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美瑶等股被招安后，一些不愿招安的土匪和因无长枪而未能收编的土匪，重新纠集成股。例如，馍馍刘一股便占据黑风口，继续为非作歹，抗拒官军。到1923年底孙美瑶被杀、部下被遣散后，招安旅的许多人再次落草为寇，由孙美崧率领，仍以抱犊崮为巢穴。下文要介绍的刘黑七和张黑脸也是收容残匪才逐步扩大了匪势的。
张宗昌统治山东期间，兖州以南地区土匪曾发展到惊人的程度，仅台几庄、枣庄之间70多里地面，就有五六千名土匪活动。以抱犊崮为中心的山区里，各股匪徒总数达到万人，仅孙美崧一股就达3000人之多。土匪对官兵并不畏惧。官兵无法剿灭土匪，只是应付差事而已。张宗昌无奈，只有招抚一策。1927年下半年，他在津浦线临城至韩庄一段，收编了5个团；在临城至台儿庄之间，收编了4个团。然而招抚的土匪得到粮饷补给之后，往往旋即叛去。张宗昌虽恼怒之极，却也只能徒唤奈何。
1931年3月下旬，山东省主席韩复榘亲任总指挥，调兵遣将，进剿这一地区的土匪。他几乎出动了其嫡系第三路军的全部兵力，还加上了其他部队和骑兵、铁甲车队，对土匪进行包围兜剿。匪徒凭恃天险，在山上筑石为垒，进行顽抗。韩复榘下令纵火烧山，除去了草木屏障，大举进攻。前后一个半月时间，兵、匪交战数十次，消灭大小股匪数千人。其后，少数部队留在山区，继续清剿，至1933年初，才基本肃清兖州南部地区的土匪。
徐鼻子和赵妈妈一拍即合
曹州地区匪患也不亚于兖州地区。民初各省军队中几乎都有曹州籍壮丁当兵，以致当时有产兵之地的说法。然而历次征战之后，散兵游勇返回故土，无以为生，遂使曹州一度变为产匪之地。20年代在这里的著匪为范明新，人称范司令。他在兖、沂、曹一带匪首中资格最老，徒众千人左右，大都是当年张敬尧和赵杰部队的溃兵，武器精良，又全按军队编制，故作战能力很强，主要活动在鲁、苏、豫边界。本书《陈调元徐州剿匪》一章己有介绍。
1923年5月，孙美瑶劫车后，他曾打算率队东下临城，与孙美瑶合股，遭官军迎头痛击，只得退向江苏赐山县避风；7月初，又返回曹州地区流窜作案；后应萧春子股邀请，往徐州地区对码子，被陈调元打击，经安徽逃到河南为恶。沂州地处沂蒙山区，沂水、沐河自境内流过；又与江苏徐州地区交界，其中郯城县一块插入江苏省境，成为苏、鲁两省土匪往来流窜、躲避官兵追剿的速逃薮。这一带大小股匪以数十计。20年代前期以绰号徐大鼻子的匪首最为猖獗。此人早年为兖州巨匪吴二和尚的部属，性极残忍；后与孙美珠一道，据抱犊崮为巢。1922年孙美珠被击毙后，徐鼻子即率部东下郯城，聚众三四百人，占据石泉山、芦塘山等地，在临沂、郯城、费县、莒县等地肆虐。后来听说孙美瑶被招安当上旅长，徐鼻子羡慕之极。他想，当初在抱犊崮时，孙美瑶还只是个毛头小伙子，无论是资历、经验，还是匪中声望，都远逊于自己，如今竟成了少将旅长，自己这几十年岂不白活了！但自己实力不足，他股土匪又未必服从自己，因此，无事只是自怨自艾，做些升官发财的美梦。正在这时，活动在郯城的另一匪首赵妈妈派人来请徐鼻子前去合杆帮忙，他觉得这倒是扩大势力的好机会，便欣然允诺。
赵妈妈原姓冯，本为江苏沐阳县西南墩上庄村民王德山之妻，21岁那年，丈夫病故，遂嫁与赵登山，生有三女一子。赵登山素来为匪，清末民初一直在苏鲁边界打家动舍；1922年间，因匪中分赃不匀，发生内讧而被杀。
对方为斩草除根，又杀掉了赵登山15岁的儿子赵遁。赵妈妈连忙带着三个女儿逃往山东郯县居住，后将长女赵琴嫁与当地匪首高强为妻，自己与两个女儿即跟随匪队活动。高强绰号楼梯子，拥众400余人，1923年初，在一次与官军的交锋中，中弹身亡。赵妈妈因长期与土匪一道生活，每每参与抢劫行动的策划、指挥，不仅凶悍泼辣，而且老谋深算，此时便被股匪推为首领，副杆首王玉兰也是个女匪，赵妈妈的三个女儿均为匪中头目，持枪上阵。这一股由众女匪统率的匪队，杀人放火、抢劫绑架，决不弱于其他股匪。郯城县四乡提起赵妈妈，人人皆知。
这时流行于北方农村的红枪会组织也传到了郯城，各村百姓纷纷设圩寨、练武装，不仅使土匪活动受到限制，而且遭到损失。例如，该县八里巷有东、西两圩，早在1922年8月间，赵妈妈就曾亲率匪徒攻入西圩，杀10余人，架10余人；以后，每次送帖子勒索，都如数交纳。此时，两圩组织了红枪会，对土匪的帖子均不予理睬，使赵妈妈恼恨之极。1923年阴历六月十七日夜，赵妈妈股匪猛攻八里巷，彻夜枪声不断，但仍无法攻进圩子。她便命人前往芦塘山去请徐鼻子和另一匪首窦二敦前来帮忙。第二天夜间，三股土匪共约千余人，在赵妈妈的统一指挥下，攻打八里巷。凌晨时分，匪徒终于攻破寨墙，狂呼着冲进村庄，见人就杀，见屋就烧。全村300多户人家的房屋全部被焚，其中200多户共1000余人被杀死杀伤，仅100多户人家在混乱中逃出。此案经报章披露，中外震惊，舆论大哗。
