支猎枪。其后，潘万顺等人便凭靠这几支猎枪，在太湖周围打家劫舍。第二年4月17日，他们在吴兴县横街乡一户人家一次就抢走价值1000多元的财物。后潘万顺再次被擒获，并被处决，太湖周围方才减少了一个凶恶的、土匪本性至死不改的歹徒。
江固舰水兵化为水匪
为了对付这些水匪、湖匪，民国时期，各地军政当局都曾三令五申，饬派军警巡逻水面，保护商船。许多省还成立水警厅、水警队。例如，30年代，江苏、浙江两省水警成立过太湖联防处，相互配合，打击湖匪。这些措施，虽在一定程度上收到些效果，但终是防不胜防，甚至反过来加重了人民的灾难。如前所述，长江上游匪祸频仍，四川军阀杨森曾命令军队保护过往船只。但船户们却指出，兵、匪之间早有联络，兵来匪去，兵去匪来，官兵非但不能护船，反要船户向官兵交纳保护费，给以烟酒招待，额外加重了船民的负担。闽江水匪之所以敢在水警驻处附近向船户派款，也是因水警与水匪素有勾结，故而熟视无睹，若非上司严令追剿，便总是含混敷衍，听任蔓延。因此，许多地区的船户宁可向水匪交纳保护费（即买路钱），也不愿与官兵打交道。1923年四川合江至沪州一段江面，被一伙土匪控制。水匪在江面设卡，向过往盐船、货船收取保险费。匪首规定，收取保险费后的船只上，旅客行李、银钱绝对安全，决不允许匪徒再行掠掳。
20年代，淮河流域曾设置长淮水警厅，所属水警起初巡缉倒也十分认真。他们在水匪出没的地方泊有舢板、炮艇，平时起镇慑作用，夜间巡逻放哨，有事则追踪缉拿。然由于军阀混战，经费支绌，无人顾及水警处境。水警薪饷积欠达一年半之久；警服数年不予更换，竟致褴褛；枪械陈旧，不堪御敌。加之炮艇使用既久，无钱维修，因而破烂不堪，停泊一夜，舱中即渗水多多，需人工舀刮之后，方能出航。这一切都极大地影响了水警们的生活和情绪，削弱了水警的缉匪能力。1923年下半年，新任长淮水警厅厅长走马上任后，见此状况，甚表忧虑。于是，他在蚌埠等地邀请各大商船主开会商议。厅长先将水警器械状况通报后，便说：“现在急需购置新式炮艇，以便巡查河道、保护航运，但这笔经费却无从筹措，尚请各位有以教我。”说完，他笑嘻嘻地环视众人。
商船主们一则确实希望重振水警之威；缉匪护航，二则也知道厅长之意在于要大家出钱，遂表示愿意解囊集资。
厅长当下便将自己的打算摊到桌面，说：“随意摊派，未免不公。我意是按各位拥有的商船数，临时开征一项商船捐，一次征足，下不为例，各位意下如何？”
商船主们见厅长此议胃口平平，都很高兴，便按各家船数交纳捐税，当下便筹得数万元大洋。厅长笑嘻嘻地收好银票，对众人说：“我马上就去订货，相信不久就会有新炮艇巡逻了。”
然而，新炮艇却始终没有到货，船主们偶尔见到水警厅长，谁也不敢询问钱款的下落。厅长倒丝毫不觉尴尬，照样拱手作揖，笑嘻嘻的。这正是“厅长此日钱包满，长淮依旧盗匪多”。
更有甚者是缉匪水兵直接变化为水上土匪，打劫绑票，其危害自然更大。1927年7月间，在广东即发生一起这样的案子。江固号军舰是一艘载有60余名官兵的江防舰，主要在江门县至九江镇一段的西江江面上巡逻护航。6月底，舰长潘铎民去广州领饷未回，舰务由副舰长蒋维权负责。30日夜间，舰泊于江门县北街江面。该舰军士长郭灶、上士陈球等6人，早与九江镇附近著匪吴三镜暗中往还，图谋不轨。是日夜间，郭灶有意将同伙安排与自己值班守夜，至7月1日凌晨1时许，以电筒明灭为号，接应匪徒上船。副舰长以下数十名官兵在酣睡中被捉，全部驱往尾舱关押。上士陈球本系舵兵，于是驾舰上驶至太平镇沙河湾停泊。当夜，众匪徒一边饮酒，一边策划天亮后如何行动。
第二天，匪徒将江固舰升火待发，伺机打劫过往客轮，直至午后方有一运货小轮经过，匪徒穷极无聊，遂上前拦截，但所获无多。直至夜间，广州开往广西梧州的民安号客轮才一头撞进网中。郭灶等发灯光信号令民安号停船，等待检查。匪徒们冒充官兵，登上客轮后，立即凶相毕露，搜掠旅客财物，达数万元之多，并掳架行囊充实的乘客20余人，返回江固舰。
