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枪会崇尚红色，其会众的标准打扮是红头巾（或青蓝头巾）、白褂（或褐褂）、黑布鞋、红腰带，贴肉扎红肚兜，内藏黄纸朱书的符咒；手持8尺左右的红缨枪，也有持大刀的，下有红色飘带。有些地区红枪会也拥有少量新式步枪，加强了战斗力。红枪会上阵杀敌时，一则由于自信有符咒保护、刀枪不入；二则因人多势众，故勇猛异常。当敌人进攻时，他们口念咒语，相距五六百步时，即取出护符吞下，跪地磕头，起身后吸气、念咒，脚下使劲、迈八字步前进。近敌数十步时，突然猛烈冲锋，口中发出“哈、哈”大声，其声势逼人。一般对手往往慑于其武功法术、人多势众和不怕死的精神，而望风披靡。
这里先举一个例子，虽不是与土匪作战，但可以借此了解大刀会作战时的情形。1943年福建宁德、罗源、福安、福鼎、霞浦一带兴起大刀会，国民党当局派一团士兵进剿。双方在宁德县东南相遇。只见大刀会人山人海，尽持红缨枪。一名法师临阵请神做法，会员吞符念咒后，列队前进。为首者手持一面七星旗，向左向右做有规律的摇动，身后的会众也随之一面摇动身体，一面继续前进。其中又有一名法师，身着红色僧服，头戴铜箍，右手执一装有铜铁薄片的铁圈，如铃鼓般摇动作响，左手持一海螺，吹号为令。会员即根据号令进止。
国民党士兵多为抓丁来的农民，对大刀会神助之说疑信参半，此时又见其阵势汹汹可怖，甚是惊惶失措；一阵排枪过后，见大刀会依然呐喊冲锋，更是深信神兵刀枪不入，遂不听指挥，纷乱溃退。部队军官当然不信迷信，但既不能控制士兵，便只得采取“以毒攻毒”的方法，来鼓励士兵的胆量。他们取来乌鸡白狗，杀死后用血涂于子弹、刺刀、枪口、手榴弹等兵器上，声称用此污物可破大刀会邪术，使其符咒不灵。士兵中自然有人听过《水浒》、《平妖传》故事的，便信以为真，当下军心稳定，再战后杀死杀伤大刀会员甚众。大刀会也认为法术为污物所破，丧失信心，遂大败而逃。
红枪会只是这一类农民自卫武装总的代称。在不同地区，它们的名称以及仪式、服饰、姿态都有不同程度的变异。下面列举一些民国时期的这种组织。
绿枪会、黑枪会、黄枪会、白枪会，均仿红枪会形式，唯枪缨颜色不同，主要流行在鲁、豫两省。
大刀会，类似红枪会，但武器为大刀，盛行于鲁、皖、东三省，闽、川也有。
毛篮会，一手提毛篮，一手持刀，称敌方枪弹尽入篮中；也有未婚少女组织花篮会。豫北较流行。
扇子会，手持扇子，据说可将子弹扇掉；行于河南汲县。
子会，与敌交战时，神师持水一碗，右手食、中二指合并，对水画符，口中念咒。传于豫北。
白头会，又称孝帽会，白布裹头，胸前系符箓一块，抵御枪弹。多在豫北。
麻衣会，又称孝衣会，身穿丧服，左手持哭丧棒，右手持缨枪，见敌一磕头，再起而应战。多在淮河流域。
长发会，披长发上阵，法师先跪地念咒。行于豫南。
天皇会，神师自称天降，颈悬朝珠一串，上阵时，手弄朝珠，口念符咒，直隶为多。
哥弟会，临阵时，呼一声“哥”或“弟”，以求枪弹不入。流行于淮河流域、豫南。
六离会，以八卦中离卦命名，穿红马褂，故又名红马褂子。冀中流行。
方道会，又名黄马褂子，行于冀南。
天门会，白莲教后裔，多在豫北林、浚、滑、汲各县。
哥老会，白莲教后裔，多在晋北。
其他尚有清道会、黄纱会、九仙会、圣仙会、小刀会、一心会、红灯教、黑胡子教、武旗会、白旗会等多种，川鄂有红灯教，四川有神兵。
大刀会消灭野狼队
红枪会、大刀会等组织，民国初期就有出现，中经曲折，逐步发展，20年代为最盛时。民国初十年间，山东黄河两岸，股匪多如牛毛，小股数十至数百人，大股如顾德麟拥众千余人，横行附近数县。于是红枪会兴起，聚众抗匪；至1924年，以黄河为界，有南张北马两大派系。1925年，匪首田大子、黑旋风、大抹刀三人合杆，达3000余人，在黄河南岸的山东境内猛攻“硬地”，杀死红枪会总会首张某及其他会首共60余人。一时红枪会势力大落，但其后由于匪祸严重，百姓无奈，只得再次向红枪会寻求生路。
1924年间，河南唐河县潘庄有匪首冯黑脸夜间前来叫场要钱，村里农民请来红枪会师父传法练功。未久，冯黑脸派数十名匪徒持30支好枪，前往挑战，潘庄会众10余人持大刀、长矛出迎。匪徒远远放排枪后，会众竟无一人中弹，胆气更豪，遂冲杀过去。匪徒早已心虚，再放枪又不中，便落荒而逃，被会众夺去6支钢枪。1926年间的一天，200多名土匪经过山东省宁阳县鹅鸭村。村中红枪会员14人持大刀出村，径入匪丛中砍杀，当场杀死匪徒12人，余匪狼狈逃窜；会员仅有二人受伤。
