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华南地区，日本帝国主义同样利用土匪制造事端，并企图分裂中国。
1934年，日本浪人在福建勾结漳州地区土匪杜起云，密谋在福建沿海建立所谓“华南国”。驻闽的第四十九师张贞部奉命剿匪，擒杀杜起云，收编了匪众，使“华南国”阴谋彻底失败。但日本帝国主义者又策动各地被收编的土匪叛变，以制造混乱。不久，被收编的匪首吴赐果然率所部千余人叛变，公开打出“华南军”的旗号，分散在闽南山区的华安、长泰、龙溪等县烧杀抢掠。
另一名活动在漳州地区的著匪黄国泰，与台湾的日本特务相勾结，受日方操纵，横行于漳浦、海澄、漳州、厦门各沿海码头。1936年，黄国泰派匪徒康在德、甘剑武等人在厦门局口街的台湾洋行内设置联络机关，向来往于漳州、厦门之间的船只勒索“旗仔费”。这年冬季，福建军警配合，大举剿匪，迫使黄国泰股匪退往漳浦一隅，但对设于洋行内的土匪机关却未能搜获，因匪徒事先得到日方情报早已逃走。1937年3月初，甘剑武再次到厦门设点，终于被军警抓获；而康在德则躲在鼓浪屿的外国租界内，指挥匪徒在海澄、青屿、海门等地抢劫绑架海上渔船和陆上居民。他们指示苦主通过在厦门的台湾洋行或台籍居民牵线说票；而这些洋行或台民大多又是日本派驻中国大陆的特务机构和成员。
抗日战争中，日军更是大量收编中国土匪，或编为伪军，或委以“忠义救国军”、“和平救国军”、“游击队”等名目，用来进攻抗日军队和抗日根据地，屠杀中国人民。例如，1939年秋，黄国泰和张逸舟等匪首就曾受日军指使，在福建组织“和平救国军”，策动当地被国民党收编的土匪武装转而投日。山东巨匪刘黑七于抗战爆发后，从华北返回山东，也被日军收编，为害当地。
即”保险费”、“纳金”之类。
米洛里饭店案
民国年间，在中国制造匪祸，因匪得利的，当然并不仅仅是日本人，其他国籍的也大有人在。例如，十月革命前的沙皇俄国就曾支持过蒙匪，骚扰内蒙地区。然而十月革命之后，出于政治目的、为侵华战略服务而利用中国土匪的，可以说主要就是日本。
一些来自欧美各国的洋人出于牟利动机，也向中国土匪提供武器、弹药。这些人大多是他们本国社会中的渣滓：唯利是图的奸商、在逃的犯人、作奸犯科者、黑社会成员。。他们来到中国后，多以上海、天津、大连、哈尔滨等对外开埠的城市以及香港等地为基地，建立起从欧美到远东的私运武器的网络。有时他们亲自出马，深入士匪猖撅的地区兜售，有时则通过中国的奸商、无赖、流氓转手。通过这批歹徒，中国的土匪不仅获得源源不断的弹药补充，而且还可以得到许多在当时尚属先进的枪械，增加了祸害百姓、对抗官军的能力。
1923年3月间，徐州市镇平街正在营造一座饭店，工地上经常可以看到几个洋人到场指点，其中一个就是斥资建造饭店的意大利人米洛里。两个月后，这座有十余间客房的饭店落成，内部布置得极其清洁、漂亮，门口的招牌上说明“本店提供旅客食宿”。米洛里及其助手、俄国人克里姆·别施金前往徐州警察局，请求立案领照。警方认为，徐州井非对外开放的口岸，外人不能在此经营工商业，警察局不能为之立案并提供保护，因此限令米洛里等人在一周内离开徐州。
米洛里便带上礼品，专门拜会了警察局长杨以敬，说明有诸多困难，务求宽限一段时间。杨以敬收下礼物后，答复说：“米洛里先生有困难，可以宽延三周，但届时务望离去，否则上司怪罪下来，彼此多有不便。”
米洛里满口答应，但回去后，他根本不做撤离的打算，竟堂而皇之地开张营业起来。饭店雇用了中国厨师和侍役，主要由米洛里的妻子经营，米洛里则经常不在，据说多住上海，时来时往。
