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月四日凌晨两点，两艘小型的法国鱼雷艇“VTB21”及“VTB26”轰隆隆出港。阿布里亚尔上将及法加尔德将军正带着参谋人员离开。在他们身后，三十二号棱堡的巨大铁门敞开，无人看守。里头只剩下一堆被砸烂的密码机和烧光的蜡烛。
两点二十五分，停在港口外的“蝗虫号”炮艇从泰勒将军的小船接过最后一批部队。舰长考斯托巴迪少校已完成任务，想必很想立刻冲回多佛。但是船上还有空间，于是他转往东面防波堤，又接了另外一百名士兵。“蝗虫号”客满了，他终于满意地返回英国。
两点三十分，最后一批法国船只——由波堤少尉指挥的拖网船队——从港口最深处冒了出来，船队塞满刚从战场退下来的部队，朝多佛出发。
两点四十分，在风笛声的鼓舞下，“麦尔坎号”驱逐舰松开了系在东面防波堤的缆绳。二十分钟后，最后一艘驱逐舰“快递号”满载离开，乘客包括布坎南中校的岸勤人员。
三点，防波堤西侧的短码头仍然挤满了法国大兵，特鲁普中校忙了一整夜，但是码头上还是不断涌入新来的士兵。现在，最后一艘大型运输舰已经走了，特鲁普在等一艘事先安排好的汽艇。这艘汽艇预计三点来接他以及法军三十二师的卢卡斯将军（Lucas）和参谋。时间一分一秒过去，完全不见汽艇的踪迹——这并不让人意外，在这样一个夜里，有上千种事情可能出错。
三点零五分，特鲁普开始担心了，这时，陆军总部的工作艇“鸽子号”恰好路过。奇迹般地，这是一艘空船，正在港口进行最后巡视。特鲁普大声吆喝，船上的加贝特·穆哈伦中尉把船只靠过来。
当卢卡斯将军准备离开时，上千名法国士兵排成四列立正站好。他们显然会被抛下，再无逃脱的机会，但是没有一个人打乱队形。他们肃穆地站着，一动不动，钢盔上映照着闪烁的火光。
卢卡斯和他的参谋走到码头边向后转，喀的一声并拢双脚，向士兵们最后致敬。然后军官再度转身，顺着长长的绳梯往下爬，登上等候的船只。特鲁普随后上船，三点二十分，加贝特·穆哈伦中尉发动引擎，迅速驶离港口。
最后一批船只离开敦刻尔克时，一支奇怪的队伍正准备悄悄溜进港口。“猎人号”驱逐舰带头，后面是三艘古董货轮，而“MTB107”和“MA/SB10”快艇在两侧照应。丹杰·菲尔德上校再度试图在入口处凿沉船只，借此堵塞港口的出入口。这支小型船队朝指定地点前进时，最后一批救援船只疾驶而出，激起了强烈涡流，把它们颠得左摇右晃。“MTB107”的舰长喀麦隆上尉不禁思索命运的捉弄，让他——一名生活稳定的四十岁律师——在这场旷世大戏中插上一脚。
突然一声爆炸。敌机显然在海峡埋了水雷——这是德国空军的临别赠礼。第一枚没有造成任何损伤，但是第二枚在领头的“古尔科号”堵塞船的船底引爆，几乎立刻将它击沉。两艘快艇捞出落海的生还者，其余的堵塞船继续前进。不过现在只剩下两艘船了，任务势必更难完成。
堵塞船缓缓深入港口时，“猎人号”最后一次造访东面防波堤。“快递号”离开时，防波堤差不多被清空了，但是如今又开始出现人潮。四百多名法军跌跌撞撞上船，包括敦刻尔克驻防区司令巴泰勒米将军（Barthélémy）。三点二十分，“猎人号”终于起程，它是最后离开敦刻尔克的英国战舰。
但它不是最后离开的英国船只。当丹杰菲尔德上校的两艘堵塞船抵达指定地点，还有几艘汽艇钻出港口。堵塞船打满舵，企图与海峡呈直角排列，但是潮水和洋流同样太强烈了。和前一晚一样，这次行动大致上失败了。在附近逗留的“MA/SB10”接走了船组人员。
如今，天将破晓，喀麦隆上尉决定开着“MTB107”绕行港口，看看最后一眼。九天以来，港口遭到炸弹轰炸，枪炮声震耳欲聋，巨石崩裂，整个乱成一团，现在突然间成了鬼蜮：沉船的残骸、被丢弃的枪炮、空荡荡的废墟，以及在码头和东岸防波堤上无望地静静等待的大批法国士兵。没有什么是一艘形单影只的小汽艇可以帮忙的，喀麦隆哀伤地掉头回家。“整个场面，”他后来追忆，“弥漫着一股终结与死亡的气氛，一场大悲剧正在落幕。”
不过，还有一群英国人留在敦刻尔克，其中一些人还活得好好的。因伤员而被抛下的兰利中尉，现在躺在城郊的十二号伤员处理站。这座处理站（其实是个野战医院）设置在罗桑达埃勒郊区的一栋维多利亚式大宅院里。宅院最上方有一座长相奇怪的红色尖顶炮塔，所以这个地方又被昵称为“小红帽”（Chapeau Rouge）。
