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0年代，福建匪患有增无已。福清县土匪尤盛。该县西边为山区，仅东张一地就有倪侬伯和老虎两股土匪，各拥人枪数百。附近地主富商纷纷迁往城内居住，土匪便向贫苦农民勒索，要每户交大洋数十元或快枪两三支。农民能逃则逃；不能逃，只得卖田卖牛，向土匪纳款。该县南面濒海无山，三五成群的小伙匪徒比比皆是，以拦劫行人为主，搜劫时小至一枚铜板也不放过，真有一文不名者，便剥其衣裳而去。从莆田开往福州的汽车要经过福清，司机每月固定向土匪“纳税”，但即使如此，也不免常被拦劫。1934年国民党为镇压“福建事变”，派大批军队屯驻福清县。土匪公然上集镇买物购货，与官兵摩肩擦踵，百姓明知有匪，谁也不敢告发。
广东“大无二”和“阳春惨案”
广东省在清朝末年就是会党、绿林、土匪遍地，兴中会、同盟会都曾联络、收编他们参加反清武装起义。辛亥革命中，许多绿林被编成民军，由于纪律散漫，到1912年秋冬时，均被遣散。许多人重返绿林，打家劫舍。1914年督理广东的军阀龙济光大肆镇压民党，许多民党军官也投入绿林，掌握并利用这种武装，从事反袁、反龙斗争，为解决粮饷问题，自然也从事绑架、抢劫。
珠江三角洲以陆高满（陆满）为首的20多股绿林，共约2000余人，曾组成“两粤广义堂”。其所订十项守则，包含有这样的内容：劫富济贫，保护驻地百姓，救济贫寒；收取富户、商人保护费后，须切实负责，如有损失，应予赔偿；不与龙济光及上豪劣绅妥协，如中山先生主持讨龙，须积极参加。据此可以看出广义堂确实是带有政治色彩的绿林武装。
广义堂主要活动是收行税和保护费，也绑架抢劫富商地主。其收税对象是丝厂、木排、轮渡、拖轮，收保护费对象是砖瓦窑、茧行、当铺、大市场。其收费标准：丝厂按工人人数，每人每年收10元；轮渡每月收客货运费的5％，拖轮收10％；砖瓦窑大者年收3000元，中者收2000元，小者1000元；西江木排年收20万元，北江、绥江木排收10万元。至于绑票赎金，凡有5万元以上家财的，要交出1／10才行。广义堂先以堂名致函各方，若不按通知送款，即严厉对待。一般说来，总有90％以上对象如约送来。1914年8月，顺德县有5艘丝船自恃船快又有武装，拒绝纳税。陆满指使手下，当丝船行至顺德、南海之间的奇搓大都河面时，以木排前后堵住，使之无法动弹；然后两岸以小炮轰击，只打得各船护船人员高喊“饶命”；广义堂成员遂上船将所载大量购丝白银和武器，一掠而空。
继广义堂之后，珠江三角洲各县绿林也纷纷成立堂号。如南海、顺德间有广龙堂千人左右，龙胜堂900多人：顺德天顺堂千人，伏虎堂700余人，广东堂千人。其他如南海、花县、高明、新会、台山、中山、宝安诸县均有。其征税收费对象、标准也因地而异，如中山县有的收沙田禾税，高明、花县收人口、耕牛保护费。许多绿林并不都具政治色彩，倒是土匪行径更多些，像新会、台山交界处的古兜山绿林还抢劫少女卖往妓院，宝安县绿林走私包私（该县与九龙半岛相连）。到1916年以后，各股绿林烧杀抢奸，无恶不作，已经纯乎匪类了。
广东人称这种占据地盘、打劫勒索的土匪为“大天二”，取义于牌九中的天牌、地牌，意为割地称雄。1938年10月广州沦陷于日军，李福林、邓彦华等收编绿林武装成立游击司令部抗日，仅第一纵队就达万人。但该部无粮饷供应，所谓“自筹”，也就是抢劫勒索；后又逐渐与日伪挂钧，合土匪、汉奸而为一。由于一些国民党官兵也携械为匪，广东“大天二”在抗日战争中，发展成为拥有轻重机枪、冲锋枪、小炮，甚至电台的匪帮，行径益发恶劣。
大天二绑票，以人票的体重与家财结合计算，每斤在5角至10元不等。
抗战中，他们以船包运日货到各地销售；抗战后，则从广东包运鱼、粮到港澳，返航时又带运走私货物。有时他们既包运了客商的货物，复又唆使下属抢劫货船，使客商两头损失。番禺沙湾一带的大天二何秩生等一伙霸占农田，收取高额地租，曾导致饿死佃农千余人。潭山乡大天二许昌、许树二人为争田而火并。许昌失败后，收买官军相助，攻入潭山乡和四七沙后，将当地居民财物劫掠一空，焚毁房屋数百间，奸淫妇女以千计。
在两广军阀混战中，军阀利用土匪的事例也屡见不鲜。下面介绍一个这类案例——阳春惨案。李耀汉本是广东绿林强盗，清末被收编当上巡防营长，辛亥革命后任肇庆驻军统领，升任肇（庆）罗（定）阳（春）镇守使，所部称肇军。1915年护国战争中，他被老桂系利用担任广东省长，旋被解职，避居香港。肇军的一部分被桂系收编为陆军游击部队，大部分在李耀汉亲信李华秋、胡成楷率领下分散为匪，在新兴、阳春等县活动。
