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转折
曹操虽然没躲过“建安三八”这道坎儿，但他的团队挺过来了。
曹丕在贾逵、司马孚等高级干部的协助下，渡过了政权交接的阵痛期，成功接手汉帝国丞相与魏王的大印。九个月后，曹丕完成了他老爸遗留下来的艰巨任务——东汉延康元年（曹操死后，汉献帝年号由“建安”改为“延康”，建安二十五即延康元年，公元220年）十月，四十岁的汉献帝刘协宣布禅让，曹丕即任帝位，改年号为黄初。
曹丕封刘协为山阳公，并允许公国内继续施行东汉的历法制度。刘协退位后又活了十四年，一直到魏明帝青龙二年（公元234年）才病逝，在中国历代的末代皇帝中，他无疑算是幸运的。
另一边，走完了十年的大运，刘备集团在“建安时代”结束之际，又进入到一种“密云不雨”、“山雨欲来”的状态。失去关羽和荆州是一大打击，接下来丢掉东三郡，更突显了刘备集团内部的问题。
前一年（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刘封与孟达两路出兵，拿下了上庸、西城、房陵三郡，这三个郡位处山区，地势险要，只要自己不乱搞，基本上不会出现什么状况。然而，人际关系却成为这个军区的致命伤。
刘封是刘备的义子，也是蜀汉政府重点培养的将领。在过去十年的征战过程中，他从一个无名小将，快速成长为一方镇将。此时三十来岁的他，正是趾高气扬、意气风发的年纪，对于曾经卖主求荣的孟达，自然是一百个瞧不上眼。因此两人共守东三郡期间，刘封经常欺辱孟达，连刘备赐给孟达的军乐团（鼓吹）也被刘封占为己有。
孟达则是跟和刘封完全相反的人物，他出身豪族，相貌堂堂，口齿伶俐，反应机敏，城府极深。对于刘封的欺辱，他一直闷在心里，表面上一团和气。事情发展到这，似乎还不算太糟，至少双方仍维持表面的和谐，直到关羽被击斩的消息传到三郡。
当初关羽围攻襄樊地区时，曾屡次要求刘封、孟达出兵助攻，但两人都以三郡初定，情势尚不安宁为由拒绝。现在关羽死了，聪明如孟达者，立马意识到自己将成为发泄的对象。于是在延康元年，孟达带着自己部曲四千余人向曹丕投降。
一个熟悉敌人情势、手握重兵的将领带枪投靠，初掌政权的曹丕自然是大喜过望，再加上孟达的名士风范，正是曹丕的菜。于是曹丕给予孟达高规格的待遇，先是下令将东三郡合并为新城郡，以孟达为新城太守，再任命孟达为曹魏第一代的“散骑常侍”。这一官职是曹丕新设立的，等于是皇帝专属的从官，是将来中央辅臣、地方大员的跳板。
曹丕还经常与孟达同乘一车，唠嗑时勾肩搭背，其亲密的程度，连其他一些官员都颇有微词。
有这位“叛变天王”的加盟，曹丕自然不会浪费机会。
年底，曹魏帝国新任右将军徐晃、征南将军夏侯尚从樊城出兵，进攻东三郡。孟达自然是魏军向导的不二人选，他很尽责地写了封劝降信给刘封，大意是：“将军你和刘备其实非亲非故，但却位居高官，手握一方兵权，将来刘禅一旦接掌大位，一定会因功高震主而疑你，不如现在便投降我国，继承你亲生父亲罗侯的爵位，这才是安身立命之道。”
明眼的看客一望便知，孟达劝降的水平，与老牌说客法正相比，那差得不是一星半点。
刘封当然没有接受孟达的劝降，他整顿军队，决心独立抗战。然而东三郡本地大族显然没有这个觉悟，上庸太守申耽与西城太守申仪兄弟先后投降，最终刘封被魏军击败，孤身逃回成都。
接连丢失荆州和东三郡，当时成都必然是处在一种低迷又肃杀的气氛中，刘封败逃回来正好成为众怒所指的代罪羔羊。
另外，据某些史料记载，诸葛亮此刻也已经考虑到接班的问题，他担心刘备过世之后，年轻的刘禅将压制不住勇猛而又嚣张的刘封，因此唆使刘备趁机绝除后患。
刘备最终接受了这个建议，他安给刘封两项罪名——欺凌同事、不救关羽，然后逼刘封自杀。刘封临死前仰天大叹：“可恨当初不听孟达之言！”
从关羽和糜芳、士仁失和，到刘封与孟达冲突，都可以看出刘备集团因膨胀太快而产生的后遗症。
虽然在成都小朝廷内，刘备力求新旧人马平衡，形成“有志之士，无不竞劝”的和谐局面，但驻外的带兵将领，却没能领会中央的意图，他们手握重兵，满脑子想的都是建功立业，顺带排除异己。
这好有一比：驻外将领如同一支在外征战的篮球队，队员们趁着手气好，各自为政，单打建功。灌了几个篮后就以为自己是姚明了，除了主教练外，其他人都不放在眼里，结果导致内部失和，空有一堆明星球员，战绩却是每况愈下。