7月上旬，在一次酒席上，铜山县某乡绅士与徐州镇守使署的一名军官正好坐在一道，谈及今年春夏以来山东、徐州匪祸情况。该绅士说：“我乡土匪也是十分猖獗，我曾打算买支新式手枪自卫，可惜价钱太贵，没有买成。”军官随口问道：“手枪能随便买到吗？”
“能，只要有钱。”乡绅悄悄地说道，“镇平街有个洋人叫米洛里，他那里就有枪卖。前次，我辗转托了好几个人，才打听到。米洛里约我见面，打开皮箱，里面有20支大大小小手枪，任我选。”
这下，军官倒警觉起来了，他不动声色地追问：“有子弹吗？”
“有。米洛里说要多少有多少。一支手枪，他索这个数。”
乡绅伸出4个指头。
“400？那是贵了点！”军官说。
“太贵，我没买。”
酒席吃完，军官立即返回镇守使署，向陈调元报告这一情况。陈大个子听罢，马上联想到，最近汤山县驻军来过几次报告，说有几名外国人常拎着皮箱在各乡乱窜；因为是洋人，地方和军队怕惹麻烦，都不愿过问。“这批家伙大概就是贩卖军火的。怪不得土匪总能买到子弹，原来有个大老板坐在徐州。”想到这里，他马上发电向江苏督军齐燮元询问，省里是否知道米洛里其人，此人有何背景，此事当如何处置，齐燮元复电指示立即派兵协同当地警察查抄米洛里饭店。陈调元一面派人前往饭店，一面通知砀山县驻军对洋人严加检查。
军警们在米洛里饭店内上下搜查，终于在别施金房间的地板下，搜出几支手枪和千余发子弹，遂将米洛里夫妇和别施金三人分别羁押在饭店内。据饭店中国侍役交代，三天前刚从这里运走大批枪弹，听说两三天后又要有大批进货，今天恰巧是缺货之时。
警察局长杨以敬见此事闹大，不敢再麻痹怠慢，派了一名警官带着8名巡警驻守饭店，监视米洛里等人。米洛里身强力壮，具有典型的意大利人气质，十分冲动，说起话来手舞足蹈，加上本来品质恶劣，此时他多次要强行外出，几名警察被弄得困苦不堪。陈调元得知后，派了一名排长带一排士兵协助监守。不料，这更激怒了米洛里。一次，他摆出一副拳击手的姿势，把那排长击倒在地，嘴里还数着：“一二三四。。”，待排长刚刚爬起，他又挥拳将对方击倒。可叹那排长平素对士兵、对百姓横眉竖眼，此刻面对一个违犯了中国法律的洋人的老拳，竟不敢反击。还有一次，米洛里从酒柜里取出两瓶白兰地，独自狂饮，喝得酩酊大醉，突然抓起水果刀去刺守兵，幸好醉后手软无力，被众人夺下。镇守使署派去的冯翻译一再用英语劝慰米洛里，说根据领事裁判权，中国将和意大利方面一道会审，不会委屈他的。米洛里却对他大声咆哮：“滚开，你这只中国猪！”有时，他平静时又会得意洋洋地向军警们炫耀：“我到徐州几个月，已经卖掉大批武器，得了一大笔收入。。”
再说砀山驻军接到陈调元命令后，加紧对洋人的注意，果然在乡间发现一个自称是罗马尼亚人的纳哈洛夫。检查时，士兵发现他的皮箱里装有3支手枪和800发子弹。纳哈洛夫一见败露，当即从腰间拔出手枪，试图武力拒捕，被几名士兵揿住，夺下武器。纳哈洛夫野性大发，接连将几名士兵摔倒在地，但终未能逃脱。经审问，纳哈洛夫来往徐州，都投宿于米洛里饭店，显系同伙。
20日，驻砀山火车站的士兵在检查登车旅客时，也发现一名持往徐州车票的麻脸洋人，便要他将所携皮箱交付检查。这时火车将开，此洋人连声抗议，说误了火车要找士兵算帐。士兵未加理睬，打开皮箱，果然有手枪10支，正准备动手逮捕，一抬头，才发现那人已乘士兵不备上了火车。士兵追赶过去时，车已开动，只好打电话通知徐州方面。徐州军警在火车站见到下车的麻面洋人，即派人跟踪，见他径往米洛里饭店投宿，遂将其扣留，并打电话通知砀山车站的几名士兵立即搭车来徐州。经这几名士兵指认，证实此人正是砀山逃犯，但这名洋人始终拒绝提供其姓名和国籍。