伤员早就占满屋里所有的房间，泛滥到了走廊，甚至雄伟的楼梯上，现在连花园也搭起了帐篷收容伤员。一间法国野战医院也设置在庭院里，挤进更多伤员。总人数每天都有变化，不过在六月三日当天，“小红帽”里总共有大约两百六十五名英国伤兵。
有几名医官和医务兵负责照顾他们。这群医护人员之所以留在这里，是一次古怪而决定性的抽签造成的结果。即便在上级做出留下伤员的决定之前，有些人显然就走不了了。他们伤得太重，无法移动。为了照顾他们，上级下令每一百名伤员，就得有一名医官和十名医务兵留下来。由于总共有两百到三百名伤员，这意味着要留下三位医官和三十名医务兵。
怎么选择？处理站指挥官潘克上校认为最公平的方法就是抽签。六月一日下午两点，全体人员集合参加这场势必紧张万分的活动。分别举行两场抽签——一场给十七位医官，另一场给一百二十名医务兵。
所有名字放进一顶帽子里，凑巧的是，他们在地窖里找到一顶英国圆顶高帽，正好用来抽签。规则是“先抽到先走”，最后被抽出名字的人留下来。英国教会牧师替士兵抽签，天主教神父奥榭替军官抽签。
首席外科医官纽曼少校不发一语，痛苦地聆听名字一个个被叫出。十个、十二个、十三个，他的名字还在帽子里。事实证明他害怕得有理：他是十七人当中的第十七个。
当天下午稍晚，帐篷里举行了告别仪式。奥榭神父最后执起纽曼的手，把自己的十字架送给他。“这会保佑你回家。”神父说。
有一个留守人员没参加抽签，二等兵盖兹纯粹是自愿留下来的。盖兹平时是一名拍卖员兼估价师，在大撤退之前，在一支汽车保养分队担任机关枪手。跟小队分散之后，他找到一辆被弃置的救护车，于是成了第十二伤员处理站的一分子。其他人或许更懂得行医用药，但在这样的时刻，他自有一套能派上用场的技能。他是个天生的拾荒者，什么都会修，甚至在“小红帽”的水快用完时，在附近找到一口新的水井。纽曼少校把他视为单位的这个“荣誉队员”，而盖兹投桃报李——他当然不打算离开。
绝大多数人员在六月一日晚间撤出。二日整天则徒劳无益地在各个码头间东奔西跑，因为谣传有一艘医护船来了。那天晚上，一名摩托车通信员轰隆隆地捎来讯息：能走的伤员只要被带到东面防波堤，就可以被撤离。许多正常定义下的重伤员抓住这个最后逃命机会，从病榻起身，一瘸一拐地走着，甚至爬也要爬到等候的卡车上，还有人拿煤镐和耙子当拐杖。
六月三日是等待的一天。法军正逐步撤退，纽曼的主要责任是防止他们占据这间房子，他将之当成最后一搏的据点。草地上铺着用布条做成的大型红十字，德国空军截至目前表示尊重，纽曼希望继续保持下去。法军指挥官似乎理解。他没有占用房子，但持续在周围土地挖掘战壕。几颗零星的炮弹开始落进花园里。
入夜之后，法军开始拔营，继续往敦刻尔克撤退。在“小红帽”，所有人都知道下一批访客将是德军。至于确切时间，每个人看法各异，但是德军的白色“胜利火箭”已经越来越近。
伤员静静躺在病榻和担架之际，工作人员聚在地下室准备最后一顿晚餐。他们想办法大饱口福，配上从“小红帽”酒窖找到的美酒。有人弹奏着手风琴，但是没人有心情唱歌。
纽曼少校上楼找一位名叫赫尔穆特的德国飞行员。他几天前被击落，因伤而被送到这里。两人都知道俘虏人与被俘虏人的角色即将对调，但彼此心照不宣。纽曼想要好好恶补一下德文，以便在敌军到达时使用。赫尔穆特耐着性子教他说“Rotes Kreuz”和“Nichts Schiessen”之类的词汇——意思是“红十字会”、“别开枪”。
到了六月三日至四日间的午夜，最后一批法国守军已经往码头撤退了。在“小红帽”，所有人除了继续等待之外无事可做。纽曼派两名医务兵到栅门门口站岗，权充接待。一名军官守在大门外的门廊上，他们奉命一看见德军就立刻通知纽曼。纽曼准备一套投降用的干净制服，然后窝在厨房的石头地板上睡几个小时。
兰利中尉躺在门前台阶的担架上。天气又热又闷，而且苍蝇闹得厉害——所以他请人把他抬到屋外。他也在等待，同时开始思索接下来的命运。他是冷溪卫队的军官，而在上一场战争中，冷溪卫队是出了名的不留敌人活口。这个名声是否流传了下来？若是如此，德军很可能用同样的手段对付他，以兹报复。他最后要求两名医务兵把他的担架抬到栅门附近。如果他难逃一死，倒不如早点了结来得痛快。
共创奇迹
“德国人来了！”一个声音嚷嚷着。不知哪个人在六月四日清晨六点摇醒了纽曼少校。纽曼累坏了，即便躺在“小红帽”厨房的石头地板上，也依然睡得非常深沉。他慢慢打起精神，开始穿上之前为了投降而准备的干净制服。
