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大榜不甘被逐出晃县城区，遂勾结杨永清，将楚汉宫发展到晃县，与三民党对抗。双方各有一批党徒，相互撕咬。一次，张老虎气急败坏，竟烧掉楚汉宫帮会的一面黄龙旗。这一下大大地触怒了杨永清。他指使曾西胡子执行帮规。l949年初的一天，张老虎带领一批保镖正在县城里赶街子，忽然一阵枪响，街上人群大乱。混乱中，帮会刺客乱刀将张老虎刺死。从此以后，姚大榜在晃县就更没有对手了。
瞿伯阶火烧赵司令
湘西土匪历史既久，民国时期为祸尤烈。国民党政府倒是有过“剿灭土匪”的计划，但最终仍旧归于失败，匪势越剿越大，匪祸越剿越烈。其原因，除了国民党军政腐败、易为土匪收买以及捐税沉重、指民为匪等扩大了匪源之外，湘西地区的特殊地理条件和匪首对环境的熟悉，也是十分重要的。
这里先谈谈地理、地势。永顺县匪首田高年在永顺、龙山两县之间的峻岭崇山之间，有一匪巢名牛栏洞。这里有双峰对峙，高耸入云；两山间的狭窄山谷中，布满嶙峋乱石，山水从中湍急流过。两山陡峭笔立，布满老藤野蔓。牛栏洞在西边山峰峭壁上，距地面5丈多高。洞口外还有一块地坪，可设置机枪。因此，进攻者从正面是无法上去的。牛栏洞纵深达五六里路，可容数千人。进洞设有三道鹿砦，均有枪手设伏狙击。再进去是一道石壁，壁后洞顶布满钟乳石，乍从亮处进入或不熟悉地形，贸然冲进，往往能撞得头破血流。其后，大洞又有无数岔道和小洞，有的互相连结，有的洞洞相套，错综复杂，宛如迷宫。小洞分风洞、水洞、旱洞。风洞阴风阵阵，砭人肌骨，使人毛发悚然，恐怖感油然而生。水洞漆黑一片，但闻水声哗哗，蛙声啯啯；水在何处，来自何方，流向何地，多长、多宽、多深，均无人知晓。旱洞最多，有明有暗，暗洞储粮草弹药，明洞则由匪徒分居，紧急时则从此洞入、彼洞出，无法捉摸。洞顶近口处又有一天棚，犹如西方人家屋顶的阁楼窗户，窗口朝向洞口方向，架上机枪，可居高临下封锁洞口。
永顺县另一匪首李兰初在山中也有一巢穴，称“五连洞”，为五个并排列于山腰的洞穴。该山海拔2500多米，终年云遮雾绕，难识真面目。五个山洞依靠在峭壁上凿出的一条一尺多宽的鸟道柏连，人行于其上，稍有闪失，即坠入深渊。匪徒在小路两端及洞洞之间均设有障碍，一方面可以相互支援，另一方面即使一个洞被进攻者占领，其余诸洞不受影响。各洞都以巨石垒成寨门，上设枪眼，用以对外射击。洞内存大量食品弹药，可供匪徒维持月余。
据说，清朝时太平天国起义军曾攻打过占据五连洞的歹徒，但一直无法攻破。
有人说，“五连洞里有条阴河，一直通到四川的鬼城丰都，常有妖魔鬼怪从阴河里进出。”这虽是无稽之谈，但居住在洞中的土匪对当地人民来说，也无异于妖魔鬼怪。
湘西土匪大都选择有这样一些地势险要、易守难攻的巢穴，被官兵追剿得无路可走时，即退守此地。官兵进入深山，攻又攻不下，困又困不死，只得知难而退。当然，其他各省土匪大多也都有类似的巢穴。
下面再谈谈湘西土匪如何利用地理环境抗拒官兵的。古丈县的张大治在驱逐县长之后，湖南当局派了一团官兵前来平叛。张大治命令部下一边阻击，一边撤退，把官兵诱入一个四面高山的山坳里。山上的匪徒以猛烈的火力将官兵封锁在一个角落里，然后从山上将燃烧的柴禾扔下去，引着山坳里预先堆放的柴草，顿时烈焰腾起。官兵四下逃窜时，便暴露在土匪的枪口下。就这样，一团官兵全部丧生在这山坳间，无一生还。
再如，1943年间，瞿伯阶股匪被国民党保安团包围在山区的一个集市里。保安团赵司令亲自指挥一团人占据四面山头，以猛烈的火力控制各个出口。匪徒几次企图抢占山头，都被打退。正惶惶不安时，瞿伯阶仔细察看地势后，命令土匪顺风势烧着山草。顷刻间山上一片火海，火头直扑保安团阵地，匪徒乘势猛攻山头。赵司令中弹受伤，来不及逃跑，被火烧死；其余士兵狼狈逃窜。土匪转败为胜，反夺得保安团三挺机枪。
当然，国民党官兵的剿匪也不是全无成绩的。1943年，国民党朱鼎卿的八十六军到龙山县围剿瞿伯阶股匪，从秋到冬，一连搜剿了好几个月，同时采取并寨的方法来断绝土匪粮食来源，采取招降方式瓦解匪众。瞿伯阶被搞得元气大伤，只剩下100多人枪，被迫分散“爬壕”。八十六军驻防龙山一年多，认为土匪已基本肃清，遂将大部队调走，只留下一个团。不料瞿伯阶马上打出旗号，重新起事。八十六军的那个团长名叫侯振汉，他给瞿伯阶写信说：“我和你打了这么久的交道，估计你是搞不起来了，现在你居然又出头了，我真佩服你！”