至此，米洛里饭店贩卖军火案已捕获米洛里夫妇、别施金、纳哈洛夫及其女儿、麻面洋人等6名人犯。陈调元命令士兵将他们押送南京，交江苏督军处理。
共产党剿灭匪患造福人民
中国共产党以推翻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制度、解放全中国人民为己任。附生于剥削制度的社会肿瘤——土匪，自然也属于根除的对象。在漫长的革命斗争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的人民军队，在消灭反动军队的同时，也对土匪进行了打击和剿灭，以求彻底解脱人民的苦难。东进纵队消灭刘磨头早在1924—1927年的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组织和领导的各地农民协会就给予土匪以极大的打击。毛泽东在《湖南农民运动考察报告》中，指出农民协会办了14件大事，其中就有“清匪”一项。他写道：“什么盗匪，在农会势盛的地方，连影子都不见了”，“哪怕从前是土匪很多的地方”。他认为，其主要原因是：农会会员遍地皆是，又有武装，土匪无处藏身，因此，“农运一起，匪患告绝”。
抗日战争中，1938年初，八路军第一二九师组成东进抗日游击纵队，从太行山进军冀南。当时冀南因日军进攻、国民党军逃跑、伪政权建立，正处于一片混乱之中。各县土匪、会道门、溃兵，纷纷打着“抗日”的旗号组织武装，蜂拥而起。他们到处抢劫杀人放火，无恶不作，还相互火并，大打出手，百姓苦不堪言。
当东进纵队进至巨鹿、任县地面时，曾遭遇当地巨匪刘磨头。刘磨头手下有匪徒3000人，以任县东北的环水村为巢穴。该村四面环水，水深三四尺，水面又宽，易守难攻。刘磨头盘踞此地20多年，抗战前巨鹿、任县的保安团和国民党第二十九军都先后攻剿过该村，均未能取胜。1938年4月初，东进纵队先以机枪封锁环水村水面，防止匪徒乘船逃跑；又以一排突击队在一个投诚匪目的带领下，借清晨大雾的掩护，乘船进村。登岸后，突击队消灭了匪哨，后续部队立即跟进，包围了匪徒，经过激战和喊话瓦解，全歼该村匪徒。与此同时，其他部队也消灭了刘磨头驻外村的匪徒。
由于东进纵队打击和消灭了冀南各县多股顽固与人民为敌、勾结日伪破坏抗战的匪徒。冀南地区社会治安因之大为好转，使八路军冀南抗日根据地得以顺利建立和巩固。
1939年，新四军领导人陈毅在《坚持江南抗战的诸问题》一文中，曾专门谈过土匪问题。针对当时江南各地土匪如毛的现象，他主张，对那些有计划地捣乱抗战后方的以及摇身一变成为汉奸的土匪头子要严厉镇压。当新四军在苏北东进到黄海之滨的南通、如皋、启东、海门、东台、大丰一带时，苏北沿海从长江口到连云港各股土匪、海匪山头林立。他们白天在海上、夜晚到陆地，恣意抢劫、派大户、奸淫妇女；有的更投靠日伪顽，破坏抗日。由于土匪、海匪神出鬼没，捉摸不定，极难剿灭，因此当地百姓说是“捉不完的虱子，剿不完的匪”。
新四军苏中军区四分区根据群众提供的情况，对各股土匪、海匪武装进行调查了解，采取不同策略，消灭和瓦解了各股匪徒，保卫了苏北沿海各县的农、渔、航诸业，也保卫了苏北抗日根据地。
杨子荣智擒座山雕
抗战胜利后，共产党领导的东北民主联军控制了东北广大地区。国民党因部队尚未空运过来，为夺取地盘，便收编、利用土匪在东北民主联军后方进行破坏和骚扰，老百姓称为“中央胡子”。当时东北土匪在人数上、在活动地域上，超过历史上任何时期，据估计在1O万人左右。其主要来源有三。一是国民党派遣特务人员来收编原伪满军队、警察、宪兵、特务，组成地下军、先遣军、挺进军、光复军、民众救国军等。例如曾被国民党任命为“黑哈北专员”的曹兴武，本系流氓土匪，“九·一八”之后投靠日军。东北光复后，他写信给国民党军委会东北行营，说：“北满有十余万伪军，数万土匪流氓，。。均有相当武器，愿受政府改编。。兴武因此振臂疾呼。。着手收编事务。”国民党有关方面大喜，立即任命他当上了所谓“先遣军第五战区总指挥”。
