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先征调的十四艘船已经在造船厂里了。工头哈利率领十四名工人迅速卸下船上的软垫和瓷器，拆掉平时使用的装备，确保引擎运作正常，并且把油缸加满了油。
塔夫本人则在泰晤士河上下游之间来回奔波，挑选他认为经得住这项任务的其他船只。大部分船主愿意配合，有些人甚至随着船只一同前来。少数人拒绝了，不过塔夫照样征用他们的船。有些人根本被蒙在鼓里，直到后来发现船只不见，向警方报案“失窃”时才真相大白。
与此同时，自愿工作者到塔夫家集合。他们多半是业余人士，来自“小船俱乐部”这类团体，或是一个名为“河上紧急救援服务”的战时组织。这些士绅将船只开往下游，照计划在绍森德（Southend）交给海军接手。
当然，小型船只局不只向塔夫求援，它基本上接洽了从考斯（Cowes）到马加特（Margate）的每一家造船厂和游艇俱乐部。但它没有详加说明，只描述了船只需要航行的里程。在利特尔汉普顿（Littlehampton）的威廉奥斯本造船厂，“关恩老鹰号”（Gwen Eagle）和“班吉欧号”（Bengeo）舱式游艇似乎符合条件。港务长立刻调派当地人手，两艘船顺利出航。
小型船只局通常直接跟档案中的船主联系，基本上每艘船只都必须申请许可，但是文件往往早已失去时效性。
尽管后来传出许多英勇牺牲的故事，但某些案例起初非常棘手。普雷斯顿的助理秘书贝瑞曾经跟一名遗产执行人纠缠不休，后者坚持厘清谁该支付船只下海时的三英镑费用。不过大部分时候他所面对的问题是类似船主来询问自己是否可以回船上拿威士忌。当贝瑞回答来不及时，对方只表示希望找到酒的人可以好好享用一番。
发电机室也不只向小型船只局求援。位于查塔姆的皇家海军岬角指挥部搜索泰晤士河入海口，寻找吃水浅的驳船。伦敦港务局卸下“福伦丹号”、“杜巴尔城堡号”以及其他正好停在港口的远洋轮船的救生艇。皇家救生艇学会（Royal National Lifeboat Institution）则送来东部及南部沿海的每一艘救生艇。
陆军提供了八艘登陆艇，不过必须想办法把它们从南汉普顿运送过来。发电机室里负责联系船务部的吉米·基思致电伦敦的海运局，向贝勒米求援。就那么一次，问题顺利解决。贝勒米翻阅档案，发现此刻停泊在南汉普顿的“麦卡利斯特氏族号”（Clan MacAlister）大型货轮，具有特别强力的起重吊杆。它在二十七日早晨开始装载登陆艇，下午六点半便起程南下索伦特（Solent）。
船上有一群不寻常的乘客，他们是负责操作登陆艇的四十五名水兵及两位预备军官。和斯固特的组员一样，他们也是从查塔姆海军营区征调过来的人员。有时候，船只很幸运地遇到经验丰富的组员，不过通常的情况是像“祖国号”（Patria）斯固特那样——舵手不会掌舵，轮机员第一次接触船用柴油机。
拉姆齐将军的手下继续在发电机室内马不停蹄地工作，似乎有做不完的事，而每件事情都必须立刻解决：清除X路线的水雷、要求皇家空军派出更多战机进行掩护、找出更多把路易斯机枪、派遣“加尔各答号”（Calcutta）防空巡洋舰抵达现场、修理受损船只、替换疲惫不堪的船员、送饮用水给被围困的部队、准备援救伤员、取得最新的气象预报、组织大约一百二十五艘维修艇，替目前聚集在希尔内斯的小型船只进行维修，以及尽快召集一些人制作梯子。
“可怜的摩根，”拉姆齐在写给玛格的信中描述他手下所受的影响，“他绷得太紧了，迫切需要休息。‘旗子’看起来跟鬼一样，秘书一夜之间突然变老。事实上，我的手下全都筋疲力尽，而我看不到任何放松的机会。”
不过，拉姆齐倒是见到了属于他自己的一丝曙光。海军中将萨默维尔爵士（Sir James Somerville）从伦敦南下，自愿偶尔接手拉姆齐的工作，好让他休息一下。萨默维尔的个性极富魅力，深受下级军官景仰。他不仅是完美的替补人选，且十分擅长解决问题。他在五月二十七日抵达后不久，遇到“真诚号”（Verity）驱逐舰的人员士气瓦解。这艘船两度横越英吉利海峡，遭受严重炮击，船长受到重伤，船员濒临崩溃，一名水手甚至企图自尽。当代理舰长前来多佛城堡报告状况，萨默维尔跟他一起回到船上，对所有船员发表演说。他知道精神喊话的效果有限，因此让“真诚号”休息一夜。隔天一早，它就重回工作岗位。
对萨默维尔、拉姆齐以及发电机室的整组人马而言，撤退已成了一项执念。所以，当三名法国海军高阶军官在二十七日前来多佛讨论如何维持敦刻尔克的补给（以及其他众多事项）时，这三人仿佛来自另一个世界。
