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一天早晨，丘吉尔再度飞抵巴黎，希望能更清楚掌握军事情势。雷诺到机场迎接，然后急如星火地赶往位于凡森（Vincennes）的帝国大兵团总部（Grand Quartier Général）。这里的东方地毯和摩洛哥哨兵营造出一股不真实的味道，让丘吉尔的军事顾问哈斯汀·伊斯梅爵士（Sir Hastings Ismay）想起了电影《万世流芳》（Beau Geste）的场景。
首相在此首次会见魏刚。跟其他人一样，丘吉尔也对这位新司令的干劲和活力（伊斯梅心想，就像皮球一样）印象深刻。最棒的是，他的军事思维似乎跟丘吉尔相去不远。据丘吉尔所知，魏刚的最新计划是要英国远征军的八个师和法国第一军团在隔天朝西南方进击，比利时骑兵队在右翼策应。这批部队将和另一股从亚眠北上的法军“联手合作”。当天晚上，丘吉尔发电报给戈特，热烈支持这项计划。
“那家伙疯了。”隔天早晨（二十三日）电报抵达戈特指挥部时，波纳尔如此反应。军事情势前所未有地险峻：在西面，伦斯德的A集团军正朝布洛涅、加来和阿拉斯逼近；在东面，波克的B集团军迫使法军前线节节败退。而所有人，包括丘吉尔与艾恩赛德等显然对真实情况一无所知。有八个师陷入缠斗，根本无法抽身；法国第一军团溃不成军；比利时骑兵队根本不存在——或者看似如此。
雪上加霜的是，比约特在车祸中丧生了，而他是唯一掌握魏刚计划第一手资料的人。他的继任者布朗夏尔将军似乎是个无可救药的书呆子，毫无指挥大军的雄图与能力。横向沟通全面断线之后，绝无可能在短短几小时之内集结三个不同国家的军力投入作战。
伦敦和巴黎继续做着美梦。魏刚与丘吉尔会面之后，发布了“第一道作战命令”，要求北部军队阻挡德军抵达海岸——完全无视德军已到达海岸的事实。五月二十四日，他声称刚刚成立的法国第七军团已挥军北上，收复了佩罗讷、阿尔贝及亚眠。一切只是幻想。
丘吉尔同样活在幻想世界中。二十四日，他对伊斯梅将军发出连珠炮似的叩问。为什么被孤立在加来的英军不干脆突破德军战线，跟戈特会合？为什么戈特不去找他们？为什么英国的坦克打不过德国的枪炮，而英国的枪炮却不敌德国的坦克？首相仍然坚信魏刚的计划，艾登发出电报敦促戈特全力配合。
将军竭尽所能地配合。他在魏刚计划中担负的南下攻击任务仍依计划进行，不过英国远征军提供的兵力由三个师缩减为两个师。德军在东面的压力让他们别无选择。为防万一，将军也命令布里奇曼上校随时更新撤退计划。二十四日早晨，上校制订了“第二版”的计划。最后，戈特要求伦敦派遣帝国副参谋长约翰·迪尔中将（John Dill）前来。迪尔原是戈特麾下的第一军军长，四月以后才转调总参谋部。他比较可能理解状况。如果他能亲眼看看情势有多坏，或许能让伦敦稍微恢复清醒。
“北部地区战情危急，不可轻忽。”五月二十五日早上，迪尔在抵达的一小时十分钟后报告。他的电报接着描述德军的最新攻势。他向伦敦保证盟军的南下计划依旧没变，不过补充说道：“鉴于前述情况，上述的攻击恐怕无关痛痒。”
此时，布朗夏尔将军现身了。他用罕见的乐观态度表示法军可以投入二到三个师的兵力以及两百辆坦克参与作战。迪尔满怀希望地回到伦敦——对于法军的实力，他比戈特更有信心。
这是当天的最后一条好消息。上午七点左右，东边开始传来科特赖克（Courtrai）附近的比利时防线即将崩溃的消息，而英军和比利时军队计划在科特赖克会合。如果真的被突破，波克的B集团军很快就能跟西边的伦斯德A集团军连成一线，彻底切断英国远征军通往海岸的退路。
比利时没有后备兵力，若要阻挡德军，只有靠英国人了。不过英军也已几乎不堪负荷。当负责镇守这块危急地区的艾伦·布鲁克中将（Alan Brooke）向总部求援，戈特顶多只能拨出一个旅的兵力。
那根本不够。消息越来越糟，平时很可靠的第十二枪骑兵队表示敌军已在利斯河（River Lys）一带冲破比利时防线；第四师的联络官报告，在他前面的比利时军已完全放弃作战，只是坐在咖啡馆里闲晃。
到了下午五点，戈特听不下去了。他独自躲进位于普雷梅凯的办公室，思索他从军以来最重大的决策。他手上仅剩的兵力，就是预计参与明天南下攻击的两个师。如果派他们北上填补比利时防线缺口，就是抗命，他将破坏与布朗夏尔之间的默契。他背弃的不仅是魏刚的计划，还包括丘吉尔、艾恩赛德与其余人等的见解，他将率领英国远征军踏上一条只能往海岸前进的不归路，冒险撤退。