7月3日一天，匪徒重演故伎，但均无太大斩获。由于担心被劫船只向当局报案，海军处会派舰前来缉拿，这天晚间，陈球将军舰开往江对岸，泊于高明县（今与鹤山县合并为高鹤县）三洲圩，弃舟登岸。临行前，由郭灶等指挥，匪徒将舰载排炮两门、机枪二挺、步枪10余支以及枪炮子弹若干箱，尽数拆卸、搬拿而去。被架人质也于黑夜中被驱赶着，踉跄随行。
江固舰被弃置江畔良久，至夜间10时左右，被关押的官兵发觉再无嘈杂之声，估计匪徒已去，遂试启舱门，竟豁然洞开，于是鱼贯而出。副舰长蒋维权检索失物后，深感部下联匪劫舰、抢掠商船、盗走武器，自己身为代理舰长，责任重大。经过一番思索，他决定召开军官会议，商量如何善后。他回顾说，三年前（1924年），江防舰队周之帧部曾联匪抢劫，事后逃窜，被当局包围缴械。军事法庭追究部队长周之桢的责任，周逃往香港躲避。今日之事，仅少数军中败类所为，多数官兵既无罪恶，又无积蓄，逃往外地也无以为生。
“况且，此案发生已经3天，海军处定已知情，必派舰在各江出海口拦截。我们与其逃而被抓，不如主动开往省城投案自首。”蒋副舰长说完，便征询众人意见。
军官们自然同意蒋的分析，遂分头布置维修机器、打扫舱房、清洗甲板，准备第二天一早开航。
颟顸的广东海军处实际是到了7月3日中午，才获知江固舰出事，当下调遣江大、龙骧、江靖、江汉、江澄、中山各舰，部分封锁各河道出海口，部分沿各主要航道上溯搜寻。4日清晨6点多钟，江澄号首先发现江固舰正沿江而下，便打旗语命令它投降。江固舰回答：服从命令。江澄舰遂在前行驶，至狮子洋面，迅即通知海面各舰，布阵包围。当天下午，江固舰在各舰押解下，开到广州，40余名官兵均被扣留，交军法处讯问。
30年代也发生过水警化为水匪的事件。1936年夏天，江苏吴县周庄乡农民夏歧江一家三口被湖匪所架，后交出数千元才得以赎出。江浙水警太湖联防处经过侦查，获知匪首竟是现任江苏水警第二区侦缉队的两名探员包正权、吴嘉志。待到水警前去捉拿时，仅擒获5名匪徒。两名匪首则早已闻风逃逸，是否在水警中有人暗中报信，也未可知。
南北洋面海盗猖獗
提起海盗，许多人就会想到西方电影中经过美化了的那些中世纪或十八、九世纪中的海上场面：一群膀粗腰圆的彪形大汉，扎着红头巾、宽腰带，配着弯刀或手枪，驾驶着悬挂骷髅旗的快帆船，从海天一线的远处倏忽驰来。他们呐喊着跳上商船、官船，经过一番精采的剑术角斗或枪战，便劫走船上的美女贵妇，掠去国王贵族的不义之财。官府的海军舰船，在他们的打击和捉弄之下，只得狼狈逃窜。随后，还会有海盗与贵妇的绻之恋、荒岛藏宝的不解之谜。。一切都充满了浪漫色彩、迷人情调，即使是刀光剑影、硝烟沉船，也似乎显得并不那么残酷。
然而，现实生活中的海盗，决不是什么正义、良善的化身。他们抢劫财产，强奸妇女，杀死手无寸铁的成人和儿童，把伤者和死者一道投入大海。他们神出鬼没、奸诈狡猾，无恶不作。民国时期，中国的海盗虽与外国海盗在规模和武器装备上有所不同，但也同样横行海上，打劫客轮、渔船，掠夺钱财、货物，给中国南、北洋的近海航运业、渔业、盐业，带来恐惧和灾难。清朝晚期和民国初期，中国从山东往北的近海被称为北洋，主要指黄海北部和渤海海域。从江苏往南，经沪、浙、闽、粤，至广西的近海，称为南洋，包括黄海南部、东海和南海海域。民国时期，在这些海面上，无处不有海盗，其活动特点，又各有差异，本章将分别予以介绍。商船不敌海盗船南洋北部江浙两省沿海诸港口中，上海是一个极重要的码头。南北各省的上特产、货物，除通过陆路和内河航运外，还通过海运抵达这里，就地销售或再转运到各地去。客商同时在上海采购各地土特产品、上海地产和进口的洋货，运回本省销售。因之，这一带海面货运相当繁忙。同时江浙沿海洋面又是重要渔场，渔船在鱼汛期间，捕的鱼当即就在上海附近售与鱼行，故往往随船带有现款。这就成为海盗的目标。因此，长江口外的铜沙洋、大戢洋等洋面，海盗活动十分猖狂。