二是民主联军在东北也曾收编过一些伪满军队，但其中一部分或受国民党策反，转而投靠国民党；或不耐共产党的严明纪律，钻入深山老林。这两种叛军的结局都是胡匪。
三是东北原来的土匪，虽经北洋、国民党、日伪的历年围剿，始终未曾消灭干净。例如，在辽宁省阜新、北票之间的莲花山一带盘踞着以梁省三为首的土匪，人称“老梁队”，凶悍残忍，危害地方达数十年之久。
上述几种来源的土匪，大多与国民党有关系，有的完全受其特务控制，有的则接受其委任，保持相对独立。他们公开进攻、袭击人民军队，破坏地方民主政权建设和土地改革，杀害干部群众，劫夺火车、破坏交通，烧杀奸淫，制造东北解放区后方的混乱，以配合国民党军队对东北的进攻。这一切给东北解放区军、政、民都带来极大危害。
1946年下半年，匪首刘山东制造的“凤翔事件”即是一例。刘山东，本名刘光才，原籍山东，说一口山东话，故人呼刘山东。他原为黑龙江省惯匪，后为伪满招抚，当上了团长。日本投降后，他乘机扩充队伍，发展到500多人，被国民党委任为先遣军第一军第九旅旅长。1946年10月，刘山东股匪扬言要摧毁凤翔县（今黑龙江省萝北县）人民政权。当时凤翔县内有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两个骑兵连和县府武装共200多人，都加强了戒备。狡诈的刘山东故意带队伍从县城外三四里处经过，造成前往农村抢劫的假象，麻痹了城内守军。第二天凌晨，股匪突然袭击县城。守军猝不及防，被匪攻入，两个骑兵连损失殆尽，县长和独立团政治部主任遇害。
中共中央东北局和东北民主联军总司令部下决心剿灭土匪，把它作为巩固东北根据地的一件大事来抓。各省委和军区采取了“镇压和瓦解相结合”的方式，对匪首、惯匪、叛徒、特务严厉镇压；对一般附匪的农民则教育释放；对放了不放心、杀了不够条件的，则监禁起来。据不完全统计，从1945年12月到1947年初的一年多时间内，民主联军剿匪作战1303次，毙匪12539名，伤匪18568名，俘匪36601名，降匪11782名，共计近8万人。仅黑龙江省（当时分为黑龙江、松江、合江、嫩江等省）就击毙或抓获被国民党委任为旅长以上的匪首32人。其中有小说《林海雪原》中所写的座山雕——国民党东北第二纵队第二支队司令张乐山。他是被牡丹江军分区某团战斗模范杨子荣深入匪巢而擒获的。
“谢文东，我来捉你了！”
下面介绍一下活捉大匪首谢文东的经过。此人是黑龙江依兰县土龙山人，“九·一八”事变后担任当地第五保保董。1933年，日本向依兰县大批移民，侵害当地中国居民利益；他们还强行收缴民间枪支，激起土龙山人民的武装暴动。谢文东被推举为民众救国军总司令。暴动失败后，谢率部参加东北抗日联军第三军，1936年担任抗联第八军军长。1939年3月，谢文东投降日军。在长春（伪满时叫“新京”），他跪在日军的“忠灵碑”前忏悔认罪，还被拍成电影，广为宣传。他还带领日军搜捕抗联战士及其家属，迫害中国劳工。日本投降后，他重新拉起队伍当上土匪，肆虐于合江省的刁翎地区。1945年11月，他曾被东北民主联军收编为三江人民自治军，但旋即叛变，投靠国民党，被先后任命为合江省保安军第二集团支队中将司令官、第五战区中央先遣军第三军军长、十五集团军总司令等职务，成为这一带第一号“中央胡子”。
