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时，川南以重庆为中心，沿长江各县大棚子林立，有人估计总人数在10万左右，长短枪达六七万支。重庆为通都大邑，驻有重兵，土匪不敢入内，但出城一二十里即不安靖。重庆对河南岸野猫溪有百十名匪徒，枪械刀棒俱全，入夜即在四乡“排扇子”、“捶窑壳”，得手后还鸣枪示威。军队追之不及，团练则不敢出动。
与重庆隔嘉陵江相望的江北县，因地处长江、嘉陵江交接处，较为繁盛。
1923年入夏以来，城外土匪啸聚，又与散兵合流，匪势益炽。仁里、旱土沱、张关场、龙王场等地，纵横一二百里地面，盘踞着数千名匪徒。附近团练集合前往清剿，反为土匪击败，一次就被打死10几人。后有一团官兵往助，才击退股匪。舒家场附近聚匪数百，村镇居民携家带口纷纷外逃。匪徒恼羞成怒，将全镇数百家房屋付之一炬。8月间，江北县为御匪，修理永平城门，城外匪徒反得以自由出入，一月之间，城内匪案不断发生。
江津县巨匪曹天全拥徒数千，8月9日攻劫该县白沙镇梁董庙、西牛场一带，烧房数百家，杀人200余，奸淫掳勒无所不为。合江县九层崖附近聚匪达万人，在长江和赤水河上向过往船只勒索“保险费”。巴县歇马场一地，仅川省内战爆发以来就连遭三次大的匪劫。8月中旬的一次，匪徒奸抢烧杀后，又拉走“肥猪”数十人。其中一地方士绅因积极筹办团练御匪，被匪徒捆绑后，以枪托击碎后脑，又肢解数段，其状惨不忍睹。由于土匪的肆虐，重庆附近四乡八镇，乃至一些县城中稍有资财的人家，相率迁入重庆市内居住，致重庆人满为患，房价顿昂。
重庆上游的沪州，当时驻有一个旅的军队，后因内战需要，于3月间被川军总司令、省长刘成勋调往北边隆昌、永川等县作战，沪州城只留一个连驻守。南边六个县的各栅土匪以陈云武（绰号大眉毛）、郭建章（绰号郭老外）、牟荣华（绰号牟公道）等为首，共约2000人，于3月25日拂晓袭击沪州。匪徒攻进城后，守军掘起街道石板，筑成工事进行抵抗，打死匪首郭老外之后被迫退出。土匪大肆劫掠，陈大眉毛自任城防司令兼永宁道尹。
成都平原沃野千里，沟渠纵横，满目森林，遍地庄稼，本是一个富庶的好地方。自军阀混战以来，百姓在兵匪交攻之下，苦不堪言。南起长江边的永川县，向北经荣昌、壁山、大足、铜梁诸县，直抵川北绵阳等县，在在有匪。据当时熟悉匪情的人粗略估计，土匪枪械在万余支以上。
土匪为祸，官兵无力，各地士绅百姓纷纷自办团练，以抗匪患。有时虽也能御敌，但团练在人数、武器、胆量等方面显然不及亡命之徒的土匪，故往往仍为土匪所乘，前述江北县团练即是一例。更有把持团练的劣绅，将团练视为看家护院的武装，而不顾百姓死活。1923年7月20日，大股土匪进攻铜梁县三教场。全镇被焚，被拉“肥猪”1000余人，被杀1000余人，粮食牲畜悉为匪劫，损失以百万计。该镇团总彭应麟闻报匪警，即卒团了武装保护妻妾逃走。待匪徒逸去，他才从容返回，声称损失子弹若干，急需补充，又勒索居民1万余元，实则补偿他的住房损失。至于被拉的人票，彭应麟不闻不问，最后由乡间士绅父老与匪棚谈判，请求土匪暂缓撕票，待秋熟后售谷得款赎回。
有些地方居民寄望于外国教堂的庇护，但也往往落空，因为面对川省土匪，洋教士自己也是“泥菩萨过江——自身难保”。巴县与綦江县交界处的接龙场，匪棚甚多。每当匪至，当地富裕居民即携带财物避往当地法国教堂。
一日，匪徒实难甘心，竟持枪冲入教堂，法国神父前来阻挡，被匪捆绑，以枪抵腹，喝令交出所收容的富绅。神父自恃洋人，态度强硬，怒斥诸匪。正相持间，华籍教士出面劝告土匪，勿伤及洋人，引起国际交涉。匪徒遂径往教堂内寻找居民人等，幸华籍教士已安排众人躲避，土匪遍寻不着，才悻悻离开。1923年8月间，绵竹县两名英籍基督教士卫德珊、华德各携一华籍仆人，前往茂州（今茂汶羌族自治州）发放基督教福音书。数人行至白云山间，二仆在前探路，二教士在后约50米处相衔而行。忽来10余名匪徒呐喊鸣枪，二仆急藏于乱石丛中；待匪徒杂沓而去，发现两名教士均已死难，诸人所携书籍行李，悉被抢去。未知匪徒劫得这些福音书后，是否会虔心“忏悔”。
土匪悬赏捉拿官吏