在栅门旁，兰利中尉躺在担架上凝望一小群德国步兵走进庭院。他们或许即将杀了他，不过他们看来就跟英军一样疲惫。当他们沿着车道朝他走过来，兰利觉得求生的最佳办法，就是把“受伤战俘”的角色演到淋漓尽致。他指着帐篷上的红十字旗帜，气喘吁吁地跟他们要水和香烟。带头的德军把两样东西都给他了。然后兰利略为迟疑地问道，他们对他有什么要求。
“果酱。”这是他们的答复。兰利第一次感觉到希望。马上要动手杀他的人，不会满脑子想着果酱。
部队开始拥入庭院了：有些人蓬头垢面，但绝大多数梳洗干净、面容清爽，就像超人该有的模样。他们在院子里散开，检查每一个帐篷和担架，确保没有武装的盟军士兵仍然蛰伏在某个地方。“你的战争结束了。”一名骑兵简短地对担架上的卫队队员诺尔斯说。
德军很高兴看到“小红帽”符合《日内瓦公约》，因此放松戒备，很快跟他们的俘虏打成一片，彼此分享口粮和家庭照片。纽曼少校站在门廊上望着这一幕，身上还穿着光彩夺目的干净制服，但是没有军官前来接受他的投降。
两小时后，这群德军继续前进，取而代之的是远不如他们友善的行政人员。存在于前线敌军之间的奇怪默契，很少发生在后勤人员身上。
“海在哪边？”一名即将出发的步兵询问仍然躺在担架上的兰利。兰利毫无头绪，但是自信地指着他认为的方向。这可不能算“助敌”吧——反正他们迟早会找到的。
法军的炮火此时已完全平息。德军进城的时候，大街小巷冒出了一根根白旗。第十八步兵师的赫罗巴克少校感觉城中没有任何抵抗，因此让所有士兵坐上卡车，摇摇晃晃地穿过堆满瓦砾的街道，直抵海岸。“我们的心飞了起来，”平日师部的《每日情报摘要》一板一眼，今天却雀跃地说，“海就在眼前——是大海！”
上午八点，一支德国陆战队占领了三十二号棱堡。当然，除了被将军抛下的几名总部人员之外，里头没有其他人了。
二十分钟后，一名德军上校走进城中心的市政厅红砖大楼，在这里与第六十八步兵师指挥官波佛利耶将军，以及留在城中的其他法军高阶将领会面。波佛利耶已脱掉钢盔，拿着一片预备在投降典礼上使用的金叶子。大约上午九点到十点之间，他跟德军第十八师师长克兰兹中将（Friedrich-Carl Cranz）见面，正式递交这座城市。
九点半，德军部队抵达防波堤底部，在这里遇到了问题。防波堤上挤着密密麻麻的法军，根本不可能迅速完成集合。甚至到了十点，一名法国医官杜兹中尉从防波堤靠海的尾端跳上救生艇逃脱，船上还有另外三十个人。
很难指出敦刻尔克正式沦陷的确切时间。B集团军的战争日志写的是上午九点、X军团说九点四十、陆军第十八师则说十点十五分，最适切的答案（至少在象征意义上），也许是纳粹旗帜插上东面防波堤的那一刻——上午十点二十分。
现在是收拾残局的时候了。正当波佛利耶跟克兰兹讨价还价之际，他的六十八师有一小群人试图逃往西边，但很快被擒。阿洛朗将军（Alaurent）带领三十二师的一群弟兄企图从格拉沃利讷突围，但是在敦刻尔克近郊的拉克里朋（Le Clipon）被捕。
十点半传出最后的枪响，城市终于归于平静。在“小红帽”，纽曼中校听见一只黄莺在别墅旁的橡树枝头高声欢唱。“今天是它的好日子。”
不知所措的平民百姓开始钻出地窖。一名披着一战彩带的警官凝望着焦黑的墙壁和断垣残瓦，孩子般地哭了起来。一只小型猎狐犬坐在克列孟梭路上，守护着一具法军遗体。瓦砾堆中有一台可携式收音机奇迹般地完好无缺，正在播放《风流寡妇圆舞曲》（The Merry Widow Waltz）。
圣马汀教区的副堂神父亨利·勒库安特小心翼翼地穿过瓦砾堆，走向他的教堂。门被打穿、窗户破了，但是教堂仍屹立不摇。走进之后，他很惊讶地听见管风琴正在弹奏巴哈的颂赞曲。两名德国大兵在试弹——一个人坐在琴座前，另一个人在阁楼上鼓动风箱。
总是亦步亦趋报道德国国防军胜利的外国通信记者在断垣残壁中四处打探，试着采访幸存者。警察局副局长安德烈·诺瓦表示他是来自梅斯（Metz）的阿尔萨斯人，一战期间在德国陆军服役。
“那你现在可以回到老部队去了。”站在旁边的一名中校冷言评论。
乔治·施密特是戈培尔 [1] 手下的一名文宣人员。正当他拍摄画面时，组长开车过来，提醒他戈培尔要的是英国战俘的照片——施密特拍到了吗？
施密特回说英军全走光了。
“嗳，”组长说，“你现在是官方摄影记者。要是没拿到英国战俘的照片，你就是前任官方摄影记者了！”
施密特二话不说，立刻赶往战俘营。他看到三万到四万名法军，却还是没见到英国人。他仔细搜寻，果然得到报偿。人群中有二三十名英国大兵夹杂其间。施密特把他们拉到前排，开始拍照。这天终究化险为夷。
