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须生见有面送来，得知是位商人主动请客，便遥遥颔首致意，随后从衣袋中摸出一副金钩，将胡须从中分开钩住，露出口唇，钩子的另一头则如眼镜脚一样挂在耳朵上。食罢，那须生走过来，对胡宗茂昂然一拱手，说：“一面之惠，不敢忘，尚恩有以报之。实不相瞒，在下乃绿林中人，绰号金钩子李胡子。此去数百里内外，先生如有危难之事，可称我是你的亲戚，当可逢凶化吉。”言毕，他即转身离去，步履矫健、快捷。
胡宗茂听得这番话，惊讶之余，却并未在意。大约一年之后，这位客商在行旅途中被一伙土匪劫持，不仅银货尽失，而且生命也危在旦夕——土匪们把他缚在柱子上，准备剖腹取心。胡宗茂死到临头，忽然忆及去年之事，心想不妨一试，便大声叹道：“生死由命，我也认了。只求大王将我的死讯转告我的亲戚。”
匪首愣了一下，问道：“你的亲戚是何人？”
“金钩子李胡子。”胡宗茂回答说。
“哎呀！”那匪首大惊失色，连忙夺过喽啰手中的尖刀，将绳索割断，吩咐看坐。
“得罪，得罪！”匪首连声说道，“先生既是金钩子的亲戚，何不早说？否则，哪里还敢动先生一根毫毛！”
当下匪徒们将银货完壁奉还，送胡宗茂离去。胡回乡后，便暗中四处打听金钩子李胡子究是何人，竟有如此威力。后得知，此人乃是淮（水）泗（水）巨盗，徒众千余人，江淮之间绿林中多有其势力。
数十年之后，这位安徽客商胡宗茂的后人，竟然也曾与巨匪打过一次交道。
这位胡氏后人名胡健中，于1926年到江苏省灌云县省立第八师范教英文。上课点名时，他每每发现有学生缺席，问及同学，回答说是“被接了财神”。胡先生初来乍到，不知“接财神”是何风俗，询问同事，才知道这是苏鲁地区土匪黑活，意思是绑票。不久，直系军队白宝山部和奉系军队邢士廉部在灌云城外打仗。正当城里居民纷乱不知所措时，一个可怕的消息传开了：大盗孙绣章带领数百名匪徒乘乱闯进了灌云城。这孙绣章在当地是极有名气的匪首。据说他枪法极准，夜间双手放枪，寻声打人，弹无虚发。有一次，他只身被百余名官兵包围，抵拒移时，竟能安然脱险。
孙绣章进城后，居民都不敢上街，商店小贩也都不敢营业。第八师范虽尚无土匪前来骚扰，但本地教师和学生早已走散，留下的一批外地教师的伙食也就成了问题。大家困坐愁城数天之后，想长此下去总不是办法，便打算到龙王荡去，乘那里的大阜盐公司的货船避往上海。但从学校到龙王荡有70里路，途中难保不遭遇土匪，何况还有好几位从大城市来的、穿旗袍的年轻女教师。思来想去，几位教书先生忽发奇想，决定直接去找匪首孙绣章，向他说明情况，请其开恩放行，沿途不加搜劫或绑票。
这位教英文的胡先生与另一名教师以慨然赴死的精神，担当了充当说客的任务。在县城隍庙匪徒驻地、两位教师被引见孙绣章。只见他一件半旧短衫，一双黑布鞋，脑后一条前清留下的辫子，粗粗一看，纯乎一个乡村农夫。只有腰间的双枪和炯炯有神的双目，显出他确实是一个名不虚传的绿林人物。孙绣章听罢两位教师讲明来意，当即豪爽地表示：“二位先生放心，此去龙王荡70里，我保证手下人决不会与你们为难。”
他看看两位教师调敝的长衫，又补充说：“教书先生知书识礼，不比那些当官的；平时又清苦得很，没有油水，我孙绣章都晓得的，不会为难你们！”孙绣章见穷教师榨不出油水，乐得做个“人情”。
“如果。。”两位教师仍有顾虑。
“你们若不放心，我派一个人持我的片子护送你们到龙王荡。”孙绣章当下便指派了一名精干的年轻人跟着教师到学校去。
当天下午，13名男女教师雇了车，在那名土匪的伴送下出发了。40里路走下来，已是半夜，胡先生想起临行前，有人告诉他，就在这地方河对岸有一个地方士绅，名陈兰亭，人称陈大爷，实际上也是一个匪首。因他与孙绣章不是一股的，因此必须过河去拜望他一下，否则怕有麻烦。胡先生向诸位教师一说，大家认为，天已不早，还有30里路要走，不必再费周折过河去了。于是众人继续前行。
不料未走多远，后边遽然响起枪声，似有人追来。仓皇中，教师们弃了行李，拔足狂奔，一直逃到一个有灯光的小镇上；气喘吁吁地一打听，原来大阜盐公司在这里有个办事处。当下办事处主任安排好众人食宿，并安慰说，被劫的行李决不会有损失的。果然，第二天早晨，当教师们准备乘船到龙王荡时，行李已经完好无损地送回，甚至都未打开过。原来大阜盐公司每月都向这附近的股匪交纳保护费，因此土匪是不应抢劫和绑架该公司及其相关人员的。只是教师们未曾进庙拜菩萨，陈大爷认为失了面子，要给这批人一点颜色看看；但也仅是吓一吓而已，并未穷追，也未分掉财物。