土匪的猖獗给四川社会造成极大的不安定，人民普遍缺乏安全感，农业生产和商品流通均受到巨大障碍。壁山县每逢赶场日子，商民脚夫往来于壁山、重庆之间，途中须经波罗山，该山怪石嶙峋，匪徒常隐于其间，持快枪马刀，突出打劫过客。行人稍有抵抗，则毙命于刀枪之下。尤其脚夫因受雇于人，货物损失后无力赔偿，故往往与匪争执，因而被杀害者甚多。行人不得不避开此山，绕道而行。巴具各地，凡持钱粮、布匹行于途者，不约集数十人，不敢启程。有一在县城读书的青年学生，自忖身无长物，独自返家，途中被匪刺7刀丧生。自贡地区的自流井井盐收入甚丰，当地军阀刘自乾据此年收入为1200万元。土匪对此十分眼红，每每欲夺此肥肉，刘自乾特地派兵驻守保护盐井。一次，大股土匪袭来，士兵不敌而逃，在井操作的工人、农民躲避不及，被匪徒抓住殴打，多数受伤，有的竟被割去双耳及手指。1923年绵阳一带蚕桑收成很好，但因土匪横行，经营茧丝的商人望而却步，以致当地丝市停滞。曾有心存侥幸的商人在绵阳城内购得价值万余元的白厂丝，不想刚出城20里，便被土匪全部抢去。土匪的活动严重地阻碍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乃是不言而喻的。
20年代开始，四川土匪较之过去有以下几个明显特点。第一，土匪组织严密。清末民初土匪大抵为“斗板凳脚”，多为无业游民、地痞无赖，临时纠集，劫后当即分赃逃窜，以避官府缉拿。此时则人数众多，内部团结，以积年老匪为骨干，以溃兵、裁兵参与策划指挥，流氓、无赖、兵痞为基本力量，因此无论在谋略上、在残忍程度上，都远远超过以往。
其次，以前土匪以抢劫财物为第一目的，此时则以招安为第一目的。这是因为四川历次军阀战争中都有一批匪首当官，刺激了土匪的官瘾。20年代的四川内战中，就各派军阀而言，他们既希望扩充自己的实力，又生怕土匪背后捣乱，因此纷纷招抚匪队，委以旅长、团长等职。就土匪而言，朝为匪首，暮为军官，富贵利禄得之易如反掌，何乐而不为？就社会渣滓而言，由匪而官，既为终南捷径，何不泼出一试？于是匪众益多，匪势益大，越是力足以抗官军、战团练者，越容易受招安，当大官。据统计，1923年间，四川省内各军共约二十二三师人马，竟有70％为招安的土匪队伍，人称“老二队伍”。所以无怪乎远在河南的巨匪老洋人也急于要跋涉千里，到四川来以求一逞了。
第三，往日为土匪怕官兵，而今竟是官兵怕土匪。四川官军当然也有应地方官府士绅之请，前往剿匪的，然匪焰嚣张，往往敢与两三个团的官兵对阵。川军第六师师长邱华玉与川东边防司令汤子模在沪州交战时，邱华玉亲率两排卫队往前线督战，不料行至九层崖，与股匪猝然相遇。双方枪战多时，邱华玉身负重伤，后虽被救出，最终还是身亡。江（津）巴（县）壁（山）
合（江）峡防司令印时安在率队剿匪时，竟被匪徒捕俘杀害。奉吴佩孚之命入川增援杨森的黔军支队队长也在行军途中被土匪所杀。至于军中下级军官、士兵死于土匪之手的，自然更多。土匪还千方百计劫夺军队枪械子弹。
四川督军刘存厚驻军绵阳，自陕西运进枪械，行至广元县为土匪劫去子弹12车，机枪一挺、大炮一尊。黔军袁祖铭以援川前敌总司令名义率军入川作战，在内江被土匪劫走长枪2000支，气得暴跳如雷。入川作战的陕军第七师进攻开县、渠县时，土匪每每在其后方骚扰，专劫枪支弹药，令其苦不堪言。川军悍将赖心辉击败杨森军队后，乘势东进，却不料在荣昌、永川两县间的邮亭铺被土匪腰击，拦劫武器，竟至大乱，几乎溃不成军。土匪伏于后方，扼守险隘，出没无定，骚扰军队，夺其饷械，官军谈虎色变；有心痛剿，却又如拳头打跳蚤，有力使不上。更有可笑者，外省各地都是官府、军队悬赏缉拿土匪，四川土匪却公然张贴告示，声称保护百姓，且悬赏求购官吏的人头，川匪之猖狂可见一斑。
国民党统治时期，四川广棚数量减少，但土棚和斗板凳脚却照样猖獗。
匪首们有的与地方官府、军警勾结；有的被收抚当上民团首领、谍查人员，却照样干土匪勾当。大竹县匪首蒋朝奎抢劫、强奸，无恶不作，省府得到民间诉状太多，遂点名责令县府缉捕归案。但因蒋朝奎与地方官员有亲戚关系，在监狱中也享受特殊待遇，敲诈勒索其他犯人。匪首王子英自首后，被任命为大足县便衣队长，“以匪治匪”，其实他在暗中遥控一伙匪徒在外县拉大棚子，坐地分赃。
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党政军机关都迁往四川，然川匪的嚣张气焰并未收敛多少。1941年的一天夜间，四川军阀潘文华的副官余蜀良在成都布后街的成都大戏院订了一排前排座位，招待一批妓女。妓女尚未到时，有一麻子男人却坐在空位上。余蜀良穿着军服、身披大衣，神气十足地走过去查票，发现此人购的是后排票，便要他让座。那人往里挪了一个座，余蜀良仍要他让，他又让了一座。余蜀良再要他让时，那人陡地站起，指着余的鼻子大骂：
“你以为老子是谁，这么好欺负？老子认得你，姓余的王八旦！”