法军从魏刚将军以降，仍然将敦刻尔克视为欧陆的永久据点。就连温文尔雅的海军参谋长达朗上将（Darlan）也不例外。他的副手奥方上校负责组织滩头阵地的补给线，而奥方认为渔船是最好的选择，他的人手已经在诺曼底和布列塔尼各地征调了两百多艘渔船。
此时，达朗听到令人不安的消息。派驻戈特指挥部的联络官表示，不论法军走或不走，英军正考虑撤退。法国决定派奥方前往多佛，与勒克莱尔少将（Marcel Leclerc）以及法国海军驻伦敦代表团团长欧登达尔中将（Jean Odend'hal）会合，透过第一手评估来厘清局势。
奥方与欧登达尔率先抵达。他们在军官餐厅等候勒克莱尔时，欧登达尔看到几张熟悉的英国面孔，他们是那些“坐办公桌的”——欧登达尔每天在海军总部接触的人。然而他们此刻出现在多佛，而且全身戎装。欧登达尔打探内情。“我们来参与撤退行动。”他们回答。
两名访客大为震惊。这是法国海军第一次亲耳听到英军不仅“考虑”撤退，而且还已经开始收兵了。这时勒克莱尔也到了，三人一同面见拉姆齐。拉姆齐向他们说明“发电机行动”的最新情况：奥方开始重新部署他的渔船舰队。与其为滩头阵地提供补给，还不如用这些渔船撤离法国部队。英法海军将携手合作，不过双方达成默契，两国各自载运自己的士兵。
隔天（二十八日）奥方回到法国，匆匆赶往位于曼特侬（Maintenon）的法国海军总司令部，向达朗汇报情况。达朗闻言为之愕然，立刻带着上校晋见魏刚将军。魏刚也同样吃惊。奥方发现自己竟然在跟盟军最高司令报告英军的行动，处境尴尬。
很难理解他们为什么全都如此震惊。五月二十六日下午，丘吉尔已将英军计划撤退的消息告知雷诺，并且敦促法国总理发布“相应的命令”。二十七日清晨五点，艾登向魏刚总部的英国联络官发送无线电讯息，询问当法军退回仍由盟军掌握的法国领土时，法方希望将撤退部队安顿何处。同一天上午七点半，英法两国指挥官在卡塞勒开会商讨敦刻尔克的“滩头部署”——但其实他们谈论的只能是撤退。
私底下，法军应该早就得知戈特的想法。早在五月二十三日，英国联络官雅屈戴尔上校就来法国第一军团总部，跟他的对应窗口法维勒上校做非正式的道别。法维勒料想撤退已势在必行，因此告诉他的上级布朗夏尔将军。后者于是派法维勒前往巴黎向魏刚报告。盟军最高司令在五月二十五日上午九点就已听到了消息。
尽管如此，当奥方在二十八日表示英军已开始撤离时，魏刚仍然感到惊讶与不解。最可能的解释也许是法军的通信已彻底瓦解。被困在佛兰德斯的部队跟魏刚总部断了联系——而两者间唯一的管道，是经由法国海军转手无线电信号，然而位于曼特侬的海军总部和巴黎有七十英里的距离。
正因如此，重要讯息不是受到耽搁，就是彻底遗失，各指挥部如同瞎子摸象，各自为政，彼此间没有一致的政策方向或战术：雷诺接受撤退；魏刚打算建立庞大的滩头阵地，包括夺回加来；布朗夏尔跟法加尔德放弃加来，但仍然计划在敦刻尔克四周建立规模较小的滩头堡；法国第一集团军军长毕洛将军（General Prioux）则誓死在南部的里尔一带坚守最后的阵地。
相较之下，英军如今上下一心，拥有同一个目标，也就是撤退。如同欧登达尔注意到的，来自陆军总部的高阶参谋官都下海操作小型船只，或者在海滩上执行任务，而他们往往是受到紧急征召。
坦纳特上校（William G.Tennant）就是其中之一，这位瘦削的后备航海专家，平时在伦敦担任第一海务大臣（First Sea Lord）的参谋长。他在五月二十六日下午六点接到命令，八点二十五分就搭上前往多佛的火车。坦纳特受命担任敦刻尔克的海军资深军官（Senior Naval Officer，简称SNO），负责指挥滩头的撤退行动。身为海军资深军官，他将在八名军官和一百六十名士兵组成的海军岸勤大队支持下，管理救援舰队的分配与搭载。
他中途在查塔姆海军营区短暂停留，于二十七日上午九点抵达多佛。与此同时，一辆辆巴士载着他的岸勤大队离开查塔姆。大多数人员仍然对状况一无所知。根据流言，他们即将负责在多佛峭壁上操作六英寸口径的火炮。一等兵弗莱彻满心欢喜：这样一来，他的驻扎地就离家不远。
他很快得知真相。一抵达多佛，这群人立刻被编制为每二十人一小队，每队由坦纳特的八名军官之一负责指挥。弗莱彻的小队被纳入理查德逊中校麾下，而中校则说明他们马上就要前往敦刻尔克。他继续说道，那里的战情有一点“火热”，大伙儿不妨先到对街的酒吧给自己加把劲。全体弟兄欣然从命，一等兵弗莱彻还多带了一瓶准备路上喝。
