鸡犬升天
围城，是人类所能创造规模最大、最残酷的炼狱，除了城内的守军和居民备受压力与煎熬外，围攻的士兵同样也活在痛苦之中，他们被驱策着日复一日扑向那座高耸的堡垒，看着身旁的战友被利箭射穿胸膛，被石头砸破脑袋，或是被滚油烫成畸形的怪物，而且，谁都无法保证自己会不会是下一个。
一天、十天、一个月、一年……被血肉浸泡得泥泞不堪的壕沟与尸体的腐臭逐渐成为生活的一部分，活着的人每一步都会踩过曾是战友的骸骨，但堡垒依旧在那里坚挺，城上依旧是那伙残酷的守军，或者说，凶手。
正因为围城的巨大伤亡与压力，当城池被攻陷之后，屠城也就成了一件再自然不过的事。
基层士兵不可能在一瞬间将城中的老百姓由敌人变成朋友。对士兵们而言，城里的人都是凶手，杀光所有男人，强暴所有女人，抢夺他们财物，不只是历经炼狱后所应得的报酬，更是为之前牺牲的战友实现正义。谁阻止屠城，就是伪善，就是敌人，即便是他们所效忠的领袖。
说了这么多，笔者并不是想为屠城者开脱，他们是恶魔，是刽子手，是变态杀人狂，这没错，但他们同时也是人，和我们一样，是有血有肉的人。不过，也有一些人屠城不是为了复仇和震慑，纯粹是残暴、变态的心理在作祟，日军屠南京便属此列。
基于上述原因，经历过围城，却能避免被屠戮，成都的百姓无疑是非常幸运的。
纵观历史，成都是被屠过最多的城市之一，不过在公元214年政权易主时，刘备的军队并没有太大的战损，这也就免去了一场惨烈的征服者与被征服者之间的血腥冲突。然而即便是这样，刘备仍然得用一定程度的掠夺来满足他的荆州军团。
早在发兵攻刘璋时，刘备便告诉他的士兵：“一旦大事抵定，成都府库中的财货随便你们去拿，我不会干涉。”
于是，一场掠夺便开始了。
这或许也是这些士兵在三年间战无不胜的原因之一。
攻下成都后，刘备首先大开庆功宴慰劳士兵。但将士们可不是吃吃喝喝就能够打发的，他们记着主公先前的承诺，简单的吃喝之后，便开始搜刮成都官库内的财宝，而刘备也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任他们搬。
甚至刘备还想将成都内外的田产赏赐给将士们，但这种行为被赵云所劝阻。赵云很务实地告诉刘备：“现在天下未定，将不动产分给军人，只会让他们思想懈怠，整天想着老婆孩子热炕头，以后的仗就没法打了。不如发还给蜀中百姓，让他们耕作，再向他们收税，既有收入，又可起到稳定民心的效果。”
刘备虽不善于内政，却也不是傻子，他采纳了赵云的建议，收回了之前的命令。
刘备对基层将士都如此慷慨，对待那些高级干部当然就更大方了。
四大功臣首先出列：诸葛亮、法正、张飞以及关羽被授的赏赐最高，各赐黄金五百斤、白银一千斤、钱五千万、锦千匹。
单以黄金而言，每盎司黄金约为二十八点三四五九克，东汉一斤大约相当于现在二百五十克，以此换算，单这四位的五百斤黄金就相当于三百九十万美元，折合人民币两千六百多万（一美元折合六点八元人民币），而且显然这些赏赐是不用缴税的，比买彩票合适多了。
至于其他有功者也依其功劳，赏赐多寡不一。
分完奖金，再分权。
和所有的征服集团一样，最醒目的位置总是要留给叛徒。
蜀奸一号法正贡献最大，升任扬武将军，领蜀郡太守，掌管益州最精华地区，成为“外统京畿，内为谋主”的一号人物。
蜀奸二号孟达被拜为荆州宜都太守，镇守荆益要冲。
蜀奸三号吴懿被拜为讨逆将军，而且在法正的怂恿下，刘备还娶了吴懿的妹妹（此女之前曾嫁给刘瑁，此时刘瑁已死多年），也就是后来蜀汉的穆皇后。
另外还有一位可归为蜀奸之列的彭羕。他是广汉本地人，原本不受刘璋重用，在刘备起兵后通过庞统介绍进入刘备阵营，负责文宣和统战之类的工作，现在刘备自领益州牧，就以彭羕为治中从事，为州府副座。
不过，蜀奸们的地位虽然抢眼，但军政实权仍握在刘备的老班底手中，尤其是荆州集团。
诸葛亮从军师中郎将的位置跨了一步，成为军师将军，刘备让他“署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刘备幕府之下职位最高的行政官员。
巴蜀北部防御的重责大任则分别交给霍峻和张飞。刘备将广汉郡北部分割出来成立了梓潼郡，由霍峻任梓潼太守，续守葭萌。张飞则取代了庞羲，成为巴西太守，准备面对纷乱的大巴山区（庞羲应该早就投降了刘备，却只担任营司马一个小职）。
另外，黄忠被封为讨虏将军，赵云被封为翊军将军，刘封被封为副军中郎将。原本只是一等兵的魏延，则如同坐上直升机一般，一口气升到了牙门将军，成为蜀军中最炙手可热的军事明星。