确实，绝大多数英军都已撤离，但他们同时带走数量庞大的法军。超过两万六千人挤在最后一批离开敦刻尔克的船只甲板上。“梅德韦女王号”在清晨浓雾中摸索着前往多佛时，船尾甲板上有一名军官弹奏曼陀铃，想办法替已经开始思乡的法国大兵加油打气。在“军刀号”驱逐舰上，狄恩中校用法文对船上乘客发表演说，引来一片欢声。他拿拥挤的“军刀号”跟豪华的“诺曼底号”邮轮比较高下，把大伙儿逗得很乐。
回程通常平静顺利，但并非一概如此。比利时的“福熙号”拖网船接近英国海岸时，“莉达号”（Leda）驱逐舰赫然走出浓雾，撞上了它。“福熙号”立即沉没，把三百名士兵抛到海中。
阿布里亚尔上将和其他高阶军官搭乘的法国汽艇“VTB25号”听到呼救声，匆忙赶往现场。但是浓雾对所有船只一视同仁：“VTB25”撞上沉船残骸，推进器损毁，导致它无助地在海上漂漂荡荡。
最后，“麦尔坎号”驱逐舰出现了。海尔赛上校指挥若定，船组人员顺利救起一百五十名生还者，并且抛了一根绳索给“VTB25”。阿布里亚尔上将终于在上午六点左右，略为不光彩地被拖回了多佛。
大雾差不多在此时退去，但是并未对年轻的特里尔中尉有所帮助。这位法国中尉负责指挥“爱蜜莉德尚号”疏浚船，他彻底迷路了，而当他跟路过的船只询问方向，却听不懂对方的回复。他试着跟船，却在马加特外海撞上磁性水雷，轰然爆炸。船只在半分钟之内带着五百名士兵沉入海中。
克拉兹上尉设法从沉船的残骸中脱困。上周他也跟着“美洲豹”驱逐舰落海，这种事情已经见怪不怪了。现在，他在水中载浮载沉，挣扎着浮出海面，听到同船的沃克斯上尉在喊他：“哈啰，哈啰！我们来唱歌吧！”
就这样，沃克斯突然拉开嗓子高唱《出征曲》——一首著名的法国进行曲 [2] 。克拉兹没心情加入，于是渐漂渐远。等到两人都获救以后，沃克斯责怪他没在海上唱歌：“在那种情况下，每个有情有义的水手都该那么做。”
他或许是对的。撤退舰队上的操作人员需要用各种想象得到的方式来鼓舞士气。“爱蜜莉德尚号”是第二百四十三艘折损船只，绝大多数船员都已濒临崩溃边缘。四日早上，阿布里亚尔上将在多佛城堡会见拉姆齐，双方同意是结束“发电机计划”的时候了。阿布里亚尔表示德军正逐渐逼近，法军已弹尽援绝，而留下的三万到四万名人员并非作战部队。他只有最后一点说错了：悲凉地站在敦刻尔克码头上的部队当中，包括几名最杰出的法国战士。
巴黎在上午十一点给予官方许可，下午两点二十三分，英国海军总部正式宣布结束“发电机行动”。拉姆齐终于从疲惫与压力中解脱。他开车北上桑威赤（Sandwich），打了一场高尔夫以示庆祝。总杆数七十八——绝对是他一生中的最佳成绩。
过去几天如此劳神费心，他甚至没有时间写信给“亲爱的玛格”，但她仍然不断送芦笋和姜饼过来。现在六月五日，他再次提笔：“这次援救行动令人惊叹，成果远超乎想象。”他试着描述他们的成就，但是听起来很尴尬，而且充满自我吹嘘。他是个落实行动的人，不擅于写信。他匆匆写下结尾：“无尽的爱，亲爱的玛格，你带给我无比的慰藉。”
除了解脱之外，拉姆齐也得到深刻的自我证明。他从未走出那段黯然无光的岁月，他跟贝克豪斯上将的决裂把他伤得太深。如今，敦刻尔克弥补了一切，如雪片般飞来的感谢信让他倍感窝心。
他珍惜每一封来函，包括他的理发师写来的信。不过最感人的，莫过于一封署名“伍德考克太太”的来信。她是英国大兵的母亲，与拉姆齐素未谋面：我是《每日快报》的读者。今天在报上读到有关敦刻尔克的伟大功绩后，我觉得有必要亲自写信对您表达感谢之意。我的儿子是成功逃出来的幸运儿之一。我还没见着他，但他就在英国的某个地方，那样便已足够。我的小儿子约翰·伍德考克四月二十六日在挪威伤重不治，所以您可以想象我有多么感激。
六月四日晚上，丘吉尔前往下议院进行撤退行动报告时，全国上下已洋溢着感恩与解脱的氛围。议院座无虚席：民众旁听席、同侪旁听席和杰出访客旁听席上全都人头攒动。群众以雷动的欢声迎接他，然后心醉神驰地坐下来聆听这场罕见的演说——一场主要用于传达坏消息的演说，却让人萌生莫大希望与勇气。
他激昂的结语震动了整个议会——“我们会在海滩奋战，我们会在登陆场奋战，我们会在田野和街头巷尾奋战。”——然而最让敏锐的观察家感动的，是他以坦然的态度面对令人不快的事实。《新闻纪事报》盛赞这篇演说具有“坚定不移的坦承”。爱德华·默罗 [3] 说它是“一篇诚实、鼓舞人心且庄严的杰出演说”。