1923年7月初，一艘航船从温州运茶叶到上海。行至浙江海面鱼山列岛附近时，船老板张万顺见两艘可疑帆船正往这里驶来。他连忙命伙计加快速度，但来船体轻速度快，不一会儿，已到身边，分左右围住航船。这时，从两船舱中出来六七十名海盗，均手持刀枪棍棒。他们用带铁爪的竹篙钩住航船后，迅速跳船而过，胁迫张万顺和伙计驾船继续北驶。三艘船衔尾而行，第二天，遇见一艘自上海开往福建的商船。海盗将三艘船迎面包抄上去，并喝令停船。不料对方早有戒备，一面加快速度，一面开枪射击。张万顺的船因是直接挡住对方去路，遭枪击最烈。30多名匪徒伏在船舷旁开枪还击，命令张万顺和船伙在舱面上操橹掌舵。双方对射良久，张万顺船上一名海盗和一名船伙中弹身亡，对方船只则已渐渐远离，终于脱出射程而南去。匪徒因南辕北辙，也不再追，遂悻悻北上。当晚，张万顺的航船在海盗的劫持下，驶抵长江口的崇明岛齐公山脚下停泊。海盗将船中茶叶、钱财全部劫走，登山而去。惊魂甫定的张万顺和船伙们才驾船赶往水警处报案。
同一天，在这一带洋面上还有两艘商船被劫。其中一艘从温州运樟木到上海的航船，在大敢洋面被数十名海盗截住。因船上均为开好的樟木板，一时无法逐块搬运，匪徒挠耳抓腮半晌，将船老大掳架而去，勒令船伙到沪将木材脱手后，备款来赎。据统计，这一年六七月间，仅在大戢洋面就有近十艘航船被劫，更遑论其他洋面。30年代，这类动船、架人的盗案，在这一带海面仍屡见不鲜。
前边讲到航船自备武器抵御海盗而成功逃脱的例子，如果不幸反抗失败，那么船只的处境就更加狼狈了。1924年1月4日，上海茂兴商行的航船从大连运豆油到沪。船至铜沙洋时，忽然海上狂风大作，船只根本无法操纵，遂顺风顺水向东南方漂去。待风力稍缓，船只已漂至浙江海面。船主正命令伙计们赶快回驶时，忽见不远处的小岛后，驶出5只小篷船，径直朝这里驰来。船主情知有异，立即吩咐去舱中取出武器。该船有17名船工，多为年轻力壮的小伙子，备有两尊抬炮，12支长枪，当下分布两侧船舷和船头、船尾，准备抵御。这时，五艘小船分不同方向包围上来，每船约八九人，都手持枪械，高声喝令停船。商船上开枪作为回答，海盗立即还击。子弹横飞，溅起朵朵浪花。商船且战且逃，匪船则保持一定距离，死死咬住不放。夜幕降临后，匪船更时时企图靠拢跳帮，船工们不敢稍有松懈，每次都以猛烈的火力逼使匪船后退。这样交战了一整夜，海盗死1人，伤数人；船工也死1人。但船工毕竟缺乏临战经验，情急心慌，不停地射击；兼之风大浪高，命中率又低，故一夜过来，子弹已消耗殆尽。商船的舵和橹也被匪徒打坏。
第二天，天气晴朗无风，海面一片平静。商船既无抵御能力，又无行驶能力，只得束手就擒。海盗登上船后，立即大发淫威，以船工们武装抵抗，而大肆辱骂殴打。他们劫掠钱财后，因豆油篓无法搬运，便将船主等6人掳走，令重金赎取。商船在海上孤悬飘荡许久，才有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重庆号客轮经过。船工连连呼救，客轮带走3名船工赴上海报告求救，剩下7人看守航船、货物。3名船工当天到沪，经商行、商会、水警署、水警厅辗转呈报，1月6日晨，水警舰艇前往出事地点侦查、营救。然而一昼夜间，不仅被海盗挟持的6人早已无影无踪，便是守船的7人也随船被风吹走，不知去向。
江浙沪海面严重不靖，使过往船只视为畏途。1923年7月间，吴淞口先后停泊了40多艘准备驶往浙闽方向的航船，都不敢出发。最后，由江苏水警厅派出一艘巡逻舰护航，方才疏散了港口。1924年6月间，浙江北起定海，南至温州的海面上，因盗船横行，海匪肆虐，以致宁绍轮船公司开办的航班和轮渡全部停开。
为缉捕海盗，江、浙两省水警厅曾采取过许多措施，配有快艇、炮船，经常巡防海面，搜索海岛。两省水警还配合行动。但由于这一带海面宽阔，无风三尺浪，水警船吨位不大，只能巡航，不能停泊。而中国海盗船并不如电影所表现那样，悬挂一面骷髅黑旗，因此仅从外表看难以辨认。故而水警除在巡航时稍有震慑作用外，极少有当场打击或事后侦破海盗的情况。