当苏联红军出兵东北、到达刁翎地区时，打惯了正规战的红军根本不把这批山林土匪放在眼里，丝毫不相信老百姓关于胡匪如何难以消灭的说法。红军一名副司令带兵进山剿匪，两眼一抹黑，只有挨打的份儿，那名副司令也中弹牺牲。损兵折将的苏军恼怒之极，调来大炮对深山老林一阵猛轰，却如高射炮打蚊子，连土匪的毫毛也未伤到。
苏军撤走后，东北民主联军曾两次围剿刁翎地区的谢文东及其他各股土匪。第一次，民主联军获知国民党正在拉拢、收编胡匪的详情，派人伪装国民党特务，与胡匪联系，通知某日将有飞机载某要人来给匪首们颁发委任状，要求匪徒届时在空地集中听训；打算一举全歼胡匪，却不料匪徒狡诈小心，不仅提防共产党，同时也警惕国民党。他们虽然相信了颁状训话之说，但在集合时，却胁裹了许多平民百姓在场。当民主联军战士驾驶着缴获的日本飞机飞临现场时，才发现根本无法下手，只得作罢。
第二次，民主联军探得胡匪动向后，调动了坦克、装甲车为前导，几支部队分进合击，两天之内歼匪数千人，许多被胁从的匪徒纷纷投降。谢文东等匪首率残匪西逃，至尚志县一面坡一带。1946年冬，在牡丹江部队的追剿下，他又窜回蚂蚁河以东、牡丹江以西的莲花泡，数百人躲在山林中，不时外出劫掠一番。谢文东仗着人地熟悉，根本不把民主联军的剿匪当作一回事。他每到一地，不是用拐杖敲着地面说，这座山是我们的，我某年某月来过；就是用拐杖指点山林说，那片地方有我们的秘密营地。得意之情，溢于言表，俨然他就是山林之王。有时他慢条斯理地对匪徒们说：“吾人谢文东，从戎十二年，土龙山起事后，皇军精锐数百人进山追剿，路途不熟，迷失方向，冻死深山，无一生还。今日之共军，区区无几，粮缺弹少，又能奈我谢某何！”有时，他又供上随身携带的小铜佛，打上一卦，然后向喽罗们宣布：“运气不错，咱们马上可以过牡丹江，到刁翎，吃香的喝辣的了。”
民主联军合江省军区决定把谢文东股匪消灭在牡丹江西，部队封锁了南起夹皮沟，北至黑瞎子窖沟，东起牡丹江，西至老爷岭的一块长方形地域，内部分成若干块，再派兵分区搜山。由于人地两生，部队开始遇到许多困难，有时见到土匪，待冲上去时，土匪马上分散藏匿在附近，而战士们却向远处追去。通过一段时间的摸索，部队找到了釜底抽薪的办法。他们根据脚印、马粪、飞鸟叫唤和夜间的火光等痕迹现象，找到土匪的营地，把土匪击溃后，随即焚毁匪徒的秘密巢穴、粮食和盐。由于长期在深山搜索，天气又极寒冷，部队吃和住都非常艰苦，但为了剿匪，官兵斗志十分旺盛。
而谢文东股匪的日子则更不好过，缺粮、缺盐的生活，迫使他们吃马肉，因不敢生火，有时就吃冷的。许多匪徒生病、腹泻，浑身无力。一个个手、脸被烟熏得乌黑，胡须、头发老长，真是三分像人、七分像鬼。他们东窜西窜，就像笼中之兽，到处挨打碰壁，于是人心开始涣散。
这时，民主联军加强了政治攻势，除以标语宣传外，还派投诚的土匪进山劝说。一天夜间，两名猎人受部队委派进山，直接找到了谢文东一股，乘便向匪徒宣传民主联军的威力和政策。这一夜，土匪便络绎不绝地前往部队驻地缴械投降，见面第一句话就是：“给顿饭吃，吃饱了，要杀就杀吧！”许多匪徒吃得太多，撑得说不出话来，有的真的成了饱死鬼。一夜过去，谢文东身边只剩下了五名匪徒。他逃到一座山上，躺在雪地上大口喘气，还给那几人打气：“胜败兵家常事，我们在江东还有不少弟兄，只要国军一到，合江还是我们的！”