余蜀良年轻得志，素来趾高气扬，今天在众多观众面前如此受辱，气得发抖，便掏出左轮手枪。不料那麻子竟也迅速地掏出一支20响连发手枪，对准余蜀良骂道：“你狗娘养的敢动，老子就先搁起你！”
这时，在场的一名土匪出身的谍查员大喊：“余蜀良，动不得，这是客！”
余蜀良一听，知道对方是土匪，便不敢再动。那人气冲冲地离开座位，跳上戏台，对台下众人说：“老子是袁子才袁麻子，今天是买了票来看戏的，我就不相信会在这里翻了船！”他指着余蜀良说，“老子今天受了气，二天来跟你这娃娃再斗斗！”
骂完之后，袁麻子手提短枪，扬长而去。在场军警商民鸦雀无声，更无人敢上前阻拦。
原来袁麻子与成都市疏散区谍查主任、原新繁县著匪何载之是兄弟伙，而成都大戏院又是袍哥大爷刘家兴开的，所以，袁麻子虽仍为土匪，却敢于深入成都市来看戏，并大耍威风。
贵州的“关羊子”和“赶烟会”
贵州地处云贵高原，千山万岭，俗有“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之谚。
许多地方可耕地少，日照又短，因而物产贫乏；加之交通不便，商业不够发达，百姓生活十分贫困。民国时期，贵州军阀自成体系，或相互征战，肆意杀戮，给人民带来无穷的灾难；或明里服从中央，暗里大搞独立，横征暴敛，更加重了人民的负担。许多山区农村，农民鹑衣百结，常有女子无衣无裤，仅用破布前后围裹遮羞。十三四岁女孩全身赤裸、一丝不挂，又须操持家务劳动，进进出出，竟习以为常。黔西威宁县（今威宁彝族回族苗族自治县）
的女子无论年龄几何，总得等到许了婆家，由婆家送布匹为聘礼后，才第一次做衣服穿。至于盖的被子，农民因无钱买布匹、棉花，只能用枯稻秧编成草垫盖在身上，更穷困的山区则用玉米叶铺地，人钻在里面睡觉。如此贫困的生活，自然迫使大批人铤而走险。所以，当时报纸称贵州土匪“千百成群，无处不是”。而老实、善良的农民头上，则又加了一层恶运。
贵州土匪为祸，除抢劫、“拉肥猪”与其他各地一样之外，还有自己的“地方特色”。一种是“关羊子”。贵州各县地域广大，人烟稀少，交通不便，因此每逢一定日子，四乡农民均到一固定集市交易，以家中所产之物品出卖或换取所需的物品，当地称作“赶场”。每逢赶场之日，土匪大清早即携带大批绳索，埋伏在各山路要道处。待赶场农民、小商经过时，匪即冲出捆缚，置于山坳间，这就是“关羊子”。如此再三，估计赶场人不会再有了，匪徒便将“羊子”逐个搜剥，农民的几斤鸡蛋、若干包谷、身上破衣，都尽数掠去。这种打劫方式，只要“羊子”不进行反抗，是不会有生命危险的；但农民的些许生计往往也就因此而被断送。
另一种特色叫“赶烟会”。民国时期，北洋政府和国民党政府都曾装模作样地三令五申禁止鸦片烟。但上至达官贵人，下至贩夫走卒，有阿芙蓉之癖的人无处不在。因此，全国各地只要土壤适合种烟的地方，都在暗中种植。
其中官府、军队明里查禁，暗里保护并抽保护费者有之；土匪逼种并强行收采者有之；烟民武装保护种植以抗官兵者有之。而贵州省尤为奇特。该省土壤、气候极适宜于种植罂粟，“云烟贵土”在全国是极有名气的。贵州省议会因该省地穷民贫，又无大宗特产进入国内市场，所以特别做出决议，鼓励农民种植鸦片，官府合法征税，并将烟土运往各省销售。当时贵州烟土在市场上价格昂贵，有“一两烟土一两黄金”之说。故每逢割烟季节，土匪即组织武装抢烟，然后倒卖谋利，是为“赶烟会”。例如，1923年6月间，从贵阳城起运烟土千余担，用船载沿清水江（入湖南后称沅江）运往湖南。土匪闻讯，沿江布置了千余名匪徒，伺机而动。湖南黔阳县只得派出大批士兵进入贵州，迎船护航。
贵州地处偏僻，“天高皇帝远”，土匪对洋人并不买账，即使是小股土匪也照样敢绑架洋人。1923年下半年，有一名美国医生携眷属自湖南来贵州，抵达铜仁县时，当地团防局长即告知黔省土匪横行，劝其返回湘省，或稍缓行，待调派官军护送。该医生自信“我是外国人，若遇到土匪，向他们说明，定可放行”。一行人出城不远，果然遇上土匪。匪徒哪管洋人、土人，照样拉“洋肥猪”，不过将女眷释放而已。待家属急忙返城报告，官兵来寻，匪徒早已踪影全无。美国领事向中国外交部提出抗议，外交部急忙打电报要求当地军阀唐继虞火速营救。唐继虞只得派人与土匪接洽，备款赎出这名美国医生，方才了事。
国民党统治时期，贵州匪患依旧。30年代，安顺地区有4名积年巨匪，人称“四大天王”，无恶不作。当地老百姓哄小伢儿时，说声“四大天王来了”，小孩即乖乖地不敢哭闹。1937年4月，当地驻军在一次剿匪中，将“四大天王”一网打尽，遂用站笼关押，置于县城卖票展览。城内和四乡居民皆大欢喜，纷纷扶老携幼前往参观，指匪痛骂。