然而这吓一吓，也吓掉了两条半性命。一名怀孕女教师，因惊吓和狂奔，动了胎气，到上海后即不幸死去。另一名女教师素来体弱多病，也因惊悸过度，到沪不久不治而亡。如果不是这两名女士的悲惨结局，这次遇匪倒也算得上是有惊无险。
1923年5月临城劫车案发生后，安徽省内土匪受此刺激，恶性膨胀。皖北土匪蜂拥而起，21个县中除全椒、来安稍为安定些之外，其余19个县无一块净土，其中又以江淮之间的宿县、固镇、灵壁、泗县、五河、凤阳、盱眙、定远等县为最。因为这几个县均靠近津浦铁路，匪徒大多都有效法孙美瑶、以图招安的打算。
凤阳县连续遭到外县土匪的袭扰。5月间，该县东南各乡由定远县窜来二三百名土匪，绑架勒索之外，还招纳当地流氓无赖，迅速发展到五六百人。县知事楼之东亲自率警备队和驻军前去围剿，击毙匪首王某，伤毙匪徒30余人。官兵在当地搜寻两昼夜后返城，逃跑的匪徒旋即回到原地。由于官兵进剿，难以奏效，因此凤阳县城居民人心惶惶，白天城门虚掩，夜间关门落锁。6月10日，县里正为前次剿匪牺牲的官兵举行追悼会，忽又报西北各乡有自灵壁县窜来的大股土匪，请求县里派兵。其时，这类匪情往往一日数报，官民一夕数惊，全城惶惶不可终日。宿县是津浦线上重镇，7月上旬，城外20多里处的秦大庄子来了一队士兵。为首的大胡子军官对护寨的壮丁说，他们是前来剿匪的，要进庄歇脚。壮丁们遂将寨门打开。不料一伙人进得庄来，立即露出土匪的狰狞面目，大肆抢掠、架票。原来这是一伙新安武军变兵化成的土匪，匪首刘胡子本来确是一名军官。该县南关由教会主办的含光学校曾得到几次密报，说匪首萧春子近日内要袭击县城，其重点是绑架教堂神父、教会学校师生及商会会长。县内各方闻讯大惊失色，一方面立即中止了学校正在进行的考试，提前放假，让神父和校长马上乘火车去上海，另一方面火速打电报到蚌埠；请求派军队前来。后安徽陆军第五旅旅长史俊玉亲自率部赶到，严密防范，曾在火车站拿获匪探数人，方遏制了这场灾难。
明光镇（今嘉山县）也是津浦线上大站，商业繁荣，成为各方土匪垂涎的目标。泗县、五河、盱眙、滁县等地匪徒常在该镇附近转悠，伺机进攻。明光镇商会组织商团自卫，但自顾人力单薄，不足御匪；求救于盱眙县城，城内驻军也仅一连，不能出动；县警备营平素从不训练，滋扰百姓绰绰有余，但要对付土匪，可就成了“银样蜡枪头”。县知事舒凤仪吓得手足无措，连县衙门都不敢出，只是一味地向省府告急求救。
七八月间，泗县著名匪首周继管在盱眙县仇家集，召集郭立盛、郭如恩、姜以丰、王嘏斋、徐瞎子、小白龙等股匪首合股。周继管要求各股既分散、又合作。分散劫掠各县乡镇，但不可据守一地与官军对峙；如有一股被官军包围，则合作援助。目的是让官军在各县之间疲于奔命，掌握不准股匪行踪，然后乘机拦劫火车。至8月上旬，土匪这一计划已渐收成效，活动范围也渐近铁路。
这时，安徽省督马联甲才感到形势不妙，乃认真调兵剿防。8月中旬，官兵在滁县、明光之间的张八岭、三界等地，击毙匪首周继管、小白龙，毙伤匪徒多人，但对匪势仍未能予重大打击，余匪朝西北方向窜往毫州。
民国时期，盱眙县是匪祸重灾区。该县地处苏、皖两省交界处，四周有淮河、洪泽湖等大小河流、湖泊，以及起伏的丘陵，小股匪徒极易流窜、藏匿，因此匪案频频发生。下面列举两个发生在1924年间的匪祸。
这年元旦下午4时左右，盱眙西乡的西泊冈镇小学已经放学，校内仅有校长关某和一名老校工。这时来了两名手提网篮的绅士，对校工说是县里派来查学的督学人员。关校长连忙出迎，吩咐校工赶快沏茶待客。他一面请二人进屋，一面说明学生已经离校。刚走进屋内，那二人便掏出手枪，指着校长说：“既然没有学生，那就请你跟我们走一趟吧！”匪徒们正推搡着校长出门，校工提着茶壶走来，见状急忙拉住匪徒说：“关校长是个好人，你们可不能把他架走啊！”匪徒猛推几次，校工仍紧紧抓住不放，一名匪徒抬手一枪，将校工打死，遂架着校长上了大街。附近的商家和行人正惊愕地看着这三个人，不知发生了什么事，只见一名土匪朝天开了几枪。霎时间，从小巷中、饭店里、行人间，涌出一批持枪匪徒。他们一面鸣枪呐喊，一面朝各个商店、住宅冲去。。事后查点，财产损失不计其数，居民被杀20余人，被架10余人。
