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梯上去了，灌手们哈着腰紧跟着，借着射击时的亮光，可以看见有人倒下。但灌手们并不后退，他们顺着云梯，向寨墙上攀登，不断有人从梯子上掉下来。在一片“灌啊”、“杀啊”的吼声中，灌手们终于翻过寨墙，打开了寨门。大队土匪冲进李官桥，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尤其令人发指的是，杆匪竟将死尸掷填江中，企图叠成人桥而过。鲜血染红了丹江，尸体随波浪冲去，寒风怒号，江水呜咽，似在控诉土匪为祸之惨烈。据后来的统计，仅浙川一县被烧房屋就达2.6万间，被杀人民达4326名。
老洋人股匪终未能渡过丹江，于是继续沿边界西进，并勒逼着在李官桥附近掳来的百姓肩扛、背负土匪沿途抢来的物品。凡不胜负荷者，便一枪打死在路旁，沿途弃尸遍地，惨不忍睹。
11月下旬，匪徒终于在官军堵截的缝隙间进入湖北省境，直抵郧阳（今郧县）城下。土匪仍企图以甘言诱使守城官兵开门并提供子弹，但未成功；便架炮轰击，用云梯攀城。守城刘营长率500名士兵奋勇抵抗，土匪连攻三日未克，只得在四乡劫掠一番离去。
与此同时，另一部分匪徒则攻进了郧西县城，布满四乡，盘踞多日，作为休整。
他们除勒令乡民供应饮食之外，还四出搜寻年轻妇女，挟至营盘进行轮奸。遇有怀抱婴儿的少妇，杆匪就将婴儿夺过，弃置于地，然后挟妇而去；稍有反抗，即被戕杀。匪徒人数众多，动作野蛮，被奸妇女几乎无不致残。
一名孕妇遭多人轮奸，当场血崩身亡。另一名12岁幼女被奸后，气息奄奄，次日丧生。据不完全统计，在这次郧西匪祸中，幼女妇人被奸致死者达二三百人之多。土匪为害社会，由此可见一斑。
当老洋人盘踞郧西时，豫陕鄂各地小股杆匪纷纷前来投伙。一些霸将更是乘机混入打劫行凶或加入大杆。因此，匪势迅速增至惊人的程度：人数超过3万，拥有骡马2500头，新式来复枪5000支，手枪300支，机枪、小炮各数架，其余则为旧式长枪、鸟枪、大刀等。但尽管人多势众，毕竟是乌合之众，且子弹不足，影响作战能力，因此老洋人打算西南行、入四川的计划难以实现，却被湖北官军驱向西北，进入陕西境内。
贺福女士蜜月丧偶
陕西军队吴新田和张治公、贾济川等部早已闻讯设防狙击，大军将老洋人股匪围困在商雒山中的龙驹寨（今丹凤县）。这时，西北地区军阀，如甘肃的张兆钾、宁夏的马鸿宾、青海的马麒等人，听说老洋人入陕，也惊恐万分。因为一则当年白朗起义时，即是循此道路而深入甘肃的，二则这几个省区都有各自的匪患，所以他们担心一旦老洋人继续西进，各地匪势会猛烈地高涨起来。于是备省军阀纷纷要求加派驻军，架设军用电话，以防万一。
再说商雒山，它属于秦岭山脉的东段，山势险峻，隘口极多，官军极难攻入。明末李自成起义时，即以此山为根据地之一，屡仆屡起。老洋人在商雒山中与官军周旋了大半个月后，猛然挥师东南行，返回湖北，沿郧西、郧阳、丹江（今均县）、老河口（今光化县），直逼樊城（今襄阳）。匪队浩浩荡荡，首尾不相望，沿途县镇村寨居民无不战战兢兢，唯恐焚掠之祸临头。
樊城及各县的外国传教士和侨民昼夜避居于汉水船舶上，一旦有事，即驾船远驶。湖北官军只敢远远追踪、守望，认为土匪人数实在太多，不能贸然进攻。老洋人在官军的护送下，经过樊城，进入枣阳地界。
12月26日夜，老洋人率众攻陷枣阳县城，焚毁县署和数百间民房，打死、打伤商民、士兵200余人，绑架人票数百名。
尤其令中外震惊的是，杆匪架走了美籍女传教士吉伦，击伤美国传教士贺福夫妇。贺福夫妇是前两天在鸡公山举行了婚礼，返回枣阳过圣诞节的，却不料“新婚幸福”、“圣诞快乐”之贺语，言犹在耳，却双双中弹倒地。
未久，贺福教士又不治而死，新婚之妻顿成未亡之人，蜜月之欢遽作丧偶之哀，殊可叹息。
杆匪随即北窜进入桐柏山区，在豫南各县分小股骚扰，以等待说票。吴佩孚和鄂、豫两省当局函电交驰，调兵遣将，悬赏1万元，急欲救出吉伦女士。教会方面则派人与匪徒接洽说票。土匪开价10万元，另加步枪、手枪各500支，双方无法谈成。这时已是1924年初，在鄂、豫、陕各军前堵后追豹严厉打击下，杆匪深感子弹不足，先后来合杆的小股土匪也纷纷离去。恰巧赵杰派人前来告知，他在豫东尚藏有大批枪械弹药，可供使用。老洋人遂派出一股匪徒前往豫东提械，自己则率大部人马，挟持吉伦女士北上，准备返回豫西老巢休整。匪徒到处张贴布告，声称回家过年，明春再来。