“猎狼犬号”（Wolfhound）驱逐舰将带领他们越过海峡。起程之前，舰长麦考伊少校到军官休息室探听敦刻尔克的情况。史托威中尉嚷嚷着有一个朋友在另一艘驱逐舰上，最近刚去过那里，玩得非常痛快——有香槟及跳舞的女郎，是一个最热情好客的港口。
下午一点四十五分，“猎狼犬号”起航，踏上较长的Y路线。两点四十五分遭到第一架斯图卡攻击，之后便一路险象环生。奇迹似的，这艘船躲过所有炮击，在五点三十五分滑进敦刻尔克港口。整条海岸线似乎都陷入火海，“猎狼犬号”停泊之际，二十一架德国军机列队投掷大量炸弹。麦考伊少校冷冷地问史托威中尉，香槟和跳舞的女郎究竟在什么地方。
“猎狼犬号”是个引人注目的目标。坦纳特上校敦促他的岸勤大队登陆，并且尽速分散开来。然后，他带领几名军官前往三十二号棱堡，阿布里亚尔上将在那里拨了一些空间给英军指挥官使用。
这段路平常只需走十分钟，但是今天不同。坦纳特一行人必须小心翼翼穿越布满瓦砾和碎玻璃的街道；被焚毁的卡车和缠在一起的电车缆线随处可见。当他们艰难地行走在路上时，又黑又油的浓烟在他们身旁流窜。阵亡和受伤的英国大兵瘫倒在断垣残壁中；毫发无伤的人则漫无目的地游荡着，或者想办法在废墟中挖宝。
等到他们抵达三十二号棱堡（一座由泥土和厚重铁门保护的水泥掩体），已经远远过了下午六点。走进棱堡，穿越一条又湿又黑的甬道以及由蜡烛照明的作战室，最后抵达分配给英国海军联络官韩德森中校的小房间。
坦纳特在这里会见韩德森、戈特的参谋帕门蒂尔准将（R.H.R.Parminter），以及区指挥官怀特菲尔德上校。他们三人都认为敦刻尔克港口已无法用于撤退，德军的空中攻击太猛烈了。东面的海滩是唯一希望。
坦纳特询问他有多少时间完成任务。答案不太妙：“二十四到三十六小时。”之后，德军很可能就会攻进敦刻尔克。在如此悲观的评估之下，下午七点五十八分，他首次以海军资深军官的身份向多佛传送信号：请立即派遣所有可调用的船只前往敦刻尔克以东。明晚能否撤退还成问题。八点零五分，他发出另一则讯息，稍微阐述详情：港口一整天皆遭持续轰炸，陷入火海，只能从港口东面的海滩登船……请将所有船舰和客轮派往那里。我准备命令“猎狼犬号”前往东面海滩停靠，载人和起航。
在多佛，发电机室人员十万火急地展开行动，连忙把救援舰队从敦刻尔克转到港口以东十英里长的沙滩——
九点零一分，“奥尔良少女号”（Maid of Orleans），切勿进入敦刻尔克港口，请转而停靠在玛洛海滩和米德科特（Zuydcoote）之间的海岸，让部队从海滩登船……
九点二十七分，“格拉夫顿号”（Grafton）及波兰驱逐舰“闪电号”（Blyskawicz），请在二十八日凌晨一点靠近拉帕讷海滩，以自己的小艇尽可能接运英国部队。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
九点四十二分，“英勇号”（Gallant）外加五艘驱逐舰及“加尔各答号”巡洋舰，请在敦刻尔克以东一至三英里处靠近海滩，尽可能以最快速度搭载最多数量的英国部队。这是营救他们的最后机会……
发电机室成功地在一小时内将所有执勤中的船只调往沙滩：一艘巡洋舰、九艘驱逐舰、两艘运输舰、四艘扫雷舰、四艘斯固特以及十七艘渔船——总共三十七艘船舰。
在敦刻尔克，坦纳特上校的岸勤大队开始集合零散的部队，把他们疏散到最靠近的玛洛海滩，再由理查德逊中校将他们分为三十人至五十人的小队。在大多数案例中，士兵们可怜兮兮地急于服从任何一个似乎有主见的人。“谢天谢地海军来了。”一名大兵对一等兵弗莱彻说。
大部分士兵被发现的时候，是挤在港口的掩蔽所里躲避轰炸。罗德少尉安排他的弟兄躲进一间塞满香槟和鹅肝酱的地窖，有好一段时间，美酒佳肴成了他们的主食。不过这并不表示他们享受着美好生活。六十多个男人、两位平民女性和各式各样的流浪狗全都挤在一起。空气凝重……当一条流浪狗吃了大兵喂的鹅肝酱之后吐了起来，空气味道就更重了。
有些人耽溺于香槟，没多久，酒醉的喊叫声就跟上头传来的炸弹爆裂声和落石声混在一起。罗德偶尔冒险跑到外头寻找更好的避难所，但是所有地方都挤满了人，他只能放弃。傍晚，他听到呼喊“长官”的叫声。他爬上楼，得知皇家海军已经抵达，他必须带领弟兄前往海滩，当天晚上会有船只想办法送他们回家。