瞿伯阶从1926年拉起10几个人为匪，就是这样几起几落，实力一点点搞大起来，到1949年，已发展成为三大股、1.9万人、1.2万支步机枪的一个土匪集团了。其活动范围以龙山为中心，北至湖北宣恩、来凤、鹤峰、咸丰，东南至湖南的桑植、大庸、永顺、保靖、古丈、沅陵，西南至四川的黔江、西阳、秀江和贵州的松桃。遇到小股军队，股匪非但不避，反而要主动攻打，以夺其枪械。有大军来剿，则在上述各省范围流窜，或化整为零，使官兵束手无策。瞿伯阶的接班人、他的族弟瞿波平曾说：“据我亲身经历体会，国民党军队不剿，瞿伯阶搞不起来，他们剿一次，他就壮大一次。”
血洗沅陵的“三·二事件”
官府围剿不成，还采用过招抚一策。国民党在湘西曾有过几次大规模的收编土匪。第一次是1934年前后，国民党为对付活跃在湘鄂西的红二军团，收编过以陈老统为首的匪众。第二次是1937年抗战爆发后，国民党曾将湘西土匪招抚，调往淤沪前线作战；但只编了一个师，土匪骨干分子和好枪械都埋伏下来了。第三次是1947年全面内战爆发后，国民党将土匪编成“戡乱建国大队”，用来对付共产党。最后一次是1949年，白崇禧、宋希濂收编湘西土匪，组织“反共救国军”，企图在中南地区阻止解放军的攻势。
但匪首们向来是听编不听调的，对当上司令、师长、团长的职务，兴趣极为浓厚，但对调出湘西打仗却无不反对，甚至不惜采取强硬行动。1937年，湖南省主席何键在蒋介石指使下，要调招安土匪出省，结果激起了“倒何运动”，迫使何键调离湖南。1949年初，省主席李默庵也要调匪出省，一批匪首联合行动，制造了血洗沅陵的“三·二事件”。
3月2日这天，被收编的匪首——永顺具警察局长曹振亚、保安十团团长汪援华、古丈县县长张平（即张大治）以及芷江具著匪潘壮飞、杨春圃等人，分两路进攻沅陵县城。攻人城后，匪首们宣布“自由行动三天”。匪徒在城内三处放火，火势因无人扑救，很快蔓延全城。他们到处抢劫、杀人、奸淫。除6户素与匪首有来往的富户人家，由匪首在宅墙上贴了“士绅住宅，严禁滋扰”的告示外，全县无一家得免。被强奸的妇女达300人之多，其中被奸致死的就达56人。三天中，沅陵县城一片烈焰，满街尸体，天空因布满烟尘而昏暗，沅江因流淌鲜血而赤红。事后，国民党当局不仅被迫打消调土匪上前线的企图，而且还不得不给参与血洗沅陵的匪首们加官晋爵。汪援华、曹振亚当上了保安第五旅的正、副旅长，潘壮飞、杨春圃当上了芷江县警备司令部的正、副司令，张平则升任第十一师师长。
国民党对湘西土匪的剿、抚两策，均不能奏效，一些地方军政官员只得采取姑息、纵容的态度，甚至暗签密约，互予优惠，以保一时一地之安定。
1939年，25岁的沈醉初任常德军警稽查处长时，年轻气盛，曾打算狠狠地治一治经常在当地骚扰的彭春荣股匪。不料，此举遭到常德士绅商贾的一致反对。他们认为，稽查处的几十名军警根本不是土匪的对手；真的激怒了土匪，彭叫驴子会联络瞿怕阶、杨树成等股前来攻城，血洗常德的。因此，他们建议沈醉学习以前地方官吏的办法，与土匪达成协议，同意土匪的一些条件，然后要求匪徒不到常德来捣乱。
沈醉虽不甘心，然审时度势，也只得派人与彭春荣去联系。为避免留下把柄，双方不以书面协议，仅口头约定：官方允许土匪到常德地区购买物资、器材，不得捉拿、拘捕；匪方保证不在常德作乱。这样，匪徒竟得以在光天化日之下自由进出常德城，而军警则熟视无睹，听之任之。彭叫驴子在沉陵公路上劫走42名女学生后，学生家长纷纷投诉湖南省府，省保安司令部责成沈醉设法处理。沈醉百般无奈，最后答应了土匪的条件，用几千发子弹才将这批女孩子换了回来。
当然，国民党与湘西土匪的关系，还不仅仅是上述各点。1949年中国人民解放军席卷大陆之际，国民党不仅在这里封官许愿，收买了所有的匪首，而且还为股匪派遣了参谋人员、联络特务，提供了军用电台、地图以及各种武器装备，用以对抗革命洪流。但有600年历史的湘西土匪，终于随着它赖以生存的旧社会一齐彻底灭亡。
蹚将横行中州大地
河南一带古称中州，这里四面与鲁、冀、晋、陕、鄂、皖、苏诸省交界，自古以来即为兵家必争之地。黄河流经豫北，淮河发源豫南，京汉铁路纵贯南北，陇海铁路横穿东西，因此，河南省又素来是南来北往的交通要道。省年东部为平原地区，利于上匪往来驰骋；西部山脉众多，又便于匪徒隐匿逃窜。
豫西山大王代代相传
民国时期，河南省境军阀战争频仍，水、旱、蝗灾不断，造成了该省匪患连连。而且，不仅地产杆匪多如牛毛，外省大股土匪也时时窜来作案，致使河南黎民百姓整天提心吊胆地在刀刃上过日子，苟延生命于死亡边缘。