往豫东的一股在靳云鹗第十四师的打击下，未能如愿，便从京汉线石桥站与临颖站之间折回豫西。匪势之大，使护路军警退避三舍，仅用电话通知京汉线上下行的列车回避。当时南下的5次车停在许昌，北上的4次车停留偃城，各达几小时，待匪队通过后，方才开行，造成随后数日的火车误点。
此事为中外人士获知传播，一时诧为奇闻。
老洋人是被谁打死的
再说老洋人一股历尽艰苦战斗，总算返回豫西，却己成强弩之末。土匪从1923年11月初南下开始，至此时已经两个多月，其间奔窜豫、鄂、陕三省3000余里，昼夜行军，连续作战，实已疲惫不堪。尤其是返回豫省之后，所到各地，商民畏之如虎，坚壁清野，逃亡一空，匪徒人数庞大，无从就食，人心浮动，怨声渐起。1924年1月上旬，杆匪被官军围困在郏县西北山中的老爷顶，穷困日蹙。老洋人脾气变得极为暴躁，动辄发怒。1月12日这天，老洋人忽然传话召集各杆匪首议事。众匪首愁眉苦脸刚刚坐定，只听得老洋人猛地大喝一声：“李二黑！”
李二黑急忙站起，只见老洋人怒目圆睁，指着他大骂：“好你个狗娘养的，胆敢背着我私通官军！”
“没有的事儿！”李二黑辩道。
“哼！”老洋人一声冷笑，说，“想瞒我老洋人，你是做梦！给我带下去砍了！”
这时参谋长丁保成和一些匪首纷纷起身求情。老洋人一挥手：“这不干你们的事！我不能让这小子坏了规矩！”
然而，老洋人错了，他不知李二黑的事正与丁保成相干。原来丁保成见目前形势千钧一发，曾几次婉转向老洋人试探，可否与官军谈判招安。但老洋人自当年收编险遭官军暗算之后，就定下规矩：本杆绝对不许提及招安之事。丁保成遂暗中与几名亲信匪首商议，与其坐困待毙，不如先与官军谈判；事成之后，老洋人也许能顺水推舟，同意收编；若他执意不从，那么或允其自寻生路，或干脆逼他就范，迫不得已时也可用武。于是，李二黑奉派与官军接洽，不料行动为老洋人手下侦知。老洋人不知这已是众望所归，认为仅是李二黑一杆的行动，故决定杀一儆百，以固军心。所以他坚决不从众人所请，执意要杀。
这时，丁保成环顾众人，大喊：“既然如此，咱们散伙！”
老洋人再没想到多年得力助手会说出这般话来，当下勃然大怒，陡地从座位中跳起，掏出手枪。只听一声枪响，老洋人大叫一声跌倒在地。原来是另一名主张招安的匪首见情势不妙，早已摸住枪柄，此时抢先击发，将老洋人打死。当下丁保成对众匪首说：“我们数人已决定向官军投诚。诸弟兄愿意跟咱一道的，当然欢迎；不愿意的，人各有志，也不勉强，可将自己的一杆人马拉走。”
众匪首见老洋人已死，失去重心，于是部分人带领本杆径自逃窜，其中有的被官军消灭，被绑架的吉伦女教士也因此被官军救出。丁保成等人则率领部分杆匪向南阳镇守使马志敏所部尤营投诚。投诚的匪徒得到官兵供应的食物，因饥饿多日而狼吞虎咽，有的食之过多，竟致撑死数十人之多。马志敏得到部下报告的喜讯后，立即发电报向河南督军张福来请功，电称该部“生擒老洋人之伪参谋长丁保成”，“老洋人在老爷顶被魏营及尤营击毙”。
老洋人匪祸是民国时期为害最烈的匪祸之一。其人数之众、时间之长、范围之广、杀人之多，都已到了令人咋舌的程度。然而若不是两次掳架了洋人，以及有可能受奉、皖两系军阀的利用，曹锟、吴佩孚和豫、鄂两省当局也未必会如此认真地追剿。但就是在击毙老洋人之后，该股土匪势力也远未肃清。从1924年1月中旬开始，无论在豫在鄂，在城在乡，老洋人余部各股杆首大多仍打着“老洋人”的旗号，一时间两省似有百十个老洋人同时为祸。
其中，老洋人的副杆首张得胜收容了残部，与姜明玉股合杆，继续在豫西打家劫舍，焚掠绑架，人数迅速从1000发展到3000，到这年年底竟又达到1万余人。他们仍号称“河南自治军”，横行于洛阳以南的嵩山山脉中，附近官军闻风丧胆，竟不敢前往围剿、交战。
东三省红胡子蛇蝎心肠
奉系军阀张作霖与国民军系的冯玉祥合作，于1924年10月推翻了直系军阀的中央政权。但张、冯二人却又同床异梦，勾心斗角。当段祺瑞在天津主持庆祝会招待各派人士时，冯玉祥在赴宴之前，特地把唇上的八字胡给刮掉了。而这种八字胡须在当时被认为是代表了军官的威严的，因此有人便问冯，何以如此。冯玉祥反复强调“胡子不好，胡子不能要”。在宴会上，各方人士自然不免要惊诧于冯玉祥刮光的面颊，于是大厅里充满了关于“胡子”的议论。这使张作霖大为恼怒，于是在祝酒时便指桑骂槐地辱骂冯玉祥，以致宴会不欢而散。