吉林省临江地区胡匪猖獗，1927年夏，当地五道峡羊岔沟掌的张宗耀因自家侄儿和邻里数人被土匪绑架，愤而返回山东祖籍，请来大刀会法师张树声、匡香圃，设坛授法，组织起红土崖大刀会。大刀会口号是“保家安民，消灭土匪”，并规定“不得抢掠民财，不得强奸妇女，不得妄杀无辜，作战时勇往直前，不得彷徨回顾”。这年9月，红土崖大刀会在三道岔与“久胜”、“玉山”两股胡匪战斗，消灭匪徒80余人，杀死匪首玉山，并扒了土匪的“票房”。10月，大刀会又击败“上山好”股匪300多人，缴获枪支50支。这一年10月，临江地区有4股胡匪联名向大、小石板沟飞来“海叶子”，向这两个村庄强索巨款，并声称：“限期不交，人芽不留！”当地居民为保卫家财生命，遂组织起石板沟大刀会。11月初，他们在三岔子打垮胡匪“战九洲”，毙匪24人，摧毁土匪的“秧子房”；12月，又打败巨匪“老得江”。由于这样一些战胜土匪的实例的传布，加上老百姓的渲染附会，更多的人益发相信，红枪会、大刀会确实刀枪不入、威力无比，于是纷纷入会，使这类组织以极快的速度传播、发展、壮大。上面所说的大刀会从山东传到吉林，就是一个明显的例证。
又如，1926年，河南林县石匠韩欲明自称得到“灵宝大法师”之印，又得神人托梦，令其代天行道，防御土匪，遂组织天门会。5月初，会众打败当地土匪郝千金，并夺回肉票若干人，于是参加者益多。该县各村设神坛，香烟飘渺，号角长鸣。到第二年，豫北冀南20多县30余万人参加了天门会。作战时，凡16岁以上、45岁以下男子均须持枪上阵，其声势浩大，可以想见。1928年秋，山东无极会因战胜巨匪刘黑七，半年之间，据称发展到数十万人。这类迷信会门组织人数多少不等，多者达数十万，少者则仅几十人；但遍及各省、县、村、镇，总数是十分可观的。20年代中，山东、直隶（今河北）两省的黄河以北、南宫县以南地区，男子16岁以上、60岁以下者全部加入了红枪会。河南一省，当时便有红枪会员150万人，加上冀、鲁、皖三省，则达到300万众。如果再加上其他各省名目繁多的这类组织，其数量确实达到了惊人的程度。因此，他们的武器虽然远不及土匪，但却能收到御匪的效果。试看下面的例子。
“九·一八”事变发生后，东北地区一些土匪趁乱大作，劫掠百姓。许多地方出现了大刀会，一则抗日，二则御匪。1932年秋，辽宁省庄河县的大刀会拥有三四千会众。当时盖平县（今盖县）苇子沟驻扎有一股土匪，匪首名铁龙、铁虎，自称是“野狼队”，足见凶狠残忍。当地农民派人赴庄河县，请大刀会帮助剿灭。这年中秋节前后，庄河大刀会500余人奔赴苇子沟。他们白天隐蔽，派人外出侦察土匪的活动规律，经过几天的摸索，于一个夜间乘匪徒们喝得酩酊大醉时，一举攻入匪巢，全歼“野狼队”，杀死匪首，并缴获了100多支日式步枪。
“七·七”事变后，华北地区土匪蜂起。河南浚县匪首扈全禄久在太行山区为匪，此时借口抗日下山招兵买马。匪徒在浚县、滑县肆意为恶，任意派粮、派款、派布匹和物资，将不服从的人刀砍、活埋、剥皮。他们大白天在打麦场上奸淫妇女，甚至十一二岁的幼女也不放过。老百姓说：“真是天天在刀尖上过日子。”
浚县人杨贯一发起组织天门会，多次打击扈匪。扈全禄于1938年五六月间投降日军，当上了“河北豫北剿匪司令”，发展到四五千人，不仅继续骚扰地面，而且进攻八路军。9月间，天门会与八路军相互配合，一次就消灭扈匪一部1500多人。
1942年，天门会出动数万会众将扈匪全部逐出浚县山区。
因此有人说，红枪会等组织势力所及地区，“土匪盗贼无容身之地”。
这话是确实不错的。就连土匪自己也承认，与红枪会作战，比跟官军作战要危险得多。所以，他们在一般情况下，是尽量避开红枪会控制的村庄；如要攻打时，总是选择会众疏于防范或另有他务时，迅速打了就逃；如遇红枪会来攻时，则往往力图避战远逸。
民国年间，长期流窜于鲁、豫、冀诸省的巨匪刘黑七，就曾多次遭到各地红枪会等组织的抵抗和打击。1928年秋，刘匪在山东滕县为恶，当地无极会聚众数千人与匪徒大战，不仅杀死、杀伤匪众，还俘虏了一批，缴获许多枪支。刘黑七遭此重创，狼狈而逃，从此对红枪会等组织十分畏惧。后来一次，刘黑七率部五六千人窜到河北昌邑县崔家集，刚刚驻下，就听说附近各村庄的白枪会、红枪会联合起来，聚5000余人前来进剿，吓得连饭也不敢吃，急忙远飏。