民国时期豫西土匪，溯其根源当在清朝末年。大约1909年间，豫西嵩县境内最为险要的山区羊山一带，出现了一伙反对清朝统治的绿林武装，其首领有王天纵（又名王天同）、张黑子、张四庚、丁老八等人，以王天纵为老架子。他们不仅与来剿的清军对抗，同时也四出掳掠，维持生计。当地百姓称之为“山大王”，实质上也就是土匪、蹚将。一般人认为，豫西山大王，王天纵为开山祖。
后来王天纵被官府逮捕，又越狱逃往上海，在那里加入了中国同盟会。
返回嵩县后，他联络了李永魁、柴云陞、关老九、张治公等一批杆首，结为十兄弟，继续从事反清的绿林活动，人数竟达万人以上。1910—1911年间，另有刘镇华也受河南同盟会支部指示，策动在嵩山活动的绿林孙老九、赵旺、张木桶等人，打出“反对满清”的旗号。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军政府派人与王天纵联络，请他响应。王天纵遂统领部分绿林武装，参加起义，向豫南鄂北挺进。光复南阳后，他被推举为河南临时都督兼北伐左路军总司令。而刘镇华则率绿林武装与陕西革命党人联合，成立了陕豫联军；之后又分出来，成立镇嵩军，自任首领。王、刘二人手下的一批杆首们也都分别当上了各级军官。
由于王、刘二人的革命党身份是隐秘的，而其山大王身份则是人所共知的，因此，在当地许多人看来，从山大王到升官发财无疑是一条捷径，许多不良分子遂竞起效尤。民国创建以来，豫西山大王层出不穷，这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1912年春夏之际，河南大旱，豫督张镇芳横征暴敛，社会上饥民流离失所，或四出乞食，或聚众劫掠，造成“丐与盗满河南”的现象。1912年5月间，仅宝丰、鲁山、汝州（今临汝县）一带，就有杜起宾、牛天祥、李凤朝（绰号红毛）、白朗（绰号白狼）、宋老年、郭玉德、李鸿宾、丁万松、宋一眼、王心传等数十杆土匪。起初，各杆人枪多在数十左右，均未成大杆。其中白朗为宝丰县人，曾当过巡防营士兵，因犯事逃回家乡，拉杆起事。他以舞阳、泌阳之间的母猪峡为根据地，喊出“打富济贫”的口号，招徕游民、饥民、裁兵。许多杆首纷纷率众前来合杆，至1913年春，已达二三千人。附近各县官兵多次围剿都未能奏功。这年五六月间，白朗曾先后攻克唐县、禹县县城，获得大批枪械子弹，声势大振。
7月间，革命党人发动“二次革命”，白朗受其影响，自称“抚汉讨袁司令大都督”，使这支杆匪武装转变为讨袁的农民起义武装；以后又相继称“公民讨贼军”、“中原扶汉军”，转战陕、甘各省，坚持反袁，直至1914年9月失败。在当时北洋政府和各省地主阶级看来，白朗军始终是土匪武装；但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看，白朗军后期的活动显然已不属于本书叙述的范畴了，因此这里不加详述。但应当指出，白朗起义是以拉杆为匪开始的，其失败后，余众大部分又分散各地重新为匪。
1919年间，豫西的著名杆首是人称樊老二的樊钟秀。此人是宝丰县人，年轻时随家人逃荒到陕西种地，后因土匪骚扰，便拉起武装自卫。由于力量逐渐壮大，樊钟秀被卷入军阀战争，后被民党人士于右任、张仿编为靖国军。1919年初，樊部失败，退往河南老家，挂在赵杰的宏威军名下。
樊钟秀占据了宝丰、鲁山一带的小煤窑，借此生财。鲁山县西的大山中，有一名叫斑鸠城的险地，四面绝壁高数十丈，犹如木桶，内有良田数百亩，有泉水可供500人饮用，又有竹木杂树，此地仅半山腰一个石洞可以进入。樊钟秀即据此为山大王。1920年，他被吴佩孚征调，带领收抚的豫匪往南方作战。
一般说来，豫西杆匪中的徒众有许多确为走投无路的农民，但其杆首，除前述的三数人之外，大多为地痞、流氓、兵油子。他们本来就是好吃懒做、偷吃扒拿、逞强斗狠、横着身子走路的家伙，平素广交狐朋狗友、跋扈乡里，一旦劣迹暴露，无法容身，于是铤而走险，纠集十数人拉杆，渐至数十上百人，便严然草头王了。这些初起小杆，为对付官军，往往投靠大杆，同时招兵买马，待势大人多，便独立出来，另起炉灶。就这样几小杆合一大杆，经过一段时间，分为几大杆：各大杆再带小杆，犹如细胞分裂，杆匪越来越多。临汝县人姜明玉，自小手脚不干净，长大后跟着区长办事，却经常串通一批歹人到各村寨偷盗。1920年间，县里屡得报告，便指名要抓他。姜明玉潜逃外地，用盗来的钱购置枪支，渐渐纠集了百把个人，占领伊川县白沙南岭；后投到王振（绰号王老五）部下。日久，他拉出杆子，自立山头，占据了登封、伊川、临汝数县交界处的鳌头山。老洋人到豫西时，他还曾与老洋人合而又分。