冯玉祥为什么要在“胡子”上做文章？张作霖为什么听到议论“胡子”便极其光火？这是因为东北人把土匪称作“胡子”，而张作霖恰恰就是土匪出身。当着张作霖的面议论胡子，无疑是指着和尚骂贼秃，揭了他的丑底。下面就介绍一下东三省（黑龙江、吉林、辽宁）胡子的情况。
斯库尔金考察红胡子生活
辛亥革命之后，俄国有一名人类学家斯库尔金到中国的东北考察土匪生活。当时，俄国十月革命尚未发生，沙皇俄国在东北的北部地区政治、经济势力都很大，在哈尔滨等城市里还有俄国租界。斯库尔金通过多方联系，找到一个绰号“活虎”的人。活虎年纪约60出头，外表看上去，与东北的老农并无二样，但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透露出果决和野性。据说，他原先是一名匪首，因年龄大了，厌倦了山林荒野的生活，而定居在城市里。当地的中国官吏和俄租界官员都知道他的历史，但是，谁也不敢去触动他。因为他在附近的土匪中有极高的权威和声望，一言九鼎。得罪了他，就意味着世界将从此不太平，土匪会不断地进行报复性的骚扰，甚至杀死那些官吏；反之，一切则要好得多。
斯库尔金向活虎说明了来意之后，活虎眯缝着双眼——那样子，使人想起一只正在休息的老虎——思考了一会儿，又猛地瞪大眼睛，直视那个俄国人，半晌才说了一句：“你得懂规矩！”
“当然。”斯库尔金知道活虎的意思是要保密，不泄露匪巢的地点，否则，就会有生命危险。
“那好吧。”活虎简洁地表示了同意。
斯库尔金跟着活虎离开城市，向附近的大山里走去。不久，他们进入一片古木参天的森林。阳光从高高的树顶上照下来，在积满落叶的地上洒下斑驳的光，空气湿润而清新，使人忘却了这是一次通往匪窟的旅行。树木渐渐疏朗起来，前面出现了一道小溪，沿着溪水向前走了一会儿，对岸的一片空地上，有一座圆木造成的很大的房屋。
两个人进去时，看见屋里大约有五六十人。这些人都很平静，似乎早已知道活虎要带一个“大鼻子”上这儿来。乘活虎与一名匪首低声交谈的功夫，俄国人类学家浏览了一下屋内的情景，四周是一排白木板钉成的长凳，也许就是床，因为上面还铺着草席。屋子中央有一个很大的烧木柴的火炉，炉子上有一口特大的铁锅，里面正炖着什么，发出肉的香味。屋子的顶部和四壁被炉子长年累月散发的烟熏得黑糊糊的。但是，不论是倚在墙边的，还是拿在乎上的武器，却都是擦得锃亮，在屋里昏暗的光线下，发出金属的光泽。
斯库尔金还看到迎门的那面墙上，有一个神龛，里面安置着一个被熏得乌黑的神像——后来他才听说那是中国古代三国时期的一个将军，名叫关公——神像前摆着香炉和烛台。
斯库尔金所看到的，就是东北地区数以千百计的股匪中的一股。这些土匪之所以被当地人称为“胡子”或“胡匪”，是因为东北土匪的祖师爷们当初劫掠时，为了起恐吓作用或避免被人相认，身穿奇装异服，挂着红色的假胡须，所以又称“红胡子”；因当初大多数土匪都骑马，故还叫“马胡子”。
根据斯库尔金的要求，一个中年匪首特地向他介绍了土匪的组织情况。
匪首说，红胡子就同军队一样，下面要绝对服从上面，一个地区的红胡子还要服从一个最高首领。这个最高首领被尊称为“大爷”。
“大爷一般不在野外跟队伍活动，而是居住在当地的中心城市里。”匪首说到这里，不自禁地望了望不远处的活虎。那个人正眯缝着双眼，坐在一个树桩子上吸烟。
匪首继续介绍说，大爷在城里合法地做生意。一方面可以用赚来的钱购买武器弹药，一方面可以通过官方或社会下层了解官兵的动向，把情报通知给山中的红胡子。一般的红胡子都不知道大爷是谁，只有少数头目与他有联系。
这名匪首还强调红胡子的这种组织，已经有了上千年的历史。当然，这无疑只是一种传说或故意夸张的说法。退回去一千年，东北地区还是渤海国和契丹国的时代，以渔猎为主的游牧部落，哪里会有什么红胡子呢？即使到了明代，这里居住的满人也还处于奴隶社会，地广人稀，不可能有健全的土匪组织。比较正确的说法是，东北胡匪起于明末。当时明朝将领毛文龙镇守皮岛（今属朝鲜，改名椴岛），据说深得军民拥护。后来，兵部尚书袁崇焕设计诱杀了毛文虎，毛的部下大半便啸聚山林，落草为寇，成为最早的胡匪。
而胡匪之盛，则当始于清末。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1900年庚子义和团运动以及1905年的日俄战争，使东北地区深受日、俄帝国主义的茶毒，社会动乱，民不聊生，便有人铤而走险，以抢劫为生。其中有野心的不逞之徒与战后的散兵游勇相结合，乘机而起，称霸一方，世代相传，遂使东三省红胡子在民国时期闻名全国。