这时，他的马弁汤二虎突然提着枪走过来，气呼呼地问：“军长，你投降不投降？我要投降了！”谢文东一看这架势，马上装出可怜相说：“好，二虎，你先去投降，办个手续，明天拉匹马来接我。”第二天，汤二虎带着剿匪部队上山去找，谢文东带着他的儿子和两三个人早已逃得无影无踪了。部队分析，谢文东已成光杆司令，必然伺机过牡丹江，重返老巢，以图再起；便派人化装老百姓，在牡丹江封江较早的一段江面附近的山里搜索。当十几名指战员搜索到一个名叫四方台的山头时，发现山凹里一个小山神庙前，跪着一个人，旁边还站着两三个人。指战员们悄悄靠过去，只听那人念叨着：“神灵保佑我父子平安，摆脱苦难。。”副连长李玉清见那人是个秃顶大胖子，正是首长介绍的谢文东模样，便持枪冲上去，大喝一声：“谢文东，我来捉你了！”
谢文东被俘后，关在部队的骑兵团团部。半夜时分，他突然说要大便，企图乘黑夜滚下沟坎，钻入山林逃跑。值班军官识破他的诡计，要他就在屋内大便，他这才知道彻底无望了。1946年12月，这个大匪首被押到他作恶最多的勃利县枪决。
杨永清扮新娘，难逃法网
解放战争后期，中国人民解放军相继解放全国各地区以后，随即开始了剿匪斗争，重点是被国民党收编的政治土匪。在西北地区，解放军在茫茫的腾格里沙漠中，在天山南北牧区草场上，在博斯腾湖蚊蚋丛生的苇子丛里，追剿土匪。在东南地区，解放军在沿海星罗棋布的岛屿上，在起伏连绵的丘陵山地间，在河网密布的平原水乡里，追剿土匪。在中南、西南地区，解放军在莽亘逶迤的大山间，在不见天日的原始森林中，在充满瘴气蛇虫的热带雨林里，追剿土匪。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全国军民万众一心，同仇敌忾，在短短的一两年内相继剿灭、肃清了各地土匪，根除了千百年来任何政权都无法消灭的匪患。
1949年春，当解放军渡过长江，向南方各省进军时，国民党加紧收买各地土匪，尤其是中南、西南地区的土匪，企图以湘西为屏障，把大西南建成反共基地和日后反攻据点。为此，他们派了许多特务到湘西各县，拉拢各股土匪合作。其中就有《湘西剿匪记》中女特务原型、国民党保密局湘西站的黄玉姣。
这年7月，国民党华中军政长官白崇禧又亲赴芷江，召集各股匪首，为他们打气，企图把解放军挡在湖南。8月初，长沙起义后，解放军分两路向西南挺进。被国民党任命为湘西纵队司令兼芷江警备司令的匪首杨永清气急败坏，下令部下抓紧筹款搞枪，以对付共军。他们一面在解放军前进的道路上破坏交通、炸毁桥梁，另一方面在已解放的广大农村烧杀奸淫，杀害农会干部和会员，前后共抢走耕牛五六千头。
解放军占领芷江县城后，杨永清和黄玉姣还企图反扑，并联络其他各股土匪与解放军决战。1950年春，解放军四个团在麻阳地区包围了杨永清为首的大股土匪，经过激烈战斗，毙、伤、俘匪600多人，包括一大批土匪头目。但杨永清等一些重要匪首却漏了网。为了彻底消除匪患再起的可能，解放军和当地群众展开了大规模的搜索，不但抓住了一些残匪，最后也抓住了杨永清、黄玉姣和姚大榜。
杨永清和他的干女儿黄玉姣在荒山古墓的坑穴里躲了几天，最后分别化装成新娘和媒婆企图蒙混过关，被解放军抓获。姚大榜则伪装赶场的农民打算逃到贵州，也被识破。湘西地区其他匪首在解放军和民兵的围剿下，无一逃脱：师兴周躲到粪坑里逃命，被臭哄哄地揪了出来；张大治在深山逃亡近三个月，部下死的死，俘的俘，降的降，最后成了孤家寡人，被一个小孩告发，在逃跑时被击毙；《乌龙山剿匪记》中“钻山豹”的原型、灵鸡公彭玉清先已投降，后又流窜，终于成为俘虏；“苗王”龙云飞被搜索土匪的军民乱枪打死。。在西南地区的贵州省，从1950年初到1951年8月的20个月间，人民解放军共进行大小剿匪战斗4200多次，毙、伤、俘、降中队长以上匪首1.44万名，匪徒26.37万名，共计约27.8万名。