云南省长死于上匪乱枪之下
云南省各方面条件较贵州优越些，然匪祸同样不减贵州。仅1923年8月，就有法国传教士11人，先后在大理地区被土匪掳去，一名英国人则在昆明附近被架走。昆明市附近十里外的村镇，经常收到土匪勒索巨款的恐吓信。
如果村镇按土匪要求交款纳贡，土匪可保证在一段时间内不来骚扰该地；反之，则要烧杀抢架。一些大镇只得每年向土匪交纳1万元，以求一年安稳。
民国时期云南土匪的一个重要特点是直接参与当地军阀的政争，且显示出举足轻重的作用。试以20年代初为例。早在1921年冬，云南下台军阀唐继尧就准备从广西打回滇省，重新夺取统治大权。时任云南总司令兼省长的顾品珍调兵遣将，武装拒唐。此前，顾品珍曾痛剿云南巨匪吴学显，但未能将吴匪捕获。这时，吴学显重新啸聚于昆明以南的通海县一带，达万余人。
唐继尧遂利用吴匪对顾品珍的仇恨，暗中派人任命他为宣抚使，作为内应；同时还设法收编其他各地匪首，例如活动在昆明以西、大理以东的著匪普小洪等。
1922年初，唐顾战争爆发，土匪武装立即大显威风。2月间，吴学显在蒙自、开远一带打垮顾品珍部第六混成旅，击毙旅长赵燧生；3月，又在蒙自县出奇兵包围了顾品珍的总司令部，匪徒猛烈冲锋，乱枪打死顾品珍本人及左右将佐20余人。普小洪则在镇南（今南华县）将从昆明城内逃出的顾军击溃。时随军逃跑的代理云南总司令金汉鼎和迤南巡阅使罗佩金被冲散，后者旋即被匪徒活捉。普小洪亲自审讯罗佩金，目的是要他交出所收藏的财物，遭到拒绝。普小洪下令将罗佩金的衣服全部剥光，在他身上涂满烂泥，置于太阳下暴晒。烂泥紧贴在皮肤上，水分被蒸发后，泥巴收缩；牵扯着皮肤，痛苦异常。等到干裂的泥土往下掉时，就连皮带肉一齐扯了下来。虽经如此折磨，罗佩金始终不松口，普小洪遂下令将其枪杀。可叹罗佩金这位当年护国军总司令蔡锷将军的参谋长，竟如此惨死在残忍的土匪手中。
龙云怒擒普小洪
唐继尧终于打回云南，再次成为独霸全省的统治者。他自然不会忘记给他帮过忙的各位绿林好汉，吴学显、普小洪等人都加官晋爵。这里只说普小洪，他是堂而皇之地住进了昆明城。但一些当年山林朋友仍在于老行当，他们中间，过去有的人从未进过昆明城，有的人偶尔进城也是躲躲藏藏，如今有个老朋友在城里当官，都借机会来昆明逛逛。他们大大咧咧地进城，说一声“找普小洪”，便直入普宅，吃饭留宿。普小洪一则讲求江湖义气，二则也考虑狡兔三窟，多几个江湖朋友也是一条退路，因此对来者一概热情接待，并时时透露些官方剿匪动向，俾使朋友们有所预防。渐渐地，省府及军警部门也有所察觉；省城内流言纷起，认为普小洪暗中结纳匪徒，有可能重操旧业，届时昆明城内只怕不得安宁。省保安司令龙云派人暗中察访，却未发现明显迹象，因此便未触动普小洪。
龙云有一名副官名叫李坤，原是普小洪为匪时的部下。此人精明能干，招抚后即被龙云要去，因他对土匪的动静起止规律十分熟悉，在省保安大队剿匪过程中，每每出力立功，故深得龙云的信任。1923年11月间，李坤在昆明城外不远的地方发现当地著名匪首唐某，便率众将其擒获，送省保安司令部。保安司令龙云剿匪极为严厉，凡捕获的盗匪不问首从，一律枪决示众；这次自然依例将唐某处死。唐某在昆明、大理一带为恶多年，不服招安，早为官府所忌、百姓所恨，此时被杀，民心大快，当地政界、民间无不交口称赞李坤的能干。
却不料此事大大惹恼了普小洪，他与唐某本系绿林旧友，此次唐某被逮，是在到昆明城看望普小洪返回后。普小洪一痛老友丧生，二恨旧部之叛己，痛恨之余，遂生歹意。隔了些日子，普小洪发请柬邀李坤来私宅叙旧，共进晚餐。李坤见旧日上司、今日同僚柬请，便带两名随从，欣然如约前往。席间并无他客，唯普、李二人杯觥互斟，欢言甚洽。到晚间9时左右，普小洪假称如厕，到门房对正在与卫士们饮酒谈笑的李坤两名随从说：“李副官与我饮得正在兴头上，他暂时还不想回去，要你们俩先回去告诉一声，免得家里等急了。”
随即他命人给两名随从一些赏钱，两人醉醺醺地也不多问，便上路了。
到了半夜时分，李坤家中见李还不回来，怕他喝醉来不了，又怕路上出事，便打发两名随从返回普宅探询。普小洪满脸惊诧神情：“李副官还没到家？
他已走了一会，也许你们走岔了，这会儿该到家了。”
两名随从又急忙赶回李宅，却仍不见李坤，于是沿途反复寻找，直至天明，依然不见踪影，情知不妙，便奔告龙云。龙云听罢前因后果，断定李坤为普小洪所害，于是一面派出密探暗中察访，一面亲赴省府，面见唐继尧，列举他所掌握的普小洪通匪证据，陈述李坤被害之可能。唐继尧连连摇头，表示不信，认为不见尸首，不能证明李坤已死；没有证据，不能随便捕捉普小洪。龙云无奈，只得再命部下在普小洪住宅附近仔细侦察。匆匆几星期过去，李坤仍是生不见人，死不见尸，杳无消息。