这时，在阳春、阳江、电白、茂名、信宜诸县毗连的大云雾山中还有一股惯匪活动。首领徐东海1917年曾为龙济光收编，龙济光垮台后，复上山为匪。当时统治广东的桂系军阀对上述各股土匪都多次派兵进剿，抓住匪徒，不问首从，一概枪决；抓不住的，则逼迫匪属出钱，悬赏捉拿匪徒。其手段虽然严厉，但始终未能饵平。
1920年初春，李耀汉策动李华秋、胡成楷与徐东海合作，纠匪2000余人，分两路进攻阳春，遭到失败。这年秋天，陈炯明从福建进入粤东，驱逐桂系军阀。肇罗阳地区桂系军队开赴惠州增援，阳春县只剩下少数警备队和原肇军改编的游击队。李耀汉遂再次指使股匪起事。
驻阳春县城的警备营长事先已得到消息，知道无力抵拒，便劝告桂系的县知事黄振衰赶紧离开。黄振寰因在县里每天有100元的赌税收入，舍不得离开，便派人到附近去求救兵。但答应来的（救兵）没有来，不该走的（县警备营）却又擅自离去，于是阳春县落入匪手成了定数。1920年阴历八月初五凌晨3时左右，徐东海股匪开始攻城，由城西北、东北两个方面缒城而入，城内仅少数官兵抵抗了一下，其余原肇军士兵干脆开门揖盗。匪徒进城后，将县知事黄振寰捆绑殴打示众，随后杀掉。其余县府职员只要不是当地人，不论是广西籍，还是广东籍，抑或海外归侨、知识分子，不问情由，一律枪毙，死者近70人。尸体有的被掩埋，有的则直接抛入漠阳江中，随波逐流。
莱克斯在暴风雨中归来
广西省境内多山，五岭、大瑶山、云开大山、十万大山，仅名称就足以显示出山之大、之高、之多。莽莽崇山峻岭，利于土匪藏身、活动，广西匪患自然十分可观。偏僻地区不追逐一细说，这里只介绍一下其大城市桂林、梧州、柳州附近的匪祸，以概其余。
1923年上半年，粤桂军队在广东开战，广西军队源源不断调出增援，省内兵力不多，匪势陡然大炽。五六月间，柳州市郊及远郊各县盗匪极为猖獗。龙江南岸的庆远县（今宜山县）、北岸的罗城县，因匪患造成秧田无法栽插。为不误农时，各乡村集资请军队到田间保护插秧。龙江、融江各水道上的商船必须向土匪交纳保护费，或花钱请军队护送，才能通行。当时信函、汇票均由邮差乘车、乘船或步行送达各处，柳州附近常有邮差被匪徒绑架或杀害，信件则被抛掷路边、水中。
6月初，1000多名土匪包围了庆远县桥沙镇，索取保护费4万元。镇中商、绅为免匪祸，同意付款，正与匪讨价还价时，驻镇官兵宣布，谁与土匪洽谈、付款，即以通匪罪诛杀不赦；并表示要与土匪决战。镇民无奈，只得协助官兵出击。匪徒被打个措手不及，被擒杀多人，只得后退一段。但匪首马上派人给镇上去信，声称为报仇雪恨，凡镇中人、畜，抓住后立即肢解。后来，有几名镇上的铁、木工匠在外做工返回，被匪徒抓住，果真被砍去手脚，弃置路旁。
1924年4月间，桂系军阀陆荣廷与沈鸿英交战。沈军包围了陆军据守的桂林城，双方相持近两个月。桂林城内粮草全无，对外交通、联络也全部断绝。其时，困在桂林城中有20名西方传教士，也陷于饥荒之中。5月下旬，梧州城的一批西方教士决定前往桂林，说服围城的沈军，让城内的外国教士脱离险地。于是，克兰、莱克斯、约弗莱等传教士和梧州教会办的司笃德医院医生米勒，带着一名中国仆人，借医院的汽船和驾驶员，沿桂江上溯到桂林去。
由于军阀混战，这一带土匪无人遏制，到处活动。25日，汽船行至昭平附近，忽听岸边枪声大作，有人喝令停船。众人惊愕间，只见大批土匪从岸边涌出，汽船只得靠岸。匪徒将6名中外人员拖架上岸，搬光了船上所带的食物药品衣服，并打算放火烧船。因船身潮湿，除烧掉一些布垫之外，船仅被熏黑而已。匪首恐时久生变，便吩咐弃船携人离去。
匪徒分作三股，每股约百人上下，各挟带两名人质，分批出发。河边即是大瑶山区，匪徒们昼伏夜出，连续跋山4天。在这四天中，传教士们看到还有不少中国男女肉票随行。每天匪徒都残酷地拷打那些肉票，并当众轮奸那些女票。后来，被释放的约弗莱教士曾说：“我从未想到过人类竟然会堕落到如此地步，竟会凶残到这种程度！”
29日，三股匪徒会合，匪首们详细地审问了6名人质。3名匪首都只有20多岁，黝黑机警，他们商量之后，宣布释放年纪较大的约弗莱教士和米勒医生，令驾驶员开原汽船返回。
“条件记住了吗？”当匪首把被释放的入送到汽船停靠处时，再次问道。“记住了。”约弗莱答道，在心里又默诵一次，“赎金20万元，毛瑟枪100支，每支附子弹300发，来复枪1000支，每支子弹100发，手枪500支，每支子弹100发，军用皮带1条。”