另一方面，如果他信守承诺，派遣这两师的兵力南下，那么将被切断往海岸的退路，被彻底包围。唯一的机会是等待索姆以南的法军在最后一刻驰援，但是对此他不抱什么指望。
决策已定：派兵北上。下午六点，他取消了南攻计划，发布新的命令：一个师即刻与布鲁克会合，另一个师随后赶到。鉴于戈特对法军信心全无，他本该可以更快做出决策。但由于他骨子里有着服从、负责和尽忠的品性，如此违抗命令是一次惊人的冒险。
一个塞满文件与一个小型脱靴器的皮夹子，帮助他更加坚定决心。这是英军侦察队炸毁一辆德国指挥车所缴获的。戈特做出重大决策后不久，布鲁克带着这个皮夹前来指挥部开会。两名将领磋商之际，情报幕僚检查皮夹里的文件。其中包括了对伊普尔进行猛攻的作战计划——这证实了戈特取消南攻、转而北上的决定非常明智。
只有一件事要担心。万一这些文件是诱敌的圈套呢？不，布鲁克拿定主意，从脱靴器可以看出文件是真的。就连希特勒最精明的情报员都不可能如此神来一笔。比较可能的情况是，这个皮夹属于一个真正的幕僚人员所有，而这个人的靴子太紧。
要是戈特得知伦敦也在深切反省，他的决策恐怕不会如此困难。迪尔回到伦敦，他的评估终于让陆军总部相信戈特正面临极为凶险的局势。联络官传回来的消息指出，索姆一带的法军绝无可能驰援；新成立的军队才刚刚开始集结。五月二十六日，陆军大臣艾登发电报给戈特，表明英国远征军的安全是当前第一要务。
根据目前局势，你的唯一选项，或许是争取向西，退到格拉沃利讷（Gravelines）以东所有可以登船的海滩与港口。海军会提供舰队与小型船只，皇家空军也将全力支持……首相将在明天下午会见雷诺总理，届时，情况会更加明朗，包括法军对此计划的态度。与此同时，切莫跟法军或比利时军讨论这项未定的行动。
戈特不需要被提醒。当他收到艾登的电报时，才刚刚跟布朗夏尔将军开完晨会。他在会中表明取消南攻计划的决定，法军赞成联合向北撤退。他跟布朗夏尔拟订了退后路线、时间表，以及沿着利斯河的新防线——不过撤军的事，他只字未提。事实上，在布朗夏尔眼中，盟军不会进一步撤退。利斯河将是掩护敦刻尔克的新防线，让盟军在佛兰德斯占有一个永久据点。
对戈特来说，敦刻尔克并非据点，而是帮助英国远征军回家的跳板。艾登在当天下午发来的另一封电报，证实了他的观点。电报中表示，“除了退回海岸，你已别无选择……你如今受命即刻联合法国与比利时军队朝海岸撤退。”
撤退已成定局，但是出现一个新的问题：他们有办法撤离吗？五月二十六日，英国远征军和法国第一军团挤在内陆和大海之间的一道狭长走廊——纵深六十英里，宽仅十五到二十五英里。英军大部分集中在距离敦刻尔克四十三英里的里尔附近，法军的位置还要更南。
在走廊的东面，被围困的盟军将面对波克庞大的B集团军；西面则面对伦斯德A集团军的坦克和摩托化步兵师。伦斯德的装甲部队已抵达西边的布尔堡（Bourbourg），距离敦刻尔克仅十英里。德军率先抢占敦刻尔克，似乎已是十拿九稳的事。
“如今只有奇迹才能挽救英国远征军。”五月二十三日，德军逐渐形成合围之势时，布鲁克将军在日记中写道。
“接下来几天，我军训练有素的士兵将被全数歼灭——除非奇迹出现。”艾恩赛德将军二十五日写道。
“我不能隐瞒您，”戈特在二十六日发电报给艾登，“即便在最好的情况下，我们将无可避免地折损绝大部分的战士及装备。”
丘吉尔认为只能救出两万到三万名士兵，不过首相的个性好斗而乐观。以前和平时期，他曾经跟艾登同游戛纳。他押注十七号，结果赢了俄罗斯轮盘。如今，在战时内阁气氛特别低迷的场合，他突然转身对艾登说：“也该是出现十七号的时候了，是吧？”
[1] 本书采用的是当时通用的地名。如今，埃斯科河一般被称作斯海尔德河（Scheldt），拉帕讷（Le Panne）镇变成了德帕内（De Panne）。——译注十七号乍现
德军的第一及第二装甲师会率先同意英国对情势的评估——唯有奇迹才能挽救英国远征军。他们迅雷不及掩耳地抵达阿布维尔，沿途的法国村民还一头雾水，以为这群风尘仆仆的金发战士肯定是荷兰人或英国人。他们的速度如此之快，就连德军最高统帅部都还没计划好下一步该怎么做：该往南夺取塞纳-马恩省河与巴黎，还是往北歼灭受困于佛兰德斯的盟军。
最后决定北上。五月二十二日上午八点，德军最高统帅部以密码发出信号：“往北出发。”伦斯德麾下的A集团军坦克及摩托化步兵再度动身。