如今，所有地窖都挤不下大量拥入敦刻尔克的士兵了。有些人急切地寻找掩护，最后找到港口与城镇东边海滩之间一群古老而坚固的法国防御工事。腾出一小块空间给英国参谋官的三十二号棱堡就在这里。不过，藏匿在这块区域的法军不愿意跟新来的访客分享。
一群惊慌失措、群龙无首的脱队英军并不打算掉头，他们虽然没有领袖，却握有来复枪。二十七日晚上，他们挥舞着枪支逼近三十二号棱堡，要求开门让他们进去。两名英国皇家海军军官手无寸铁地走出来跟他们谈判。当坦纳特的一支岸勤小队抵达时，形势依旧剑拔弩张，一触即发。岸勤人员立刻恢复现场秩序，化解这场危机。
岸勤队队员一等兵尼克松后来回忆，任何人几乎只要露出一点点坚定的权威，就能让士兵们迅速臣服。“一个带着刺刀的大嗓门双徽章水兵，在这些家伙面前竟然有那么大的威力，想想都觉得不可思议。”
坦纳特上校首次以海军资深军官的身份巡视海滩时，亲自对好几群紧张不安的士兵喊话，他要求他们保持冷静，并且尽可能找到掩护。他保证会有许多船只前来，所有人都能安全返回英国。
他总能成功安抚士兵，一方面是因为一般英国大兵都对皇家海军抱持盲目的信赖，另一方面也是因为坦纳特颇有长官的威严与架势。由于现代军人的服装已无阶级之分，军官即便在场也很难认得出来，不过坦纳特的身份却不容置疑，他穿着剪裁合度的蓝色海军制服，配有铜扣和四条金色的横杠，全身上下自然流露着权威。
而且，坦纳特身上还有一项额外的点缀。他的信号官艾伍德中校在三十二号棱堡吃点心的时候，拿香烟盒的银箔纸剪出代表海军资深军官的“S-N-O”三个字母，用浓稠的豆泥沾在上校的钢盔上。
遗憾的是，再强的纪律也改变不了敦刻尔克的统计数字。从海滩上撤离，能够接运的人数实在太少了。坦纳特估计，如果使用码头，接运的速度可以提高五倍到六倍。然而，只要看一眼烈焰遮天的敦刻尔克海岸，就知道完全不可能使用码头。
不过他注意到一桩怪事。德国空军虽然猛烈轰炸港口和码头，却完全忽略构成敦刻尔克港入口的两道长长的防波堤。这两道防波堤就像两条防护手臂，从东西两面伸向彼此，中间只留可供一艘船只通行的开口。东边的防波堤特别吸引坦纳特注意。这条以混凝土桩铺上木头步道的防波堤，往海上延伸一千四百码左右。如果船只能沿着防波堤侧边停靠，将大大提高撤离行动的速度。
一个很大的缺点是：建造防波堤的时候，根本没打算把它当成码头使用。当船只被汹涌的浪潮（最高可达三级风浪）扑打上来，脆弱的木板堤岸能承受这样的重击吗？几个地方有木桩，不过那原本只是为了港口工作艇的不时之需所设的。大型船只套绳索的时候，能够不把这些木桩撞松吗？步道只有十英尺宽，几乎不够供四个人并排行走。这会造成严重的交通堵塞吗？
这种种难题，更因高达十五英尺的潮汐落差而加剧。退潮和涨潮的时候，接运士兵肯定是一件棘手又危险的任务。
尽管如此，这是唯一的希望。晚上十点半，坦纳特指示此刻负责近海通信任务的“猎狼犬号”派一艘民船到防波堤“接运一千名士兵”。任务落到“海峡女王号”（Queen of the Channel）身上。这是一艘精良的轮船，原本经营往来英吉利海峡的路线。这时它正在玛洛海滩搭载士兵，船员跟其他人一样，也觉得这个办法速度太慢。它立刻前往防波堤，开始让士兵登船。情况顺利，毫无问题，岸勤队队员原本七上八下的心情全都放松了下来。
清晨四点十五分，大约九百五十名士兵挤上“女王号”的甲板。黎明破晓时，防波堤上有人大声问它还能搭载多少人。“问题不在于还能载多少人，”船长回答，“而是我们能不能成功地把已经上船的人载回去。”
他说得没错。跨海中途，一架德国军机连续投掷炸弹，打穿“女王号”的船尾。除了少数几个跳水求生的士兵，其他人都展现出惊人的镇定。一等水兵巴莱特甚至稍微考虑跑到底下的置物柜取出他刚买的新鞋。不过他没做傻事，因为船身正迅速下沉。他跟其他人一起安静地站在倾斜的甲板上，等待救援船只“多莉安萝丝号”（Dorrien Rose）缓缓靠过来，把他们全接过去。
“海峡女王号”沉没了，但是大局出现转机。防波堤奏效了！木板并未崩塌，潮汐并未碍事，士兵并未慌张，而且有许多空间供持续前来的船只停靠。德军一旦觉醒，情势很可能大为不同，但是港口上硝烟密布，能见度极低。
“海军资深军官要求所有船只沿东边堤岸停靠。”“戒备号”驱逐舰在二十八日清晨四点三十六分，从敦刻尔克向拉姆齐发送无线电信号。发电机室的人员再度积极展开行动。当天晚上稍早，他们忙着把舰队从港口移转到海滩，此刻他们要把舰队再移转回港口。玛洛海滩上的理查德逊中校也接到命令，开始将部队分批送回敦刻尔克，每批五百人。