俗话说，“两军相逢勇者胜”。土匪与官军作战时，官军是应付差使；而土匪是亡命之徒，即使不能顺利逃脱，也要拼个鱼死网破，因此土匪比官兵更勇敢，官军自然不敌。而土匪与红枪会相遇，前者无论劫掠还是逃跑，都是为了活着享受一切，保命第一；后者则是为保卫家庭财产、妻子儿女，又自恃神功，故而勇气胜过土匪，自然就能战胜土匪。
这里摘引两段姚雪垠根据其亲身经历，所描述的红枪会与土匪作战的情况：“。。正在北边抢劫和烧杀的蹚将们被一支红枪会冲得七零八散，在火光照耀的田间乱窜乱跑。虽然有两三股蹚将还在拼命地抵抗，但因红枪会攻势太猛，而他们自己又是各自为战，便很快不能支持。”
“红枪会一个个用红布包头，褪一只光胳膊，嘴中哈出来可怕的怪声，连腰也不弯，冒着枪弹声直往前攻。他们虽然也有不少快枪和土枪，但很少发枪，追上蹚将时就用大刀劈和矛子戳。”
“红枪会被打倒一批人，立刻又有一批人冲上来，死不后退。他们有的哈着怪声，有的喔吼，有的喊着要土匪缴枪。。。战场显得特别的恐怖和悲壮；每一次喔吼声起来时，大地仿佛在轻轻震动，一直震动到天边为止。”红枪会等组织与土匪作战，除自恃法术之外，还充分发挥了短兵相接的长处。因为土匪一般都是用枪，利于远战；而红枪会则用长矛、大刀，利于近战。一旦双方短兵相接，人员混乱，长短枪均无法使用，而刀矛等则十分得力。
1930年4月，股匪石登福千余人洗劫了山东沂水县重镇崔家峪，并打垮了前来剿匪的县警备队，随后屯于沂水、蒙县交界处的香水峪。沂水大刀会组织了300多人，全部持大刀，夜间奔袭土匪营地。匪徒哨兵打叫枪报警，土匪们梦中惊醒，连忙取枪，既弄不清进攻者从何而来，更来不及布阵设防。大刀会员冲入匪群，一以当十，大显神威。刀影闪处，血肉横飞。黑夜中会、匪混在一起，动作迅疾，土匪既无法瞄准，又不敢胡乱开枪，结果只有抵挡和逃跑的份。战斗结束，匪徒被杀死、砍伤200多人，而大刀会员竟无一人伤亡。从此以后，这股土匪再也不敢到沂水县地界露面。当地大刀会也因此迅速发展，1930—1931年夏季，沂河以西的500多个村庄，村村都有大刀会，总人数达1.5万人。各村守望相助，不仅本地小股土匪销声敛迹，便是外地流窜的大股匪徒，也望而生畏。至1931年，沂水县匪患基本消灭。
多侧面的红枪会
由于红枪会最初是因抗匪而起，因此会与匪之间的仇恨极深。土匪如果进入硬地而又能战胜红枪会，那么为恶程度要远远超过软地。反之，红枪会如果追逐或主动进攻土匪而进入非红枪会地区，也会认为这些地区村村通匪，户户窝赃，因而也大肆烧杀抢掠，作为报复。由此就产生了一个新的词汇：会匪，即认为红枪会只是一种带有秘密宗教会门色彩的土匪。
由于红枪会员的成分多为有家有地的中小农民，其领导权往往容易被地主豪绅所掌握；如果再有一些心术不正的痞子流氓在中间起骨干作用，利用农民贪财发家的心理，那么红枪会的匪化是完全有可能的。例如，1928年4月间，妙道会在河南郊县、襄城、长葛、新郑等县起事，曾进攻禹县县城；失败后，竟与当地土匪合伙，号称“黑虎道”。会匪在禹县地区焚掠了70多个村庄，以后又攻破新郑县，杀人甚多。
又如豫北林县天门会，起初因抗匪而参加者甚众，扩大到安阳县和河北省的武安、涉县、辉县、临漳等县。到后来，其首领韩欲明为进一步扩张势力，竟采用暴力手段，胁迫各县农民参加，派粮、派款；并强向百姓收枪，无枪者须出钱购置后上缴。天门会因而由护民转为扰民，引起附近地区红枪会等其他会门组织的不满和反对，导致相互械斗。天门会依仗人多势大，派遣会员出战，在林县，与清道会；在安阳，与白枪会；在武安，与红枪会、黄纱会，均将这些百姓御匪组织打垮。天门会取胜后，即焚掠上述会门控制的村庄，并杀伤村民。1927年间，在直豫边界数县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入了天门会，吃馍不嫌贵，脚踏哩服呢，头带松三亏。张口就骂人，翻眼枪杆捶，三天就出差，五天就归位，孩子叫人爹，老婆给人睡。这首民谣充分地反映了天门会的匪化情形，尤其是会首们的恶劣行径。
此外，在其他地区也有类似情况发生。像江苏宜兴，那里的大刀会后来也与太湖湖匪合流，由农民自卫变为扰民害民。
更有甚者，1926年河南部分匪化红枪会受地主、土匪的挑拨利用，竟将荥阳农民协会委员长李虎臣一家老小11口人全部杀光。1929年3月，山东无极道（即无极会）首领李光炎、王传仁，在下台军阀张宗昌和日本浪人的策划、支持下，发动反对国民政府的暴乱。他们纠集数万道徒，先后进攻滕县、济宁、鱼台和江苏丰县、徐州，要求打倒三民主义，恢复迷信活动，反对男女平等和妇女天足，并拆毁铁路，破坏交通。这种倒行逆施，最后为冯玉祥的第二集团军所平定。