一天夜晚，保安司令部的两名便衣看见距普宅约半里路外的电灯杆下，有一群野狗在土中爬寻一物，便走过去，驱走野狗一看，竟然就是李坤的尸体。因时值冬令，故虽过了几周，尸体仍未腐烂。便衣迅即禀告龙云，龙云令人悄悄将尸体深埋，并严禁将发现尸体的消息外传。他直奔唐继尧处，要求立即逮捕、处死普小洪。
唐继尧依旧摇晃着脑袋，不肯同意。在他看来，两年前自己武力返滇，多亏普小洪等绿林好汉相助，如今为着杀个把人的小事，而翻脸不认人，江湖上的朋友不都要骂自己忘恩负义吗！于是，他对龙云说：“杀普小洪，怕不合适。你现在还不能证明李坤就是他杀的嘛！李坤捕匪多，仇人自然不止一个啊！”
龙云据理力争，指出李坤如在返宅途中为他人所杀，当暴尸街头，何以会被掩埋？
唐继尧无言以对，沉吟半晌，便息事宁人地建议：“我看，就由我出面，要普小洪拿出个几千两银子给李坤的家属；你再到李家劝劝，冤家宜解不宜结嘛，就和平解决了吧！”
龙云坚决反对，他认为李坤就是因为剿匪卖力、捕杀唐某，才被普小洪暗杀的。如果剿匪者无辜被杀，通匪者反倒杀人无罪，那今后还有谁敢出力剿匪？二人反复争论许久，最后，龙云愤然起身，解下武装带放在桌上，说：
“我这保安司令就是负责剿匪、维持治安的，如果不杀普小洪，我也无法再干下去，只得向您辞职了！”
唐继尧被迫在龙云和普小洪二人之间做出选择：普小洪虽然对自己有功，但龙云功劳更大——他不仅支持唐继尧在云南的统治，维持社会治安，而且还是云南土著出身，对稳定省内少数民族情绪有重要作用。如果为了普小洪而失去龙云，无论从哪方面来说都是得不偿失的。于是，他站起来，走到龙云的身边，把武装带递给龙云，笑着说：“老弟，别发火，就依你的意思，好吧？”
12月24日清晨，保安司令部一队士兵全副武装，来到普小洪住所，一进门，便严令宅内人员一概不许乱动。随后，一部分士兵拥上普小洪卧室所在的北楼。这时普小洪刚刚起床，见士兵闯入，便厉声喝问：“干什么的？”
一名为首的军官回答说：“龙司令因为李副官在贵府中喝酒后，失踪数周，恐怕藏在这里，特派我们前来寻找！”
普小洪闻言变色，大声喝令：“给我滚出去！”
普身边的一名亲兵顺手抄起一根木棒，向士兵们打过去。几名士兵立即将那亲兵抓住，一齐用力，竟将那人从楼窗中抛出，“噗”地一声跌落在庭院中，当场丧生。普小洪见势不妙，急忙扑到床头，从枕下取枪。这时，士兵们一拥而上，把他抓住捆紧，押往保安司令部，其结果，自然是死路一条。
昆明、大理附近，匪祸尚且如此，边远地区当可想见。云南南部与缅甸、老挝交界的广大地区，既有人迹罕至的崇山峻岭，更有茫茫苍苍的原始森林，在这些地区居住着许多少数民族，他们刀耕火种，披荆斩棘，在这里开辟田园，建设村寨。由于交通不便，这里产的粮食与外地的盐和日用品，均由往来于山林间的马帮运输交易。然而在山间小路旁，林中树丛后，就埋伏着凶恶的匪徒，他们像山里的蛇、林中的豹，突然扑向马帮，杀死赶马人，劫走马匹和驮子。这些土匪还拦路抢劫背着背篓赶场的百姓，明火执杖地焚掠边境两旁村寨集镇。由于地处蛮荒，官军势力远不及此，所以云南边境地区的匪患年复一年。
到全国解放前夕，国民党残余军队逃亡此地，既无出路，又无粮饷，遂整师、整团地转化为土匪，由于枪械精良，危害地方更为酷烈；当地原来的土匪又与之合股，成为云南边境地区一大灾害。这一灾祸，直到中国人民解放军派出剿匪部队，在当地各族人民的帮助下，才得以最终消除。
山东数十县警耗频传
古时山东“响马”是很出名的。那时的客商带着银两、货物，南来北往，都要经过山东地界；朝廷向江南各省征收的钱、粮，通过大运河漕运，也要经过山东。那林间、山中、湖畔、水边，会突然飞出一支发出哨声的响箭，紧跟着就会从四面涌出一批强盗，喝令“留下买路钱”，若无反抗，便顺顺当当地将钱物劫走；若遇上保镖的镖客或护送的官兵，还免不了一场厮杀。千百年来，强盗，或称强人、剪径的，代代相传，一直不断。
到民国时期，山东省仍是匪患最为严重的省份之一。该省北部沿渤海的各县境内，河网密布，芦苇丛生；东南部黄海沿岸岛屿星罗棋布，此均为海盗出没的场所。西南部南起微山湖，中经大运河，北至梁山泊，又有水匪隐匿其中。中部地区津浦铁路、胶济铁路一纵一横，劫车案时有发生。这些方面的内容，在本书中均另有专章叙述。本章只介绍除上述而外的、横行于各县的土匪活动和官府剿匪情况。