这正是丘吉尔希望达成的效果。陆军的获救，绝不可让国家陷入欣慰的情绪，从此停滞不前。“我们必须极其小心，”他提出警告，“不要为这次撤退蒙上胜利的色彩。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的。”
然而此刻，他的警告毫无效果。返乡士兵出乎他们自己意料，被视为凯旋的英雄，受到盛大欢迎。皇家野战炮兵团第五十八营的托德上尉，原本以为自己要面对阴沉而愠怒的脸色、可能充满敌意的群众，以及永远洗刷不掉的耻辱。相反地，迎接他的只有欢喜与感恩，仿佛英国远征军是胜利者，而不是败战之军。
当部队在拉姆斯盖特跌跌撞撞地上岸，城里的女人拿着热可可和三明治包围他们。戏院老板把他的香烟和巧克力全部发送出去。奥林匹亚舞厅的经理买下全城的袜子和内衣裤，发给有需要的士兵。布罗德斯泰斯（Broadstairs）的一家杂货店送出店里所有的茶、汤、饼干、牛油和乳玛琳。在圣奥古斯丁（St.Augustines），一位富有的苏格兰人买下城里的每一条毯子，全都运往拉姆斯盖特和马加特。
返乡士兵尽速搭上特别列车，前往英格兰及威尔斯各地的集结地点。各个部队将在这些集结地点休息、整编。当列车穿越乡间，民众聚集在沿线的车站月台上，拿更多香烟和巧克力送给士兵。伦敦郊区的窗户上悬挂床单做成的条幅，上头写着“孩子们，辛苦了”和“远征军，干得好”之类的话。儿童则站在十字路口挥舞着米字旗。
当一列“敦刻尔克专车”进站的时候，丘吉尔的军事顾问伊斯梅将军的夫人正在牛津车站转车。在此之前，月台上的群众百无聊赖，对周围漠不关心。当他们看见疲惫的脸庞、绷带以及残破的制服时，霎时明白这些新来者的身份。群众争先恐后冲向车站的小卖部，为筋疲力尽的大兵送来大量食物和饮料。那天晚上，伊斯梅将军跟她说起撤退行动的成果，她回答道：“是的，我已亲眼见证了奇迹。”
“奇迹”——就是这个词。除了“奇迹”二字，再没有别的方法可以形容如此出乎预料、难以解释的命运逆转。丘吉尔在国会演说中，把它称之为“解救的奇迹”。朴次茅斯海军上将威廉·詹姆斯爵士（William James）写信给海军同僚时，只能“感谢上帝赐予敦刻尔克的奇迹”。戈特将军的参谋长波纳尔将军在日记中写道：“敦刻尔克撤退行动无疑是一场奇迹。”
事实上，这段时间出现许多奇迹。首先是天气。英吉利海峡通常十分险恶，很少长时间不作怪，而撤退有赖平静的海象，在敦刻尔克的九天里，海峡一片风平浪静。老一辈至今仍津津乐道地说，他们从没见过海峡如此平静。
暴风雨一度似乎朝海岸直扑而来，最后却急转北上爱尔兰海峡。北风会激起汹涌的波浪，但是海上一开始吹西南风，后来转为东风。只有一个早上（五月三十一日）出现向岸风，引发了严重的问题。六月五日（结束撤退的隔天）风向转为北风，激起狂暴的碎浪拍打空荡荡的海滩。
在天上，云层、雾气和雨水似乎总来得恰是时候。德国空军曾三次集结（五月二十七日、二十九日和六月一日），预备对敦刻尔克展开全面轰炸。然而每一回，隔天都出现低矮的云层，导致德军无法进行有效的后续行动。德军过了三天才发现东面防波堤扮演的角色，主要就是因为西南方吹来了烟雾，为防波堤提供空中掩护。
另一项奇迹是希特勒在五月二十四日下达的休止令，让坦克部队在即将一举歼灭盟军之际暂停行动。当天，古德里安的装甲师已经抵达布尔堡，就在敦刻尔克西南方十英里外，他们与港口之间毫无屏障，绝大多数英国远征军仍然滞留在南方四十三英里外的里尔。等到坦克部队在五月二十七日拂晓前再度出动，盟军已巩固了撤退走廊，远征军拥入敦刻尔克，而拉姆齐的救援船队已经开始热火朝天地行动。
希特勒的“休止令”似乎太过匪夷所思，以至于有人认为他是故意放英国远征军一马。这套理论是这么说的：只要军队依然完好，英国就会觉得自己可以更有尊严地坐上和平谈判桌。
当时置身敦刻尔克的人恐怕很难相信这套理论。如果希特勒私心打算放英国远征军回家，那么他做得太不留余地，计谋差一点失败，险些逮到全体远征军。而且，他没对德国空军、炮兵部队和S艇吐露秘密，他们全都使尽全力阻挠撤退行动，没有人被指示放水。再说，希特勒本人也提出许多战术，指导军队如何在海滩上肆虐。
证据明确显示，希特勒确实有心阻止撤退行动，却不愿意冒险折损他的装甲部队。反正英军似乎已插翅难飞：佛兰德斯地区不适合坦克作战、部队已经散得太开、盟军在阿拉斯发动的小型反攻让他心烦；据说坦克部队损失了五成战力，他需要把装甲师投入下一阶段的战役，也就是穿越索姆、刺进法国的心脏。