“两星期内来赎，”匪首提醒道，“乘船沿江航行，见岸边有2尺长、4尺宽的白旗，就停船上岸，会有人来接你们的。”
30日下午，汽船载着衣裳污湿破烂的约弗莱和米勒驶抵梧州。正乱作一团的中国官府和英、美领事获知详情后，立即派人到昭平，设法与土匪接洽。一艘小型美国军舰潘卜格号也驶抵梧州，待命营救人质。6月上旬，与教士一道被掳的中国男仆又出现在昭平，他告诉官方说，他奉派出来为教士们购买食品，并催促赶快赎人。
6月10日傍晚时分，天下起了倾盆大雨。山中匪徒到处奔跑着寻找躲雨的地方。被扣押的莱克斯和克兰等主仆三人，找到一处石穴，避了进去。雨下个不住，天色越来越暗，莱克斯往四周看去，竟不见一个土匪，他转脸轻声对克兰说：“我们逃吧！”
“什么？”正闭目静坐的克兰教士吃惊地睁开眼睛。
“这样大的雨，土匪放松了警戒，即使来追，也不方便，更不好开枪，这是上帝赐予我们的大好机会啊！”
“不，这太危险了。”克兰郑重地摇摇头。
莱克斯站起身，走到雨地里，向四周望去——浓重的暮色下，什么都看不见，哗哗的雨声中，什么也听不见。他转过身毅然说道：“我决定逃走！”克兰说：“我留在这里。”他转过头看看男仆，仆人表示“我随克兰教士留下。”
“那好，再见！”菜克斯说完，便消失在浓密、黑暗的雨帘之中。
第二天早晨，混身泥浆的莱克斯传教士出现在昭平，随即被官方用汽船送往梧州。由于只剩下了一名外国人质，匪徒降低了赎金，提出3万元，官方同意5000元，教士的仆人在两边传话，几经往返，双方以1万元成交，才算了结了这一匪案。
外国侨民收到邓黑七来函
20年代，人称湘省匪患为“骇人听闻”，实在不为过分。1923年春夏时际，湘北安化、益阳、宁乡一带土匪如蜂如蚁。小股土匪在四乡绑票勒索，如宁乡股匪专绑小票（儿童），开口索价动辄数千元至万元，不同意便立即撕票。大股土匪则攻入集镇，烧杀抢劫，安化股匪甚至准备攻打县城。县城内居民一夕数惊，县知事惶惶不可终日，一味向上峰求救告急。
益阳县匪祸经常不断。该县匪首名邓黑七，串联三县股匪，相约彼此支援，互相策应。益阳县有一风景区名桃花仑（今桃江县），前临资水，后有小山，极为优美；清末为外国所租借，洋人在此修筑道路，培植林木，建造了医院、教堂、学校，成为一个雅致、幽静的所在，英、美、瑞典、挪威等国侨民百余人居住于此，中国官府派有军队在附近驻守保护。一日，各侨民家中均收到署名邓黑七的来函，内称：“本军近来饷银不足，难以维持，请各位洋人代为垫支大洋5万元；否则，本军将严厉对待。。”各国侨民立即紧张起来，纷纷磨刀擦枪，进行戒备；同时通知中国官府和驻军，加强保护。湖南省当局唯恐一团驻军尚不足御匪，又急令湖南陆军第一旅旅长贺耀祖火速带兵赶往益阳协防。
至于湘粤边界，南岭透迄连绵，湘赣边界，武功山、罗霄山层峦迭嶂，其间藏匪匿盗，更不知其数几何。1923年下半年，罗霄山脉西麓的酃县被大股土匪占领了好几个月之久，至第二年1月下旬，才由唐生智部队收复。神农架：野人乎？土匪乎？
关于湖北省的匪患，本书已有不少介绍，这里只简单一提。
鄂西地区的巴东县地处巫峡附近，山川秀丽；秭归县是汉代明妃王昭君故乡；兴山县在大巴山区，著名的神农架原始森林就在该县。传说山林中常有长毛的“野人”出没，偷食山民的庄稼和禽畜，成为生物学上疑案。这一片神奇美好的土地，民国时期也被土匪无情地玷污。1923年间，兴山县高山密林中麇集着千余名上匪，时常分作小股窜入上述三个县的集镇乡村，烧杀抢掠。7月中旬，匪徒在元渡河一地就焚毁民房70余家，杀死10余人，劫走财物达4万元之多。
活动在汉水南部的孙杰股匪，掳架人票后，3天不赎即砍去肉票1只手臂，6天不赎再砍去1只脚，10天不赎则撕剥人皮，甚至将活人放入热水中烹煮，手段残酷令人发指。
鄂东大别山区上匪更为猖撅，杀人如麻。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时期，红四方面军在此，曾与当地土匪武装进行过许多战斗，才得以开辟和巩固了鄂豫皖革命根据地。
赣中歹徒“不死总要出头”。
江西省境内多山，北有幕阜山，南有五岭，东边是武夷山，西边是武功山、罗霄山。群山之间，不逞之徒、落魄之人、溃散之兵，往往聚而为匪。例如，20年代前期，井冈山就有“马刀队”、朱聋子等绿林武装活动。工农红军在江西建立革命根据地后，各地土匪活动受到打击，但红军撤离后，匪患复又严重起来。这里只举一例说明。