但是，红枪会等组织就多数来说，其基本成员还是保持了中国农民的良好本色。例如山东汶上县、宁阳县的红枪会，曾占领县城达7个月之久，他们所选择的驻地都是学校、庙宇、公共机关等，决不擅入民宅，骚扰百姓；所吃的都是自己携带或定做的大饼、馒头，丝毫不去掳掠当地人民。
至于民国时期的统治阶级称红枪会等组织为会匪，除了确有少数匪化红枪会之外，还另有原因。由于红枪会通过有效的抗匪斗争，认识到自己的力当时中国北方农民生活艰苦，平时难得吃到白面馒头。吃馍不嫌贵，即意味着得到不义之财。哩服呢，是当时高级的呢子面料；脚踏哩服呢，似指以哩服呢做成的布鞋。松三亏，指辫子；头带松三亏，似指大门会员都要打辫子。五六两句表现天门会员动辄打骂百姓的形象。最后四句反映会员经常要根据会首的旨意，到外地去打仗，扩张势力。
量，于是进而武装抗拒官军扰民，抗拒官府的苛捐杂税，成为当时自发的农民斗争的一种形式。显然，被官府称为“会匪”的这一类红枪会等组织，是不属于本书所叙述的内容的。
如果综观整个民国时期的各地红枪会、大刀会等迷信会门武装，除了上述种种活动外，还有许多方面的活动。例如，为北洋军阀各派系所利用、参与军阀混战，坚持封建迷信、反对国民革命和工农运动，为国民党顽固派所利用、袭扰甚至杀害八路军等；另一方面，又参与组织农民协会、支持北伐战争，接受共产党领导、打击日本侵略者和汉好，武装反对国民党的征兵征税等。这些当然也不属于本书的内容，附带一笔是为了指出：对民国时期红枪会等组织须作具体分析，不肯定一切，也不否定一切；要看到其多侧面性，防止以偏概全。但从总体上看，凡属农民自卫性质的红枪会等组织，在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的条件下，对其抵抗土匪，和抗官府强征暴敛，均应作肯定为妥。
日本人制造匪祸谋乱中华
民国时期的土匪活动因有外国帝国主义的插手、怂恿和支持，而更为猖獗，剿匪也更为困难。为着险恶的政治目的而竭力利用中国的匪患的，主要是日本帝国主义。
日本人自愿进山当肉票前面叙及1924年中国政府从日本手中接收山东半岛时，日方曾指使当地著匪孙百万进行骚扰，企图阻挠山东归还中国。其实，民国时期，日本人利用土匪扰乱中国社会治安的情况，实在太多。为祸内蒙的匪徒，骚扰新疆的白俄匪帮，其背后都有日本人在暗中活动。1923年8月上旬，山东陆军第七旅在平原县剿匪，也曾捕获过日本人。1924年6月，洮南镇守使阚朝玺在诱杀巨匪卢占魁及其骨干分子时，行刑过程中，忽然有人大叫：“我的日本人，在中国死了的不好！”此人一喊，又有数人响应。阚朝玺连忙下令暂停行刑，将此数人带近前来审问。他从这6个人的汉语发音和面庞容貌分析，认定确系“小鼻子”，只得命人将他们送往镇守使署，与日本官员会审，使这6人得免一死。
近代以来，日本不断侵略中国，并时时在中国制造内乱，以图趁火打劫，鼓动并以金钱、武器支持各地土匪，同时派出大量浪人和退伍军人来华参加股匪，造成中国中央政府无力、必须由列强实行共管的形势，或找到出兵中国的借口，这是日本帝国主义侵华阴谋的一个组成部分。
1923年5月，孙美瑶临城劫车，架走了一批洋人，引起列强的抗议。然而这批洋票都是欧美人，并无一个日本国民。在公开场合下，日本毫不掩饰它的幸灾乐祸。它认为，在1922年华盛顿会议上，欧美列强采取了不适宜的态度，逼迫日本从山东退出，如今欧美人士在山东被绑架，岂非天意、报应？但私下里，日本却对此感到极为遗憾。因为没有它的国民被绑架，它就不能名正言顺地向中国挑衅，使它失去了一个重新夺回山东半岛的大好机会。但是，日本帝国主义者是极其善于制造事端、寻找侵华借口的。这次，他们也同样采取手段，用以弥补遗憾、制造借口。
5月10日，进剿抱犊固的官军根据匪方提出的要求，退出了山区。各山口均由各县保卫团分工负责把守。当天傍晚，把守凤凰岭的峄县保卫团的队员们正警惕地注视着山里的动静，忽然在霭霭暮色中，看见有个骑毛驴的人，急颠颠地沿小路往山里直跑。队员们见此人鬼鬼祟祟，形迹可疑，便大声喝令：“站住！”不料那人一抖缰绳，小毛驴跑得更快了。众队员见状，不敢怠慢，遂一拥而上，将那人从毛驴上拉了下来，押送设在枣庄的山东督军田中玉的行辕中。
“你是干什么的？”军官们立即审问。
“俺的，进山的说票。”那人贼头贼脑、结结巴巴。