刘备的老班底糜竺、孙乾、简雍也各拜为将军。另外三蜀中的广汉郡太守一职，则交给了一个叫夏侯纂的旧部。关于这个夏侯纂，其背景不详，但从他和秦宓交往频繁这一点来看，应该不是蜀人。
除了以上两类功臣之外，还有一类人在刘备集团获得了跳跃性的发展。这类人可以被定义为东州集团，但笔者认为，对他们更准确的称呼应该是“旅蜀荆州人”。
由于刘焉家族本身就出自荆州江夏，因此吸引了许多荆州人士入蜀仕官。这些旅蜀荆州人一方面熟知巴蜀民情，另一方面又能够和荆州统治集团沟通，于是便成为了刘备和巴蜀本地最好的桥梁。
这其中最受重用的便是蜀奸四号李严，他拿到了犍为太守这一重要位置，另拜兴业将军。
另外一位是董和，他是南郡人，原本任益州太守（益州郡和益州是两码事，益州郡大约在今天云南一带，后改名为建宁郡），刘备将他升为掌军中郎将，和诸葛亮共同管理左将军府事，等于是小内阁成员。董和他的儿子董允在后来的蜀汉政权中也备受重用，名列“四相”之一。
除此之外，费观、费祎、邓芝、王连、吕乂等旅蜀荆州人，也备受刘备与之后蜀汉政府的重用。
最后，便轮到那位被曹操忽悠得很惨的刘巴老兄了。此人入蜀才短短几年，应该还进入不了“旅蜀荆州人”小圈子的核心，但他超强的名声却让刘备迷惑，于是刘备便让他担任左将军府西曹掾，主管幕府的人事工作，相当于现在的组织部长。
相较于以上三类人马，益州本地人的待遇可就差得远了，相对来说算得上显赫升迁的只有黄权和张裔。黄权之前被刘璋外放到广汉当县长，现在刘备将他小升为偏将军，和张飞共守巴西要塞。张裔则被任为巴郡太守。
正所谓“豫州入川，荆楚人贵”，建安十九年（公元214年）年底，这个由新旧荆州人所控制的新成都小朝廷便正式挂牌营业了，它将统治益州长达半个世纪之久。虽然益州本地人在之后蜀汉政权中所扮演的角色日趋重要，但政府实权却始终掌握在荆州人手中，这与东吴政权的“江东化”形成了强烈对比。
这样的“省籍问题”，是导致蜀汉灭亡的原因之一，而单就目前而言，这种“外主内辅”的政权结构，也必然会引起益州豪族的反抗，更何况刘备入蜀之初，还遇到了一些财政问题。
孔明治术
之前刘备允许士兵掠夺成都府库，这当然是一种非常态的激励措施，反正官库也不是我家的私库，所以一般老百姓对此并没有太多怨言，但搬完了之后问题就来了，政府财政出现了赤字。
刘备对此深感烦恼，向新成立的智囊团征询意见，刘巴大概是想将功折罪，便告诉刘备：“这个太简单了，只要发行1∶100的货币，同时平抑物价，派官员监管市场，这样就搞定了。”
刘备一拍脑袋：“我咋就没想到呢？”于是欣然接受了刘巴开出的这剂“特效药”，开始铸造“直百五铢”钱，也就是新钱一元等于旧钱一百元。没过多久，成都府库果然又再度充实了起来。
“金融学家”刘巴的建议是以课“铸币税”（Seigniorage）的方法支持财政，简单来说，就是政府直接印钞票向市场买东西，在忽略成本的情况下，政府想印多少就有多少。然而我们都知道，在金属货币时代，货币的价值取决于金属的成分，并不像纸币可以无限制发行。换句话说，刘巴是借由虚增面额，达到铸币税的效果。
现代经济学课本告诉我们，货币数量的增加会造成货币贬值与通货膨胀，这个理论同样适用于中国古代。
之前董卓也曾搞过这一套，他发行相当于五铢钱重量六分之一的小钱（就是一元新钱等于六元旧钱），结果导致北方物价飙涨，最后货币不能使用，倒退回以物易物的体制，直到魏明帝后，才重新恢复五铢钱的制度。
“直百五铢”的逻辑也是一样的，但刘巴显然比董卓更有经济学概念，在大量增加货币供给的同时，又进行“平抑物价”与“市场控制”这两项配套措施，以冲抵铸币税造成的通货膨胀。
从现有的史料上，我们不大看得出刘巴是如何“平抑物价”的，或许当时成都府库虽然没钱，但粮草充足，因此在发行直百五铢的同时释放出大量官粮，以此来缓和粮价上涨的压力。至于“市场控制”，可能因为成都市场规模比较小，配合诸葛亮的强力执法，使得物价被控制在一定程度之内。
总而言之，从历史记录上来看，刘巴的政策除了“府库充实”外，似乎并没有太多正面的效果，当然也没什么负面效果，或者说负面效果不明显。
由于笔者是自由经济主义的信奉者，因此对于刘巴经济管制的成效，抱着比较怀疑的态度。