5月间，该县许家营又发生了一起骇人听闻的惨剧。许家营是一个仅有30多户人家的村圩，土匪经常来此落脚。村民不堪其扰，家境稍宽裕者都迁往大圩大镇居住，留下来的只是来自泗县、颍州、寿县及河北省的贫雇农。这些人自己是一无房产土地，二无多余钱粮，仅在此租种本地富户的土地，为他们看守住宅而已，因此无所畏惧。后来，县里为消灭土匪，下令各村圩都不得收容匪徒落脚，许家营便于3月里造了一道圩堤御匪，使土匪十分恼怒。恰巧该村居民许丽生在5里外的大镇裘家集担任保卫团团长，曾捕杀过匪首岳三麻子和小皮匠。岳三麻子的师父姓姜，是一名积年老匪，在江湖中极有势力，他决心要集合股匪为徒弟报仇。
但姜匪不敢去攻打许丽生所在的裘家集，却选中了许的老家许家营。5月29日黄昏时分，10几名土匪乘农民从圩外田地收工回家之机，混入圩内，至夜在村里四处放火，圩外匪徒遂大举进攻。裘家集保卫团见许家营火起，知有匪祸，但又恐怕土匪使的声东击西之计，企图诱出保卫团，偷袭裘家集，因此不敢出动。匪徒攻入许家营之后，打死打伤10余人，又将其余近百名男女发辫相缚，驱入一间空屋，纵火焚烧。由于被害人的发辫相互牵扯纠缠，无法解脱，无法逃跑，因此悉数被活活烧死，尸体被烧得粘在一起，根本无法辨认。待军队闻讯赶到，匪徒早已远飏。
惨不忍闻的撕票手段。
民国时期，安徽最惨烈的匪祸大都发生在皖西，而且都是国民党政权建立之后。阜阳县柴集以西约12里路有个李楼鼓寨，圩寨坚固，居民团结，小股土匪一般极难靠近。1928年秋，活动在豫鄂皖交界处的匪首老王泰纠集了好几杆土匪，号称5万人马，控制了柴集以西百余里地面的村庄，为非作歹。这些村庄的居民纷纷携幼扶老避往李楼鼓寨，难民共达800多户，3600多人。老王泰遂指挥匪徒攻打李楼鼓寨。寨长李老秉率领村民和难民中的男子，持土枪土炮英勇抵抗。双方从白天打到黑夜，枪声激烈不断，但附近驻扎的国民党军队竟不闻不问。入夜，寨中老人、妇女忧心如焚，谁也不敢入睡。第二天天色微明之际，土匪在死伤众多的情况下，终于从西北角攻入圩寨。老王泰两眼血红，嘶哑着嗓子下令：格杀勿论。狂暴的匪徒见人即杀，几岁的儿童也无一幸兔。土匪见到怀抱婴儿的妇女，便一刀先挑了婴儿，再一刀刺死母亲。。寨子外，土匪五步一岗、十步一哨，严防寨民有人逃出。在这场惨绝人寰的大屠杀中，李楼鼓寨的村民和难民合计4720人，除了一个名叫李老显的人，因藏于乱尸堆中得以活命外，全部死难。事后，外村居民帮助掩埋尸体，坟墓占地竟达40余亩。
1928年春至1929年春，豫匪李老末曾两次窜入皖西，为祸金寨、六安、霍山等县。李老末本名李振威，弟兄6人他最小，故人称老未。他早年曾在刘镇华的镇嵩军中当过下级军官，后来率部哗变为匪，联络了河南土匪韦大邦、刘开炎、李效忠等杆，号称三个团，初在豫西，后又到处流窜作案。1928年4月3日凌晨，李老末股匪进入金寨县麻埠镇，枪声一响，镇上民团不战自溃。匪徒遂大肆抢劫烧杀，还架走了300多人。在杨店、李集等地，匪徒与当地大刀会交锋，打死了会首和部分会众，占领了李集。国民党军队闻讯进剿，李老末下令将麻埠镇的数百名肉票，关在三间土屋内，周围堆上干柴焚烧。火势猛烈后，匪徒匆匆离去，肉票合力将墙壁推倒后，得以逃生。但匪徒用同样的方法，在汤家汇烧死100多名肉票，在银山贩烧死200多；另外在一个山坳里还砍杀了数十名。
股匪东进至苏家埠，击溃了地方军队的狙击，直趋六安县城。县长邢元伟和警备营长蒋鹏程在军队的保护下，仓皇逃跑。4月23日拂晓，李老末顺利地进入六安县城。匪徒在打劫中，专拣金银首饰、元宝大洋，大量的铜钱已经不在他们眼中。被他们抓住的人，哪怕是最穷苦的，也得交10块大洋，否则即杀头或砍断手足。县城内夫子庙前的泮池中，叠满肢体残缺的尸身，池水尽红。妇女则难逃被污的命运，有的被轮奸而死，有的被奸后刺杀，有的抗拒侮辱投井身亡。街头、井边，女尸袒胸露腹、断头割乳者，触目可见，令人不忍卒睹。
24日，匪徒架着1000多名肉票离开六安县城，临行前在四处街区放火。事后，仅北门内的几道街因火势未炽而得以保存，其余尽为瓦砾。李匪率众南下霍山县，因沿途居民早已逃亡一空，无所收获，遂于30日重返六安县城，再行一番搜劫，到这时竟仍无官军前来收拾残局或清剿匪徒。李老末为防止被官军包围在城里，便下令移驻苏家埠，等待苦主前来赎票。