这项决定可以理解，尤其是经历过一战的德国人更能体会。法国举足轻重，而巴黎则是关键所在。德国上次没有攻克巴黎，这次绝不能出任何差错，宁可冒险让敦刻尔克出现奇迹，也绝不能重新上演“马恩河奇迹”。
当赫尔曼·戈林宣称德国空军可以独力拿下敦刻尔克，决策变得简单多了。希勒特并没有被欺瞒太久——他在戈林显然无法兑现承诺的好几天前就撤除了“休止令”，但是空军元帅吹的牛皮确实影响了战局。
当坦克车在五月二十七日再度出动，德军的攻势已失去原有的节奏，而装甲师将领的念头全都转向南方。曾经慷慨激昂地请命要求让他的装甲部队进攻敦刻尔克的古德里安，现在眼睛里只有索姆。
还有另一项奇迹来自德国空军本身。戈林也许永远无法阻止撤退行动，但他大可以造成更多损害。德国军机鲜少扫射拥挤的海滩从未使用破裂弹，从不攻击多佛或拉姆斯盖特这类诱人的目标。但这并非因为他们不想做，而是因为缺乏训练。斯图卡轰炸机是训练来进行地面支持的，不是用来封锁，战斗机应该留在高空掩护轰炸机，而不是飞下来掺和。不论基于什么因素，这些疏忽让盟军多了好几千名士兵得以回家。
“假如远征军无法回到英国，”布鲁克将军后来写道，“很难想象陆军如何从重创中恢复。”这就是敦刻尔克的实际意义。英国可以更换两千四百七十二具折损的火炮，可以重新添购六万三千八百七十九台弃置的车辆，但是二十二万四千六百八十六名获救士兵是无可取代的。一九四〇年夏天，他们是英国仅剩的、受过训练的部队。后来，他们将成为盟军反攻欧陆的核心。几位将领——布鲁克、亚历山大和蒙哥马利——都从敦刻尔克学到了宝贵经验。
但是敦刻尔克的重要性远超过这些实际考虑。救援行动激励了英国民众，让全国上下团结一心，并且对这场战争萌生出前所未有的使命感。盟约的规定当然得遵守，但是盟约无法激起同仇敌忾的决心。而“家乡”可以——这就是英国人民此刻要奋战保护的目标。
孤立无援的感受可以振奋人心。曾有一名外国人问他的英国朋友，是否会因为波兰、丹麦、挪威、荷兰以及如今法国的相继失守而灰心丧气。“当然不会，”对方坚定地回答，“我们已进入决战阶段，而且是在家乡作战。”
有些人后来认为，这一切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大戏，用意在于把全国推上情绪的高峰。不过事情发生得太快、太不受控制，不可能出自幕后推手。这一次反倒是人民走在宣传人员前面。政府担心的事情恰恰相反——他们害怕敦刻尔克可能让民众过于自负。丘吉尔本人就强调这场战役是一次“巨大的军事灾难”，并且警告“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
讽刺的是，对于丘吉尔亟欲消除的氛围，他本人就是始作俑者。他的辩才、他的挑衅和他的战斗姿态，似乎全都具有某种魔力。正如美国南北战争中的亚伯拉罕·林肯，丘吉尔是这场战役的完美演员。
另一项要素是敦刻尔克激发的全国参与感。现代战争如此不带个人色彩，一般百姓很难有机会做出直接贡献。而在敦刻尔克，寻常百姓确实搭乘了小船，前往海峡对岸营救士兵。寻常家庭主妇确实帮助了筋疲力尽的撤退部队。在历史上，军队赶着营救受困民众的案例比比皆是，而这次的状况，却是民众赶着搭救受困的部队。
最重要的是，他们圆满完成任务。撤退行动刚开始时，丘吉尔认为可以拯救三万人，拉姆齐则估计救回四万五千人。到最后，超过三十三万八千名士兵回到英国，另有四千人退到仍在盟军手上的瑟堡及其他法国港口。“战争不是靠撤退取胜的”，但是，至少破天荒头一遭，不是所有事情都得遵照希特勒的想法进行。这本身就值得庆贺。
有趣的是，德军也觉得值得庆祝。几年后，他们的想法将会彻底改观。许多人甚至认为敦刻尔克是整场战争的转折点：如果远征军被擒，英国恐怕会战败，德国就能集中力量对付俄罗斯，就不会有伏尔加格勒之役……凡此等等。但在一九四〇年六月四日，上述种种假设状况都不明朗。或许除了少数几位怏怏不乐的坦克指挥官，对德军来说胜利似乎已落入口袋。正如《老鹰》（Der Adler）杂志说的：对德国人而言，“敦刻尔克”将永远象征我们在史上最伟大的歼灭战役中获得的胜利。但是对参与其中的英国人和法国人来说，它代表的是任何一支军队前所未有的严重挫败，让他们一辈子铭刻在心。
至于逃回英国的“少数士兵”，《老鹰》向读者保证没必要担心：“这些士兵全都灰头土脸，一蹶不振。”《人民观察家报》（Völkischer Beobachter）则记述妇孺看到受创部队蹒跚回家时失声痛哭的景象。