第一、第二以及随后加入的第十装甲师，形成此次进攻的左翼。这三个师组成古德里安将军的第十九军，他们的使命就是维持古德里安身为德国最伟大坦克战专家的名声。他们将夺取海峡港口，封锁盟军的一切脱逃机会。第二装甲师朝布洛涅出发；第十师的目标是加来；第一师则锁定敦刻尔克——这三个港口中最远，但却最繁忙也最重要的一个。第一天，他们挺进了四十英里。
二十三日上午十点五十分，基希纳中将（Friedrich Kirchner）的第一师坦克部队从古老的要塞小镇代夫勒（Desvres）出发。敦刻尔克位于东北方，距离三十八英里。照情势来看，他们明天或后天应该就能抵达。
中午，坦克部队到了兰克桑（Rinxent），距离目标还有三十三英里；下午一点十五分抵达吉讷（Guînes），只剩二十五英里了；下午六点左右，他们轰隆隆地开进莱阿塔克（Les Attaques），距离再缩短到二十英里。
在这里，他们必须渡过加来—圣奥默运河。基希纳将军料想盟军应该已经炸毁桥梁，因此招来一连工兵。连队没派上用场，有人忘了炸桥，桥梁依旧挺立。坦克顺利渡河，当晚即进入佛兰德斯，准备往东行进。
晚上八点，基希纳的先遣部队抵达阿运河（Aa Canal）——这条河的河口距离敦刻尔克仅十二英里。在英军用来保护右边侧翼的“运河防线”中，阿运河扮演了重要角色，不过还没有几支盟军部队抵达这里。午夜左右，第一装甲师强力渡河，在圣皮埃尔埃布鲁克（Saint Pierre-Brouck）建立了桥头堡。二十四日早晨再拿下三座桥头堡，一支作战队伍继续前进到布尔堡郊区，此地距离敦刻尔克只剩十英里。
德军士气如虹，战俘大量拥入，战利品堆积如山。师部在战斗日记中得意扬扬地写着：“战俘和战利品得来容易，摆脱他们还比较困难！”
不过高层就没有如此欢欣鼓舞了。装甲军司令克莱斯特将军（Ewald von Kleist）为坦克的折损忧心忡忡——这些坦克无法修复，他估计损失了五成战力。第四军司令克鲁格上将（Guenther Hans von Kluge）觉得坦克车距离后援部队太远了。大家都担心这条侧翼拉得太长，缺乏掩护；他们走得越快、越远，就显得愈加暴露。阿拉斯的英军突袭部队虽然被击退了，却让德军饱受惊吓。
没有人理解盟军为什么不继续攻击这些侧翼。对于经历一战的将领来说，这实在令人费解——一战期间，胜利往往在几码之间，不像如今行军动辄好几英里。希特勒和丘吉尔毫无共通之处，但在这一点上，两人并无二致，他们都不欣赏古德里安及其信徒设计的新战术造成的瘫痪效果。
军团各级将领也有同样看法。二十三日下午四点四十分，当第一装甲师朝敦刻尔克的方向长驱直入，第四军指挥官克鲁格将军致电位于夏维尔（Charleville）的A集团军司令部，找到坐镇总部的伦斯德将军。作为老派军人，克鲁格表示他担心坦克已走得太远，“部队希望明天有机会拉近距离。”伦斯德同意，于是下达命令，装甲车于二十四日暂停前进。所有人都认为这次停顿不过是个暂时的措施，只是一个喘息的机会。
而在藏匿于德法边境树林中的行动总部列车上，戈林元帅（Herman Göring）也因为装甲部队不断挺进的消息而越来越焦虑。不过，他担心的倒不是侧翼暴露或机械故障。虚荣心极强的戈林是德国空军元帅，他担心这些引人注目的战术，剥夺了他的空军在即将到来的胜利中分享的荣耀。
五月二十三日下午，当一名副官传来装甲部队的最新战绩时，他正在列车旁的一张大橡木桌上工作。看来，敦刻尔克跟整个海岸可以在一两天内拿下。戈林重捶桌面，咆哮着说：“这是空军的大好机会！我必须马上跟元首通话，立刻接线！”
电话立即接通希特勒在德国西北部艾弗尔村（Münstereifel）附近的森林总部。戈林滔滔不绝地陈述己见：德国空军展现身手的时候到了。如果元首能命令地面部队退后，赋予他行动空间，他保证他的战机能独力歼灭敌军……这会是一次低成本的胜利，功劳将属于跟新国家社会主义帝国站在同一边的空军，而不是那些陆军将领和保守的普鲁士贵族。
“戈林那张大嘴又在胡说八道了。”最高统帅部作战局局长约德尔少将（Alfred Jodl）说。戈林打电话来时，约德尔和其他几名参谋官正好围在希特勒身旁。
事实上，戈林对希特勒知之甚详，每句话都打在他的心坎上。而且，他正好赶上希特勒耳根子最软的时候。几天来，元首越来越担心装甲部队的安全。在最高统帅部，凯特尔（Keitel）和约德尔少将向他提出警告，表示佛兰德斯的地形不利于坦克作战。另外，一九一四年的往事也不时萦绕在他的心头：当时显然已溃败的法军上演了一出“马恩河奇迹”（the miracle of the Marne）。