李老末给肉票定的赎金，最高的是1000大洋，最低的也得400。无人来赎的肉票，一日三过堂。过堂时，不论男女肉票，令其伏于地下，用长大笨重的板凳压住手脚，不使动弹，然后扒下衣服，用成束的铁丝抽打背脊，称为“刷鸭子毛”。有些肉票被鞭打过重，或当场身亡，或伤重而死。对历久不赎的肉票，匪徒采用以下几种极为残酷的刑法撕票。一为刀砍，二为火烧，已如前述。三为砸鳖，即以巨石猛砸脑壳，至血迸脑浆出而死。四为马撕，将肉票四肢缚在马腿上，然后驱马飞奔，将人扯碎。五为毛竹撕，最为残忍。山区毛竹高大粗壮，但韧性极好，数丈高的毛竹可以扳弯，使其梢头触地，松开手，立即弹直复原。匪徒将两支相对的毛竹扳弯，使其梢头部分靠拢，然后将肉票的两腿分别缚在两株毛竹的近梢头处。待手一松，两株毛竹向相反方向弹开时，因力量极大，便将人活活撕成两半，每支毛竹梢上悬挂着半片血淋淋的人体，惨不忍睹。应当指出的是，被撕的肉票大抵都是家境困窘、无钱来赎的穷苦人。
后来，驻蚌埠的国民党第九军第十五师奉命前往皖西进剿，李老末股匪遂钻进大别山区，向湖北应城方向逃去。不料第二年1月，他们在豫鄂两省军队的打击下，又进入皖西霍山县，盘踞在流波疃、扎子岭、李家坪一带。匪徒白天分股到四乡搜刮财物，任意奸污妇女。数十里方圆内外，农家的鸡鸭鹅猪尽为土匪捉杀吃光，往后即宰杀耕牛，严重地破坏了农业生产。2月上旬，豫、鄂、皖三省的国民党军队程希贤、夏斗寅、黄国梁等三个师联合进剿。李老末企图逃往湖北罗田县滕家堡（今名胜利镇），因大雪封山，匪众无法前进，又无饮食，只得在三省边境上流窜。官兵认准雪地上的匪踪，紧追不舍，最后在豫皖边界的河南商城县大山中，将李老末击毙。余匪尚有干余人，逃回河南。
如果说1928年前后，国民党政权建立不久，社会治安尚未好转的话，那么30年代的匪患则不能再以此为理由了。下面介绍一个发生在靠近国民政府首都南京附近的安徽匪案。1933年9月，南京长江上游数十公里处对岸的安徽境内出现一股匪徒，以张大鼻子为首。土匪先攻陷含山县，大肆洗劫后退出；随后又攻入全椒县重镇赤镇，抢走当地保安队的所有枪支。9月27日，股匪四五百人占领和县香泉街之后，又进攻乌江镇，驻守的缉私营和保安队均不敌而退。土匪入镇后，将公安局、特税处枪支尽数夺去，在当地地痞流氓的指引下，抢劫了盐税稽查处和富裕人家。另有部分土匪则沿河道前进，准备进攻和县。县长谢守和只得下令紧闭城门，请求专署火速派兵前来救援。丹阳城里不许放鞭炮。
下面再来看看民国时期江苏省的匪患情况。
北洋时期，苏南各地多为小股土匪，从数人到数十人不等，大多昼散夜聚，各县乡镇匪案迭出。1923年仅5月3O日夜间，武进县内就发生三起：大宁乡20多名盗匪，先后洗劫了黄阿银、潘顺泉两户人家；孝西乡10多名盗匪抢劫了陈三大家，还打伤3口人。这一年，上海郊区宝山县也极不太平，真如、殷行、刘行、吴淞、杨行各乡镇连传匪耗。该县有一批地痞流氓、无业游民，素以赌博、勒索为生，一旦亏负，便挺而走险，聚众为盗，却又旋聚旋散。因这些人对当地居民的家业、环境俱十分了解，故往往一发中的。所劫得的财物，大多送往当铺典当换钱，既免得辗转销售、花费时间，又不易被官方侦探发现踪迹。官方事先难以获得情报，事发不能及时赶到，事后又侦查不力，所以发生匪案很少破获。
苏南是重要的蚕丝产地，各县均没有茧行，向蚕农收购蚕茧。因茧行备有大批现金，故成为土匪觊觎的目标。茧行只得花钱雇用军队保护，但纵然如此，往往也难免匪劫。1923年6月4日夜间，设在丹阳县埠城镇的大昌永茧行的大门被敲得“嘭嘭”直响。守在里面的两名士兵和伙计、小工窥见歹徒在外，便急忙将大门抵死，并警告说：“若再撞门，便开枪了！”门外匪徒置若罔闻，竟搬来巨石猛砸，终将大门撞开。里面的人知道寡不敌众，也不准备再抵抗了。不料匪徒甫一进门，便胡乱开枪，当场打死两名士兵和一名伙计，伤一名小工。随后，土匪将茧行8000余元财物，搜劫一空，呼啸而去。
在苏北地区，收购粮食的粮行则常遭匪袭。1923年6月上旬，宝应县一个粮食行派玉某到宿迁县去收购小麦，途中被土匪绑架。匪徒向粮行勒赎2000元。一般说来，苏北股匪较苏南的人数为多，大都在数十至百余人，不过与鲁、豫、鄂、川及东三省相比，仍属小巫见大巫。然其危害性却不可低估。1923年7月下旬的一个夜晚，宝应县尹家庄窜来土匪百余人，接连打劫商店、居民20多家，获赃款约2万多元，并杀死3人，架走2人。匪徒还敢于公开抗拒官兵，即使遭到打击，隐匿一时，旋又死灰复燃，重新为祸。当时，阜宁县有一巨匪王宝华，在靠近涟水县的五条沟一带活动。后官兵、民团联合围剿，打死王宝华，击溃股匪。数日之后，匪徒又举崔国保为首领，公然在十套地方白日打劫。官兵再剿，匪徒窜去；兵去，匪复来，官府毫无办法。国民党统治时期，江苏省的匪患甚至较之北洋时期更为严重。苏南茅山、瓦屋山是土匪的主要巢穴，匪徒分途分股到附近各市县，如镇江、丹徒、丹阳、金坛、句容、溧水、溧阳，进行骚扰。土匪称绑票为“炕山芋”，各地抢案日夕数起，终民国时期，一直不断。