该县地主李越平素广交蹚将，在绿林中朋友极多，为资助土匪竟将家产变卖净尽，也拉了300多人枪上了鳌头山，投奔姜明玉大杆。
民国时期，河南农村有一种极恶劣的风气，叫“打孽”，即血亲复仇。
双方为争乡保长职务、为女人、为田地、为世仇，都可能拿起枪来暗杀对方。被暗杀者的妻子、儿女、亲属则同样暗杀对方。于是又出现“打孽能手”，类似职业杀手，专替那些有钱无力的人去消灭仇人。
伊阳郭村的范龙章年轻时家境贫困，他外出当兵，每月几块大洋饱银攒起来，捎回家买地。不料为争买一块地，他哥哥竟被同村郭某打死。郭某势大，范家告官不成。范龙章遂从部队告假回家，凑了10个人帮他打孽。把仇人打死后，他在庄子上叫牌子：“我是范龙章，回来给我哥报仇的，跟村中老少爷们无关！”庄里人一听，谁也不去过问。但范龙章也不能再回部队了，10几个人便“套交情”。墙上挂起关公像，桌上放着上了膛的枪，枪口对着人，焚香礼拜后，诸人便依年龄长幼跪下宣誓：“如对这些兄弟三心二意，粉身碎骨，不得好死！”随后，他们便偷民团的枪，拉肉票勒赎买枪，干上了蹚将。起初，范龙章也是投靠姜明玉，到后来势力大了，才独立出来。杆匪一般很注意“兔子不吃窝边草”。对远处的村庄，则分作三等。第一等叫“开”，这种村庄与蹚将的关系较好，主动向蹚将们提供食宿，而且相互关系融洽。第二等叫“半开”，这种村庄只按时按约定供应土匪食用物资，但关系并不亲密。第三等叫“不开”，即不愿自动地向土匪纳贡的村庄，因此土匪也就随时可能去攻打它们。这里的“开”字，大概是指村庄的寨门是否对蹚将自由开放的意思。
民国年间，豫西与湘西同为全国闻名的匪薮。但湘西因偏僻闭塞，主要为地产土匪。而豫西则不仅有大批地产土匪，还有许多过往流寇。这种流匪大都是在官兵追剿之下，窜入豫西山区躲避、周旋的。他们往往人数多、势力大，倏忽而来，骚扰掠夺一番，而后或因官兵搜剿急迫，或因不耐此地艰苦，复又呼啸而去。20年代前期的孙殿英、老洋人以及30年代的刘桂棠等杆匪，均是如此。
至于地产土匪，自樊钟秀之后，在宝丰县又有老戴正（戴民权）、秦椒红、姜不辣等杆。老戴正拉到一个肉票，叫他家第10天送1000大洋来，事主决不敢拖到第11天，否则立即把肉票铡了。当地百姓哄孩子时都说：“快不要哭了，老戴正来了！”
在鲁山县则有连四麻子、姚老五、赵振刚、刘时一、蒋百泉、印老四、张老末、老母鸡、孙兆林、杨名鉴等杆，大杆数百人，小杆数十人，总数达数千人之多。各杆横行乡间，每天都有几十处遭祸。1923年6月间，鲁山玉皇庙店附近被烧毁20多个村庄，死10余人，被架百余人；七里头闸走村串户的小商贩被掳百余人。。肉票被匪徒用牛筋、细麻绳缚住大拇指，悬挂梁间，鞭打至昏死而后止，然后置于地窖中，两三天给食一次。各地农不敢耘、商不敢贩，一片萧条、凄凉景象。
土匪要绑架吴佩孚。
20年代前半期，河南是直系军阀吴佩孚的根据地。他的第三师师部和直鲁豫巡阅副使署所在地洛阳，就属于豫西。吴佩孚曾是北洋军阀中很有实力的人物，但会集中州的八方土匪却照样不把他放在眼里。1922年8月，杆匪掳走洛阳中学校长及学生共41人，后来虽被军队追回，但土匪公然在洛阳城里张贴帖子，指名下次绑票的对象就是吴佩孚。此事传开，吴佩孚感到受了极大的侮辱，因此凡有匪祸，他都下令只许剿、不许抚。
不料这年11月间，靳云鹗追剿老洋人，屡战不捷，只得收抚。第二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吴佩孚起初也是主剿，到最后还是招安了事。这真使他深感脸上无光。然而使他难堪的事，此后竟接二连三地发生在他的据点周围。
1923年7月下旬，洛阳以西的观音堂发现土匪贴出的告示，勒令当地商家、富户，限期将银钱、米面和各项用品，送往20里内的某山中，“否则弟兄们一到，鸡犬不留”。土匪还以信件通知陇海铁路上的洋人职员、技师，令他们供应金钱、军械，否则将要掳架洋票。经侦察，该股土匪约在2000人左右，准备沿途劫掠观音堂，渑池、新安等地，并有进攻洛阳的企图。观音堂距洛阳仅200余里，当地驻军仅两个连，显然不敌。吴佩孚急忙下令各地驻军协同地方军警、民团兜剿。各家报纸纷纷表示，以吴佩孚之威势，其卧榻之旁竟有匪类骚扰，至不能安枕，匪势之盛之狂，实在可惊可叹。其后，该股匪徒虽被击退，但7月30日，洛阳军警竟又在城内查抄出两处匪巢，内中不仅有土匪，还有人票。经审讯后得知，还有数十名匪徒分散在城内各处，赁屋居住。匪巢营筑到吴大帅的鼻子底下，居民日夜与土匪比邻，这一事实令全城大起恐慌。
