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大舰水兵因上司克扣军饷，积欠甚多，愤而与香山匪徒串通，将正副舰长关押后哗变。当时的广东大元帅府闻讯，下令限期捕回变兵。西江地区各军舰日夜升火，江面戒严，水上商旅惶惶不安。21日，江大舰正欲劫持一艘客轮时，发现一艘英国军舰驶来，水兵误以为来者不善，慌忙将江大舰上所有枪炮子弹及赃物、赃款，全部搬到挟持的利盛、永贞两艘渡轮上，解缆而逃，并架走了舰长陈杰。后来，江大舰由副舰长及少数未参加兵变的水兵开回黄埔。
鹭江轮船员警觉，免遭劫难
前面介绍的诸多盗匪案例，使人深感海途旅行之可惧，但是，只要有关方面防范严密、检查认真，盗案仍旧是可以避免的。最后叙述一个由于航运人员保持了高度的责任心和警惕性，使海盗动船阴谋破产的例子。1923年，厦门泰利轮船公司的驾鳌号客轮被广东海盗所劫，损失大约数10万元。公司以此教训全体航运人员，务必提高警惕，以防类似事件重演。1924年7月10日，该公司的鹭江号客轮准备从厦门开往泉州。头一天晚上，曾有几名操广东汕头口音的客人向该轮预订舱房。买办及航运人员见这些人衣着虽然时髦，举止言谈却似乎并非善类，便托辞舱位已满，表示拒绝。
10日早晨，船将启行之前，船员们依例仔细检查各层舱位、舱室，观察有无可疑人等。他们发觉有10几个操广东口音的人，衣冠楚楚，言词粗鄙，神情可疑；其所订舱位，均靠近船上要害部门，如买办房、驾驶房、前后统舱口、甲板口等。船上职员查问后，知道是由厦门福安客栈代为订票，遂打电话要求福安客栈担保，客栈伙计满口允诺。船员仍旧放心不下，找来护船武装人员一道，继续盘问这批乘客；并借机搜检各舱房，果然在这些人的床下查出6支实弹手枪。几名乔装乘客的海盗顿时脸色大变，想夺门而逃。船员和护勇一面分别把守各通道口和跳板，不令逃窜；一面招呼在轮船附近零售食物的小船赶快驶开，以防盗匪跳海后劫船而逃；同时派人报告水警署。这时，满船旅客激动不安，有乘客向护勇报告说，看见有人将手枪抛到海中。因此，旅客们一致主张，在各舱再仔细搜查一遍。船长便命令，先将查获的数人禁闭于一室，再分头搜查。一语未了，只听得有人高喊：“有人跳海逃跑了！”船长赶到船舷，只见海中4名匪徒奋力游近一艘零售食物的小船，将货主拖下水，驾船而逃。码头上的船员立即驾舟追赶。待赶到岸边，二匪飞奔逃去，二匪被当场抓住。这时水警已到，遂将查获与抓住的盗匪共11人带走，随后又将与匪串通的福安客栈伙计2人抓获。
经过这番折腾，鹭江轮迟至上午10时方才开航，但避免了一场海上劫难。原来数日前，东南亚客轮丰华号驶抵厦门，旅客中有数十名南洋华侨富商，共携有数十万元款、物。这些人订购了鹭江轮船票，准备返回泉州老家。此情况为海盗侦得，于是制订计划，准备打劫，不想由于船员们的警觉而失败。
兵变匪匪变兵兵匪难分。
民国时期各地匪祸酷烈，中央及地方的统治者为维护自己的统治，有时确实花费了不少精力、钱财，调动了不少军队，去对付土匪，但却收效甚微。匪祸几乎是作为一个时代特征而存在始终的。造成这种状况的原因当然很多，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兵匪一家，兵匪难分。这大致包括这样几种情况：第一，官兵转化为土匪；第二，土匪收编为官兵；第三，官兵、土匪相互勾结；第四，官兵利用匪祸，趁火打劫；第五，官方收买土匪，参与政治斗争。下面分别就这五种情况举例叙述。
山东省议会禁止本省居民当兵。
先谈第一种情况，即官兵转化为土匪。民国时期，在历次军阀战争中溃败的士兵、解散的部队，逐渐成为土匪的重要成分和主要骨干。远的不说，就以1920年直皖战争前后张敬尧、龙济光、倪嗣冲、赵杰的军阀部队为例。这几个军阀于1920年直皖战争皖系失败后，都先后被迫下野，所部均被解散，下层官兵中许多人便干起土匪勾当。20年代，山东各地的股匪中，大多有前几支部队中的溃兵、裁兵。临城劫车案中的郭其才就在张敬尧部下当过连长。河南杆匪中，则大都有赵杰宏威军的士兵。老洋人张廷献就曾在该部当过连长。有鉴于此，1923年山东省议会曾建议行政当局，拒绝外省来鲁招兵，并禁止本省居民应募，这当然完全是一纸空文，毫无意义的。
士兵转化为土匪，除了溃兵、裁兵之外，还有因抗议欠饷、不堪虐待或受匪勾引而哗变的士兵。军阀队伍中，高级军官克扣部队饷银，或挪军饷用以投资、赌博而拖欠士兵达数月之久；中下级军官除克扣军饷外，还直接奴役或虐待士兵，为小事细故而体罚甚至打死士兵的现象，时有发生。这些都造成下层官兵的仇恨情绪，土匪则乘机诱惑、拉拢士兵下水，以扩充人枪子弹。