黔东石阡、岑巩、江口一带的匪首吴河清，当初贵州军阀和国民党都对他无奈，只得加以收编，使这名惯匪先后当上石阡县区长、保卫团大队长、国民党军队团长、旅长、县参议员、国大代表。国民党逃跑前夕，为利用土匪反共，又任命吴河清担任石阡县县长。吴河清拥有3000人的基本武装力量，其中“突击队”各乡皆有，每队四五十人，头目均为惯匪，枪法极好，深得吴之信任；乡兵也分在各乡，平时务农，战时打仗。他还与四乡股匪联络，统一指挥；更利用控制的政权，操纵当地经济，加强自己的实力。
贵州解放后，吴匪一面指使该县抗粮抗税，一面指挥各乡小股土匪袭击人民政权。1950年五六月间，他赤膊上阵，先后在石阡、岑巩、江口、思南等县攻城略地，扬言：“只剩我吴河清一人，也要和共产党周旋20年！”8月中旬，他得知解放军前来进剿，便将部下分散到边远山区，各自为战。贵州军区东集团剿匪指挥部研究分析了匪徒活动规律，很快占领吴匪巢穴，并紧追不舍。剿匪部队连续14昼夜，在方圆五六十里的大山间，往返奔波达两千里路程。指战员个个眼睛熬得通红，腿都迈不开步，有的战士嘴里含着饭就睡着了。就在这样疲惫的情况下，指战员在深山树丛中，一尺一寸地搜索，终于将吴河清这个恶贯满盈的匪首捉住。
除了解放军剿匪外，各地人民群众在共产党领导下，也积极投入剿匪、清匪斗争。黑龙江省拉林附近八家子山区有一股土匪，极为狡猾凶恶，经常派人刺探部队动向，若无部队驻扎，便四出为祸。1946年7月26日，该股匪首王明德纠集600余人窜至王家岗，用机枪、掷弹筒、马步枪进攻该屯。王家岗人民自卫队凭十几支土、洋枪顽强抵抗，全屯百姓运送子弹、火药，担水灭火。最后，土匪头目金山和机枪手等20余人被击毙、击伤，匪徒狼狈逃走。
贵州晴隆县民兵第二大队先后参加剿匪战斗70余次，歼匪400余人。1950年4月底，匪首丁化三、岑尧章率匪徒千余人，企图强渡河塘渡口，窜扰晴隆县。民兵在河对岸扼守阵地，击毙匪徒数十人。土匪退往郎岱毛口街，抢走当地群众大批耕牛马匹。民兵又迅速渡河对匪突袭，匪徒仓皇逃命，丢下的牲口均由民兵交还群众。
1950年12月，贵州麻江县土匪司令周子云窜到该县碧波乡，企图破坏土改试点工作。一天，一名匪徒闯入农民家中索米，该户主妇一面做饭招待，稳住土匪，一面支派孩子向土改工作队报告，活捉了这名匪徒。根据这名匪徒的交代，部队、民兵相配合，包围了周子云藏身的山洞。周匪无路可逃，自杀身亡，余匪全部缴械投降。
石云湘三次投降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前后的剿匪斗争中，共产党、解放军为了更有力地打击顽匪，减少阻力，也充分注意到对土匪的政治瓦解，并收到良好的效果。
湘西辰溪县长田湾有一匪首石云湘，曾在国民党军中当过师长，因不容于嫡系而退职回家，遂拉起人马，称霸一方。解放军南下时，国民党又委任他为暂二军副军长兼暂七师师长。解放军进入湘西后，他虽拥有6000人众，却放出风说：“不与解放军为敌。”解放军所到之处，他的队伍即往后退。鉴于石云湘这种态度，湘西剿匪部队决定展开政治攻势，写信劝他投降。石云湘经过犹疑之后，表示同意，但最后仅交出部分枪支，而人员则尽被他遣散。不久，湘西解放军主力奉命进军四川，只留下少数部队。于是，前段时间被打得东逃西散的股匪又重新活跃起来。石云湘也认为有机可乘，便竖起叛旗，重新为匪。
1950年1月，解放军主力返回湘西，再次大规模剿匪。石云湘也被包围，在百般无奈下主动向解放军投诚，但他抱怨共产党未给他相当的地位和权力，遂在残部的劝说下再次逃上山。这时解放军的剿匪正如火如茶展开，石云湘刚上山，就遇上搜索部队，枪声一响，附近解放军马上将这股土匪包围。石云湘上天无路、入地无门，只好第三次举手投降。他的全部人马也就此彻底垮台。