搞成这副样子，身为主教练的刘备当然负有主要责任，正是他，造就了急功近利、只要得分就不惜一切代价的政策风格，让集团为此付出了惨重代价。
鉴于此，刘封便非死不可了。
另外还有人推测：刘备被拥立为汉中王后，没有选择刘封为继承人，而是立年仅十三岁的阿斗（刘禅）为王太子，这是刘备有意将刘封边缘化，致使其处境和地位变得日益尴尬和危险。换句话说，刘备在立储之初，便对刘封起了杀心，无论关羽是死是活，孟达是否叛逃，刘封都只有死路一条。
这样的推论草草一看，似乎很有道理，但仔细推敲起来，又稍嫌站不住脚，至少有一点就不能成立，那就是刘封对“汉中王”的继承权问题。地球人都知道，刘封只是刘备义子，在王位继承权上完全可以忽略不计，除非刘禅早夭，他才有可能上位，但也只是在理论上存在可能性。
当然，刘封的存在对未来刘禅的蜀汉政权毕竟具有一定威胁性，所以他的死，也在于其不能明辨大局，未能及时发现自己所处的不利位置，未能作出对自己有利的决断。正如孟达所言：知祸将至而留之，非智也。
在有限的人生中，刘封虽然还没有惊人的战绩，但从入蜀、汉中到攻略东三郡，可以看出他是个有潜力的战将，刘备以“不救关羽、欺辱孟达”的罪名逼死了这位明日之星，杀鸡儆猴的目的十分明显。
不过刘封之死，在当时的成都小朝廷内只是小事一桩，大多数的集团成员包括刘备自己在内，都在忙着另外一件更加重要的事情——称帝。
应该说，这是一个需要周密安排的计划。
第一步，是要大力宣传刘协已被曹丕谋杀的消息，刘备亲自服丧，追谥刘协为愍帝。根据谥法，这个“愍”指的是“在国逢难”，是一个有着同情意味的谥号。
第二步，要搞些“祥瑞”，以证明刘备称帝是天命所归，这一部分由益州[/w/w/w/./w/r/s/h/u/./c/o/m/]本地的儒生们负责。张裔、黄权、尹默、杜琼、谯周、何宗等人联名上书，列举出古代“河图”、“洛书”中一大堆有“备”或“玄”的字句（“洛书”宝号命曰：“天度帝道备称皇，以统握契，百成不败”），以此来证明刘备称帝，是人类钻木取火的时候便存在的预言。
然后儒生们又说，前几年，益州天空常常出现黄气，象征天子出现。汉朝的帝星岁星（木星）后面，也常常看到荧惑（火星）与太白（金星）跟着移动，象征汉朝将有中兴之主。之前因汉献帝还在，所以大家不敢乱说，现在这样看来，汉中王承继帝位，完全是顺天应民啊！
OK，有了名义，又有了祥瑞，那么第三步就是正规的政治仪式了。
大约在公元221年，也就是曹魏黄初二年，年初，许靖、糜竺、诸葛亮等人上书，正式向刘备劝进称帝。
这时，却出现了一点小差错。
就在一片劝进声中，居然有个人唱反调，此人便是犍为人、时任益州前部司马的费诗，他告诉刘备：“今天大敌未克，大王你连殿门都还没踏出去一步，就要称帝自立，我看不大好吧。”
此时刘备一改平日谦逊谨慎的行事作风，连最起码的“辞让”都免了，干净利落地把不识相的费诗发配到偏远地区永昌郡，命刘巴草拟称帝文告，然后就在当年的四月六日，于成都西北的武担山筑坛，正式接受了“皇帝”称号，并建立自己的年号“章武”，设立百官、宗庙，蜀汉帝国从此建立。
从公元184年到公元221年，经过了长达三十七年的艰苦创业，刘备终于完成了儿时的梦想——吾必当乘此羽葆盖车！不过，这只是他第一个梦想，第二个梦想，他把目标瞄准了天下！
当然，继续上路之前，还有许多重要的事得办，比如：拜官。
先说文官。
这时候法正已死，刘巴也只剩下一年的寿命，能担起新帝国行政大任的就只剩下一个人。此人是谁？用脚指头想都知道是诸葛亮。他被任命为帝国丞相，录尚书事，从此开始了二当家的生涯。
军队方面，关羽、黄忠都已去世，硕果仅存的两名上将各升至高位：张飞为车骑将军，领司隶校尉；马超为骠骑将军，领凉州牧。另外，汉中的魏延从镇远将军升级为镇北将军，讨逆将军吴懿则挂上了一个关中都督的头衔，应该是与魏延共守汉中。
至于大家最最崇拜的赵云同志，说来也奇怪，这回升官还是没有他的份，他继续挂着杂号翊军将军的头衔混日子。
有些看官读到此处也许会问：这些称帝拜官的仪式太过无聊，干吗不先把天下打下来再称帝拜官，这样不是更好吗？
其实这些仪式看似无聊，却非常重要。须知，挂上皇帝的头衔不单是为了和曹丕平起平坐，也使得刘备对益州的统治正当化了。刘备此刻已是汉朝的皇帝，所统治的是“天下”，当然也包括益州。换句话说，变动的是“帝国皇帝”这个位置，而不是益州的区域政权。这样的政治架构，可以有效地将刘备集团在益州属于“外来统治者”所产生的冲突化于无形。