1927年8月，镇江丹徒南乡各地出现多股数人至数十人的匪徒。25日晚间10时左右，上党乡公所闯入数十名穿杂色军服的人，对乡长说，奉县长之命前来剿匪，因武器不够，需征用该乡保卫团的所有枪支。乡长心想，既为剿匪而来，何以枪械不足，其中必有诈情。他一面吩咐倒茶递烟，招待来人，一面暗中交代手下如此这般去做。随后，他向来人陪笑道：“贵军为民剿匪，乡里自当尽力而为，只是枪械一事体大，还请长官出示公文才好移交，否则兄弟难以向上交代。”
那伙人你看我，我看你，支支吾吾，拿不出公文，正要变脸发作，忽听屋外保卫团队员大声议论，说是驻高资镇的警备队往这里来了。那伙人听得心慌意乱，忍不住探头往外看，只见远处隐隐绰绰果然来了一队荷枪的人，便急忙招呼着离开。临行时，那为首的恶狠狠地对乡长说：“给我准备好一笔钱，我随时来取，否则我将扫荡你这个乡，杀个鸡犬不留！”
大约也是这段时间，丹阳县练团乡一带出现以蒋四泰为首的股匪，人数竟达四五百人，焚屋劫物，掳人勒赎。西乡六村被焚房屋数百间，杀伤40余人。国民革命军第一军第五十八团团长桂永清派兵兜剿，虽小获战果，但大股土匪退往与丹徒县交界的浦村集中，准备伺机报复。丹阳城内绅民一片惊慌，县府宣布入夜11时即关闭城门，城内戒严，军警巡逻，夜间无口令不得通行；甚至禁止燃放爆竹，以免引起无谓慌乱。为防绑票，四乡农民夜间被迫携家带口到野外露宿，有钱人则纷纷迁家移居。
顾二老爷泰县城落网。
到30年代，苏南苏北匪患仍相当严重。1933年夏季，苏北高邮县第十区各乡曾被大股匪徒盘踞达数月之久。县政府屡闻警报，便请军队来剿，但土匪采取游击战术，官兵根本找不到匪踪。各乡民团遂联合抗匪。10月下旬的一天，民团与土匪在董家墩交战达数小时之久，才将匪徒从该区驱逐出去。但土匪人枪俱在，窜往他乡，仍复为害。江都县西有一个陈庄，该村庄有个姓孙的地主人家，占田800多亩，富甲一方。为了防御土匪，孙家三兄弟绞尽脑汁：在宅内挖了两个地窖收藏金银细软；宅院围墙筑得极高；在天井的上方绷上铁丝网，以防有人翻墙而入；孙家三兄弟个个身强力壮，还备有自卫枪支，似乎可以无虞。但智者千虑，必有一失。宅院中两座房屋之间有一道宽不满一尺的夹弄，未绷铁丝网。1934年6月17日凌晨，孙家全家正呼呼大睡之际，十几名土匪攀援上墙，从那道狭弄上空系绳而下。匪徒持械将孙家男女抓集一道，勒令交出财物、枪支。孙家人坚不吐实，匪徒便用炭火轮流烤炙三兄弟，皮肉发出“嗤嗤”声，气味焦臭难闻，三兄弟遍体鳞伤，家人个个战栗哭泣。最后，老三受刑过重，昏死过去；老大见兄弟性命垂危，只得说出藏物地点。此案中，孙家不仅损失3000多元财物，而且老三最终还是因伤毙命。
1933年下半年，在江苏境内曾破获一起牵涉到苏南苏北好几个市县的大匪案。在苏北泰县兴化桥镇上，有一座新式洋房，内部宽敞考究，摆设阔绰华丽。该楼主人名顾恒楼，50出头，身材魁梧，力气极好。他在地方上颇有势力，虽无什么田产、房产，生活却相当优裕，与当地官宦士绅过从甚密，人们都尊称之为“顾二老爷”。他手下有一个绰号王小辫子的，专门为他接送宾客、出外办事，深得信任。
10月中旬的一天，有二人来到顾家门前，向仆人说：“我俩是顾老爷的徒弟，从镇江过来，烦你禀报一下。”
不一会儿，仆人出来引二人进去，到客厅坐等。二人正在欣赏四壁悬挂的字画，顾恒楼从楼上下来见客，不觉一愣——这两人都是陌生人。他情知有异，便单刀直入地发问：“二位为何冒我徒弟之名来此？”
那二人迅即掏出手枪，对准顾恒楼喝道：“不许动！”
顾恒楼曾给仆人立下规矩，他有客人来时，任何人不得随意打扰。这时，他见孤立无援，便有意大声道：“二位有话好说，何必动刀动枪？”
“不许出声！”那二人连忙命令道，“坐下！”
顾恒楼只得老实坐下，一个人坐在他对面拿枪对准了他，另一个人则匆匆向大门外走去。不一会儿，那人领了几名警察进来。为首的警察取出一张公文，对顾恒楼说：“奉县长之命，对你家进行搜查。”
顾恒楼知道出了纰漏，只得身不由己地坐在那里任警探搜查。待到警察将一支盒子枪、一支小手枪和30包红丸放在客厅桌上的时候，他叹了口气，束手就擒。