一战还在他的心头笼罩另一层阴影：法国是真正的敌人，巴黎是真正的目标。上一回，整整四年时间，这座伟大的法国城市始终在咫尺之外可望而不可即——而这次绝对不可重蹈覆辙。是要运用坦克把英军筋疲力尽的九个师逼到海里？还是保留坦克战力，用来对付法军为了防卫巴黎及法国南部而刚刚集结的六十五个师？面对这样的抉择，谁不会选择戈林提供的这条好走的路？
在这种心态下，希特勒隔天早晨（二十四日）飞到夏维尔跟伦斯德将军商议。这是一次最称心如意的会议。保守的伦斯德说明他已经下令让装甲部队停止前进，好让其余兵力赶上队伍。他接着建议下一步行动。步兵团应继续攻击阿拉斯以东，不过装甲部队应坚守阿运河阵线，轻松收割被B集团军从包围圈另一端逼退至此的英国远征军。
这项计划与希特勒的心意不谋而合。他立刻批准，并且强调必须保留坦克战力，以便投入未来的作战计划。除此之外，他表示继续缩小包围圈只会对戈林的轰炸机造成阻碍——这个考虑恐怕会让斯图卡飞行员大吃一惊，因为他们莫不以精准的轰炸能力而自豪。
中午十二点四十一分，元首授意下达新的命令。这些指令不仅确认了伦斯德于前一天发布的“休止令”（halt order），更让暂停命令变得具体而明确。将军前一天并未明白指出部队应该在哪里暂停，几名装甲师指挥官偷偷前进了几英里。希特勒纠正这项疏忽，详细说明坦克应据守的明确地点：往阿拉斯西北方前进的部队，不得越过朗斯—贝蒂纳（Béthune）—艾尔（Aire）—圣奥默—格拉沃利讷的整体阵线。在西侧，所有机动部队原地集结，等待敌军自行落入上述的有利防线。
“我们完全无言以对。”古德里安后来回想休止令对坦克部队全体弟兄造成的影响时说道。此时，四个装甲师和两个摩托化步兵师已抵达了阿运河，并在河对岸建立了六个桥头堡；先遣侦察队畅行无阻，如入无人之境……敦刻尔克已在视线范围内。最前锋部队的参谋官托马上校甚至可以认出圣埃鲁瓦（Saint Eloi）教堂壮丽的方形钟塔。现在为什么要停下来？
德国陆军最高司令，陆军元帅勃劳希契上将（Walther von Brauchitsch）也存着同样的疑惑。他一直到下午三点左右才接到命令，这项行动实在太匪夷所思。更令人费解的是，这样的重大决策居然没有事先跟陆军的最高司令商量。当天晚上，他被召往希特勒的总部。他打算据理力争。
他毫无开口机会，反而惨遭痛骂。希特勒得知勃劳希契下令将第四军从A集团军转调到B集团军，以便合并指挥，终结这场战役。元首觉得这是一项错误，并且为了勃劳希契没有事先征询他的意见而大为震怒。
他一边对这位倒霉的将军咆哮，一边取消调军计划并且重申休止令。晚上八点二十分，勃劳希契抱着愤怒与屈辱回到陆军总部。他的参谋长哈尔德将军（Franz Halder）心情更糟。他前所未见地迟了将近一小时才去参加陆军总部的夜间会议，情报官利斯上校从没看过他如此生气。他透露休止令的消息，大声嚷嚷着：“总参谋部没做错事！”
不过他也没打算逆来顺受。会后，稍微冷静之后，他招来作战官格赖芬贝格上校，商讨如何规避这项命令。他们不可以做得太明显，不过陆军总部——陆军下达命令的正常消息来源——确实提供了一条管道。午夜刚过，他们就想好了计谋：陆军总部发布休止令的补充指令，允许（而不是命令）A集团军越过运河防线。在正常的指挥系统下，伦斯德会将命令传到第四军，后者再传给古德里安的第十九军，到时候，“飞毛腿海因茨” [1] 应该能听懂弦外之音。
不过正常的指挥系统失灵。谨慎的伦斯德并未转达命令，他说希特勒授权他制订作战策略，而他觉得取消休止令并不安全。除此之外，伦斯德说，他们没有足够时间通知空军调整早晨的轰炸目标。
当然，伦斯德隶属于陆军总部，而军团团长不理会陆军总部的命令，在德国陆军史上是闻所未闻的事。不过哈尔德跟勃劳希契也拿他没辙，他们的唯一办法是找希特勒裁夺，而谁都知道元首心里是怎么想的。
尽管如此，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两位将军再度觐见元首做最后努力。勃劳希契表示，延长休止令无异于冒险让煮熟的鸭子飞了。照原本的计划，A集团军是铁锤、B集团军是铁砧，盟军腹背受敌——如今铁锤挥了一半停在半空中。哈尔德紧接着敲边鼓。他诉诸元首的历史意识，说明陆军总部原本的计划有点神似“坎尼会战” [2] 。