刘备之所以要充实府库，主要是为了支持他庞大的军事开支，或许在刘巴的主持下，通货膨胀的情况较为温和，但对于长久生活在富足、低物价环境中的益州人民来说，这样的改变势必会造成相当的不适跟困扰，如果再加上前面提到的省籍问题，以及随之而来的荆州、汉中之役，新成都小朝廷建立初期，蜀中百姓的生活应该承受了很大压力。
然而刘备入蜀之后，巴蜀地区除了小规模骚乱以外，并没有再出现如当年贾龙、赵韪等本地实力派领导的大规模武装叛乱，想来，这一切都要归功于一位到目前为止行事都很低调的人，这便是诸葛亮。
现如今某些《三国演义》的翻案者，总是喜欢贬低诸葛亮的地位，说他不得刘备信任，在集团中的地位不如法正，连“谋主”都算不上。在这里，笔者很负责任地说，这种说法不仅仅是低估了诸葛亮，也低估了刘备。
在经过多年的历练之后，刘备已深谙用人哲学，对法正、孟达这种聪明又高傲的家伙，刘备给他们漂亮光鲜的职位，让他们提供天马行空的奇谋。但要担当整个政府的舵手，所需要的不仅仅是聪明，更要有认真、负责的工作态度，同时还要守纪律、肯吃苦，把加班当作家常便饭，最大的心愿便是死在工作岗位上。而纵观整个蜀汉政府，能够符合上述特征的人，只有诸葛亮。
这时候大约三十二三岁的诸葛亮，仍然算不上是个老练的政治家，他没有太多腾挪纵横的政治经验，所依靠的武器只有严谨而细密的管理逻辑，所以诸葛亮选择了法治，他先用逻辑制订出合理而又周密的法条，然后公平而又严格地去执行。
刘备入蜀后不久，成都小朝廷便颁布了“蜀科”，也就是蜀地的新刑法，由诸葛亮、伊籍、李严、刘巴、法正五人共同制定（注意，没有蜀人），诸葛亮亲自执行。
据说诸葛亮执法严厉，从政府高层到平民百姓都颇多抱怨，法正还为此劝过诸葛亮，说政权新成立不久，强龙不压地头蛇，执法应该宽缓一点。
诸葛亮告诉对方：“二牧政府十几年来从未强力执法，大家只会奉承拍马，有能力者胡作非为。当真是司法已死，只会用职位或金钱去收买人心，最后人家就不会稀罕了，蜀中乱象就是这样发生的。现在我让司法活过来，收紧执法标准，这样人们才会感受到守法的好处，提供的赏赐最多不过爵位，这样大家才会因赏赐而感到荣耀，这才是维持上下秩序的方法。”
从这段话中，我们可以看出诸葛亮的管理风格，用八个字来形容，那便是：规矩至上，福利缩水。
不过，从“君子小人咸怀怨叹”的普遍反应看来，诸葛亮的执法显然是公平的，没有既得利益的问题，这至少能消弭先前二牧政权之下，东州人侵凌益州人的问题，也减少了一般老百姓对严刑峻法的反感。反正一切都照规矩来，不分省籍，不分贵贱，没有特权，所有的行为都有可预见的法律结果，这样日子虽然过得苦巴巴，但至少不是“只准州官放火”的那种苦法，大多数老百姓也就默默地接受了。
在接下来的九年，也就是刘备还在世的日子里，诸葛亮一直都肩负着在成都留守的重责大任，蜀汉政权的基本架构也在他手中逐渐成形。
诸葛亮以高效率的行政手段，使得在前方征战的刘备后勤无虞，打个不恰当的比喻：诸葛亮就像一支摇滚乐队中的贝司手，当主唱、鼓手、吉他手已经发疯随兴乱飙高音时，他仍然稳定地弹奏着每一个音节，维持歌曲的进行，不至于走调。
于是，在诸葛亮的大力治理下，充满矛盾的巴蜀地区逐渐回复到安定团结的和谐局面（至少表面上看是这样），最终与蜀汉政权结合为一体。
不过，要格外强调的是，诸葛亮虽然为巴蜀民众带来安定的生活，却远远谈不上美好。伴随着苛酷刑罚的是沉重的赋役，从一个锁国不战的二牧政府，换成一个年年对外作战的蜀汉政府，巴蜀百姓所承受的负担可想而知。
很快，巴蜀百姓便接受了第一次极具震撼性的国防教育。
就在刘备入蜀的隔年，一次大规模的军事行动启动了，但这次的对手却不是刘备集团宣传已久的万恶曹贼，也不是汉中的妖道张鲁，这次的敌人是老盟友孙权。
单刀赴会
在刘备攻略益州的三年间，孙权在淮南一带和曹操也纠缠得不亦乐乎。
建安十八年（公元213年），年初的一场“濡须口之战”虽然最终没能形成大规模混战，却让江东群英见识到了曹操强大的复原能力。建安十九年中，孙权又主动出兵攻击曹操在皖城的基地，对于刘备在西方的行动无暇顾及。
等到建安十九年底，孙权这才得到刘备并吞益州的消息，联想到四年前刘备那番“宁愿自己披发逃入山林，也不许江东攻打益州”的鬼话，三十三岁的孙权不由得怒火攻心，大骂：“大耳贼竟敢诳我！”
当然，靠骂人是无法解决实际问题的，此时已是个成熟君主的孙权，很快便安排下软硬两手措施：软的部分由诸葛亮的哥哥诸葛瑾负责；硬的部分，则交给一条刚刚培养出来的扬子鳄——吕蒙吕子明负责。