劫掠了八里巷后，徐鼻子邀请赵妈妈、窦二敦以及其他匪首赵成志、靳广居、阎振山、刘福等人到芦塘山聚会。当下徐鼻子酒肉款待众人后，便提出了要仿效孙美瑶招安当官的事儿。徐鼻子认为要招安，就得编成一个师，做大官。因此他主张：“咱以后要做到两条。第一，赎票时，一般人家要两枝长枪，好人家还得加倍，这次美瑶吃亏就在好多人没有枪，徒手子都给遣散了。不然，他兴许真能当师长呢！”
“这第二嘛”，他环视众人，突然恶狠狠地说，“烧杀要狠！小打小闹，官府不会在意的！”
当下，众匪首杀了雄鸡，喝了同心酒，发誓要齐心合力大干一场。从此以后，临沂、郯城一带的百姓更是灾难频降。
——7月14日，上述股匪攻破临沂城西的迭衣庄。居民死伤百余人，房屋被焚数百间，粮食器物被抢一空。——7月15日，股匪攻入临沂城东相公庄等20余村，杀百余人，架250人。
——7月16日，股匪攻破临沂三姓庄，百姓死伤300余人，被架百余人。
——8月24日，临沂城东季家岭被攻破，死伤居民五六十人。
——1923年春夏以来，沂州地区七县无一不被匪祸。临沂县东、西、南三乡1000多村庄，均被骚扰。有连遭劫掠两三次，甚至五六次的；有全村伤毙数十人、数百人，甚至仅余数人的。
田中玉得到各方告急消息后，令兖州镇守使张培荣和第五旅加紧剿办。
江苏陈调元也正积极剿匪，两省官兵的夹击，沉重地打击了徐大鼻子股匪。
徐鼻子受伤逃亡，赵妈妈伤重被擒，她的长女、三女以及副杆首王玉兰同时被擒。1924年6月，赵妈妈及同案诸匪在临沂被斩首，首级送往八里巷示众。
尸身即弃诸郊野，一夜过去，竟为余匪盗去掩埋，足见土匪虽遭打击，却未销声敛迹。
张黑脸“狡兔四窟”
到30年代，横行于沂州地区的著匪为张家栋（绰号张黑脸）。此人早在1918年追随巨匪王玉棠；王死后，升为首领，曾与孙美瑶对码子，参与临城劫车。孙死后，张黑脸活动于苏鲁边界，劫村庄500余，杀人数千，1927年曾一度攻占莒县、沂水县城。韩复榘主鲁后，曾于1932年上半年招编该股土匪，不料旋即哗变叛逃。韩复鬃恼羞成怒，举兵进剿。兵、匪双方几次进退，直到1934年秋，匪众才被彻底击溃。张黑脸改名张建胜外逃，古话说狡兔三窟，他却在安徽怀远县、灵璧县、蚌埠市郊和江苏浦口，安排了四处藏身之地，并经常更换住处，令官府侦缉人员无从追踪。
1935年5月，韩复榘的侦探队长刘耀庭（此人也为湖匪出身）根据情报，亲率探员数人化装南下，先到灵壁辛集，获知张黑脸刚从这里离开不久，遂直扑蚌埠新马桥张匪养子孙业文住处。探员伪称村外有保安队前来捉拿张黑脸，要孙业文速去报讯。孙业文慌忙中不及思索，径往后院报告。探员乘间跟进，见小屋中有一人，便高呼“张师长”。张黑脸猝然脱口应答，探员遂奋勇扑上，将其拘捕。同时，在该村还捕得另一匪首刘玉珍以及孙业文。三匪押送济南后，韩复榘亲自审讯，随后立即枪决。
最后，再看直鲁交界地区。这里最著名的匪首是夙称山东匪王的顾德林。
1918年间，时任山东督军的张树元曾倾全省兵力围剿该匪。兵、匪在禹城、齐河两县间的晏城激战两昼夜，土匪伤亡极为惨重，然顾德林竟得以免脱。
隐蔽数年之后，他复又起事，在德县（今德州市）、平原、东阿、临清诸县劫掠。临城劫车案之后，顾德林声称：“孙美瑶后起小辈，竟干出惊天动地的事业，得以升官发财。我辈若不能如此，真当愧杀！”他不仅纠集旧党，而且与平原县著匪刘没耳朵合股，在津浦铁路左近活动，1923年8月间，几乎在禹城县境又制造一起劫车大案，幸得官府早经提防，才未酿成大祸。郯城八里巷惨案后，山东当局加紧剿匪，顾德林股再被击溃。他潜伏于乡间民家，被官军侦出，拿获枪决。这一带匪势才因此稍戢一时。
但南京国民政府二次北伐，打垮张宗昌之后，山东土匪与张宗昌旧部重又聚集，肆虐地方。例如聊城诸县有薛传峰、顾震等为匪。这一时期，在此骚扰最烈的是刘式南。他从1919年起即为草寇，积年在黄河以北的鲁西各县造孽；1928年以后，退据河北大名县，出没于冀鲁边界；又与觊觎华北的日本人勾结，先后担任“华北民众自治保卫团”支队长、第一路第一军军长，频频为祸于两省数县。1936年1月中旬，山东莘县县长探得刘式南住处，将其擒获；押送济南后，由韩复榘亲审定谳，随即枪决。