希特勒完全听不进去。坦克必须留待日后使用。讨论过程中浮现了一项新的因素：希特勒不希望战役的最高潮发生在佛兰德斯地区。他打算在那里煽动独立运动，倘若德军造成的破坏太大，恐怕引发恶劣的政治观感。要避免如此，最好的办法就是由B集团军把英军逼回法国境内。
勃劳希契与哈尔德悻悻然回到陆军总部之际，其他人也试着动用人脉来达成同一目的。克莱斯特将军原本支持休止令，但是已改变心意。二十五日早上，他打电话给好友第八航空军军长里奇特霍芬少将（Wolfram von Richthofen），后者再打电话给他的好友、戈林的参谋长耶匈尼克少将（Hans Jeschonnek）。他可以说动戈林请求希特勒取消休止令吗？耶匈尼克没兴趣碰这块烫手山芋，一切努力告吹。
当天，第四军指挥官克鲁格将军、第二航空队的凯瑟林将军（Albert Kesselring），甚至B集团军总司令波克将军都曾分别呼吁请元首改变心意，但全都遭到断然拒绝。
二十五日晚上，就连平时对元首唯命是从的最高统帅部都出现质疑的声音。年轻的参谋官洛斯伯格中校拉住约德尔将军，提醒他别忘了一句古老的军事格言：“切莫对败军放松警戒。”约德尔对这句忠告一笑置之，委婉地解释：“这场仗已经赢了，只剩收尾而已。如果空军能以更小的代价结束战争，那就不值得牺牲任何一辆坦克。”
在总部外头，洛斯伯格找到坐在绿草如茵的河堤上抽雪茄的最高统帅部部长凯特尔将军，不过同样碰了一鼻子灰。凯特尔十分认同休止令。他在一战期间便对佛兰德斯有所认识：那是一块沼泽地，坦克很容易陷在泥泞中。就让戈林自己去完成任务吧！
到了二十六日，甚至连伦斯德也开始对这项命令心存疑虑。空军并未兑现戈林的承诺，从东面过来的波克B集团军也被挡了下来。更多通电话在幕后密集往来：A集团军的作战参谋特雷斯科中校打电话给他的密友、希特勒的副官施蒙特上校，恳请他想想办法让装甲部队再度开始行进。
第一个转折出现在中午左右。最高统帅部打电话告知哈尔德，元首如今允许装甲部队与摩托化步兵部队前进到敦刻尔克的射程范围内，“以便从地面切断源源不绝而来的船只（包括撤离与抵达的）”。
另一项命令随后在一点三十分发出，彻底解除休止令。陆军总司令部设立了全新的目标，并且在三点三十分前完成新命令的制定与下达。A集团军无法透过无线电或电话与第四军总部取得联系，因此四点十五分，一架特别的传令飞机把好消息带给克鲁格将军：古德里安的坦克车可以再度前进了。
装甲队员接到通知，油箱也加满了，弹药补充完毕，纵队重新集结。这一切又花了十六个小时，一直到五月二十七日拂晓，第十九军才终于重新踏上征途。
德国国防军丧失了整整三天。而对丘吉尔来说，俄罗斯轮盘终于出现了十七号——一次侥幸且全然意外的收获。英国能否趁这一波好手气得利，大体上取决于戈特将军如何运用时间。
说来奇怪，尽管德军敞明地发送休止令讯息，英军也确实窃听到了，但是戈特和他的参谋人员并未多加重视。波纳尔将军高兴片刻（他在日记中问道：“这是扭转局势的契机吗？”），不过很快就转移心思。有太多事情要忧虑了：布洛涅恐怕已经沦陷；加来被隔绝；比利时军心涣散；魏刚和伦敦仍在嚷嚷着反击。烦心的事没完没了。
运河防线一带情势特别危急。五月二十二日前，可靠的绿霍华步兵团第六营协助法军镇守格拉沃利讷，不过南边几乎毫不设防。五十英里长的战线只有一万名兵力，而这些人多半是炊事兵、驾驶兵和连队的内勤事务员。他们是戈特东拼西凑出来的杂牌军。
唯一足堪告慰的是，当走廊东面的壁垒受波克大军的压迫而往后倒退时，调动部队去增援西面就变得容易些了。二十三日晚上，戈特开始从东面七个师的兵力当中调离三个师。
第二师在五月二十四日至二十五日的夜间转移阵地，多塞特兵团第二营搭乘卡车往西移动了二十五英里，抵达拉巴塞运河畔的一座清冷小镇——费斯蒂贝尔（Festubert）。当雷姆西少尉的C中队在落脚处准备就寝时，四周静谧无事，住在隔壁的老太太甚至过来看看小伙子们过得好不好。传言营队被撤下前线，以便稍作休息。
第二师的其他部队正在他们的左右两面深掘壕沟。这些部队也感受到周围的平静，不过喀麦隆高地兵团第一营不安地发现，运河对岸集结了大量的敌军坦克与运输部队。北面的第四十四与四十八师也同样往此处汇集。与此同时，法军第六十师掌握了沿海地区。期间另有几个兵团与总部单位、后备炮兵、一支比利时机枪连及几辆法国坦克散布四处，增强防备。
尽管如此，盟军的兵力仍然不足以在整条运河战线上布防。戈特希望把兵力集中在紧邻运河东面的几座城镇与村庄，以便减少短缺。这些据点（或者所谓的“阻拦点”）的任务，就是尽可能拖延德军的坦克部队。