胡匪的规矩和黑话
东北土匪在整个民国时期大体可以分三种。第一种是纯土匪，即红胡子。
这种匪多则数百，少则十余，主要勾当是砸富户、抢买卖、绑人票、打官兵，其间烧杀奸淫，无恶不作。1915年，吉林省浑江县匪首“冰上飞”在抢劫时，发现一个老太太手上戴着金戒指，但撸不下来，便用刀砍下老人的手指一道拿走。1924年匪首王林手下匪徒在蚂蚁河架了一个姓魏的姑娘。姑娘的父母为赎人，卖血凑钱。等凑够了赎出女儿，姑娘已被匪徒糟蹋，投河自尽。其父失血过多而死，其母悲愤之下上了吊。好端端一个家庭就这样家破人亡。
第二种是武装土匪。这种土匪大多有政治背景或目的。或为报复社会，或为报复官绅；有的借土匪发展势力，希望招安做官；有的投靠日军，为虎作伥；被人民政权土改清算的，要搞阶级报复；被国民党委任军衔的，死心塌地破坏革命。关于这种土匪，下文还要介绍。
第三种叫棒子手。这种土匪没有枪械，仅以木棒劫道；人数少，有时1人，有时数人，时聚时散。他们打劫对象多是单身行人、小户人家。
大股的土匪又称“溜子”，有一套比较完整的组织和规矩。其总头目叫“大当家的”或“大掌柜的”，内部呼为“大哥”。其下有二掌柜。再往下有“四梁八柱”，四梁分里四梁、外四梁，合起来即为八柱。下面一般匪徒称“崽子”。
里四梁指的是炮头、粮台、水香、翻垛的。炮头是执法行刑的，他必须“管直”（枪法准），百发百中。在和敌人交锋时，他能在关键时刻一枪定夺大局。粮台管粮食、蔬菜的储备、供应，到百姓家就食时，还要检查该户有无传染病，食品是否有毒。水香负责分配站岗、放哨。每砸开一个窑（攻下一个地方），他的第一件事就是放卡子（哨兵）。翻垛的，是溜子里的军师、参谋长。他上知天文，下知地理。行动前，他要占卜凶吉；遇险时，他要祈神庇佑。
外四梁指的是秧子房掌柜、花舌子、插签的、字匠。秧子房就是票房，是关押人票的地方。其掌柜的大都心狠手辣，催票时割耳朵、割鼻子，毫不手软；过期不赎票，也由他和手下人撕票。花舌子负责给苦主家送信、讲价。
这种人一要善于查明苦主家底，二要巧言善辩，要对方拿出更多的钱来。插签的，也有叫稽查，主要负责勘察打劫的目标、路线，保证万无一失。字匠主管文墨。给苦主写信，与外界的文字交道，都由他负责。有的字匠还会刻印、模仿他人笔迹等。
由于各个溜子人数多少不一，规模不等，所以这八柱也有互相兼任的，或省略的。有的溜子因马匹众多，又专设“马号”，主管马匹车辆等。
东北土匪有许多行话、黑话，反映了其组织内部的规矩和忌讳，也反映了匪徒们的心态。例如，干土匪称作“吃打饭”，长期干这一行叫“挂住”，打劫叫“开差”、“砸窑”，劫道叫“别梁子”，杀人叫“插人”，分钱叫“挑片”。他们忌讳“死”字，故称死了为“睡了”，睡了则称“躺桥”；又忌“犯”字，故称吃饭为“啃付”；忌蹲大牢的“蹲”字，故点灯叫“上亮子”、“点明子”，放火叫“放亮子”。犯了这些忌讳，轻则受打骂，重则被杀。曾有一次，一个小孩见一个男人在吃东西，便问：“你在吃包谷吗？”
那人竟勃然大怒，说：“不，我吃的是木头！”这男子便是名土匪，因为包围的“包”字也在忌讳之列。
东北土匪还有一种黑话，叫“三番子”。曲波的长篇小说《林海雪原》中写到杨子荣进威虎山时，记载了很多。像“蘑菇溜哪路？什么价？”“天王盖地虎，宝塔镇河妖”，等等，均属此类。“文化大革命”中，因为京剧《智取威虎山》的传播，全国各地甚至连3岁小儿也都会说上几句土匪黑话。
但实际上，它是一种十分复杂的东西，既有许多约定俗成的内容，也有一些随机应变的问答。例如，问：脸红什么？答：精神焕发。问：怎么又黄啦？答：防冷涂的蜡。就属于这一类情况。这种三番子非有三年五载为匪的经验，是不能透彻地掌握其诀窍而灵活运用的。杨子荣能在剿匪斗争中迅速掌握、运用，充分表现了他的大智大勇。
东北土匪中的一些首领往往带一个小铜佛，据说叫“达摩多罗”，是他们的“上帝”。黑龙江著匪谢文东就是这样，他经常供上铜佛，打卦起课，决定凶吉。许多文艺作品中表现的匪首，在匪群中都是八面威风、颐指气使。
其实，据当过胡匪首领的人交代，匪首带领胡匪就像带领胡狼，时时提心吊胆。因为不仅有的头目可能不服大掌柜，随时可能篡权；便是一般的崽子，被惹急了，也会马上动刀动枪，不顾后果的。所以一般的匪首都是少言寡语，一则显得城府极深，一般匪徒莫测其高深，只有敬畏之份；二则可以暗自盘算谁可能有异志，谁的言行反常，该采取什么对策等。许多匪首一辈子都没有可以说知心话的人，在大群匪徒的簇拥之下，孤独地活着，孤独地死去。