8月24日上午，洛阳东北的孟县县城内，正在露天公演大戏，居民围观如堵。忽闻四处枪声骤起，市民正惊慌逃避时，数百名土匪已持械攻入城内。数十名巡警情知不敌，干脆退避三舍。匪徒遂放胆抢掠。稍有资财的住家及商店，十室九空；居民又被打死打伤多人，商人、学生被架走100余人。直至晚间8时左右，匪徒才满载赃物出城，向黄河南岸窜去。
1924年，老洋人被杀后，他的部下张得胜、姜明玉以及王振（王老五）
都分散在豫西各县，到处烧杀抢掠。1926年，刘镇华出任“豫陕甘剿匪总司令”，把这几股巨匪都收编成军队。王振、张得胜当上军长，姜明玉为师长，加上刘镇华原来手下的柴云陞、张治公的山大王出身的部队，组成了一个惯匪集团军。这支队伍参与军阀混战失败后，返回豫西，成为挂着大大小小官衔的杆匪，一方面公开地向地方勒捐派饷，另方面暗地里派人到四乡八镇抢掠。老百姓称之为“官匪”。
1930年蒋、阎、冯中原大战的主战场就在河南。战前和战争中间，冯玉祥、蒋介石都竟相在豫西招抚官匪、土匪。这边大杆匪纷纷收编而去，那边各县小杆匪依然故我，而且还在不断产生出新的杆匪来。1933—1934年，豫西又出现了萧六少、古大身、马西有、王有等大杆土匪。1934年春，王有曾与山东窜来的巨匪刘黑七合杆为祸。至于1936年6月至1937年5月，豫西整整一年未曾下雨，麦田、棉田不仅全无收成，亦且无法播种，20多个县800万百姓陷于空前浩劫之中；登封、伊川、嵩县、伊阳、巩县、洛阳等县，饿殍遍野，草根树皮食尽后，以石粉、麦草磨粉充饥。匪首乘此灾难，裹挟部分灾民为匪。
从上述介绍可以看出，豫西从民初开始，杆匪一批批地出现，一批批地收编、击溃，但总有新的出来代替，恰如春后的韭菜，割了一茬又长一茬，只要根还在，总会不断地发出来。而民国时期匪祸的总根子，显然就是当时那黑暗的社会。
外籍女教师向土匪抗议。
下面再看看豫东的情况。
豫东大部为平原地区，没有可供大股土匪隐匿藏身的地方。因此，民初这里的土匪活动相对要少而弱。但由于军阀混战迭起，社会治安每况愈下，土匪之患一开始未受到严厉打击，以致日益严重起来。
清末至民国五年（1916年）前后，袁世凯统治时期，豫东新郑县的土匪人数较少，昼聚夜散，手段多以贴帖子勒索为主，虽有发展到抢劫的，但也只是小规模、小范围。
1917年至1921年间，北洋军阀集团开始分化，对南方的战事又连续不断，新郑一带兵车往来，溃兵、伤兵增多，流散在民间的枪支也增多，社会治安日见混乱，匪患严重起来。新郑土匪为祸手段发展为“起票”（即绑票）。匪徒编了个顺口溜说：“五洋钢、六轮子，打着舅子要票子，舅子没有咱不要，拉住舅子叫快炮。”土匪一般都是晚间活动，摸进村庄，围住一家，架走户主或独子；竟有一夜连续绑架17人的。每票都得用三五百大洋才能赎回。由于苦主家往往为讲赎金价钱花费很多时间，土匪不耐其烦，又改为“起快票”。所谓“快票”，即“花票”，就是绑架妇女。因一般人家总担心妇女被匪徒糟蹋，所以赎票都很快。这就迫使许多大户人家纷纷走避县城；中等人家则联合营建城寨，白天外出劳作，入夜即相率进入躲避；而那些穷苦人家则只得自认倒霉。但穷人骨头里榨不出多少油水，故土匪起快票改在白天，使许多中等人家也难逃劫数。这一变化也反映了土匪人数和胆量的增加。当时新郑县城与洧川镇之间有一股200多人的土匪，凭着100多支枪，横行无忌，官府、民团均奈何不得。一次，该股匪首马老大结婚，发帖子广招宾客，还请了两台大戏。他竟派人给区公署和民团送请帖，写道“来了是君子，不来是小人”，公开蔑视和挑衅。民团一怒之下，伪装贺客前往赴宴，将马老大和部分匪徒击毙。1922—1927年间，河南境内军阀混战一直未停，土匪得到的武器更多、更好，参与其中的溃兵也大大增加，匪势更为猖獗，已发展到敢于攻城夺寨。匪首马文德曾多次攻打、劫掠新郑、密县的大集镇。各县当局无力对付，从郑州请来陆军第八旅围剿，也未能收效。官兵只得将马文德老父抓走，交县府看押。官兵退去后，马文德即写信给新郑县知事，要他速将自己父亲释放，否则兵临城下，玉石俱焚。县知事深知官兵远水不救近火，只得将马父放出。各村寨见官方如此无用，只得依靠自己，乃加固寨墙、挖深寨河、组织红枪会，来对付土匪。但匪徒一旦攻入村寨，为报复，其烧杀更为凶狠。到后来，匪势之盛，已到了不惧官兵的程度。1926年3月，奉军南下，在武胜关一带与直军靳云鹗作战，其后方就屡遭新郑、长葛一带地区的土匪骚扰，痛苦不堪。