原来，这顾恒楼是一名巨匪，早年一向在苏南的南京、镇江、常州和苏北的扬州、江都等长江沿岸城乡集镇为祸，积案累累。1930年，戚墅堰镇曾有华飞在为母亲做寿之际，被人惨杀。此案即是顾恒楼一伙所为。稍后，他用历年劫掠所得的钱财，在泰县置产定居，以绅士面目出现在社会上。但在暗中他仍操纵徒众，运筹帷幄，指挥他们分股活动，或打家劫舍、架人掠物，或贩卖毒品、设赌抽头；他本人则坐地分赃。
这年八九月间，江都县发生一起重大抢劫绑票案。该县侦缉队千辛万苦摸到了线索，过江到句容县农村找到藏票地点，不仅救出人票，还抓获了几名看票的匪徒。根据口供，侦缉队又在镇江市和附近农村抓获一批土匪，并缴获不少枪支和赃物。经过审讯，该股匪首周二瘪子供出了总后台顾恒楼，并交代他们与顾的联系，主要由王小辫子来往跑腿。江都县遂派干员赴泰县，取得该县政府和警方的配合，计擒顾恒楼。当时王小辫子恰巧外出，最后在卜坝地方被警探抓获。
王小辫子在审问中供认，最近若干年来，在苏南、苏北沿江一带的许多重大匪案，都有顾恒楼和他参与策划、指挥。据王小辫子交代，这时在禄洋湖一带出现的、号称“天下第一军”的土匪武装，也与他们有关系，他在其中担任队长，顾恒楼则负责筹措枪支弹药。
顾恒楼及其属下的匪徒主要活动范围，就在中华民国首都南京以及江苏省省会镇江一带，所谓京畿辇下地区，按理该是“首善之地”，然而社会治安却如此之糟，以致顾匪能够在这一带猖獗为害多年，确实令人惊叹民国时期匪祸之严重。
抗战爆发后，苏南苏北土匪乘乱纷起，一些社会渣滓打着“抗日”的旗号，自封“司令”、“指挥”，先是抢掠扰民；随后又投靠日伪，助桀为虐。抗战胜利之后，国民党忙于打内战，无暇顾及社会治安，以致首都南京城的城郊附近，就常有土匪出没。
南方处处闻盗警。
民国时期，无论南北，都有土匪。关于南方的土匪，前面已经介绍川、黔、滇、苏、皖和湘西等地。这里再列举一些匪案，综合地作一介绍，以表明匪患的普遍性。
嵊县匪帮剜人心浙江省东面临海，海盗猖獗。内陆部分，北面为杭（州）嘉（兴）湖（州）平原，太湖强盗肆虐。其他地区多为丘陵地带，山峦起伏，绵延南北，横亘东西，成为土匪盘踞的巢穴和出没的场所。浙江又与沪、苏、皖、赣、闽诸省市交界，便于匪徒往来流窜。由于土匪为祸，意在劫财掠物，因此，浙省匪患严重的地区主要在乡镇富庶而且人口密集的浙北、浙东、浙西。而浙南山区地瘠民贫、人烟稀少，即使是数十人的股匪也难以就食，因此匪患反相对地少些。像浙闽边界的仙霞岭，八百里山路崎岖而又荒凉，除了逃窜时来此暂避，匪徒是不会到这里来企求什么的。
浙省土匪当以嵊县匪帮最为猖獗，其恶名也因此昭著于附近省市。所谓嵊县帮，是民初至20年代前期形成、以浙东四明山为中心、活动于嵊县、诸暨、新昌、奉化、余姚、上虞等县的土匪，故又称诸嵊匪帮。例如，1923年间仅在奉化县的剡源一带，就有3股匪徒。一股百余人住稻蓬山，袁德性为首；一股40余人住西晦溪，单孝治为首；一股六七十人住四明山中，王荣泉为首。三股互通声气，在附近各乡为祸，几个月间就作案20多起，且伤毙多人。嵊县匪帮主要作案方式是绑票勒赎，20年代时，其手段极为残忍骇闻。据报道，曾有匪徒将历久未赎的人票缚在柱子上，当着其他人票的面，用尖刀刺入其胸膛，剜出心脏。
嵊县匪帮除在上述各县为祸外，还逐步把活动范围扩大到杭州附近的绍兴、萧山、富阳、临安等县，与这些县本来就已不在少数的地产土匪勾结起来，制造匪祸。1923年6月在绍兴被枪决的匪徒裘九斤，是嵊县匪首钱学渊的党羽，多次在绍兴横溪、下米墺等地绑架勒赎。当时，为防止嵊县土匪效尤孙美瑶劫车，浙省军队曾在杭雨铁路两恻进行过一次大规模的剿匪。许多匪首被迫逃往上海，后在上海华、洋各界警探搜捕之下，又有一些人落网。但更多漏网的匪首却认识到，上海地方华洋混居、五方杂处，正是隐蔽藏身和绑架作案的好地方。因此，从20年代中期开始，嵊县匪帮活动范围迅速扩大到浙北、苏沪各地。本书后面要介绍的1937年京杭国道绑票案和1946年发生在上海的棉纱大王荣德生绑票案，均为该匪帮所为。
从30年代开始，嵊匪成为祸害浙苏沪各地城乡最严重的大帮匪徒。他们集数十年绑票勒赎的经验教训，形成了一套严密的组织，每次作案都制订巧妙而周全的计划，各色人等分工合作，因此作案屡屡得手。同时，该匪帮在其发源地四明山老巢附近仍有活动，以留退路。例如，新昌、嵊县交界的沙筛坑附近有一著匪丁石泉，曾多次策划、参与绑架人票，1932年下半年被新昌县逮捕。根据他交代中提供的线索，官府曾追剿过一些匪徒，并击毙匪首。除本省土匪外，外省土匪也时时窜来浙江作案。1923年6月4日发生在长兴县的绑票案，就是来自安徽的土匪所为。这天下午6时左右，长兴县合溪乡缸窑小学已经放学，但因夏天天色尚明亮，所以几名家住附近的小学生还在校内做功课或玩耍。这时，从学校北面回龙山上下来四五个持枪匪徒。他们进入学校后，见到正在操场上的学生潘鸣盛，便一把抓住，挟着便走。潘鸣盛大声呼救。教室内几个学生闻声赶来，上前去拉，被匪徒拳打脚踢，跌倒在地。匪徒拉着潘鸣盛走出学校，经过一个姓朱的地主家门前，该户女仆见状，也惊叫起来，匪徒抬手一枪，将她打死。再往前，便是潘鸣盛自己的家，他于是狂呼：“阿爸、小伯，有强盗，快来救我！”