1923年6月，江苏水警的一艘巡逻艇在外洋顶星山附近海面巡缉时，发现该岛山中有海盗巢穴。当即返回，通知虎威号巡洋舰一道前往捕拿。军舰停泊海中，水警乘小艇驶向岸边。山中海盗见水警来攻，便开枪狙击。岛上山石嶙峋，道路崎岖，水警一面艰难行进，一面还击，终因仰攻，火力发挥不了作用，被压在山下，隐蔽于乱石丛中。这时虎威舰发炮对山头轰击，但炮击停止，水警再攻时，海盗顽抗如故。就这样相持到天黑，水警退回军舰，彻夜守望。第二天清晨，水警登岸、上山，均未遇任何抵抗；在山间搜寻后，找到30多名被绑架来的老百姓，才知海盗已于昨夜乘黑遁去。水警们还在海湾间发现4艘被劫航船，只得携归呈报而已。
英舰击沉被劫持的客轮
南洋南部，即闽、粤海面，海岸线曲折绵延，港汊繁复，沿海岛屿星罗棋布，与浙江沿海形势极其相似，极利于海盗的隐匿和活动。但这一带海盗除近岸海面之外，一般较少用盗船在海上打劫的方式，而更多地采用乔扮旅客，混上客轮，待行至海途中骑劫该船，掠取财物和人票。这大概与这一海区当时特殊的政治地理环境是分不开的。如果翻开地图，可以看到，福州、厦门等海港与台湾隔海峡相望。而台湾至1945年一直为日本占据。日本且素来企图染指福建，其军舰在台湾海峡往来游大，虎视眈眈以求一逞。这就必然限制了海盗船的活动。至于广州港，珠江口外即是英国人占据的香港。香港是当时东方最繁忙的自由港，各国商船客轮都吞吐于此。英国海军在这一带海区，不仅有水面舰船，甚至还有潜艇。在民国的大部分时期中，英国仍是世界著名的海上强国，自然不会容忍在它的势力范围内，有海盗船横行。穿过琼州海峡往西，是濒临广西的钦州湾。这一带当时既无重要港口，又为贫瘠之地；同时占据越南的法国殖民者，其军舰也以海防为基地，四出巡航。因此，南洋南部海面的盗匪是被迫而改变其抢劫方式的。
轮船招商局是中国最早创办、也是最大的轮船公司。其总局设在上海，另在天津、烟台、汉口、福州、广西、香港及日本、吕宋（今菲律宾）等地设有分局。该局拥有船舶极多，客货兼营，同时经营内河和远洋的航行，业务返于国内各地及东南亚。在南洋南部，它以香港为中心，与上海、福州、厦门、汕头、广州等港口，均有班轮对开。1923年，国内土匪、海盗多如牛毛，极为猖獗。港、粤一带海匪狂妄地扬言，要遍劫招商局在南洋的所有客轮。此言既出，一时备客轮船员、旅客无不人心惶惶。果真不久，该局泰顺轮被劫。广大号轮因事先得到情报，香港警方派员搜查，缴获短枪12支，扣留嫌疑人犯8名，得幸免劫难。香港警方于是制订新的轮船防盗章程，要求各船一律装置铁甲，护船人员和枪支均需检查、登记。但尽管如此，客轮被骑劫的案件还是频频发生。
这年9月8日晚10点50分，招商局新昌轮从广州开赴香港。时值盛夏季节，舱室里闷热难当，旅客们都拥上甲板，一边享受江风的凉爽，一面眺望珠江两岸风光。一个粤剧班子准备取道香港，转赴天津演出，也在这艘船上。数十名女伶袒胸露肩、花枝招展，项练、戒指在灯光下一闪一闪，发出诱人的光泽。她们叽叽呱呱，笑声不断，引得旅客们不禁回首注目，心摇神驰。夜深了，江面渐渐开阔，凉爽而舒适的风已带有海水的咸味——快到伶仃洋了。旅客们渐渐地都回到舱室去睡了，离开了溽热的广州市区，他们一下就睡得沉沉的。
这时，坐在头等舱几个舱室的一二十名旋客却睡意全无，依旧打着扑克。一个穿白绸衬衫的男子不时地从口袋里掏出金壳怀表，打开看看。一个穿黑香云纱衫裤的青年急匆匆地进来说：“已经过了莲花山。”
白衬衫男子一听，马上说：“动手吧！”一群人把手中扑克一扔，迅速从床下拖出行李箱，从里面取出手枪。穿白绸衬衫的人朝天放了两枪，其余人便一窝峰地冲了出去。几个人控制了驾驶室之后，拉响三声汽笛，只见岸边飞快驶来三只大驳船，停靠在新昌轮旁。每船有10名背着长枪的海盗，在海盗在轮船上劫持该船，操纵并控制船的行动，犹如骑在马上，故称骑劫。船上海盗的帮助下，顺绳梯攀上客轮。其他盗匪们早已将船长、大副、二副抓住，囚禁于一间舱室；同时四处寻找买办，企图索取开启保险箱的钥匙。买办当时不在自己舱内，闻有匪警，急忙换穿了一件侍役的服装，混在被海盗看押的乘客、船员之中。海盗们无奈，便将沉重的保险箱从舱内抬出，用绳索捆住，下吊到驳船上。不料一失手，保险箱砰然落入水中，迅速下沉。海盗大惊失色，懊丧不已。据买办后来说，保箱内有现金2000余元，另有广州某商号托运的一批银器，价值约三四千元。