从新郑县的例子，可以看出豫东匪祸发展的一般特点，即兵灾越多，匪祸越烈。还有一个例子，可以从反面说明这个特点。1923年间，豫东各县屡遭来自山东的土匪袭扰。匪徒人数多，武器好，不仅侵袭农村，而且劫掠陇海线各车站，极为嚣张。河南当局派被收编的老洋人部队前往剿匪，却不料老洋人部在各县勾结当地股匪，联合扰民，反加重了人民负担。其时，唯县五洋钢，指长枪；六轮子，左轮手枪；舅子，河南骂人的话；叫快炮，即枪杀肉票。知事马某颇具先见之明，他拒绝省府派兵进驻，由县里出资购置长枪200支，募壮丁200人，认真训练，按时发饷，因此士气十足。他又派出侦探四出打探，一有匪讯，便及时准备，故多次击溃土匪，并捕获一名匪首小红狼。自是小股土匪一般都不敢进犯瞄县，该县得以相安一时。
豫东也是东邻各省及豫西、鄂北土匪流窜骚扰的必经之地。1922—1923年间，巨匪老洋人曾几度在此经过。本书《陈调元徐州剿匪》一文曾叙及，苏鲁边界巨匪范明新被陈调元打击后，经安徽窜入河南。1923年9月22日，范明新进攻豫东西华县。除大肆抢掠外，匪徒冲进县城的教会女子中学。该校两名外籍女教师达乐西和沙柏，钱财衣物被掠走后，正庆幸无人身之虞，忽然一名匪首下令将二人架走。
达乐西用生硬的中国话告诉匪首：“我们是外国人，应当受到保护！”
那匪首说：“正因为你们是洋人，受到官府的保护，所以才更值钱。”
“你们已经拿走了我们的东西，再带走我们，这太不公平！”沙柏抗议道。
“我可以不带走你们，但需要交出1万大洋！”匪首伸出一个指头。
两位女士自然交不出这么多钱，于是被匪徒架走。在票房里，她们见到一大批哭哭啼啼的女校学生，还有许多骨瘦如柴、遍体鳞伤的肉票。据说，后者有的在匪中已达数月之久，因家中无人来赎，只得随匪队辗转数省，且屡遭毒打。达乐西和沙柏等人最后被驻豫东的陕军田维勤旅救出。匪首范明新在交火中被击毙，余匪逃往豫西，投入在那里活动的老洋人麾下。
下面这个流寇为祸的例子，也发生在豫东。1925年11月的一个夜晚，淮阳县城内的河南省立第二师范的学生们正准备就寝，忽闻城内枪声四起，人声嘈杂，原来是一大股土匪已乘夜攻入城内。很快，匪徒来到学校里，他们认为能念上书的，肯定是有钱人家子弟，拉去当“叶子”准能得不少赎金，因此拉走了五六十名师生。
这股土匪千余人，本是驻巩县的官兵，哗变为匪，以路老九为首，在河南各地流窜作案。他们有的头扎黑巾，身着黑色短装，显然是一批敢死队员模样。但更多的人则穿着抢来的各式各样服装：有长袍短褂、头戴礼帽的，有反穿皮袄的，有穿着女人花衣绸衫、甚至脸上抹粉的，千奇百怪，丑态百出。
匪徒将绳子扎住叶子们的辫子，排成长串，赶着他们连夜离开了县城。途中，匪徒们忽儿喊着“红鳖发了”，忽儿喊着“冷马发了”，不停地传令要“拉的硬些”。就这样快步如飞地赶了许多路之后，一个老人再也走不动了，土匪过去“。。”地一枪打死，辫子一割断，叶子队伍又上了路。在后来的行程中，不断有叶子因病累不能行走，或无人来赎而被杀死。
匪队一路攻城略寨，杀人放火。在淮阳城东南的朱集，年轻的师范学生第一次看见遍地躺满了这么多的死者和伤者，个个怵目惊心。一个农民被甩手子用挠钩把肚皮拉开，满身血污，肠子流了一地，但人还活着，不停地抽搐。叶子们都不敢再看。
队伍终于到了潢川县，师范学校的师生征得匪首的同意，两次派人返校，请校方筹款赎人。不幸校方用人不当，派来赎票的人先用钱赎走了自己的孩子，以致匪首见说票的迟迟不来，准备把这批学生杀了。正在这时，潢川县驻军任应歧部派人前来接洽收编，股匪遂摇身一变，又成了官兵。但他们并不释放手中的叶子，公然在驻地开了个“叶子商店”，等待各县苦主前来赎买。这批学生后来几经交涉，最后总算得以平安赎回。
国民党统治时期，豫东匪患并无好转。而且，为防匪而组织的民团，由于为歹徒把持，反成了合法的土匪。临颍县商桥区民团副队长潘老六，就是这样一个人。他带领着亲信王群成等10余人，到处为非作歹，骚扰百姓。1946年初夏一天黄昏时分，王群成等人在夏城村大道上看见两个老汉、一个青年赶着一头小毛驴赶路，即以形迹可疑为名，喝令停步搜查。两老汉50多岁，是老兄弟俩，青年是他们的子侄，准备到漯河去买牲口。王群成闻说，心知三人必带有钱款，便喝令手下将他们押往村公所，连夜吊打拷问钱藏在何处，最后在驴的扎脖里搜出两亿法币。深夜，这几名歹徒把三人拉到村外一口废井边，喝令：“蹲下，送你们回家哩！”
一个老汉嚎陶大哭，哀求道：“老总，俺老兄弟俩就认死在这里了，放俺儿子回去吧！求您啦。。”
“呯呯呯”，枪响之后，匪徒把三具尸体推下井，便急忙赶回去分赃。
此事虽有夏村农民亲眼目睹，但无人敢出面告发。
南阳近两千村庄遭匪祸。