赣中乐安县的周鉴吾原是龚坊区公署的职员，1933年因冒充区长敲诈勒索被捕下狱；保释后做生意亏本，遂起意为匪，写下了“危险无非要命，不死总要出头”之句。1937年。他借抗战爆发之机，打着“抗日”招牌，网罗流氓兵痞，蒙骗部分农民，聚集了七八十人，抢夺各区公署、乡公所和自卫队的枪支，自封大队长，从此屡肇匪祸，为害乡曲。他还贩卖烟土，开赌抽头，霸占民妻，深为当地官府绅民所痛恨。官方无力剿灭，只得招安为民众自卫队。然而周鉴吾匪性不改，照样横行霸道，最后被县府派人刺杀，但其残部不但报复杀人，而且全部复叛为匪。
北国在在有匪踪民国时期，中国北方匪患最严重的省份当数山东、河南、黑龙江，但其他各省的匪情也同样怵目惊心。下面综合介绍北方其他省区的匪患。
土匪云集长城意欲何为。
北洋统治时期，河北省沿用清代名称，叫直隶，意思是与京城北京有直属关系。1928年，改名为河北。因有北平、天津等重要城市，有津浦、平汉、平绥、北宁等主要铁路，该省仍为中国北方极重要的地区。民国时期，该省尽管驻有重兵，却仍未能免除匪患，有时甚至到了十分严重的地步。
北洋时期，都城北京是各派军阀争夺的重点目标，直隶经常成为征战之地。土匪遂趁火打劫，溃兵败勇又加入其中，增加了匪势和危害性。1924年10月下旬，第二次直奉战争中，奉军攻入山海关，冀东直军大败，部分溃散为匪。11月间，北戴河周围村庄每天都发生劫案，兵匪甚至直接闯入外国侨民家中抢掠。当地警察的武器被奉军收缴，徒手维持治安，何能对付这些兵痞转化的土匪？
其时，冀东南的沧州匪患也因战事而大炽。沧州自古为罪犯发配充军之地，民风素来强悍，民间有练功习武的传统。其中自不乏见义勇为、打抱不平的好汉，但也颇有恃强凌人、打家劫舍的歹徒。该县又与山东靠近，流寇极易窜入。沧州原任县知事对付匪患很有一套办法，数百名警备队员被调治得御匪、剿匪能力甚强。但奉军一到，县知事唯恐胡子军队不分青红皂白胡乱杀人，仓皇而逃；警备队武装又被奉军解除；城外原驻有少数直军投降了奉军，虽有枪械，却不敢擅自出动，使用武器；而奉军大队人马则专一集中精力，准备对付南方可能北上的直系军队，对匪祸不闻不问。在这种情况下，土匪毫无畏惧，自然猖獗一时。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为对抗南方国民党势力，在京汉、津浦两线频繁调动军队，更是无暇顾及社会治安。河北各县匪祸再次蔓延。这年夏季，北京东面的蓟县，匪徒人数猛增至3000左右，各股利用青纱帐，大白天即出没于县城四乡，最初以打家劫舍为主，后发展到绑票勒赎。在绑票方面，尤其注重绑女票，可以尽快收到赎金；但到后来，匪徒财色两取，即使收了赎金，往往也不放人，将女票留在匪队中任意糟塌，不少人不堪凌辱而死。居民中，有钱人家相率走避；贫苦人家为耕耘土地，又无路可逃，只有听天由命。白天，他们尚可偷隙到家中一歇；入夜，则举家匿卧于高粱地里。天晴时，青纱帐里虫咬蚊叮，困苦不堪；骤雨时，混身湿透，彻夜难安。许多大人、儿童因此染上种种疾病，往往不治而死。其情其景，真是人间惨剧。
国民党统治时期，河北匪患同样严重。1935年7月31日凌晨3点多钟，北平东郊通县的北门、西门、南门，同时响起密集的枪声。居民们梦中惊醒，躲在屋内向外窥探，只见一批匪徒正在进攻潞河中学。
有人说：“校内住着不少学生，要被绑了去，可就惨了！”
又有人说：“潞中校警有10几个人，枪也不错，围墙高大门又牢，土匪未必得逞。”
果然，校警和土匪对射多时，匪徒始终无法攻入学校。天色渐渐亮了起来，土匪这才集队向东北方向窜去。
1935年上半年，日本侵略者强迫中国方面签订了《何梅协定》，规定中国军队从河北省撤出。随后，日本人策划“华北五省自治”，企图制造伪“华北国”。为造成华北局势混乱，从中谋利，日本帝国主义者极力唆使土匪在河北省大肆活动。
这年8月，该省长城各口出现大批自长城外窜来的股匪。遵化县汤家口窜入900多人；罗文峪窜入千余名，占据洪山口；迁安县喜峰口窜入2000多人。中旬，各股土匪会于马兰峪，共3000多人，拥有2000多支枪，推举张龙武为首，确定以马兰峪为基地，分股四散活动。同时，冀东抚宁县榆关、海阳至石河一带，土匪老耗子股，也西向迁安、遵化移动，于8月3日，占领迁安永定堡，并进窥黑汉岭、二道关等地。刘桂堂股匪则从察哈尔东部向东进至昌平、顺义、密云等县。8月中旬该股匪分成数百人的小股，或步或骑，在密云县石匣镇附近活动。一时间，匪徒从东、西、北三个方面纷纷集结到冀北，匪氛浓重，军政警民一片紧张不安。河北保安总队下属三个大队及地方民团忙于布防。