与此同时，其余海盗早已将各舱乘客集中一道，有的在舱室里翻检行李包裹，有的在乘客身上搜索钱财饰物，前后达2个多小时，掠得财物合估约3万元左右。匪徒们这次小心翼翼地将所有钱货一一吊至驳船，又将衣服华丽的乘客9人和船员2人带走。随后，三艘驳船消失在茫茫夜色之中。
这时，一直在恐惧中沉默着的乘客们才活动起来，人群中爆发出一片抱怨、责骂、哭泣之声。尤其是那几十名女伶，因各自配带的金银首饰以及戏班新置的全套行头，均被掠一空，有的在搜查过程中，还被海盗乘机猥亵，这时个个嚎陶大哭。有人责问船长为何船上没有护船武装。刚刚被解放出来的船长赔着笑脸，解释说，新昌轮前几天从天津到香港后，便申请装置铁甲，并根据警方要求，将所聘护船人员和枪支送警署检查、登记，但需数日时间。因航务繁忙，公司打算让船在港穗间先跑一个短途来回，返港后再装铁甲，领回护船人员和武器，不意竟为海盗钻了空子。
其实，即便有护船武装，客轮也未必能免遭劫难。1923年底，潮安轮船公司的潮州号客轮，在从香港开往汕头的途中，被40余名海盗骑劫。海盗就是先制服了船上的印度护勇以后，才开始搜掠钱财的。在这次海盗案中，旅客损失总计达六七万元之多。许多准备回国过年的南洋华侨所携巨款，均落入匪贼之手，最多一人达9000余元。1924年1月，来往于广东江门县和香港之间的大利号客轮，在伶仃洋被海盗骑劫时，船上的印度护勇因抵抗，被打死1人，伤2人，船长、英国人维洛克斯也被击毙。
南洋南部海面盗匪的肆虐，不仅使中国地方当局深感头痛，港英方面也为之恼火。山东临城劫车案发生后，日本极力鼓吹对中国铁路实行国际共管，英国也一唱一和，高喊同一个调子。中国报纸则反唇相讥地指出，英国占领的香港地区和沿海盗匪同样很多，英方何以能够指责中国内陆地面不靖呢？英国受此嘲讽，自然气极。香港当局除加强对海盗的防范，还采取过一些行动打击海盗。但有些行动则不顾起码的国际准则。
1927年10月下旬，便发生英国军舰不顾旅客生命安全，炮击被海盗骑劫的客轮之事。招商局爱仁号轮船于17日自上海出发，沿途停靠福州、厦门、汕头，终点为香港。19日上午，乔扮旅客的17名海盗劫持了该船。匪徒命令船长琼森减缓船速，以能在夜间到达大鹏湾，便于劫掠后逃窜。海盗们吩咐船上侍役开饭，众匪徒轮流进餐，食毕聚赌。夜晚8时许，爱仁轮方悄然驶入大鹏湾。
当晚恰巧有英国海军两艘潜艇L4号、L5号停泊于此。L4号艇长哈拉汉久闻大鹏湾海盗甚多，特地命士兵将艇上灯光熄灭，暗中观察海湾动静。忽然，他发现一艘轮船灯火全无，悄悄进入海湾，感到十分奇怪，便命令信号兵打灯光信号要该轮停伡。爱仁轮船长琼森见到信号后下令停伡，但匪徒以手枪威逼，迫使轮船继续前驶。哈拉汉艇长命令再发信号，仍不见反应，遂令探照灯照射爱仁轮，并发一空炮警告。但爱仁轮仍不予理睬，哈拉汉于是发实弹轰击。第一发炮弹便打中轮机房。看守轮机长的匪徒中弹死去，蒸汽阀也被弹片击坏，蒸汽“嗤嗤”直往外泄，轮船因缺乏动力，渐趋停止。第二发炮弹击中船尾，船体马上起火、倾斜。船上乘客不顾海盗的吆喝，纷纷跳海逃生；一些匪徒也慌了手脚，紧跟着纵入水中；那些不敢跳船的人则在倾斜的甲板上奔跑呼救。哈拉汉指挥潜艇驶近，一面打捞落水者，一面派水兵登上爱仁轮，下锚稳定船体，并帮助船上乘客脱离险境。这时停泊于另一处的L5号潜艇闻讯赶来，了解情况后，随即开赴香港，请求增援。
至夜间10时，爱仁轮上大火蔓延，火光照得海湾一片通红。未久，有三艘中、小军舰赶来救援。L4号艇已救起大部分落水者，大大超载，遂缓缓离去。余舰一面继续搜救落水人员，一面力图扑灭爱仁轮大火。但爱仁轮终因船体破裂，进水太多，至20日凌晨3时沉没。