吕蒙是豫州汝南人，出身低微，年幼就投靠在孙策帐下当差的姐夫邓当。十五六岁时，吕蒙年少气盛，因口角杀死了一名官员，后来自首免死，反而被孙策相中，留在左右。
几年之后邓当过世，吕蒙继承其在部队的指挥权。他练兵严谨，深受孙权的喜爱，在建安十三年初征讨江夏一战中担任前锋，立下大功，晋升为横野中郎将。在之后赤壁与江陵等地作战中同样屡有功劳，逐升为偏将军，领浔阳令，镇守荆州和扬州交界大门。
吕蒙原本只是个靠实战一步一个脚印硬拼出来的士官，一直到“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事件发生之后，才智力大增，从“吴下阿蒙”一跃成为一员具有战略头脑的将领。
借荆州以后，吕蒙转回东线，在濡须、皖城之战中都立有功劳，拜为庐江太守，总管淮南要地。但他对西边的荆州战略一直情有独钟，早在借荆州之初，他就针对和关羽的关系，向鲁肃提出过五项机密对策。现如今借荆州也已经过去四年了，联姻策略又告失败，孙权的耐心用尽，差不多该是吕蒙这头鳄鱼游回荆州的时候了。
当时东吴的荆州事务仍由汉昌太守鲁肃负责，由于孙、刘在荆州的界线并不明确，双方部队驻扎呈犬牙交错之状，擦枪走火在所难免。鲁肃总是尽可能地维持两家和平，期望保持南方联盟的和谐。
不过，孙权的这口气实在是憋得太久了，他已经不在乎这种表面上的和谐。建安二十年初，孙权派诸葛瑾来到成都，先恭喜刘备领益州牧，紧接着便单刀直入地告诉刘备：你得了益州，我们承认，所以麻烦你兑现当初的承诺，把荆州还给我们江东。
当时，刘备刚在成都过完征服者的瘾，马上就收到这封存证信函，心里肯定不是滋味。还荆州是不可能的，但在道理上似乎又稍嫌站不住脚，最后刘备只好用了一个超级蹩脚的借口来搪塞，他说：“还是等我得了凉州之后，再还荆州吧。”
说实在的，刘备这话说得实在是没什么水平，这么一来，不但默认了他有归还荆州的义务，同时还给人留下一个“找借口赖着不还”的坏印象，实在毫无道理可言。不过，就当时的情况来看，刘备大概也找不到更好的理由了。
果不其然，孙权一听这话顿时火冒三丈，他悍然采取了单方面行动，直接对外宣称拥有长沙、桂阳、零陵三郡的主权，并派出官员上任。而另一边，关羽也是个不会让步的人，他马上派兵驱逐了所有江东官员。
孙权自然也料到了这种结果，这回他决定不再退让了，召集了两万大军，直接攻打三郡，而统帅便是野心勃勃的吕蒙。鸽派代表鲁肃率军西上，进驻巴丘牵制关羽。孙权自己则前往陆口，坐镇指挥。
吕蒙终于回到了最喜爱的荆州。他的行军速度极快，长沙太守廖立来不及防御，弃城逃跑。名不见经传的桂阳太守，大概不是逃跑就是投降了，反正桂阳被轻松拿下。只有零陵太守郝普稍微坚守了一下，但不久也被吕蒙用贱招所骗，献城投降。
吕蒙轻取江南三郡，士气大振，向北进驻长沙郡益阳县，准备和刘备、关羽援军决一死战。
回头再说蜀汉。
孙权出兵荆南的消息在新成立的成都小朝廷内引发巨大震动，对于荆州集团来说，荆州是家，无论如何都不能落入孙家之手，更何况他们才刚刚征服了巴蜀，倘若就此退缩，恐怕就再也镇不住巴蜀豪族了。
出兵这一议题根本不容反对，刘备马上动员了他有生以来所能动员的最大兵力，由关羽先带荆州兵三万人前往长沙益阳争夺三郡，他自己则从益州调动五万人，快速开回老巢公安，准备和孙家动手。
当时大约是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上半年，在湘江两岸，超过十万名士兵列阵对峙，曾经携手击败强敌的盟友，最终走到了反目驳火的边缘。
不过，就在这大战一触即发的关键时刻，“和平之鸽”鲁肃仍未放弃以外交手段解决争议的机会。他在益阳前线和关羽安排了一场面对面会谈，打算将一切是非曲直理顺弄明白。
当然，那个时代还没出现“搁置争议、共同开发”这种提法，要么归你，要么归我。
会谈是采取“单刀会”的形式，也就是双方的军队都停驻在百步之外，由少数高级将领带着贴身短兵器进行会谈。
在《三国演义》中，罗贯中写的是关羽单刀去赴鲁肃的会，后世有些翻过头的翻案文章，又称是鲁肃单刀去赴关羽的会，其实这是一场平等的会晤，所有人都是单刀，没有人在武装或人数上占便宜。
这场单刀会的过程很像港台黑帮片中黑道大佬之间的谈判，鲁肃有点类似于口齿伶俐的“山鸡”型大哥，他一见面就反问关羽：“当初我们让地盘给你，是看你们输得裤衩都没得穿，才暂时挺你们一下。现在你们拿了益州，却不还荆州，我们退而求其次，只要你南方三郡，你还是不肯，关二哥，你说这公道不公道？”