至于封官，人家辛辛苦苦跟了你几十年，把你拱上帝位，总得给人家点好处不是？所以说，所谓“封官”，也可理解为是“变相的贿赂”。
闲话少叙，书归正传。
当这些政治秀告一段落后，便该轮到实质的部分了。失去的东西必须讨回，积欠的怨仇也必须报还！在那顶崭新的皇帝冠冕下面，刚满六十岁的刘备，眼神冷酷而果断，他决定要用一个敌人的头颅和鲜血，为崭新的帝国军旗增添第一道光彩。
出来混，总是要还的！
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六月，刘备向孙权正式宣战。
开战反战
蜀汉章武元年，新鲜出炉的大汉皇帝刘备抛出了东征的议题。此举立刻便在成都朝廷内引爆了激烈的论战，反对得最为激烈、立场最为鲜明的，是跟随刘备多年的翊军将军赵云。
赵云义正词严对刘备道：“咱们的仇人是曹操，不是孙权，只要灭了曹魏，孙吴想不臣服都难。如今曹操虽然死翘翘，但他的儿子曹丕篡位，我们应该顺从天下民心，出兵北伐关中，占据渭水、黄河上游，则关东义士必定会接应我们，此乃正义之战。现在我们先和东吴开战，只怕会没完没了，反倒会令曹魏坐收渔利。”
除了赵云之外，广汉人秦宓也认为天时不对，不可伐吴。
此时的刘备已是战意昂扬，他懒得说服这些反对派，干净利落地将秦宓打入大牢，然后令赵云留守江州，不得随同出征。
即使不看之后惨败的结果，以当时的客观情势来看，刘备集团才刚历经两次严重挫败，兵力有限，想要夺回荆州的确非常困难。就算成功取得南郡，又要同时面对北、东两面的夹攻，怎么算都是一笔赔本生意。
我们不禁要问，究竟是什么原因，令刘备执意出兵荆州？
一直以来，这都是一个被经常拿出来讨论的话题，最常见的答案，当然是刘备对关羽的兄弟义气，当时曹丕身旁的谋士刘晔便对刘备攻吴做出过非常深入的分析。
刘晔认为：第一，刘备集团原本就是个战斗集团，之前的失利只能用之后的胜利来弥补，一定要不停地发动战争，才能强大自己；第二，刘备和关羽关系非比寻常，在这个以道义自诩的集团中，刘备如果说出“对孙权要‘以德报怨’”之类的屁话，恐怕连自己内部这关都过不了。
这两个理由当然都成立，但笔者认为刘备非要攻打荆州不可，主要还是因为来自荆州兵团的压力。
当年刘备带了几万名荆州军人来到蜀中后，许给他们一个美好的梦想：你们将是天府之国的主人，拥有享用不尽的荣华富贵，当你们再次回到故乡时，你们不只是富人，还是英雄，将受到所有父老乡亲的尊敬与崇拜。
结果是：理想很丰满，现实很骨感——这个梦只实现了一半。
荆州人倒是成了益州的主人，财富确实是积累了不少，但故乡荆州却丢了，还是丢在“万恶”的江东人手中，荆州军人们怎么可能接受这样的结果？什么北伐中原，老子现在可没这个心情，回家！走人！
刘备称帝时拜马超为凉州牧，拜张飞为司隶校尉，拜吴懿为关中都督，可见刘备其实还是将凉州、关中作为主要的战略目标，但在荆州兵团的强大压力之下，他必须先将兵锋东指，至少也要向孙权讨一个说法先。
在这场有关“开战或反战”的论战中，一个关键人物的态度，成为了大家关注的焦点，那便是刚成为帝国二把手的诸葛亮。
然而遗憾的是，在这场论辩中诸葛亮始终保持沉默，并没有表明立场，直到隔年刘备战败的消息传回来，留守成都的诸葛亮这才叹了口气，不无伤感地说：“如果法正还活着，他一定可以劝阻老板东征，即便是东征，也不会败得连裤子都不剩。”
诸葛亮这句著名的“马后炮”，引来后世的无限遐想，最常见说法是：和法正相比，诸葛亮根本不受刘备的信任，所以战前的发言没有分量。而一些“反亮”人士则认为这种论调恰恰是诸葛亮“军事才能的不足，沟通能力欠佳”的有力证据。
易中天教授在他的《品三国》中有另一番见解，他认为：在此时此刻，刘备和诸葛亮已经面临理念上的分歧。刘备想割据，而诸葛亮重复兴。这种理念上的冲突，造成诸葛亮在此紧要关头的闭口不语。
易先生的解释对不对呢？
笔者不敢说错，但总觉得太过于“形而上”了，所谓“理想、民族、大义”之类，跟现实相比，显得是那样苍白而无力，我们只要稍微留意下诸葛亮当时所身处的内外环境，就不难发现他有口难言的真正原因。
问题仍旧出在江东那边。
自吕蒙死后，诸葛瑾接替了南郡太守的位置，倘若刘备东征，诸葛瑾所在的南郡，必定是第一目标，诸葛亮和他老哥虽分属两个阵营，但兄弟关系是铁一般的事实，此刻他如果提出任何反战言论，必然会被人理解为“以私废公”，甚至是“私通外国”（后来诸葛瑾在江东就有这样的传言），即便刘备信任诸葛亮，但这份信任也将大打折扣，倒不如省点口水，中立就好。