爱仁轮原载船员、乘客（包括海盗）共258人，在这场灾难中，打死船员、海盗各1人；14人失踪，其中10人为海盗，或逃亡，或溺毙，另4人为旅客，当已遭灭顶之灾。获救的242人中，确认为海匪的有7人。这些人在L4号水兵营救过程中，拒绝上船，水兵认为可疑，便用绳扣套住，硬拖上潜艇，后经盘查，果然为海盗。爱仁号轮船为客货混载，乘客多为贫穷百姓，衣着既陋，更无钱财；所载货物则多为豆类杂物，殊不值钱。海盗探错消息，误上此轮，酿成惨剧，自然是极为可恶。但英国海军竟然不顾全船数百条生命，贸然开炮轰击，造成船毁人亡，则充分暴露出帝国主义者所谓“人道主义”的虚伪面目，暴露出他们将中国人民。视为“二等公民”的丑恶嘴脸。英帝国主义者这种为打击盗匪而不惜牺性中国人性命的做法，与中国官府、军队为保全“洋票”性命而不敢痛剿盗匪的做法，形成多么强烈的对照！两者都充分反映了民国时期中国社会的半殖民地特点。
伡：读chē车，船舶设备，用于传达船舶驾驶室对机舱的操纵要求。
水警队尸位素餐
国民党统治时期，海盗活动决不弱于北洋军阀统治时期。30年代，江苏北部沿海有一股海匪，当时称为“海州帮海匪”，每每驾船袭扰苏北各盐场，勒索钱财。海门县著名海盗潘开渠拥众数百人，分头驾船在黄海洋面上打劫过往商、客、渔船，同时也登岸绑架村民百姓。1932年间，潘股被官军击溃，不出一年，复又啸聚，继续横行海上。每年四五月间，正值鱼汛季节，江、浙各渔船纷纷在黄海、东海捕捞，就地卖给附近鱼行。此时，海盗尤为猖狂，匪船混杂于渔船中大肆劫掠。1934年4月仅仅一个月中，苏北各渔场被抢劫的渔船就达30多艘。
在浙江，舟山岛上的普陀向为佛教胜地，当地居民却也在劫难逃。1934年6月的一个夜晚，海盗8人驾帆船一艘，至佛顶山北麓，连劫三户人家。他们不仅抢走大洋数百元，而且连棉被、白米、小菜也一并掠去。在福建，横行于海澄、漳浦、漳州、厦门等地海陆城乡之间的海匪，以黄国泰、康在德等为首，虽几经官军追剿，却依然绑票、抢劫，直至1937年仍在这一带活动。
40年代，在浙江舟山至洞头的洋面上有王献金为首的海匪；洞头与温州间的洋面上则有打着官方“护航队”旗号的海匪，以毛止熙为首。商船要向官方交纳护航费；再向“护航队”（即海匪）交“片子儿”费，用以购得其首领的名片，保证旅途安全；如果有“护航队”员随船，还要交“顺风钱”。在浙闽交界的海面上，则有“乌军”。抗战初期，台湾人蔡光冒充日本浪人，勾结浙闽等地歹徒、海匪，组成“乌军”。他们分驻浙江洞头、北矶、南矶诸岛以及福建的台山列岛，或在海面打劫商船，或上岸抢劫岛民财物，并勾结奸商走私贩私，危害商民至深且巨。直到解放后，蔡光才被人民政府处决，乌军也得以根除。
国民党当局曾试图剿灭海盗，除组织水警外，海军也时常出动。例如1934年5月下旬，江苏水警厅三艘巡逻艇在西洼子海面，发现三艘盗船劫持了一艘商船，准备拖走。水警鸣枪包围，海盗开火还击。双方交战近两小时，一海盗船被炮弹击中起火。另两艘企图营救，被水警炮火压住，只得砍断拖带商船的缆绳，且战且逃。水警从起火贼船中擒得海盗数人，救出人票3名，并发现盗首杜学明中弹身亡。这样的剿匪，在当时就是很大的收获了。但另两艘盗船仍逃脱了。
又如，1933年10月初，福建海军曾出动过军舰，清剿海盗巢穴海鹰岛。但福建海盗却从未停止过活动，到1946年，在福建沿海还传出一件重大的海盗案，引起社会轰动。当时，往来于厦门、安海之间运载客货的是一艘200吨轮船中兴号。这年冬季的一天早晨，中兴轮自安海开出。安海属于泉州地区，华侨、侨属极多，旅客大多携资不少。船驶出1小时后，有海盗7人拔出短枪喝令乘客不许动，听候检查。正巧船上有3名带枪的保安队士兵，当即向土匪射击。兵、匪双方在轮船右舷枪战，满船乘客都惊恐地逃往左舷躲避。一时船失重心，向左倾覆。满船人尽入水底。附近渔船赶来，救出落水者数十人，而水面浮起的尸体则更多，惨状不忍目睹。匪徒中仅2人得以惜水遁逃。惨案发生后，舆论大哗，纷纷指责水警队尸位素餐。水警队百般无奈之中，遂于1947年初报告说，在泉州农村捕得此案两名匪徒，二匪在押解途中企图逃跑，被当场击毙。此说是真是假，也只有报告人自己心中有数了。上述各例军警的行动，往往只限于局部、个案的打击，治标不治本，因此，海盗为祸终难以彻底根除。