五月二十五日傍晚，格洛斯特卫队第二营抵达了卡塞勒（Cassel）。这是座显眼的城镇，因为它坐落在周围几英里内唯一的山丘上。费恩少尉每每想起当时把居民赶出家中，在他们的屋墙上凿洞架枪时，心中依然觉得歉疚。当外出搜寻粮食的弟兄带回来一箱酩悦香槟（Moët ＆Chandon）、十瓶白兰地等各式各样的美酒时，生命再度出现生机。
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大约是希特勒终于撤销休止令的时候）骁勇善战的部队进驻了撤退走廊西面的每一座重要城镇。在东面，从取消的南攻计划调过来的两个师，与原本驻扎于此的四个师会合；而在最南端，法国第一军团在里尔阻挡了德军的行进。
其余被围困的部队（总共超过十五万名士兵），沿着这道狭长走廊拥向北方的海岸。由东面与西面分别撤退的计划已经取消，从两边拥入的部队汇聚成一条汹涌而混乱的人龙。
与此同时，斯图卡轰炸机持续攻击。“勇敢奋战！架起肩上的勃伦枪（Bren gun）把它们打下来，就像打高山鸡一样……”这是史密斯准将诉诸帝国光荣时代而给予的勉励。不过，就连听懂他的话的人也很难领会这个比喻。斯图卡自有一股独特的凶猛无情。
再小的目标也不放过。当一架斯图卡发现第四十八师通信员哈内特中士时，他正在一条毫无掩蔽的马路上骑着摩托车。机枪猛烈攻击，斯图卡两次俯冲，哈内特在马路上疯狂地迂回穿梭，斯图卡两次都没击中目标。紧追不放的斯图卡往上爬升，然后脱队，再度对准他俯冲，却还是没能击中目标。这回，飞行员错估了俯冲力道，他太晚拉抬机身，最后撞进前方道路，轰然爆炸，化成一团火球。哈内特转进一片旷野，抽了根烟，然后继续上路。
绝大多数士兵无法如此泰然自若。第二野战炮兵团的驾驶兵每次遇到攻击，就会不由自主地急忙找掩护，但是长官认为这样只会招引注意。“你们哪个混账东西下次还敢再跑，”他发誓，“老子一枪毙了他。”在那之后，弟兄们乖乖躺平。不过李吉蒙下士萌生一种新的恐惧，每当机关枪子弹扫过身旁的地面，他就几乎无法压抑把腿缩起来的冲动。他总是很肯定他的双腿会被打断。
弟兄们因为斯图卡的攻击而变得麻木，因为缺乏睡眠而疲惫不堪，渐渐失去了一切时间感与方向感。各个城镇失去了自己的风貌，在士兵心里，波珀灵厄（Poperinge）是电车线缠绕在一起的地方；阿尔芒蒂耶尔（Armentières）是整夜嗷叫的野猫；卡尔万（Carvin）则是惨遭炸弹炸死的六十名修道院女孩在月光下整整齐齐排列成行；图尔奈是巡回马戏团遭击的地方——受伤的大象、不省人事的女骑士被四匹乱窜的白马拖着跑，简直是噩梦一场。
没有几个人知道自己正往哪里行进。第六十重高射炮团的总部勤务兵华纳在黑夜中跟部队走散，完全不知道该何去何从，他只能随着人群移动，跟着其他人行事。一辆卡车莫名其妙地跟部队失散，第二探照灯营的二等兵史蒂芬是车上的七名士兵之一。为了找路，他们偶尔下车检查尘土上的胎痕，宛如古时候西部荒野中的印第安战士。
“当官的”通常也同样缺乏讯息。第四师军务长副助理李察森少校，慢慢地察觉部队是在往海岸移动，但是他压根没想过撤军。他模模糊糊地认为盟军在某个地方建立了桥头堡，将在欧陆维持一个永久据点。
在普雷梅凯的总部里，戈特将军完全没有这样的念头。当代理作战官布里奇曼上校在五月二十六日清早报到时，波纳尔将军告诉他，撤退已势在必行。
布里奇曼毫不意外。他已经连续五天在他和埃利斯上校共享的小办公室中，断断续续地筹策他的撤退计划，其余时间则专注于加强走廊西面的防御，而埃利斯上校则负责东面。忙中偷闲的时候，两人会争论谁的差事比较倒霉：是面对军心涣散的比利时军队的埃利斯，还是根本不知道他的部队身在何处或者有什么能耐的布里奇曼。
不过今天不是待在办公室的日子。由于通信几近瘫痪，布里奇曼决定亲访西线，看看还需要做些什么。那是漫长的一天，他的行程包括前往被钢筋混凝土掩体的第三十二号棱堡，是法军在敦刻尔克的总部所在地。他在这里遇见法军负责指挥阿运河沿岸的法加尔德将军（Marie B.A.Fagalde）。将军曾任法国驻伦敦的军事随员，说得一口流利的英语。这是个充满希望的起点：盟军之间至少可以沟通了。
布里奇曼在敦刻尔克以南五英里的一座中世纪城池贝尔格（Bergues）休息吃午餐。他登上人工土墩（这地区唯一凸起的地势），跟他的驾驶兵坐在一起，一边嚼着口粮一边思索如何防御这片乡间平畴。南边较少需要跨越的运河，似乎最有利于坦克作战。他判断德军装甲部队应该会从那里进来；假若真的如此，卡塞勒将是德军行进路线上的主要城市。那是英国远征军顺着走廊匆忙奔向敦刻尔克时，盟军必须固守的地方。