关羽是那种嗓门大，但不太会讲话的“基哥”型人物，他反应没那么快，鲁肃跟他讲道理反而让他没辙了。这时身旁一个不知名的小弟（不是周仓）忽然应声道：“占地盘靠的是拳头硬。你说是你的，就永远是你的，哪有这样的道理？”
鲁肃一听这话马上变脸，大骂道：“你算老几？大哥间谈判，哪有你这鸟人说话的份！”
关羽心里多少有点感激那人帮自己活络场面，但被人抢了话也实在是件很丢面子的事，于是拔刀起身，大声道：“这是帮中大事，你小子知道个屁！还不快滚！”同时朝那人连使眼色，要他快点退下。
经过这么一闹，关羽总算是理顺了头绪，对鲁肃道：“当年乌林之战，我大哥也是流血流汗拼了老命，这才打跑了那个王八蛋曹操，这样子换一块地盘都不行？怎么着，肃哥，你现在是来跟我抢地盘的？”
鲁肃冷笑：“你这是什么话？当年我跟你家大哥在长坂碰面，你们人少又狼狈，从街头仆到街尾了，只想逃到交州去，哪会想到今天这番光景？是我家老板看得起你大哥，舍得下地盘，给你们一块地方暂时蹲蹲，想不到你大哥虚情假意，今天夺了益州，却连荆州也想整碗端走，这种事，一般的小混混都没脸去做，更何况是当大哥的！”
说到这里，鲁肃忽然将语气放缓，恢复到读书人的样子，说：“我听说，‘贪而无义，必有大祸’，我们俩身负重任，如果不能帮忙分是非、辨对错，只会带不义之兵硬争，又怎么会有好结果呢？”
鲁肃这番话不能说没有道理，但这道理恐怕已经超过了关羽所能应答的范围。关羽无言以对，只好沉默。
最后，这场单刀会便在关羽的沉默中草草收场。
表面上看起来，鲁肃狠狠地刮了关羽一通，确实是大快江东人心，但话又说回来，问题解决了吗？没有，这场单刀会的实质意义几乎是零。当时双方的话事人刘备跟孙权分别在公安与陆口，要谈也该是这哥俩去谈。鲁肃就算把关羽的脸皮整张刮下来，对于解决争端也没什么帮助。
不过，要说一点帮助没有那也不现实，这场谈判还是起到了一些稳定情绪的作用，毕竟双方合作了那么久，多少还有点情义在。
就这样，双方大军在益阳对峙了数个月，一直没有发生大规模流血冲突，这期间关羽曾试图采取积极攻势，渡过资江，却被甘宁给挡了下来。一直到了建安二十年七月，刘备方面才出现了让步的迹象。
刘备态度忽然松动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七月，曹操击败张鲁，进驻汉中。
再见曹操
先说张鲁。
此人是个传奇人物，其祖父张陵本是北方陈留人，也曾经是个士人，后来看破红尘，躲到益州的鹤鸣山修道，道成后称受太上老君赐宝剑与符箓，以“天师”之名降妖救世，遂在益州开坛传道，信徒要先奉纳五斗米，因此又被称为“五斗米道”。
张陵过世之后，他儿子张衡继承了天师之位，张衡之后又由张鲁接手，他的道友张修掀起益州五斗米道之乱，公元189年才归顺刘焉，并在刘焉的安排下进军汉中，使汉中南郑成为五斗米道新的道场。
张鲁的寡母据说是个法力高强的道姑，且驻颜有术，以至于刘焉常常借故“拜访”张家，结果弄得外面流言满天飞。但即便两家如此“交好”，下一代——张鲁跟刘璋却完全不对脾气。刘焉一死，张鲁就在汉中宣布独立，而刘璋也毫不客气地将张鲁的母亲与族人夷灭，巴蜀与汉中的仇冤就此结下。
张鲁在汉中推行的是政教合一的治国理念。他奉老子的道德经为经典，不称王只自称“师君”，手下的干部则依资历为“祭酒”或“大祭酒”，一般信徒则称“鬼卒”。
他下令全面禁酒，春夏禁止杀生，犯罪者可先被赦免三次，轻者可以“做义工”来代替刑罚。他又设置义仓、义米肉等社会福利措施，倘若有人敢妄取，便画个圈圈诅咒人家（恐吓其会遭疾病）。
张鲁这个简单又迷信的体制很快就被居民所接受，稳定的汉中平原也不断吸引难民涌入，使得张鲁势力越来越大，越做越强。帝国中央无力管制，只好给他一个汉宁太守的头衔作为紧箍咒，以约束他的行为。
曹操在建安十六年不小心说了一句“我想打张鲁”，结果引起整个关中、西凉军阀的整体爆发，曹操花了整整四年的时间才肃清帝国西疆。直到建安二十年（公元215年）三月，张鲁等得花儿都谢了，曹操这才带着夏侯渊、张郃、朱灵等人的部队来到陈仓，对五斗米道国正式宣战。
同年七月，张鲁战败，丢失了阳平与南郑等主要重镇，退入到大巴山区，跟曹操打起了游击。
对于刘备来说，孙权是竞争对手，曹操则是仇人，丢掉荆南三郡了不起是被对手打败，不伤腰，但如果失去汉中和巴郡，则无异于被仇人割喉。