1923年6月，驻守开封南门外的陆军第四十八旅有一名士兵因故被排长责罚殴打。该士兵先是哀求饶恕，继而痛楚呻吟，全排士兵无不难过，但敢怒不敢言。归营后，个个怒火中烧，寻思借机发泄。该士兵的哥哥也在该部当兵，闻知乃弟为小事而受重责，便串连该排士兵报复。恰巧在开封附近活动的一股土匪中，有头目为该兄弟俩的乡亲，平日就常有来往。于是，哥哥便暗中与匪徒联络，于一日夜间率全排士兵鸣枪哗变，在南门一带抢劫商店达1小时之久。开封本陇海线重镇，城内外驻军近万人，闻兵变竟无一兵一卒到场镇压。这一方面反映军队维持治安之不力，另一方面也反映各部队官兵对哗变士兵的同情。事后，军事当局搜捕变兵，枪毙10余人，余众遣散。被遣散的士兵返乡后，部分落草为寇，度其生涯。
1923年七八月间，正是湖北军队大举剿匪、营救被绑架的梅神父之时，驻守鄂豫边境应山、大悟等县的鄂军，接连发生士兵因欠饷太多而拖枪为匪的事件。据不完全报道，其中广水逃17名，距疗养胜地鸡公山仅45里的王家寨逃30余名，东篁店先逃走一排，随后又有一排10余名士兵裹挟排长逃走。不久，驻大新店的一连新兵又有不稳形势，鄂督萧耀南连忙派兵将该连全部缴枪遣散。这些逃兵或随大股土匪窜往河南，或在京汉铁路附近各县抢劫绑票。鄂豫两省当局不得不加派军队守卫铁路。
国民党曾多次派军队前往湘西剿匪，当地匪首竟能以鸦片诱使官兵哗变、倒戈。1946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部队奉派到湘西剿匪。川军素称“双枪将”，即每个官兵除一支打仗的枪，还有一支吸鸦片的枪。这批人因匪队中鸦片供应充足，活动自由，而纷纷投奔匪队。这些兵痞一旦为匪，自然是更加凶猛、残忍。
士兵哗变给社会带来的灾难决不亚于匪祸。20年代初，皖北涡阳县西义门集因屡遭匪祸，1923年4月，遂有安徽陆军第三旅一团二营来此驻防。该营一应物品悉由当地商民供应。不料6月10日夜间10时左右，该营部分士兵哗变，在枪杀了一名连长和一名排长后，即朝天开枪，拥出营房，抢劫镇上商民人家达数小时之久。居民梦中惊醒，妇啼子号，恸哭之声闻于四野。民宅被搜劫，一片狼藉；居民2人被打死，全镇损失财物折合30余万元。天明后，100多名变兵携枪挟赃而逃。营长魏殿英随即召来镇上商会会长及头面人物，非但无一句带兵有失的自责，反而严厉命令各店必须照常营业，不得对外声张此事，掼失的100多条枪全部由商民集资赔偿。旧社会兵匪难分，由此可见。
而且，由士兵转化而成的土匪，经历过军阀混战，胆量更大；经过一定的战术训练，更加机动灵活；对军队剿匪的规律熟悉，更加狡猾。因此，若一股土匪中有一批士兵作为骨干，或有若干中下级军官参与策划，指挥，其势力将会很快地壮大起来，而且极不易彻底清剿，故危害性更大。
“嵩山大学毕业生”
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二种情况，是土匪被招安收编为官兵。这在中国历史上是向有传统的。远的不说，仅清朝末年所收抚的匪首，后来在民国时期发迹显赫的，其数量即十分可观。举其荦荦大者，就有奉系军阀首领张作霖、曾任吉林督军的张作相、当过伪满洲国总理的张景惠、当过热河都统的汤玉麟、当过绥远都统的汲金纯、老桂系军阀首领陆荣廷、曾任广西督军的谭浩明、当过广东省长的李耀汉等许多人。民国以来，则有后来曾当上直隶督军的褚玉璞。他曾在山东抱犊崮一带为匪，经由民初安徽都督柏文蔚派人收抚，在10几年的军阀混战中，迅速飞黄腾达起来。至于督军、省长以下，招安匪首当上军、师、旅长的，则几可车载斗量，数不胜数了。
收编土匪主要有三种原因，一是官兵无力或无法剿灭该股土匪，只得改剿为抚。例如，20年代前期，孙美瑶和老洋人都是因为绑架了洋票，官兵围剿时投鼠忌器，只得改用招抚办法。又如20年代后期至30年代初，流窜为祸于华北七省的山东巨匪刘黑七，人多势众，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多次派兵进剿，劳而无功，百般无奈，只得派员招抚收编。
二是军阀混战，急需扩大实力、减少阻力，因此招编土匪队伍。这在1923—1924年间的四川军阀混战中，最为突出。本书介绍川滇黔匪祸中已有叙述。同一时期，在湖南发生的谭延闿与赵恒惕的战争中，双方也都急相收编土匪队伍。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前后，蒋介石为利用河南土匪来对付冯玉祥，乃任命张钫为代理河南省主席兼国民革命军第二十路总指挥，专门收编土匪。其时经张钫收编的大股土匪计有：许昌、宝丰之间的李万林股为一师，临汝县的范龙章股为一师，宜阳县的王殿阁股为一师，嵩山地区李万如股为一师，自由县（今名伊川）赵冠英股为一师。这其中还不包括收编的那种类似土匪的地方民团。1931年冬，张钫带领这一批杆匪出身的师长们，乘火车到汉口拜见蒋介石。蒋介石劝勉有加，并赏给每人500块银元作为见面礼。