阚朝玺诱杀卢占魁
民国之始至1947年，尚无内蒙古自治区。其间，该内蒙古除东北面呼伦贝尔盟属黑龙江省、西面巴彦淖尔盟属甘肃省之外，其余部分主要划在三个行政区内，从东到西依次为：热河、察哈尔、绥远。为了适应今天读者的地理概念，本书在叙述上述行政区的匪祸时，都纳入内蒙古范畴。
热河地区既有草原，又有沙碛；既有汉族，又有蒙古族；既有农业区，又有畜牧区。清代以来，这一带就有许多土匪，一般在农业区称为胡匪，在畜牧区称为马贼。抗日战争前后，在伪蒙古自治政府中担任伪军总司令的李守信，民国初期就在这里当过胡匪首领。
20年代，热河属于奉系张作霖势力范围。当时在热河为患最烈的胡匪是卢占魁。此人原在内蒙古西部河套地区横行，后被当时直系政府收买，东移至热、吉、辽边界地区，以牵制奉系张作霖的后方。股匪在热河通辽和吉林洮南（今名洮安）活动数年，以索伦山为基地，人数达2000人以上。通辽县城屡遭蹂躏。东三省陆军总司令部特派程祝三旅长率部驻防通辽地区，担负剿防任务。但官兵对地理环境不够熟悉，胡匪马队往来倏忽，故兵匪交锋，往往以前者失败而结束。1924年6月下旬，通辽县城驻军奉命外出剿匪，县城内仅余100多名士兵。此情况被卢占魁得知，遂率匪众于24日奔袭通辽。县知事李新榜一面指挥官兵极力抵御，一面急电洮辽镇守使阚朝玺，请求派兵救援。
阚朝玺兼任东三省陆军第二混成旅旅长，素以善于剿匪闻名。接电后，他立即命令参谋长陈在新率部先行出发，兵、匪在九家子、温都花等地遭遇。阚朝玺随后又率兵接应，双方连续交战3次，匪众受到沉重打击，连巢穴索伦山也被官兵控制了一部分。胡匪中刘省三一伙百余人见势不妙，便脱离战场，单独逃窜。阚朝玺一面派骑兵追逐逃匪，一面令参谋长派人劝告被围土匪投降。陈在新与卢占魁往昔曾打过交道，彼此均无恶感，遂派人送信给卢。卢占魁见大势已去，只得表示同意，便选派一名口齿伶俐的匪徒，前往设在东力花的阚部兵营请降。
那名胡匪见了阚朝玺，卑躬屈膝地表示：“我辈往日因饥寒交迫，不得已而为绿林生涯，造恶多端，罪不容赦。如今迷途知返，伏乞阚旅长宽有死罪。目下东三省正扩军备战，乃急需用人之际，我辈愿诚心诚意归顺张大帅，不图高官厚禄，但能有驰骋沙场、报效东省父老的机会，便心满意足矣！”阚朝玺闻言大喜，安慰道：“张大帅素闻卢占魁才智非凡、胆识过人，早有招抚收编之意，此次本使率兵前来时，大帅又特发电报指示，要本使切勿过分用武，务期达到收抚之目的。你今日来此，正合我意，使我不负大帅之期望。”
当下阚朝玺命人以酒肉款待这名匪徒，同时频频叮嘱，明日正午时分，请卢占魁到此地商议招安之事，毋得耽搁，致负大帅之厚爱。那匪徒酒足饭饱之后，又得了赏钱，便欣欣然返回索伦山报告。
第二天中午，远处骤起一阵尘土，只见一群马队飞也似地直奔兵营而来。当官兵们荷枪实弹、严阵以待时，那马队远远地刹住了脚步，骑手们纷纷下马，牵马步行前来。渐近后，可以看出来人的枪械都斜背在身后。原来，果然是卢占魁亲自带领胡匪部分头目和精壮保镖125人坦然前来。阚朝玺的副官在营房门口迎接，见卢占魁身材高大，体格魁梧，不由暗暗赞叹。
阚朝玺乐呵呵地在兵营里接见卢占魁诸人，劝勉有加。他用手指着卢占魁说：“待我电禀大帅之后，老弟不是个旅长，起码也是个团长。咱们俩还得相互关照点儿呢！”
卢占魁谦恭地说：“占魁以待罪之身，倘能在阚旅长麾下听候驱使，于愿已足，何敢望团长、旅长之职！”
阚朝玺又一一问了其余诸人情况，便笑道：“今天，我为众位好汉准备了一桌便宴，表示欢迎各位弃暗投明的意思。待日后各位荣升，再备一桌满汉全席正式庆贺。哈哈哈，请吧！”
卢占魁见阚朝玺坦荡豪爽，原存的一点顾虑全部打消，为免除阚对自己的怀疑，他率先卸下枪械，走进宴厅。其他匪徒也纷纷效他的榜样，架好枪支，相率鱼贯而入，分别就座。正当众匪徒面桌而坐，等待上菜之时，阚朝玺忽地收了笑容，拔出手枪朝天放了一响，大喝道：“拿下！”刹那间，左右两厢及门口冲进大批伏兵，不待众匪徒醒悟过来，已将125人尽数擒住。卢占魁见状，不由仰天长叹：“不想我卢某竟有今日！”
他转脸看见阚朝玺正面带笑容、踌躇满志地叉腰站在那里，便破口大骂：“狗娘养的阚朝玺，你居心险诈，将来定和我一样，要遭到今日这一天的！”阚朝玺哪里还去理他，命令士兵将众胡匪押往刑场。阚朝玺坐定之后，吩咐道：“把铡刀抬出来！”