另一方面，诸葛亮本身就是荆州集团的代表，一大票荆州干部都是他领进门的，当这些同侪都用荆州方言高喊“消灭东吴、还我荆州”时，诸葛亮恐怕也不便提出相反的意见，因此，中立就好。
有些时候，分析事情没必要想得那么复杂，从人性的角度出发，分析出来的结果也许更加贴近真相。
话说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六月，东征决策拍板定案，刘备亲自来到巴地首府江州，各路蜀军也陆续集结，准备顺着长江水流，一举荡平荆州。然而就在出兵的前夕，一个传令兵突然冲入刘备大帐，说巴西阆中军队有密报，十万火急。
巴西？阆中？十万火急？
刘备只觉得眼皮一跳，失声道：“难道……三弟他出事了？”
很遗憾，刘备这次猜对了。
张飞之死
张飞死于一场谋杀，他手下部将张达与范疆在发兵前一天动手，将其刺杀，并割下首级，顺江逃亡，投奔孙权。
张飞的死，在史料上的记载就这么简略，我们不知道张达和范疆的作案动机，也不知道他们是用什么方法杀死了这位万人敌。
好在《三国演义》将这些空白情节补足，所以我们现在都知道，张飞是为了帮关羽报仇，责令张、范二人连夜打造白盔白甲，否则处斩。张、范发现这根本就是一项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铤而走险，趁张飞熟睡之际，一刀刺进张飞腹部，再割下其首级。
虽然上述是小说家言，不能当成历史来读，但小说上的说法，就真的一点历史根据都没有吗？
有，而且不止一点。
根据史料记载，关羽和张飞是两个风格截然不同的主管。关羽很讨厌那些读书的士大夫，但对待低阶士兵却相当友好。而张飞则正好相反，他礼敬读书人，还曾因敬慕刘巴的名声，特意跑到人家里睡了一晚，但他对待属下却相当苛刻，非打即骂，动不动还要砍人。刘备就曾警告过他多次，说这样下去迟早会出事，但他仍我行我素，最后果真死在自己属下的手上。
据此合理推测，张飞极有可能是对张、范二人进行了侮辱性的人身攻击，甚至是以死威胁，张、范二人或是为泄愤，或是为自保，于是合谋杀死了张飞。
张飞死后，遗体便葬在阆中，后人也在阆中为张飞立了庙。至于张飞的人头，其实也不在孙权那里。据说范疆和张达带着张飞的首级顺江逃亡，路上就将首级丢进了长江之中（大概是为了躲避盘查，毕竟那东西又大又沉，太过显眼）。张飞于是托梦给一位渔夫，将他的首级打捞起来，葬在四川东部的小镇云阳，使得张飞“身葬阆中，头葬云阳”。
云阳不久后也立了一座张飞庙，一直保留到今天，因为庙中收藏了很多名画字帖，使得云阳张飞庙比阆中张飞庙的名气还大。公元2007年长江三峡大坝兴建造成水位上涨，当地政府将张飞庙迁移了三十二公里。
镜头再转回公元221年。
张飞之死对于刘备东征的冲击很大，张飞在军中的资历最深，又担任过宜都太守，当初征服益州，他带兵一路沿长江打进来，对于长江沿岸作战经验丰富，再加上他擒严颜、败张郃的威名，各军都督的位置原是非他莫属。
失去了张飞，赵云奉命留守，马超又不得重用，刘备这回东征，显然缺少了一个既有威望，又有经验的将领担当起统筹、领导的角色。
不过，显然这些困难仍旧无法阻挠刘备进攻荆州的决心，他自己就是一位身经百战的宿将，于是他决定亲自带领年轻的荆州将领，好好打这一场属于荆州人的战争。
经过刘备的重新组织后，担起都督诸军重任的，是南郡人、时任领军的冯习，前部则由同是荆州人的张南负责，这二位仁兄先前的事迹均不明，只知道是随刘备从荆州入蜀，估计两人的年纪都不大，职位不高，也没什么功劳，都督诸军或都督前部这种重责大任，自然也是头一遭。
有道是“每个人总要有第一回”，但那只适用于小打小闹，像这样大规模、具有决定性意义的重要战役，派两位“新手”上场，只能证明此刻刘备的神志，已处于半疯狂的状态。
东征行伍中其他的荆州将领还有辅匡、傅彤、向宠（向朗的弟弟）、赵融、廖化等人，刘备让他们独立统率部队。这些将领在之前都没有可圈可点的醒目战绩，刘备或许是想利用这次作战给他们好好磨炼一下，希望可以从中提拔出一两个至少有刘封水平的统帅级人物。
参加东征的荆州人还有马良，当时他担任新帝国侍中一职，相当于国策顾问，是本次东行身份最高的文职官员。另外还有庞统的弟弟庞林，刘备让他加入黄权的部队，负责江北的作战。