“说票就是通匪，你知不知道？”一名军官厉声问道。
“这个的，俺的不知道。”
听了这人的回答，军官们互相瞧了一眼——这话怎么这么别扭？
一个军官脑子灵活，站起身把桌子一拍，喝道：“现在是什么时候，你还去说票？分明是给土匪送消息的。”他一挥手，命令部下，“拉下去崩了！”“不不，”那人急了，说话更显出破绽，“我的，不是送消息的！崩了，大大的不好！”
“你是日本人？”审讯军官终于忍不住地问道。当时在山东的日本人很多，他们蹩脚的汉语，许多人都能听得出来。
“不是。”那人还在极力否认。
“那好，按通匪罪枪毙！”主审的军官严肃地宣布。
那人沉默了几秒钟，不再装腔作势，挺直了身子，傲慢他说：“我是日本人！”
田中玉本来一直认为劫车案中没有日本人被绑架，实属不幸中之大幸；此时忽然听说抓住了一个要进山的日本人，不由大吃一惊。因为当时社会上早已盛传，这次劫车案就是日本人策划的一个阴谋。那么，这个日本人是否就是策划者之一，此时进山向土匪面授机宜的呢？或者另有其他什么奥秘或阴谋？想到这里，田中玉连忙命令将日本人带来，却又不敢当罪犯看待，便摆下酒宴，请他用餐。
“这是有名的兰陵美酒，请多喝一些！”田中玉把手下一名在日本士官学校学习过、懂得日语、又能豪饮的军官找来，与那日本人对饮。二人一面灌酒，一面东扯西拉。
“先生为何此时要到山里去呢？山中是很危险的呀！”军官见那东洋人有了七八分醉意，说话也多了起来，便试探地问道。
“危险？我不怕，我要见孙美瑶。。”那人一仰脖子，又倒进了一杯酒。
“你认识孙美瑶？”
“不，孙的不好，绑了西洋人，没绑日本人，不好！我去。。”
“你去说票？”
“不不不！我去做人质，当日本肉票。。”
听到这里，田中玉不由得吓出一身冷汗。这次劫车案中虽无日本旅客，但日本政府却已在大造舆论，要求对中国铁路国际共管。如果这家伙主动投入匪巢，真的成了孙美瑶手中的肉票，那日本政府还不知该如何大肆渲染、叫嚣呢！说不定真能以营救人质为借口，派兵到山东来大闹一场！他立即召来几名亲信军官、幕僚商议对策。他认为，日本人这种做法委实卑鄙恶毒，但又不能将其公诸于世，否则，日本人或者倒打一耙，或者借题发挥，又不知会做出些什么文章来。然而，把这家伙放了，又太便宜了小日本。
“因此，我打算把这家伙秘密地给处置掉。”军人出身的田中玉头头是道地分析着，“我想日本方面即使找不到这个人，也只能是哑巴吃黄连——有苦说不出；它不敢公开张扬闹事，因为小日本无法向列强解释，为什么一个日本人要在这种时候跑到匪巢里去。”
两名亲兵走进客厅，来到那个酩酊大醉的日本人身边：“先生醉了，早点休息吧！”
那家伙口中流涎，依依呀呀地被架了出去，到了一个黑暗、偏僻的山边，“呯呯”两枪响过，一缕大和魂便悠悠地飘回到东洋国去了。
不料第二天（5月11日）的同一时间，在同一地点，竟又抓获一名日本人。这次，田中玉已胸有成竹，便以同一方式将此人处理掉。此后，大概日本有关方面发现偷鸡不着，已经蚀了两把米，不敢再派人进山，因此就再未发生这类情况。
田中玉也于10日当晚下令，严格封锁有关抓获日本人的消息，如有任何知情者泄露这一情况，格杀毋论。因此，云集枣庄的数百名记者无一人知道这桩劫车案中的一幕。在当时官方来往文书、政府档案中，也无一字提及此事。直到许多年之后，当时参与处理此事的知情人才将这宗日本人的阴谋披露出来。
临城劫车案解决后，日本方面觉得利用土匪劫持洋人、制造混乱，是造成列强对中国反感，进而对中国共管，使日本趁机渔利的极好途径，遂下功夫制订这方面的计划。这年6月下旬，驻大连的日军司令部召集在华的日本浪人樱井等人，秘密商议了四点具体措施，由日本浪人到各地勾结和支持中国土匪执行。其计划内容：一、绑架欧美各国在华的外交官员和商人；二、抢劫各国在华的传教士；三、抢劫各避暑胜地的外国官员、商人和旅游者；四、组织中国领海海务团，专门抢劫来往领海、领水的中外商船。
这一阴谋被北京政府内务部密探侦得，遂转知各省当局严加提防；后来又被新闻界人士获悉，巧妙地在报章上予以揭露，遭到中国和各国公正舆论的指责，日本才不得不有所收敛。但日本帝国主义者贼心不死，仍暗中指使浪人为中国土匪提供武器，助长匪势。下面是1923年七八月间，在徐州查获的日人贩卖军火案。