混世魔王刘黑七
民国时期，山东为匪时间最长、祸鲁最烈的恐怕要算刘黑七了。刘黑七，名刘桂棠，山东费县人，1915年起在抱犊崮一带为匪。在最初八名结拜为兄弟的土匪中，他排行第七，又因肤色黝黑，故而人称“刘黑七”。1916年，当时山东督军张怀芝下令大举剿匪，刘黑七的弟弟刘黑八被打死，刘黑七等人逃到抱犊崮附近活动。1918年，新任鲁督张树元派兵到临沂，刘黑七竟敢火烧官兵驻防的费县梁邱。1922年，又一任山东督军田中玉派兵包围抱犊崮，打垮了刘黑七股匪。刘黑七只身投奔孙美瑶，仅当上孙的马异。第二年，孙美瑶招安后被杀，刘黑七伙同上文提及的张黑脸收拾了部分残匪，不足千人窜往大小珠山、蒙山、天宝山、薛庄、方城、白埠一带为祸。不久，二人分道扬镳，张黑脸进入江苏，刘黑七留在山东。1925年，他聚众千余人，自称刘团。这时，张宗昌当上山东督军，派兵围剿刘黑七。匪徒以银元换取官兵大量武器弹药，势力反而迅速发展至万人左右。
1928年，国民党二次北伐时，刘黑七进入河南地界，这支万人左右的队伍，受到各派军阀的重视。其时，韩复榘正担任第二集团军第二十师师长，打算收编刘黑七，并送给他1.7万块银元，2000袋面粉。刘收下后，认为韩势力太小，即翻脸不认帐。至这年5月，他正式归附第二集团军司令冯玉祥，驻防许昌以西，后参加进攻鲁西。打败张宗昌之后，他见蒋介石力量更大，遂于这年夏季，投靠何应钦率领的第一集团军，编为新囚师。何应钦、汤恩伯、顾祝同等人均出席了在滕县举行的收编仪式。刘黑七奉命以“北伐先遣军”的身份进攻宫县、胶东等地。在这里，刘黑七部匪性不改，仍肆意残害百姓，并侵扰安邱、平度等县。第二年2月，杨虎城曾率所部二十一师在莒县围剿刘黑七。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前，刘黑七于2月问又投靠阎锡山，当上了军长。
战争中，刘黑七遭到何应钦部队打击，恰好9月间张学良入关，他便投入东北军中当了混成旅长，驻河北大名。他仍旧亦兵亦匪，1931年9月，被国民党军刘峙部击溃，于是带领2000余人返回山东。山东省主席韩复榘听说这个魔头入界，倒也紧张起来，他得知刘黑七最孝敬母亲，便把刘母“请”到济南，然后派人去劝说刘黑六投诚。1932年2月，刘黑七就任山东警备军总指挥，驻长清、夏津、高唐一带。半年之后，刘黑七劣性复发，韩复榘不仅停止对刘的饷给，而且密谋解除其武装。刘黑七探悉后，遂北窜河北，路过霸县时还掘了韩复榘的祖坟；又审热河，与热河省主席汤玉麟部打个平手，双方协定“互不干涉”。第二年春，刘黑七派人到关外与日本人勾搭，被委任为第三路军总指挥，得了一批武器；但旋即又投靠了察哈尔省主席宋哲元。
这名惯匪、巨匪，居然当上了察东“剿匪”司令。这时，冯玉祥、方振武、吉鸿昌等人在这里组织察哈尔民众抗日同盟军，刘黑七又参加进去，担任第十七路军军长。没过多久，他即反叛，井与汤玉麟再次发生磨擦，于是南下进入河南，在南阳一带肆虐。在豫省官军追击下，股匪于1934年3月再返山东。
这次韩复柒决心新帐老帐一齐算，公仇私怨同时了，他调集5个师和民团围剿刘黑七。股匪在官军的围追堵截之下，左冲右突，忽鲁西忽鲁东，忽江苏忽山东，前后达一个多月，疲惫不堪，骑在马上昏昏欲睡，长发遮脸，面有饥色，最后只剩”F百余人。刘黑七见大势已去，遂将残部交给手下师长刘怀志，自己只身逃跑。因沿途盘查严密，他笼络了一个走亲戚的老妇人，伪称是干儿子，得以过关，从海路逃往天津，住在日本租界。韩复榘用2万元收买一名土匪头目，借一名探员到天津赌场行刺刘黑七。刘被打中嘴和脚，竟然未死。
1935年冬，日本帝国主义在华北搞“五省自治”，刘黑七潜往河北宣化，与刘怀志所率逃到这里的旧部会合，很快又集起三四千人。第二年春，股匪被宋哲元、商震部队击溃，刘黑七又隐于天津。1937年四五月间，日本关东军司令到察北收编土匪、伪军，刘黑七又到河北丰宁，集徒众1700余人，企图配合日伪西犯绥远，未能得逞。抗战开始后，他返回山东，重新投靠日本人。日本人不敢再相信他，他便送了一个讨饭婆当人质，说是自己亲娘。日军遂委任他当“皇协军司令”，驻掖县。刘黑七渐渐与日军也产生矛盾，1939年他打出“反正抗日”的旗号，拉出500人到蒙山；后来又投靠国民党第三集团军总司令于学忠，担任新编三十六师师长。