就在这个当口，刘备权衡轻重，决定以巴蜀为先。他立刻派出使者前往陆口通知孙权愿意和谈，而孙权一看刘备主动求和，也立马将鳄鱼吕蒙召回，放出“和平之驴”诸葛瑾，前往公安负责谈判的具体事宜。
近世不少论者认为，就当时的局面，孙权应该拒绝和谈，与曹操头尾夹击刘备，自己吞下荆州，岂不快哉。然而笔者却有另外的看法：孙、刘和谈是必然的。平心而论，孙权也一定担心曹操拿下巴蜀，一旦得逞，刘备必亡，那么天下两分，曹操下一个目标便是自己，而自己又没有十足的把握吃掉曹操，所以最好的办法便是维持现状。自己在东方单线作战，刘备在西边为他多承担一些来自北方的军事压力。
既然刘备现在肯让步，孙权对内也就有了交代，于是他给出了相当优惠的和平条件：江东只要长沙、桂阳两郡，归还零陵，并释放零陵太守郝普。
刘备同意这个条件，双方于是重新签订了和平共处条约，以湘水为界，湘水以东的江夏、长沙、桂阳三郡归孙家所有，以西的南郡、武陵、零陵三郡则属刘备。
对于刘备来说，他虽然失去了长沙这个江南大粮仓，但至少稳住了南郡大本营，另外收回零陵，也算是个可以接受的结果。
之后，刘备仍旧以关羽都督荆州军事，让小舅子糜芳任南郡太守镇守江陵，将军士仁守公安，另外以武陵人潘浚为荆州治中处理州中政务，自己则带领部队火速赶回蜀中应付更加麻烦的曹操。
从事后的发展来看，这次“奇袭三郡”事件其实相当严重，这意味着建业小朝廷仍未忘记“竟长江所极，据而有之”的梦想。这回虽然只取得了两郡，但不代表将来荆州防备衰弱时，江东不会趁机再度出手。
然而刘备或许是被诸葛瑾那张老是挂着和蔼笑容的长脸给忽悠住了，在他的思维中，他和江东的荆州烂账已经结清，从今以后他们的敌人只有一个，那就是北方的曹操。
很遗憾的，这是个错误的想法，而且错得相当离谱。
此乃后话，容后再表。
却说刘备，约莫在八月到九月回到成都，刚一坐定便急招参谋商量曹操占据汉中、侵袭三巴的问题，这时候最有资格就这个议题发言的不是诸葛亮，更不是法正、刘巴，而是身为巴郡阆中土著的黄权。
黄权严肃地告诉刘备：“倘若失去汉中，则三巴不振，等于是去了蜀地的臂膀，不可不争。”
刘备同意黄权的看法，他很爽快地追封这位巴郡人为护军，让他统率诸将，包括新任的巴西太守张飞在内，北上迎接张鲁，以便联合抗曹。不过阅人无数的刘备，这回却看走了眼。
张鲁原本就倾向于投降曹操，当初曹操攻阳平关时，他就打算投降，只是他老弟张卫坚持要战。阳平陷落后，张鲁又想投降，但阎圃劝他多撑一下，争取更好的谈判条件，所以他暂时退入到大巴山区。现在黄权来劝降他，正好给了他和曹操讨价还价的筹码。
九月起，巴郡的板循部落便陆续向曹操举起白旗，曹操分封两个部落的头目杜濩、朴胡为巴中与巴西太守。到了十一月，张鲁终于投降，换来的条件是拜为镇南将军，封阆中侯，食邑万户，张鲁的五个儿子和阎圃也都封了侯。
应该说，张鲁这“邑万户”的待遇算得上是天价了，后来汉献帝退位当山阳公，刘禅降魏当安乐公时，也才食邑万户，张鲁以败将的身份投降能拿到这等高规格的待遇，让我们不得不承认阎圃在谈判上确实很有一套。
此外，和张鲁一起投降的还有马超的旧部庞德，曹操拜他为立义将军，此人颇为忠勇，后被关羽所斩杀。
这里插两个题外话。
第一，曹操所封赐的杜濩、朴胡等板循头目，来头可不小，板循又名“人”，是巴地的原住民，早在商周时便已在大巴山区建国。板循人最大的特色就是能歌善舞、勇猛善战，他们的“巴渝舞”便是一套著名的战舞。楚汉相争时，板循对汉朝的建立立有大功，刘邦于是特别免除了罗、朴（濮）、督、鄂、度（杜）、夕、龚板循七姓的赋税，向曹操投降的杜濩与朴胡，就是七姓中的杜、朴两族的头目。
此外，板循人是“五斗米道”化很深的民族，八十年后，板循人李特以五斗米道号召起兵叛晋，他的儿子李雄则建立了以板循、五斗米道为主体的国家：成汉。
第二，由于张鲁没跟曹操死扛到底，天师家族因此得以保留了下来。“张天师”成为一个历朝政府都承认的高贵封号，一代一代地传承下去，第六十四代张天师张源先生于公元2008年10月17日在台湾去世，第六十五代继承权发生争议，似乎时至今日仍没有定案。
书归正传。话说张鲁这一降，便意味着曹操完全据有汉中，并透过板循部落将势力伸入到三巴地区，这正是当初黄权所谓“三巴不振”的最坏情况。黄权在这里充分展现了他身为当地土著的价值，虽然“迎张鲁”的计划已经不可能实现，但他还是成功击溃了板循部落，斩杜濩、朴胡，总算是稍稍稳定住巴地的局势。