东北匪首一般都有一个绿林报号，反映出该匪首所处的时代特征、习俗和意向。例如，“战中华”、“战九洲”、“战北省”、“东边”、“中霸天”等，反映了土匪的狂妄野心；“绿林好”、“青山好”、“松江好”等，反映了土匪活动的地域环境；“草上飞”、“云中雁”、“穿山甲”、“常胜”等，则反映了土匪的幻想、愿望。有的用匪首的姓名、绰号或去掉姓氏后的名字做绿林报号，如“老北风”、“小白龙”、“刘二敢子”、“（孙）
长海”等。也有的用该股土匪的特点做报号的，如吉林浑江地区匪首曲振广手下50多名匪徒，行走如飞，即自报“滚地雷”；“白马张”则显然因为匪首姓张，常骑白马。
土匪相信“没有外号不发家”，所以哪怕一两个人的小匪伙也要有个报号。路上相遇，各股自报家门，是仇人，捉对厮杀；是友好，相安无事。砸窑时，也向村民报号，一则颇有“好汉做事好汉当”的气概，二则也借此扬名，吸引不逞之徒前来投奔。
东北胡匪常有些规定，哪些是不可以抢的。例如：喜丧事、邮差货郎、走村行医、算命摇卦、鳏寡孤独、大车店、棺材铺，均在规定之列。民国初期，著名的马胡子、绿林报号“白马张”曾亲自订过13条纪律，约束部下。
其中规定：本山主发飞马牌香烟为标帜，在外地吸此烟者，即须互相援助，违者立斩；关东毗连外国，对洋人不仅不能开差，且须暗中保护，免惹无谓的外交事件；凡愿入山为么者（匪中排行最小者），须本山20人以上介绍，并认某人为师，经师切实保证，方可入山；本山为膺介（其他股匪）所侵扰，须尽力援救，违者重罚；泄密者杀无赦；抽签执行死刑者，虽骨肉至亲不能宽贷，如有退缩或纵放，杀无赦；开差所得九成开拆，二成归公、一眼线、四公摊、一奖赏此次出力人员、一抚恤历年伤亡弟兄家属；入山为么者，另可正当谋生，但医卜星相皆不得为，尤不能为官，入山又为官者，杀无赦。
东北的国际土匪
日俄两国势力渗透到东三省，东北土匪的活动往往带上了国际色彩。吉林省和朝鲜交界处的二十道沟，位于长白山区，日本人在此开办木材厂，掠夺中、朝两国的森林资源。1923年5月，胡匪来此劫掠，架走厂内职员、工人30余名，其余日本管理人员及家属吓得逃过边界，避往朝鲜。中国官兵前往清剿，反被匪击败，死6人，被俘20余人。这年6月22日，日本在东北经营的南满铁路上，胡匪劫车时曾打死过日本列车长。
另一方面，外籍土匪也在东北境内为非作歹。1923年七八月间，吉林延吉、安图县的马贼唐英魁、郭振发，抚松县的姜奎老、张二标等股匪，与朝鲜籍土匪合股，企图袭击安图、抚松、通化、临江、长白诸县。日本浪人或特务则混入中国匪队之中，参与打家劫舍，与中国官府作对。1924年6月，洮南镇守使阚朝玺诱杀卢占魁股匪时，就发现其中有6名日本人，只得移交日本方面处理。1917年俄国十月革命发生之后，大批白俄逃往中国，东北尤多。其中不少沙俄旧军官便组织或参加土匪队伍，在中国境内建立根据地。
例如，旧党匪首石礼耶夫就潜匿在黑龙江省密山县中俄边境一带。中国政府虽通令缉拿，却无从抓获。他们有时武装骚扰苏俄边界地区，有时则在东北各地为非作歹，从事刑事犯罪活动。
1927年8月27日夜间10时半，从哈尔滨经绥芬河开往海参崴的26次列车，行至亚伯力车站与石头河子车站之间。这一带山路崎岖，路轨不平，火车不得不缓速行驶。这时，铁路两边枪声骤然四起，密如连珠，车厢玻璃纷纷碎落，车厢板被子弹打得“扑扑”直响。山野问同时响起一片喝令“停车”的叫喊。司机既不愿停车，又不能加速，仍自缓缓而行。陡然间，机车撞到了什么东西，“咣”一声终于停了下来。这时，大批土匪自两边蜂拥登车，将旅客驱入车厢一角，搜劫随身所携的钱物，并将座位上下的行李掷到车外。列车长、押运员及路警巡官三人曾试图抵抗，均被击伤。其余路警只得垂手而立，等待土匪来收缴他们的枪支子弹。
令人奇怪的是，胡匪对中国旅客不问男女老幼，锱铢必取，对俄国旅客却分文不动。有人从车窗往外看去，才发现匪首竟是一个白俄“大鼻子”。
匪徒劫掠了大半个小时，押着一些人质离去。司机下车察看，原来车头前铁轨上堆满了枕木。路警们将障碍搬去后，火车方能前行。后来查实，匪徒架走50余人，劫去财物达6万元以上。