布里奇曼当天很晚才回到普雷梅凯，立刻得知他有一项新的任务。如今，他将担任亚当中将（Sir Ronald Adam）的作战官，受命指挥敦刻尔克的周边防御。截至目前，周边防线及其驻守部队都只是纸上谈兵，但是布里奇曼本人早已拟订防御计划，现在他有机会看看这些计划成效如何了。奏效的话，盟军将能坚守敦刻尔克及周边地区，足以让英国远征军抵达海岸。在那之后，就要靠海军带他们回家。
但是海军或伦敦的任何人，是否真的明白这项任务的规模？戈特至今仍没有理由相信他们真的理解状况。丘吉尔的号角声与陆军总部徒劳无益的电话往来、艾恩赛德二十日的视察，甚至迪尔在二十五日的拜访，全叫人无法安心。平常为人最圆融的迪尔甚至暗示，伦敦认为英国远征军没有使出全力。如今戈特得到消息，显示海军只打算派遣四艘驱逐舰参与撤退任务。
二十六日当天下午，他在普雷梅凯指挥部召见皇家空军的戈达德上校。戈达德平时是戈特的空军顾问，但是此时已无任何空军行动需要他给予意见。事实上，皇家空军只剩一架飞机留在法国北部，那是特地运送一批反坦克炮弹过来的恩赛恩运输机（Ensign transport）。它在即将抵达时被手痒的英军炮手击中，但是幸运地迫降在一片马铃薯田里，正好是这批弹药所需的目的地。
戈特得知这架飞机可以修复，便要求戈达德当晚搭顺风机回伦敦，隔天早上代表戈特参加参谋长会议。他们必须想办法说服海军投入更多兵力。戈达德不适合跟海军总部的任何人直接对话，光跟艾恩赛德谈话也无济于事；不过，倘若他在海军总参谋长兼海军元帅庞德爵士（Sir Dudley Pound）面前与艾恩赛德对谈，或许能达到些许效果。
“你必须当着庞德的面说话，他必须在场。”戈特强调，“他肯定会参加每天例行的参谋长会议，而必须有人让他直视这项任务。或许你无法指示海军元帅怎么做，但你可以告诉艾恩赛德我希望他说服海军元帅做些什么！”
戈达德立刻收拾好行囊，晚上十一点半搭乘指挥车抵达受损飞机迫降的马铃薯田。同行的还有六名空军人员、隶属于戈特总部的最后几名皇家空军参谋，他们也一样没有任何用武之地了。一行人在黑暗中搜寻片刻后找到了飞机，机组人员还在进行整修，不过飞行员说一个小时后应该就能准备就绪。这片田野长四百码，足以用来起飞，他只需要灯光指引他踏上“跑道”。皇家空军车辆的车头灯就很好用。
凌晨一点出发。他们呼啸着越过田野，低空掠过树丛，留下还未熄火、车头灯仍然亮着的车辆。那是一辆全新的雪佛兰。戈达德不禁感叹战争造成的浪费。
凌晨三点，他们穿越英吉利海峡，四点半在曼森（Mansion）短暂停留，七点抵达伦敦外围的亨顿（Hendon）。一辆指挥车急忙送戈达德进城，他在八点十分左右进入白厅。
戈达德巧遇几位老友，有说服力的谈话，再加上浑身流露出一名军官“刚刚自前线归来”的氛围。拜这些组合之赐，刚过九点，戈达德就被护送到地下室，穿越一扇警备森严，写着“仅限参谋长，闲人勿入”的大门，进入一间宽敞的长形密闭室。
他们就在那儿，大英帝国的军事将领全围坐在排列成口字形的几张桌子旁，纸张凌乱地散落在深蓝色桌布上。唯一意想不到的转折是，艾恩赛德并未赴会。迪尔将军刚刚取代他成为帝国总参谋长。
庞德将军主持会议，大谈他能用于敦刻尔克的几艘有限的驱逐舰——这正是戈特极其沮丧的地方。遗憾的是，迪尔已经发表完意见，戈达德没机会向他转述戈特希望庞德听到的讯息。戈达德心知肚明，身为一名相对低阶的空军军官直接向海军总参谋长陈情，严重违反规矩，不容原谅。
庞德说完话，问道：“还有任何意见吗？”现场一片静默，戈达德眼睁睁看着机会溜走，他的使命即将以悲惨的失败收场。“好吧，那么，”庞德说道，“进入下一个议题。”
戈达德突然听见自己的声音直接对海军元帅说话：“我奉戈特勋爵之命前来陈述，海军预备提供的设备根本远远不够……”庞德极为震惊地看了他一眼，屋内一片哗然，所有目光射到他身上，对桌的空军副参谋长皮尔斯爵士（Sir Richard Peirse）猛地坐挺身子，目瞪口呆。
此刻喊停已经太迟了。戈达德滔滔不绝地陈述当前所需，远超过戈特指示他表达的内容。“您不仅必须调派海峡邮船，也要征召观光船、贸易商船、渔船、救生艇、游艇、汽艇……任何能横渡海峡的船只！”
他一再重复论点：“任何能横渡英吉利海峡的船只都必须调遣……任何船只！即便划艇也不例外！”