除了荆州人以外，刘备还动员了巴地的将领，巴地多山，民风善战，自古有“巴将蜀相”的说法。
首先加入东征队伍的是巴将之首黄权。经过汉中之战后，他已经成为刘备最信任的巴蜀将领。他挺身而出，自告奋勇要为刘备打前锋，不过刘备当然不会让这位外乡人抢走荆州人的风头，便让他当镇北将军，率军从江北进军，防御北方的魏军。
随军出征的还有巴郡阆中人程畿。在刘璋时代，他曾担任汉昌县长，手握精锐的板循佣兵，是一个性格硬朗的悍将。另外一位非荆州籍的将领是吴班，他是吴懿的族弟，北方陈留人，细算起来也算是刘备的小舅子（或大舅哥），率领水军，担任全军前锋。
弃黄权而不用，却让自己的亲戚、同样非荆州籍的吴班担任前锋，刘备的私心可见一斑。
蜀汉章武元年（公元221年），七月，刘备的复仇大军正式从江州开拔，沿长江直指荆州而来。荆州各兵团士气昂扬，打从入蜀以来，已经十年未尝一败，他们早已不是当年刘表麾下的那支仪仗队，这次面对江东水贼，荆州人要让他们把不该吃的吐出来，并付出相应的代价。
然而他们不知道，对于大多数的荆州将领及士兵而言，这次东征将是他们的最后一战。
刘备亦然。
外交艺术
面对刘备的复仇东征，孙权很早就开始着手准备。公元220年，刘备称帝前后，孙权便将首都由东方的建业搬到江夏的鄂县，改名为武昌，使东吴中央有更多余力照料新征服的荆州。
当时吕蒙已经过世，他的部队由昭武将军朱然接掌，镇守江陵，南郡太守的头衔则给了绥南将军诸葛瑾，戍守公安。江陵以西，负责防守的是右护军、镇西将军陆逊，他担任宜都太守，镇守宜都、夷陵等地。宜都更西面的秭归和巫县，则另外成立固陵郡，由振威将军潘璋担任太守。
说起潘璋，此人可称得上是个怪人。他好酒好赌，且欠钱不还，每次带几千人出征，总把营区搞得乌烟瘴气，像有几万人似的。只要一有空闲，他马上开军市，结果他的部队里什么玩意儿都有。击斩关羽之后，潘璋声名大噪，接着他又合并了甘宁死后留下的部队，兵强马壮。孙权将这么一个极具侵略性的人物放在最西线，恐怕不只是为了防御，多少还有点图谋巴蜀的意味。
此外，孙权将原本在交州“只手遮天”的平戎将军步骘调上来，率领万余人镇守长沙，加强荆南的防御。
除了军事上的布局，孙权更力求在政治上深化江东对荆州的统治力。他赋予陆逊人事任免权，让他可以自由拔擢荆州人士。同时，孙权也重用前州从事、武陵人潘濬，凡荆州事务一概征求他的意见，加强施政的本土性。
军事内政兼具，刘备当然明白，孙权绝不是一个简单的敌人，要想夺回荆州，光靠武力是远远不够的，还得依靠某位仁兄的帮忙。
七月，刘备的复仇大军才开离江州，马上就接到江东的议和书，老规矩，议和书是由“和平之驴”诸葛瑾执笔。
在小说《三国演义》中，诸葛瑾提出的和平条件是：
一、送还孙夫人；
二、遣返降将（糜芳、士仁、范疆、张达）；
三、交还荆州。
罗贯中老先生之所以这么处理，无非是想告诉大家，连这么优厚的条件刘备都不答应，足见刘备与关羽、张飞之间的义薄云天。
但根据史料记载，诸葛瑾这封议和书其实只是单纯的过过嘴瘾，连“投降输一半”之类的条件都没有。诸葛瑾告诉刘备：“陛下和关羽的关系，与汉献帝的关系，哪个比较亲近？荆州一地和天下，哪个比较重要？只要审酌轻重，就会知道眼下攻打荆州，完全是个错误的决策。”
这种“伟大的废话”当然不可能有任何效果，刘备大概会想：“这还用说？当然是关羽和我比较亲近，我连刘协那小子长什么样儿都快忘了，亲密个屁！荆州和天下哪个重要？没有荆州哪来的天下，你小子唬人也要看对象。”
于是他将江东使者斥回，继续向东方挺进。
刘备发兵之后不久，前线便传来了好消息，两位领军将领冯习跟吴班旗开得胜，在巫县击败了江东将领李异跟刘阿，打通了长江三峡。江东军展开大撤退，一口气让出秭归等重要据点，一直退到离江陵只有一百五十公里左右的夷道、猇亭一线。
刘备大喜，蜀汉大军遂趁势前进，重兵进驻秭归。
从孙权主动议和到主动撤退，刘备知道，孙权也在担心那个人的反应。
那个人便是曹丕。
其实魏、蜀、吴三国之间的烂账，说白了就是一场赌局，彼此之间藕断丝连，牵一发而动全身，倘若蜀汉攻打东吴，曹魏不可能置身于事外，只要曹魏选择去开某一国的后门，便能够改变战局。
客观地讲，刘备的后门要比孙权牢固一些，汉中多山，有魏延和吴懿重兵把守，曹操先前又清空了武都郡，再加上曹丕即位之后，西凉羌胡叛乱无常，种种原因，使得曹魏发兵汉中的概率大幅度降低。