据不完全统计，到1931年“九·一八”事变之前，东北胡匪总数当在10万人以上（包括热河地区，即今辽宁、内蒙接壤地区）。其中黑龙江为最多，人称东北胡匪的渊薮。吉林省临江地区从1918年至1931年的13年中，人口大约在10万人上下，但其间记录在案的匪案就有数千件之多。许多人世代绿林，有的则是全家为匪。濛江县匪首王太平，其母当初就为匪多年，他兄弟6个，除1人当兵外，其余5个都是土匪。
小牛倌一句笑话送了性命
土匪在抢劫绑票的过程中，手段残忍毒辣。1926年，黑龙江省勃利县巨匪孙荣久将一个姓张的人票，用三根绳子上下绑在一根扁担上，用刀子刮他的肋骨，然后往肉里揉盐，用烙铁烙他的前胸后背。当这户人家久久送不出赎金时，孙荣久又将肉票的耳朵割下，捎给苦主家。
1927年，吉林临江地区红土崖五道峡有个12岁的小牛倌，晚上东家对他说：“睡觉时小心点，当心土匪！”小牛倌一无所有，便开玩笑地大声说：
“土匪来了怎的？还能把我××割去？”没想到，这话竟被土匪听见。第二天，小牛倌便失踪了。东家和乡邻在村外沟里找到了他的尸体，生殖器真的被土匪割去。
1936年4月，吉林匪首“中山好”将一名姓张的人票衣服扒光，绑在板凳上灌辣椒水，肚子鼓起来之后，再用杠子把水压出来，如此折腾到死为止。
为侵华日军作伥鬼的土匪更是凶残万分。1935年12月，吉林浑江地区投日卖国的汉奸土匪孙玉礼把一名抗联家属妇女抓到八道江审问，该匪与日本兵将这名妇女轮奸；然后把她带到黑沟村，强迫抓来的20多名群众再轮奸她。最后，该匪竟惨无人道地用烧化的蜡烛油浇在她的下身上，使这名妇女在极其痛苦的状态下死去。
土匪对老百姓如此丧尽天良，对其溜子中犯规的人处罚也极其残酷。如果有人投靠了敌对一方或开小差，被抓回来；如果有人出卖溜子内部的人或秘密，被发觉了，那就要受到严厉的惩罚。手段有：挖心——看看红心还是黑心；挖眼——让他再也看不见什么秘密；还有枪毙、火烧、活埋、“背毛”
（勒死）、“挂甲”（冬天扒光衣服，往身上泼水结冰甲），等等。
由于胡匪一般都有武器，因此对社会的威胁更大。20年代前期，黑龙江省每股胡匪往往都有千人上下，枪械充足，凶悍异常。当时“东北王”张作霖及其许多部下，虽系胡匪出身，但此时身为权要，对骚扰他统治地区的马胡子也是要出兵围剿的。1923年7月，张作霖曾指示，将东北划为五个剿匪区，分兵围剿，互相策应。但胡匪不但能对抗官军，甚至还敢于主动进攻。7月15日，活动在黑龙江省的、绿林报号“西九胜”的数百名马、步胡匪，携带机关枪，包围攻打绥芬河地区的勃兴镇边防哨所，兵匪发生激烈枪战。官方派一营士兵前往救援，却不料“西九胜”得到另一股胡匪陈东山的帮助。
兵匪战至两败俱伤，方才结束战斗。
当然，在官军的进剿下，毕竟有些势力小的胡匪被消灭，有些则因被追剿无路可走，只得投诚。但这些红胡子往往匪性不改，或扣留肉票继续勒赎，或骚扰住地商民百姓，或诈降以待机再起。
“九·一八”以后，胡匪的分化
30年代，与国内其他地区的土匪相比较，东北土匪有一些极具特色的变化。这种变化，完全是由于当时东北的政治形势而造成的。1931年，日本帝国主义制造“九·一八”事变，占领了东北，随后又成立了伪满洲国。在民族矛盾激剧上升的情况下，东北胡匪也产生了激剧的分化。
在国难当头之时，有的胡匪也打出了抗日的旗帜，把枪口对准日军和汉奸。辽西胡匪盟主高振鹏等，便是如此。
但是，另一方面也有不少胡匪受日军、汉奸的收买，甘心为虎作伥，更加重了国破家亡的东北人民的苦难。1931年9月26日，一伙胡匪在日军的收买、指使下，悍然炸毁了由沈阳皇姑屯开出的102次列车。这趟列车满载中外逃难民众近千人，结果死伤500余人。长白山地区著匪邵本良，被日军收编，委任为“东边道剿匪少将总司令”，利用日本人提供的大批武器，来围攻抗日联军，极为凶恶。
1931年10月，日本关东军司令部利用汉奸、上海《国民月报》驻沈阳特派员凌印清，指使他收编各地胡匪，为日军效力。凌印清随后在辽宁省海城县沙岭镇成立伪“东北民众自卫军司令部”，由日军提供步枪300支、手枪24支、机枪6挺、子弹7万发。他还委任胡匪老北风、天龙、中华、得好、青山、宝山等为旅长，图谋进攻当时东北军政当局暂驻地锦州。
为消灭这股助纣为虐的胡匪武装，在锦州的辽宁警务处长黄显声将军，一面派公安总队进剿，一面暗中派人潜往匪部，向部分匪首晓以大义，促使他们决心反正。11月4日，伪自卫军第二旅旅长、胡匪老北风以宴请为名，将凌印清和日本顾问仓岗繁太郎等16人一网打尽，全部枪决。各股胡匪顿时分崩离析，伪东北民众自卫军随即瓦解。
