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七章，是说他“反共抗俄”必胜，老调重谈。 §§§第八章，规定反共抗俄的总目标是建立“人同世界”。
总的说，他的三民主义和反共思想，在《反共抗俄基本论》中，有了进一步的发展。在大陆时期，他主要提倡礼义廉耻即三民主义的新生活运动，并在民生哲学或力行哲学上，用主观唯心论（自称心物一元论），来反对马克思、列宁主义和中共的共产主义和新民主主义思想，的确不是马克思主义的对手。逃到台湾后，蒋发表了这本小册子，在理论上全面地阐述了三民主义的原则和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以及“反共抗俄”的思想。
他对三民主义的新认识和反共抗俄理论的主要内容是：首先改释中国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不再标榜“三民主义”即礼义廉耻”，这是一大变化。
其次是国民党的吸收对象包括了工、农等劳动人民，扩大了社会基础。
再者，是国民革命性质和方略的进一步说明：性质是民族、政治和经济革命；方略是在军、训、宪三政时期之外，加上了经济和社会问题在建设中解决，而不在破坏中解决。
此外：就中国社会性质和马列理论方面进一步“研究和批驳”，（见前），说明国民革命无阶级斗争之事。同时进一步阐述民生史观，指出民生是精神和物质的统一；并以人类求生存为社会历史之动力，反对以阶级斗争为社会历史的动力。
他还认为，反共抗俄，必须进行军事、政治、文化思想、经济、社会诸方面的总体战，才能成功。
故蒋到台湾后，其反共思想有了深入一步的发展，由以武装反共，转向以理论、思想方面为指导的总体反共为主，军事则居其次了。
修改中国国民党党章
国民党党章于1924年1月28日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上通过（在广州）。先后曾作四次修改。七全大会进行第五次修改，定该党章为十二章八十条。这次将“总章”二字改为“党章”。所增加的新内容有十点：
主要是：明确规定“中国国民党为革命民主政党”；以青年、知识分子及农、工等广大劳动民众为社会基础；党的领导原则是以政策领导政治，以工作考核党员；党政关系是以主义定政策，以政策定人事，以组织管理党员，党的决策要责成十部党员贯彻实行；党员应为民众服务；每年举行党籍总检查一次，以考核党员，加强党的组织性；小组为党的基本组织；各级委员会执行纪律；中央设评议委员；区、乡、镇设区党部。
国民党“七大”规定的政治任务是：反攻大陆，重建“中华民国”；厉行民主廉洁政治；保障国内各民族一律平等。
外交，促进太平洋地区反共友邦团结，与非共产国家合作贸易。军事上，厉行精兵政策；加强在大陆的军事游击；改善军人待遇和生活。经济上，自力更生，加速工业化，实施限田政策；稳定物价；改善合作事业；健全社会经济。
教育方面，以三民主义为中心，培养伦理、道德、民主精神；普及“国民教育”和实行军事训练；注重人格教育。
在社会上，辅导“国民就业”；举办社会保险；改善农民生活；保障劳工妇女权益；扶植“青年爱国组织”。
对华侨则确保侨胞权益；奖励侨民教育；扶植海外文化事业，鼓励侨胞回国服务和投资于生产事业。
10月18日，大会通过《中国国民党反共抗俄时期工作纲领》，共三个部分：（一）巩固自己。（二）结合民众。（二）“摧毁敌人”。
中国国民党七全大会，使中国国民党开始走上了一个新的里程：加速建设台湾的时期。
《苏俄在中国》
1956年12月25日，蒋介石发表他的最后一本专著《苏俄在中国》。蒋写此书的目，是对苏联赫鲁晓夫的“和平共处”论进行的批驳，劝美国切勿上苏联的当。因而对苏联和中国的和平共处历史，进行了系统深入地分析。然后指出世界范围内的反苏反共策略：在美国领导下，对苏联和中共进行有准备的总体和重点主义的战争。
此书初稿，只有四、五万字，后经蒋多次修改、不断补充，最后成书时，共二十四万余字。
本书共分四编，二十一章。
第一编，关于“中俄和平共存的开始与发展及其结果”。
他首先把马克思主义说成是“当时欧美民主革命的一股逆流”，“他的企图是破坏民主政治而建立专制制度”。其次他说列宁的“无产阶级专政”和毛泽东的“人民民主”，也是“集权主义政权”同时谈到他1923年访苏的观感，在当时即认识了苏维埃“乃是专制与恐怖的组织”。
文中分析，当时被列强压迫下的中国，成为苏联传播共产主义种子的大好园地。于是形成孙中山与中共、苏联的“和平共存”关系。但为时不长。他追述了1927年至1937年间以后国共之间斗争的历史，他认为是斯大林在指导中共的行动。
1931年“九·一八”后，蒋提出了“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
1935年7—8月间，在第三国际指挥下，中共提出统一战线和建立联合国防政府的问题。以后，又形成国共再次合作和互相间摩擦、谈判的历史。蒋表明拒绝联介政府的原因是苏联灭亡东欧的公式欲运用于联合政府，和1924年、1927年的经验教训。
然后说中共于抗战末期，想夺取政权与破坏国家统一。由于“苏联破坏调停”，企图利用中共为其第五纵队，达到其独占中国的目的。因此，得出与苏联、中共“和平共存”的结果，是造成苏联独占中国的态势。
第二编，关于反共斗争的成败得失的检讨。
他认为抗战胜利后，人民的厌战情绪和反共意识的瓦解是“中国反共战争惨遭挫折的一个基本根源。
他分析了反共失败的组织和技术上的缺点以及政策和战略的错误。此与他1952年的检讨有些不同之处，主要是把对中共的和谈说成是战略错误，把与中共的和谈，归之于和平共处的错误。他对雅尔塔条约、中苏复交、东北未能交联合国解决“遂使我们遭受这军事上无可挽回的失败。以至于他认为根本不应和中共合作抗战。他说：“而我政府对共党谈判和对共军收编，乃是政策和战略上的一个根本错误”
另外，在理论上不充实，宣传反共不主动，导致了“宣传的失败”，在社会上，“反共即是法西斯”的思想占了丰流，致使他必须受这种国际和国内思想的牵制，不能自主行动。再者，其“反共意志不能集中，且手段不够彻底”，如对中共的外同组织和同路人就“过于轻忽”等等。
对经济崩溃问题，他推责宋文任行政院长时的政策失误和美国对华贷款（1946年于抗战胜利后，因中共的反对）突然停止，致使国家金融紊乱，通货膨胀。
同时，对世界民主集闭的反共策略问题，也进行了探讨。他认为民主集团不能直接对苏联为首的共产集团作战，应间接作战，并打破中立主义者的幻想，使军事战术与政治战术协调一致，使“铁幕外的民族运动与铁幕内的革命运动互相策应，……以确保永久和平”。
第三编是讲苏共“和平共存”目标及其最后构想。