1923年七八月间，山东各地有40多个县（占当时全省县份的一半），同时向山东督军田中玉和省府告急，请求派兵剿匪。其中小股土匪被当地驻军、民团打退，或确系流窜而未酿成大祸的，因未加报警，尚不在内。田中玉之后，历任山东军政当局首要的熊炳琦、张宗昌、孙良诚、韩复榘等人，也始终面临着匪祸严重的局面。其中张宗昌下台后，反留下了许多溃兵扩大了土匪的队伍。
为便于介绍，兹将山东划分为三大块地区——山东半岛（鲁东地区）、鲁西南地区、直（河北省）鲁交界地区，分别加以叙述。
孙百万称雄胶东半岛
先看山东半岛。这一地区的胶州湾及胶济铁路，在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前是德国在华势力范围，德军在此守备甚严。因此战前仅沿海各地有海盗伺机上岸，劫掠后便扬帆远逃，不敢深入内地。1914年下半年，日本借口对德国宣战，派兵进攻山东半岛，攫取原德国在山东的利益。从此，土匪开始大批出现。日本人为操纵土匪与中国官府作对，还不断地向匪徒出售武器弹药，致使匪势日炽。
其时胶东地区最大匪首为孙百万。此人由毡帽小贩成为拥有2000余徒众的巨匪。以胶州湾的薛家岛为巢穴，活动于即墨、高密、昌邑、胶县、潍县、诸城、安邱、日照等县。至于文登、荣城、牟平、莱阳等县，则另有他股土匪。
1922年4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打响，奉军大举入关。山东省正在津浦线上，奉军若能在直隶获胜，南下山东乃是旦夕之间的事。因此济南市内人心惶惶，一些有钱人家纷纷避往青岛，却不料勾起了胶东土匪的欲火。山东著名富商刘恩柱迁往青岛后，竟被一伙土匪绑架到胶州湾的田横岛。
盘踞田横岛的土匪，与原皖系边防军旅长兼济南镇守使马良素有勾结，正准备乘直奉战争之机起事响应奉系，以报直皖战争失败之仇。为此，他们向刘恩柱家属勒索的款项甚巨。刘家虽富，竟也感到十分困难，于是辗转托人找到孙百万，请他出面说情，将赎款降低一些。孙百万当下慨然允诺，他认为田横岛股匪虽与自己不属一伙，但同道中人谅必会给点面子，便派人赴岛上说项。却不料，田横岛土匪断然拒绝了孙百万的意见。孙百万勃然大怒，认为损了自己的面子，遂亲自率领数十名得力匪徒，乘夜驾舟驶登田横岛，突袭岛上匪巢，竟将刘恩柱救出。刘恩柱自然感激不尽，备了厚礼酬谢孙百万。孙百万受礼之后，于某日晚间亲往青岛刘宅致谢。这天晚间，恰好山东省另一名著名士绅管象坤也来拜望刘恩柱，遂在座中结识了孙百万，当下言谈甚洽。孙百万便向管象坤表示：“管先生今后如有危难，只管来找我孙某人，百万一定鼎力相助。”
转眼间到了1923年，根据1922年初华盛顿会议的协定，日本应于本年向中国交还胶州湾和胶济铁路。这时，日本人办的报纸上大肆渲染匪情，说胶东地区土匪准备联合行动，毁断胶济路，焚劫青岛市。少数中国报纸不明究里，也加以传播。一时间，胶东地区恐怖气氛弥漫。当时中国政府委派的负责接收的官员是王正廷。他面临如此局势，便召集青岛地区军政绅商等各界名流分析情况，商讨对策，其中也有管象坤。管象坤于座中得知政府为可能发生的匪祸甚为苦恼，又听说整个土匪行动的直接组织者就是孙百万，便于会后暗中约孙百万见面，探听土匪的动机。原来日本为阻挠和破坏中国政府的接收工作，给世界各国造成中国政府无力维持胶州湾和胶济铁路治安的印象，花费了大量的金钱和武器来收买胶东各股土匪，令他们于交接之际大举行动。
管象坤闻言，当下正色劝说：“百万兄铮铮好汉，一向替天行道，为何甘受倭奴驱使，留万世之骂名呢？俺山东父老兄弟自民国八年（1919年）以来，为收回山东利权，呐喊奋斗，流血牺牲，有多少可歌可泣的故事！今日能够如此，何人不喜？百万兄又怎忍出此下策？”又说：“依弟之愚见，百万兄不如借此机会投效政府，得一官半职，为日后晋升之阶，将来也可荣宗耀祖，强过眼下不知多少倍！”富贵利禄，颇使孙百万心动。他沉默一会，开口道：“管先生所说尽在理中，只是百万在绿林中闯荡多年，怕政府不得见容。。”管象坤当即表示：“这事便由小弟去与政府交涉，相信数日内准有佳音。”他匆匆告辞而回，立即求见王正廷，将此事始末及其建议一一陈述。王正廷闻言大喜，遂派人与孙百万接洽，最后商定：孙百万部收编为胶东游击队，以孙为司令；1200余众编作四个营，负责保护胶州湾和胶济铁路的安全。其后，王正廷得以接收该地区，挫败了日本的阴谋。
昌邑县长得了精神病