这时皮尔斯站起来，悄悄走过去对他耳语：“你太紧张了，你必须立刻起身离开。”
戈达德非常明白。他起立，朝着庞德的方向微微鞠躬，设法合理从容地走出房间。但是他深为自己的失控而无地自容，也为无法赢得任何同情或反应而沮丧不已。
要是他知道此刻有许多人的行动跟他的提议殊途同归，或许就不会觉得如此挫败。他们是海洋子民——是组成不列颠的要素——这些人不是参谋长或知名将领，甚至也不是船上的水手。他们在英格兰南部各地的办公桌前工作，正是他们未事先通知也未公开表达的意图，打败了军方与政治家对未来的悲观预测。
[1] Fast Heinz，古德里安的绰号。——译注[2] 发生于公元前二一六年的第二次布匿战争，在这场会战中，汉尼拔以完美的包围圈歼灭罗马大军。——译注发电机行动
史丹利·贝瑞在五月十七日早晨到海军上将普雷斯顿爵士（Sir Lionel Preston）的伦敦办公室报到时，不太清楚该对未来抱着怎样的期待。这名四十三岁的政府文官刚刚被指派为海军上将的助理秘书，这是他到任的头一天。
普雷斯顿上将主掌的海军小型船只局仅是组织上的一颗小棋子，负责供应及维修各个海军基地的港用艇，有用而毫不起眼。事实上，这个单位甚至不够格进驻海军总部大楼，只能在附近的格兰米尔斯银行区租间办公室使用。贝瑞毫无理由假定他所要面对的，将会超出寻常文书工作的范围。
贝瑞正巧赶上惊喜。六大袋邮件等着拆封、分类。英国国家广播电台在五月十四日公开呼吁：“凡拥有长度在三十到一百英尺间的机动式观光船的船东，请于十四天内向海军总部报告船只的详尽资料……”这几袋邮件便是首批回应。但这项呼吁并非基于佛兰德斯的情势，而是因为磁性水雷的威胁。为了应对威胁，英国各造船厂正全力赶制木造的扫雷舰。然而正常管道产能不足，小型船只局因此开始征用私人游艇和汽艇来满足不断扩大的需求。
贝瑞立刻着手处理堆积如山的回复信函，他跟上将秘书，也是军需长的盖瑞特少校一起根据船只的种类及船籍港口进行分类。出身纽芬兰岛的盖瑞特，发现自己被恶补了一堂英国地理课。
同一天，丘吉尔首次开始思考大撤退的可能性。没有人比丘吉尔更勇于战斗，也没有人比他更努力驱策戈特，但是各种可能性都必须纳入考虑，而他十六日的巴黎之行是一次发人深省的经验。此刻，他要求前首相、现任枢密院议长张伯伦研究，“假如有必要从法国撤回英国远征军，可能会出现哪些问题”。
在较低的层级，其他人员开始采取具体措施。五月十九日，里德尔-韦伯斯特将军（Riddell-Webster）在陆军总部主持会议，首次将撤军的可能性列入讨论。由于没有迫在眉睫的急迫感，船务部代表相信有足够时间征集一切所需船只。
会议中决定加来、布洛涅和敦刻尔克都可用于撤退。基本计划分为三阶段：二十日起，以每天两千人的速度载回所有“米虫”，接下来从二十二日开始，大约一万五千名基地人员会撤离，最后才是“大批军队冒险撤退”的可能性，不过与会人员认为这种情况概率太低，不值得浪费时间讨论。
海军总部指派拉姆齐中将（Bertram Ramsay）负责这项行动。他是驻多佛（Dover）的将领——正好处于风口浪尖——是合理地点的合理人选。他有三十六艘船舶可以调遣，绝大多数是跨海渡轮。
但当拉姆齐隔天（二十日）在多佛召开会议时，局势已完全改变。德国装甲部队直扑海岸而来，英国远征军几乎被包夹，戈特本人主张撤军。“大批部队冒险撤退”不再是议程的最后一项，如今，“非常庞大的部队横越英吉利海峡紧急撤离”，已成了最首要的议题。
同一群人二十一日再度到伦敦开会时，战局仍持续恶化。他们推敲出另一套计划，提出更精确的数字：三个港口（仍然是布洛涅、加来和敦刻尔克）每二十四小时撤出一万名官兵；船只两两入港，任一港口同时不得有超过两艘船停泊。为了完成任务，拉姆齐如今调派三十艘跨海渡轮、十二艘蒸汽渔船以及六艘近海商船——数量比前一天多一点点。
到了隔天（二十二日），情况再度出现变化，德国装甲部队对布洛涅和加来展开攻击，如今仅剩敦刻尔克可用。拉姆齐个性极为务实，他深知开会的应变速度远远比不上战场的瞬息万变，他不再花时间筹划精心设计的方案，也不再召开由所有相关人员组成的一般会议。事到如今，每个人都知道最终任务是什么，重要的是做得快又灵活。正常管道、标准作业程序，以及其他种种繁文缛节都被抛弃，见机行事成了首要原则，而电话正好能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