但是，虽然登船的问题解决了，却又浮现另一个全新的危机。敦刻尔克的危急时刻总在海上和陆地轮番出现。这一次，场景恰好轮到伤痕累累的佛兰德斯战场。
清晨四点，正当“海峡女王号”证明防波堤可行之际，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正式俯首投降，导致撤退走廊的东面出现一道长达二十英里的缺口。如果不能立即填补，德军将一拥而入，切断法军和英军通往海边的退路。届时，撤退行动将骤然画下句点。
危险缺口
戈特将军是在偶然间听到消息的。他在五月二十七日晚上十一点开车来到三十二号棱堡，打算跟布朗夏尔将军商讨撤退事宜。他没见到布朗夏尔，不过魏刚总部来的柯尔茨将军倒是在场，柯尔茨随口问起戈特是否听说利奥波德打算求和。
戈特大吃一惊。他心里明白比利时没有能力长期抗战，但是没料到他们如此不堪一击。“如今，伊普尔到海岸之间突然冒出一道长达二十英里的缺口，敌军的装甲部队可以从这里一拥而入，直逼海滩。”
魏刚将军更是错愕。他在凡森开会的时候，有人把比利时联络官发来的电文递给他。“这个消息有如晴天霹雳，因为从来没有任何风声让我可以预见这项决策。没有任何警告，也没有一丝暗示。”
似乎就连在利奥波德总部安插了亲信——海军上将凯斯爵士（Sir Roger Keyes）——的丘吉尔，都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突如其来，”首相几天后在鸦雀无声的下议院发表谈话，“没有事先商量，也没有一丁点通知。他不顾大臣们的建议，自作主张派遣全权大使到德国司令部宣布投降，暴露了我们的整个侧翼和撤退路线。”
令人不解的是，他们为什么如此震惊？利奥波德早在五月二十五日就发送电文告知英王乔治六世，表明比利时的抵抗已濒临溃败，“假如我军遭到包围，我们给予盟军的协助将会就此告终。”他补充说道，他认为他的责任是与人民同在，不会逃到海外成立流亡政府。
二十六日及二十七日间，戈特及英国陆军总部分别收到来自比利时联络官的七则讯息，指出除非英国能够反击（这很显然不可能），否则终点已经不远了。除此之外，凯斯上将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致电丘吉尔，表示“他觉得比利时军队的抵抗撑不了太久”。凯斯接着拍电报给戈特，说明利奥波德——
担心关键时刻迅速迫近，他恐怕很快就无法指望他的部队继续战斗，或者给予英国远征军任何协助。他希望您明白，他有责任在国家惨遭蹂躏之前宣告投降。
而在另一头的利奥波德，也对盟军的意图一无所知。尽管戈特认为积极奋战的比利时军队“对我们的撤离至关紧要”，但是从来没有人咨询比利时将领的意见，也没有人分配任何一艘船只供比利时军队撤退。
最后，丘吉尔在艾登的提醒与催促之下，终于在五月二十七日上午发电报给戈特：“现在，我们有必要告诉比利时军队……”他接着附了一则私人讯息给凯斯上将，指点他如何跟利奥波德打交道：“请转达以下讯息给你的朋友。要假设他知道英军和法军正设法朝海岸撤退……”如此一来，对于比利时国王为什么没得到消息，伦敦可以说他们“假设”他已经知道了，以此作为开脱之辞。
丘吉尔也在讯息中力促凯斯确保利奥波德逃到国外，最后并隐约提议由英国远征军带着比利时部队一起退回法国。
这则讯息从未送达凯斯手中，不过反正也无关紧要了。此时，利奥波德早已志不在此。这位国王从来就不讨人喜欢——他是个傲慢、冷淡的人，并且规定大臣在他面前必须立正站好——不过他具有强烈的责任感。他做了一个错误假设，以为自己在德国占领之下仍能保有权力，因此决定投降，留下来与他的子民共存亡。
二十七日下午五点，国王派遣可靠的参谋官德鲁索少将，举着白旗前往德军阵线。国王想争取有利条件的任何希望，全都立即破灭。元首坚持比利时无条件投降。利奥波德同意了。五月二十八日清晨四点，比利时正式放下武器，宣布投降。
几支零星的队伍仍持续作战。第十六步兵师的楚浮上尉经过一天的撤退，精疲力竭地倒在吕德福尔德饭店的大厅睡觉。清晨四点半，他突然被一阵声响惊醒。灯打开了，人们来来回回走动。“陆军投降了。”有人解释道。
“什么？”
“团总部的联络官刚刚捎来命令。”
“这么说来，我被遗弃了。”身为国会议员以及瓦隆社会党（Walloon Socialist Party）青年领袖之一的楚浮，是个不会盲从军队命令的硬骨头。