这阚旅长素爱看古代武侠小说，见《七侠五义》上写到包公有龙、虎、狗三铡，专铡坏人之头，大为赞赏，便令人打了8架锋利无比的大铡刀，每逢军队行动，便驼于马背上随军出发。1922年4月间，第一次直奉战争时，他曾用它杀了不少被俘的直系官兵；每次剿匪时被捕获的胡匪，大都也是死于铡刀之下。这时，刑场上8架铡刀一字横排，行刑队将卢占魁及其手下125人押来，依次铡之，首级示众。阚朝玺离开刑场后，随即调兵遣将，亲往索伦山清剿余匪。
留在索伦山中的匪徒，仍在官军的包围之下，等候卢占魁带回收抚的喜讯；闻知众匪首均被铡杀的消息后，当即军心大乱，遂四下溃逃。官兵乘势追杀，击毙匪徒40余名，活捉20余名，其他均逃散。军队进入山内匪巢搜查，缴获长枪200多支，手枪130多支，机枪4挺，马400余匹，牛羊300多头，大车60余辆，布衾100多套，大米80余石（合8000多斤），面粉300多袋（合3000多斤）；此外，还有大批金银饰物、银洋纸钞以及人票若干名。
瘸腿老汉炮打巴布扎布
1911年，当时尚属中国管辖的外蒙古（清末民初称乌里雅苏台），在沙皇俄国的策动下，由大活佛哲布尊丹巴宣布“独立”。这个神权傀儡政权搜罗了大批胡匪、马贼，组成叛匪队伍，由沙俄、日本提供武器和军事顾问，向内蒙古境内频频进犯、骚扰。其中热河北部的林西、开鲁、经棚（今克什克腾旗）等地受害最深。
上述匪徒的首领们大多为蒙古封建王公、大喇嘛以及马贼首领。他们为了保护自己的既得利益，并通过非法手段扩充自己的财富、牛羊、马匹，因而公开从事抢掠烧杀的勾当。其下级头目则多为惯匪、亡命之徒、王公们的恶仆豪奴、寺院管事人员中的不法分子。匪徒所到之处，壮丁、女人、牲畜一掠而光，抢掠之余，玉石俱焚，庐舍为墟。
匪徒极其重视马匹，出发时，除每人一骑外，还带有大批空马；每过一地，见到马群必劫掠而去。对他们来说，马匹既是交通工具，又是给养。他们长途跋涉，骑累了一匹马，再换一匹；途中休息时，将跑不动的马杀掉，在火上烤炙后，半生不熟地吃掉，再饮上一罐冻水，便又出发；这样，一昼夜间，可奔袭千里，使官兵百姓猝不及防。
匪徒进攻时，多举着大小红旗冲锋。远远看去黄尘蔽日；渐近时只见一片红旗；再近时，却只有大队马匹狂奔而来，并不见人——原来匪徒都会“蹬里藏身”，将身体侧伏在马腹上。又因大批空马也随之冲锋，故放眼望去，马群如汹涌波涛，冲腾而来，不知有多少匪徒，也不知哪匹马载有匪徒，情景十分可怖。待冲至阵前，匪徒陡然挺身开枪射击。匪徒们作战时极为勇猛，除枪击、刀劈外，还能用套马杆捉拿敌手。因此，若不是训练有素、积有经验的官兵，是很难对付这批匪徒的。
1912年毅军将领姜桂题率领了百营士兵来热河以北御匪，但仅能守住林西一地，经棚等地均陷入匪手。1913年秋，毅军竟被匪徒消灭了好几个营，后幸得东路奉军、西路淮军的支援，才将匪徒击退。
匪徒最为臭名昭著的首领是巴布扎布，此人是蒙古族，出生于呼和浩特附近的土默特左旗，后迁居苏鲁克旗（今辽宁省彰武县），年轻时就成为当地马贼头目，1904年日俄战争中曾为日军效力。1912年，他率匪徒2000余人马投奔哲布尊丹巴，被任命为镇东将军，从此屡屡袭扰内蒙古各地，1913—1914年间，多次进犯锡林郭勒盟和昭乌达盟，均被击溃。1915年冬，巴布扎布率匪众3000人马南下，企图夺取多伦，在林西附近的罕伯庙被北洋军队打败。由于沙俄的干预，他得以逃脱被迫剿歼灭的命运，退守外蒙东部与呼伦贝尔盟交界的哈拉哈河地区，伺机再起。
1916年，日本帝国主义者与前清皇室成员组织的宗社党人相勾结，搜罗土匪武装，企图复辟清朝。巴布扎布与他们一拍即合，从而获得大批日本枪械弹药的援助，并有许多日本浪人和退伍军人充当顾问和大小头目。日本特务川岛浪速还把自己收养的、宗社党头目肃亲王耆善的女儿川岛芳子（原名金璧辉），嫁给巴布扎布的儿子为妻。通过这种勾结，川岛浪速、耆善和巴布扎布合伙打算，以蒙古匪徒和宗社党匪帮配合，南下长春、奉天（沈阳），控制东北，再进而图取关内。