石云湘深感于解放军的宽大政策，便以亲身经验写信给山上一些尚在观望、犹疑的匪首，劝告他们尽快缴械投降。这种现身说法收到相当的成效，减少了剿匪部队的压力和牺牲。正因为共产党、解放军这种军事打击和政治攻势双管齐下的办法，才使得湘西600年匪患、10万多匪徒，能够在短短的一年多时间内，基本肃清。
编者的话
读者从影视片、文学作品及报端已经对民国时期土匪横行无忌的情况有所了解，但这仅是那时土匪活动的一鳞半爪，远不是全部或大部。
苏辽撰写的《民国匪祸录》，是有关匪祸问题的一部生动、可信的史学读物。它以确凿有据的史料，记述了民国时期东北胡匪、东南海盗、江河水匪、四川“棒客”、内地“山大王”，以及由外蒙窜至热河、绥远、察哈尔一带，以封建王公贵族等为首的土匪等制造的主要劫案，对社会、对人民造成的巨大祸害；分析了民国土匪活动的一般规律及匪祸愈演愈烈的社会根源。
民国匪祸的怵目惊心，可以从以下六点加以概括说明：一、土匪的活动贯穿整个民国时期。
二、土匪的活动遍及各个省区，各大江河湖海。
三、不但深山老林、偏僻乡村有土匪出没其间，而且繁华如上海之大城市，居民也因土匪活动频繁、气焰嚣张而一日数惊。
四、有的大股土匪拥有匪徒数万，横行好几省，官府往往奈何不得。有时官府、官军害怕土匪，竞至于如老鼠之害怕猫。
五、一些军政官员和警察等跟土匪勾结一起，猫鼠同穴，竟至官匪、军匪、警匪不分。
六、一些人把当土匪、受“招安”视作升官发财的“终南捷径”。土匪出身的人跻上高位的，莫过于张作霖，他自封中华民国政府陆海军大元帅，一度以“元首”自居。由土匪一变而为师长、旅长而匪性不稍改变的，更是不计其数。
从以上的概括说明中，读者多少可以窥见民国匪祸之所以成为当时日益严重的社会问题之一的原因。这里再略作分析。大体说来，其时土匪势力日炽，土匪问题有如民国机体上的毒瘤，迅速膨胀，不可遏阻，原因有五：其一，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不断、大批制造无业游民、社会渣滓、流氓无产者各色人等，为土匪提供了来源；其二，军阀混战，争相利用、扶植土匪，战争中的溃兵又往往转而为匪，于是土匪势力随之膨胀；其三，官府被迫招抚匪首，授以官位、军职，这对其余土匪有莫大吸引力，刺激了土匪的孳生；其四，匪通官，官通匪，兵即匪，匪即兵，这种情况，民国时屡见不鲜，不仅使剿灭土匪成为空话，而且使土匪有恃无恐；其五，日本帝国主义蓄意利用土匪骚扰中国社会，制造事端，挑起冲突，并把土匪作为侵略中国的别动队，这也是民国匪势不可遏制的原因之一。
国民党政府基于反共、反人民的需要，对真正的土匪不去痛剿、剿灭，却反诬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为“匪”，倾其全力，一“剿”再“剿”。甚至在日本帝国主义的军队闯入国门、大敌当前之时，仍高喊“攘外必先安内”，继续其罪恶勾当，与人民为敌。正是被国民党政府诬蔑为“匪”的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解放军，推倒了蒋家王朝，消灭了剥削制度，并将危害人民的匪患一举剿灭。
今人读一读《民国匪祸录》，了解民国社会黑暗的一个侧面，对土匪横行无忌、为害社会、残害人民，有深刻了解，这显然是无害而有益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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