而且他们永远无法反攻。登陆艇、“桑葚临时港”（mulberries）、战斗轰炸机、精密雷达，以及一九四四年反击行动中的种种设备，当时都还没发明。从一九四〇年来看，歼灭英国远征军与否，其实无关紧要。他们被逼入海里，那样便已足够。
只有法国人心怀不平。不论是在巴黎冲着史毕耶兹将军打冷枪的魏刚，还是东面防波堤上心灰意冷的低阶大兵，法国人一面倒地觉得自己被英国人遗弃了。就算指出拉姆齐的舰队救出十二万三千零九十五名法军，其中十万零两千五百七十人是搭乘英国船舰的事实，也无济于事。
戈培尔使劲煽风点火，柏林发动了最粗鄙的宣传活动。在一本名为《地面攻击报道》（Blende auf-Tiefangriff）的小册子中，通信员汉斯·亨克尔描述在一艘划艇上，逃难的英军拿枪逼迫几名法国人跳入海中。生还者如今站在亨克尔面前，咒骂着“龌龊的英国人”。
于是我问：“但是，你们当初为什么要跟这些‘龌龊的英国人’结盟？”
“又不是我们的意思！是我们那个该死的政府干的，然后还发神经救他们！”
“你们不必守着那个政府！”
“我们能怎么办？根本没有人问我们的意见。”其中一人补充说道，“都是犹太人的错。”
“哎呀，老兄，我们一起打英国人吧，你看怎样？”
他们哈哈大笑，热切地回答：“好啊，我们马上加入。”
在伦敦，法国海军代表欧登达尔将军竭尽所能就事论事。他是个忠诚的法国人，但他必须让巴黎理解英国的角度。然而尽管费尽力气，达朗上将仍在回信中质问欧登达尔是否已经“投入英国阵营”。
“我绝对没有投入英国阵营，”欧登达尔回复，“如果你真心这么想，我会非常难过。”为了证明忠心，他一股脑地描述他跟英国人的几番口角，然后补充说道：但是，我们是跟德国交战，不是英国。不论英国人犯了什么错，我们不该为了敦刻尔克事件而怀恨在心。
法国对他的建议置若罔闻。
在六月初的这几天，两国政府间的事务对英国远征军的弟兄毫无意义。他们只知道自己难以置信地回到家了。当火车载着皇家炮兵团的托德上尉缓缓穿过肯特郡乡间，他凝望窗外的树林和果园，心里想着，“这是放置火炮的好地点，那是藏匿车辆的好地方，那座农场很适合扎营。”——然后瞬间明白自己不必再为那些事情担心了。
在卡塞勒受伤的信号兵查尔斯，搭乘医护列车前往诺斯菲尔德（Northfield）。车行一整夜后，隔天早晨七点，查尔斯被窗外流泻进来的明亮绿光唤醒。他看看四周，发现车厢内其他弟兄哭了起来。然后他望向窗外，看见“诗人传唱了几世纪”的景色——那是青翠的英国乡间。历经尘土、焦黑的断壁残垣，以及被夷为废墟的法国北部之后，眼前这片娇嫩的绿色简直让人无法招架，弟兄们瞬间崩溃。
布鲁克将军也感受到这份对比。在多佛上岸后，他先跟拉姆齐报到，然后开着一辆指挥车北上伦敦。那是个风和日丽的早晨，他想起自己刚刚脱离的险境：燃烧的城市、死掉的牛、断掉的树、枪炮和炸弹的猛烈攻击。“在极其痛苦的短短几小时内，直接从炼狱进入了这样的天堂，两者间的对比因而显得益发美妙。”
他在伦敦和迪尔将军短暂会晤，然后搭上火车回到位于哈特利温尼（Hartley Wintney）的家。他现在困得不得了，于是想尽办法勉强自己在车厢内走来走去，试图保持清醒，要是闭上眼睛，他担心自己恐怕会睡到坐过站了。
他的妻儿在月台等候，簇拥着他回家。他喝了一杯甜甜的奶茶，终于能够上床睡觉。他总共睡了三十六个小时。
他们全都疲惫不堪。第四师参谋李察森少校两周以来只睡了十六小时。在一波撤退行动中，他连续六十二个小时未曾合眼。终于抵达师部在奥尔德萧特（Aldershot）的集合地点后，他倒在床上睡了三十个钟头。比米什上尉隶属于在斯滕贝克反败为胜的皇家诺桑伯兰郡燧枪兵团第九营，他最厉害，一觉睡了三十九个钟头。
救援人员也同样疲倦。比尔上尉的扫雷舰连续不断出勤，两周以来他只有五个晚上睡在床上。在多佛负责管理部队上岸的沃辛顿上尉，一天早上摇摇晃晃走进食堂，当培根和鸡蛋送到他面前，他不小心睡着了，胡子都泡进盘子里了。“温莎号”驱逐舰舰长裴利中校发现，船只在多佛掉头时是他唯一的休息机会。但是即便那个时候，他也绝不打盹，害怕自己醒来后头脑不清。相反地，他只是坐在舰桥上，喝一杯掺苏打水的威士忌。这必定是一帖良方，因为他接连十天完全不必睡觉。