1940年3月，刘黑七第三次投降日军，此后多次配合日军，进攻八路军和蒙山根据地，捕杀抗属，建立伪政权，手段毒辣残酷。1943年国民党李仙洲的九十二军进入山东，刘黑七与之勾结，企图消灭八路军。11月，刘黑七在费县东柱子与八路军作战，被八路军击毙，终于结束了他狡诈、残忍、兵匪变幻的罪恶一生。
刘黑七放纵部下烧杀奸淫，其手段令人发指。每次攻打村寨，他都拿出银元、盒子枪，叫做“贴钱”，声称奖赏给最有苦的人，并说打开围子，闺女、媳妇任大家挑。因此，匪徒无不奋力卖命。他架的肉票，三五天若不来赎，即剜一只眼或割一只“扇风”（耳朵）给家里送去；再有三五天不赎，便要杀人了；抓到没有田产的穷人，认为没油水，当即杀掉。肉票中，男的要帮匪干活，女的还要受凌辱。匪徒有时将女票上衣剥光，在乳头上挂两只响铃，令其推磨磨面，称作吃“响铃面”。许多肉票待赎回后，已经残废或精神错乱。撕票手段更为残酷，匪徒将人票埋入士坑，只留脑袋在外，因人被埋后，血液涌向头部，匪徒便砸破脑袋，血花和脑浆迸出老高，称作“放天花”。又有将人票上身裸露，浇上煤油点燃，称“点天灯”。有的是吊在树上烧；有的则绑着双手，任其痛苦狂奔至死。
这里记叙刘黑七在费县制造的几起匪祸。南孝义村（今属平邑县）极为贫困，1927年2月（阴历年前后）尚有300多人在外讨饭未归，村里百姓到山上采石粉当饭吃。对这样一个穷村，刘黑七索贡不成，竟于2月10日打进村庄，大肆烧杀抢，暴行种种，惨不忍闻。一个叫王廷的10岁儿童被匪徒以7寸长的尖刀，从左耳捅进，右耳穿出，钉在墙上。一个幼儿被放入铡刀中拦腰铡断，周岁的婴儿被放在碾子下碾成肉酱，两岁婴儿被刀从两腿劈开。
一个妇女抱着孩子躲避大火，匪徒夺过孩子掷入火堆，又将嚎哭的母亲蹬入火中，双双烧死。梁兴存被砍掉双腿、双手，再大卸八块。宋士谦3个儿子被杀，妻子被20多名匪徒轮奸立死。该村原有735人，除在外讨饭的300多人，留下的被杀346人，41户被杀绝；全村烧光；匪祸之后，又饿死73人，卖儿鬻女38人，改嫁离去51人，全村仅余212人。
1926年1月23日，刘黑七因向白马峪村勒索钱款未遂，便攻打该材。
匪徒在村里共杀393人，11户人家被杀绝，仅3户未死人，但也有受伤和被架的；架走152人，抢走妇女7人。1928年3月29日，刘匪攻入大泗彦村。
该村92户人家被杀绝48户，有一户几世同堂的人家竟被杀53口。全村居民637人，被杀559人，加上外村来此避难而被杀的388人，共947人。劫后，全村仅余78人（包括当日外出归来的15人）。随后，由于伤病、惊惧、哀伤、瘟疫、饥饿等匪祸遗下的原因，到这年秋，全村仅剩下42人。
刘黑七每打进一个村庄、市镇，都是如此，所造的罪孽擢发难数。匪徒中流传着“要使钱，上刘团”，“跟着师长到处串，给个县长也不换”等歌谣，足见劫掠财富之多。刘黑七因作恶多端，非常害怕别人暗算。他有几十处落脚点，住处经常更换。他还找了几个身材面貌与他相似的匪徒作替身，有时日伪国民党杂牌军请他赴宴，便由替身前往。
湘西六百年匪患难平
相传在1600多年前，武陵地方有一个打鱼人驾舟溯江而上，来到一个两岸桃花、风景秀美的地方。正当山重水复疑无路时，他发现一个山洞，于是弃舟进入山洞。前面豁然开朗，竟然柳暗花明又一村。这里居住着一群人，男耕女织。其先人为躲避秦未战火迁此，世代相传，不知外界已几经朝代变迁。渔人返回后，将此事传开，当地官民曾想再寻此境，竟不可得。
东晋大诗人陶渊明在其《桃花源记》里，所叙述的这个故事，就发生在湖南省的西部地区。其中的武陵，就是当今湘西门户常德市，那条江即为况江；而那个山洞则为位于湘西桃源县境内的桃源洞。桃源县、桃源洞，都是因了《桃花源记》而得名。后世人们也就将整个湘西地区称作“世外桃源”。
这不仅因为这里地处偏僻，与世隔绝，而且还因为它有仙境一般的景色。这里有山有水，山则千岩竞秀，层峦叠翠；水则素流奔湍，小溪萦回。山中洞穴相连，深邃幽美；林间古木参天，野花遍地。错落有致的衣舍、田园，炊烟缭缭而起，黄花依依东篱——简直是在在应入画，处处可成诗。
然而，千余年之后，这一片风景秀姜的世外桃源竟成了闻名全国的上匪渊薮。山间石壁、林边大树，上面赫然以大字写着：“此山是我开，此树是我栽，若要走此过，留下买路钱！”数十股匪徒划地为界、占山为王，不仅月黑杀人、风高放火，便是青天白日也照样肆虐横行。广大的湘西地区因之而田园荒芜，人烟稀少，野坟累累，白骨遍地。白天，只有老弱妇孺耕作于田间，不见青壮；入夜，则家家闭户熄灯，一片黑暗。偶闻犬吠如豹，便是土匪经过，人们心惊肉跳地瑟缩于陋室一角，恐惧地等待着灾难与死亡的降临——这就是民国年间湘西匪患严重的写照。