巴布扎布属下匪徒这时已扩充至5000人，于1916年7月开始南犯。由于日军利用在东北的特权，庇护匪徒的行动并阻挠中国军队阻击，匪徒得以长驱直入吉、奉二省。奉督张作霖和吉督孟恩远共谋合兵围歼，沉重地打击了巴布扎布。日军见势不妙，又出面与中方交涉，掩护匪徒撤退。匪徒北逃时，沿途四出抢劫烧杀，其队伍向东、西散开达数百里，致使吉、奉二省遍地皆匪。梨树、双山、怀德诸县所遭蹂躏，更是惨不忍睹。巴布扎布沿途还常与当地官军发生小规模战斗，且战且退，于9月下旬返抵哈拉哈河附近。不料，这时巴布扎布猛然掉转方向，直奔西南，突袭林西县城。林西驻军事先已于10月7日获悉匪徒南下的情报，但估计近2000里路程，再快也得两三天才能赶到，故尚未严加提防。哪知第二天凌晨3时左右，匪徒数千人已经驰到，在县城外围营盘大肆烧杀。后来统计，仅林西一地，被烧房屋千余间，被杀300余人，被奸淫之妇女不知其数。匪徒虽然快速、勇猛、凶残，但纪律极其松懈散漫，作战方式陈旧。一次冲锋失败后，匪徒即下马休息；若要组织第二三次冲锋，极为困难，人数也越来越少。他们尤其不善于攻城，既无云梯、炸药等攻城器械，攀援城墙又极为笨拙。此时，匪徒多次进攻林西县城也均不能得逞。但另一方面，守城的毅军素来也是纪律散漫，被称为“吊儿郎当”的部队，平常从不进行认真军训，故虽有大炮轰击城下，命中率却极低，不能大量杀伤匪徒，以迫使其退却。
正当城内外兵匪相持不下时，有一炮兵军官带着一个瘸腿老汉来见守城将军。将军认出这是县城内卖纸烟的老头，只听那军官报告说：“这老头原在我部下担任炮兵弃目，射术极佳，因受伤退伍，可否让他上城发几炮试试？”将军表示同意。
10月8日清晨，守兵报告城外匪徒正在调兵遣将，准备攻城。将军等一行人便带着那卖纸烟老头上了城墙。那老汉熟练地摆弄了一会儿大炮，便请示说：“请将军指示发炮方向。”
这时城外空地上，红旗掩映处，正有一群人骑马站在那里，左挥右指，似在布置攻城事宜。将军放下望远镜，指指说：“就打那里。”
“轰”地一炮，硝烟散会，只见刚才在空地上站着的那群人马，全都横七竖八地躺倒在地，一匹伤马正在痛苦地挣扎。诸军官正惊叹不已时，只听见匪徒们惊慌地叫喊起来：“巴布扎布被打死了。。”
巴布扎布死了，匪徒仓皇退走。但此后许多年内，他们依旧不断地前来骚扰。1922年春，四五千名匪徒进攻开鲁县。当地巡防军仅七八百人，情知不敌，早已撤走。匪徒如入无人之境，入城后大肆烧杀抢掳。开鲁县知事张子良熟知匪徒不善攻坚的缺点，事先把官绅女眷、财物安顿在城内热河官钱局开鲁分局的一个高墙大院里，布置了200名警察在墙内守卫。匪徒个个嗜酒如命，若攻入一个有酒坊的城镇后，连哨兵也不布置，便群聚狂饮，直至酩酊大醉。这种时候往往易为官军所趁。此次攻入开鲁县城后，匪徒自然又是喝得烂醉，然后摇摇晃晃地前来进攻官钱局大院。许多匪徒醉得手软发抖不能开枪，有的则发酒疯坐在地上狂笑。院内警察乘机从容不迫，一枪一个，打死不少醉鬼。后来热河游击马队派兵前来，匪徒才从开鲁退走。
草地黑教堂刮野鬼逞凶。
绥远地区也有这种匪徒活动，1924年1月，包头以西各旗均为他们占领，驻防的国民一军第七师马鸿逵部穷于应付。一天傍晚，阿拉善旗一队官兵赶着1200头骆驼运送粮饷，行至昭君坟附近，四五百名匪徒挥舞红旗，持带立叉的马枪围攻过来。士兵们急用骆驼围成一圈，据守抵抗。双方对射一夜，天明时匪徒方才离去。
绥远地区其他股匪，汉人称之为“刮野鬼”，蒙人称为“忽拉盖”。另有以棍棒打劫行人的，被称作“不浪队”。20年代著匪有王英、卢占魁、杨猴小（名杨耀峰）等人。王英时兵时匪，先后被马福祥、冯玉祥、张作霖、阎锡山、蒋介石收编过，最后又投靠蒙奸德王。杨猴小则为孙殿英、宋哲元收编过，但不久又复叛为匪，在绥西包头、达拉特旗等富庶地区活动。
绥远土匪胆大包天，官府、军队、洋人均不在其眼中。1923年上半年，土匪曾袭击托克托县，掳走县知事。国民一军第三师郑金声部派一团追剿，在白鹰不浪击毙匪徒30多人，活捉8人，才救出县知事。这年圣诞节之夜，固阳县草地黑（地名）天主教堂门口来了4个老百姓，请求比利时籍神父苏伦帮助治病。几个人进入教堂后，立即凶相毕露，连连开枪，打中苏伦神父的头、胸、腹部，并搜劫教堂器物。教堂外还有数十名匪徒持枪警戒。匪徒搜索近1小时从容离去，神父则于第二天早晨死去。1926年，冯玉祥所部在绥远被土匪连抢带偷，损失四五千支枪械。
30年代初，绥远大小土匪不下四五十股。归绥市（今呼和浩特）外五里，即有土匪大肆活动，后经绥远省主席傅作义严厉清剿，稍有好转。但其后经日本人唆使，土匪又重新猖獗起来。
英国记者惨死寨东