但是，孙百万所控制的大股匪徒虽然收编，其余非嫡系的小股却依然活动，并分散到鲁东各县，逐渐形成五大股势力。其匪首分别为岳邦顺、李连子、王拱爽、王贯卿和曹二虎。各股占据一县或二县地盘，纵横驰骋，抢劫架票，无所不为。其中王拱爽股素来占据胶县的大珠山为巢穴。大珠山三面濒临胶州湾，山崖笔立，东北面为陆地，仅有一羊肠小道可行，军警望而生畏，何敢进剿？匪徒在山中种植罂粟，窝藏肉票，俨然一独立王国。伺山外军警防御松懈，匪徒即出山劫掠一番。1923年7月，该股土匪曾攻破诸城县郭家埠，杀死居民40余人，掳走100多人。岳邦顺股控制着高密、昌邑二县，李连子股则以安邱县为势力范围。这两股均各有三四百人，每人有盒子枪、小手枪各一支，虽无攻城能力，但在四乡劫掠，却是来去迅速。在三县境内流过的潍河，两岸绵延百余里尽是树木，成为土匪的天然隐蔽所。军警追至此处，便不敢深入其中，因此肉票都藏匿在这里。军警不仅无能，而且通匪，更加重了匪祸的危害性。许多富户或躲避到县城居住，或与匪勾结，成为窝赃藏票的窝主。1923年11月13日，胶东地区的土匪竟然买通一批天主教徒，将昌邑县教堂的法国神父架掳而去。1924年初，一批在济南念书的安邱籍学生，放寒假乘胶济路火车在黄旗堡站下车，被股匪悉数架去。消息传到济南，许多学生都不敢返乡过年。青岛地处黄海之滨，附近的崂山是道教全真教派的第二丛林太清宫所在，山海相傍，景色壮美，加之气候宜人，每年夏季游人如织。1923年五六月间，临城劫车案发生之际，这里匪势也猛然大炽。青岛附近英商、日商开办的烟厂，都收到过匪徒勒索的帖子。警方只得派人前往保护，并且告诫洋人，目下切勿到崂山游览，免遭不测。他们还出动大批军警在崂山一带巡缉，抓到零星散匪后，不问是非一律就地枪决，几乎每天都要杀一二十人，其中自然兔不了有屈死鬼。
30年代，鲁东匪患依旧。在安丘县，有原张宗昌旧部王子明，聚众千余人，曾于1931年9月中攻陷安丘景芝镇，烧死民团百余人，奸淫妇女30多人。在临朐有积年老匪衣来好，以聚粮崮为巢穴，蹂躏邻近各县。在大珠山，有徐荣章；高密县有王二麻子；广饶县有刘永荃；临胞县有王四大个子；坊子县有郝明珠、杜宗良等。至于小股土匪更是多如牛毛，濒临莱州湾的各县三里一杆，五里一股，几成土匪之世界。许多县的行政权由土匪遥控，不少县长被迫离任。1931年昌邑县的一个姓靳的县长被匪情闹得得了精神病。
“贩骚的”和“请财神”
再看鲁西南地区。这里在山东省内又是匪患的重灾区。它包括清代所设置的兖、沂、曹三州，均与江苏接壤曹州地区还与河南毗连。这里自古以来即为绿林辈出的地区。
兖州地区西边是大运河、微山湖，东边是蒙山、抱犊崮，中有津浦铁路纵贯而过，沿线县镇相对繁荣，其地理环境又极利于土匪活动。这一带的土匪可分作两大类。第一类，俗称“贩骚的”，即专门绑架拐骗年轻妇女，贩卖到异乡去的。这类匪徒事先打听好谁家妇姑勃蹊、夫妻不睦、童养媳挨打受气，随后即绑架暗藏，一面奸宿，使之绝望，无颜回家；一面给以好吃好喝，美言诱骗，待女方不得不顺从时，即以夫妻名义出走他乡，当女方混然不知其然时，已按质论价将其出卖。这种勾当一般从初夏青纱帐起时开始，匪徒人数不多，夜间外出抢架，白天则分散隐蔽，所携武器也不常用，至秋收之后，即告一段落。
第二类即为通常的抢掠架票。民国初期，这类土匪主要是绑架富绅地主家的当家人或独子，分别称作“请财神”、“抱凤凰雏”。但10多年下来，富户人家毕竟有限，土匪一股股地却不断增加，因此匪徒的绑架范围也就日益扩大，家境小康的以及妇女均在绑架之列。此外，土匪还利用中国人崇祀祖先的习俗，以威胁刨挖祖坟进行勒索，遭受一般百姓的忌恨。
与中国其他省份的情况相似，这里匪徒使用的江湖黑话很多，不是同道中人几乎难以弄清。例如，上匪自称“咱光棍”
或“咱闯码子的”，姓孙的称兔辈子，姓刘的叫顺水子，姓黄的叫槐花子，姓杨的叫爬山子，姓郭的叫盖口子，姓吴的为口天子，姓于的为顶浪子，姓陈的为千金子，姓马的称高腿子，姓王的称虎头子。匪徒们平时说话时还有许多语言上的忌讳，如“饭”、“犯”同音，故吃饭叫“上传子”；“茶”、“查”同音，故吃茶叫“上清传子”；“伞”、“散”同音，故雨伞称“雨淋子”。谈话间，若犯了忌讳，不论是谁，马上翻脸。他们尤其忌讳的是网，非但不能提这个字，就是有人张网捕鸟，匪徒一旦撞见，非立即将捕鸟人打死不可。匪徒还相信忌日，碰上了，三五天都不敢出门。