反观孙权，征服荆州之后，他必须面对更加广大的北方防线，打从东海岸起，曹魏的一级统帅包括臧霸、曹休、张辽、满宠、徐晃、曹仁、夏侯尚等，布满了淮河、汉水一线，如果曹丕下令动手，再加上刘备的复仇军团，恐怕孙权也只能大呼“吕蒙误我”！
刘备赌的就是这一点，以他的兵力，独立作战夺回荆州有一定难度，但如果曹丕肯在后面捅孙权一刀，孙权就算不仆街，也必定让步。
就因为这样，蜀汉的东征进行得相当缓慢，公元221年夏天巫县大捷后，刘备并没有趁胜大举进攻，反而让军队停留在秭归，他自己则坐镇第二线鱼复，整整四五个月没有动作，笔者认为，刘备就是在观望曹丕的动向。
要想争取曹丕的配合，当然不能只靠运气。早在建安二十五年初，曹操过世之时，刘备就派出了使者前往北方吊唁，企图改善蜀魏关系，为东征铺路。但这个举动“猫哭耗子”的味道太过明显，曹丕并不接受。
这种把戏天知地知你知我知，刘备懂得拉拢曹丕，孙权当然也会。长久以来和刘备在荆州议题上摸爬滚打，孙权比刘备更明白外交的个中三昧，在对曹丕的外交工作上，孙权找到了一个枢纽人物，他的名字叫浩周。
浩周是上党人，父祖不详，估计是士族出身，最高曾当到徐州刺史。建安二十三年襄樊大战时，他担任于禁的护军，随着于禁投降关羽，之后也一同成为东吴的俘虏。孙权看出此人的价值，因此给予他相当高规格的待遇，而浩周也就这样傻乎乎地相信了孙权是个好人，成为一连串错误的肇事者。
建安二十五年初，曹操过世，孙权派浩周回到北方，向曹丕传达自己的“赤胆忠心”，孙权表示：之前边境的军事冲突都是误会，纯属擦枪走火，希望能建立双方军事互信机制，曹魏应该坦诚相告边界军队部署的情形与目的，避免再有类似的冲突发生。
曹丕看了孙权的信，半信半疑，孙权之前背盟的记录不少，谁也不敢保证这次是真的。浩周先生就在这时派上了用场，他拍胸脯保证，孙权一定是真心投降，而且这次必定愿意将儿子孙登送来洛阳当人质。也不知道浩先生哪根筋不对，他居然还向曹丕发下毒誓：要是孙权不归降，我全家死光光。
大概就是因为浩周这种拿身家性命作保的气势，曹丕最终接受了孙权的投降。当年底，曹丕即任帝位，又派浩周出使孙权，要求孙权送交质子。
当浩周告诉孙权他是用身家性命为其担保时，孙权痛哭流涕地说：“浩兄，你用全家性命为我担保，我……我还有什么话好说？”他的确是无话可说，但将儿子送去做人质这种蠢事却是万万不会做的。
浩周回去后，孙权前前后后又给浩周（不是给曹丕）写了好几封信，首先强调自己一定会送儿子过去，但儿子年纪太小，需要管教，稍后再说。过了一阵子又说，会派宗室重臣孙桓一起过去。又过了一阵子，说连江东元老张昭老先生也要陪同去洛阳，时间就在今年的十二月份，说得有鼻子有眼。
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讲，这是一套很高明的催眠技巧，它让浩周和曹丕觉得整件事一直在向前发展，但其实什么都没做。
其实当时洛阳朝廷中，也有人建议曹丕应该配合刘备攻打江东，例如刘晔，他很明确地分析道：如果曹魏此时出兵江东，东吴必亡，到时蜀汉独木难支，不可能和曹魏对抗。但曹丕当时已被孙权的“催眠术”给忽悠住了，不但没想过要去开孙权的后门，甚至还反过来想要跟孙权联手，一同攻打蜀汉。
曹魏黄初二年（公元221年），十一月，刘备巫县大捷之后不久，“魏吴同盟”正式确立。曹丕降诏，封孙权为吴王、大将军、荆州牧、都督交州，外加至高无上的“九锡”，表明了在吴、蜀之战中，曹魏力挺东吴的态度。
当年濡须之战，曹操和孙权对阵时，见江东军阵列严谨，曾发出感叹：“生子当如孙仲谋，刘景升儿子若豚犬耳。”
公道地讲，这句话算是曹操的肺腑之言，但曹操只将刘表的儿子恶心了一把，好像忘了将自己的儿子拿出来比较一番（孙权比曹丕大四岁而已）。或许孰优孰劣曹操心知肚明，只是开不了口罢了。
这场外交大战，最终以刘备的彻底失败，孙权的彻底胜利而告终。与曹丕成功缔结了盟约之后，孙权终于将悬着的一颗心放了下来，全副身心对付他的前妹夫刘备。
公元222年，三十九岁的陆逊被任命为大都督，率领韩当、朱然、潘璋、宋谦、徐盛、鲜于丹、孙桓等将领，约五万大军进驻猇亭。在这里，新一代的江东鳄鱼头领，将为刘备搭建一座华丽、灿烂，也是最后的战争舞台。
纸上谈兵