三是匪首们本身把当土匪作为求官进身的捷径，以招安收编为追求目标。湘西巨匪瞿伯阶从1927年开始为匪，到1939年仍是另一匪首师兴周手下的一名营长。当时他家乡龙山县有三个黄埔军校毕业生：萧瑞禾、向阳、杨亦九，均不得志。三人商量后，于1939年底走访瞿伯阶，对他说：“现在玩枪杆子，小搞没得办法，终究出不了头；只有搞得越大，越有办法。搞大了，我们帮你活动，编师、编军都由你，还怕蒋委员长不收编你？”于是瞿伯阶遂独立山头，自封司令，以萧瑞禾为参谋长，越搞越大，至1947年终于被国民党收编为暂编第十师。在豫西，民间甚至流传一句谚语说：“想做官，去拉杆。”有时一股杆匪会同时有两派军阀去招安，匪首便视开价高低而决定投靠谁。
有的匪首招安后，觉得人少官小，不够满足，还继续招降纳叛。陕西军阀刘镇华手下的镇嵩军下分三路，由柴云陞、张治公、憨玉昆分任标统（团长）。这几个人都是当初在河南嵩山当山大王的“老架子”，收编当上标统后，觉得实力还不够雄厚，便放“外队”。所谓放“外队”，就是找来一些营、连长，助以一些枪支弹药，令其带领所部外出拉杆子，扩充人马，等到人枪渐多，再收回来。一个连长放“外队”回来即可当上营长，营长则可当上团长。老百姓称这种外队为“官匪”，倒也是名副其实的。镇嵩军当然不会去打这些外队，民团或其他军队来打这些外队时，他们并不承认这是自己的人，甚至还被迫派些部队去协剿。但兵、匪之间早已暗中定有信号，彼来此去，彼去此来，而且官兵还乘机输送些“瓢子”给外队。因此陕西老百姓称镇嵩军的军官都是“嵩山大学毕业的”，就是说，这些人大都在嵩山当过土匪。这种放外队的现象，在其他省内也有。20年代末，山东就常有这类官匪。
更有的土匪是忽匪忽兵，朝匪暮兵，转换无定，尤其显得是兵匪合一、兵匪难分了。河南宜阳县匪首王殿阁最初在豫西拉杆，后被陕督刘镇华收抚到镇嵩军中当官。1925年刘镇华失败下台，王殿阁回到豫西为匪；不久又投入孙殿英部下，并参与盗掘慈禧陵墓等官匪勾当。1928年孙殿英部缩编，王殿阁再返宜阳做山大王；第二年被西北军宋哲元部的“豫西剿匪司令”张治公收编为师长；至1930年复为张钫收买，成为蒋军师长。
韩复榘活埋土匪17O人
被招抚收编的土匪，尽管穿上了正规军的服装，挂上了某师某旅的番号，但大多匪性不改，成为穿军装的土匪。他们有的在驻地附近公开扰民。1922年冬，陕西巡防军第二路统领郭金榜奉刘镇华之命剿匪。他采取“以匪治匪”的方法，收编了在商洛山间活动的河南股匪王明智（绰号王老五）1000余人，令其分驻镇安、柞水、山阳等县。王明智在三县县城内开赌场抽头敛财，夜间派兵扮土匪四出抢劫。更有甚者，他搜捕了一批当地匪首，令他们诬告各县富户通匪，然后据此向各户勒索钱财，威吓说否则即以通匪罪枪毙；半年下来，仅此项勒索款即达六七万元。
又如1922—1923年间，直系军阀在河南收编大批土匪，交樊钟秀带往江西，用以攻打南方政府。当时尽管樊钟秀已暗中与孙中山联络，准备投效。但其部下许多老杆匪却在赣省驻地为非作歹。1923年5月间，驻南昌的一部公然掳掠李渡镇，抢劫邮差，并持抢来的汇票向邮局兑取钞票，遭到拒绝后，竟企图开枪杀人，后经劝阻方悻悻离去。
有的招安土匪则仗着官兵的身份，为所欲为，无法无天。民国时期，尤其是北洋政府统治时，官军的纪律极差，士兵看戏、坐车不买票的事屡见不鲜，还动辄打骂老百姓。民间称“妈拉巴子是免票，后脑勺子是护照”。至于收编的土匪，本来就是散漫惯的，当上官兵后，该遵守的纪律没学会，无法无天的程度却更上层楼。
1923年5月，在河南安阳火车站，几名士兵无票乘车，被车站检票员阻拦，士兵们当即报以老拳。这时陕西籍军阀胡景翼的陕军第一师正在此驻防，并有士兵在车站巡查。这时陕军士兵闻声询问，也遭前一批士兵殴打，因人少不敌而退让。肇事士兵在候车室肆意谩骂寻事，直至胡景翼派队前来，才匆匆离去。经查，这几名士兵原为河南杆匪牛昌平的部下，后随杆为河南当局收抚，充任安阳巡缉队，负责侦缉附近土匪，素来在市内就是横行无忌的。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后，巡缉队被解散，这批士兵又重新拉杆，不久又被当局收编为一连武装警察，负责维持安阳市内治安。先前以土匪侦缉土匪，正是荒唐；如今以土匪维持社会治安，就更可笑了。因此治安混乱乃是理所当然的。胡景翼派员查明情况后，因自己是陕军将领，不敢在河南境内过分激怒豫籍兵匪，只得息事宁人地将该连武警调往淇县驻守火车站。不久，这连士兵全部拖枪逃跑，重新当上了蹚将。