他“借”了一辆指挥车，迅速动身前往敦刻尔克。一抵达法军前哨站，他立刻明白对他而言，继续参战并非一件容易的事。前哨站的值班军官因为比利时的投降而满腔激愤，他痛骂楚浮是个叛徒、懦夫，并且提出警告，要是楚浮胆敢再往前一步，就叫卫兵立刻射杀他。
楚浮向后转，试着往南走另一条路，但迎面碰上一支德军纵队。他再度朝北疾驰，抵达科兹伊德（Coxyde）的海边。他在这里战战兢兢地接近一名英国军官，小心翼翼地说明他并非叛徒。他可以越过防线吗？
“恐怕没办法，长官。抱歉。”
他继续往尼约波前进，在这里，他遇见一整支比利时军队，有些人跟他一样倍感挫折。楚浮和其他几个人私自挪用停在水道上的一艘渔船，被船只的引擎、风帆以及在他们头上俯冲盘旋的一架德国军机伤透脑筋。德国军机最后飞走了，它显然认定这群人不值得浪费子弹。他们终于安全进入外海。
天已经黑了，他们点燃蘸满汽油的破布，希望吸引注意。海面上有许多船只，但是没有人愿意在这么危险的水域停泊。最后终于有一艘英国驱逐舰把他们接上船，但是楚浮再度面临强烈的敌意。
这一次，他成功说服对方。事实上，这艘驱逐舰正在前往敦刻尔克的途中，用得上这些强壮的比利时人和他们的小船。这是漫长而艰辛的一天，但是楚浮终于又回到了战场上。
然而这样的人并不多见。皇家苏塞克斯兵团第四营的二等兵奈伊在科特赖克机场站岗时，看见路上有一大群刚从前线撤离下来的士兵，其中好几百名比利时大兵一边骑着脚踏车奔驰，一边吆喝着战争结束了。北斯塔福郡兵团第二营的士兵从利斯河朝海岸行军时，路边站着一群卸下武器的比利时大兵看着他们撤退。有些人面有愧色，但是也有许多人对疲倦的英军破口大骂、挥舞拳头。在比尔斯坎普（Bulscamp），一名身材圆滚滚的宪兵跑来英军指挥部，高声宣布比利时已经投降，他奉命前来没收英军的所有兵器。至于英军回答时说了什么话，那就无从查证了。
整个乡间，家家户户的门窗挂满了白色布条。在瓦图（Watou），多塞特兵团第二营的蓝姆塞中尉打算走进一间空房子休息一下。住在附近的一名妇人冲过来大喊：“不行，不行，不行！”
“这是在打仗啊。”蓝姆塞说的这句老话是颗万灵丹，两次大战期间，人们拿它来解释任何必要的不便。
“是在打仗没错，但不是我们的战争！”妇人回嘴。
的确，对大多数比利时人而言，这场仗如今已成了别人的战争，而摆脱战局让他们如释重负。许多人觉得自己的国家不过是块踩脚垫，任由邻近的强权国家在无止境的权力斗争中随意践踏。“英国人，德国人，全都一个样。”一名心生厌倦的农妇这么说。
技术上而言，尽管比利时的投降导致盟军的撤退走廊在东北角出现一个巨大缺口。然而实际上，随着比利时抗军节节败退，防线原本就有一条越来越大的裂缝。过去四十八小时内，负责镇守这条防线的第二军团指挥官布鲁克中将一直在调度兵力，企图填补漏洞。他是个奇迹制造者，但是五月二十七日下午（正当利奥波德准备承认失败之际），在伊普尔附近的英军第五十师以及尼约波海岸的法国守军中间，依旧没有盟军驻守——那是一道长逾二十英里的缺口。
布鲁克手上仅剩的，是蒙哥马利少将的第三师。这支部队目前驻守在包围圈南端附近的鲁贝（Roubaix），若要发挥效果，必须将他们从防线最右端的阵地撤离，越过其他三个师的后方往北行进二十五英里，然后溜进最左端的阵地。这是最困难的军事行动：一万三千名大军在夜间沿着后街小巷和陌生道路安安静静地长途跋涉，敌军往往只在四千码的距离外。他们必须在天亮以前抵达，否则移动的纵队就会成为德国空军的活靶。
面对这项任务，蒙哥马利毫不畏惧。他在坊间虽然默默无闻，却或许是英国远征军当中最受人议论的师长。他狂妄、自负、暴躁又夸张，在军中也没什么朋友，但是受到许多人崇拜。不论人们对他抱着怎样的观感，全都同意他是个卓越的军人，而且非常擅长训练和激励士兵。他的部队一整个冬天都在练习这类的夜间行军，他们一再操练，直到每个细节都烂熟于心，每个突发状况都已事先算计。此刻，蒙蒂很有把握能成功完成任务。
傍晚，他的机枪手和装甲车辆率先行动，组成轻便的先遣部队。然后红帽子宪兵在薄暮中出动，负责标示道路、指挥交通。而主要的大军，包括两千辆面包车、军车、卡车、指挥车及运兵车，在入夜后最后出发。当然，车辆全都不开灯。每一位驾驶员必须紧盯前方车辆的后轮轴。后轮轴被漆成白色，用一盏微弱的屏蔽灯照明。蒙蒂本人坐在他平常搭乘的亨伯（Humber）指挥车，随员埃尔金斯上士则骑着摩托车紧跟在旁。他们右前方的并行线上有不断闪烁的炮火，左边则有几门英国火炮在凯穆尔山（Mont Kemmel）上持续射击；从两面发射过来的炮弹光影，在这支移动部队的头上形成一道奇特的拱顶。有一次，路边的英军在蒙蒂经过时不小心放炮，炸掀了蒙蒂的亨伯座车，但是将军连眼睛都没眨一下。