穷凶极恶的“中央胡子”
1945年8月，苏联红军出兵东北，日军投降。各地胡匪和溃散的伪军啸聚山林，打家劫舍、拦车架人，复又横行于白山黑水之间。国民党为抢先在东北取得立足之地，在抗战胜利前后急忙派遣人员在东北各地联络胡匪，收编了一批胡匪出身的伪满军、警武装为所谓“先遣军”，授予匪首将、校军衔和司令、军长、旅长等职。人们把这批被中央收编、而又从事土匪勾当的胡匪，称为“中央胡子”。
合江省的刁翎地区，位于依兰、桦南、勃利、方正、林口五县交界处，五县分管，但五县都不管，因此素来是胡匪渊薮。该地有牡丹江等三条江水流过，其南有甸子，盛产大豆、玉米、小麦、水稻，外围是深山老林，有丰富的野味：榛子、蘑菇、飞禽、走兽。刁翎镇过去叫兴隆镇，确也名副其实，有上千户人家，酒坊、油坊俱全。因此，胡匪编了一首歌谣：“刁翎甸子赛北京，难舍难离三道通，伤心落泪莲花泡，要吃要喝到刁翎。”1945—1946年间，在刁翎地区就有谢文东、李华堂、张雨新、张荣久、车礼珩等好几股中央胡子近万人在此聚集、活动。他们破坏当地民主政权建设，杀害干部、群众，骚扰交通，无恶不作。1945年冬，张雨新占领勃利县时，下令大抢三天、强奸三天。他和孙荣久、谢文东等匪部共5000余人，从双河镇向三道岗进犯时，沿途要钱、要粮、要车马、要女人。许多土匪头目看见漂亮姑娘，就强迫成亲。勃利、林口两县经土匪洗劫，百姓饥寒交迫。
农民只能吃橡子面，十七八岁的大姑娘没有衣裳穿，只能躲在屋里、炕上，下地时披个破麻袋。入夜，大屯小村家家关门闭户，悄无人声。小孩哭了，只要说声“胡子来了”，即吓得收住哭声，直往大人怀里钻。
1945—1946年间，仅合江省就有30多股大的胡匪，挂着“中央军”的番号，为非作歹。松江省宾县的中央胡子残酷地杀害、迫害翻身农民。他们把抓来的农村干部绑上四肢，放在院子里抽打。被打的人痛得翻来滚去，胡匪便咬牙切齿地问：“翻身了吧？”在宾安，胡匪抓到人民自卫队员，不但枪杀，而且用火烧，还到处抓捕、毒打自卫队员家属。
吉林省今浑江市范围内，当时有大小胡匪160多股，匪徒1560人。至于独来独往的棒子手，几人成帮的小匪伙，更是遍及各地。该省抚松县境内的著匪于福，乘解放军正规部队与国民党军队作战之际，在后方大肆破坏人民政权，企图迎接国民党，以接受收编加封。1946年1月，股匪窜到松江一带打家劫舍，绑架解放军侦察员。这年春节前，他见形势不利，假装归顺，暂保一时之安。随即，他乘正月十五元宵节、军民联欢之际，又把人马拉出“起局”（起事）。
此后，他一直顽固地与人民为敌。3月，在乌梅沟拦截车辆，抢劫物资；4月，在小山村伏击抚松县大队车辆，杀死押运人员。于福还伙同其他匪帮伏击抚松县大队，杀害战士11人以及双阳县县委书记乔海涛。
这年8月，当地剿匪小分队追剿于福匪帮，一直到辉南县境内才将其打垮，许多中小头目被迫投降。于福本人率残匪潜逃，至1948年春才被捕获，交人民政权审判枪决。
东北的胡匪源远流长，几经变迁，颇有地方特点，其最后被消灭，当归功于中国人民解放军。关于这一内容，本书后面有专章介绍，这里就不再赘述了。
川滇黔棒老二虎狼手段
西南云、贵、川三省在民国时期，匪势之烈是决不让于其他各省区的。只是由于三省偏于一隅，交通不便，与中原、沿海各省联系较少，故这一地区之匪祸对外往往不为人们注意。
大棒老二的规矩和行动方法
四川素有“天府之国”的美称，然昔时也有“天下未乱蜀先乱，天下已定蜀未定”的恶评。在这个人口众多、物产丰饶的省份，似乎自古以来就时常发生动乱，所以早在三国时期，诸葛亮就提出过“治蜀宜严”的教训。民国时期四川土匪滥觞于1911年。其时，保路运动在川省如火如茶地展开，素有“屠夫”之称的四川总督赵尔丰倾其全力镇压这次反帝爱国的群众请愿活动，却不料各地土匪乘机蜂起。不久，武昌起义发生，各省纷纷独立，新旧政权都将注意力集中在政治斗争上，无暇顾及广大农村的匪患，致使匪势坐大，抢劫杀人案件屡有所闻。
1916年初，蔡锷护国军北上讨伐袁世凯，自云南进入四川；袁世凯派10万大军援川，双方在四川大战。袁世凯死后，1917年9月，南方发动护法运动，与北方军队在四川又有战争。这两次战争中，作战双方都曾招抚土匪，扩编成军，以壮实力。战后，匪复为匪，溃兵裁兵又加入其中，匪势更见其盛。