1923年间，活动在豫南南阳一县的大杆土匪（人数在200以上），就有30多杆；200人以下的小杆及单身霸将，则不计其数。其中宗万林、张老六两杆均在千人以上。这一年仅上半年，全县2000多个村砦，就有1800多个遭到匪祸。新店砦一次被打死120多人，伤30多人，绑架200多人，烧毁房屋500多间。李清店匪祸中，死百余人，伤200多，架200多，房屋被焚2／3。阡陌营砦、明皇砦房屋全部被焚。安皋砦先后被匪破砦劫掠6次，槐树湾砦3次。为了防匪，这些村砦往往集中了附近小村砦的居民，因此大砦一般有5000多户人家，小的也有千户以上，故每次匪祸之后，损失之巨无法计算。1924年冬，作家姚雪垠14岁时，曾在豫南被土匪掳架，亲眼看见土匪在攻入一个村庄后，一名甩手子仅用一把杀猪刀就一连杀了12个大人、小孩。他还记述了这样一件惨不忍睹的事：“毛缸里，有一双穿绿色棉裤的小孩半截腿露在屎上，还在动弹，一只脚赤着，另一只穿着红鞋。”这种把幼儿倒掷入粪坑的惨状，连许多在场的土匪都不忍停步再看。
豫南各地大小杆匪还经常合杆行动，危害更大。1923年春夏之际，贾文生等10余杆土匪合杆后，流窜于南阳、泌阳、方城、桐柏等县，先后焚掠80多个村砦，还东进到信阳、确山等县，骚扰京汉铁路。这年4月上旬开始，宗万林、马老、老昏王、安育江等股匪合杆，达3000余人、四五百匹马。杆匪先攻入泌阳城，烧杀抢掠三昼夜；随后南下桐柏县，攻破城东关抢劫；旋又北上攻掠唐河县源潭镇。6月初，匪徒横行于唐河县四乡八镇，仅东乡被烧村庄就达二百六七十处。其时，地里大、小麦相继成熟，农民无一敢下地收割。在长六七十里、宽三四十里的大片土地上，秋庄稼也无法开耕、播种。6月中旬，宗万林等杆复至泌阳城下，虽未能攻入城关，但将城外东南江沟起至西北朱家集止、长达140里范围内的300多个村庄，烧抢殆尽。有些曾武装抵抗土匪的村庄，男女老幼被杀无遗。从泌阳城向四野望去，白天可见浓烟滚滚，夜间则火光熊熊，喊杀声、号哭声隐约可闻。豫南其他各县，则有王得功（又称王和尚、王大领子）、余海凤、李平善、关文亮等杆以及鄂北流寇肆虐横行。官兵剿匪不仅无能，而且有时反而有害。王大领子杆匪仅七八百人盘踞唐河县源潭镇附近，驻军两个连加上当地保卫团前去围剿，竟至一败涂地。宗万林等杆匪攻入泌阳城时，驻防武警避之如虎，待匪徒离去，竟哗变抢劫，百姓雪上加霜，十室九空。杆匪看透官兵外强中干的真相，更加胆大。张老六（名张振山）杆千余人，自称河南自治军，盘踞于方城、舞阳、叶县、遂平4县毗连处的大山之中，长期骚扰四邻各县，百姓苦不堪言。当地官兵多次进剿，均无功而返。1923年7月，豫北镇守使马志敏奉命带兵南下清剿，起初以一营士兵分两路进攻，战6小时，杆匪竟寸步不让；后又调集骑兵冲锋，再战数小时，匪徒因子弹不足，方才后退。但匪徒随即又在母猪峡附近的馒头山、平岭、双头寨、单头寨等地，据险设防长达30里，继续抗拒官兵。
豫北土匪“代总统”。
豫北一地突出于晋、冀、鲁三省之间，数省流匪均以此地为逋逃薮。这里地产土匪也如蜂如蚁。
在琪县，1923年，县西的云菱山中，有一伙以变兵为主的土匪。因当时直系军阀首领曹锟控制北京之后，急于要当大总统，指使部下驱逐了总统黎元洪，出现了一段无总统时期。该股匪徒的首领朱某遂充分利用这一形势，自称摄行总统职权，以对抗直系官兵的进剿。
在滑县，1924年土匪攻破李官寨，杀34人，架24人；1925年匪首刘凤舞盘踞八里营等村庄达30多天，食宿全摊在百姓头上，临走时还架去50多人。
在汤阴县，据当时人估计，1927年间该县民间收藏枪支竟达20万支左右，成为土匪打家劫舍的充分手段。该县士绅富户无不通匪，或借以保身安家，或窝赃藏票、坐地分赃。
林县、辉县地处太行山区，地瘠民贫，但却难逃匪劫，山中土匪时时呼啸而来，劫掠一番又呼啸而去。
豫北地区民间抗匪组织极多，红枪会等会门武装如雨后春笋到处皆是，名目繁杂。这种武装初起之时，虽能收到一定的御匪作用，但由于领导权往往为土豪劣绅、不逞之徒所把持，会众又良莠不齐，加之农村中历史上形成的村仇、族仇，因此不同名目的会门武装往往互相水火，甚至发展到彼此进攻，相互绑架、抢劫、杀人、放火。于是原先为抗匪而形成的组织，反而成了大大小小的土匪集团，又进一步加重了人民的苦难。
老鳖剿匪。