他的叔叔潘梦琴冲出大门，猛地扑向上匪，被匪徒用枪打死。这时，左邻右舍十多名青壮年男人都赶了出来，匪徒见势不妙，遂不顾一切，向众人开枪，当场打死3人，伤2人，其中一人送医院后亦不治而亡。匪徒乘乱仍挟持潘鸣盛逃去。
事后，警方侦探查悉，该股匪徒以张森林为首，巢穴在安徽宁国县天目山中的千秋关。此次，土匪窜到浙江后，先在孝丰县（今并入安吉县）作案，遭到该地军警打击，遂北窜长兴县，分小股绑架肉票；作案后，已经由孝丰返回安徽老巢。
1927年8月间，北洋军阀孙传芳偷袭江苏龙潭、镇江一带，被国民革命军北伐军打得一败涂地。其溃兵无路可走，纷纷南逃，进入浙江长兴、安吉等县，与当地匪类勾结，啸聚山林。这一带地区本来就多匪，兵匪一旦会合，遂形成1927年下半年浙北极为严重的匪祸。
开始时，土匪仅据天目山中九龙寺为巢穴，分股向东、向北活动，安吉与长兴、湖州交界地诸乡镇，如梅溪、林城、缸窑、和平、律溪、天平桥等数十处相继蒙难。占据黄图村及缸窑一带的土匪先后绑架了100多人；九龙寺的匪徒曾攻入安吉县城，将县长程某及富户8人掳走，索赎金达50万元。此后匪徒人数日益增多，九十月间据估计在千余人以上，还准备编成一个师，与孙传芳挂钩。他们不仅往四乡八镇派出密探，踩点放线，而且公开在各镇及通衢大道旁张贴布告，招徕徒众。布告写道：“住瓦屋人，欠我钱；住茅屋人，种我田。有人来投军，每日两块钱。”他们的步哨荷枪实弹，从山顶一直放到乡镇附近。其伙夫每日到集市采买蔬菜杂物，荷担背负而归，居民明知其为匪类，但谁也不敢告发或擒拿。10月初，一个性魏的匪首劫得一良家女子，强纳为妾。办喜事之日，匪窟中鼓乐喧天，大办筵席，各路股匪大小头目纷纷前往送礼致贺。
土匪之所以如此猖撅，只因官军无力。浙江省防军第三团在安吉县仅有二三处驻兵30人左右，与土匪相比，显然不足挂齿。各地保卫团枪支少而劣，作战能力又差，非但不能剿匪护民，而且自己的武器也大多被匪徒抢走。各镇士绅居民迭次恳请驻湖州的第三团派兵剿匪，却始终不见回音。居民无分贫富，纷纷出逃，有的集镇逃亡人数达十分之七八，以致田间稻穗沉沉无人刈割，集镇街道空空有如阡陌。北伐战争中，浙江因当地军队起义，投向国民革命军，故并无重大战事，但当时人估计，安吉等县居民因匪祸而遭到的损失，甚至要远远超过战区居民的损失。
到30年代国民党统治相对稳定时，浙江匪患也远未洱平。
形形色色的福建“民军”
福建省在地理上与浙江大同小异，除东南临海之外，内陆多为山峦、丘陵。民国年间，福建土匪从未绝迹，相反是人数愈来愈多，势力愈来愈大。现以闽东永泰县为例。
该县境内多山，地瘠民贫，交通闭塞，土匪如毛。1922—1923年间，有林峰聚众数十人，以矿山炸药自制武器，窜扰于县城周围，被当时第二十四混成旅长兼泉永护军使王永泉剿灭。1926—1927年间，又有关道秀、胡宝奎、鲍达三等流氓土匪，窃居各区乡民团团总职位，指使部下大干土匪勾当，以致激起民变，最后消灭了这伙歹徒。1928—1933年间，县内有多股大小土匪，如吴大昂和所部吴建东、刘大和以及方草孟等，分别在雁门、濂洞、大洋、通天隔、曹溪底等乡村，抢劫掳架。1933年底，十九路军派兵进剿，抓获并枪决了一批匪首，但仍有不少溃散在逃。此后至抗日战争期间，该县既有陈长光、马治官等本地股匪肆虐，又有张雄南、张克武、林继曾等邻县土匪窜扰，甚至演出股匪间为争夺势力范围而发生冲突的丑剧。例如，张克武为与陈长光争夺在永泰以南嵩口地区的控制权，曾派人潜入永泰县城内的同仁中学，将在该校读书的陈长光两个儿子掳走并杀害。解放战争中，永泰县土匪有的被国民党收编，充当反共救国军，用以对抗解放军。一向在永泰、莆田、仙游三县交界地区活动的鸟治官，就曾担任过该反动组织的纵队司令。