又有的招安土匪利用收编乘机报复、打击当初严厉剿匪的军官。充州镇守使何锋钰在围剿抱犊崮土匪的问题上是坚决而卓有成效的，所部曾击毙孙美瑶之兄孙美珠，并围困另一股匪孙美松。因此，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孙美瑶在谈判中即提出要求撤换何锋钰。这一要求又正与田中玉企图以何为替罪羊的打算一致，因此，何锋钰遂被免职。1923年间，湖南湘潭县有一匪首郭国良，曾屡遭该县团练局长文光信的打击，故咬牙切齿要报仇雪恨。赵（恒惕）谭（延闿）战争中，郭国良为赵恒惕招安，当上了长沙铁路警备司令部的连长。一天，文光信带两名护兵乘火车到长沙办事，下车时恰为郭国良窥见。郭即命所部士兵跟踪文光信，随后于天晚人少时，将其枪杀。事发之后，赵恒惕曾以此为训，下令不许收编的匪队驻扎省城，今后也不得再招抚土匪。但大小军阀深知，谁拥有的人枪多，谁就可能在军阀混战中获得较多的生存机会。因此，赵恒惕手下各师、旅、团长，不仅对已招编的匪队不予整顿，而且继续收编土匪，只是将原用的“游击队”、“临时军”等名目，改换为独立团、补充团等，换汤不换药。因此，湘省军队中杀人掠物、劫夺枪支事件仍屡屡发生。赵恒惕无奈，又命令部下叶开、唐生智等人，凡被地方控告、查有真凭实据的收编队伍，必须解散。然而，一则小军阀们可以用“查无实据”之类措辞敷衍搪塞，以保存实力；二则即使查有实据而被解散的军队，其结果仍是沦为土匪，这些人为兵为匪，其社会效果都是一样的。
有的土匪招安后，听编不听调。他们对当军官兴趣很大，对每月有现成的银饷、军粮十分满意，但对调他们到外地驻防、打仗却是决不同意的。1932年，韩复榘在山东收编刘黑七后，该匪就是拒绝服从调遣，而又重新为匪的。1949年湘西“三·二事件”，也是收编的土匪为抗拒命令而采取的行动。还有的收编土匪以诈降为缓兵之计，待得到休整和饷械的补充后，复又叛去。例如1935年，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命令特别侦探队第一大队长刘耀庭担任胶东游击司令，进剿盘踞在大珠山的积匪徐荣章。徐匪屡战不支，遂乞求收编。韩复榘将徐荣章为首74名匪徒编为特别侦探队第三大队，以徐为队长。不久，徐荣章密谋暴动，为韩侦知。5月6日上午8时，特别侦探队奉命到第三路军总指挥部聆听训话。一、二大队老队员在大门内影壁前听训，三大队徐荣章等74名新队员到院内礼堂听训。新队员听完后列队返回，行至影壁前，遇见刚结束的老队员。这时，有人喊口令“立正”，却是一声暗号。全体老队员当下一拥而上，将74名新队员拿获，徐荣章在逃跑时被大刀砍伤。其余74人被押运千佛山刑场，全部枪决。
由于官府对降匪大都怀有疑忌，唯恐其异动，往往为绝后患，宁可违反招安时的条件，也要先发制人，杀戮降匪和收编的土匪。这种情况，民国时期各省都有，尤以东北、山东、河南为最。1931年下半年，一批招安的土匪奉命乘胶济路火车到济南，准备转乘津浦路列车到驻防地。济南的胶济路站与津浦路站之间有一段距离。170余名匪徒持枪成单行行进，在一个陡坡处转弯进入两个站区间的隔门。门后即埋伏着韩复榘手枪旅的一营士兵，三人一组，分别持毛巾、短绳、铁锤等工具。每一匪徒进入隔门后，一组士兵便迅即以巾掩口、以绳勒项、以锤击头，同时架往车站空地新挖的大坑，掷入其中。进行过半后，传出一些动静，匪队后的两名小匪首感觉异常，拔出手枪，企图反抗，当即被在旁监视的士兵开枪打死。170余名匪徒不论死活，都被掩埋坑中。
由于上述屠戮降匪之事常有所闻，许多土匪都不敢相信官府，被追剿穷极时，宁可拼个鱼死网破，也不投降。像老洋人、范明新等都是经过一次收编，从杀降中逃出复叛，至死也不再提招安一事。有的土匪在招安谈判时，则要求有洋人或士绅担保，但也未必安全。孙美瑶收编时，即由美国人安特生及临、枣地区乡绅立约担保，结果仍未能免死。这种情况，反过来又迫使土匪把招安作为苟且偷生的一种权宜之计，只要一有机会，便会免脱而去。“你给我军火，我给你鸦片”