湘西土匪已有近600年的历史。14世纪，明朝初年，朱元璋与陈友谅在江西、两湖地区争雄角逐，数省百姓为避战祸纷纷逃往湘西这块世外桃源。
不意其中不逞之徒遂窜踞山林，凭恃手中的钢刀、木棍，拦路打劫旅客，进而抢掠民宅。匪源从此而开，一发不可收拾。乃至民国初期，袁世凯帝制自为，蔡松坡在云南起义，护国军北上讨袁。北洋军南下狙击，其第一路军由马继增统卒，在湘西与南军交锋，相继失利。这时，各县土匪也纷起打击北军，断交通、歼溃兵、截击辎重部队，其意在劫取武器、粮草，客观上却帮助了护国军。不久，洪宪帝制失败，北军撤返途中，又将许多武器弹药卖给当地人。从此，湘西土匪手中的吃饭家伙从冷兵器变成了火器，湘西百姓的苦难也就更加深重了。
湘西地域广大，民国时期，大约有20多个县，竟有几十股土匪。有一股控制一县的，有两股平分秋色的，有以一县为中心、活动于附近数县的。这里的北、西、南三面，与鄂、川、黔、桂四省交界，有许多三不管的地区，便于土匪流窜、藏匿。境内武陵山脉、雪峰山脉，自东北而西南，透迄而下，横亘全境。交通又极不方便，仅东北方面靠澧水、洗江水路通往洞庭、长江。
国民党统治时期，曾开辟过盘山公路，通向大西南。但公路之外的崇山峻岭中，路隘林密，洞穴连绵，为数10余万的匪徒隐身其中，难以搜寻。积年老匪长期盘踞山间，熟悉山中地势，掌握四季变化，更是出没难测，进退裕如。
历届官府多次围剿，奈何不得，便造就了一批穷凶极恶、心狠手辣的匪首。
其中有的自幼为匪，有的半路出家；有的一生为盗，成了积年巨匪；有的世代相传，竟为绿林世家。
被称为“湘西王”的陈渠珍（又名陈有木、陈巨金），清朝末年曾担任过驻西藏的清军统领；后驻军溃败，他逃回湘西老家，上山为匪。他曾在名义上统一过全湘西土匪，故人称“陈老统”，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陈渠珍曾纠集了5万之众的匪徒，配合国民党军队“围剿”红军。到全国解放前夕，陈渠珍年届七十，为匪达40年之久。
怀化县匪首彭玉清自幼狡诈顽劣。1937年，他十三四岁时，见一国民党士兵在桐树溪洗澡，便假装要士兵教他游水。下水后，二人渐至水深处，彭玉清即潜入水下，将士兵拖入水底，溺死后，推至急流冲走。他便劫夺了士兵的步枪和军衣。从此以后，仅凭这一支步枪，他当上土匪，拉起队伍，逐渐自立山头，竟拥有500多人枪的匪众。全国解放时，他才26岁，却已有10几年的土匪历史。
电视剧《乌龙山剿匪记》中的匪首田大榜的原型姚大榜，祖传24代为匪。
他本人从10多岁开始，就随父辈横行于晃县（今名新晃侗族自治县）、芷江、麻阳。1949年，他已81岁，仍亲自统领股匪，前后为匪60余年。湘西老百姓称他“混世魔王”，各路土匪则都尊称为“榜老爷”、“榜公”、“老前辈”。当地官府也都敬他三分。1949年阴历三月初一，晃县县长率全县党政军界及绅商人才，邀请他进城，沿街放鞭炮半个多小时，地上积了几寸厚的纸屑。国民党湖南当局几次想招抚他，企图利用他在土匪中的声望，治理湘西。他回信自称是“江湖上的狼、绿林中的虎”，不愿为官，只图在山林中逍遥自在。当局见软的不行，又派军队前去武装请驾，但也屡屡落空，甚至已见到他的身影，包围过去，却又无影无踪。
之所以如此，一个原因是姚大榜总是保持高度警惕。他有祖传线香报警一法，即将线香切成几寸长一段，夜间宿营时，将一截点燃绑在手上，待香烧到手烫时，便惊醒更换住处。这样，一夜之间，要更换营地多次，偷袭者根本无从捉摸。而且他从不轻信别人，线香一定要绑在自己手上才放心。另一个原因是，姚大榜走山路极为迅疾，他是湘西土匪中唯一不吸鸦片的，力大如牛，行走如飞。据说有一次，他率队从芷江回晃县、途中见一黄狗飞跑而过。他转脸问众匪徒：谁能追上这条狗？众人面面相觑，都以为他在讲玩话。谁知姚大榜随即迈开双腿，飞步上前，不一会儿便追上黄狗，拉住了狗尾巴。他自己却神色不变，大气不喘。众匪徒都惊叹不已。
土匪也讲“先礼后兵”
湘西土匪与其他地区土匪自然一样，其行径免不了抢劫、绑架。在这里，抢劫叫“打签子”、“打底子”、绑票叫“牵羊”、“吊羊”，写信勒索钱财叫“开借”。名称有异，实则相同。