摆平了曹丕，江东军展开了第一次反击。蜀汉章武二年（公元222年）正月，江东军在老将宋谦的率领下，击破蜀军五个堡垒，击毙蜀军负责将官，为江东在巫县失利后挽回了一些颜面。
然而这次反击彻底激怒了刘备，当时他应该已经得知“曹吴联盟”的消息，知道短时间内，曹丕不会对江东下手。这么一来，要取得胜利就只剩下一个最原始的方法：血淋淋的军事战争。
就在宋谦反击之后，刘备下令总动员，蜀汉大军水陆并进，大举进入荆州西界。刘备率领陆军亲自进驻秭归，水军则由吴班与陈式统领，进屯夷陵，控制长江两岸。次月，蜀军继续前进，江南主力部队直推进到夷道县的猇亭，江北的侧翼军团则在黄权的带领下进入夷陵境内。
刘备另外派马良由佷山前往南方的武陵郡，串联当地的原住民。武陵蛮头目沙摩柯接受招抚，带领部族北上加入战局，零陵和桂阳两郡的原住民也纷纷响应。一时间，荆州西、南两面已树起无数“汉”字大旗，时隔多年，刘天王仍旧魅力不减，可喜可贺。
相较起来，江东军就显得不太爷们了，统帅陆逊带着主力部队一直龟缩于猇亭，整天只会向孙权放大话，说什么夷陵是要害，一定要守住（废话）。刘备以往作战败多胜少（这倒是实话），这次放弃水军单用陆军，又用过时的阵法，凭借至尊（孙权）的护佑，一定可以击败敌军云云。这一番话，怎么听都像是在吹牛。
唯一比较有胆量的是年轻的孙桓。他父亲孙河原本姓俞，因长期追随孙策，被赐姓孙。十五岁那年，孙桓曾在京口见过前来借荆州的刘备，在他的印象中，刘备只是个混得不咋样的落魄大叔，点头哈腰向孙权讨碗饭吃。
十年之后，二十五岁的孙桓首次披挂上阵，官拜安东中郎将，投入对蜀军的战斗。年轻气盛的他依照少年时的印象行事，率领部队单挑在夷道的蜀军前锋。然而刘备并非他所想象那样，是个靠乞讨过活的落魄大叔，结果孙桓一战不利，反陷入蜀军的包围。
按理说，像孙桓这种“少爷”级的官二代，遇难非救不可，否则这黑锅铁定是要背的。但说来也奇怪，陆逊却好像压根儿就不把孙桓受困当做一回事，他按兵不动，丝毫没有出兵救援的迹象。
刘备又派了吴班率一支部队驻扎在无险可守的平地，企图吸引江东军出击，但同样的，猇亭大营营门紧锁，没有丝毫发兵的迹象。
刘备笑了，且笑得很开心。
他听说过陆逊的名字，知道这个三十九岁的年轻人出身吴郡大族，娶了孙策的女儿之后平步青云，一路干到右护军、镇西将军的位置，是个能说能写的文化人，不过担任诸军都督还是头一遭。这回孙权用他带兵，很多将领都不服气，且指挥一团糟，别说进攻，现在连自保都成问题。
看到陆逊带兵，倒是让刘备想起了一个人：马良的小弟马谡。同样是出身世家大族，读过很多书，喜爱议论军事，但真要是上了战场，恐怕死得最难看的就是这类人。
对于在沙场上摸爬滚打了一辈子的刘备来说，这些在书斋里高谈阔论，甚至将战争上升到哲学高度的书呆子们，只不过是一群纸上谈兵的家伙，瞬间便可以结束比赛。
然而我们都知道，这是一个错误的评估，不但错误，而且错得相当离谱。要知道，《三国志》中除了君主之外，只有两个人拥有单独传记，一个是诸葛亮，另外一个便是陆逊。
没错，陆逊确实是大族出身，确实有丰富的学术功底，也确实年轻，但他却不是一个光会纸上谈兵的书呆子。他不救孙桓是因为他评估孙桓守得住，不必救；他不打吴班是因为他预料到刘备会设下伏兵；而面对内部不谐的问题，他自有高明的处理方法。
好吧，就让我们重新来认识一下陆逊。
陆逊，本名陆议，字伯言，江东吴郡人，东吴四大都督中最长寿的一位。陆家为吴郡四大士族之一，陆逊的祖父陆纡官至城门校尉，父亲陆骏官至九江都尉，不过在陆逊小时候父亲就过世了，于是他投靠担任庐江太守的从祖父陆康。
兴平元年（公元194年），孙策奉袁术之命进攻庐江，陆康便将陆逊和自己的儿子陆绩一起送回吴郡避难。陆逊是个早熟的小鬼，那年他大概才十一二岁，便已经可以帮叔叔撑起门户了，俨然成为族中新一代的执法者。
建安九年（公元204年），二十一岁的陆逊正式投入孙权幕府，他先是担任府中的东西曹掾，之后出任吴郡海昌的屯田都尉，开始了他十五年讨伐山越蛮族的生涯。和其他江东将领动辄便对山越斩首五千、斩首七千的灭族式作战相比，陆逊的策略倾向于剿抚并重，在讨伐的同时他不断招降原住民，并将其中精壮者编为部队，也就是因为这样，孙权才会将孙策的女儿嫁给陆逊，并开始重用他为参谋顾问。
建安二十四年（公元219年），三十六岁的陆逊第一次投身三国间的战争，他配合吕蒙江陵作战，快速袭取西面和西北的宜都、房陵、南乡三郡，彻底断绝了关羽的退路。陆逊随后扫平秭归一带多股拥刘力量，受封为右护军、镇西将军、娄侯，年纪轻轻就成为江东西线的最高军事长官。