下面我们再来看看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三种情况，即官兵、土匪相互勾结。民国时期的官兵剿匪自然不能说全是装模作样或徒劳无功；但如果说，有相当部分的官兵非但不认真剿匪，反而为了图谋私利，以种种方式资匪，那是决不过分的。土匪在打家劫舍和对付官兵的过程中，所迫切需要的主要是情报（包括被抢架对象和官方剿匪两方面）与枪支弹药。这两项，他们都可以通过与军警的交易而取得。四川土匪中“广棚”得名的原因之一，就是因为与军警方面有联络，消息灵通。东北胡匪中的“大爷”，住在城市里，也是通过与官府、军警的周旋获取情报。前述河南、陕西、山东等地军队所放的“外队”，本来就是兵匪一家，情报来源自然更加可靠。
至于土匪军火一项，这里摘引一段文字，即可了解其来源于何处。1923年6月，孙美瑶股匪派人到枣庄与官府谈判时，有记者问山中“军火从何而来？”
土匪代表回答：“皆由军队方面供给。”“我等既无制造局，全靠各处供给。大概大批由军官处设法，小批向兵士中零购。”“军队与我等开一次火，即我辈多一批军火。盖捉住一兵，仅扣留其枪械，而另给金钱以送还之。且官兵用去子弹百颗，即可向上峰报称用去千颗，所余之九百颗，即售与我辈。”
1923年，因山东临沂附近七县匪祸相连，田中玉派第五旅所部在各县剿匪。却不料未久当地人传出话来：“五旅不去，沂难未已。”原来土匪的枪弹均用重金向第五旅购得，五旅不来，土匪子弹匮乏；五旅来后，土匪子弹充足，匪势更炽。
官兵除了通过出售枪支弹药获利外，还可从土匪处得到鸦片，因为民国时期烟禁越严，烟价越高，得到鸦片有时胜过银元。国民党湖南当局有一次派第七十三旅官兵，去湘西古丈县围剿匪首张大治。该旅甫抵古丈地界驻下，半夜时分，即有人给旅长送来十几只大瓮。旅长逐一打开验看，见全是黑油油的上好烟土，不觉大喜，当即命人用麻袋装了六七百支枪和大量子弹，交给来人，并嘱其向张大治表示谢意。随后，他下令部队开拔返回；向上司报称进剿失利，折损枪械若干，又因林中瘴气，士兵患病，不得已而归来。
黎元洪通缉阜阳保卫团长兵匪难分的第四种情况是官兵利用匪患而祸害百姓。前面曾叙及1922年11月初，老洋人曾攻进皖西阜阳县城大肆劫掠。两天后，官军前来围剿，老洋人才率队离去。这时，先前逃得远远的阜阳县保卫团士兵先行进城，到被搜劫过的各家富户商号去二次搜劫。在汇昌和钱庄，经理马俊峰热情地欢迎进店的士兵，请他们喝茶。不料士兵们把经理一把推开，声称他们打跑了土匪，应当慰劳慰劳，随即便径直开始搜索、抢劫。
他们把刚刚从夹墙里取出的一箱银元拿走，后来听说有夹墙，便到处敲打，果然寻着，把里面藏的银元、烟土全部抢走，临走连仆人们盖的被子也抢去。马俊峰在士兵的枪口下动弹不得，待士兵走后，大骂：“这些保卫团比土匪还坏！”
事后，阜阳县城商民向安徽督军马联甲投诉。马联甲因保卫团团长倪道煦是自己老上司倪嗣冲的亲侄子，对此置之不理。商民又向当时的大总统黎元洪告状，黎元洪下令通缉捉拿。倪道煦与安武军的团长倪金镛逃往天津租界，至1928年才被逮捕正法。
官兵因匪患而祸害百姓还有另一种情况，即任意以窝赃、通匪等罪名，残害百姓。因为大多数土匪都是在家乡附近活动，因此许多安分守己的农民往往与匪徒沾亲带故。官兵剿匪时，不问胁迫还是自愿，也不问有无联系，便给这些亲戚、本家、同族、同村，统统扣上通匪、资匪的罪名，吊打、拷问、敲诈勒索，甚至烧房子、杀人，一人为匪，株连全家乃至同族。这种不分青红皂白的行径，不仅使为匪的铁了心干到底，便是有些无辜百姓往往也索性上山入伙，报复官兵。1943年，国民党派了三个师围剿湘西匪首瞿伯阶。为断绝土匪的粮食来源，官兵实行归村并寨，把小村小寨的居民驱往大的村寨聚居。当这些被迫离开自己家园的百姓被集中起来时，有军官问：“你们说，国军和瞿伯阶究竟哪个好？”
百姓们气愤地回答说：“国军也好，瞿伯阶也好，就是我们老百姓不好！”这种回答正道出了官兵、土匪共同祸害百姓的本质。
孙殿英烧杀亳州城
下面再介绍一个比较典型的例子，几乎包括了上述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四种情况。安徽亳州是老北洋系、毅军首领姜桂题老家。这里在陇海铁路通车前，因有涡河流过，成为连结豫、皖的东西交通枢纽，故而商旅辐辏，市面繁荣。姜桂题在亳州附近的豫、皖各县招募了许多子弟兵，其中有一个就是在民国时期臭名昭著的孙殿英。孙殿英是河南永城县人，投入毅军将领丁香玲部，不久即当上机枪连连长。毅军纪律素来极坏，豫皖一带百姓称“吊儿郎当混毅军”。而孙殿英从军前就在地方上赌博、贩毒，结识土匪、流氓；从军后，仍无收敛，继续与歹徒往还。1922年前后，孙殿英率部哗变，拉到河南省陕州、巩县、宝丰、鲁山一带，聚众为匪，人数达万人以上，孙殿英自称旅长。他因当初曾驻过亳州，深知此地富庶，又有一批当地土匪、流氓接应，遂决定东下亳州。