就以龙山县匪首瞿伯阶为例。他在“吊羊”之前，先摸清楚哪家有钱财，哪家反对他，哪家有何靠山。然后，他送张条子去“开借”，或要鸦片，或要粮食，或要光洋，都根据对方情况而定。如果事主按时照数送来，股匪还出具收据，甚至与这户人家拉上关系，因为他认为这家拥护他。如果事主请了官兵来围剿，股匪认为这户人家反对他，便乘其不备，前来烧屋杀人抢东西。如果事主心存侥幸，拖延不交的，股匪就正式“吊羊”，进行勒索。土匪对这一套，还美其名曰“先礼后兵”。
至于抢劫，瞿伯阶股匪主要是抢两种：一是大集镇，二是交通线，对一般百姓住家只是穷途末路时才去动手。他们进了集镇之后，都是放开手大干，一不做二不休。在这种地方，以抢钱、抢鸦片为主，抢到归公。至于一般财物衣服，则归匪徒个人所得。对公路上的骡马大车、汽车所运的布匹、棉花、钱款，他们是全部照收。瞿伯阶派人到沅陵、咸丰等地坐守“调线”，即了解情况，如运什么货，值多少钱，何时起运，摸清楚后，将消息传至股匪中，到时一拿一个准。
更有一批取得了合法的军政官员头衔的匪首，成为官匪，公开利用军政名义勒索钱财。如古丈县匪首张大治（又名张平），起初利用国民党围剿红军之机，当上了第七保联防队长，白天逼使壮丁充当联防，夜里则强迫他们到外保、外乡抢劫。后来他当上了县自卫队总队长，更是任意勒逼乡民，索取枪械、鸦片、大洋；不服从者，即被捕送自卫队或杀掉。1937年秋，该县农民自发抗捐，被张大治一次杀死八九百人。张大治因此受到赏识，当上了古丈县党部执行委员。他进一步勾结县警察局长，驱逐县长。张大治命令警察把县长夫妇二人押送至古丈、沅陵两县交界处，在树林中将二人衣物剥去，并且侮辱县长太太，以此使县长无颜重返古丈县。
他随即通告全县，声称县长如何恶劣，“已为民众驱逐出境，现公请本人署理县政府，。。自即日起，即到县视事”，云云。被逐的县长到省哭诉之后，省府先后两次派军队前往剿匪，结果，一次被张大治消灭，一次被他收买，平叛毫无成效。张大治便公然以县太爷自居。他按保甲设置常备队，作为维护自己统治的私人武装，每户有丁出丁，无丁出谷，无谷罚烟，无烟罚钱。这种常备队还是货真价实的土匪队伍。张大治指使他们经常到附近的沅陵、吉首、沪溪、永顺等县抢劫，他本人则坐地分赃。亦官亦匪的张大治还公开以捐税形式搜刮百姓，仅巧立名目的捐，就有人头捐、火坑捐、月捐、生孩子捐、娶媳妇捐。他自己娶小老婆、生儿子、给儿子取名字，都要老百姓按户交钱“祝贺”。
湖南绥靖司令李默庵接到当地百姓雪片般的诉状，便派参谋主任前往调查。人刚到古丈地界，便有张大治手下人抬了乌油油的鸦片和白花花的光洋，送到面前，情来人务必在省里美言几句。来人收下礼品，返回长沙报告说，古丈县民风强悍，非张大治不能治理。省府闻报，竟正式下委任状，任命张大治为县长，使这个匪首得以合法地残害人民。类似张大治这样的官匪，几乎在湘西各县都有，有的县虽然官吏也是省里委派来的，但也完全受制于匪首，或相互勾结。官、匪合一，官、匪勾结，成为这里匪祸的重要特色。
湘西匪首为扩大自己的实力，一是相互火并，吃掉对手的队伍；二是逼良为匪。1926年以前，龙山县有两大股土匪——刘子良股占据15个乡的地盘，师兴五股则仅有一乡之地。师兴五极力扩大地盘，与刘子良明争暗斗，逐步从一个乡发展到5个乡，到最后竟将刘股全部吞并。而正当刘、师二股相斗之际，另一以瞿伯阶为首的股匪，乘机渔利，不断蚕食师兴五的势力。
等刘子良股被吞并后，瞿伯阶的势力又己形成，从此开始了师、瞿两股势力长达20年之久的争雄角逐。
师兴五死后，其弟师兴周继承了他的衣钵。1939年，国民党在龙山收编土匪时，师兴周被任命力保安团长，瞿伯阶还只是他部下的一名营长。到1943年，师兴周被国民党当局关押，翟伯阶乘机收编师股的人枪，同时招纳彭春荣、杨树成等股，互为奥援，短期内即发展到1万人枪。师兴周被放出后，所部只能控制龙山县南部的两个区；瞿伯阶则不仅控制了县北的三个区，而且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湖北、四川以及湘西重镇沅陵等地。因此，到1949年，国民党川鄂绥靖公署主任宋希濂收编湘西土匪，以对抗解放军攻势的时候，瞿伯阶因实力强大，被任命为“湘鄂川边剿匪总司令”，而师兴周只能屈居其下，担任副司令了。
不种鸦片，要交“懒税”
湘西地区素有种大烟的传统，吸食鸦片成为普及于各阶层的恶嗜。农家小孩患病，请不起医生，常用喷烟的方法治疗，使儿童自小即染上了阿芙蓉癖。因此，湘西土匪特别重视鸦片烟。这不仅是因为土匪中人人吸食，而且是因为土匪视大烟为财源，为收买官府和军队的重要手段。