七月下旬的一天，徐州镇守使署的侦缉队驻邮局密探发现，一个日本人给上海某街道发了一封电报，电文写道：“尚须大宗货，望备足，不日来取。”密探觉得大有可疑之处，遂进行跟踪监视，见此人进了火车站附近的大金台旅馆，便向旅馆伙计查询此人情况。伙计说，此人名吉利，经常往来于徐州、上海之间。前次到上海仅一个星期，即又携大件沉重行李返回徐州，每日必外出活动。密探跟踪数日，未发现明显破绽，便向侦缉队蔺队长报告。7月31日，蔺队长接到旅馆帐房报告，说吉利已经结帐，准备明日返沪；便于第二天亲自带人到火车站检查。不料，吉利迟迟不见人影，直到火车将开前两分钟才到站验票。侦缉队上前检查行李时，吉利一面顽强反抗，一面窜上火车，竟被逃脱。
同住大金台旅馆的另一名日本人则被拿获。此人登记姓名为病国，自上海来徐州已居住多日，每天挟着一只沉重的皮包外出。8月2日，跟踪此人的密探发现他正在向人兜售手枪，当即把他抓住，并押往旅馆，搜查其住宿的房间，查出一大包手枪，遂连同罪证，一并解送镇守使署处理。
此外，这年8月中旬，在山东枣庄也曾捕获过向土匪出售武器的日本人。关东军参谋为老耗子说情30年代，日本帝国主义加紧侵华的步伐，对土匪的收买和利用也更加变本加厉。“九·一八”事变之后，日本的侵略行径受到世界各国爱好和平、主持正义的人们的谴责。日本在一段时间内，不敢公开进攻当时东北行政当局临时驻在地锦州，就指使土匪武装去打头阵。从1933年热河沦陷，到1937年中日战争全面爆发，数年之间，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华南各地，一直不断地利用土匪肇事。
1933年5月，日本与国民党政府签订了《塘沽协定》，将冀东20多个县划为非武装区，规定这些地方的中国军队必须撤离，治安由中国警察负责。为了给这一地区的中国行政当局制造麻烦，这年八九月问，日本收买并指使关外大批土匪入关，与滦东土匪合流，大肆骚扰地面。由于中国警察和地方保安队人数少、武器差，无法御匪、剿匪，致使匪势日益扩大。
这年9月，以老耗子（名张魁元）为首的数千名股匪攻占了抚宁县城，以戚文平为首的匪徒则占据了秦皇岛、留守营一带。各股土匪均号称“东亚同盟联合军”，组成4个军，下按师、旅、团、营进行编制，以戚文平为总司令。匪徒四出抢劫架票。榆关镇、台头营、留守营、马家峪、八里庄、北戴河、梁各庄、黄土关等地，悉被匪徒占据或窜扰。他们还收缴警察枪支，广泛招兵买马，准备进攻滦东首县昌黎以及迁安两县。四乡八镇难民达数万人之多，有的仓皇西逃，有的则因粮食被抢光，陷于饥饿之中，悲惨之状过于战乱。
日本方面在这次滦东匪祸中表演极为恶劣而且明目张胆。首先，根据《塘沽协定》，日本军队控制长城一线，但它却让关外上匪源源不断地从义院口、潘家口及北戴河海滨入关，增援滦东土匪。其次，为避免与散漫的土匪发生摩擦，驻守榆关的200名日军奉命于10月2日撤往塘沽，将该地全部让给土匪。第三，当中国地方保安队打击土匪时，驻长城一线的日军不许土匪后退，否则缴械。日军竟成为土匪的督战队，意在迫使匪徒作背水之战，与中国军队拼命搏斗。10月1日，日军铁甲车到北戴河巡视，为土匪张目壮胆。第四，9月底，中国河北省府增派1500名保安队开赴滦东剿匪，兵车数列先后驶抵滦州、唐山、芦台时，驻北宁铁路沿线的日军竟加以拦阻，借口保安队携有迫击炮、重机枪等重型武器，不得进入非武装区，迫使兵车后退至北塘、芦台。
此外，日方还大力资助土匪武器弹药，帮助刺探中国保安队情报，为土匪征集粮袜。9月29日，日军曾押送7辆装载于弹的大车，接济榆关方面的土匪。因双方事先未曾接洽，土匪哨兵误以为是保安队偷袭，率先开枪射击，日本兵也开枪还击。气恼之下，车队转赴台头营，将子弹赠与占据该地的土匪。同日，日军还提供6万发步枪子弹和3万发盒子枪子弹，由土匪从秦皇岛转运到昌黎县城外匪队中，准备攻城。10月6日，一名日本军官带领4名士兵前往昌黎城内巡视；下午3时，又有日本飞机飞临昌黎县城上空侦察，这两个作法无疑是为土匪侦察昌黎县内外的设防情况的。八九两日，日本军官竟陪同匪首老耗子的参谋长宋有勤，接连进入昌黎县城，拜会滦东地区第二保安队队长窦希哲，打探虚实。更有甚者，10日早晨，驻秦皇岛的日本宪兵队长山谷和关东军参谋远藤到昌黎县城，分别会见了县长、商会会长和窦希哲，转达了土匪向该县征粮索款的要求，并表示希望县府和商会给以接济。由于增援的保安队兵车受阻，中国方面由北平军委会的朱式勤约请日本驻华武官柴山，先后在天津、山海关，与日本驻屯军司令中村、关东军高级参谋喜多诚一、旅团长铃木、平田等人接洽。日军坚持：第一、中国保安队入滦东不得超过1000人；第二、禁止携带重武器。中国方面表示，匪众过多，且占据县城，无重武器将无法应付。双方相持不下。中国方面再由北平军分会主席何应钦和负责华北地区外交事务的黄郛，在居仁堂宴请柴山、喜多等人，洽商滦东剿匪事。会见后，喜多表示要到沈阳、长春，向占据东北的关东军司令部汇报，但却迟迟不见回音。