20年代前期，兖州北部地区的著名匪首是孙继远（绰号孙短子、孙矮子）。他以泰安、肥城之间的大山为根据地，控制附近的太平庄、营子村等村庄，四出活动。宁阳、汶上、东平、平阴、肥城等县的小康以上人家均为其绑架勒赎的对象。该股约三五百人，虽不很多，却凶悍异常，县警备队和民团都不是其对手；大队官兵来剿时，即逃窜远去，俟官兵回防，又重返旧地；有时竟敢乘虚攻打县城。后充州镇守使张培荣和陆军第五师合力围剿，匪众方才溃散。
山东督军悬赏5000元缉拿孙继远，其他大小匪首也定了不同的赏格。其中有张镜轩及张步云夫妻共三人逃往外地，被东平县警备队便衣发现，一直跟踪到徐州旅馆。匪徒当即取出面额为1万大洋的银票，企图收买前来捉拿的军警，遭到拒绝后，只得束手就擒。
何锋钰剿匪
兖州南部地区主要是滕、峄、费、蒙（阴）等县的山区。这一带民初虽已有土匪，但日益增多还是1920年直皖战争之后。当时皖系军队的残兵败卒加入士匪队伍，不仅使土匪人数剧增，而且作恶的手段、应付官兵的办法，都更加狡猾。20年代初，这一带活动着数十股土匪，每股人数从三四十人到二三百人不等，平素都分股活动。夜间，他们一般宿于大山之下，有时也宿在村中，但都没有搬顶子的，遇有军队，如是路过，即不予理睬；如发现是来进剿的，即打叫枪，匪徒便集合逃窜。如果要采取较大行动时，像挟带大批肉票转移，或像临城劫车，各股土匪才合大杆。此外，就是被迫剿逃入山中巢穴，土匪为解决就食问题，一般也都不合杆。这一带土匪的老巢多在抱犊崮一带。附近的深山中，有许多地方是终年不见人迹的。有的地方，只有两三户人家耕种祖先开垦出来的一点山地，或看守山林果园，与山外的联系仅在于用鸡蛋去换取一点盐、布、针线，甚至不知道有“民国”二字。其地名则稀奇古怪，诸如蛤蟆洞、老猫洞、母猪窝等，反映出这些地方的蛮荒、深邃。当地土匪将肉票及匪徒伤病号都藏在这里，如被官兵追急了，匪徒也避到此处，官兵几乎无法深入。
1920年，山东第六混合旅旅长何锋钰担任充州镇守使，下决心要清剿这一带的土匪。经过一两年的围剿，官兵既熟悉了山间路径，又摸着了土匪活动的规律，掌握了他们的弱点。土匪最大的弱点是子弹问题。一则子弹价格太贵，步枪子弹每发5角，盒子枪子弹一排10元，土匪无此经济实力大量购进；二则子弹也难以购到，通过各种非法途径购得一批之后，如连续作战，损失后难得及时补充。因此，土匪都是极力避免与官军大打。第六旅官兵即采取断绝匪徒财源和子弹来源的办法，来打击土匪。他们几路会剿，不使土匪有外逸的空隙，把匪徒驱向深山；然后接连驻扎山中两三个月，把匪徒死死困住。这样的结果是，许多肉票被打落，说票的和偷售子弹的都无法进山，土匪钱、粮、子弹均极匮乏，士气自然低落。同时，官兵对捕获的土匪，不问首从，一律格杀毋论，以杜绝降而复叛的可能。1922年11月间，官军曾在枣庄数里外的一个小山谷里，一次将1012名匪徒全部斩首，暴尸荒山。
正是在官军这种围剿下，孙美瑶的哥哥孙美珠才丢了性命的。1922年春天，孙美珠股匪被官军追得走投无路，匪徒们怨言渐起，孙美珠为激励士气，下狠心去攻打官兵驻防的滕县西集。当时，他亲自率领20多名有苦的敢死队冲进寨子放火，准备打开寨门，接应寨外孙美瑶带领的大股匪徒。不料，官军在寨内筑有秘密工事，枪眼对着寨内，这时启用，几阵排枪过去，10几名匪徒倒地，孙美珠也当即中弹身亡。孙美瑶见余匪纷纷从寨内逃出，连忙迎上去询问，听说其兄已死，不禁痛哭流涕，要众匪徒跟他冲上去报仇。但匪徒们知道驻军已有准备，攻难守易，因此都不肯听命，只架着伤号逃回山中。
也正是官军的前述围剿方式，将另一股土匪孙美崧困在山中几个月，使之无法再坚持下去，只得求助于孙美瑶，合大杆于1923年5月制造了劫车案件，才解了围。
但就是如此剿匪，这里的匪患仍旧不断。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各地官军纷纷加强戒备，照理土匪该有所收敛的；然而恰恰相反，匪势反而大张起来。
6月21日晚间，临城东南的台儿庄圩子外有一家药铺，闯进几名土匪，将正在结帐的店主架走。临行前，匪徒对准圩门放枪数十响，大声呼道：“圩里官兵听着，俺们是抱犊崮山中被招安的，今晚来请王老板进山。你们若不服气的话，可以出来与爷爷干一仗！”待圩子里官军马队赶出来，黑夜中哪里还有土匪的影子！
又一天夜里，25名匪徒竟大胆摸进大批官兵屯驻的枣庄，企图绑架当地教会女校的学生。因该校围墙高大、校门坚固，匪徒未能得逞；便从容不迫地在街内张贴布告，警告百姓家中不得留宿士兵。以后数日内，果然有三户留宿官兵的士绅家，被土匪抢劫一空，并将当家人掳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