在有的地方，土匪利用他们所控制或把持的地方政权，强令农民种烟，收取实物烟税，即交纳鸦片。龙山县匪首瞿伯阶利用他所控制的几个区政权，分配各保种烟的亩数，然后收取40—80％的实物烟税。不种烟者，由他们随意报数，派交“懒税”；交不出的，便吊打、烧屋。张大治担任古丈县长之后，也下令保保种大烟、户户交烟税，不种者加倍罚交“懒税”。在这种情况下，农民认为少种烟不如多种，因此湘西地区鸦片越产越多，粮食越产越少。但大批土匪仍旧是要吃饭的，因此就再去抢劫百姓一年收获的可怜的口粮，使农民陷于饥荒之中。
至于那些未能控制地方政权的山林股匪，有的强行以贱价收购农民手中的鸦片；有的“吊羊”，勒索雅片充抵赎金；有的干脆于收烟季节“打签子”
抢烟，分文不付。更有一些股匪，竟将罂粟花种在瓦盆里，装入背篓中，用骡马驮着，或令农民背着，随匪队转移。
土匪得到的鸦片，除供他们自己吸食外，主要用途有二。一是高价出售。
匪徒们将烟土交给一批固定的烟贩子，运往长沙、汉口、上海、广州等地，通过经纪人和关系网，直接交换武器、大米和各种物品，再运返湘西。土匪还往往在县城、集镇开设有酒楼，烟铺、商店，出售货物和鸦片，用以敛财。
因此，大烟土是股匪重要的财源和武器弹药的来源。有一年，一批商人贩运烟土被沅陵县查禁烟土的警察拿获。商人们竟不做任何辩解，将烟土码在桌上，直言不讳地宣称：“我们是帮瞿伯阶贩卖的。”因当时瞿伯阶刚被收编，当上了什么司令，警察不敢没收，只是无可奈何地对那几名商人说：“你们也别太张狂了！”随后，便连人带物一并放行。
鸦片于土匪的第二个用途是，用来收买官府和军队。本章前面所述张大治篡夺县长大权之后，用鸦片对付军队和官员的例子，就是最好的证明。
土匪送沈醉一副人皮马鞍
湘西因地处偏僻、交通闭塞，野蛮落后的风气较其他地区更严重，土匪也更加嗜杀，且手段极为残忍。张大治即为湘西地区一著名的杀人魔王。凡是他部下捉来的人，不论是农民，还是敌对股匪，他都喜欢亲自动手杀戮。
有时是一刀刺死，有时则是零刀慢剐。他一面杀人，一面笑着对部下说：“杀个人比杀猪还容易。杀猪还要用盐巴腌，杀人可要省事得多了。”一次，他带着匪徒到一个农民家中，逼交烟税。那农民因妻子生产不久，家中既无烟又无钱，实在交不出。张大治一把抓过几个月的婴儿，威胁要杀掉他。农民夫妻俩苦苦哀求宽限些日子。张大治见实在逼不出钱，竟用刺刀将婴儿钉在墙上，一边残忍地欣赏小儿手脚的颤动，一边哈哈大笑。他为匪10余年间，仅亲手杀死、勒毙、活埋的，就达3000多人。
匪首彭玉清枪法极准，素喜杀人为乐。有一次，他带匪徒洗劫一个村庄后，遥见田间有个农民正在锄地。他问手下人：“你们看那是个活人还是死人？”部下自然回答是活的。一语未了，彭玉清抬手一枪，那农民应声倒地。
彭玉清吹吹枪口，说：“我说是死的，不信，你们过去看看。”
还有一次，他的压寨夫人说：“你的眼睛有点发红。”他听了，立即跑出去，杀了个人回来，笑嘻嘻地问：“你再看看，眼还红吗？”从此以后，他自称眼一红，就非得杀人；杀了人，眼就不红了。
老匪姚大榜为匪60余年，自然杀人极多，故而也最怕有仇人暗杀他。为此，他两支勃朗宁手枪从不离身，与人谈话时总是手摸着枪，稍觉不对，便先下手杀人。有一年正月初一，晃县城里的刘庆同油号做东，请姚大榜赴宴，陪客很多。吃罢，客人们有的打牌，有的闲聊。这时，一个商人踱过来，主动与姚大榜攀谈。姚大榜见此人面生，不由心生疑惑，便一面虚与委蛇，一面在衣襟里摸住枪柄，以防不测。没谈上几句，那商人忽然咳嗽起来，越咳越剧烈。姚大榜目不转睛地盯着他。只见那人眼泪也呛了出来，伸手到衣襟里去掏手巾。姚大榜认定此人咳嗽是个诡计，意在掏枪行刺，便迅速抽出手枪，将此人击毙。
湘西土匪坑害老百姓的刑罚较之其他地区也更为残酷。凤凰县苗族匪首龙云飞十八九岁便当上土匪，以后又与国民党政权挂上了钩，成为官匪，控制了凤凰、麻阳、吉首等县，自称苗王。为巩固自己的统治，一方面他极力挑起当地汉、苗两族居民的民族纠纷，例如带领苗人去烧杀苗寨，事后散布谣言，说是汉人所为；反之亦然。另一方面，他大肆屠杀百姓，施以种种可怖的刑罚。他专门寻找了一个阴森可怕的无底深坑，称为鬼洞。他家的长工、奴仆，老病而不能干活时，即被掷入洞中，活活饿死。有触犯苗王者，也被丢入鬼洞。因此，洞中白骨森森，臭气熏天。除此而外，他设置的刑罚还有挖眼睛、剖肚皮、用烧红的铁丝穿鼻孔，等等。