亳州驻军这时是老安武军（原倪嗣冲部）第五旅，旅长华毓庵自觉实力不足，闻说孙殿英有意东下，便打算收编该部，因此，带信要孙殿英速来。1926年冬，孙殿英杆匪长途跋涉到达亳州石寨，先给城内下帖子，要求送出1万大洋，可免遭攻城。城里官员士绅认为有一旅官兵加上警备团、商团、民团等武装，自不必担心，故未理睬孙殿英。却不料乓、匪双方早已暗中默契：华毓庵故意将该旅大部调往十河、双沟一带，仅留张拱臣一团驻防城北；一名老毅军将领的儿子李大瞎住县城内，与孙殿英夙为友好，此时特地派人送孙一车弹药；孙殿英在亳州的狐朋狗友陈益斋、白仿泰、汤云龙等人，则勾结了当地匪徒百余人，埋伏在东门内的小巷里，准备接应；驻防城南的警备团营长李传运在巡逻时，发现这批不三不四的家伙，却佯装不知，调脸避开。。阴历十月二十三日夜，孙殿英指挥股匪攻城，枪声如炒豆子般炸响。城内居民认为有驻军防守，安全当不成问题，因此都十分平静。这时，早已潜伏在东门附近的匪徒即纵火焚屋，到处乱喊：“失火啦！”“孙殿英进城啦！”附近居民惊慌地拥上街头，见纵火狂呼的为首者是几个本地地痞流氓，便怒声斥责。不料，那伙人中竟有人当即出枪射击，打死打伤居民。于是人群大乱，波及面愈来愈广，许多地方都谣传土匪进城，准备跑反。县地方警备团团长蒋震之、李筱庵，商团团长蒋逊之以及东台镇驻军军官，闻讯后立即召集队伍，保护自己的眷属匆匆逃往河南商邱。
城外匪徒在城内歹徒策应下，攻入北关，大肆纵火抢劫。北关是亳州商业区，本是匪徒抢劫重点，但由于城北尚驻有正规军一个团和部分警备团、商团，匪徒不敢多停留，便散入城东、城西、城南各处，抢劫大商号和民宅。照理北关商业区因此可以保护下来。然而这里的官兵见城内大乱，商民无主，竟趁火打劫，纷纷跑出营房、阵地，同样纵火、持枪抢劫。亳州城里竟出现了城南土匪抢、城北官兵抢，双方互不干扰的局面。官兵抢得大量财物后，就在涡河上征集民船装载，由士兵押运到蚌埠窝藏，事后分赃。由于抢的东西太多，船只都装载不了，堆在码头上无疑是留下罪证，官兵们竟放火把大量物品烧毁扬弃。
时任安徽督军的陈调元派军进剿，但官军行动迟缓，使孙殿英在亳州奸淫烧杀抢架达18天之久，还能安然撤离。事后，毫州有关军政官员虽受到罚款、撤职、关押、枪毙等不同处分，但真正受难的还是商民百姓。省里拨给5万元善后款，与亳州人民受的损失相比，真是九牛一毛。被抢、被杀、被烧、被奸的姑且不说，便是被架走的500名人票，也还得苦主自己筹款去赎。孙殿英祸毫一案，自始至终都与兵、匪勾结有关。起初是官军勾引孙殿英来亳；其次是官军或有意撤防，或无视匪情；随后是军官临阵逃跑；接着是官兵趁火打劫；最后是官军救援迟缓，如果说，这场匪祸是兵、匪共同制造的，是决无不当的。
胡凤璋袭击朱德，惨败而逃
兵匪一家、兵匪难分的第五种情况是，一些在野或垂死的势力收买土匪，除给以金钱、武器外，还授以军职、军衔，给以军队编制和番号，用以参加政治斗争。这对搞政治的人来说，本是一种穷途末路的表现，但在民国时期却屡见不鲜。1920年皖系军阀在对直系的斗争中失败后，派出一批政客、军官到各省去联络土匪，授以“×省建国自治军”、“×省公民救国军”等番号，与直系政权作对。例如老洋人、孙美瑶等，都曾标榜过这类旗号。1922年第一次直奉战争结束后，奉系军阀也曾花钱收买过东北胡匪，一方面指使他们大队人马入关骚扰直系统治地盘，一方面要他们以江湖义气勾结各省土匪，配合行动。1923年上半年，东北胡匪王振元受奉系指派，潜入山东、河南等省，勾结当地土匪、红枪会、民团，组织“定国军”。每省设一名总司令，下辖五路人马，每路设司令一名，辖十个营，上有旅、团建制。河南省总司令为卢壁臣，副司令为黄文魁；山东省总司令为一姓孙的（并非孙美瑶）。两省之上又有一总指挥，为冯占元。奉系军阀为他们提供关防印信，并准备资助粮饷、军火；要求他们一俟奉军行动，即在华北起事配合。
国民党统治集团也是如此。1927—1937年十年内战期间，国民党在各地都曾收抚过土匪，或组成“民团”，或改编为“国军”，用以“围剿”共产党领导的革命根据地，攻打红军，杀害革命干部和群众。湖北汝城县大土匪胡凤璋盘踞湘南、粤北、赣西南前后达30余年。1927年大革命失败后，他被广东国民党当局收编为“第一游击司令”，第二年被湖南清乡会办何键收编为资（兴）永（兴）警备营长，后又改为资（兴）汝（城）桂（东）警备营长，最后当上警备团长，专门对付活动在这一带的共产党和工农政权“他一面当官，一面为匪，无恶不作。1928年初春，胡凤璋率匪众乘夜从粤北打回汝城石泉村老家，袭击当地农会，逮捕并杀害农会干部。朱德率领湘南起义军投奔井冈山的途中，经过这一带时，胡凤璋也曾率队袭击，结果遭到惨败。后来井冈山红军在“左”倾机会主义的强迫命令下，进攻湘南，遭到“八月失败”后，部分红军战士流散于此，均遭胡匪杀害。