但无论如何，曹操盘踞于汉中，就如同灰太狼在羊村外徘徊一般，你不知道他会用什么方法、手段，或是什么时候闯进来，也不知道羊村的围墙是否足够坚固。
当时巴蜀上下为此躁动不安，许多地方都有小股叛乱发生，甚至一日之内多达十余起，刘备必须不停地镇压。但人杀得越多，他心里反而越没底：入蜀还不到一年，他恐怕还没有十足的把握抵挡住曹操。
然而，令人意想不到的，曹操并没有趁着征服汉中的气势继续向南挺进，而是于建安二十年十二月诡异地离开了汉中。他的这一举动，总算是给了焦头烂额的刘备一个喘息的机会。
消长之间
曹操究竟为何会放掉到嘴的肥肉？
答案其实很简单：他累了。
当时曹操身边的参谋如刘晔、司马懿等人，都建议他应该趁刘备立足未稳，一鼓作气掀掉巴蜀这个新巢，但曹操最终还是放弃了，他留下一句“人苦无足，既得陇右，复欲得蜀”（“得陇望蜀”这句成语就是打这来的）的千古之叹后，带着主力人马班师回到邺城，留下都护将军夏侯渊、平狄将军张郃、平寇将军徐晃等镇守汉中。
曹操这一叹，也叹出了人类在历史洪流中的渺小。
正如台湾的柏杨先生所说，如果自公元184年黄巾之乱算起，曹操带兵驰骋疆场已经三十年了，奋斗了三十年，曹操不过才稍稍安定了中国北方，况且政权尚不稳固。三十年的南征北讨，即便是铁打的身躯也会磨损，更何况是血肉之躯呢？
当时刚满六十岁的曹操，看到刘备、孙权渐渐站稳脚跟，大概已经感到一统天下无望。他或许曾在夜深人静时，看着自己枯老的双手，扪心自问：“这么多年来，我究竟做了些什么？我的人生满足了吗？是否还有遗憾？”
在接下来的两年内，曹操就像是个老小孩一般，在权力与排场的游戏中打滚。他自封了魏王，设置了相国和御史大夫，让曹丕当了太子，女儿则是有汤沐邑（收取赋税的私人领地）的公主。他在头冠前挂上十二道冕旒，交通工具换成六匹马拉的金根车，两旁悬的是天子旌旗，出门用天子专用的交通管制。
此时的曹操，已不在乎他版图的大小，也不在乎众人的目光了，他只想喘口气，好好享受这用三十年的血汗换来的劳动成果。
当然，离开了汉中，并不意味曹操从此毫无作为。为了压制刘备向北发展，曹操下令将汉中与巴郡的居民迁移到长安三辅地区，而这个艰巨的任务则由张郃来负责。
张郃是冀州河间人，原本为韩馥麾下的军司马，后来跳槽到袁绍集团，官渡之战时又转投曹操阵营。建安十六年起，张郃便与夏侯渊、徐晃组成“征西三人组”，一路从潼关、长安、陇右、汉中打下来，累立大功。
当时大巴山区北部都已在曹魏的掌控之中，但张郃并不因此而满足，他大胆地向南进军，将所掳获的人口逐渐北移，他的目标是板循古都宕渠，也就是今天的四川省渠县。
张郃的入侵，很快便引来巴西太守张飞的反击。
张飞下令封锁干道，与张郃形成对峙，双方僵持了近两个月，张飞首先打破僵局，亲率精兵一万多人，从山间小道瓦口主动出击。结果张郃大概是因为不熟悉地理，将军队带入狭窄蜿蜒的山道中，张飞纵兵攻击，魏军首尾无法相济而惨败。张郃仅带着十几人弃马爬山，从小道狼狈逃回南郑。
本战中张郃军的阵亡数字并不清楚，但一举打败五子良将（所谓“五子良将”，指的是曹操麾下的五员大将：张辽、乐进、于禁、张郃、徐晃，类似《三国演义》中的“五虎上将”）之一，本战可以算是张飞军事生涯的代表作。
据说张飞本人对此也颇为得意，在渠县附近的八濛山刻石记功，也就是后世所谓的“八濛山铭”或“立马铭”，为书法名帖之一。不过“八濛山铭”的摹本自明朝之后便已失传，因此究竟铭文是张飞所刻，或只是后人的附会，也就无法分辨了。
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张飞绝非文学作品、戏曲作品里所描述的那样，只是个四肢发达、头脑简单、嗓门粗大的猛男，而是一个于书法绘画之道有着不错造诣的全能型将领。
黄权、张飞对曹军的接连获胜，不仅缓和了巴郡局势，还起到了稳定整个刘备集团军心的作用。对于刘备来说，曹操的部队已不再是所向无敌，他属下各军都有和曹军独立作战的能力。
刘备身旁的智囊团，也看出了曹操正逐渐衰弱的本质。建安二十二年，法正向刘备提出攻略汉中的建议，他表示：
“曹操一举击降张鲁，却不趁势进军巴蜀，留下夏侯渊、张郃驻守，而自己北归，不是他没有企图，而是心有余而力不足。显然其集团内部存在一定问题。如今夏侯渊和张郃的能力并不能胜过我国将帅，我方进军讨伐必能获胜。届时以汉中为基地，广积粮草，乘虚出击，可以一举推翻曹贼，中兴汉室。如若不能，也可蚕食雍凉之地，拓展国土。最差也是固守险要，持久保国。这是上天送给我们的礼物，机不可失啊！”