“SOS”发不出去接下来再看北洋海面的情况。华北沿海海盗以山东最为猖獗。山东半岛形似楔子插入渤海、黄海之间，海岸线蜿蜒绵长，沿海各县几乎都有海匪。胶州湾一带，从民初开始，就有海匪在海上为祸，因官军剿捕无力，逐渐胆大而深入内陆。半岛北部黄河河口一带，河网密集繁复，海盗作案后，很容易从外海经内河逃往各地乡间潜藏。因此，民国年间，北洋水面也是海盗迭出，匪案频仍。
1934年6月13日下午4时左右，北戴河海滨停泊着一艘满载粮食的船只，船工和押运人员正在舱内饮酒聊天，等待买主前来卸船。这时，一批持刀、棍的海盗计22人，乘着3艘从秦皇岛渔港劫来的渔船，来到这里，企图劫取这批粮食。当时的北戴河虽然已成为避暑胜地，但远远还不够繁荣、热闹，居民很少；而且6月间也还不是消夏时节，所以海滩边十分冷落。几名海盗上了粮船后，本以为可以轻易制服船员，却不料双方竟对打起来。三艘渔船上又各走下来2名匪徒前去增援，不料在海滩上被一名持刀、棒的洋人挡住。这人名叫比伦查，是挪威一家建筑公司的经理，来北戴河承包一批别墅的建筑工程。他素好日本武术，具有黑带资格。此时，他已下班休息，正准备练武，瞥见发生的一切，便持械冲出。当下，比伦查一人与6名海盗相斗，双方竟打成平手。
当粮船上、海滩上，打斗正剧时，有两艘渔船上也发生了搏斗。因留在每条渔船上的匪徒只有二三人，渔民遂趁机反抗。他们将匪徒掀入水中，急忙驾船赶至北戴河港口，打电话报告警察。河北省海防总指挥部闻讯后，迅即派出一艘小型军舰赶往出事地点。被船工、渔民和比伦查缠住的海盗们，因无火器杀伤对方，急切之中无法脱身。军警赶到后，4名海盗跳水逃跑；1人被击毙，3人遁去；其余18名匪徒均俯首就逮。
几天之后，仍在渤海湾又发生了一起30年代北洋海面上最大的海盗劫船案。17日下午3时，英国太古轮船公司的顺天号客轮从天津塘沽港启航。这是一艘新船，刚刚从上海到天津做首次航行，顺利成功；此刻又满载客、货，驶往上海。夜间10时半，旅途乏味的乘客们都已入睡，忽然被几声枪响惊醒。有人从舱室里探出头来，看见大约30多名持短枪的海盗从下层统舱奔上来，分散到各舱位去。
海盗们首先控制了无线电发报室，使“SOS”求救信号无法发出；随后将船长、英国人克里斯蒂安森和大副、机械师、两名报务员，统统拘禁于吸烟室内。匪徒们抛下铁锚，将船停泊于海上；过了不久，有海盗驾着五艘空载的渔船，聚在顺天轮附近，显然是来装载赃物，接应劫匪的。匪徒们完全控制了海轮后，便开始逐个舱室地搜劫旅客的行李和衣袋。他们脱下身上的旧衣，当场换上抢来的丝绸衬衫、哗叽西装和各式皮鞋。他们对旅客们的眼镜兴趣尤浓，伸手从那些木然而立的先生们脸上摘下近视眼镜、从口袋里掏出老花眼镜，然后戴上，乱哄哄地惊叫道：“怎么看不清楚？”
看着这一群沐猴而冠的家伙，旅客们感到又可恶又可笑。当两名海盗搜到一间二等舱室时，舱门从里面紧锁着。海盗狂呼“开门”，发疯似地手敲、脚踢。里面传出一个女人的声音：“NO，NO！”一名船上侍役告诉海盗说；这间舱室里住着三名带孩子的英国妇女，大概是害怕而不敢开门。海盗用手枪柄敲打着舱门，咆哮道：“再不开门，我就开枪啦！”
里面那个女人仍然顽强回答：“NO，NO！”
一名匪首模样的人朝那两名海盗一摆手，说：“算了，饶了她们！”海盗才愤愤地离开。
海盗们从半夜10点多钟开始，前后搜索了10几个小时，劫得大批钱财、物品，还得到了船上及旅客的8支手枪，4支长枪。但他们竟然漏过了一个舱室。那间小小的舱室是船上会计的卧室。会计在天津办理船票业务，忙了一天一夜，所以上了船，便蒙头大睡，甚至枪声、喊声和擂门的巨响都没有吵醒他。第二天早晨8点钟，他一觉醒来，感到精神饱满、心情愉快，便拿着毛巾、牙刷，吹着《夏天最后一朵玫瑰》的曲子，往洗漱间走去。走廊上，背对着他，站着一个穿西服的人。会计招呼道：“你早，先生。快到烟台了吧？”
那人转过身来，会计惊愕地瞪大了眼睛——那人手里拿着一支手枪。那名海盗也惊愕地瞪大了眼睛——他没有想到从他身后会冒出一个洋人来，他们以为所有的船员和乘客都已被集中看守起来了。于是，会计被押送到吸烟室，与船长等人会合，这时，他才如梦初醒。