在这一段时间里，日方极力鼓动滦东土匪进攻昌黎县城。但占据抚宁县城的匪徒经过多日的抢劫，欲望相对满足，部分股匪开始回窜关外。而占据秦皇岛的土匪则因各股人员庞杂，不易统一指挥，粮饷又十分紧缺，也久久未能行动。日本方面见土匪除烧杀抢劫之外，并不能完全按日方计划行事，难以成大气候，只得于10月11日复电中方，表示对中国保安队东进剿匪计划予以谅解。
保安队兵车于16日、18日分别开赴昌黎和秦皇岛，由张熙光担任剿匪总指挥，指挥部先设于秦皇岛，后随战事发展，又迁往昌黎。日本方面这时表示愿意协助中方剿匪，关东军负责把守长城各口，以防土匪逃往关外；天津驻屯军则在北宁路沿线助剿。匪徒见形势急转直下，慌了手脚。老耗子、胡玉田、胡玉成、宋子文、马晋卿、黄海宽等8名匪首遂联名具书，派专人赶赴北平，投递于河北省主席于学忠门下。该书信内称，各股在“九·一八”之后，曾参加过东北义勇军抗日，失败后重新为匪。此次攻入抚宁县城，确有日本方面的支持和指使。各首领已深悔前非，愿意投诚，恳请当局收抚安排。于学忠对报界表示，不同意招抚之说。
保安队率先击溃了秦皇岛、留守营、北戴河等地的匪徒。戚文平率溃匪逃往抚宁，与盘踞县城的老耗子股会合，城内外土匪将近4000人。10月下旬初，保安队控制了抚宁县城外的四乡，城内粮草、燃料俱缺，匪势动摇。24日，匪首戚文平亲赴榆关，与日军守备队落河少佐会谈，得到日方允许，出关到了锦州，其所率股匪向保安队投降。随后，老耗子也到榆关会见关东军参谋远藤，请他出面向中方说情，远藤当即表示不成问题。远藤向中国方面建议收编该股土匪，以免生灵涂炭日久。于学忠得到报告后，指示说股匪投降可以，收编则不同意。他还令张熙光转告日方，对剿匪事宜勿横加干涉。日方恼羞成怒，指使土匪作困兽之斗。日本军队指导、帮助老耗子在抚宁城外的紫荆山构筑了上、中、下三道工事；并于27日调了一个中队的日军到抚宁县城附近，意在干扰中方的剿匪行动；当天下午，日本士兵又协助上匪向保安队阵地发炮百余发。
剿匪总指挥张熙光为避免日军节外生枝，于27日晚前往榆关会见远藤，向他说明保安队将于第二天对土匪展开总攻击，请日军予以协助。远藤当即表示完全同意。当远藤送张熙光出门、看着他坐上吉普车时，突然听见抚宁方向传来炮声，远藤不禁奇怪地问：“怎么回事？”
张熙光看了一下手表，说：“现在是28日1点零3分，我们的总攻已经开始了！沙若乌纳拉！”他微笑着一摆手，吉普车飞快地奔驰而去。
原来张熙光深知日、匪勾结的内幕，当他不得不向日方通报总攻日期时，又唯恐狡诈的远藤马上会通知土匪，使其有所准备，甚至日军会想出更为恶毒的办法来阻挠保安队的行动。因此，他在赴榆关之前，便给部队下了命令，不必等他返回，一过零点即开始行动。
此举果然奏效。28日凌晨1时左右，保安队总攻开始，至6时已占领紫荆山和抚宁县城南关，肃清了城外匪徒，遂构筑工事，准备再战。张熙光为避免城内大战，使百姓生命及民宅损失过大，一再派人入城劝告土匪缴械投降，保证其生命安全。于学忠甚至来电指示，土匪所缴武器，凡步枪一支给大洋30元，轻机枪给150元，迫击炮给200元。
正当保安队加紧劝降时，11月2日，前已逃赴锦州的匪言戚文平在日军的保护下，潜入抚宁县城，向老耗子等匪首转达日方意见。第二天凌晨3时，大股匪徒从南门突围，受到官军狙击，被迫退回。当天下午，日军参谋远藤便出面，代表土匪向张熙光表示愿意缴械投降。4日，老耗子派副官杨某出城，到保安队指挥部面见张总指挥，说明第二天早晨集合缴械，请保安队暂缓进攻。张熙光表示同意。当晚8时左右，南门外阵地上的官兵发现前方有大批人员拥来，遂喝问口令。对方答复说是城内百姓逃出，万勿开枪。保安队派人迎上前去验证，不料对方骤然开枪，并冲杀过来。双方短兵相接，枪声大作。土匪约600多人，均为极强悍的敢死队员；而官兵人数甚少，又是仓促应战，十分被动，幸得后方预备队及时赶到，才将土匪打回城内。