法正称曹操“内有忧逼”，并非空口白牙，原因有四：
第一，当时曹操的继承权之争已到了关键阶段，曹丕、曹植各拥人马，在内部明争暗斗，这件事牵连甚广，即便曹丕最后被定为魏太子，余波仍然荡漾不止；
第二，曹操称王、僭用帝制等等过激举动，已经触及最后一批东汉保皇党的底线，这在许都城内埋下了一枚不定时炸弹，随时都有可能爆炸；
第三，建安二十二年，北方爆发大规模的传染病，疫情相当严重，连文学偶像团体“建安七子”中的徐干、陈琳、应玚、刘桢都在这场灾难中去世，而一般老百姓的境遇悲惨可想而知，据说情况严重到“家家有强尸之痛，室室有号泣之哀”的程度，这对于华北的社会稳定造成了很大压力；
第四，即便内忧外患，曹操仍然决定在建安二十一年十月进攻孙权，结果双方在居巢对峙了几个月，曹操便在隔年三月草草收兵，曹操强弩之末的态势更加明显。
与曹操的逐渐衰弱正好相反的是，刘备这边出现了蒸蒸日上的势头。
在建安二十年七月暂时摆平借荆州的问题之后，刘备集团便一直保持在休整的状态中，刘巴的货币政策、诸葛亮的法治、张飞的军事胜利，使得刘备在财力、军力与信心上都处于节节上升的状态。
所以，在此消长之间，夺取汉中不仅合情合理，更是战略所需。
不过即便如此，成都内仍有两个人提出了不同意见。有趣的是，这两个人都堪称当时的算命大师。
第一位大师是儒林校尉周群（“儒林校尉”这一官衔也属刘备的发明创造，充满了冲突的美感），他和黄权一样是巴郡阆中人，是最熟悉前线情况的人。而且他精通天文术数，刘备于是便征询他关于出兵汉中的看法。周群掐指一算，表示：“虽然能得到土地，但没办法得到人民。还有，如果出动偏师，一定不利，千万小心。”
另外一位算命大师，正是当初嘲讽刘备不长胡子的那位张裕先生，他直截了当地告诉刘备：“不可争汉中，军必不利。”
不过，刘备还是执意攻取汉中，而且还成功了，这便直接导致了两位“命理大师”不同的命运。
由于曹操的移民政策，刘备在汉中确实没有得到多少人口，而且攻打武都的偏师也失败而归，一切正如周群所言，刘备嘉赏他的神准，便以益州牧的身份举其为茂才。
至于爱唱反调的大胡子张裕，可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在这之前，他就私下里做出“庚子（公元220年）会改朝换代”、“壬寅（公元222年）到癸卯（公元223年）刘氏气数将尽”等反动预言。刘备对此大为反感，再加上此人之前曾讽刺自己不像个爷们儿，这回可逮到了机会，便以张裕算命不准、制造反动言论为由，将他处斩。
说起这位张裕张半仙，其实在历史上可是大大地有名，尤其是在占星、预言方面的天赋，甚至胜过同一时代 同样善于此道的周群。
前面曾提到过，张裕预言庚子（公元220年）会改朝换代、壬寅（公元222年）到癸卯（公元223年）刘氏气数将尽。果不其然，公元220年，曹丕逼迫汉献帝禅让；公元222年，刘备败给陆逊；公元223年，刘备逝世。预言准确度百分之百。
张裕还精通相术，也就是所谓的相面。他曾照镜子观察自己的面相，算出自己将会受到刑罚而过世，后来果然应验。此外，担任益州从事时，他曾帮邓芝看过相，预言他将在七十岁以后升为大将军并受封为侯。果然，公元234年，邓芝被拜为前将军，封阳武亭侯，公元243年，官至车骑将军，假节，这一年他正好七十岁。
假如史料记载为真实，那么称此人为半仙绝不为过，然而这样的人却因得罪主子而身陷囹圄，最终死于非命，也算是可悲可叹！
回过头再说刘备攻汉中。
建安二十二年（公元217年），大约是第四季度，刘备的汉中攻略正式启动。他采取两路作战的方式：第一路为偏师，由张飞、马超领军，进攻汉中西北的武都郡；第二路主力，由刘备亲自率领黄忠、魏延、刘封、法正、黄权等军，直指阳平关而来。
汉中与长安之间有险峻的秦岭阻隔，交通只靠子午谷、斜谷等险道连接，为避过险道，曹操进攻汉中时，是大老远向西绕过秦岭，先来到相当于今天甘肃省南部的武都郡，再向东进军的。
因此，刘备在北伐策略上将武都作为首要战略目标，无非是想掐断曹操在汉中的后勤补给线。刘备选择“凉州达人”马超为先导，让最近气势正旺的张飞统领大部，再配以偏部雷铜、吴兰等将领组成一个超豪华阵容攻取武都，对于该地显然是志在必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