《三国演义》第八十三回的回目，说陆逊是“书生拜大将”，这是戏剧化的夸张说法。从上面的履历不难看出，陆逊从二十来岁起就开始带兵，前前后后也打了十几年的仗，并不是全无经验的学院派。
然而东吴诸将不服领导却并非子虚乌有，而是真有其事。
面对刘备的进攻，孙权所动员的都是资历很硬的将领。偏将军韩当是孙家资历最深的武将，从孙坚时代就跟随作战，若论资排辈，陆逊属于孙子辈；昭武将军朱然是孙权的老同学，战前镇守江陵，假节，于私于公都是动不得的人物；建武将军徐盛与振威将军潘璋则是孙权一手提拔上来的亲信；即便是背景神秘、没有任何头衔的将领宋谦，也是孙策时代起的元老，当年孙策和太史慈单挑时所带的十三骑中，这位宋先生便在其中。
面对这么多资格老、背景硬的老同志，即便陆逊不是个省油的灯，他也还是有些罩不住，江东诸将各自为政，不肯互相合作。
面对这样的情形，陆逊并没有向孙权打小报告，他在一次会议上发表了一番言辞恳切的演讲，他说：“刘备是个强敌，今天大军压境，各位应该通力合作，协力抗敌。小弟我是个读书人，上头之所以委屈各位听我指挥，是看在我虽然没什么本事，但能忍辱负重，所以，请各位各司其职，切勿再有违法乱纪的情况发生。”
这篇演说其实很老套，江东诸将未必因此就对陆逊心服口服，但至少他们克制了自己的傲慢，维持了表面上的团结。而单单就是这表面上的团结，就足以使江东军立于不败之地。
公元222年，从三月起，蜀、吴两军在猇亭展开了对峙，刘备虽然一时无法突破陆逊的密集式防线，但对于打持久战，他更加有信心：后头有益州诸葛亮、李严、赵云的完整补给线，蜀军绝对有久耗的本钱，即使不打下江陵，也能巩固夷陵一带。而且，吴、魏关系可能随时会发生变化，那时，便是发起总攻的最佳时刻。
然而，这回胜利女神并没有眷顾刘备，陆逊并不只是一味防守，他只是在观察，就如同鳄鱼沉在泥沼之中，只露出一双浑浊的眼睛，扫视那些正准备渡河的可怜牛羚一般。
在四个月的蛰伏之后，陆逊终于发现了刘备的致命破绽。
落败而逃
“火烧连营七百里”是一个非常壮观的场面，按照现如今的换算方法，这大约相当于三千座标准足球场（足球场长度最多不超过一百二十米，最短不少于九十米）的总长度，然后一把火全部烧光光，这在理论上是可能的，但在现实中有点困难。
在历史记载中，刘备所谓的“七百里连营”，其实是曹魏情报单位送给曹丕的报告，可能情报人员知道曹丕比较喜欢文学性的描述，所以用了夸张的修辞。根据蜀、吴两方的正式记载，刘备在夷陵的布阵，其实是在战线上设下了大约五十座营寨，固守险要，并没有强调它们是“连”在一起的。
刘备这样布阵引来后世许多人的批评，最主要的问题是这样布阵容易分散兵力。刘备本次东征带了多少人马不清楚，十万可能已经是最高上限，保守估计可能不到五万人。以这样的兵力设置五十营，一营平均也不过一两千人，这就给了敌人各个击破的机会。
此外，在没有手机、电话和互联网的时代，过度分散的布局会造成指挥上的困难，尤其在缺少足以压阵的高级将领的情况下，所有的指令全部来自刘备本身，一旦刘备和各营之间的通讯被切断，整支军队便容易陷入混乱。
相信刘备的智商应该不至于比我们还低，他前前后后打了那么多年的仗，为何会作出这样的误判？这颇令人费解。
比较常见的解释是：刘备为了适应山区的破碎地形，只好分散兵力布防。
笔者认为，这样的解释只是一方面，更主要的可能是刘备的轻敌心理，加上对人事问题的妥协所造成的双重错误。
就前者而言，刘备不认为陆逊会进行反击，因此将兵力分散也无所谓。就后者来说，由于欠缺压阵大将，导致荆州诸将谁都不鸟谁，刘备只好让其各自带兵，直接听令于自己。同时，除冯习为大都督，张南都督前部外，辅匡、赵融、廖淳、傅彤等都被任命为“别督”，拥有一定的指挥权，这也符合刘备本次出征“练兵”的主旨，让大家都能独当一面，看谁才是接班人。
当然，也不能排除这是刘备使的一个诱敌之计。
刘备为了引诱陆逊出战，最开始用的计有些小儿科，派吴班带数千人前去挑战，自己则带八千精兵埋伏于后，结果陆逊压根儿就没搭理他。不得已，刘备只好采用极其大胆的战术，扎下五十座军营，把兵力分散，摆下长蛇阵，如果陆逊出击任何一营，利用己军的机动性迅速把兵力集中，与其进行决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