至于解放战争后期，国民党为挽救失败命运，在东北、西北、中南、西南各地都曾大量收编土匪，给匪首们委以司令、师长、旅长等职，授以将官、校官军衔，唆使他们对付共产党和解放军。小说《林海雪原》、电影《湘西剿匪记》、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等文艺作品中所描写的各种各样的匪首，都是取材于当年实际斗争而创作的。
此外，还有一些在解放战争中遭解放军打击的反动军官、兵痞，在土地改革中被清算的地主、富农，怀着对共产党的仇恨而逃入山林，结成匪帮。例如，在湘西新化县、淑浦县交界的雪峰山脉中，有两座海拔1600多米以上的高山，名为白马山、风车巷山。这里有一个自称“反共救国军新化溆浦地区司令”的匪首，叫张新雄。此人早在1927年就是湖南军队许克祥部下的连长，参加过“马日事变”，在长沙大肆杀戮共产党人和革命者，以后又三次参加过对江西红军的“围剿”。抗战中，他在长沙充当特务，与湘西土匪素有勾结。抗战胜利后，他百般钻营到东北当上了国民党保安团长。东北民主联军三下江南时，张新雄被俘，后逃往长春。辽沈战役结束后，他又逃回湘西，搜罗惯匪、国民党三青团骨干分子和被解放军释放的俘虏，占山为王，成为对抗解放军的政治土匪。
在人民解放军摧枯拉朽的攻势下，有不少国民党军队被击溃后，上天无路，入地无门，遂钻入深山老林，负隅顽抗，时间既久，粮饷补给全无，也转化为土匪。他们不仅打家劫舍，而且还对各地已建立的人民政权进行破坏，也带有明显的政治色彩。人民政府和军队曾花费了不少力量来追剿这些匪徒，使他们作为旧社会的渣滓，随着民国时代的结束而彻底灭亡。
大刀会红枪会百姓自卫
民国时期，土匪肆虐，兵匪勾结，百姓陷于水深火热之中，他们不得不为生存而奋起，与土匪进行顽强的斗争。
土匪暴行，天怒人怒
1917年9月，皖系控制的北京政府与南方护法政府进行战争。湖南成为南北双方的主要战场，兵燹之余，匪患相连，天灾人祸接踵而至。1919年初，部分湖南人士编辑出版了《湘灾纪略》一书。其中《匪祸》一篇详细记述各县的匪祸情况。书中写道：“此次军兴以来，全湘七十五州县，乃无不有匪，而匪无不炽。”“日则持械勒捐，夜则破扉洗抢。。。人民率避匿深山绝壑中，而土匪熟悉径途，往往踪迹得之。”“妇女被淫，老幼勒赎，壮丁逼为盗匪，收获供其糈饷”。“。。居民惊徙，行旅戒途，客商则裹货潜归，市面则闭门停业，百物腾贵，十室九空。贫苦小民，齑粥尚难自给；工匠佣作，生活不能自谋。。。士辍于校，农废于野。”“散之四方者，因虎口余生，均不敢回。村内所有田地山土，大半无人耕种。”
民国时期的《东方杂志》许多文章也都记录了当时中国农村土匪肆虐的状况。一篇介绍湖北省西北部农村的文章，在写到1927年间当地农民境况时说：“。。土匪没有一刻叫他们安心的。他们的妻子女儿，有的被掳去配给别个；他们的父子兄弟，有的被掠去，勒索大笔的赎款，有的时候，是可以叫他们破产的。他们的房子，时时被他们（按指土匪——笔者注）烧成灰烬；他们的庄稼，有时被他们的战马踏成平地。”
另一篇介绍淮河流域农村状况的文章写道：“淮北自民国以来，土匪蜂起，大者千人，有钢枪盒子炮，横行乡曲，每破一圩，死伤以百，掳去称是，筹资赎回，必罄其资产，名曰请财神。所至大、小农俱弃家而逃。”这些记载真实地反映了民国时期土匪给广大人民群众带来的苦难。
义农舍己救女票
深受土匪肆虐之苦的民众知道，要依靠官兵剿匪是靠不住的。所以，他们只能依靠自己的力量来抗击土匪。其斗争形式是多种多样的。有时，他们仅凭着个人的勇气与智慧，与土匪斗争，并曾有过许多不畏强暴、舍己救人的故事。
1923年初夏，湖北某县农民徐映奎家遭匪，家财被劫一空。匪徒临行前还将徐家16岁的女儿架走，勒索赎金5000元。徐家8口人，本来家境尚可，但遭此一劫，便连吃饭也成问题，何来巨款赎救女儿呢？一家人虽爱女心切，却无能为力，只得听天由命。不料十多天后的一个黄昏，徐女竟独自安然返回。一家人惊喜之余，忙问缘由。原来徐女被土匪架到刘家洼，窝藏在一个农民家中。土匪每天外出打劫，强迫这户农民看管徐女。农民怜悯徐女遭遇，每每为之松绑，给以饮食，并询问其家庭状况。一天夜间，农民对徐女说：“刚才听土匪谈起，你家中至今无人来说票，故准备将你杀掉了事。”
徐女听了哀哀哭泣。那农民大为不忍，遂毅然表示：“妹子莫哭，今夜我就放你回去。”
徐女惊愕道：“土匪回来，一定不会饶你，怎么办？”
农民说：“你莫管我，你先赶快走吧！”他给徐女松了绑，指点了路径，让她离去。