察哈尔地区匪祸自也不弱。察北著匪李占元在当地横行10余年，至1933年10月才被擒获正法。1935年上半年，日军向察东进犯，也曾收买当地土匪作伥鬼。这年夏天，在察哈尔还发生一起土匪绑架、杀害外国记者的案件。7月11日，英国记者琼斯和德国记者穆勒联袂到张家口，向察省当局提出到内蒙地区旅游的要求，其时因日军进犯察东不久，特务、土匪活动猖獗，故察省当局未表同意。二人遂自愿写下声明，称如若遇险，责任自负。当局见此，便建议他们到百灵庙（今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去看一看庙会。二人又提出到中蒙边界的二连浩特，官方也同意了，但再次告诫切勿乱跑，免生意外。
两名记者从二连浩特返回时，未沿大路南下张家口，却向东直趋多伦，到了察、热边界，打算了解一下察东中日冲突的来龙去脉。从多伦西返时，二人又不循往沽源县的大道，而是走到了宝昌县（今分属正镶黄旗、太仆寺旗和正蓝旗）的哈巴嘎。7月28日下午，两人行至官马沟村附近，遇见一股骑马的匪徒，遂被绑架。
察省当局和宝昌县府获悉后，立即部署紧急营救，分别派了几组人马，寻找不同途径与土匪接洽。土匪索价9万元，同时将洋票绑在马背上，不停地转移。一天，在转移途中，穆勒竟挣开绢索，纵马逃脱，返回张家口。匪徒挟持着琼斯向东逃入热河境内的沽源县。由于当时热河为日军占领，察省当局又请英国驻华武官向日本武官疏通，同意中方军警入境搜索匪踪。
察省特警队刘排长只身前往匪队谈判，土匪屡屡变卦，最后索价仍十分苛刻，要求4.8万元，外加来复枪10支、手枪10支、子弹万发。刘排长请求再降低条件时，匪徒突然翻脸，竟将他打死。保安队见谈判破裂，遂以马队追踪。匪徒架着琼斯，昼夜在荒山砂债中奔逃，饥渴时便杀马吃肉。琼斯无法适应这种土匪生活，身体日见衰弱，经常晕倒。8月13日，赢弱的琼斯被匪徒带着攀登一座高山时，再次晕倒。匪首气急败坏，连发三枪，将琼斯打死。为转移目标，匪徒用马将尸体驮至宝昌县东南的曹家坊子，抛在公路旁边。16日，一辆汽车经过这里，才发现琼斯那具已经开始腐烂的尸体。
清华大学考古团华山被劫
20年代前期，陕西土匪如毛。关中地区不仅西面的户县、兴平、周至、眉县、武功等县，便是西安城内外也是盗匪猖獗。1923年，陕督刘镇华下令严厉剿匪，凡抓住的匪徒，不问首从，一律枪决，经常是几十人一批地处死。刘镇华的镇嵩军多为河南人，而陕匪大都是豫籍流民，兵匪利用同乡关系串通一气。许多被动人家深知内中黑幕，宁可受损失，也不报官。刘镇华也知此奥秘，曾下令官兵不许与土匪接触；又命令镇守渲关的憨玉昆和驻商雒地区的贾济川，禁止豫省流民入陕。
由于刘镇华一时的决心，陕西土匪纷纷暂避秦岭、大巴山中，致使各山口盗案频连，从西安到兴安（今安康县）的大路为之断绝。惯匪、变兵实力很强，公开与官军对抗。镇安、柞水等县划区清乡剿匪，但清乡委员为匪势所慑，竟不敢入山。
30年代的关中地区匪患依旧。1937年春，清华大学曾组织以刘崇鋐为团长的古物古迹调查团，到陕西实地考察。4月10日夜，该团在华山附近被土匪拦截，损失财物1000多元。
沈老板五台山进香，菩萨不保佑
山西由于阎锡山长期闭关统治，匪患较他省相对较少，但在与邻省毗连地区，仍是匪祸频发。1934年5月下旬，山西佛教胜地五台山的普济寺内住持和尚广慧主持了一个超度亡灵的法会，被超度的死者名沈雪涛，本是上海沪东地区鼎昌纸号老板。这月中旬，沈老板与上海10几名开店做生意的佛教信徒，前往五台山进香礼佛。他们乘火车到北平，转平汉线到河北正定下车。18日晨，一行人雇乘驴轿10辆往山西进发。途中有两名骑自行车的人赶上，分别持手枪、刺刀，拦住车队，声称搜检违禁品。
沈老板等人一再解释是朝山进香的，两名匪徒仍将一行人所携2000多无尽数劫去。诸人见食宿旅费全无，便苦苦哀求匪徒留下少许，以便返乡。匪徒哪里肯听，上车欲去。沈雪涛跪在地上，死死拉住匪徒衣襟。两名匪徒挣脱不得，又见香客加脚夫共20余人，不禁产生一丝恐惧，持枪匪徒便就近朝沈雪涛头上放了一枪。沈雪涛顿时身亡，两匪徒骑上自行车飞也似地逃去。
套匪之流横行西北
民国时期，宁、青、甘三省区在在有匪。青海省土匪到处抢劫财物、牛羊、妇女。甘肃省因是陇海铁路西段，又是通向大西北的走廊，沿途商旅遭到打劫，乃是常事。20年代后期，以马仲英为首的回民土匪到处骚扰。1928年底，冯玉祥部下吉鸿昌到此剿匪，击溃马仲英匪帮。马仲英虽逃往新疆，但该省匪患并未因此绝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