没有人比平民志愿者罗伯·希尔顿更累了。他跟他的伙伴、戏院经理泰德·萧，连续划船十七个钟头，把部队从防波堤附近海滩接驳到斯固特和其他小型轮船上。就连希尔顿体育老师的训练，也没让他准备好接受这样的考验，但是他做到了。如今任务完成，他们双双返回拉姆斯盖特。
他们亟须休息，却接到指令，要他们帮忙把小船沿泰晤士河带回伦敦。更糟的是，他们分到“莱伊盖特二号”——他们当初开到敦刻尔克，最后却因螺旋桨故障而弃置的大型机动船。他们拖着满身疲倦出发，绕过北岬（North Foreland）进入泰晤士河入海口，沿着河道逆流而上。
真正的盛大欢迎，是过了黑衣修士桥（Blackfriars Bridge）才开始的。港口和市中心忙得没时间观看这支沾满尘埃与油污的舰队通过。不过，当“莱伊盖特二号”越过停在岸边的“发现号”培训船时，培训船上的海童军高声欢呼。船只持续往上游航行，沿途的喝彩声越来越热烈。切尔西（Chelsea）、哈默史密斯（Hammersmith）、特威克纳姆（Twickenham），每一座桥都挤满了欢呼的民众。
希尔顿和萧终于把“莱伊盖特二号”交回它的船坞，然后两人走到地铁站，就此分道扬镳。并肩划船十七个小时后，他们想必成了一辈子的朋友。然而事实是，他们从未再度聚首。
希尔顿搭了地铁回家。一上车，原先料想自己会被当成英雄对待的念头立刻烟消云散。他三天没刮胡子，衣服沾满了油污，全身臭气熏天，其他乘客迅速挪到车厢的另一端。
到了家门口，他发现没带钥匙。他按了电铃，门打开了，妻子帕梅拉站在门口。她看了一眼这个“流浪汉”，立刻扑上前拥抱他。终究，他是某个人心目中的英雄。
[1] Joseph Goebbels，纳粹德国时期的国民教育与宣传部部长。——译注[2] 这首曲子是拿破仑时期的法国国歌，传唱一时。——译注[3] Edward R.Murrow，美国广播新闻界的宗师，二战期间曾派驻伦敦。——译注参考文献
“很抱歉，我无法提供最确切的细节与事件，就连刚离开敦刻尔克的那几天也做不到。”皇家野战工兵连二二三营的工兵柯尔斯在信中写道，“对此，我只能归咎于长期疲惫，以及一天二十四小时的持续危机感。”
不只他有这样的问题。对于绝大多数参与其事的人，那些日子全搅和在一起，而超过四十年的岁月，并不能让记忆变得更加鲜明。若要捕捉战争的气氛、保留当时发生的许多事件，个人的回忆是不可或缺的，但是过于仰赖人类记忆也有可能非常危险。有鉴于此，我为敦刻尔克书面资料投入的心力，更胜过花在与当事人采访与联络的时间。
伦敦的国家档案局（Public Record Office）是个起点。关于这场撤退行动，最基本的海军总部档案是ADM 199/786-796。这些档案已被人翻透了，但是其中仍有迷人的金块留待勤奋的挖掘者。举例来说，ADM 199/792不仅有韦克沃克将军如今已为人熟知的十五页记述，还保存了更早期且更详尽的四十一页记录，这些年来几乎没有人碰过——显然是因为字迹模糊，难以阅读。一把高倍数放大镜就能带来丰厚的回报。
记载船只拒绝出航始末的ADM 199/788-B及ADM 199/796-B，至今仍“禁止查阅”。不过有心人可以想出权宜的办法，透过其他文件拼凑出事件原貌。
其他海军总部档案偶尔冒出额外的敦刻尔克数据。ADM 199/360包含了逐日的天气记录。ADM 199/2205-2206则涵盖了多佛与敦刻尔克，以及船只与岸上之间的无线电通信。ADM 116/4504记载了匪夷所思的“致命风筝防空幕”行动。
皇家空军在敦刻尔克扮演的角色，可以从国家档案局的行动记录簿（Operational Record Books）追溯，不过对大众而言，其中的内容多半过于琐碎，只适合最讲求精准的学者使用。AIR 20/523倒是对战斗机指挥部的贡献提供了一份有用的概观。陆军总部的记录往往让读者埋在有关整场战役的大量资料中，不过偶有几份文件是特别针对撤退行动的。WO 197/119详尽叙述克利夫顿准将在尼约波展开的随机防御行动，另外，区指挥官怀特菲尔德上校所写的一篇报告，则描述了敦刻尔克在坦纳特上校抵达之前的混乱状况。
就某方面而言，直到一九七七年才发布的战争内阁历史系列记录CAB44/60-61及CAB44/67-69，是国家档案局里最珍贵的史料。在敦刻尔克行动的决策过程中，电话扮演了非常重要的角色，而这些CAB档案包含了许多电话的详尽记录，以及相关信件与电报的内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