川人称土匪为“大棒老二”或“棒客”。解释起来，当是清末民初时的土匪并无枪支子弹，甚或连刀矛之类武器也很缺少，仅以一根大棒袭击或威吓过往单身旅客，劫取钱财而已。到前述两次战争过后，川匪武器自然今非昔比。其后四川省内军阀混战不已，兵匪循环变迁，土匪枪械更是大有改观，不仅刀、棒之类早已弃置不用，便是老式毛瑟枪也不屑一顾，人尽新式来复枪、手枪等。但民间对土匪仍习用前称，或简称“老二”（土匪也自称“老二”，或以正规军队为“老大”也未可知。二匪相遇，伸出食、中二指，即彼此会意为同道中人。
川匪种类可分两档。第一档是零散土匪，时聚时散，称“斗板凳脚”，犹如夏日纳凉摆龙门阵时，每人端一张小板凳围坐一道，话毕又各自拎板凳回家。第二档是成群结队的股匪，称为“拉大棚子”，大概来源于土匪往往在山中、荒野搭棚子聚宿之意。这一档又可分为两种。一种称作“土棚”，一般人数在千人以下，只有长短枪，而无特别厉害的火器，实力较弱，不能远飏，故以“土”称之。另一种叫“广棚”，其人数在千人以上，甚至三五千人，且拥有机枪、小炮等武器，其实力可与军警正式交火；更有的与军警方面有联络，消息灵通。为什么称之为“广”，则有两说。一说取“广大”
之义。另一说则认为川人习惯称美好、优胜的东西为“苏气”、“广货”（大概因江苏、广东的货物在川省评价较好的缘故），所以用“广”字形容该大棚子实力优胜。一般而言，广棚可以在联合行动中控制、指挥土棚。
四川土匪抢劫、绑架行动的计划，十分严密、周全。首先，他们豢养一批地痞流氓，叫作“钩钩”。这批人大多住在沿江码头、繁华市镇上，或在客栈当差，主要是搜取情报，如谁家有钱、有鸦片，客商携带、托运什么货物，何时出发，等等。其次，想方设法收买“点手”。这是熟悉被抢架人家情况的人，如银子埋在何处，衣物藏在哪里，家中几口人、几间屋，前后门如何开，等等。作案时，点手要到场，随时指点。第三，找带路的向导、称为“长二”或“带线子的”。这种人了解哪条路近便，有无民团防守，周围地势如何。点手和长二不属土匪团伙，在抢架后都可分润油水，但如有虚报或失误，则要处死，用布袋装尸沉入河底。最后，土匪还要雇一批强壮汉子，带上箩筐、滑杆，装抬物品和被架的人。这批搞运输的被称为“驮牛”。
川匪有历代传下的规矩：“初五十四二十三，老君骑牛不炼丹”，就是说，阴历这几个日子，是不能外出行动的。一般作案都选在阴历二十几没有月亮的夜晚。白天，匪徒都离开巢穴，到市镇街上游荡，黄昏时分，便到野外或破庙中集中，由舵把子统一提调指挥。众匪徒各有分工：尖兵、排扇子、护货、堵后门等。出发后，沿途不得喊名字、喧哗，靠拍手或口中发出“咋咋”声联系。接近目的地时，还要“熛签张子”敬神。
到被抢架的人家后，分配排扇子的便撞门而入；如果是大户人家，门又大又紧，便搭人梯翻墙进去，这叫“冲围子”；进去后，再排房门。有的事主“马子魁”（即力量大、有武器），匪徒则事先准备好人手对付。一般事主闻得狗咬或动静，往往挟带细软从后门逃走，故排扇子时即有匪徒警戒后门。土匪进房后，看守事主、检渣渣、挖掘金银等，均专人负责，毫不紊乱，约莫半小时左右，便有人招呼“下了”，随即结束。在抢架过程中；事主或左邻右舍会呼喊：“打抢人啦！”匪徒则不言语，一面警戒，一面继续搜抢。
当地民团闻讯后，一般只是跟着咋呼几声或朝天放几枪，并不真的行动。如果有真行动的，那么就有一场接触战了。
抢到的东西，斗板凳脚是大家到一约定地点，当场分赃。大棚子则要回山后才分。分赃原则是，有枪、有子弹者多提；枪还要分好、坏枪；徒手者分些不值钱的。这种抢劫称为“捶窑壳”，另有勒索和绑架。
勒索时，土匪将一张帖子贴在事主门上，叫“巴帖子”。帖子上写道：
我军眼下无法维持军饷伙食，向你暂借若干数，限期内交至某处，否则烧房子惩诫。绑架在川匪称作“拉肥猪”，男票称肥猪，女票称“母猪”，绑架孩子则称“抱童子”。川匪对肉票看管很严，赎票前始终捆绑着，有的还蒙上眼睛、塞住耳朵，有的藏在盐洞里，因此放出来时，往往都成残废。有的孩子被关死了，埋掉后插个牌子做记号，待家属送来赎金后，便将埋葬地通知他了事。
匪徒抢走了《福音书》
1923年，四川省一二十名军阀——小至团长、旅长，大至省长、督军，如杨森、刘存厚、刘成勋、熊克武、刘湘、刘文辉、赖心辉、周西成等，大打内战。各军不仅无力剿匪，而且千方百计地拉拢、利用土匪。当时有兵之处即有土匪，有战乱之地即有匪祸，全川178个县几乎全部陷入战争，当时报章曾称四川为“盗匪世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