搜劫完毕的匪徒们要求三副、司舵罗斯把船开往辽宁营口，罗斯拒不服从。一名匪徒走过去，一面威胁着，一面用手猛力地去拉他。高大粗壮的罗斯怒不可遏，一下就扼住了那家伙的脖子，把他用力揿在墙上。另一名匪徒慌了手脚，企图拉开罗斯，但无法成功。眼见前一名匪徒被掐得不能动弹，白眼直翻，后一名匪徒连发两枪，一发打中罗斯的手臂，一发擦过他的头骨。罗斯这才松了手，但船是决不肯开的。
一名海盗头目站出来掌舵，当天下午，顺天轮开到黄河入海口、山东省沾化县的海边，然后冲上沙滩，搁浅在那里。一些匪徒把赃物吊到一直跟随着轮船的5艘渔船上。匪首则把船长、船员和外国乘客都带到餐厅。他让大家都坐下，然后吩咐侍役到厨房取来咖啡、西点。
“各位受惊了，肚子也该饿了，先吃一点吧。”匪首说着，先拿起一块布丁咬了一大口。
待众人吃喝完毕，匪首对船长说，他要带走一部分中外乘客。船长建议，根据公平的原则，用抽签的方式来决定哪些人跟他们走。匪首当然不肯，如果带走几个没有油水的乘客，岂不是白费精力！他带着一批匪徒，在乘客中目测，凡是服饰较好、肤色细嫩的，便用手一指。匪徒即把那人拉出来，另行集中。他走到一名60多岁的中国老绅士面前，正上下打量时，那绅士旁边一人忙说：“先生，这位是孙丹林先生，年纪大了，放他回去吧！”
“孙丹林？他是干什么的？”匪首问。
那人赔笑说：“孙老原来当过北京内务总长。”
“那太好了！”匪首用手一指，说，“孙先生准认识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啰，跟着咱们，将来说票时面子也大些。”
孙丹林知道，即使说明自己不认识韩复榘，海盗也不会相信；只得哭丧着脸，站到了20名中国肉票队伍中去。
在外国人中，匪首指定了英国、日本商人各1名，英国军官2名，船员2名，其中包括轮船大副。
“呃，先生，”船长小心地对匪首说，“到上海的路还很长，航行时没有大副可不行，请把他留下吧。”
匪首想了想，表示必须用二副代替大副充当人质才行。
下午5时，海盗们押着中外肉票离开顺天轮，驾渔船离去。晚潮起后，搁浅的轮船得以浮起。同时船长也早已命令发出SOS的电报给天津和烟台。顺天轮被劫一案传出后，英、日两国连连向南京国民政府提出抗议。尤其日本，此时正野心勃勃企图入侵华北，千方百计寻找借口。因此，南京政府急令驻青岛的海军舰队前往渤海海域巡查，并派出飞机侦察。后来获悉是山东沾化县海匪作案，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不敢怠慢，严令沿海各县认真缉拿，限半个月内破案。6月26日，山东民团将这股海盗包围在利津县境。官方表示，只要海盗将人票全部放出，所劫赃物全部交出，可以收编。匪徒被困，窘迫之极，只得同意当局条件，遂被收编为山东海防大队。但后来海盗除放出人票外，并未如约交出赃物，且有部分海盗挟赃逃往天津。民团首领有鉴于此，又恐匪性无常，日后复变，便于8月下旬借“点验人数”为名，将这批收编海盗诱至无棣县西山后庄，派军队包围，全部消灭。
除上述海盗横行洋面，劫掠商船之外，民国时期还发生过海军变为海盗的事。1924年6月20日，自香港开往石歧镇（今中山县）的利盛号、永贞号两艘渡轮，相衔而行，到横门附近海面，只见海军江大号军舰迎面驶来。舰上展开一面白旗，上书红字：“奉宪检查军火海防司令林”。两渡船停船待检。这时从舰上过来数十名水兵，分到两渡轮，甫一上船，立即凶相毕露，搜劫旅客行囊。为防止渡船报告，打劫完毕，水兵仍将两渡船拖在舰后随行。这时，顺德县九江镇开往香港的渡轮也恰巧经过，也照样被拦劫。其后，该舰驶入西江，将所拖渡轮上的乘客驱赶上岸，仍挟两轮而行；并且遇船必劫，前后共劫载客渡轮10余艘，货船五六艘，获赃计约七八十万元，成为广东最大一次盗匪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