福建土匪有一个不同于他省的特点，即大股土匪往往自称“民军”，成为割据地方的封建武装。他们凭着武力，迫使官府承认他们的地位，国民党势力进入福建后，他们又曼缘附会，有的当上了国军。但不论是民军，还是国军，都是挂羊头卖狗肉，干的是土匪行当；而且由于掌握了“合法”的权力，更是派捐派税，为所欲为。民国年间，福建中部戴云山周围各县，如尤溪、大田等县有卢兴邦“民军”；闽南永春、德化、大田一带有吴威、尤赐福、陈国辉；安溪县有叶定国；长泰县有叶文龙；闽东仙游、莆田、福清等县有林继增。。尤赐福，永春县人，民国初期即投入闽南匪首吴威“民军”队伍中。吴死后，尤赐福与陈国辉等人各立山头，以永春为基地，祸及永春、德化、大田诸县，罪案累累。1928年，他投靠国民党当上新编军的旅长，仍行同土匪。第二年8月，福建省政府通缉并围剿尤赐福，他逃入大田县大山中，不仅掳勒劫杀，而且公开向地方征收烟赌捐，派粮派饷。1934年陈仪主持闽政，下决心消灭各地民军，首领大多被处以极刑。当时国民党驻军三十六师师长兼泉州警备司令宋希濂派兵将尤赐福拿获，于4月20日将尤及手下匪目尤永昌、尤泉、陈得荣、徐杰等一井枪决，余部缴械遣散。
叶文龙为长泰县人。该县北面与安溪、同安两县交界处，也是大山绵亘、密林蔽天的形势。清末民初，这一带就有封建迷信的会匪组织“八卦会”首领蔡大佬、安溪“民军”首领叶定国等人先后控制地方。叶文龙年轻时是个无赖赌徒，因负债累累而投入叶定国部为匪，积年升为营长。由于叶定国民军长期滋扰地面，1923年福建陆军第一师师长兼厦门镇守使张毅派兵进剿。叶部久战不支，退往枋洋一带山中。1927年北伐时，叶定国投机参加国民革命军，当了新编军旅长。叶文龙也当上团长，单独驻防长泰，从此开始自立门户。他收编附近土匪，扩大实力，劣性不改。1929年驻闽南的陆军四十九师张贞师长派兵围攻叶文龙。当时叶文龙的团部在岩溪镇的一座三层楼内。张贞部士兵包围了该楼，将一楼顽抗的匪兵全部消灭，冲上二楼。这时，叶文龙和家属只得退守三楼，他的第三个妾急中生智，将大批银元和烟土倾倒在二楼地板上，士兵遂相互争夺，停止了冲击。叶文龙才得以越窗而逃。此后，叶文龙花钱买通国民党中央党部人员，被允仍旧驻守长泰。1934年陈仪收拾各地民军时，叶文龙又多方活动，得以维持原有地盘。抗战爆发后，1939年秋，与日本素有勾结的闽匪张逸舟、黄国泰等策动福建各地土匪、民军投靠日军，叶文龙也暗中联络，蠢蠢欲动。陈仪获知后，派兵围剿，叶文龙兵败逃匿山中为匪；一个多月后，因衣食全无，只得下山投降。1941年5月，叶文龙与南靖县匪首张河山一道被处死。
不久，叶文龙的一个勤务兵吴荣宗声称“为团长报仇”，拉起300多人的匪队，到处骚扰，并袭击官兵。当时正是对日作战时期，官军不堪其扰，只得加以收编。吴荣宗从一个勤务兵一变而为匪首，再变，竟成了省保安处少校军官。
与吴荣宗相反，又有军警变为土匪的例子。1927年间，南靖县城内靠20多人的一支警备队维持治安。其成员半为本地泼皮无赖，半为北洋军队留下来的老兵油子，扰民有余，御匪不足。5月，新县长周彬川到任后，打算改组警备队。他从厦门请来张祝九代替了原来的队长，又打发了十多名扰民有据的队员，重新在当地募兵。然而前来应募的仍是一批无赖之徒，与原先成员一拍即合。由于张祝九从严治队，致使警备队对县长和队长的怨气日益增加。
8月23日晚10时左右，周县长、张队长与两名地方绅士正在县署闲聊。突然有两名白毛巾裹头的大汉推门而入，二人持枪对准县长，说一口北方话，问：“你有两支手枪，赶快交出来，否则要你的命！”周县长只得交出文件柜钥匙，让匪徒自取。这时又进来五个裹白头巾的人，两位绅士一见，马上认出是原警备队被开除的人，不由吃惊地站了起来。那几人用当地土话说：“不干你们的事，我们专为县长和队长而来。请不要说出我们的姓名，否则三夭之内你们必死无疑！”两名绅士只得唯唯答应。
这批人取出手枪，绑起县长、队长，便发出信号，又有一批人持枪而入——竟然就是整个警备队。20多人在县署里大肆搜掠，全县刚征收的粮税千余元和县长以下各职员的行李物品，悉数被劫。随后，暴徒将县长、队长押出县府，门口又有当地土匪20多人前来接应。这时县府附近的空场上正在演戏，观众见一行人向城外走去，谁也不曾表示奇怪。匪徒将二人押到城外河边的船上，又往返两趟，将县府物资搬来，遂驾船向上游驶去。
第二天，县里派人到漳州向当地海军报告。海军陆战队赶往南靖县，往四乡搜索了一天一夜，毫无线索，只得徒劳而返。9月间，匪徒派人到厦门向周彬川、张祝九家索赎金1万元，然后放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