二十八日天亮以前，第三师已准备就定位。拜蒙哥马利大幅度横向移动之赐，英军如今掌握了撤退走廊的东面，最北可达诺德斯霍特（Noordschote）。至于到海边剩下的十三英里，蒙哥马利仰赖剩余的比利时军队，因为就他所知，他们仍在持续战斗当中。然后上午刚过七点半，他首次听说利奥波德投降的消息。
“局势危急！”蒙哥马利后来在回忆录中追述，“原以为左侧会有比利时军队协防，如今什么都没有……”他迅速调集几名机枪手，外加英军和法军的几辆装甲车。这支临时拼凑的部队分散开来扼守防线，直到盟军有能力集结更庞大的兵力为止。战斗往往一触即发。枪骑兵团第十二营的曼宁中尉赶在波克大军进城以前，千钧一发之际炸毁通往迪克斯米德（Dixmude）的桥梁。
到了下午，坏消息接二连三传来：德军占领了尼约波；比利时军队退出战场；蒙哥马利的负荷已达极限；从伍本（Wulpen）到尼约波及海岸之间，没有一支有组织的部队进行防守。
盟军只得再度临机应变。克利夫顿准将（A.J.Clifton）刚好有空，布鲁克中将连忙派他去伍本组织防御。他一抵达便接管由两百名炮兵拼凑成的部队，并且不时调来“闲着没事”的装配兵、勘测员、运输兵和总部勤务兵以加强战力。这支部队从来没被命名，毕竟队上的军官来自五个不同的军团。大部分士兵从没见过他们的新长官，而这些军官也从来没在克利夫顿的手下做事。
然而，他依然成功地将士兵团结在一起，部队带着高昂士气走上前线。他们沿途碰到许多从前线退下的比利时散兵。比利时人抛下武器，高喊着战争已经结束。这简直是意外之财，克利夫顿的士兵捡起被丢掉的步枪和炮弹，为他们贫乏的装备加强战力。他们沿着菲尔讷尼约波运河，及伊塞河（River Yser）布防，在接下来的三十个钟头成功阻挡敌军前进。双方在尼约波附近的桥梁爆发了一场激烈的战斗。比利时军队疏于在停火前炸桥，而英军的工兵无法从桥梁东侧点燃引爆线。德军一次又一次地试图过桥，但是克利夫顿将所有“重家伙”（四门十八磅炮弹的大炮以及几挺勃伦机枪）聚集于此，成功拦阻敌军，保留了东面防线的完整。
西面的防线也同样挺住了。五月二十七日一整天及二十八日的大半天，英军第一四四旅将德军钳制于敦刻尔克以南十二英里的沃尔穆特（Wormhout）。所有人都派上用场。在旅指挥部所在的当地饭店，二等兵凯瑞尔发现自己在教几名厨子和职员填装米尔斯卵形手榴弹（Mills bomb）——尽管他自己从没看过这种炸弹。
成功完成这项危险任务后，他奉命去协防饭店的外墙。正当穿越花园之际，他听到一声凄厉的尖叫。他以为是哪个倒霉鬼中弹了，转身一看，发现那声尖叫来自树上的一只孔雀。
“这只鸟可不能再吓人了。”凯瑞尔喃喃自语地举起步枪准备射鸟。就在他开火之前，一名年轻的中尉推开他的步枪，告诉他别做傻事，他难道不知道射杀孔雀会带来霉运吗？长官补充说道，如果凯瑞尔违背命令射了那只鸟，就要接受军法审判。
下一步可想而知。凯瑞尔一等中尉走得看不见人影，便举起枪仔细瞄准，一枪中的。如果射杀孔雀会带来霉运，他倒是没发现有什么不同。
不过，霉运确实降临在沃穆尔特的几名守兵头上，而这些人恐怕一辈子都没伤害过孔雀。一番激战之后，皇家沃威克兵团第二营被打得七零八落，分散的士兵在二十八日下午六点左右被迫投降。大约八十名士兵和一名军官被他们的俘虏者——阿道夫·希特勒亲卫旗队（SS Leibstandarte Adolf Hitler Regiment）——一路推挤，赶进村庄外的一个小型开放式谷仓。
当他们被塞进谷仓，林恩艾伦上尉发出抗议，表示里头的空间不够伤员使用。一名亲卫队队员立刻用带着浓浓美国腔的流利英语回嘴：“黄色英国人，你们将要去的地方会有很大的空间。”
他一说完就朝谷仓丢掷了一颗手榴弹，然后大开杀戒。这些亲卫队队员连续十五分钟以手榴弹、来复枪、英军的步枪和手枪猛烈攻击，同时把两批战俘带到谷仓外，由临时组成的行刑队执行枪决。不可思议的是，竟然有大约十五名英兵在成堆的尸体中存活下来。