徐映奎一家听罢女儿的叙述，既深深感激这个农民见义勇为的救命之恩，又为他一家的命运而担忧。过了几天，徐映奎带了一些钱专程到刘家洼，去看望并酬谢那位农民。当地人告诉他，那个农民已于数日前的夜间閤家迁走，不知去向；房屋则于第二天被土匪焚毁。
在更多的情况下，农民们被迫一村一寨的组织起来，集体与土匪斗争。
鄂西北山区的农民在村庄附近的山冈上筑起城寨，准备好抬枪、土炮。一旦土匪来了，他们便閤村驱赶着牲畜上寨去；待土匪离去，再返回村庄，照料田园。在淮河流域，许多地主、富农人家筑起高高的院墙，墙角建起望楼。入夜即关门闭户，由青壮年男子及长工荷枪巡望，直至天明。一般中、小农民无力营建，夜间只得躲往田野中睡眠，以避免被土匪架票。黄河流域和东北地区的村庄四周，则大多筑有高高的寨墙，有的地方叫圩或砦，入夜由各户丁壮轮流值守，村中富户则提供些粮食、粉条、蔬菜等供应丁壮一顿夜餐。青壮年农闲时，即打围修寨，习武练功，以御匪徒。
青壮年白天田间辛苦劳作，夜间又不得好好休息，精神和肉体都常年处于极度紧张和疲惫之中，稍有不慎，仍被匪徒趁虚而入。
“刀枪不入”的红枪会
一村一寨的武装拒匪，逐渐发展成为附近数村数寨的联合抗匪，结成农民的自卫武装。在许多省份，这种武装被渗入宗教迷信色彩，与中国自古以来流传于民间的秘密宗教会门相结合，从而产生了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这种宗教会门武装，二三十年代，在中国北方各省，如鲁、豫、冀、晋、陕，以及东三省乃至四川等地较为普遍，在东南沿海一些地方也曾出现。
红枪会来源于古代的白莲教。白莲教，有的人认为始于宋代，但至少元末农民大起义时就借用了这个秘密宗教。其后明、清两代都多次发生过白莲教起义。清代宋景诗起义和义和团运动都与白莲教有关。他们依靠秘密宗教的神秘色彩，来团结广大农民群众，又以练功、练武、神道、邪术来鼓励其成员勇敢作战。义和团运动失败后，相隔一二十年，又出现了红枪红枪会以使用的最基本武器红缨枪而得名。它最早产生于山东，随后向各省发展，又以河南为最盛。它以村、镇为基层单位，设会长或团长；几个村合为大会或联庄会，设总会长或总团长，也有叫督办、总司令、统领的，负责军政事务。另有法师（或称老师）掌管教务，负责神事和练功。红枪会基本成员为有家业的中、小农民，不脱离生产，不离开家乡。凡无业、盗窃、奸淫、吸毒者，一概不许参加。
参加者通过一定的宗教仪式入会后，要练功和练武约100天。这一时期中要斋戒、沐浴、禁女色等。练功，主要由老师念符咒，众徒长跪叩头，经过两个七七四十九天之后，据说即可学得“排刀”、“排枪”（刀枪不入）之术。这时，由老师授予写有咒语的护身符。会员每天早晨须将符供于神像前，礼拜念咒之后，焚符成灰用水吞下。有的则是将护身符贴在床上、门上。与土匪交战时，会员身系红肚兜似的袋子，内装护身符。有的是临战时吞符。每天晚间，有以“运气”、“练气”为主的练功法。
练武，分排砖、喝火、排刀、排炮等几种。排砖，就是上身脱光，拿砖依次在左肋、背脊、额头各击三下；每击一下，口中都要大声发出“哈”声。如此不间断地练一个月。喝火，就是以口对准油灯焰吸气，吸灭为止。排刀，是用刀背对左肋、腹部各砍三次，发出哈声，须练两个月。排炮，则是老师令一二十人赤膊持红缨枪站成一排；另一二十人持土枪（又称火炮）站在30步之外射击。枪内火药的份量是老师经过计算后安放的，子弹则是泥丸，均由老师事先装好。老师下令开枪时，被击者须心中想着诀咒，口里发出“哈、哈”大声。如果泥丸在身上打出红印，老师就宣布“子弹已打不进了”。红枪会所敬奉的神抵，十分庞杂。总的来说，只要是在中国流传的各派宗教和神话、传说，谁在民间有威信，就祀奉谁。诸如，儒、释、道三教中的周公、观世音、太上老君、罗祖；《封神榜》中的哼、哈二将；三国中的关（羽）、张（飞）、赵（云）；水泊梁山的一百零八将；《隋唐演义》中的秦琼；《西游记》中的孙悟空、二郎神，乃至清代的黄三太、黄天霸，等等。根据不同支派和地区，所敬奉的对象，也不尽相同。
可以这样说，民国时期的兵、匪骚扰，使广大农民不得不起而自卫。由于他们的武器只限于木棍、缨枪、大刀、剑戟，无法对抗敌人的火器，他们就求助于江湖术士、拳脚师爷，学一些中国传统的武术、气功，加一点迷信罗祖为白莲教所信奉的四维祖师，“四维”二字合起来为“罗”的繁体字“瓢”。邪魔的符咒巫术，以补不足。当这些仍感不够时，便又请出民间索来敬畏的神仙、古人给自己壮胆，并借以吓唬敌人。最后，到这些都不灵验时，他们也开始夺取并使用新式的火器，来对付敌人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