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河南省被认为消灭了匪患的地区，恰恰是由土匪出面治理的。这人就是大搞“宛西自治”的别廷芳。南阳古称宛城，所谓宛西指的是南阳以西、以内乡县为中心的数县，包括淅川、镇平、邓县等。这些县地处豫省边陲，官府鞭长莫及；境内多山，土匪霸将、地主劣绅极易占地为王。当地民谣说：“远看黑压压，近看是王八。多说有两石，少说一石八。大的咬他爹，小的吃他妈。”这民谣正反映了这些坑害百姓的家伙数量之多，害民之深。
民初，地方秩序混乱，宛西各地土匪蜂起，许多村砦也相互抢劫烧杀。
为此，各村砦自发组织起武装，这其中便又出现了一支支亦民亦匪的队伍。许多地主、豪绅则购买枪支，招募砦勇，看家护砦。那些在村砦中胆大妄为不怕死的人往往成为这些武装的头领。别廷芳就是这样一个人。他是内乡县丹水镇张堂村人，自幼顽劣，长成后成为当地流氓无赖首领，在保护本村、抢劫他村的活动中，成为带头人；后被本村富户看中，充当老虎砦砦勇头目。民初仅内乡县较大的砦子大约就有300多个，成为地主豪绅统治百姓的独立王国。他们还互相攻打、兼并，一旦打开其他村砦，即大肆烧杀抢掠奸。别廷芳也屡屡外出打劫，但他的老虎砦却从未被人打开过，因此他被推为砦主。1914年，他乘夜攻打朝阳山砦，久久不下，他的亲侄子受重伤无法行动，为防止别人识破他的土匪面目，他竟用刀割下侄子首级逃回。1915年，别廷芳攻打石创砦，将砦主、他的儿女亲家王谦益全家40口人全部杀光，说：“斩草不除根，明春必再发。剩下三岁小孩不杀，长大也会报仇。”
就通过这种土匪式的兼并、屠杀，别廷芳渐渐控制了内乡县各大砦，并于1922年被内乡县民团收编，当上了分团总。从此，他以办民团名义，不断扩充实力，增加人枪。到1926年，他竟乘军阀混战之际，偷袭内乡民团总办的队伍，迫使总办张和宣只身逃走；1928年又诱杀县长袁升庵，因而掌握了内乡的军政大权，并自称邓（县）内（乡）浙（川）镇（平）四县民团司令。1930年前后，别廷芳支持浙川县陈舜德、镇平县彭钖田、邓县丁叔恒，取得各县的霸权，使他的势力扩张到宛西四县。在彭钖田的建议和策划之下，别廷芳开始搞起“宛西自治”来别廷芳的宛西自治花样很多，效果如何，说法也很多，这里就不讨论了。只说他剿匪一事。他要独霸宛西，就容不得别股土匪在此立足，他要扫灭他们。而其剿匪方法，据说是从《三国演义》中学来的。别廷芳说是向诸葛亮学到了“治乱世用重典”的办法，因此他的治匪主要就是杀人。不仅杆匪抓住后一律处死，拦路抢劫的、偷盗耕牛的也都枪毙，甚至小偷小摸，如偷掰玉米的、偷换自行车内胎的，也都拉去枪毙。在别廷芳统一内乡和宛西之前，当地曾有陈四麦、郭老四、袁柱子、李长有、赵老么、赤肩脚等杆匪，各拥众数十百余人，横行宛西。别廷芳在其统一宛西的过程中，利用民团对杆匪进行严厉清剿，使各杆有的彻底被消灭，有的被迫离境他往，有的则投靠国民党军队，使宛西数县土匪为之绝迹。但由于土匪多为本地土生土长的，其家属、亲友在剿匪过程中，受到牵连，遭到诬陷，因而倾家荡产、无辜被杀的，几乎村村都有。
虽然别廷芳及其亲信，和国民党当局都曾吹嘘过宛西自治的善政，说通过剿匪已实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但当地老百姓却流传着“别廷芳宛西自治，全凭奸杀抢霸四字”的说法。旁的不说，单是别廷芳的民团就是一伙货真价实的土匪。这点可以从当时内乡县的一首民谣中看出：“宛西三县阎罗殿，脚踏别地顶别天。老鳖（别）掌着生死簿，灭族杀人割草般。哪家百姓不遭抢，哪个美女不受奸？血吸尽来油榨干，养肥一潭大老鼋。乌云盖地无日月，家家户户泪涟涟。啥时能除别廷芳，凉水当饭心也甘。”
盗匪为祸江淮平原
苏、皖两省均地跨江、淮两条河流。两省除皖西南为大别山区之外，其余大都是平原、丘陵，河流、湖泊极多，本章标题中的江淮平原，即用以代指这两个省。苏、皖盗匪也是渊源有自，至民国年间，是益发地严重起来。其主要特点是，除外省流寇外，省内匪徒一般人数较少，多则数百人，少则十数人。之所以如此，是因平原地区不易藏匿大队人马。但即使这种小股匪徒，也足以使两省居民居家行路极不安全，每每有生命财产之忧。下面先叙述一个一家祖孙两代在苏、皖两省先后遇匪的故事。
胡氏祖孙遇匪的故事。
清朝末年，安徽有一名叫胡宗茂的商人，一向往来于和县、含山一带跑生意。一天，他路过一个小镇，到一饭馆吃面条。坐等时，他见店中有一男子兀自独坐，只见此人胡须又长又密，竟全部遮住了口唇，直如京剧里的须生。胡宗茂不由奇怪：“此人究竟如何进食呢？”待店小二端上面来，胡宗茂便吩咐：“给那位先生也送一碗去，钱由我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