土匪之所以在三四两日均选择南门作为突围口，也是得到日方的帮助的。当保安队占领紫荆山和县城外围、构筑阵地之后，10月30日，日军驻榆关守备队以参观为名，派出100多名官兵分头到保安队各阵地去观察布防情况。他们了解到，保安队在抚宁县城的东门、北门外均各布有千余人，主要防止土匪突围向关外逃窜；而在西门、南门一共才安排了600名士兵，显然是个薄弱环节。城内土匪得到日方情报后，才选择南门作为突破口。
土匪乱哄哄退回城后，保安队乘势猛攻。当晚，保安队向城内开炮800余发，匪徒损失惨重。老耗子见大势已去，决定强行向北突围。此前，他早已派人给日军守备队送去3.5万元巨款，请求日军在匪队突围成功北逃时勿加阻拦，得到允诺。这时，土匪分成三队分批出城。第一批为部分精干匪徒保护着匪首眷属，第二批为老耗子等匪首及钱物粮草，第三批则为大队匪徒，这部分人的最后是一批身背装满银元口袋的匪徒，准备保安队追击时，沿途抛洒银元，以吸引士兵的注意力。
土匪虽有死伤、溃散，但大部分逃到台头营一带，重新集结。保安队正在抚宁县城内外肃清残匪时，日军远藤参谋气势汹汹地来到总指挥部，对张熙光说，土匪已经逃跑，贵方前来增援的保安队应立即返回天津；他盛气凌人地指名要一队实力弱、人数少的保安队留守抚宁县城，“此事限贵方数日内给以满意答复！”张熙光据事实予以反驳，他指出，匪徒尚未逃远，目前又已集结，随时可能反扑，此时将精锐部队调开，显然是不合适的。保安队采取了有效的防范和追剿措施，匪徒反攻计划未能得逞，大部分便从花果山附近各口逃往关外，只有少数零星散股在关内各地游荡。
可疑的天津日租界
日本帝国主义者还在华北各大城市唆使土匪行凶杀人，制造混乱。1934年4月25日凌晨将近1时，天津市内南市第一区值勤警察石立芳正在华界与日租界交界地段站岗，发现从日租界走过来两个人。石立芳喝问：“干嘛的？”二人答道：“老总，问个路。”一边说，一边来到石立芳身边，冷不防将他挟住推到日租界方面，同时夺去他的盒子枪，命令他面墙跪下。石立芳奋力反抗，被匪徒用枪柄击昏倒地。待醒来后，匪徒早无踪影，他赶往派出所报告。所长田久荣正准备亲自带人出去察访，电话铃响了。一名巡长在电话里报告，1点20分左右，日租界方面过来两名匪徒，夺去值班警察刘魁卿的盒子枪，并打死该警察。田所长感到事情严重，一面派警探立即出发巡缉，一面打电话向公安局报告。而公安局接到田所长电话后不久，又得到另一派出所的报告，说有匪徒向该所开枪，企图夺取武器未遂。
就在这一时间里，天津法租界的华人巡捕也被匪徒袭击。第一名巡捕被三名匪徒夺去手枪后，鸣笛追赶。第二名巡捕闻声赶来，迎面遇上匪徒，被子弹击中头部死去。第三名巡捕岗哨较远，赶赴途中见有三人过来，便举枪喝问。三人用日语回答“找人”，该巡捕不疑有他，便放他们过去。不料三名匪徒走过巡捕身边，猛地转身将其抱住，又夺走他的枪支。第四名巡捕也因上述同样方式失去了武器。匪徒作案后，即逃往日租界。
一夜之间接连发生几起匪案，作案匪徒均来自日租界，能操半生不熟的日语，事后又都逃往日租界，此可疑者一。华界、法租界的警捕均为匪徒袭击，甚至被打死，恰恰日租界无一警员受袭击，此可疑者二。夜静更深，枪响数次，均在日租界附近，却不见一个日方警员出现，此可疑者三。综合以上疑点，联系日本军警工作的高效率，可以认定，若无日方的默许和配合，匪徒决不可能干深夜如此自由地出入日租界，也不可能不破日方警察抓获。“大汉义军”和“华南军”
从1933年到1937年，日本帝国主义为了把华北从中国分裂出去，不仅指使汉奸大搞“华北自治运动”，还纠集伪军向各地进攻。在这些阴谋中，土匪都是被日方当作棋局上的卒子使用的。1933年日伪从热河进攻察东的多伦、康保、宝昌等县时，曾收买当地土匪李占元、老儿子、老大王、杨老八等股，到处烧杀。1935年上半年，日伪再次进犯察东，仍旧利用当地上匪助架为虐。下半年，在冀北长城各口附近分股滋扰的张龙武、老耗子、刘黑七等匪徒，也是受到日军的支持的。
1936年，蒙奸德王在日人导演下，成立了伪蒙自治政府，以胡匪出身的李守信为伪军头目，进攻绥远。为配合伪蒙军的攻势，日本特务盛岛角芳、羽山喜郎等人指使内蒙地区巨匪王英收罗土匪武装，资助以大量金钱、武器。1937年四五月间，王英、张万庆等股匪纠集3000多人在热河集中，刘黑七纠集旧部1700多人在丰宁集中。天津日本驻屯军司令梅津美治郎指示，将匪徒编为“大汉义军”共五个旅，进犯绥远。关东军司令植田甚至急不可待地亲自跑到察北，叫嚣要尽多地招募土匪充当伪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