有一年，龙云飞命令一个姓田的裁缝为他做龙袍。田裁缝一是认为龙袍只有皇帝才能穿，私自缝制将来要惹大祸；二是因为每次为龙云飞做衣服，总得赔料贴钱，担心龙袍衣料开销太大，负担不起，于是便潜逃外乡。龙云飞闻讯大怒，派人四出追捕，将田裁缝抓回，反缚在场中的柱子上，并驱赶附近百姓前来观看。第一天，龙云飞痛骂田裁缝“目无苗王”，令人用铁钩挖去其双眼：第二天，又以烧红的铁丝穿其鼻孔，表示百姓只是苗王的一头牲畜。尤为残忍的是，第三天，龙云飞用刀在田裁缝的身上割开一道口子，然后令人用铁钳钳住，从他身上扯下一条条的人皮。田裁缝起初还痛苦地叫喊几声，但很快就昏死过去。周围的群众都低下头，不敢再看。龙云飞却命人将人皮编成鞭子，悬挂在苗王住所大门前，用以恫吓其他百姓。
军统特务沈醉在抗日战争期间，曾担任过湘西常德军警稽查处处长，负责当地治安。有一次，他与附近的匪首彭春荣（绰号彭叫驴子）打交道，事后彭匪表示感谢，送他一副马鞍。马鞍及笼头、缰绳，全部用人皮制成，鞍子四周用人的大拇指甲镶成一圈边饰。据说，这种马鞍只有山中土匪的第一把交椅才有资格使用。沈醉的母亲是个信佛的人，得知后，责令沈醉将马鞍烧毁，并烧纸安慰死者。
土匪“开洋荤”
清末民初，中国北方一些省区的土匪立有“规矩”，在绿林生涯中，不得奸淫妇女，有的地方甚至规定不许绑架女票。但规矩归规矩，土匪奸淫妇女的现象屡见不鲜。至于湘西地区的土匪，在奸淫妇女这方面的行径是十分恶劣而怵目惊心的。
永顺县匪首、后来当上国民党暂编第一军副军长的汪援华，据不完全统计，强奸妇女就有40余人。龙山县匪首师兴周一生奸淫妇女，更是不计其数，仅被他抢来，留住在他家的就达60多人。他在自己家中设了三宫六院，分别封了皇后、东宫、西宫和诸妃子。这些人有的被蹂躏后，患病或色衰，便被杀死，另找新的替补。至于民家妇女，被他糟蹋的就更多了，凡模样周正的都难以逃出他的魔爪，甚至十二三岁的小姑娘也不能幸免，以致成为终身残废。许多妇女不堪侮辱，被迫跳河、上吊。
1937年间，活动在常德、沉陵、永顺一带的匪首彭春荣，听说沅陵具城有个妹子姿色出众，几次下帖子要其家长交给他做压寨夫人。未能如愿，他竟出动数百人进攻县城。该股匪徒平素在湘西各县农村、山区，任意糟蹋妇女，习以为常。抗日战争初期，东南地区许多学校内迁，学生乘卡车经湘西公路到四川、贵州去。一些城市女学生坐在汽车上嘻嘻哈哈，赞叹湘西山区的景色秀美。这些唇红齿白、穿着花裙子的姑娘们，使彭叫驴子及其手下匪徒们不由垂涎三尺，个个跳起脚喊着要“开开洋荤”。匪徒们在沅陵县山区间的公路上拦截卡车，抢走了42名女学生。
“楚汉宫”里香烟缭绕
在湘西，土匪不仅与地方政权、军队相互勾结，有时身兼官、匪，而且还组织帮会，用来巩固团体、加强实力。解放前曾担任芷江县警备司令的官匪杨永清，早在1927年就创立了湘西地区最大的帮会“楚汉宫”。他自任龙头大爷，另两名匪首潘壮飞、杨春圃为副龙头大爷。他们以武力强迫群众踩湾，并交钱、交枪。如有反对，即令“红旗五哥”曾西胡子带人明杀暗刺。
1947年8月，杨永清为竞选“国大代表”，决定复兴楚汉宫帮会，大开山堂，以拉拢选票。他包下了芷江县城内的所有旅馆、饭店、娼楼、妓院、赌场、戏园，用来接纳和招待贺客、来宾以及帮会中人，费用则全部由芒江商会承担。当时，东起常德，西至川黔，在通往芷江的公路、水路上，荷枪实弹的土匪、帮会的徒子徒孙，络绎不绝。开山堂这天，大堂内红烛高烧，香烟缭绕，十八般兵器插在两边木架上；继而鞭炮齐鸣，钟鼓不绝，在七七四十九支冲锋枪的护卫下，龙头大爷杨永清进入中堂，接受徒子徒孙们的拜见。他头戴雉尾大冠，内着铠甲，外披龙袍，右脚穿方头朝靴，左脚穿细耳麻鞋，形象地反映出他亦官亦匪亦军亦帮的身份。
杨永清与姚大榜，一个是兼有多种身份的官匪，一个是山林中的虎狼，两人相互依靠，彼此帮忙，狼狈为奸。杨永清平素均尊称姚大榜为“老前辈”。
国民党企图招抚姚大榜时，都是通过杨永清的渠道进行联系的。前面说到，姚大榜在晃县曾无故枪杀了一名商人。此人是晃县恶霸张老虎的殊砂矿管理人员，极为能干。张老虎平白失去这名得力助手，咽不下这口恶气，遂将姚大榜在晃县城内开设的酒店封闭，并毒死了酒店掌柜。姚大榜便动用武力强行占据了张老虎的一个殊砂矿区，杀死矿上爪牙，作为报复。双方从此结仇，经常发生械斗。1947年，张老虎在晃县组织了“三民党”，企图扩大势力，一面参加“国大代表”的竞选，一面扬言要夺回殊砂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