往南八英里，盟军仍在卡塞勒持续顽抗。正如布里奇曼上校预见的，这座位于丘陵上的小镇成了西面防线的“直布罗陀”。两天以来，克莱斯特将军的坦克、火炮和迫击炮重击这座城镇，并被一波波的斯图卡进行轰炸，然而它依然屹立不倒。这是一个小小的奇迹，因为主要的守军、格洛斯特卫队第五营，几乎毫无军备。奉命设立路障的范恩中尉只找到一辆农用拖挂车、一具犁头、一辆马车和一架水车，当坦克冲进邻近的花园，他试图用一把博斯步枪阻挡，然后望着子弹从装甲车的铁板上弹开。
城镇被团团包围。然而五月二十八日的晚上，格洛斯特卫队的军需官勃莱斯顿上校，竟然设法送来一些补给品。守军坐下来，享用一顿由牛肉罐头配陈年葡萄酒的奇怪晚餐。
在包围圈的最南端，毕洛将军的第一军团仍然坚守里尔。和大多数法军不同，这支部队抱着热烈的信念奋战不懈，强力阻挡德军的六个师——这表示少了六个师来阻挠英国远征军北上。
如今，绝大多数部队都在撤退的路上了，是时候放弃最南端的据点，将守军撤回海岸进行后防。
二十八日上午，负责四十八师总部通信的哈尼特中士，受命将讯息传给镇守阿兹布鲁克（几个南方据点之一）的部队。守军必须撤离阵线，当天晚上立即动身前往敦刻尔克。哈尼特手下已有两名通信兵在前往阿兹布鲁克的途中丧命，所以这一次，他决定亲自出马。
主要道路被难民和退役部队挤得寸步难行，不过他以前曾经担任摩托车试驾员，越野骑车对他而言易如反掌。他蹦蹦跳跳地越过田野和乡间小路，成功抵达阿兹布鲁克，在第一四三旅部传递了讯息。协助旅部参谋厘清北上的撤退路线后，他骑上摩托车回返。
这一次，他迎头撞上刚刚进入这块地区的德军纵队。他没有地方转弯，决定硬着头皮直接冲过去。他把头伏在手把下，油门踩到底，往前蹿出去。德军受到惊吓四散开来，不过在他呼啸而过时，德军开始朝他开火。
他几乎就要闯过去了。然后突然脑子一片空白，等到恢复意识，他已经断手断脚躺在草地上。一名敌军军官站在他的上方，士兵把白兰地举到他的嘴边。“英国大兵，”军官用英语做出评论，“你的战争结束了。”
英军部队沿着走廊拥向海岸线之际，戈特将军的总部也跟着往北迁移。五月二十七日，指挥部从普雷梅凯搬到刚进入法国边境、离海仅十四英里的乌凯克（Houtkerque）。这是战役开打以来，指挥部首次没有设在伦敦到布鲁塞尔的电话线路上。没什么差别，反正戈特很少待在总部。
二十七日，他整天忙着找布朗夏尔将军，希望协调两军的联合撤退行动。但他一直没找到，二十八日凌晨才身心俱疲地返回乌凯克。而后上午十一点左右，布朗夏尔忽然自动来访。
有太多事情要讨论，戈特首先诵读艾登前一天发来的电报。这封电文确认了撤退决策：“我想要明确表达，如今的唯一任务，就是尽可能将最大量的部队撤回英国。”
布朗夏尔大为震惊。出乎戈特和波纳尔意料，这位法军司令还没听说英国的撤退决策，他仍然以为盟军的策略是在敦刻尔克建立滩头阵地，作为欧陆的永久据点。不知道为什么，丘吉尔在五月二十六日对雷诺说的话、艾登在二十七日发给法军最高指挥官的讯息、同一天送抵卡塞勒和多佛的决策，以及二十八日清早交给阿布里亚尔和魏刚的资料——全都跳过了他。同样地，原因很可能是法军通信彻底崩溃。
现在布朗夏尔知道消息了，戈特竭尽所能地带领他进入情况。戈特表示，他必须命令毕洛将军的第一军团也朝敦刻尔克前进。他们和英国远征军一样，都必须保住性命，以便日后反攻。比利时出局之后，盟军已没有机会继续坚持下去，倘若不撤离，就必须投降。
布朗夏尔踌躇片刻，不过在此关键时分，毕洛将军的联络官抵达，表示第一军团太过疲倦，完全走不动了。问题解决。布朗夏尔决定留下军队驻守里尔地区。
戈特火冒三丈。他坚称毕洛的部队不至于累到无法花点力气拯救自己。他再次强调，撤离是他们唯一的机会。
布朗夏尔维持强硬。他愤恨地说，撤退对英军而言很简单。“英国海军总部无疑为远征军做了妥善安排，但是法国海军绝对无法撤离法国士兵。因此，一切终归徒劳无益——撤离的机会比不上耗费的力气。”
布朗夏尔毫不动摇。他最后提问，即便知道法军不打算一同行动，英军是否会继续撤退到敦刻尔克。波纳尔气炸了，加重语气地说：“会！”（Oui！）
而当天下午，在位于斯滕韦克（Steenwerck）的法国第一军团指挥部里，毕洛将军本人跟英军四十四师师长奥斯本少将之间，也出现了一场类似的对话。奥斯本计划将四十四师撤离利斯河，因而前来跟左邻的法军协调行动。他很惊讶地发现毕洛将军根本没打算撤离。奥斯本费尽唇舌，包括以盟军的团结守则说服他，但是毕洛完全不为所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